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等
3个月前 作者： 托马斯·莫尔
凡想到另一城市探望朋友或是从事游览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摄护格朗特及特朗尼菩尔的准许，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去。因此，一批出行者组成出发，持有总督的文件，证明他们获得准许外出，上面规定了回来的日期。他们可领得一挂车，一名赶车驾牛的公共奴隶。不过如旅伴中无妇女，他们总是退车，认为有车反而累赘不便。他们在旅行全程中，什么都不带，却什么也不缺乏，因为到处象在自己家里。如他们在任何地方住留一天以上，每人就在当地干自己那一行的活，受到同业殷勤的款待。
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做奴隶。
任何人如想到本城的郊区观光，只要自己的父亲允许，妻子赞同，不在禁止之列。不管他来到乡村中任何一个地区，他必须做完当天上午的活或晚餐前照例须做的活，然后他受到伙食款待。一个人只要遵守这个条件，可以随意访问本城辖区内任何地方。这样，他就如同仍然在那个城市中一样地作出贡献。
由此你可以看出，不管在那儿，不容许浪费时间或借口逃避工作。他们没有酒馆和烈性饮料店，没有妓院，没有腐化场所，没有藏垢纳污的暗洞，没有秘密集会的地方。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必须干通常的活，或是正当地消磨业余时间。既然这是一般风尚，所有的商品就势必异常丰富。商品又是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任何人不至于变成穷人或乞丐。
在亚马乌罗提的元老院会议上（上面我说过，每座城市每年派来三名代表出席），他们首先确定某一特殊地区哪一类商品充足，然后又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济的一方有所需索。凡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一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一个家庭。
当乌托邦人做到本身供应充足后（由于第二年收成不可前定，他们要有两年的储备，才认为供应完成），他们将剩余运销到别的国家，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大红和紫色染料、生皮、黄蜡、油脂、熟皮，以及牲口。他们把上述产品的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廉价出售。
通过这样的交易，他们运回自己缺乏的商品（实际上缺乏的只有铁一项），而且运回大量金银。这样的贸易日复一日继续下去已经很久，以致他们国内到处都有大量金银，多到令人难以相信。结果，他们目下毫不计较是售货取得现款，还是用赊欠办法。实际上，他们是用赊欠出售大宗货物。然而他们对于一切信贷交易，不信任私人，必须有城市当局出面，照例签订合法文件。到了付还款项的一天，该城市当局向私人债户收齐欠款存入公库，在乌托邦人提取以前可将其作为资金使用。
其中大部分债务，乌托邦人从不索偿。这笔钱他们用不着，对别人却有用，因此他们认为将其从别人取去是不公平的。但如发生一种情况，使他们必须将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借给另一国家，他们就收回债款。当他们必须作战时也是如此。其唯一目的是，将他们所有的金钱储存在国内，作为极端危急时或突然事变中的保障。他们尤其用这些钱付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召募外国雇佣兵（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不肯使用本国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钱币，甚至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彼此残杀。
出于以上军事的理由，乌托邦人储存了大宗金银，但不仅仅是作为金银。他们如何收藏金银，说出来实在令我感到难为情，唯恐我所说的难以取信。我的唯恐心理更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未到过乌托邦亲眼看到这一现象，我也难以从别人的报告就对那点信而不疑。几乎不可避免地这是一条通例：听者对于自己越不习惯的东西，越是不信。然而一个看问题不偏的人既发现他们制度的其他一切方面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觉得奇怪何以他们使用金银的方式适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不必适合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如上所说，他们自己不用钱，而是保存它以应付可能发生而又可能永不发生的突然事件。
