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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作者： 亨利·米勒
“现在，在最后，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再次提及那些实际上给了我一切的人：高斯和尼采。高斯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如果你让我找出一个与后者关系的公式，那么我就会说我把他的‘世界观’理解为一个‘错误’，但是高斯的整个思想方式是追随莱布尼茨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尽管在这些年来遭受了许多磨难、”歧视，我仍认为最终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能被骄傲地称为‘一种德国哲学’。“
《西方的没落》前言里的这段话在我思想里萦绕了许多年，我是在刚开始单独熬夜时阅读这本书的。每天晚上用过晚餐后，我回到房间，使自己坐得舒适温暖，一然</a>后便开始沉浸在这本展示了人类命运全景的大册子中。我深深地意识到对这一巨作的学习是我一生的又一重大事件，对我来说，它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一个“形态学”上的发明，而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诗歌。当我慢慢地、专注地品味着每一段时，我越陷越深了，我埋头于书中。我经常上下求索以求突破重围。有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床边，双眼瞪着墙。我的眼光穿透了墙：我看着具有生命力而又深不可测的过去。不时地，一句话或一个词组带着如此之大的冲击力出现，以致我被迫走出安逸的小窝，冲上街头，像一个梦游的人一样到处乱逛。时而，我发现自己在波若街乔的餐馆里点一顿丰盛的晚餐；每吃一口，我都像在吞下另一个过去伟大的纪元。偶尔不自觉地，我敲击着炉子，为了准备与另一位博览群书者摔一个来回。
我是布鲁克林镇的一员，一个看上去愚蠢可笑的本地人。一个纯布鲁克林男孩怎么能吸收下这些东西？他去科学、哲学、历史这些遥远的领域的护照在哪儿？所有这位布鲁克林男孩知道的都是通过渗透作用得到的。我是痛恨学习的孩子，我是个聪明的家伙，不停地抵制所有的思想体系。像一个漂浮在发怒的海洋上的软木塞，我紧随着这个形态学上的怪人，我甚至迷惑地感到应该远远地跟踪着他，我是在跟踪还是我被卷入了漩涡？是什么使我带着理解和快乐在阅读？这个怪人怎么会需要训练、纪律和感知呢？他的思想是我耳中的音乐；我意识到所有深藏着的旋律。虽然我在用英文阅读他的作品，可我好像是在阅读他原著的语言，我想我是忘记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是德文，但我又知道我什么都没忘，甚至没有忘记我曾经想上却从未上过的课程。
“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这段话让我手舞足蹈。……
没有比为了遇到一位思想家兼诗人，寻找一位能赋予生命灵魂的思想家而写作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又看见自己作为一名年轻人，请图书管理员（有时是牧师）
借给我一些深奥的作品——我当时称它们作“深刻”，当我提到这些难以读懂的书的名字时，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那些书？”而我总回答说；“我为什么不应该要那些书呢？”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到能看懂这些书的程度。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当我想读时，我就有权读。我难道不是一名与生俱来的美国人？一个自由公民？年龄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之后，我不得不私下承认我不懂那些“深刻”的作品在说些什么，或者是，我明白自己不想要那些深藏在知识里的“肿瘤”。我多么想抓住神秘的事物啊！我想要所有有灵魂、有意义的东西，但我还要求作家的风格与他创造的神秘感相符，有多少书具备了这一要求呢？我在我生命的开端就遇到了我的“滑铁卢”。我保留了我的无知，幻想着它是我的福份。
提问的才能！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众所周知，对万物置疑不是把人变为圣人，便是变为一个对万物都抱怀疑态度的人，它还会导致发疯。它真正的优点在于使人为自己思考，使人回到根本。
奇怪吗？当我阅读施本格勒时，我又一次感到孩子时的我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想想我们的年龄，我们有限的生活经历，然而我们仍能相互提出最深刻、最具有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又勇敢地用全身心去解决它们。几年的学习毁了艺术。像黑猩猩一样，我们学会了只问正确的合适的问题——老师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诡计下，整个社会结构建立了。“大学</a>生活！”只有绝望的人才会选择这一课程，甚至艺术家都会误入歧途，因为迟早他会去被迫观察为面包涂上黄油的那一面。
《西方的没落》！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时透过脊梁骨的那阵寒意。正如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言——“我想去欧洲。也许我知道我只不过去了一座坟墓，但那将是所有坟墓中最可爱的一座。”
