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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传来消息，说是阿尼西姆因为伪造和使用假钱而被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这所房子或者这个小铺，就会想起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不知怎的，也会使人想起他在坐牢，等候审判。


    仿佛有个阴影罩住了这所庭院似的，正房变得阴暗了，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退了色，或者用聋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齐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阴暗了。他的头发和胡子很久没有修剪，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各方面都看得出来。人们已经不大怕他，警官虽然仍旧按期接受他的贿赂，可是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搞得筋疲力尽了。


    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力气提高嗓音，吆喝厨娘：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个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他说：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姆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哀号起来，就像哭死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做才合乎礼节：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接着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齐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留心听着：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把他往上举，欣喜地说：


    她看见阿克辛尼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她也难过，可是却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圣像前面的油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招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辛尼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的事业正在进行，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辛尼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儿大的、瘦瘦的、可怜巴巴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到门口去，向他鞠躬，说：


    他开了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去。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律师，递呈文，赠给某个教堂一面神幡。他送给囚禁阿尼西姆的监狱看守一个银制的茶杯托，珐琅上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把长的小匙子。


    他呢，举起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里扎洛夫一样。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传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阿尼西姆·格利戈里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样一走，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分上，别折磨我们！”


    “这是不消说的，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说，摇摇头。“这倒应当想一想，彼得罗维奇。……保不住会出什么事，你到底不是青年人了。你一旦去世，可别让人日后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们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负他！他只能算是没爹了，他娘又年轻，傻头傻脑。……你应当给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点什么，哪怕把布乔基诺那块地给他也好，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继续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门一趟，立个遗嘱吧。何必再拖呢？”


    “要是你需要什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说，“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我们绝不吝惜，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好……”他在娃娃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瞧，她又说起来了！”


    “没有人替我们张罗一下，好好张罗一下，”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主要的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让他交保释放嘛！……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没有人出头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不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姆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的一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另外的钱我拿来掺和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利·菲拉狄奇——但愿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米亚去办货。他有个妻子，她趁他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瞧，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像全是假的。”


    “我把孙子也忘了……”齐布金说。“我得去看看他。那么你是说孩子长得不错？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姆判罪以后，我去找过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样说，时机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预先付给了他一笔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钱吧。我害怕。我一定是病了。”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泪水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他是什么？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像一片羽毛，一小块面包，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那样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判决褫夺公权，没收所有的财产，”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


    “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一块儿去打短工！”


    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他呜咽起来，走开了。不久以后，他上了床，在一连七夜没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