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矮胖子男人

    曾有那么一个小个子男人，


    真想画幅速写，如果我能。


    他紧紧粘着我们这家子人，


    坚定得好似大海老人。


    不管是嘲弄还是讥笑，


    都将他扔不去，丢不掉；


    这个任性又暴躁的小矮子呀，


    只关心自己不管别人。


    在将1836年所有的困苦磨难一古脑儿抛之脑后之前，我还想把那个时期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古怪人物介绍给读者们。第一个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新的人物，是一个又矮又胖、体格粗壮的男人——也是一名英格兰水手——一个晚上到我家借行，然后心安理得地一住就是九个月。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迁就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赶他不走。


    秋天的时候，穆迪在去多伦多的邮车上遇到了这个人（我叫他马尔科姆先生）。因为觉得他古怪坦率的行径颇为有趣，交谈中也觉得这个小伙子又聪明又伶俐，穆迪就对他说，如果有一天到他家里去，他会很高兴和他再续友情。就这样他们道了别，双方都很友好。一般说来，人们在一起融洽地长途旅行之后，分别时都不曾想过他们还会有再见面的可能。


    春季的融雪期也是枫糖季节的开始；雅各在几棵树上凿了洞，想抽取树液为孩子们做枫糖。这一计划因我丈夫病倒而告吹，他又一次染上了疟疾。一日，地面泥泞不堪，临近黄昏时，雅各在林子里劈柴，女佣到我生病的姐姐家帮忙洗衣服，我正忙着烤面包做茶点。这时，门口响起一阵猛烈的拍门声，还有赫克托的狂吠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跑着去开了门，看到赫克托正紧咬住一个长得黑黑壮壮的小个子男人的裤管不放，那人开口说话了，声音粗哑——


    “把你的狗吆喝走。真不知道你家养只该死的畜牲干什么？让它来咬拜访你们的客人吗？”


    赫克托是世上最乖、脾气最好的畜牲了，它简直可以被称做绅士狗。平常它很少表现出不讲礼貌的行为，因此我对它今天这种不礼貌的举止惊讶万分。费了半天劲，我才揪着它的项圈把它拖到一边。


    “穆迪上尉在不在？”陌生人问。


    “在，先生。可是他卧病在床，实在病得严重，不能见客。”


    “告诉他一位朋友，”（“朋友”两字他咬得特别重），“一位特别的朋友，一定要跟他说话。”


    我这才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位说话人的脸，从他邋遢、不修边幅的外表，我断定他应该是个机械工。他的长相很不讨人喜欢，我不相信他会是我丈夫的朋友，因为我很肯定，穆迪结交的朋友绝没有像他这样有令人讨厌的外表。我正要去给他传话，刚一松开赫克托的项圈，它就又向他扑了过去。


    “别用棍子打它，”我一边叫着一边伸出胳膊搂住这只忠实的狗，“它的力气很大。你要是惹恼了它，它会咬死你的。”


    最后我还是把赫克托哄进了女仆的房间，把它关在里面。在这当儿，陌生人走进了厨房，在火炉前烤干湿衣服。


    我马上走进起居室为他传话，穆迪就躺在壁炉旁的床上。但我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已跟在我后面冲了进来，径直走到床前，一面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一面说：“你还好吗，穆迪先生？你看，你我都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接受了你的邀请。如果你能让我借宿一晚，我将不胜感激。”


    他说这话时，声音又低沉又神秘；穆迪发烧烧得神志不清，脑子还很糊涂，听得大惑不解，迟疑地盯着他看，陌生人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不会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吧——我叫马尔科姆。”


    “对，对，现在我想起来了，”病人说着伸出一只烧得滚烫的手，“欢迎你到我家来。这就是我的家了。”


    我站在一边又惊讶又疑惑，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因为我记得从未听过我丈夫提起这位陌生人的名字。但既然穆迪曾邀请他来家做客，我就该尽力款待他，可是该怎样招待他，实在令我伤脑筋。我在火炉前放了一把扶手椅，并告诉他我会尽快给他弄杯茶。