许多年来，我一直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一全面的衰落。我们都知道，也都感到了，只有少数人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忘却这一事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明白的是，我们是这一“西方世界”，它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北美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美国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一天热，一天冷；一天贫瘠，一天富饶。总而言之，根据你是如何发现的，它或者是没药，或者是乳香，还可能只是纯马粪，用历史的命运这一角度来思考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历史在几年前刚刚开始——我们有的还很单调、乏味。我说“我们”，指的是正在努力使我们衬衫下的心产生悸动的所有我们的男孩，少年和青年。我们大家都是妈妈的孩子。
如果我们有命运，那就是成为第一流的推销员、烟草行职员或者连锁店的经理，放任的人参加了陆军和海军。顽固不化的人发现自己安全地偷渡到了丹尼莫拉或辛施，没有人想象自己是一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管子</a>工、泥瓦匠、木匠、农场主、伐木工。一个人可以一天是有轨电车司机，第二天又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明天或许后天。一个人醒来，也许会发现自己成了市参议员。秩序、纪律、目标、目的、命运？
均为未知名词。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人能去摧毁它——永远不会。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在看什么，亨利？”如果我把书给提问者看，他一定会说：“看这种废话你会变成傻瓜的，顺便提一句。”这种“废话”，通常是世界经典文学，没关系。对“他们”或“我们”来说，这样的书就像陈腐的红葡萄酒。不，没有人在自觉地、审慎地按照一个世界的衰落来思考问题。衰落不过是不真实的，它正在挖空我们，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兴奋。没有，或者，这个工作与那个工作一样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平等的。诸如此类，这些瞎话都是很自然的。
尼采，我第一次爱戴的人，“在我看来并不很像德国人，他甚至不像波兰人，他像一枚刚出厂的硬币，但施本格勒马上给我一个印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德国人。
他的语言越深奥，越晦涩，我越容易跟上他，他的语言是一种胎儿期的语言，一首催眠曲。他被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厌世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冷静的日尔曼现实主义。
日尔曼人在刚一进入历史长河时，便开始高唱临终前的美妙歌曲了。他们总把真理与死亡混为一谈，让我们坦白地问一声，在整个欧洲的玄学体系中，难道有一个令人悲痛的德国真理是谎言吗？感谢这位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我们突然发现死亡的真理不需要令人悲痛。尤其当整个“文明”世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样。突然，我们被要求带着首次迎接生命时的狂热和快乐去窥视坟墓的深处。
尽我所能吧。我在看某一章时总抵制不住去看前几章的诱惑。这几章的小标题困扰着我，它们令人着迷，它们更像是属于魔法师召唤魔鬼和亡灵的手册，而不是历史哲学，一个魔幻世界；行为和画像，在灵魂的形态上，看相术和系统学；历史的假相化。……最后一章只能是“钱”！有人曾用他迷人的语言写过钱吗？现代的谜：钱。
从“数字的意义”到“钱”——一千张厚厚的纸，都是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炸弹没有爆炸是因为另一个炸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烧断了导火线。
还有那些脚注！德国人肯定是喜欢脚注的。难道不是在同一时刻，奥托。兰克正忙着在他关于乱伦主题、朱安先生、艺术与艺术家的论文上附加注释吗？
不管怎么说，从注脚到书后的索引像从麦加到拉萨的一次徒步旅行，或者是从特尔斐到延巴克图走个来回。除了施本格勒还有谁能聚集起像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以及克罗姆韦尔这样的人？一除了他，还有谁曾寻找佛教、斯多噶哲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呢？谁又敢把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说成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游荡街头，头脑中尽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资料出处。我开始想到在遥远的过去那些类似的时期。现在看来，当时我是完全沉浸于书本中的。其中一段时间尤其清晰地进入了我的脑海，那是当我刚开始认识马克西。施耐第格的时候。他在那儿，在离他住的考修斯科大街不远处的一家缝纫用品店里整理橱窗。你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拉！在雪天里来回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安德列夫、契河夫、阿兹巴谢夫还有奥勃拉莫夫的作品，我的一段新时期、新朋友、新的前景、新的悲痛。这些新朋友中的一位正是马克西的表兄。他是从诺克高洛德来的一名内科医生，年龄比我们都大得多，据说他是俄国犹太人，不过说是俄国人也一样。因为他厌倦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提议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来打发夜里的时间。
