第二章

    刑侦处重案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二楼顶东头一个破旧的房间里。叶民主刚转业时去公安局找人曾经去过一次。那也是早上，阳光被窗口割成四四方方一块块地排列在枣红色地板上，显得极其地抢眼。这给叶民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回，叶民主发现窗帘全都拉上了，窗帘也是枣红色的，春天温情脉脉的阳光都被阻隔在外。叶民主和科长进门前已有几个警官和联防队员在里面坐着说笑。联防队长邱建国也在其间，叶民主鄙弃地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他。


    警官们见各种恶性案子见得多了，再大的事儿到了他们那里都一派波澜不兴的风度。只要死的不是自己亲近的人，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开起心来一样疯似地大笑，以及三言两语地用一些多少有点儿黄的笑话相互调侃。联队队员虽说在别的素质上还不行，可在这一点上已经很有些警察的味道了。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地相互攻击取乐，然后哄堂地大笑。就在笑得很起劲时，叶民主和科长一脚踏进了门。警官小邰说：“喂，我说叶民主，你们怎么搞的，总给我们找事？”


    邱建国一边添了一句，说：“那还不是恐怕你们失业？”


    这话本没有什么好笑之处，可那一刻大家笑神经正活跃，便又接着大笑起来。一句话和一顿笑叫叶民主和科长竟一时难堪得无言以对。不久前他们厂里钢材被盗业已麻烦了公安局好几次，小邰带了人深夜冒着大雨埋伏了好几天，才抓到三个小年轻人，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保安。保安队归保卫科管，虽说是些业余警察，可也应当挑些正派人才是。厂长为这事气得半死，科长只得连连地写检查，边写边在办公室里骂人。叶民主心知科长的冤枉，因为保安队的人选是厂里指定，并非科长有权选择。十二个人中有十一个跟厂里的干部有亲朋瓜葛，剩下一个就是科长自己。因为队长是由科长兼的。当保安自是比在车间里作炉前工以


    及车钳刨洗以及翻砂以及所有机械地操作要舒服和自在得多，但凡有一点门路的人到这时还讲什么客气？科长倒还真提出过是不是审核一下。可被厂里的领导给否了。厂里领导哪个手上不捏了一把要求照顾的条子？现在改革正改得紧张，提干、上学皆得要真才实学，后门不太好开，好容易成立个保安队，还不赶紧将手上这些包袱甩了出去？这一来自然没有人去听科长的话。只是出了事，这帮当初没有听科长话的人才又说，搞保卫我们都是外行，你内行怎么也不把好关，向我们阐明厉害关系？早这样做了，小武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小武就是三个窃贼中的一个。科长不敢跟厂里的领导顶嘴，只得回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发脾


    气。这样的脾气发了也是白发，别人并不知道，倒是自己的肝疼了好几天。


    眼下叫公安小邰一说，科长不觉肝又疼了起来。叶民主见科长的脸都变白了，立即有了不平之感，心说你不就是干这行的？分明是我们来帮你们，怎么倒成了我们多事？想着嘴上便冷然道：“嫌我们给你们找了事？那好哇，我们走吧。死的是李一红，关厂里屁事。厂里少了个人，倒腾出个位子来。李一红是保管员，早就有人想她死好替上去哩。”叶民主说着即拉科长走人。


    重案组长杨高条件反射般，说：“谁想她死？”


    叶民主叫这一问，怔了半天，他想坏了，别把这闲话跟案子搭在一起了。忙说：“想她死的人并不想自己杀她死，而是想她那个位子。我这是顺个口。”


    杨高面无表情，说：“以后这种场合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叶民主说：“就是因为说话不负责任，当初转业才没敢让自己当警察。要不跟你同行了。”


    邱建国便恰到好处地对小邰警官说：“这回叫你们也领教领教叶民主那张嘴。”


    杨高瞪了他一眼，却对小邰警官说：“你多个什么话。”


    会议是公安局副局长主持的，足以见这件案子之重大。全案由局长牵头，刑侦处重案组组长杨高负责具体破案。副局长讲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以及当前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以及安定团结之类后，就很分寸地微笑着说他还有一个精神文明汇报会需去主持，便先行告退了。然后由杨高详细讲述了案情。


    杨高是公安局最出色的警察，天生的破案高手。如果说案子是块狗骨头，杨高就是鼻子最灵的那条狗，只需嗅上几嗅，就晓得该往哪个方向走。杨高曾经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血案破获，将凶手——江北同心中学儒雅而优秀的数学老师马白驹，逮捕归案。这个案子充满了鲜血和传奇，曾在城里被人们茶余饭后议论过很久，听者莫不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声，言谈时常常一时难分正义和邪恶。这事甚至还被人写进了小说。不过，叶民主还在联防队时，小邰警官到那里聊天，总是笑说是如果拍成电影，主角只会是他而不是杨高。叫叶民主他们联防的一拨人笑得腮帮子都酸了。因为谁都晓得小邰一办凶杀案就得先到一边把胃吐个干净才能