    “可能最好还是跟你说，穆迪太太，”他阴沉沉地说，显然是为我丈夫没有马上将他认出来而不高兴，“我还没吃饭呢。”


    我心里暗暗叹气，因为我很清楚，储藏室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看他脸上急着要吃的表情，我敢肯定他是个喜好舒适生活的人。


    我煎了一片咸腌肉，煮了一罐蒲公英咖啡，一直在做的面包已烘烤完毕，可是芽面粉做不出松软的面包，硬得不同寻常。我第一次从心底里为如此简陋的食品感到脸红。我敢肯定，给他吃这样的东西，他决不会怀着理解的心情默默咽下去。“他可能是位绅士，”我想，“但看起来又不像。”于是脑子里又开始疑惑他是谁，穆迪是在哪儿碰见他的。我不喜欢这个人的样子，就安慰自己说他也只不过呆一个晚上，我只需一个晚上让出自己的床，睡在我丈夫身边的地板床上。我第二次走进起居室摆放餐具时，穆迪已经睡着了，马尔科姆先生正在看书。我把茶点摆在桌上，他抬起头，阴沉沉地瞪着我看。他的长相很奇特，五官尚可称得上端正，肤色黝黑，色泽不错，头又大又圆，浓密而黑的卷发，无论从长度、质地还是颜色来说，都像极了水狗的硬卷毛。眼形和嘴形都不错，只是由于表情阴险，整张脸都让人觉得厌恶和生疑。眼神冷冷的，傲慢又残忍，像猫眼一样绿。嘴巴正好显示出他抑郁、有主见而又尖酸刻薄的性格。这应该长在一个凶残的顽固分子脸上，一个无论用怎样的好言好语都无法说服的人。这样的人，一旦被激怒，就会变成一头可怕的野兽，可是他的情绪好像是徘徊在一条深深的死水沟里，而不是那么咆哮奔腾。就像威廉，佩恩从门上的钥匙眼里仔细打量他不受欢迎的客人一样，我也这样打量着这位陌生的客人，对他没有一点儿好感。或许因为我的态度冷淡，不自然，惹得他不高兴，意识到了我不喜欢他。我相信，从互相认识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水火不容，这种根深蒂固的天生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淡去反而越发加深了。


    他很有节制地吃着饭，显然不爱吃。他对饭的惟一评价是：


    “你在这儿做的面包可真难吃。真奇怪，你竟然不会为土豆防冻！我还以为在丛林里，你会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呢。”


    “自从到丛林里来，”我说，“我们一直都不顺。很抱歉你也不得不感受这块土地的贫瘠。如果能给你做顿更可口的饭菜，我也会非常高兴的。”


    “嗨，可别这么说。有好肉好土豆吃，我就很满足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拜访的另一目的？我希望是自己误会了。我还没来得及揣测，丈夫就醒了。他已退了烧，坐起来穿了衣服，很快就和他的客人高兴地聊起天来。


    马尔科姆先生这才告诉他，他正在躲避他那里的治保官员，如果能允许他在这里住上几个星期，就算帮他大忙了。


    “实话告诉你吧，马尔科姆，”穆迪说，我们现在已山穷水尽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们都没得饭吃。要让你吃得好，也就是说再添一张嘴，我们确实无能为力，除非你愿意在农庄里帮帮忙。如果你可以干，我就尽量想办法赊上一些生活必需品，让你住得更满意些。”


    对于这样的提议，马尔科姆当然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因为这样做的话，既让他不再有完全受人恩惠的感觉，也让他有了抱怨的权利。


    知道他可能会无限期地住下去，我就让雅各用两个大箱子给他简单地搭了一个床架，那两只箱子曾装着我们的大小物件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他把床支在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我在床上放了一个毛编垫子，还铺上了我所能匀出来的床上用品。


    他住下来的头两个星期，什么活儿也没有干，只是躺下来看书，抽烟，从早到晚不停地喝加水威土忌。渐渐地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他的经历，但在他身上，仍小心地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东西，我们从未解开这个谜团。他是一位海军军官的儿子，父亲在服役期间就获得了很高的军衔，还因为他的英勇事迹被授于第三级巴思勋爵爵位。


