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躺在自己住宅的床上。这住宅是戈洛霍夫大街几幢大房子中的一幢，里面住的居民多得抵得上整整一个县城的人。


    这个人大约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有令人愉快的外表，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从面颊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固定的思想和专一的东西。思想犹如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脸上游逛，在眼睛里飞舞，然后降落在那两片半开的嘴唇上，藏匿在额头的皱纹里，最后便完全消失了。这时整个脸孔便呈现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平和的神采。这种无忧无虑的神采从脸上转移到整个身体的姿态上，甚至在睡衣的皱褶里。


    有时，他的眼神会</a>因为疲倦或无聊的缘故而变得晦暗。不过疲倦也好，无聊也罢，却片刻不能逐去他脸上占优势的基本的表情——温和，这种温和不只是脸上的，也是整个心灵的，而他的心灵却如此明亮地表现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表现在他的头和手的每一个动作之中，哪怕是一个只从外表观察的冷漠的人，随便地看一眼奥勃洛莫夫后也会说：“他大概是个好心肠的人，憨直”；而深刻一点、多一点同情心的人则会长久地打量他的脸，在愉快的沉思中含笑地走开。


    伊里亚·伊里奇的脸色既不是绯红的，也不是黝黑的，更不是完全苍白的，而是很难分辨。或者说，可能使人觉得，他还不到年龄就已经皮肤松弛了：不知是缺少运动还是缺乏新鲜空气，也许两种原因都有。总之，从其脖子、胖胖的小手和软绵绵的肩膀的无光泽的过于苍白的肤色来看，他的身体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显得过于柔弱了。


    他的动作即使是在激动的时候，也保持一种柔和性，不失其慵懒的风度，如果脸上闪现出一层来自心灵的愁云，那么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晦暗，脑门上就会出现皱纹，疑惑、悲伤、恐惧等症状就开始了。不过这种恐慌很少会变成一种明确的思想，更不容易转变为意向。全部恐慌最后只不过是一声叹息，在冷漠或瞌睡中平息了。


    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饰与他那宁静的面容及其柔弱的身体是多么相称啊！他穿着用波斯布料制成的长袍，是真正的东方长袍，没有丝毫让人联想到欧洲的东西；没有缀穗子，也没有镶天鹅绒，没有掐腰，非常肥大，足可以让奥勃洛莫夫裹上两圈；袖子也全然是亚洲样式的，从手指到肩膀越往上越肥大。这件长袍虽然已没有原来那么新了，有些地方已失去了原先的自然光泽，却仍旧保留着东方颜料的鲜明色彩和料子的结实品质。


    在奥勃洛莫夫看来，长袍具有许多无法估量的好处：它柔软、舒适，穿在身上毫无拘束，就像听话的奴隶一样，顺从身体任何动作的摆布。


    奥勃洛莫夫在家里总是不系领带，也不穿坎肩，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穿的便鞋也是又长又宽大，起床时他闭眼不看地板，两腿一伸，马上准确无误地伸进便鞋里。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既不像病人或者想睡觉的人那样出于需要，也不像疲倦的人那样偶尔躺一躺，更不像懒汉那样贪图享受。这是他的一种正常状态。他在家的时候（他几乎天天在家），总是躺着，而且总是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房间里，这既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他还有三个房间，不过他很少去光顾过。要去也是早晨，当仆人为他打扫书房的时候，但也不是每天早晨，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打扫。这些房间里的家具都用罩布罩着，窗帘也不拉开。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的那个房间，乍看起来摆设得很好。这里有一张红木的写字台，两张丝绸的长沙发，漂亮的屏风上绣着自然界不常见的鸟雀和果实。这里还有丝绸窗帘、地毯、几幅画、青铜器、瓷器和许多漂亮的小玩意儿。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趣味纯正的人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所有这些摆设的意图不过是想维持必要的体面罢了，只是为了这一点。奥勃洛莫夫之所以操这份心，之所以要装饰自己的书房，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讲究审美趣味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些笨重的、不雅致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的。一张沙发靠背已经塌了下去，胶粘的木头有些地方已经脱胶了。


    那些油画、花瓶、小玩意儿也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主人对自己的摆设却是如此冷漠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似乎在问：“这一切是谁搬来放在这里的？”由于奥勃洛莫夫对自己财物持这种冷漠的观点，或许还由于对自己的仆人扎哈尔持更加冷漠的观点，那书房，若是仔细地查看一下，真是凌乱和马虎得令人震惊。


