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候，纽约的交通老马拉车似的慢慢吞吞。人们在音乐学院里为克里斯蒂娜·尼尔森拍手叫好，坐在国家设计院的围墙上舒舒服服地享受哈德逊河上的落日余辉时，在离斯特伊弗桑特广场不远处，有一爿毫不起眼、只有一扇橱窗的小店，那是这个地区的妇女们熟悉而且喜欢去的地方。


    这个小小的商店设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底层楼房里，位于一条注定要衰败的街上。橱窗里陈列品多种多样，窗顶上只有一个简单的招牌（黑色底板上只有斑斑驳驳的四个镀金字“班纳姐妹”）。对于那些不熟悉本地情况的人们来说，仅从这些是很难准确判断出小店的经营范围的。但这并不要紧，小店的名气仅限于本地区，那些常光顾此店的老主顾们几乎都不告而知地对在班纳姐妹店里能买到何种商品了如指掌。


    班纳姐妹占用的底层属于一幢私人住宅。砖砌的前墙上，绿色的窗板摇摇晃晃，商店上头的窗户上挂着裁缝铺的招牌。这幢其貌不扬的三层楼房的两侧，耸立着比它高出许多的建筑，正面由褐色砖头砌成，砖墙上又是裂缝又起浮泡，歪歪扭扭的围栏后面是生铁铸的阳台和常有猫出没的草坪。这些楼房也曾是私人住宅，可是如今，其中一幢的底楼成了廉价的快餐小饭馆，而另一幢则在爬满紫藤的中间阳台上公然挂出招牌“门多萨家庭旅馆”。从其门前长期积累下来的垃圾桶、没挂窗帘的窗户上肮脏不堪的玻璃，很明显可以看出经常光顾门多萨旅馆的家庭在趣味上要求肯定不高，虽然他们在完全付得起的住宿费上，常常有些吹毛求疵，挑剔得令他们的房东都觉得实在太过分。


    小街的全貌就明明白白地展现在这三幢楼房之上。再往东走，很快就由破破烂烂沦落到肮脏不堪。越来越多的突出的标语牌，下面是越来越多的摇摇晃晃的门，红鼻子男人和抱着破瓦罐的苍白小姑娘只消一碰就可以把它轻轻地开关。街上满是凹凸不平的洼地，正好适合存留住那些源源不断的滚滚尘埃和稻草，还有除了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愿意去招慧的碎纸残片。临近黄昏时，交通开始活跃，有裂缝的地面上乱七八糟满是五颜六色的广告单，蕃茄酱筒的盖子，破鞋。烟头，还有香蕉皮，不是粘在污泥里，就是被尘垢掩埋起来，这得由天气的状况而定。


    在这让人心情沮丧的凄凉景象中，唯一能让人得到慰藉的是班纳姐妹商店的橱窗，玻璃和窗框都擦得干干净净。尽管她们摆放的假花，扇形法兰绒饰带，电线帽框以及家制的果酱罐子，边上都有博物馆玻璃陈列柜里保存太久的物件上的那种模糊不清的灰色的印迹，可是透过橱窗看到里边排得整整齐齐的柜台，刷得雪白雪白的墙壁，这与周围的肮脏对比鲜明，确能使人耳目一新。


    班纳姐妹对店铺的整洁甚是骄傲，而且对她们微薄的产业也很是满足。商店并非她们曾臆想中的模样，尽管它只是她们早年勃勃野心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间小店还是可以负担得起她们的房租和生活费，而不至于负债累累。她们那不切实际的希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天气阴沉的日子里，也时不时会有那么一次虽算不上晴朗灿烂的阳光，可是也明亮地像镀了银似的曙光的时候，有时是在一天的风暴平息之后。一月的一个傍晚，商店打烊后，姐姐安·伊莉莎静静地独自坐在里屋里享受着这样的时刻。这间屋子既是她和妹妹伊芙林娜的卧室，又是她们的厨房和客厅。商店的窗帘已经掩上，柜台也清理完毕，橱窗里的物件早已用一块旧床单轻轻盖上，可商店的门还得等到伊芙林娜从染匠店回来才能上锁。


    里屋的火炉上，水壶正汩汩地沸腾着，安·伊莉莎在中间的饭桌一头铺开一块布，把两个茶杯，两个盘子，一只糖碗和一块馅饼摆到有绿色灯罩的缝纫灯旁边。屋子的其余部分都笼罩在一片绿色的阴影之中，隐约可见一张老式红木床架的轮廓，床的上面挂着一幅身着睡衣的女士的彩色石印画，这女士转动着灵活异常的眼珠子紧紧攀在险崖上，崖壁上有烫金的“千年磐石”字样。没有拉帘的窗户底下，有两张摇椅和一台缝纫机，在黄昏中依稀可辨。