    他自己也曾在父亲的旗舰上做过见习船员，后来离开了海军，在那个省的白色恐怖时期接受任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做过政府管辖下的一种武装民船的指挥官，因此自命为政府立过汗马功劳。可是对为什么离开南美洲到加拿大来，他却守口如瓶。他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就一直过着纸醉金迷</a>的生活，自己算了算花掉了四千多英镑，花得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后来朋友们不愿再为他付帐单，他就用父亲的产权在哈维购置了一块政府封地。哈维是石头湖岸边的一个荒凉小镇，在那儿，他修起了自己的小木屋，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才发现这块四百英亩的土地上竟找不出一英寸可以种土豆的土壤来。如今他已负债累累，那块地尽管寸草不生，也被行政官拿去抵债了。已发出逮捕令要拘捕他，这样他才想出到我们这儿来避避风头。他身无分文，而且，也没几件衣服，只有身上穿的一件蓝色粗绒大衣呢海员服，一条农村粗布裤子，一件光景尚可时置下的旧马甲，两件蓝色格子衬衣。他一星期刮一次胡子，从不梳头，也从不洗澡。在他之前，被尊为绅士的人中没有一个比他更胜更邋遢的。可是，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很能干，对世界的认识既苦涩又尖刻，只是太自私自利，而且鲜廉寡耻到了极点。


    想当初，他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他的能言善语很吸引我的丈夫，加之旅行中的人们很少表现出坏品质，所以穆迪曾以为他是一个经历丰富、坦率直爽的好小伙子，而他描绘得动人心弦的冒险故事也确实令他一路上轻松愉快。当他从自己阴郁、孤僻的性情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确实能做到这些。尽管我很不喜欢他，但还是兴趣盎然地倾听他讲述离奇可笑的南美生活和风俗习惯，一听就是几个钟头。


    他生性好逸恶劳，又牢骚满腹，穆迪颇费了些周折才让他干了点儿活，那也只不过是从池塘担几桶水回来以供家庭所需。我经常从湖边担着水回来遇上他，他都从不主动提出帮我担一担。和雅各订婚的玛丽，称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兽。他还以好言对恶语，说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常涎着脸向玛丽献殷勤，以至于引起了雅各的嫉妒，发誓说如果他敢动他心爱的人一指头，他就会狠狠接他一顿。有雅各撑腰，玛丽对这个雅各称为“北极熊”的人不屑一顾，她对他是那样无礼，使得马尔科姆都忘掉了对她的爱慕之情，扬言说他要像南美印第安人对待泼妇那样对待她。他们会乘泼妇的丈夫不在家时闯进去，割下她的舌头钉在门上做门环。他认为所有舌头不文明的妇人都该用此方法整治。


    “那又该怎样对付一个专爱骂人、说话下流的男人呢？”玛丽怒气冲冲地说，“他们的舌头应该扯下来喂狗。呸！你这个家伙太龌龊，我相信连赫克托都不愿吃你的舌头。”


    “我要把那畜牲宰了，”马尔科姆小声嘟哝着走开了。


    “我告诉他和我们的佣人斗嘴有失身分。“你看，”我说，“他们对你不尊重。他们看你太随便，才敢用这种轻蔑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客人说话，这样下去他们很快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


    “可是，穆迪太太，你可以骂他们。”


    “我不能，先生。只要你继续调戏那女孩，辱骂那男人，激得他们报复的话，我就不能说他们。”


    “我辱骂！辱骂有什么不好？海员不骂人就连不下去。”


    “可是一位绅士是不该那样的，马尔科姆先生。很抱歉我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你。”


    “哈，你真是太正经，太古板了，不看看住的啥地方；还穷讲究！真的，在这种荒山野地，我们可以去掉伪装，抛开那些凡规俗礼；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你似乎有理，可是，要注意后果。”


    “我和女士打交道多了，也不会曲意逢迎讨她们欢心。就是会也不愿意，再劝也没用！”