同时，他们看待铸钱的金银，都只按其本身真实性质所应得的价值，不超过这个价值。尽人皆知，金银的有用性远逊于铁。无铁，犹如无火无水，人类难以生存。自然所赋予金银的全部用途，对我们都非必要，假如不是由于人们的愚蠢而被看成物希为贵。相反，自然如同仁慈而宽容的母亲一般，使一切最有用的东西都显露出来，像空气、水以及土本身，可是把所有空虚无益的东西尽量远之又远地从人类隔离开。
如果金银在乌托邦是锁藏在一座塔中，一般人出于胡猜乱想，会疑心这是总督及议事会的骗人诡计，企图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乌托邦人又将金银制成饮器以及类此的精巧工艺品，然后有必要又将其悉数熔毁以支付军饷，那么，他们明白，作为器皿的主人的老百姓是不愿让出一度心爱的东西的。
乌托邦人有鉴于此，想出一种符合于他们的其他一切制度的办法。我们如此重视黄金，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因此那个办法和我们的制度绝无相同之处，除身历其境者外，也无人相信。原来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钱无几；至于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倒是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般；相反，在乌托邦，全部金银如有必要被拿走，没有人会感到损失一分钱。
乌托邦人在海滨捡珍珠，在某些崖壁上采钻石宝玉。他们并非有意找这种东西，而是偶然碰到后，打磨加工一番，给小儿做装饰品，幼小的儿童为此得意，等稍微长大以后，发见只有孩子佩戴这类玩物，便将其扔掉，不是出于父母的劝告，而是自己过意不去，如同我国的儿童一旦成人也扔掉弹子、拨浪鼓以及洋娃娃。
乌托邦制度和别国制度如此不同，因而思想感情截然相反。在这方面，阿尼蒙利安人①派来的外交使节们的例子，使我获得深刻理解。他们到达亚马乌罗提时，我正在那儿。因为他们有要事前来商谈，乌托邦每座城市已有三位代表事先在此聚齐。凡过去光临过的邻近各国使节都深悉乌托邦风俗，知道华服盛装不受重视，丝绸被看成贱品，黄金是可耻的标志。所以这些外交官来时总是穿得异常朴素。可是阿尼蒙利安人住得较远，和乌托邦人素少交往。他们因听说在乌托邦大家衣服一样，而且料子粗陋，便认定乌托邦所不用的东西也就是乌托邦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是高傲有余而聪明不足的人，决心用豪华的装束把自己打扮成天神一般，叫穷酸的乌托邦人在这般宝光四射的装扮前眼花缭乱。
①阿尼蒙利安人（Anemolians）——源于希腊语，意谓刮风的，吹牛的，虚浮的。——中译者
于是那三个使节堂堂皇皇地进入乌托邦，随从一百名，无不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大部分用丝绸制成。三位使节本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贵族，故穿的金锻，戴着重金项圈及金耳环，手上有金戒指。他们的帽子上饰有成串的珍珠及宝石。他们打扮自己的全部东西恰是在乌托邦用来处罚奴隶，污辱罪犯，以及给儿童开心的。当阿尼蒙利安人自鸣得意，把身上的华装和涌到街头看他们走过的乌托邦人的衣服相比时，那幅景象煞是可观。而注意一下，他们充满乐观的期望多么毫无根据，他们想为自己获得重视又多么毫不受重视，这也是同样有趣的。在所有乌托邦人眼中（除了少数因事出过国的以外），这种华丽的排场是丢脸的。因此他们把使节团体中最下等的仆从当做主人来敬礼，把使节本人当做奴隶，因为使节戴着金链，走过时受不到任何敬意。
是呀，你还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扔掉珍珠宝石的儿童见到这些使节帽子上有珍珠宝石，都轻推他们的母亲说：
“看，妈妈，多么大的傻蛋，还戴珍珠宝石，真是小孩子一般！”
可是母亲们也当起真来，会说：
“莫作声，孩子，我想那是外国使节身边的小丑吧。”
又有些乌托邦人对那些金链诸多挑剔，说太细，不合用，容易被奴隶挣断，并且太松，奴隶可任意把它摔脱，溜之大吉。
这些使节在乌托邦住上一两天后，发见那儿金银无数，毫不值钱，被视同贱物，与他们自己珍视金银的情形正相反。他们又看到，一个逃亡奴隶身上链铐所用的金银比他们三个使节全部打扮的金子还要多。他们因此神气沮丧，羞愧万分，不得不把使自己傲慢出风头的华丽服饰全部收拾起来，尤其是在和乌托邦人亲切交谈因而了解其风俗和见解之后。
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他们认为奇怪的是，竟有人由于身上穿的是细线羊毛衣，就大发狂想，以为自己更加高贵：其实不管羊毛质地多么细，原来是披在羊身上的，一只羊终归还是羊。