    墙上，油画周围像锯齿边饰似的结成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不能照东西，倒成了可以在其灰尘上画记号记事的牌子。地毯污渍斑斑，沙发上放着一条遗落的毛巾。早晨吃饭用的桌子上很少不留下一些面包渣儿和摆着昨天晚餐后没有收走的放着盐缸和被啃光了的骨头的盘子。


    如果没有这盘子，没有这刚抽完烟搁在床边的烟斗，或者没有躺在床上的主人本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里没有人住，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蒙上了灰尘，一切都褪了色，没有活人来过的痕迹。不错，书架上放了两三本打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但是在那几本打开的书的篇页上都已蒙上了灰尘，纸张也发黄了，显然它们被扔在那里已很久了。报纸是去年的，那墨水瓶呢，如果把笔插进去，准会有一只受了惊的苍蝇嗡嗡叫地从里面飞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今天反常地很早就醒了，大约八点钟。他心事重重，脸上表情轮番变化，时而是害怕，时而是忧愁和懊丧。很明显，他正在进行内心的思想斗争，理智尚且无能为力。


    原来奥勃洛莫夫昨天收到了来自乡下一封自己田庄的村长写的信，内容令人不快。这个村长会写些什么令人不快的消息呢？不外就是收成不好、欠缴税款、收入减少之类。村长在去年和前年也给自己东家写过这样的信，但最近的这封信却像一切令人不快的意外事那样，给他以强烈的刺激。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考虑应对的措施。其实说句公道话，伊里亚·伊里奇是关心自己的事业的。几年前当他接到村长的第一封信时，在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构思各种改革计划和改善他的田庄管理的事宜了。


    根据这一计划，他要采取一些新的、经济的、交给警察的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措施。但是计划还远远没有考虑周全，村长却年年写信重复，催促他行动，自然也就破坏了他的安宁。奥勃洛莫夫意识到，在计划完成前必须采取某些果断的措施了。


    他刚醒过来，便想立即起床，洗脸，喝茶，然后好好地想一想，琢磨出一个什么法子来，记下来，总之要认真地做这件事。


    半小时过去了，他仍旧躺着，仍在为这个打算而苦恼。但是后来他思索了一下，觉得喝完茶再干也来得及，而平常喝茶都是在床上喝的，何况躺着想也无碍于事。


    他就这么做了。喝完茶后，他从床上稍稍抬起一点身子，差一点就要起来了，这时他看了看便鞋，甚至一只脚都从床上放下来了，但立即又缩了回去。


    时钟敲了九点半，伊里亚·伊里奇身体震颤了一下。


    “我这是怎么了？”他懊丧地自言自语地说，“真不像话，该做事了！一旦放任自己，那就……”


    “扎哈尔！”他喊道。


    离伊里亚·伊里奇的书房只隔一个小过道的房间里，先是传来一种好像被链子锁着的狗的发怒声，然后是两只脚从什么地方跳到地板上发出的响声。这是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他平常都是坐在这个炕上打瞌睡消磨时光。


    走进书房来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他穿着灰色常礼服，衣服的腋下已经裂开，衬衣从裂口处露了出来，他还穿一件带有铜纽扣的灰色坎肩。他的颅骨光秃得像膝盖一样，两边腮帮子上长着杂有白毛的淡褐色的又宽又密的颊须，每一边的颊须都有三把胡须那么多。


    扎哈尔不仅不想改变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形象，也不想改变他乡下穿的这套服装。他的衣服都是按他乡下带来的衣服的样式做的，他喜欢灰色的常礼服和坎肩，因为穿上这种半礼服式的衣裳，他就会依稀地回想起大公馆门房的制服。在他的记忆中，唯有大公馆的制服能够代表奥勃洛莫夫家的尊严。


    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这个老仆人对偏远农村中地主老爷们安逸生活的回忆了。前一辈老爷太太去世了，他们的肖像留在家里，也许搁在阁楼上的什么地方了。关于家族昔日的生活和显赫事迹的传说，现在越来越听不到了，或者只有留在乡下的老人还记得一些。所以对扎哈尔来说，这套灰制服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还有某些保留在少东家表情和举止中的酷似其父母的特征，哪怕是主人的任性（虽然扎哈尔对这种任性曾自言自语地或公开抱怨过），在他的内心里也是作为老爷的意志、主人的权利加以尊重的，因为他认为这也是昔日家族威风的一种小小的迹象。


    没有这些任性，扎哈尔就有点感觉不到自己头上还有老爷的存在，就不能回想起在乡村里的青年时代。而这个他已经离开很久的乡村，和那些关于这个古老家族的传说，乃是由那些老仆人、老奶娘、老保姆一代一代地编成并世代相传的唯一的编年史。