    “他小声嘀咕着，大步向地里干活的穆迪走去，那时我真是由衷地希望他再回到他的南美海盗船上去。


    一天晚上，他执意要和穆迪一起驾独木舟去叉狗鱼。那天晚上天气很冷，雾蒙蒙的一片。不到十二点他们就回来了，只叉了一条鱼，人却被冻得半死。马尔科姆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他紧张不安地生闷气，骂人，跟每个人都吵架，为每一件事吵架。穆迪看他这么任性感到很好笑，建议他上床睡觉，并祷告他恢复快乐的脾气。


    “脾气！”他大叫，“我就不信世上会有好脾气的人，都是装的。我从来没有过好脾气！我妈妈脾气就很坏，管得住我父亲，他可是个又严厉又跋扈的人。我天生脾气就不好。以前是个坏脾气孩子，长大成了坏脾气汉子，现在脾气就更坏了，到死也会是个坏脾气。”


    “好了，”我说，“穆迪给你弄了一杯热热的混合饮料，或许可以驱驱寒气，还有坏脾气，治好你的风湿病。”


    “呀，你丈夫真是不错，抵得上两个你了，穆迪太太。他能容忍了些人性上的弱点，甚至，能原谅我的坏脾气。”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二天，这个家伙就不幸地害了疟疾，发抖不止。我从没有倒霉地照顾过一个比他更难对付、更难以容忍，而旦毫无耐性的病人。打冷颤时，他一个劲儿地诅咒冷，希望他良己热得发烫；发烧时，他又骂热，希望自己只穿个衬衣坐在冰山的阴面。最后终于痊愈了。一起床就吃了许多肥肉，喝了大量的威士忌混合饮料，你会以为他刚刚长途旅行归来，好多天没吃东西一般。


    他不肯相信是寒夜在湖上钓鱼才害的病，反而大骂全是我的错，因为孩子生疟疾时，我曾把孩子放到他的床上。


    如果说他的铁石心肠里还有一点点温情的话，那就是对小孩子的爱。邓巴那时才二十个月大，眼睛又黑又亮，两个酒窝，金黄色的头发软软地打着卷儿包住了他的小脸。这个快乐单纯的小家伙与他自己顽固乖戾的脾气大大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他们俩粘到了一起。在屋里时，马尔科姆总是抱着邓巴。在孩子眼里，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都是无辜的。孩子常常搂着他的脖子，非常亲热地去亲那张胡子拉碴的脏脸。


    “如果我负担得起的话，穆迪，”一天他对我丈夫说，“我想结婚。我想找个人爱一爱。”他渴望着能爱一个女人，把这种感情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


    春天快过去了，雅各离开我们以后，马尔科姆似乎觉得坐在屋子里无所事事不好意思，就主动提出要为我们挖一个菜园，也就是“种一园菜”，这是加拿大人的话，意思是种些时下蔬菜。我买了需要的种子，然后非常吃惊地盯着我们的怪人开始动了，他先修补了破烂的篱笆，又非常用心地挖地，熟练而灵巧地布局，这简直令我难以置信。不到三个星期，这块地的样子就非常令人欣喜了。看着自己的杰作，他真是扬扬自得。


    “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们不再会饿得只吃芽面粉和破土豆了。我们可以吃豌豆、蚕豆、甜菜和胡萝卜，还有许多卷心菜。除了这块，我还给黄瓜和甜瓜留了地方。”


    “呀，”我想，“难道他还真想和我们一直呆到瓜熟的时候吗？”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他不仅是一笔很大的额外开支，而且带来的麻烦也不少，完完全全地剥夺了我们的一切隐私，因为我们的起居室成了他的卧室。不仅如此，他有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邋遢毛病、这让他实在不受欢迎。


    在我眼里，他性格上惟一让人可以接受的是对邓巴的喜爱。我不能完全憎恶一个那样喜欢我的孩子的人。对两个小女孩，他脾气就极坏，常常挥舞着拳头将她们赶跑。


    令人讨厌的是，他喜欢对每件事都吹毛求疵。我做的饭从未合过他的口味。他还恶毒地引诱穆迪和他一起发牢骚。他所玩的鬼把戏就是要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但一般都失败了’，倒霉的是他自己。他从未想到过要助我一臂之力。雅各走后不久，彼得伯勒的一家人付了玛丽更高的工资。有一段日子，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一个佣人帮忙。挤牛奶的事一向是穆迪的，因为我总是克服不了对牛的恐惧心理。实在没有人干这事的时候，我也偶尔为之，但害怕得浑身发抖。