乌托邦人又觉得奇怪的是，黄金从其本身性质说毫无价值，竟在世界各地目前如此受到重视，以致人比黄金贱得多，而黄金之所以那样昂贵是由于人力所致以及供人使用所致。这是非常实在的情况，所以一个木偶般的傻子，不正直，不懂事，只因为他手头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好人。然而如果由于某种运道或是某种法律骗局（这种骗局如运道一样易于使贵者贱者互换地位），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币的附属品或外加物。而乌托邦人更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的疯狂，这些人给富人几乎以神圣的荣誉，只是由于富人有钱，他们自己既不欠富人的债，也并非在富人权力掌握之中。这些人又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深信富人只要还活在世上一天，决不会从成堆现钱里取出一分钱给他们。
乌托邦人的这些见解以及类似见解是从他们的教养形成的。他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培养起来的，那儿的制度和上面说的那种愚昧无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同时这些见解来自他们的学习和有益图书的阅读。每个城市中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即从小被发现性格特殊、聪明不凡并爱好学问的人）固然为数不多，然而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大部分公民，无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这在上面已经提到。
他们通过本国语</a>学习各科知识。这种语言既词汇丰富，又发音悦耳，是表达思想的准确工具。它和分布在那个世界的广大地域上的语言几乎相同，所不同的仅是，在其他各地这种语言有不同程度的形式讹误。
旧世界一切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到达以前对他们全是陌生的。但是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然而尽管他们在几乎其他一切学科方面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他们远不如我们的新逻辑学家有所创造。关于我们的儿童在“小逻辑”这一科中普遍要学习的限制、扩大、假定等我们独创出的各条规则，乌托邦人还未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关于“再概念”，乌托邦人也未能对之进行思考，以致都无从认出人本身作为一般化的概念，虽然如你所知道的，这样的人比任何巨人还更巨大，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指出。
然而乌托邦人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观测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星辰的运行及部位。至于星辰相生相克，总之，用星辰占卜的一切可耻胡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他们从长期实践所发现的确切征兆能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关于上述各种现象的起因，以及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总之关于天体和宇宙的起源及本质，他们的论点部分地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一致。我们古代哲学家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分歧。同样，他们在采用新理论中既部分地和所有古代哲学家发生意见分歧，而对所有的问既又本身缺乏统一的看法。
