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3个月前 作者: 斯威夫特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前往日本——又从那儿坐一艘荷兰船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到英国。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我想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有几分意思,因为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还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我就恳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叙述同一个国家时,常常免不了都会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长篇大论,并且不会受到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的指责。


    这个王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确实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不过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一点也不懂他们国家的语言,所以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经我这样介绍,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能够来弥补我的不足。


    国王陛下三番五次强烈要求我接受他朝廷的官职,可他见我决意要回自己的祖国,也就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他又赐给我四百四十四块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一千一百英镑。


    一七○九年五月六日,我郑重辞别了国王和我的朋友。这位君王真</a>是高尚,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六天以后,我找到一艘船可以把我带到日本。路上我们航行了十五天。我们在位于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镇位于港口的西端,那儿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向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注]就坐落在这海湾的西北岸。上岸后我马上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那御玺非常熟悉。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图案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镇上的地方长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来款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兔费护送我去江户。到那儿后我就被召见了。我递上介绍信,拆信的仪式十分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随后,翻译转达天皇的命令,通知我说,无论是什么要求只要我说出来就会被照办(这当然是看他拉格奈格王兄的面子)。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相立即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纯熟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命令重复一遍。我按照事先想好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从那里先海路后陆路一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时常在这里经商,就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二起回欧洲去。说完我就极为低声下气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否看在我的思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仪式[注];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得履行这样的仪式,可我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来到他的王国的,丝毫没有做生意的意思。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几分吃惊,说他相信在我的同胞中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我是首例,因而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都疑心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而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特别开恩就迁就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脾气。不过事情还得安排得巧妙,吩咐他的官吏像是一时忘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要是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通过翻译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恰巧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指挥官护送我前往那里,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作了关照。


    一七○九年六月九日,经过长途跋涉,我到了长畸。不久,我就认识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人。我在荷兰住过很久,那是在莱顿求学,所以我的荷兰话说得很好。水手们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他们十分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量地把故事编得简短而可信,却把真相的绝大部分却隐瞒了下来。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可以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微寒的百姓。我本来准备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应付的船费,可他听说我是名外科医生后,就高兴的只收了一半,条件是我在我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的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对他说,我还没有踩过十字架。可是官员早已接到放我出境的命令,反而用一根竹子在这流氓的两个肩膀上打了二十下;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烦我了。


    航行途中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一帆风顺驶到好望角,为了取淡水我们在那停了一会。四月六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路上只有三名水手病死,还有一名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失足掉进了海里。之后不久,我搭乘阿姆斯特丹的一艘小船从那里启程回英国。


    一七一○年四月十日,我们进入唐兹锚地。第二天早晨我上了岸,在离开了整整五年零六个月以后,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祖国。我马上动身去瑞德里夫,当天下午两点就到了家,看到妻子儿女全都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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