我们学什么呢？学雷丝特。F.沃特的社会学，但雷丝特。F.沃特只是那位好医生的跳板，他实际上是跳进了那些在我们糟糕的知识领域里没有的科目——魔法、符号、药草学、水晶结构、《旧约》的预言者、卡尔。马克思、革命技巧，等等。俄式茶炉里总是滚着的。美味的三明治、熏鲜鱼、鱼子酱、好茶，一个骷髅挂在吊灯上，他很高兴我们熟悉了俄国戏剧家和小说家，并且读了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作品，但是——我们了解真正的斯拉夫哲学家和思想家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串我们全然不知的人名。我们被告知全欧洲都没有像俄国这样勇敢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空想家、乌托邦者，向一切置疑的人。他们都是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教堂的神父，一些是农民，一些是罪犯，还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品德高尚者，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建立一个新世界，迎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话，”我记得他这么说，“你不会发现有关他们的任何资料，他们甚至没有被提起。”他强调，这些俄国人所为之而奋斗的并不是建立一种充满知识文化的生活，而是一种“完美”的生活。他会对俄国语</a>言中的巨大财富这一问题做大段演说，阐述即使与伊丽莎白的语言相比，它都有着多么大的优越性。他会用他的母语为我们大声朗诵普希金的作品，然后叹口气，扔下书大叫：“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一个幻稚园！”他感到无聊，尤其对美国这个地方感到无聊。他的耐心几乎全都是犹太式的，但他与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对他来说，美国代表了冷漠。他忘了谈革命，事实上，我想他还忘了谈大屠杀的恐怖。他感到自己正在自由的坟墓中逐渐被腐蚀。他曾说：“什么时候你们一定会同我谈关于法德沃夫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学得那么深入。我们停在了雷丝特。F.沃特的社会学上。马克西。施耐第格受不了这一点。可怜的马克西已经被美国细菌毒害了，他想去滑雪，想打手球、网球、高尔夫，因此，在几个月之后，学习小组解散了。我再没听到有人提起雷丝特。F.沃特。也再没看到过他的那本巨作。
也许出于补偿，我开始读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它们更具有社会性！一天，我发现了一本他的自传，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尽管这本自传有缺陷，可它还是体现了这一点，他只身一人住在平瘠的高原上，从来谈到过俄国、革命、萨德侯爵和爱。唯一讨论的就是社会问题，“因为灵魂放弃权利，所以头脑必须统治。”
“当生命疲惫时，”施本格勒说：“当一个人置身于大城市的人造土地上时（这是他们理智的世界），当一个人需要适当的理论来对自己展示生活时，道德就成为了问题。”
《西方的没落》中的词组、句子，有时甚至是一整段好像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第一次阅读印象就很深刻。之后，我又重读、重抄了令我不解的段落。随便挑几段都会像字母单词一般不能从记忆里拭去，……
“在世界舞台网络之外，培养一种能作为统一体的千年有机文化史，再抓住它最深层的灵性——这就是目的。”
“只有具备看透形而上学的洞察力才能感受到所发生事物的象征，并把一个事件提升为命运，一个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人（像拿破仑），不需要这种洞察力，因为在作为一个论据的自我与其他论据之间，存在着形而上学式的韵律的合谐，使他的决定像梦一般的肯定。”
“从现实的立场来看世界，而不是从艾斯基勒斯、柏拉图、但丁和高斯所站的高度来看，实际上是用鸟的前途来换取青蛙的前途。”
“古代人作了各种预言、预示，只是想知道未来，但只有西方人才能塑造未来。第三帝国是德国人的理想，从费罗里斯的遵守约雅教派的教义到尼采和易卜生。……每一位伟人都把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永恒的早晨联接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一生是一场惊人的大爆发，是一场用魔法从坟墓中唤回了荷马时代的梦。拿破仑的一生是极其辛劳。不是为他自己，也不是为法国，而是为将来。”
“从深远的角度来看，‘真理”思想家们在各自流派中尽力用文字阐述的东西并不重要，因为正如伟大的艺术一样，只有全部已成为俗套的流派本身才是基本要素。比答案更重要的是问题——问题的选择。问题的内容形式。……“
