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治上做到这地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国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族国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


    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国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


    （spanish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


    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改革教会（reformed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国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乳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


    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


    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国家交战不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


    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hnholt）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roy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of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


    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共产党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


    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国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太国，从海洋性的国家触及大陆性格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不十分巩固的国家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的国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视作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大型调整，即是今日多数国家的挣扎，包括“有钱的”和“没钱的”，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也仍离不开这组织上的问题。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可以再三考虑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策划了上面这块长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觉为革命的主使人。逻辑里下面这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万无从区划的农民，则构成革命之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


    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德皇及俄国沙皇彼此无从预悉此次战争之成果首在清算专制皇权，因其跨地过广牵涉过多，不符时代之需要。此与其位于何处、当初以何原因投入战斗无关。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希特勒以争取日尔曼民族之“生存空间”


    （lebensraum）为志，殊不知曾几何时此计失败，反动所及，各色人种之平等传遍各处，造成一种全球风尚，甚至出于张伯伦和邱吉尔预料之外。中国之内战与这种出处纵然不同，也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后果。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30年或4d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


    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


    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1。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国家经济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democracy；由魏复古［karl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fr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2当作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1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见（dann.jacobsandhansh.baerwald.ed.chinesmunism：selecteddocuments（ny：harperrow，1963），pp109-132因为两人的立场既如此明显，本书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判。读者也可参阅中共在1987年编印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页343以下各节，内中对毛泽东主动与间接参与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2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osegh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