在哲学上论及道德的部分，他们所进行的争论和我们相同。他们探究灵魂上、肉体上以及外部才能的善。他们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善这个名称是应用于以上所有三者呢，还是专门应用于灵魂的特性。他们讨论德行及快乐，但他们主要的辩论是，构成幸福的是什么，是一件事物，还是几件事物。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过分倾向于某一学派，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援用他们的宗教为这种软弱无力的学说作辩护，而他们的宗教则是认真的，严峻的，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酷无情的。他们一讨论幸福问题，总是把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联系上。他们认为，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本身就削弱到不足以展开对真正幸福所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些原则可举例如下。灵魂不灭，灵魂由于上帝的仁慈而生来注定享有幸福。我们行善修德，死后有赏；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受罚。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理性使人们承认这些原则。
一旦取消这些原则，乌托邦人便毫不迟疑地主张，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只不过他须力求不要贪图小的快乐而妨碍大的快乐，也不要贪图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不但不尝人生的甜蜜，甚至甘愿忍受不会带来好处的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因为如果某人一生过的不快乐的日子，即是说，潦倒不堪，而死后并不因此得到任何酬报，这怎能谈得上有好处呢？
实则乌托邦人主张，构成幸福的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相反的一个学派把幸福归因于至善。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
而理性首先是在人们身上燃起对上帝的爱和敬，我们的生存以及能享受幸福都是来自上帝。其次，理性劝告和敦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并且，从爱吾同胞这个理由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也达到上面的目标。从无一个人是那么严峻的德行实践者又兼快乐厌绝者，以至于强迫你工作、值夜、劳累，而不同时劝你尽力减轻别人的贫穷和困苦。他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认为我们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幸福，才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去掉生命中一切悲哀而恢复了享乐，这尤其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话（而人道主义是人所最特有的德行）。既然如此，自然为什么不应该要求我们每人也这样对待自己呢？
或者，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是坏事，那么，你不但不该帮助任何人过这种生活，并且要尽量使人人摆脱这种被认为有害的生活。又或者，你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为别人求得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是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应该首先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呢（你总不能厚于别人而薄于自己）？当自然吩咐你善待别人，它不是反而教你苛待自己。乌托邦人认为，自然指示我们过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作为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乌托邦人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
因此，自然号召人人相互帮助以达到更愉快的生活。（它这样号召无疑有充分理由，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比任何人都更幸运，成为得到自然照顾的唯一对象。自然对赋予同样形体的一切人们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自然教你留意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