    奥勃洛莫夫家曾经是威震一方的名门大户，后来天晓得什么缘故竟逐渐败落，最终在后起的贵族家族中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家奴们还真实地记得过去的情况，珍惜它，并奉为神圣。


    这就是扎哈尔如此喜欢自己的灰制服的道理。也许，他珍爱自己的连鬓胡子，也是因为他在童年时就看见许多老仆人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老贵族打扮吧。


    伊里亚·伊里奇陷入了沉思，好久都没有注意到扎哈尔。扎哈尔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最后忍不住咳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伊里亚·伊里奇问道。


    “是您叫我？”


    “我叫了吗？我干吗要叫你？我记不得了！”他答道，伸了个懒腰，“你先去忙自己的，我想起来再叫你。”


    扎哈尔走了，而伊里亚·伊里奇还躺着，在想那封可恶的信。


    又过了一刻钟。


    “咳，躺够了！”他说，“该起来了……不过，让我再仔细地读读村长的这封信，然后就起床。扎哈尔！”


    又是那种跳到地板上的响声，而且发怒声也更响了。扎哈尔走了进来，可奥勃洛莫夫又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扎哈尔站了两分钟，嫌恶地斜着眼稍稍看了看主人，朝门口走了。


    “你到哪里去？”奥勃洛莫夫突然问道。


    “您什么话也不说，我干吗白等在这里呢？”扎哈尔声音沙哑地说。他的嗓子之所以变得沙哑，据他说，是因为有一次牵着狗跟老东家外出打猎时，一股疾风吹进他的喉咙里把嗓子弄坏了。


    他侧身站在房子中间，一直斜着眼看着奥勃洛莫夫。


    “难道你的腿瘸了吗？就不能站一会儿？你明知我在考虑问题，你就该等一等！你在那边还没躺够？去把我昨天收到的村长的信找出来，你把它放到哪儿啦？”


    “什么信？我没看见什么信。”扎哈尔说。


    “是你从邮差手里接过来的，一封很脏的信！”


    “您把它放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扎哈尔一边说，一边乱翻着放在桌子上的纸张和各种东西。


    “你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到纸篓里看一看！是不是掉到沙发后面去了？瞧，沙发靠背至今没有修好，你怎么不去叫木匠来修一修呢？要知道，是你弄坏的。你什么都不放在心里！”


    “我可没有弄坏，”扎哈尔答道，“是它自个儿坏了；总不能使用一辈子吧，到时候它就坏了。”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反驳，便问道：


    “找到了没有？”


    “瞧，这里有几封信。”


    “不对。”


    “那就没有了。”扎哈尔说。


    “算了，你走吧！”伊里亚·伊里奇不耐烦地说，“我起来自己找。”


    扎哈尔回自己屋里去了。可是他两手刚撑在炉炕边，准备跳上去的时候，又听到了急促的喊声：


    “扎哈尔，扎哈尔！”


    “唉，主啊！”扎哈尔埋怨道，又向书房走去，“怎么这样折磨人！还不如早点死了！”


    “您有什么事？”他说，一只手扶着房门，望着奥勃洛莫夫。他显出不大满意的样子，侧着身子，眼睛半睁半闭地瞧着主人，而主人也只看见他半边极大的连鬓胡子，好像等待着从大胡子里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似的。


    “快拿手绢来！你自己就应该想到，瞅不见吗？”伊里亚·伊里奇厉声说道。


    扎哈尔对主人的这种命令和责备没露出丝毫的不满，大概在他看来，主人怎样对待他都是很自然的。


    “谁知道您的手绢在哪儿呢？”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抱怨说，并把每张椅子摸了一下，虽然明摆着椅子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您老是丢东西！”他说，便打开门到会客室去，看看那边有没有。


    “上哪儿去？就在这儿找！我这几天都没到那边去。快一点啊！”伊里亚·伊里奇说。


    “手绢在哪儿？没有手绢！”扎哈尔两手一摊，环顾四周说。突然，他生气地哑着嗓子说：“咳，那不是吗？就在您身子下面！瞧，露出了一个角，您自己躺在上面，还找手绢！”


    还没有等对方答话，扎哈尔又想走了。奥勃洛莫夫由于自己的疏忽，感到有点儿尴尬，便立即找到另一个借口，去为难扎哈尔。


    “看你打扫得多么的干净，到处是灰尘，脏东西，我的上帝啊！瞧，那墙角，是什么样子！你什么事也不干！”


    “我怎么什么事也不干……”扎哈尔委屈地说，“我尽心尽力，舍命地干！我几乎每天都拭擦灰尘，每天都扫地……”