“在这名义下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随之在这个名义下产生了意识的意义，还有恐惧的来源，我们感到世界并不存在，……人类给不可思议的事物命名，只有野兽才不知道有谜存在。……在这名义下，从野兽的肉体到人的形而上学转变过程产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
“真正的思想体系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没有任何符号可以代替现实。
深刻诚实的思想家们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被认知的事物都因为他们自身的结构而受到限制，所以它们永远也达不到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这是与每一位哲人的直觉相符的：生活的抽象原理只能作为一种修辞，一种陈腐的格言。在它们下面，生活不断地继续着，最终，种族比语言更强有力。因此，在所有伟大的言词之下，对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思想家，而非无声的制度。“
“为了机器，人的生命变得可贵了。工作成了道德思想的语言；在十八世纪，所有语言贬义的含义都消失了。机器表达了人的思想，并促使人们相互协作。文化到了这一程度，整个地球都为之颤抖。……这些机器的结构完全不像人类。他们更刻苦、更深奥和不可思议。……人类感到机器是精力旺盛的，是正确的，在信徒的眼中，它代表了上帝的性格。它把神圣的因果关系交给了人类。它安静地、不可阻挡地对未来作出预示。”
必一种权力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推翻，而不是被原理推翻，除了这种权力，再没有能与金钱对抗的权力了，金钱只能用鲜血来推翻、消除。生命是一种开始和结束，是在微观形式下的不断向前运动。这是历史世界里铁一般的事实。在历史上只有生命才从来不是真理的胜利发现或金钱所能代表的，它是人种质量和权力欲的胜利，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为了那些强壮、充实、自信的生命决定，也就是规定：公理必须存在，但它没有考虑到在意识法庭觉醒之前，这些公理是否能维持下去。它经常面对强权和竞争而放弃真理和公正，然后让灾祸降临到那些更具有正义感的人身上，所以，高层次文明的戏剧——神、艺术、思想、战争、城市，结束了。世界又回复到原始状态，也就是宇宙周而复始的状态中。“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个体或种族是否处在‘状态中’，被很好地培育，生长良好，而是他或他为了什么目的才生存。……随着文明的到来，整个世界体制开始衰落，单纯为了维持生存这一目的赤裸裸地出现了，只有在这时，‘饥饿和爱是生活的动力’这一断言才不会令人感到惭愧；生活的意义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安逸、舒适、吃喝、享乐，而不是追求表面的目标；政治经济才作为最终目的取代了所谓伟大的政治。”
我可以像以前那样不停地引用下去，直到笔记本完全记满为止。它是我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真正的阅读！而且它的魔力仍旧存在，对于那些为自己总处于运动前列而骄傲的人来说，我所引用的只不过是过时的东西，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奥斯瓦特。施本格勒仍然活着。他让我振奋，使我充实，正像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艾力。弗尔使我感到的一样。
也许，我是个巫师，因为我能平衡像《西方的没落》和《道德经</a>》这两种完全不一致的东西。一个是由花岗岩或斑岩制成的，有一吨重；另一个羽毛般地轻，像水一样流过我的手指。它们形成、相遇时，便相互抵消了，就像兹曼。海丝那样完全了解这种把戏。在《完美者》一书中，他塑造了两个佛，一个已知，一个未知，两个都各有特色。从观相术和分类学上讲，他们截然不同，但他们并没有相互摧毁，而是相遇，然后分离，仿佛是一个“理解意识含义”的名称。真正的佛没有名字，总之，已知的与未知的达到了平衡，巫师们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当我想起它，这种音乐与我的“地下”生活是多么的一致啊！而且奇怪地是，我只有与奥斯科在一起时才能谈论施本格勒。一天晚上，在乔的餐馆里，我们又相通了、他仍带着那怪异的微笑——牙都松了，发出比平时更响的格格声，在“现实”中，他看上去仍是那么不真实，但是他却能够逗着轻松和理解力完全领会施本格勒的音乐，就像他能领会他认为充满激情的多汉尼一样。我们为了消磨长夜，躺在床上看书，所有与施本格勒作品中的音乐节奏、工程学、建筑学有关的东西都像是易消化的食品那样被他吸收了。还有金钱，我必须补充，对于这一课题，他掌握了奇怪的知识。以前，在欣赏着奥塞奇的乐曲时，我曾想，如果和他，还有奥斯瓦德。施本格勒一起被关在疯人院里该多好啊，我们能展开多妙的辩论啊！在外面这冷酷的世界里，所有伟大的音乐都被浪费了，如果有评论家、学者对施本格勒的观点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根本是自不量力，对他们来说，这又是另一块骨头。也许比一般的骨头多些汁水，但还是块骨头。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生命，是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我们每次见面都要为它陶醉，当然，我们还发展了自己相互的“形态学”
符号语言，用这种语言代码，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交换许多思想。当陌生人进入我们的谈话时，他就会陷入困境。在他看来，我们的谈话不仅仅是难以理解，而是完全的一派胡言。
