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座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文字，描写共青团员在丽达的哥哥家开晚会的情景。丽达在晚会上说：“朋友们，我深深相信，不出几年，共青团会从自己的队伍里推出几位大作家，他们将通过艺术的形象讲述我们英勇的过去，讲述我们同样光荣的现在，谁知道，说不定在座的诸位中就会有人用锋利的笔触，把我们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编者］。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些乌克兰代表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亚接走。


    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同奥库涅夫他们一起到基辅去。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这里。里面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没醒。”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敏锐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隔夜的酒气。从半开的房门里，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些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光着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沉着脸，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发脾气。


    “这个我管不着。”他打了一个嗝，又压住火气，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行动起来吧。你肯定不会碰钉子。她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那你们精神和肉体就都一致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轻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两腮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我的小猫，进来吧，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猛地把门关上，用身子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房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他大声喊道：“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撵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成为自己辽阔土地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英勇地、紧张地劳动着，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国家在日益巩固，在积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厂还废置着，没有一点生气，一片荒凉，可是现在烟囱全都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的。


    他不会从容不迫地过日子，早晨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黎明，晚上也不会十点钟准时就寝。他总是急急忙忙地生活，不仅自己急急忙忙，而且还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时间。深夜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在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精巧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欣突然来到保尔工作的那个专区。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保尔当时出差在外。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月过去了。保尔到拉兹瓦利欣那个区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阿谀奉承的人，排挤好同志。保尔把这些事情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当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厉申斥处分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说：“应该永远开除，不许重新入团。”


    大家都很吃惊，感到这样处分过重，但是保尔坚持说：“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对这个堕落的少爷学生，我们已经给过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异己分子。”


    保尔把在别列兹多夫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我对柯察金的指摘提出强烈抗议。他这是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会给他编几条，说他搞过走私活动——凭这个就把他开除吗？不行，得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你等着吧，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说服了大家，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入夏以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去休假了。身体不好的都到海滨去。一到这个时候，休养成了大家热切盼望的事，保尔忙着给同志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打发他们去休息。同志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兴。他们留下的工作全压在保尔肩上，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像一匹驯顺的马拉着重载爬坡一样。这些同志晒得黑黑的回来了，个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于是，另一批同志又疗养去了。整个夏天总有人外出，可是生活是不会在原地踏步的，生活要前进，保尔也就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的岗位。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肉体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非常难过。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了紧张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一条。


    有一回，专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专区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身体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记不清了。反正你得检查一下，亲爱的朋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有事脱不开身，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亲自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医生给保尔仔细检查了身体，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


    检查之后，写了如下处理意见：医务委员会认为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发生严重后果。


    处理意见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从这些病名中，保尔了解到的只是：他的主要灾难不在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送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保尔怕丢下专区团委的工作没有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有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屉里放着到叶夫帕托里亚去的疗养证。


    保尔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紧了。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够放心离开，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就在他要去休养，要去看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声音里听出有法伊洛。法伊洛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高的个子，一副军人派头，长得很漂亮。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见到好看点的姑娘就纠缠。


    法伊洛过去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厌恶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大哭一场，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蒙混过了关。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保尔留心听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个人说：“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问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货。格里博夫浅薄无知，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很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不管什么场合，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这得有本事。一个娘们一个样，要用不同手段来对付。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这样的当然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要紧的是要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一套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心在急剧地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碰运气，轻而易举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