以此乌托邦人认为不但私人间合同应该遵守，而且应该遵守关于生活物资亦即取得快乐的物质的分配上的公共法令，这种法令或是贤明国王公正地颁布的，或是免于暴政和欺骗的人民一致通过的。在这种法令不遭破坏情况下照顾个人利益，才是明智的。此外你的义务标志是关心公众的利益。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而使他人失去快乐，这当然是有失公平的。相反，取去自己的部分所有，将其转让给他人，这是具有人道主义和仁慈的意义的，由此而获得的回报的实惠是大于施给的实惠的。这从两方面取得酬报：对方回</a>报的利益，自己意识到做了好事。当我们回忆起从我们得过好处的人对我们怀有友爱及善意，我们心头所产生的愉快，远非我们放弃了的肉体愉快所能比得上。最后——这是信宗教的人所易于接受的——为了代替暂短的小快乐，上帝给予永恒的大快乐。因此，乌托邦人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考虑和权衡，主张我们的全部行为，包括甚至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当做目标和幸福。
所谓快乐，乌托邦人指人们自然而然喜爱的身或心的活动及状态。他们把人们的自然爱好包括在内，这是对的。由于官能和正当理性所要达到的是任何天生愉快的事物——即任何事物，追求时未通过不正当手段，未丧失更为愉快的事物，未招致痛苦的后果——因而他们认为，任何事物，如果虽然违反自然，人们却一致不切实际地设想，以为那是使他们感到甜美的（好象他们有权改变事物的性质，如同有权改变事物的名称一样），那未，这种事物不但不能导致幸福，甚至还严重地阻碍幸福。其理由是，这种事物一经在某些人身上生根，在他们心头便会留下牢固的关于快乐的谬见，无接受真正快乐的余地。实际上，许多事物从本身性质说并不甜美，而且大部分还带有不少苦味，可是由于坏欲望的诱骗，这样的事物岂止被看成至上的快乐，简直是生命所以具有价值的一些主要原因。
在追求虚假快乐的这一伙人中，乌托邦人把我先前说及的那般家伙包括在内，他们以为穿的衣服越高级，自己也就越高级。在这点上，他们犯有双重错误：认为身上穿的衣服高级并认为自己高级，都是骗自己。从衣服的实用观点看，细毛线为什么就优于粗毛线呢？可是，好像二者高下之分决定于羊毛的性质，并非他们弄错。他们就不可一世，相信自己身价倍增。因此他们如穿着欠讲究时所不敢觊觎的荣誉，他们竟然要求了，好像一披上华服，就理应有荣誉。如果受到怠慢，他们便勃然大怒。
把空虚无益的荣誉看得那么重，这岂非又是同样愚蠢？别人对你脱帽屈膝能给你什么自然而真正的快乐呢？这个举动能治好你的膝盖痛和纠正你的神经失常吗？人们从这种关于虚假快乐的观念中显示出一种奇异而惬意的疯狂，这种人自认为是高贵的，并以此自负，为自己捧场，原因是有幸出身于某祖宗的后裔，屡世享有财名——因为当今的高贵门第都不外乎此——尤其富有地产。即使这种人的祖先不曾遗留下一方呎地，即使这种人把遗留给自己的产业挥霍得一干二净，他们还自以为完全同样地高贵。
乌托邦人将其归于上述这类分子的还有一种人，如我所说过的，他们贪爱珠宝成痴，如果获得上等珠宝，特别是当时他们国中公认的最值钱的货，就俨然以天神自居。一块宝石并非随时到处都估价很高。所以他们如果买宝石，一定要先将其从金镶底座取下，使其本色毕露，还必须出售人发誓保证那是地道正路货，唯恐珷玦冒充真玉弄花了他们的眼睛。可是如果你不能辨别真假，冒牌宝石何以使你不会一样满意呢？是真是假应该对你同样地可宝贵，如同是对一个瞎子呀。
又有一种人以聚积多余的财富为乐事，只供过目欣赏，不肯把钱花掉。对他们该怎样评论呢？他们是享有真的快乐抑是为虚假的快乐所欺骗？还另有一种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把金子藏起来，永不使用，甚至永远不再过日，唯恐失掉金子，倒是这样的确把它失掉了。对这种人又怎样评论呢？他们有金子不用，可能不许任何人去用，只把它埋在地里，这不是失掉它又是什么？然而他们可以对着窖藏的财宝感到十分得意，好像心上没有值得挂虑的事情了。假设一个小偷挖去金子，主人毫无所知，过了十年后才离开人世；当金子失窃而主人还健在的这十年中，究竟金子是被偷了或是很安全，对主人有什么关系呢？在任何情况下，这批金子对主人毫无用处。
沉迷于这类愚蠢乐趣中的人，乌托邦人以为还有骰子赌客（乌托邦人对这种赌客的狂病未曾目睹，仅得之传闻），以及打猎放鹰之徒。乌托邦人不明白，在桌上掷骰子有什么可娱乐的。你经常掷骰子，即使其中有一些乐趣，积久总要生厌。至于听到一群猎狗狂吠大叫，除掉令人反感，难道反而满意？狗追兔比狗追狗何以使你更高兴？两者有一点相同，那就是追逐，而你只要看到飞奔就会开心的。
可是假如你希望看到的是杀戮以及生物血肉横飞的景象，那么，在你面前，一只逃命的懦弱天真小兔给一只凶猛残忍的狗撕碎，这倒应该激起你的同情呀。所以乌托邦人把打鸟猎兽的全部活动看成不宜于自由公民，交与屠宰夫去干。我在上面曾提及，乌托邦人令奴隶操屠宰业。他们认为，打猎是屠宰业最下贱的一个部分，这个行业的其他职务较为有用和正当，因为对我们有较积极的好处，并且出于必要才屠宰牲畜。而猎人所追求的只是从杀死杀伤可怜的动物取乐。即使对象是野兽，它们流血被人当成好看的场面，据乌托邦人判断，这是由于我们生性残忍，或是由于经常从事这种野蛮的取乐而最后堕落成残忍的人。