与莫娜在一起，我又发展了另一种语言。由于经常倾听我的独白，她很快学会了一些精彩的词句以及所有她认为是“精彩的”词藻——定语、含义和那些所谓的“形态学上的废话”。她经常坐在凳子上读一两页，直到能够说出一串短语和古怪的引证为止。总之，她学会了把球踢回给我，这对我来说是很愉快和令人兴奋的，我对一名观众的最终要求不过是他能表示理解。长期的实践使我能给我的听众给予基本上的指导，让他能够允许我像喷泉一样地洗刷他。这样，我在指导他或督导他的同时，也使他感到迷惑。当我感到他认为自己理由充分时，我就把他的论据全部驳倒。（难道禅宗大师不就是为了使他的弟子顿悟而推翻了他们所有的论点吗？）
和莫娜在一起，这是令人恼火的，这很自然，但那时，我能有很好的机会来调整自己自相矛盾的话语；这就是说要提取精华，详细阐述。就这样，我偶尔会发现一些卓越的结论。不仅是关于施本格勒的格言的，也有关于一般思想和思想过程本身的结论。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欣赏“思想的游戏”。当我对施本格勒倾注了大量热情时，他言词的表达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他的思想表达重要……
现在，我认为在这一非凡巨作的封面、插图中没有引印作者的星占图，确实是一大遗憾，类似这样的线索对于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性情、性格实在是不可缺少的，当人们想到施本格勒衡量歼知识分子流浪者“这一词句的重要性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他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中，他快成了一名现代摩尔人。我们的”知识分子流浪者“
被迫居住的荒野是多么可怕！看不到希望的田野。除了空洞的符号，一无所有。
神秘的参与的人已逐渐被人们所理解，他们与无法沟通的当代人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一鸿沟只有一种新类型的人才能跨越，圣人、先知和梦想者都在以预示未来的方式谈话，很早以来，“少数人”就已经开始企图冲破重围，一些人肯定已经冲了出去，而且会永远处在鼠笼之外。
也许历史形态学是清晰，令人振奋、激动的，但是它仍旧是一门无生命的科学。
施本格勒不关心历史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很关注。其它不也一样，虽然极乐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单词，但是它是意味深长的，蕴含着希望。隐藏在世界中心的秘密也许会因此而被揭开，在很久以前，这个秘密还被称为“公开的”秘密。
生命的结论就是为它而活着，让我们更加充实地活着吧！生命的大师并不存在于书本中。他们不是历史人物。他们位于永恒之中，并且不停地恳求我们到永恒中与他们为伍。
在我写作时，我手边放着一张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当代中国贤人的，摄影师不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未透露名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来自北京。当我转过头去看他时，他好像就在我的房间里。即使在照片上，他看起来也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具有活力，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气魄的人”，他洋溢着气魄，或可以说他本身就是气魄，这一切都集中在他的表情上，他的目光完全是快乐和闪光的，它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生活是无比的幸福。”
他安详、飘逸，充满智慧。看到他这样突出的姿态，你会认为历史形态学对他有什么意义吗？用青蛙的观点来交换鸟类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他在“那里”。他的位置是永恒不变的。他没有看法，只有爱。他没有宣扬智慧——他放射着光辉。
你认为他是罕见的吗？我不认为，我相信在世界里，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有像这位闪光人物一样的人或上帝存在。他们不是莫测高深的，他们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没什么神秘，他们在明处，永远在“视线之内”，如果我们离开他们，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神圣的纯洁。我们说，“发光的人”，但我们从来不问是什么使他们闪光。人，神圣的人，燃烧着生命之火，照亮无尽的爱，在喧嚣的世界之上保持安详，但仍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怎么会不向往做这样的人呢？有更好、更深沉、更充分、更令人爱慕的人吗？在房顶上大喊！我们想知道，想立刻就知道。
我不需要等待你的答案，我在我四周看到了回答。它并非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一个含糊的回答。在我身边的那位发光者直视着我：他害怕没有直视世界，他既没有抛弃也没有拒绝这个世界，他是其中之一，正像石头、树木、野兽，鲜花、星星一样是世界的一部分。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他的一部分。……
当我环视四周时，我只看到脸的轮廓，他们正尽力不去正视生活，生活太可怕、太恐怖，太这个、太那个，他们只看到生活这条可怕的巨龙，于是他们在这一怪物面前变得软弱无力了。如果他们有勇力去正视龙的下巴的话，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了！