    他指了指房子中间的地板和奥勃洛莫夫吃饭用的桌子。


    “瞧，瞧，”他说，“全都打扫过，收拾过，就像要办喜事一样……还要怎么样呢？”


    “那这是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指着墙壁和天花板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呢，这个呢？”


    他指着昨天被扔下的毛巾，指着桌子上忘记了收拾的盛着碎面包的碟子。


    “这个吗，我就收走。”扎哈尔宽容地说，拿起了盘子。


    “只是这个吗？那么墙上的灰尘呢？蜘蛛网呢？……”奥勃洛莫夫指着墙壁说。


    “这个等复活节再收拾：到那时我把圣像拭擦干净，把蜘蛛网除掉……”


    “那么图书和画清扫吗？”


    “图书和画圣诞节前扫。到时候我和阿尼西娅一起把所有的书柜重擦一遍。现在什么时候扫呢？您整天都待在家里。”


    “我有时候看戏，有时候做客，你不就可以……”


    “晚上怎么扫啊？”


    奥勃洛莫夫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扎哈尔则冷漠地朝窗外望了望，也叹了口气。主人好像在想：“喂，老兄，你比我本人还要像奥勃洛莫夫。”而扎哈尔也好像在想：“算了吧，你不过是个会说漂亮话的巨匠，你才不在乎这儿有没有灰尘、蜘蛛网呢。”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亚·伊里奇说道，“灰尘里面会出蛀虫，我有时还看见墙上有臭虫！”


    “我那儿还有跳蚤呢！”扎哈尔不以为然地答道。


    “这好吗？要知道，这是肮脏！”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冷笑了一下，这一笑把眉毛和胡子都挪到一边去了，整个脸孔直到前额都涨得通红。


    “世界上有臭虫，能怪我吗？”他带着天真的惊讶神色说，“难道臭虫是我发明的吗？”


    “是由于肮脏才生长出臭虫来，”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在胡扯些什么？”


    “肮脏也不是我发明的。”


    “你那里，晚上有老鼠在跑动，我听得见。”


    “老鼠也不是我发明的。什么老鼠啦，猫啦，臭虫啦，这些生物到处都有许多。”


    “为什么别人家里既没有蛀虫，也没有臭虫呢？”


    扎哈尔的脸上呈现出不信任的表情，或者不如说他泰然地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我有那么多的事情，”他固执地说，“我可看不住所有的臭虫，总不能跟着臭虫钻进缝里去吧。”


    他自己似乎也在想：“是啊，睡觉没有臭虫，这算怎么一回事？”


    “你把屋子打扫干净，把角落里的垃圾扔出去，就什么也不会有了。”奥勃洛莫夫教导说。


    “你今天打扫了，明天又要堆起来。”扎哈尔说。


    “不会的，”主人打断他的话，“不应该再堆起来。”


    “准会堆起来，我知道。”仆人坚持说。


    “堆起来，你就再把它扫掉。”


    “怎么？天天都去打扫所有的角落吗？”扎哈尔问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还不如死了好呢！”


    “为什么别人家里能干干净净呢？”奥勃洛莫夫反问道，“你看见对面调音师的家里，看着就舒服。他们家也就只用一个女仆……”


    “德国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垃圾，”扎哈尔忽然反驳道，“您看看他们家是怎样生活的！全家人一个星期就啃一根骨头，老子</a>的衣服脱下来就给儿子穿，儿子穿完再给老子；妻子和姑娘们的连衣裙也极其短小，她们老是缩着腿，像鹅一样……他们那里有什么垃圾呢？他们可不像我们，衣柜里成年累月地搁着一大堆破旧衣服；一个冬天的面包皮就堆满整个墙角……他们一块面包皮也不会白白扔掉，而是拿它做成面包干，就着喝啤酒！”


    扎哈尔在谈及这种生活时，甚至从牙缝里啐了一口唾沫。


    “少说废话！”伊里亚·伊里奇说，“你最好去收拾收拾。”


    “有时我要去收拾，可是您不让。”扎哈尔说。


    “又来了！你是说都是我妨碍了你。”


    “自然，您整天待在家里。您在家我怎么打扫呢？你若是出去一天，我一定收拾好。”


    “瞧，你还真想得出来，滚出去，你最好回你自己屋里去吧。”


    “真的！”扎哈尔坚持说，“要是您今天外出，我和阿尼西娅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不过我们两人可干不了所有的活，还得雇几个女杂工，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刷一遍。”