尽管普通人把这些以及所有类似的消遣看成乐事，而这类的人是无数的，乌托邦人却明确主张这一切丝毫不构成真正的快乐，从本质说其中没有任何令人惬意之处。普通人从这些消遣得到享受，而享受是快乐的功能。但这个事实改变不了乌托邦人的意见。因为享受不是来自事情本身的性质，而是来自那些人反常的习惯，这种习惯使他们以苦为甜，犹如一个孕妇口味坏了会觉得树脂和兽脂比蜂蜜更可口。然而任何人从不健康状态以及从习惯所形成的判断，都不可能改变快乐的性质，如同不可能改变其他任何东西的性质一样。
乌托邦人所承认的真正快乐分为各类，某些快乐是属于精神的，又一些是属于肉体的。属于精神的，他们认为有理智以及从默察真理所获得的喜悦。此外，还有对过去美满生活的惬意回忆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期望。
他们分身体的快乐为两类。第一类是人能充分感觉到的鲜明的愉快。有时，由于自然热而亏损了的某些器官得到恢复，就产生愉快。这些器官是通过饮食而回到原状的。有时愉快来自排泄掉体内过剩的东西。当我们或是拉屎，或是夫妇行房，或是搔痒抓痛，都会有这样的快感。然而我们不时感到一种快乐，既不起于恢复身体某部的亏损，又不是来自任何苦痛的消除，而是由于有某种东西，它触动我们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吸引住它。这就是从音乐产生的快乐。
另一类身体的快乐，按照乌托邦人的意见，在于身体的安静以及和谐。这其实是指每人享有免于疾病侵扰的健康。苦痛不入的健康本身即是快乐之源，虽然并无从外部所引起的快乐。比起饥渴者强烈口腹之欲，这种快乐诚然不那么明显地被感觉到，可是许多人承认健康才是最大的快乐。几乎全部乌托邦人把健康看成最大的快乐，看成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只要有健康，生活就安静舒适。相反，失去健康，绝对谈不上有快乐的余地。在没有健康的情况下而不觉得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麻木不仁而不是快乐。
他们早就否定某些人的观点，即安静的健康生活（因为他们也就这个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不能算是快乐，因为只有通过来自外部的运动，才可能感到这种快乐的存在。然而他们今天几乎一致认为健康最能导致快乐。他们质问，既然疾病带来痛苦，痛苦是快乐的大敌如同疾病是健康的大敌，为什么在恬静的健康中我们看不出快乐呢？乌托邦人觉得关于疾病即是苦痛或疾病带来苦痛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因为两者的结果是一码事。当然，如你认为健康即快乐或健康是快乐的不可少的起因，犹如火是热的必要的起因，那末，两种情况下的结论都是：享有永远健康的人不可能不享有快乐。
乌托邦人还说，我们进食时不是健康开始不支、与食物联成友军向饥饿作战吗？等到健康逐渐加强，重新获得通常的活力，这就使我们从恢复健康中取得快乐。健康既然兴高采烈地作战，能不为胜利而喜悦吗？当健康终于达到作战目的，即恢复固有的元气，难道它便马上麻木起来，对自己的好处熟视无睹吗？关于健康无从被感觉到的断言，乌托邦人认为那是全然与事实不符的。他们说，一个人在觉醒时（除非他是丧失了健康的）怎会不意识到自己很健康呢？谁会如此麻木不仁，毫无生气，以至于否认健康对他是惬意可喜的呢？所谓可喜不就是快乐的别名吗？
总而言之，乌托邦人特别不肯放过精神的快乐，以其为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的精神之乐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至于身体的快乐，他们首推健康。饮食可口，以及诸如此类的享受，他们喜欢，然而只是为了促进健康。这种享受本身没有令人向往之处，而仅是由于其能抵抗疾病的侵袭。一个明智人力求避免生病，而不是病后求医；总是使痛苦不生，而不是寻求减轻痛苦的药。同样，与其享乐于前，后果难堪，何如不要这种享乐。
如有人主张这种享乐构成他的幸福，他就势必承认只有过这样的生活，不断饥渴，不断吃喝，不断发痒，不断用指甲挠，那才算非常幸福。谁不知这样的生活是可厌而悲惨的呢？那些快乐是最低级的、最不纯的，因为伴随这种快乐的决不能没有痛苦作为其对立物。例如进食的快乐和饥饿有联系，而且两者不均衡，痛苦较强烈而且更持久。痛苦产生于快乐之前，直到快乐和它一同消失它才结束。乌托邦人认为对这种快乐不应给以过高的评价，除非有必要。然而他们也还是享受这种快乐，并且感谢大自然母亲仁慈为怀，非常亲切地引导她的儿女使用经常必需的一切。倘使我们每天用以治疗饥渴的，正是医治其他所有较罕见病的苦毒药物，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多么的难堪。