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在很多地方不过是表现了这种对生活胆怯的态度。一旦我们做出像士兵那样简单的“向前看”的动作，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就有可能从意识中消失。比向后看世界更糟糕的是斜视。
在我们提到“创造历史”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我身边的这个人是绝不会做这种愚蠢的梦的，他知道人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甚至不能改变他自己。他知道人只能做一件事。那也是他生命的唯一目的，那就是打开灵魂的窗户！是的，人能够作出抉择，是让光明进来还是把它关在窗外，在作决定时，人就行动了，这就是他的部分创造。
睁大双眼，骚动一定会停止，然后，当骚动停止时，真正的音乐就会响起。
鼻孔里喷着烟和火的龙只是为了消除自身的恐惧，龙并不是守卫在世界的中心，而是守卫在智慧之洞的人口。只有在迷信的虚幻世界里，龙才具有真实性。
在大城市中无家可又想家的人！施本格勒花了多少心血用令人心碎的言词描绘了“知识分子流浪者”的困境——没有生活来源，贫困、疑惑，没有精神，再加上无家可归可又想家。原始人可以离开土地，四处流浪，可是知识分子流浪者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怀念大城市比其它任何思念之情都要强烈，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他的家。即使是最近的乡村也是异国他乡。他宁可死在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去。
让我更明确地说，在这番“阅读”之后，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是有意义和重要性的。每日新闻就像天狼星那么遥远，我处在变革过程的中央，一切都是“没有生命，变了形的”。
只有一个标题仍能让我兴奋。那是——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了！在这虚构的句子里，我从未感到过对我自己的世界有什么威胁，它只对现实世界有威胁。我与奥古斯丁比与杰罗姆更亲近，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非洲。我想修理的是一间通风不良的小屋，我单独呆在里面时，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它不是一种一能被理解“的平静。哦，不！它是间断的，预示了一种更伟大、更持久的平静，这是一位在内心世界能使自己与外部世界条件相适应的人所有的平静。
它还是一个阶梯，有修养的人几乎不能跨越这一阶梯。
一位哲学家曾说：“永恒的生活并不是超越了坟墓的生活，而是真正的精神生活。”我用了多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啊！……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都全神贯注在“世界末日”的问题以及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的问题上，但是在北美，那些思想家和追寻生活真谛的人在那个世纪好像从未存在过。真实的是，在我们当中不时地有一个火箭爆炸。我们不时地收到来自远方海岸的消息，这样的事不仅被认为是神秘的、异乎寻常的、稀奇古怪的，还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最后这一称号表明我们不再能适应日常生活了。
阅读施本格勒的作品并不完全是一种安慰。它更是一种精神锻炼，他的批评风格建立在西方思想评论之上，对我的影响就像孔夫子对禅宗弟子的影响一样，我不时地到达了自己特殊的西方世界，我不时地看见那宣告着突破的启示之光。有时我也经历极端的时刻；宇宙好像可以伸缩，我能把它看成一星微粒，也可以把它无限扩大，因此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包容它，看着我窗外的一颗星星，我好像可以把它扩大一万倍；我像一个天使，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地漫游，始终在尽力抓住这在超伸缩比例之下的宇宙，然后，我又坐回到我的椅子上，看着我的手指甲。或者还不如说是看着我手指甲上几乎看不见的一点。通过这一点，我看见那些物理学家们努力从“虚无”的原子网中创造出来的宇宙。人能从“虚无”中想象事物，这总令我感到吃惊。
从很久以前至今，概念世界一直是人类的全部世界。去命名、去下定义、去解释。……结果是永无止尽的苦恼。扮演上帝代替了努力仿效上帝行事。做上帝，做上帝，同时又把整个世界看成一堆垃圾。多么可怕的自相矛盾！为了制度而选举、从来不是为了人自身。通过以他们建立的制度来否认奇人的存在。
在孤独的夜晚深思着问题——永远只是一个问题！——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世界的本来面目，看见它是什么，为什么会是那样，我可以调和罪恶与仁慈、神圣的秩序和无法控制的邪恶、不朽的发明和完全的贫乏，我可以使自己协调得如此之好，一阵和风就可以把我吹成尘埃。立刻消失与永恒的生命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处于平衡状态，双方都保持着均衡，空气里的一颗微粒都会使天平倾斜。
突然，一个最喧闹的想法打破了整个状态。比如像这样一个想法：“不管一个人对深奥哲学的理解有多深，它都像在无边的宇宙中的一根头发。”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思想。随着这一观点，我们回到了一种更平常的平衡状态，回到了所有立足点里最脆弱的一个——坚实的土地之上。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坚实土地就像宇宙空间一样的空洞。