    做事。叶民主在联防时就幻想着能有机会跟着杨高办回案子，结果没有等机会来，就叫邱建国给赶回厂了。原以为这就只是个幻想了，料不到回了厂机会竟自己找上门来。如此想过，叶民主竟有一点儿觉得李一红一家是为了成全他而死的，心里对她多少生出了一些感激。


    杨高昨夜已和他的同事熬了一夜分析案情，夜里停了电，便点了好多蜡烛，结果一个个都两眼红红的，面孔黑黑，极呈疲惫。杨高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让人觉得具有震慑力。叶民主心想我若是个坏蛋也一定会怕杨高的。杨高分析了疑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并设计了一套非常周密的行动方案，听者莫不信服。科长低声跟叶民主说：“这回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叶民主没有象科长那样严肃地去想，只觉得一种置身于电影故事中的感觉，甚是有趣，欲欲一试之情便也十分强烈。


    杨高没有在会上详说他们的行动，显然他也是不能说的。他只是让警官们稍事休息，而将联防队员以及科长和叶民主叫到另一间办公室。杨高铺开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下了七个点。杨高说：“这七个点我们将要布下埋伏。这叫守株待兔。但，”他又说：“也许什么也等不到，也许等不来兔子而只等得个老鼠，但为了一网打尽，或为了找到更有力的线索，我们必须这么做。”


    第七个点在江南岸连接机场与工业大学的银鹰路上。银鹰路在市郊，围着鹤立山绕了半圈。这一带是菜农和无业游民杂居之地，四周围地形很乱，极易于罪犯活动。杨高交待完六个埋伏点，最后指着鹤立山下一片民居说：“这里有一座红房子，主人是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曾经读过大学。他最大特征是下巴长了一颗很大的痣。和毛主席那颗反着长的。这个人看上去与整个案子没有多少关系，只是我在调查江北那个命案时发现有个罪犯跟这个人有一点很怪的交往，而我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江北那个案子跟钢厂这个有相近之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主人或许会有那么点突破。作为重大案件，我不能错过任何一点


    直觉，所以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决定布下埋伏点。相对其它几处来说，它虽不是特别重要，但也必须统一行动，昼夜监视。只是这里的人手派得少一些。就交给钢厂的两个同志。你们只要见有人进这个房子，就立即通知我们。”


    叶民主见让他做的事不过如此，不觉失望，说：“我在部队呆过，擒拿格斗都行，把抓人的事交给我吧。”


    邱建国哈哈作居高临下一笑，说：“当是要你打架？破这种案子要的是脑筋，不是蠢人出力。”


    叶民主说：“我好象没跟你讲话吧？”


    杨高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讲：“埋伏这事看起来是静而不动的，但实际上是一件最苦不过的差事，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得忍受。我讲老实话，我们警员最怕的就是埋伏，这次将最苦的事派给各位，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有心理准备。徜若埋伏期长，在案情忙的情况下，很可能一连几天我都派不出人手同你们联系，但只要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就不能撒离。一但发现可疑情况，要镇定，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最主要就是迅速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重案组的急呼扩机和联系暗号。不过，没事的时候，请不要随便动用，这是纪律。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清，即：回去对家里人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准提埋伏的事，各自对自己的去向找个理由就是。另外不要私下随便换人，非得换人必须经我同意，否则人多嘴杂，泄露了行动计划就前功尽弃。必要是还得追究法律责任。”杨高说完这些，又说了一天补助多少，案子破了后奖金将按哪几个等级来分等等。杨高知道，联防队的人热衷于参与破大案，相当的目的就是要就是想多分点奖金。他若不说个清楚，就很难保证埋伏的质量。


    走出公安局大门时，警官小邰正在逗一头警犬，见叶民主过来，便又开心地让那犬过去嗅叶民主。叶民主自小怕狗，吓得手脚发软，脸色顿时如遭霜打，苍白如纸。当那警犬的鼻子擦着他的裤管时，他几乎要晕倒在地，多亏科长扶了他一把。小邰拊掌大笑着说：“巴顿，过来。你可别给又我弄出个命案来。人家叶民主差不多是半个林黛玉哩。”


    跟在叶民主后面一道出门的邱建国对着小邰笑说：“就这还要杨高给厉害一点的活干


    哩，说是会打架。真碰上罪犯，何须人家动手，放一条狗不就得了？”


    叶民主气得正还嘴，可又怕小邰再用那狗来逗他，就在这一犹豫时，科长推了他一下，


    说：“斗嘴斗赢也不见得就是个英雄。”叶民主心想也是，便没有作声，随了科长一起再次


    上了厂里的车。司机小文说：不是看你品行端正，最近表现又好，要不还没有机会跟这狗亲


    热哩。


    科长笑了，说：“人家借个钱也得拖两天才还，你倒是还得快。”


    叶民主心知小文的话头，也自嘲地笑了笑，说：“还了才能心安呀。”


    直到车开到了大街上，在大卡车间左冲右突时，叶民主才突然感觉到心口的气闷，于是


    说：“他妈的，倒好象李一红一家是我们厂里派人杀了似的。”


    科长说：“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