美观、矫健、轻捷，这些是乌托邦人视为来自大自然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礼品而高兴地加以珍视。甚至按大自然意旨为人类所独有的耳眼鼻之乐（因为其他任何生物都不能领会宇宙的灿烂外观，除选择食物外不能闻香味，不辨音程和谐与不和谐），他们也去追求，将其作为生活中的愉快的调味品。但是他们对这一切订出这样的限制：不因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后果。乌托邦人认为，低级快乐一定带来痛苦后果。
可是，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变轻捷为迟钝，因节食而伤生，糟蹋自己的健康，以及摒绝大自然的其他一切恩典（除非一个人忽视自己的这一切利益以便更热心地为别人或公众谋取快乐，期望由于这样的牺牲，上帝会给他更大的快乐——否则所以苛待自己乃是为了博得有关德行的虚幻名声而又无益于任何人，或是为了锻炼自己，使自己更能忍受从不会到来的困苦），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态度是极度疯狂，是对自己残忍而对自然忘恩负义的一种心境的标记，这种心境不屑于感谢自然，因而拒绝从自然来的任何好处。
以上是乌托邦人对德行及快乐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类理智不可能达到比这更正确的意见，除非一个天赐的宗教给人们提示一个更神圣的意见。乌托邦人的看法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时间，也无研究的必要。我们的任务是描述他们的有关原则，不是给以辩护。但我坚信，不管你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世上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民族和更幸福的国家。他们的体态轻捷活泼，单看其身材，你想不到他们都那么强壮，虽然他们的个子并不矮小。尽管他们的土地不太肥，气候不太好，但他们生活有节制，使寒暑无从侵袭他们，并且努力耕作，土质从而得到改善。由于此，这儿是世界上粮食最丰产、牲畜最兴旺的国家，它的人民也是体格最健和生病最少的。在乌托邦，你不但可以看到通常的农活进行得多么仔细，使天然瘠土因人力加工而有所改良，还可以看到一整座树林被人用手连根拔出从甲地移植乙地。这不是为了繁殖树木，而是从便于运输出发，使树源近海、近河或近城市，因为从陆路运木材比运粮食更费力。
这儿的人民一般自由不拘，性情温和，聪明伶俐，生活从容。每当必要，他们都耐心参加体力劳动，否则不一定喜欢这种劳动。对于从事智力探讨，他们从不知疲倦。在听到我们谈起希腊文学及学术后（拉丁语中只有诗歌及历史似乎大受他们的赞赏），他们渴望我们能进行讲解，以便他们掌握。这是令我们感到惊奇的。
于是我们给乌托邦人公开讲课，一开始仅为了表示不是不愿担任这项麻烦工作，但不希望有什么效果。然而经过短短的进程，由于他们勤勉向学，我们深信我们认真讲授不是徒劳的。他们很容易学会了希腊字母写法，单词发音无困难，记得牢固，学过的东西能正确无误地背诵出来。我们为之惊讶不已。原因是他们大多数是有学问的人，根据能力选出，并且已达到成熟的年龄，又由于自愿来学而积极性高，同时也按议事会的指示负有学习的任务。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他们精通了希腊文，能毫不困难地阅读名家作品，除非遇到原文有讹误。依我的推测，他们攻希腊文学不太费力，乃由其和他们自己的文学颇近。我觉得这个民族的祖先是希腊人，因为所操语言虽然几乎全部和波斯语相似，但在城名及官名中保留着希腊语痕迹。
当我们准备第四次出航时，我未在船上装出售的货物，而是放进一大捆书，决心永远不从那儿返航，而不是下次再来。乌托邦人从我取得柏拉图著作的大部分，亚里士多德①论述数种，以及西俄夫拉斯塔斯②关于植物的书。不幸最后一种部分残缺，因在航程中未注意保管，为一只猴子发现，取去瞎开心，撕碎和扯坏了各章节中共好几页。至于我们的语法家，乌托邦人只有拉斯卡里①的书，因为我未将狄奥多②的书带来。他们只有黑西基阿斯③及代俄斯科里提斯④二家的词典，别无其他的。他们爱读普卢塔克⑤的作品，为琉善⑥的妙语趣谈所吸引。就诗人说，他们有亚里斯多芬⑦、荷马⑧、幼里披底斯⑨、以及阿尔德[10]用小号字排印的索福克里斯[11].至于历史家，他们有修昔的底斯①、希罗多德②，还有赫罗提安③。
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弟子，有著述多种留传。——中译者
②西俄夫拉斯塔斯（Theophrstus，公元前约371—约287）——希腊哲学家，留传到今天的著述有关于植物的两种。——中译者
①拉斯卡里（Constantine Lascaris）——十五世纪希腊学者，1453年后定居意大利，所著《希腊语法》为用希腊字体印刷的第一本书。——中译者
②狄奥多（Theodorus，1398—1478）——所著希腊语法1495年印行，受到高度的评价。——中译者
③黑西基阿斯（Hesychius）——四世纪或六世纪希腊语词典编辑家。——中译者
④代俄斯科里提斯（Dioscorides）——五世纪至六世纪间希腊语词典编辑家。——中译者
