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一八三三年《都尔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题目叫作《独身者》。独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数，因为书中几个主角都是单身人。作品未写成时，巴尔扎克曾想命名为《老姑娘》。用《独身者》为书题出版以后，一度又有意改为《脱罗倍神甫》。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间喜剧》为全部小说总名的计划完全确定的时候，才改作《都尔的本堂神甫》，而把《独身者》作为《比哀兰德》《搅水女人》和这篇小说的总标题。作者身后，一切版本都合《都尔的本堂神甫》与《比哀兰德》为一册，《搅水女人》单独一册；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为一册。


    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老姑娘，一个是脱罗倍神甫，一个原来为大堂的副堂长，后来降级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作者一再更动题目，足见他对于小说的重心所在有过长时期的犹豫，最后方始采用他对待《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邦斯舅舅》（《邦斯》一书原来他想题作《两个朋友》）的办法，决定以不幸的牺牲者，无辜受辱的可怜虫作为故事的主体。


    迦玛小姐是承包脱罗倍和皮罗多两个神甫膳宿的房东，她气量狭小，睚眦必报，又抱着虚荣的幻想。脱罗倍是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只想在教会中抓权势。皮罗多则是天真无知的享乐主义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同居的摩擦使迦玛小姐和脱罗倍通同一气，花了很大的力量，使尽卑鄙恶毒的手段，迫害一个忠厚无用，不堪一击的弱者。琐碎无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酿成一幕悲惨的戏剧，还促发了内地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党争，甚至影响到远在巴黎的政客。不管内容多么单调平凡，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用极朴素而极深刻的手法写出的人情世故和社会的真相，使这个中篇成为一个非常有力和悲怆动人的故事，在《人间喜剧》中占着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过几个不同的书名，我们研究的时候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线索：老处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脱罗倍的阴狠残忍，皮罗多的懦弱与愚蠢，都可作为探讨各种典型面貌的中心。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几个人物刻画得同样深刻，性格发展得同样充分，每个角色都能单独成为一个主体的。但我们现在看来，最有意义的或许并不在于分析单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会的内幕。出家人而如此热衷于名位，对起居饮食的舒适如此恋恋不舍，脱罗倍为此而不择手段（他除了在教会中希图高位以外，还觊觎皮罗多的住屋），皮罗多为此而身败名裂：岂不写尽了教士的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开口慈悲，闭口仁爱，永远以地狱吓唬人的道学家，原来干得出杀人不见血的勾当！自命为挽救世道，超度众生的教会，不仅允许宣教师与政府相互勾结利用，为了满足私欲而颠倒是非，陷害无辜，教会本身还做脱罗倍的帮凶，降了皮罗多的级位，还要宣布他为骗子。虽然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又是热心的旧教徒，事实所在，他也不能不揭发君主政体的腐败与教会的黑暗。即使他不愿，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终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结论。


    《比哀兰德》是另一情调的凄凉的诗篇，像田间可爱的野花遭到风雨摧残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是牛鬼蛇神争权夺利的写照。主要事实很简单，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因为人的外部表现可能很单纯，行事可能很无聊，不值一谈，他的精神与情绪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以比哀兰德来说，周围大大小小的事故从头至尾造成她的悲剧，她遭遇不幸好像是不可解释的。以别的人物来说，一切演变都合乎斗争的逻辑，不但在意料之中，而且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和有意地推动：比哀兰德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的阶梯上踩死的一个虫蚁而已。在并无感伤气质的读者眼中，与比哀兰德的悲剧平行的原是一场由大小布尔乔亚扮演的丑恶的活剧。


    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目标之一，原要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风俗史，同时记录各个城市的外貌，挖掘各种人物的内心。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在这部书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也分析了各个不同等级的布尔乔亚；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纯洁的爱，也写了老处女和老单身汉的鄙俗的情欲，——他并不一味谴责他们的褊狭，自私，鄙陋，庸俗，也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社会原因，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学徒生活的艰苦，流露出同情的口吻；他既描绘了某个内地城市的风土人情，又考证历史，作了一番今昔的对比。贯穿全篇的大波澜仍然是私生活的纠纷所引起的党派斗争，只是规模比《都尔的本堂神甫》更大，作配角的人物更多罢了。置比哀兰德于死命的还是那些复杂而猥琐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农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钱，得不到地位名誉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但早已升格为上层布尔乔亚的前辈；穷途潦倒的律师痛恨当权的帮口；所谓的进步党千方百计反对政府，拿破仑的旧部表示与王政复辟势不两立，骨子里无非都想取而代之，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职。一朝金钱，权势，名位的欲望满足了，昔日的政敌马上可以握手言欢，变为朋友。拥护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继续升官发财，迫不及待的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卖身投靠。反之，利害关系一有冲突，同一阵营的狐群狗党就拔刀相向，或者暗箭伤人，排挤同伴：古罗上校与维奈律师的明争暗斗便是一例。至于蒂番纳派和维奈派的倾轧，其实只是布尔乔亚内部分赃不均的斗争；因为当时贵族阶级已败落到只有甘心情愿向布尔乔亚投降的份儿，——世家旧族的特·夏日伯甫小姐还不是为了金钱嫁了一个脓包的针线商？


    作者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在《比哀兰德》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也是统治阶级内讧的武器。资产阶级动辄以司法独立为幌子，不知他们的法律即使不用纳贿或请托的卑鄙手段，仅仅凭那些繁复的“程序”已足以使穷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诉。不幸巴尔扎克还死抱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认为人间的不义，小人的得志，终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这种永远不会兑现的正义只能使被压迫的弱者隐忍到底，使残酷的刽子手横行无忌到底。用麻醉来止痛，以忍耐代反抗而还自以为苦口婆心，救世救人，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因为这缘故，他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只能暴露教会而不敢有一言半语批判宗教，在《比哀兰德》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也因为这缘故，他所有的小说随时随地歌颂宗教，宣传宗教；不用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这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