    穆迪不得已要去彼得伯勒一趟，临走之前，特意请求马尔科姆帮我担水劈柴，挤牛奶的时候，也要站在我身边，他自己会赶在天黑前回家。


    早上六点穆迪就动身了，然后我提了桶去挤牛奶。马尔科姆正躺在床上看书。


    “马尔科姆先生，你能陪我到地里去一会儿吗？我要挤牛奶。”


    “好的！”（接着，生气地皱了皱眉头），“但我想看完这本书。”


    “我不会耽搁你很长时间的。”


    “是吗！我猜准会花上一个小时，你挤牛奶的技术糟糕至极。”


    “确实如此。来这个国家之前，我从未走近牛，因为一直怕牛。”


    “真不害臊！农夫的老婆还怕牛！哎呀，连小孩子都会笑话你的。”


    我没有说话，也不想再求他了。慢慢地走到地里时，愤怒已使我忘却了恐惧。挤完牛奶，我拎着快要溢出来的奶桶正准备翻过篱笆回屋时，我家一头凶狠异常的牛猛地从树林里冲了出来。顷刻间，我又开始恐惧万分。我一把抓起奶桶，不是翻过篱笆回屋，而是死命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跑，向湖边狂奔。小径上树桩累累，我的脚被其中一个绊住，摔倒在地，奶桶向前滚出去老远。牛奶全洒在了草地上，一滴也没有剩。那头牛从我身边经过，又继续往前冲。我这才打起精神回家去。马尔科姆非常喜欢喝新鲜牛奶，他在门口来迎我。


    “嗨！嗨！牛奶呢？”


    “可怜的孩子们今天没奶喝了。”说着我让他看看空桶，难过地摇着头，因为这对他们和我都是不小的损失。


    “到底见什么鬼了7你就那么害怕挤牛奶。走开，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挤了一不承你的情，马尔科姆先生，但是一。


    “但是怎么了？”


    “一头牛吓坏了我，我摔倒了，牛奶也洒了。”


    “唷！好，可别去告诉你丈夫这全是我的错。假如你稍有耐性，一叫我就会去的。可是我不愿被人指挥来指挥去，我不愿成为你或任何人的奴隶。”


    “那么先生，你干嘛还呆在这儿？呆在你认为自己被当奴隶使唤的地方？”我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为了面包而工作。我们给了你最好的一份——对此要求的回报却是太少太少了。”


    “你叫我干任何事都让我感到欠你的情。如果你能让我感觉好一些，我们会相处得更好。”


    “或许你是对的。我再也不会叫你为我于任何事了。”


    “唷，现在又是假惺惺了。尽管你眼里有泪水，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对我不满意。可是，千万别在我和穆迪之间玩花样儿。如果你答应不告诉他我拒绝陪你挤奶的事，今晚我亲自去为你挤奶。”


    “你会挤奶？”我有些惊讶地问。


    “挤奶！当然，如果我的情绪不是那么低的话，还有不是那么——懒的话，我还会做许多其他事情。但是现在，别对穆迪提一个字。”


    我没有答应，他像胆小鬼似的害怕穆迪谴责他，这并没有加深我对他的尊重，穆迪待他那么好，那么无微不至，他根本不配。


    那天下午下起了雨，要一整天呆在屋子里与他面面相觑真令我难受。我把家里寄来的棉布拿出来给穆迪缝制衬衣，他正对着我坐在火炉旁，用他惯有的忧郁眼神瞅了我很长时间。我真的有些害怕了。


    “难道你不觉得我是个疯子？”他说，“我有个兄弟精神失常，他在印度得了日射病，后来便失去了理智。但有时我觉得这是家族的遗传”