⑤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著有《希腊及罗马名人对比传记》，甚有名，此处兼指其所著《伦理杂文集》。——中译者
⑥琉善（Lucian，约115—约200）——古希腊讽刺作家。⑦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公元前约448—约380）——古希腊喜剧家。——中译者
⑧荷马——相传为古代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及《奥德赛》的作者。两首史诗可能为早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中译者
⑨幼里披底斯（Euripides，公元前约480—406）——古希腊悲剧家。——中译者
[10]阿尔德（Aldus，1450—1515）——意大利威尼斯城印刷家，所印希腊语及拉丁语作品，校对精确，售价低廉，版式方便。他并首次用斜体字。——中译者
[11]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公元前496—406）——古希腊悲剧家。——中译者
①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约460—约400）古希腊历史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者
②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约480—约425）——古希腊历史家，所处理的题材是公元前490—479年间希腊同波斯间的战争。——中译者
③赫罗提安（Herodian，约165—约250）——用希腊语写作的叙利亚人，记述关于罗马皇帝的史实，从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逝世时起到238年止。——中译者
此外医药书方面，我的同伴特里西阿斯·阿彼奈德④带来了希波革拉底⑤的若干短篇论文，以及伽楞⑥的《小技艺》。乌托邦人很重视这些书。虽然在世界各国中，乌托邦对医药的需要最少，但乌托邦人最尊重医药，因为他们认为医学是最高深和最切于实用的学问的一种。当他们借助于这门学问对自然的秘密进行探索时，他们觉得不仅工作使他们十分愉快，而且自然的创造者和制造者还给他们以极大的称许。他们设想，这个创造者和制造者如其他所有的工匠一样，陈出宇宙的可见的结构，供人类观察，单独赋予人类以鉴赏这个神妙事物的本领。由于此，这个创造者和制造者所特别喜爱的，是留心认真观察并赞赏他的成品的那种人，而不是另一种人，象畜生般冥顽不灵，在这样伟大庄严的景象前显示出愚昧和迟钝。
④特里西阿斯·同彼奈德（Tricius Apinatus）——杜撰词，意谓无聊的人。——中译者
⑤希波革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460—约377）——古希腊医生，医药著述家。——中译者
⑥伽楞（Galen，约129—199）——古希腊医生，曾任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的御医。《小技艺》为其最流行的一种通俗医学著述。——中译者
因此，通过各科学问的锻炼，乌托邦人的智力非常适宜于各种技艺发明，以促进生活的舒适方便。在两件事上他们要感谢我们，即印刷与造纸——虽然不完全得力于我们，大部分还是得力于他们自己。我们给他们看了阿尔德用纸张印成的书，谈起造纸的材料以及印刷技术，但谈得很一般，因为我们自己都是门外汉。可是他们非常聪明，马上摸索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以前他们只是在羊皮、树皮和纸草上书写，可是从这时起，他们试行造纸和搞印刷了。一开始，他们的尝试不太成功，可是经过频繁的试验，他们很快掌握了这两门技术。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只要有希腊作家的底本，就不愁书籍缺乏。但目前他们手头的书只限于我上面提及的那些，可是他们印刷了好几千册，扩充了存书数量。
凡到来观光的旅客，如果才智出众或是具有长期游历而熟悉许多国家的经验，一定受到乌托邦人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他们乐于倾听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以此我们在这儿登陆使得他们高兴。为进行贸易而到乌托邦的人不多。除掉铁而外，有什么可以输入的呢？至于金银，那是外人要从这儿带出的。而且，关于出口的商品，乌托邦人认为更聪明的办法是由自己经营，不假手外国人运货。通过这个政策，乌托邦掌握了更多的关于外国的情况，同时使自己的航海技能不因为不用而流于生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