    “嘿，想得真美——雇女杂工！去，回屋去。”伊里亚·伊里奇说。


    惹起扎哈尔说这席话，他感到很不愉快。他老是忘记，一旦涉及了这个微妙的问题，许多麻烦就躲不开了。


    奥勃洛莫夫也想清洁，不过他希望这种清洁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完成。而扎哈尔却总是要挑起争论，只要叫他做扫灰尘或擦地板之类的事，他就要证明家里必定会弄得纷乱不堪，因为他清楚，一想到这种情况主人就会非常害怕。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陷入了沉思。过了几分钟，时钟又敲了半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呢？”伊里亚·伊里奇几乎吃惊地说，“快到十一点了，而我还没有起床，到现在还没有洗脸？扎哈尔，扎哈尔！”


    “唉，我的上帝呀！”前厅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是那熟悉的一跳的声音。


    “洗脸水准备好了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扎哈尔回答说，“您怎么还不起来呢？”


    “准备好了，你怎么不说呢？要不我早就起来了。去吧，我随后就来，我要工作，坐下来写东西。”


    扎哈尔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本写满了字的沾满油污的笔记本和几张纸回来。


    “您现在要写信，就请您顺便把账本查对一下，得交钱了。”


    “什么账本？什么钱？”伊里亚·伊里奇不高兴地问道。


    “买肉，买蔬菜，洗衣服，买面包，都需要钱。”


    “你就关心钱！”伊里亚·伊里奇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是一笔一笔给我看，一下子就全拿来了？”


    “您总是赶我走，老说明天，明天……”


    “那这次就不能等到明天吗？”


    “不行！人家催得很紧，再不给赊账了，今天是一号。”


    “唉！”奥勃洛莫夫烦恼地说，“又添乱！你干吗站着，把它放在桌子上，我这就起来，洗脸，看账，”伊里亚·伊里奇说，“洗脸水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扎哈尔说。


    “好，我现在就……”


    他清清嗓子，开始把身子稍稍抬起来，准备起床。


    “我忘了禀告您，”扎哈尔又开始说话了，“刚才您还在睡觉的时候，主管派看门人来说，我们必须搬家……人家等着房子用了。”


    “那又怎么样？既然需要，我们自然就搬家。你跟我唠叨什么？这事你已经说过几遍了。”


    “人家也是紧催着我。”


    “你就告诉他们，我们搬。”


    “他们说，您已经答应一个月了，还是没搬。他们说，要告到警察局去。”


    “让他们去告好了！”奥勃洛莫夫断然地说，“过三周以后，天气会暖和一些，我们自己会搬走。”


    “哪来三周啊！主管人说，两周以后工人就要到了，要全部拆掉……他说：‘明天或后天您就得搬走’……”


    “嘿——嘿——嘿！太着急了吧！还想怎么样！命令我马上搬走吗？你就别再给我提房子的事了。我已经制止你一次了，还要说，当心！”


    “那我怎么办呢？”扎哈尔说。


    “怎么办？他就这样对付我！”伊里亚·伊里奇说，“他倒来问我！关我什么事呢？你就别来烦我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不要搬家。为主人卖点力都不行！”


    “是啊，伊里亚·伊里奇少爷，我能怎么办呢？”扎哈尔用温和的沙哑嗓子说，“又不是我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叫搬能不搬吗？要是我的房子的话，我倒十分愿意……”


    “难道不能劝说他们吗？就说我们住久了，也按期交房租。”


    “说过了。”扎哈尔说。


    “那他们怎么说呢？”


    “怎么说！还是那句话：‘你们搬吧，我们要改建房子。’他们想把医生住的那一套和我们的这一套打通，合成一个大房子，给房东的儿子结婚用。”


    “唉，我的天啊！”奥勃洛莫夫懊丧地说，“世上还真有这种蠢驴，竟要结婚！”


    他转个身子仰面躺着。


    “少爷，您还是给房东写封信吧，”扎哈尔说，“也许他就先不动您的房子，而吩咐人先拆那一套呢。”


    扎哈尔用手指了指右边那套房子。


    “那好吧，我一起来就写信……你回自己屋里去吧，我再想一想。你什么事也不会，就连芝麻大的事也得我自己动手。”他补充了一句。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在想事。


    但是想什么事呢？他感到为难：想村长的信？想搬新房的事？想账本的事？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局促起来，但还是躺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叹息：


    “唉，我的主啊！生活真烦人！到处都这样。”


    正不知道他还要这样犹豫多久，不过前室的门铃响了。


    “有人来了！”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裹紧睡袍，“我还没有起床，真丢人！这么早会是谁呢？”


    于是他躺着，好奇地瞅着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