    对这样的话我又能怎样回答呢，只有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


    “你不会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的，”他接着说，“我知道你讨厌我，因此我也不喜欢你。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犯过谋杀罪，而且一想起那件事我就寝食不安，心清不快，你又会说什么呢？”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脸，不知道该相信他的哪几句话。


    “这是事实，”他点着头说，那时我真希望他可别像他兄弟那样发了疯，然后把我杀了。


    “好吧，让我告诉你这一切。我想人们都会嘲笑我竟然把那叫做谋杀；可是从我认定它是谋杀之后，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叛军中，有一位出名的首领，政府一直想捉拿他。他是个精力充沛、长相英俊的棒小伙子。我常看到他，但从未靠近过。一天晚上，我裹着披风躺在船底，在被海浪轻轻荡着的船上等我的两个同伴。他们上岸去了。就在那时，这个人和他的一个手下向海滩走来，就站在离船不远处。我猜他们准以为船上没人，他们的谈话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想，准是魔鬼引诱我将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他是我服役部队的敌人，可他不是我的敌人——我没有权利杀害他。仅仅因为魔鬼在作祟，想杀他的欲望就那么强烈地涌上心头，令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慢慢地跪起身来，月光明亮地照着，他和同伴全神贯注地说话，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开枪杀了他。他重重地呻吟了一声就仰面朝天倒在水里，我看到了他临死前呆滞的目光投向月光如洗的天空中那最后的一瞥。这是怎样的眼神啊！——充满绝望，充满难以言表的极度痛楚。这一眼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它会缠住我一辈子的。如果在战斗时，我打死了他，我不会在意——可是在那样平静的情况下，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劫数已到。是啊，这应该是谋杀。我的心里一直不好受，凭这一点我知道这是谋杀，你意下如何呢？”


    “我应该和你一样想，马尔科姆先生。毫无理由地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真是太残忍了。”


    “唉！我就知道你会怪我的。可是他到底是敌人，我有权利杀他，雇佣我的政府要我把他杀了，谁敢怪我？”


    “没有人，除了你自己的心。”


    “不是心，是脑袋，这里才决定是对还是错，”他说，“我凭一时的冲动杀了那个人，如果我能有五分钟的理智，那个人现在也还活着，可是覆水难收啊。我有没有给你看过我写的关于南美的作品？”


    “你是个作家吗？”我不相信地问。


    “当然。默里出一百英镑买我的手稿，我还不愿意呢。让我读几段你听听好吗？”


    应该说，那天早上他的行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拒绝他的时候，我并无恶感。


    “不，不用麻烦你了。我还要做饭，还要照看孩子，他们时不时就要捣乱。你最好另找个时间。”


    “我再也不会求你听我读了，”他说，一副虚荣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走到行李旁，取出一本用大裁纸写成的大页手稿，然后就开始读给自己听，一副非常狂妄自大的神气，还不时地瞅我一眼，一边轻蔑地微笑着。唉，当门开了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穆迪回来才打破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


    从高超到荒谬只有一步之差。第二天，马尔科姆裹着我丈夫的大外套出现在我面前，衣服长得及膝。看着他古怪的样子，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穆迪太太，借我一条裤子吧。跨过篱笆时我出了点小事故，裤子给挂破了——真见鬼。”


    “好了，别骂了。我去给你看看。”


    我给他拿了一条从未上过身的新裤子，是用质地很好的褐色克尔赛梅尔短绒呢做的。尽管他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他的感激之情，我还是没想到他的意思是从此他就要独享这条裤子。可是话说回来，这个男人不这样又怎么办呢？他没有裤子，没有钱，也适应不了丛林生活。当然，他的损失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利，这与那条古老的谚语恰好相反。


    栽种土豆的季节到了。马尔科姆自告奋勇提出由他来挖秧。这项工作很简单，可以在家里干。做的时候，他还可以懒洋洋地靠着抽烟，但是，穆迪要他必须分担地里的活儿，而且我早挖好的秧足够种半英亩地了，再需要的话，我可以准备更多。马尔科姆又是抱怨又是耸肩，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妥协了，并且把他那份活儿干得相当漂亮，骂蚊子和苍蝇则成了他宣泄坏脾气的安全阀门。回来吃饭时，他向我摊开双手。