    安·伊莉莎的小脸总是焦虑不安的，那会儿却柔和得显出少有的安详。青筋暴突的太阳穴两侧垂下的几缕浅色头发，被灯光一照显得亮亮的极有光泽。她坐在桌前，像平常一样慢吞吞地、仔仔细细地用纸包裹着一个有校有角的东西。她使劲拽着嫌太短的绳子，突然感觉到似乎听见了门锁的咔嗒声，于是停下手中的活儿听候妹妹的脚步声，可是却没有人进来。她扶了扶眼镜，重新开始对付这颇费周折的包裹。显然是为了某件要紧的事，她特意穿上了那件染过两回，改过三次的黑绸衣裳。因为年代已久，衣服已变成铜绿色，足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青铜色媲美，同时，岁月也夺走了伊莉莎小姐本来所拥有的、前拉斐尔派画家们[注]所激赏的体态赋予这件衣裳的曲线之美。可是现在，这种笔直的线条竟使她平添了一副祭司般的庄重，这似乎更加强调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安·伊莉莎身着这套庄重的黑绸衣裳，一枚镶嵌而成的胸针拢住蕾丝花边绣成的领口，而她脸部祥和的神态与衣服恰好相配。这样看上去，比那个白天站在柜台后面，在高温和生活的重负折磨下的安·伊莉莎要年轻十岁。想判断她的大概年龄恐怕和估计那件衣服的年代一样困难，因为和黑绸衣裳一样，她也人老珠黄，虚有其表。可是，她脸上还荡漾着些许红晕，就像是一天结束之后，落日的余晖有时还会在西方久久徘徊不去一样。


    她把包裹扎到令自己满意为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妹妹盘子的正前方。接着，她坐到窗户跟前的摇椅里，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一会儿，店门开了，伊芙林娜走了进来。


    班纳妹妹比姐姐略高一些，鼻子很突出，但嘴和脸颊都比较扁平。她还没有完全失去年轻女子的本色：浅色的发束摇曳着；发顶绑得紧紧的，硬得就像亚述人塑像的发结，在斑点花纹的面纱下服服贴贴，面纱则一直遮到她冻得发红的鼻尖。她在薄薄的外套和黑色羊绒裙底下，显得格外单薄而且憔悴，但是在高兴的时候，她也很可能会变得热情而富有朝气。


    “怎么了，安·伊莉莎，”她惊叫起来，声音细细的，带着惯常的烦燥不安，“为什么穿这件最漂亮的衣服？”


    安·伊莉莎局促地站着，这神态与她的钢框眼镜看起来很不协调。


    “咦，伊芙林娜，干嘛我就不能穿？我倒想知道知道？亲爱的，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安·伊莉莎一贯不愿外露感情，这时，她笨拙地伸出了胳膊。


    伊芙林娜好像并没注意到她的手势，把外套从瘦削的肩头上甩下来。


    “唉，哼，”她火气不那么大了，“我想咱们还是别过生日了吧。现在能保住圣诞节就不错了。”


    “你可别那样说，伊芙林娜。咱们的光景还不至于糟糕成那样。我想你肯定又冷又累。坐下来。我去取水壶，水开了。”


    她把伊芙林娜推向桌边，手里一面忙着弄水壶，一面却斜眼注意着妹妹无精打采的动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她期待的惊呼尸。


    “咋了，安·伊莉莎！”看着盘子边的包裹，伊芙林娜呆呆地站在那儿。


    安·伊莉莎抖抖索索地一面忙着灌茶壶，一面假装惊讶地抬眼看她。


    “天哪，伊芙林娜！出啥事了？”


    妹妹迅速解开绳子，从包装纸里抽出一口镀镍的圆闹钟，那种闹钟得花一块七毛五才买得到。


    “唉，安·伊莉莎，你咋可以这样？”她放下钟，姐妹俩隔着桌子激动不安地互相看着对方。


    “得了，”姐姐回答道，“今儿个不是你的生日吗？”


    “是，可是——”


    “行了行了。打去年咱们把妈妈的表卖掉后，你不是每天早晨不管天晴下雨都要绕到广场上去看时间吗？不是这样的吗，伊芙林娜？”


    “是，可是——”