    “看看这手。”


    “叫锄头磨起了泡、”


    “看我的脸。”


    “被纳叮肿了。可是穆迪道的罪不比你少，他什么也没说。”


    “呸！——对让人心烦的事惟一可以安慰的就是抱怨。唉，丛林！——该死的丛林！我多么希望能逃离这里。”那天天气非常暖和，下午，来了一位朋友令我大吃一惊。她是位老小姐，和一位从彼得伯勒来的克劳先生一起步行来拜访我们。那是一位年轻快活的农夫，穿着马裤和高统靴，刚从祖国来到这个国家，也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喜欢生活在丛林里。


    他个子矮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活泼小男孩，有一张地地道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脸——脸色红润，颧骨高耸，厚嘴唇，翘鼻子，像大多数小个子男人一样，讲话滔滔不绝，只为自己打算。他属于中等农民阶层，不管是外表还是举止，都很粗鲁。我刚为客人们准备好茶点，穆迪和马尔科姆就从地里回来了。马尔科姆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他本身就很坦率，坦率得近乎失礼。我看到他嘲弄地打量着穿戴整洁漂亮的小克劳，不动声色好奇地把他从头打量到脚。邻居曾送给我一些枫糖蜜，克劳先生害怕浓浓的糖浆会溅到他的褐色短外套上，就展开一条大手绢摊在膝盖上，又在下巴下塞了一条。我忍不住快要笑出声来，但还是尽量地忍住了——如果这小东西安安分分地坐着，我就能强压下想笑的欲望，可是我每跟他说一句话，他都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向我鞠躬，嘴里还往往塞得满满的，不听话的糖浆就沿着他的腮帮子往下滴。


    马尔科姆正对着我和毫不知情的邻居坐着。他看到我正费劲地努力保持严肃，就决定要让我笑出声来。他偷偷走到我的椅子后面，在我耳边严肃得像一个法官似的说：“穆迪太太，一定是这东西馋得吉姆·克劳坐不住。”


    这句话逗得我赶紧从桌边跑开了。穆迪对我的失礼大为吃惊，而马尔科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后，又说了一番话令事情更糟：“不知穆迪太太到底怎么了，今天下午她情绪异常激动。”


    土豆种下之后，种草莓、嫩豌豆、小土豆的时候又到了，马尔科姆仍是我家的常住户。他越来越懒，还加了不少故作姿态，令穆迪也对他非常反感，温和地暗示他该挪挪地方了。可是我们的客人充耳不闻。出于他自己清楚的原因，或许是他就喜欢跟人对着干，反正他看样子要顽固地留在我们家。


    为了开一块秋季休闲地，穆迪忙着清除灌木丛。马尔科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菜园子里，或者在房子周围闲逛。我准备了鳗鱼馅饼做晚餐，如果做得好的话，这决不会是一道令人难以下咽的菜。马尔科姆亲手洗了一些嫩豌豆，还有那个季节我们挖出的第一批嫩土豆，他孩子般高兴地盼着这顿盛宴。晚餐终于摆到了桌子上。蔬菜非常可口，馅饼看着也很好吃。


    穆迪就像平常一样大度地让马尔科姆，而后者则把一大部分豌豆和土豆都拨到了自己的盘子里。可是，真怪！我们的绅士开始对馅饼做出非常厌恶的表情。


    “真该死！”他叫道，深恶痛绝地将盘子推到一边，“这鳗鱼吃起来好像是在油里炖过似的，穆迪，你该教教你老婆做个好厨子。”


    穆迪热血上涌，我看到他眼里燃烧着愤怒之火。


    “如果你不喜欢为你准备的食物，先生，你尽可以离开饭桌，离开我的家，如果你愿意，我再也无法忍受你对穆迪太太的无礼，真是不知好歹。”


    马尔科姆迈着大步离开了惹他生气的人们，我想这下子我们肯定摆脱了他。尽管我们说他的话毫不过分，我还是对他感到抱歉。穆迪一边吃着饭，一边悄悄地说：“我想他不忍心忘掉这些美味的豌豆和土豆的。”


    接着他又到林子里干活去了，我洗完碟子，开始搅制黄油，因为我需要些黄油做茶点。


    大约四点左右，马尔科姆进来了。“穆迪太太，”他的声音比平常愉快了些，“老板在哪儿？”


    “在林子里砍灌木，”我非常担心他们会打架。


    “马尔科姆先生，我想你不打算和他再吵上一架吧？”


    “你不觉得失去午餐对我的惩罚已经够重了吗？”他咧嘴笑着说，然后扛起锄头，吹着口哨走了。


    我傻乎乎地担心了好一阵儿，最后还是抱着小孩，拖着邓巴跑到林子里去，穆迪就在那儿干活。


    刚开始我只看到了我的丈夫，很快听到不远处斧子的声音，循声而去，只见马尔科姆正在拼命地干活。穆迪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家伙怎么能忍受我对他说的话呢？他之所以投降，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就是由于人格的卑劣。我不知道是该可怜他还是瞧不起他。”


    “忍一忍吧，我最亲爱的，就这一次。他并不快乐，或许还非常痛苦。”


    马尔科姆孤零零地站在一边，不时地向我们瞥一眼。最后还是小邓巴向他跑去，伸出胳膊要他亲他。这个怪人一把将他揽到怀里，爱抚地轻拍着他。或许是对孩子的爱减轻了他的忧郁心情，或许他真的对我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他的怪脾气却不允许让它表现出来。不管怎么样，他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和我们一起喝茶。可以说，他又得到了长期住下去的许可。


    我们不论是明说还是暗示都无法实现的结果，几天后被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一句话而引出来了，他要凯蒂亲他一下，然后他就会给她一些树林里摘的覆盆子。


    “我不想要，走开。我不喜欢你，你这个矮胖子！”


    他的怒火上涌，一把将孩子推开，发誓说他要马上离开这幢房子，还说她自己肯定想不出说那样的话，肯定是我们教的。他这样说实在冤枉了我们，但他确信他没搞错。他走的时候，穆迪在后边叫他：“马尔科姆，明天我要派个人到彼得伯勒去，顺便叫他捎去你的箱子。”他太生气了，甚至都没扭头和我们说再见。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他。


    两个月之后，一天我们正在一位邻居家喝茶，他住在我们下头一英里开外的小湖边。是谁走进来了，那不是马尔科姆吗？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起身离开时，他也随着站起来和我们一道回家。“小矮胖子真的不回他的老地方吗？”和男人打交道，我实在无知得像个娃娃。人性中有多种奇怪的性格，比一个动物园里能包容得都多。马尔科姆是人性古怪系列中最古怪的一个。


    那晚他又睡到了起居室窗户下他的旧床上，以后的三个月他极其勤快地紧跟着我们。


    他好像变得温和了，或许是我们已习惯了他的古怪性情，让他随心所欲。当然他自己确实表现得好多了。


    他既不再斥责孩子，也不调戏女佣，也不再和我们吵架。他那爱骂人的坏习惯也大有收敛，谈到他自己以及他将来的前途时充满了希望和自尊。他的父亲曾答应再送他一笔钱，他打算用这笔钱买下穆迪这块神职人员保留地，然后他们可以合作齐垦这两块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项提议。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还清债务，无法从现在的困境中脱身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小矮胖男人看成了我们的恩人。


    就这样一直到了圣诞前夕。那天，我们的客人提议步行到彼得伯勒去为孩子们买葡萄干做圣诞节的布丁。


    “明天我们会很高兴的，”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吃许多次圣诞晚餐，一直做好朋友。”


    他吃完早饭就动身了，说晚上就回来。可是夜晚来临了，圣诞节也过去了，几个月，几年也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矮胖男人。


    那天他和一位陌生人从彼得伯勒坐着马车走了，唇来再也没有在加拿大那个地区出现过。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得克萨斯，人们猜想他在圣·安东尼奥被杀害了，但这仅仅是猜测。不管他是死是活，我相信：我们再也不会见到诸如此类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