    “别可是可是的了。咱们一直想要口钟，现在有了，那就行了。她很漂亮吧，伊芙林娜？”安·伊莉莎把水壶放回到炉子上，然后从妹妹的肩头上伸过手去爱抚地摸着这钟的圆形外壳。“听，她的声音多响啊！我还怕你一进门就听见了呢。”


    “没有，我根本没有想到。”伊芙林娜低声地说。


    “得了，现在你还不高兴？”安·伊莉莎温和地责备她。这责备可一点儿也不尖刻，因为她知道伊芙林娜表面上无动于衷其实正是她心中不愿表露的内疚不安。


    “我真的好高兴，姐姐。可是你还是不该买，没有钟咱们照样过得很好。”


    “伊芙林娜·班纳，你就坐下来喝你的茶吧。我想我和你一样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我的年纪可不小了。”


    “你真好，安·伊莉莎。可我知道，为了给我买这口钟，你一定放弃了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什么？我倒想知道。我不是已经有了一件漂亮的黑绸衣裳了吗？”姐姐大笑着说，笑声里满是兴奋和喜悦。


    她给伊芙林娜倒了一杯茶，从罐里取出些炼乳加进茶里，又切了一块最大的馅饼给她，然后才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边。


    两个女人一声不吭地吃了一会儿，伊芙林娜又开口说话了，“闹钟确实不错。有了她咱们会更舒服些，可是一想到她花了你不少钱，我又不喜欢。”


    “不，她花得不多，”安·伊莉莎反驳说，“我买她便宜得很，如果你想知道。几天前我在机子上给霍金斯夫人做了点零活儿，就是用这钱买的。”


    “是小孩背心？”


    “嗯。”


    “那我就知道了。那时你发誓要拿这钱买双新鞋的。”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想过，行了吧？我把旧鞋补得跟新鞋一样好——真的。伊芙林娜·班纳，如果你再问下去，会让我很扫兴的。”


    “好，我不问了。”妹妹说。


    她们又继续吃饭，不再说一句话。伊芙林娜听从姐姐的话吃完了馅饼，又倒了一杯茶，把最后一块糖也放了进去。闹钟在她们俩之间的桌上，嘀嘀嗒嗒地走得正欢。


    “你在哪儿买的，安·伊莉莎？”伊芙林娜听得出神，问道。


    “你猜会在哪儿？嗨，就在离这儿不远处，穿过广场就是，就那家你见过的最古怪的小商店。我路过时在橱窗里看到了她，就径直走进去问多少钱。店老板真是不错，他真是个好人。我猜他准是德国人。我跟他说我的钱不多，他说没关系，他知道困难时期是啥样子。他叫拉米——赫尔曼·拉米，我看铺子上头写着呢。他告诉我以前他在蒂法尼公司[注]干过好几年，嗯，是在钟表部门。三年前他得了一种热病，丢了工作。等他病好，他们已经又雇了一个人，不要他了，于是他就自己开了间小店。我想他可真是精明，说起话来也很像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他看上去病恹恹的。”


    伊芙林娜全神贯注地听着。这在姐妹俩狭小的生活圈子中可不算件小事。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安·伊莉莎一停下来她就问。


    “赫尔曼·拉米。”


    “他多大年纪？”


    “嗯，我没法确切地告诉你。他看上去有病——可我想他不会超过四十。”


    说到这儿的时候，碟子已经光了，茶壶也空了，姐妹俩从桌边站起身来。安·伊莉莎在他的黑绸衣裳上系了条围裙，小心翼翼地把饭桌擦干净，又洗净茶杯和盘子，放到碗橱里。然后把摇椅拖到灯下，坐下来开始做针线活儿。而这时，伊芙林娜则在屋里走来走去，想找个放钟的地方。墙上那幅虔诚的衣着随便的女人画像旁，挂着一个装饰着浮雕的红木陈设架。左思</a>右想之后，姐妹俩决定把摆在架子顶上的装着干草的破瓷瓶挪开，把钟摆到它的位置上。又想了想，把瓷瓶调整到盖着蓝白小珠镶边桌布的小桌上，上面有一本《圣经》和一本祷告书，还有一本带插图的朗费罗诗集，这是当年学校奖给她们的父亲的。


    做完这些调整工作，又从屋里的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一番审视，伊芙林娜才懒洋洋地把她的花边机摆到桌上，坐下来干这枯燥乏味的活计，给一堆黑丝绸荷叶边绞边。一段段绸料从她身边慢慢地滑到地板上。随着她手下的机器发出的令人烦躁的咔嗒声，闹钟居高临下地嘀嗒嘀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