“在欧洲，只有向往着俄国的我才是自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什么地方说。
从欧洲，他传播着令人快乐的消息，像是真正的福音书。一百年，或许二百年之后，这种说法的全部含意也许能实现，但在此期间又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阿拉伯文化的问题”那章的前几页，施本格勒较详细地阐述了耶稣言论中逃避的一面。“历史的假相”这一段是“启示录”的赞歌，它展现了一幅与当时世界相对抗的拿撒勒耶稣的画像。在画中耶稣温和并具有同情心。这段是这么开头的：“初期的基督教之所以超越了处于全盛期的所有宗教，就是由于耶稣这个形象。”
在“耶稣的言论”中，他指出，“针对社会的观察、问题和辩论是不存在的。没有一种信仰改变过世界，也没有一条事实能够辩驳信仰。在历史进程和神圣的世界秩序存在之间不存在任何桥梁。……”
接下来是：宗教不是别的什么，它只是一种玄学。并非知识的玄学、辩论的玄学和论证的玄学（这些只是单一的哲学或学问），它是一种永存的、经受了考验的玄学——像必然的事物一样不可动摇，像事实一样超越自然，像世界中不现实却又正确的实体一样具有生命力。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说教者，因为宗教说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忽视，忘却宗教是什么。……他的教义是宣言，是对那些他不断描绘的最后事件的宣言：新世纪的曙光，天堂使者的降临，最后的审判，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任何其它宗教思想不存在于耶稣身上，也不存在于任何真正富于情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只有能洞察光明深处的他才能真正理解来自光明的声音。
正是在这一点上，施本格勒讥讽了把初期基督教提升到社会革命高度的托尔斯泰，在这里，他还间接提到“从来没有想过社会改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消灭财产对人的灵魂有什么好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自由”。……
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另一位俄国人问：“为什么去愚蠢地相信天堂帝国而不明智地相信人间的乌托邦？”
这个难题的答案已经被伯林斯基不经心地说出来了。他说：“主体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自身的命运要比整个世界的命运及帝国的盛荣要重要得多。”
至少，费德罗夫曾平静地指出：“每个人都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负有责任。”
十九世纪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在这片“充满神圣奇迹的土地”上，便开始了多么奇怪、令人兴奋的时期啊！一个人写了《疯子的辩解》；另一个写了《革命的教义问答手册》；还有一个人写了《性的玄学》。每一本书都是对他的一场革命。从一个形象中，我得知“他是保守的、难以捉摸的、正统的，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神秘学者、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然后他像一名天主教徒或一名法西斯分子一样在罗马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是“历史的向假相转变”时期吗？当然，它是一个预示未来的时代。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说，我的不幸在于既没有生在耶稣的时代，也没有生在十九世纪神圣的俄国，我是在伟大的行星会合的末尾，在大都市出生的。那一时期，即使是在布鲁克林郊区，人们都能感受到斯拉夫骚乱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完并取得了胜利，令人厌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在我提到的俄国，施本格勒曾有一位几乎至今都未被提到过的先辈，甚至尼采都曾有一位俄国先驱！
难道不是施本格勒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最终会胜利吗？难道他没预言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种新的宗教将会出现？现在有谁相信这话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打完并取得了胜利”（！！！）最后审判日看起来仍很遥远，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掩盖下的伟大自传，揭示了一种新纪元</a>的生活，一个完整民族的永恒生活，一种文明的生活，好像我们的英雄人物已修好了他们自己的坟墓，并很亲切地描绘着它们，然后再把自己埋葬在他们的丧葬物中。预示会来临的前景消失了，空气是具有毁灭性的，海妖很快便会在水中出现，它们比那些好书里描写的要更为可怕，紧张情绪增加着、增加着、增加着，即使在农村，居民们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越来越像他们被迫生产的炸弹。
但即使出现大爆炸，历史也不会终结，人类的历史生命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不需要一位玄学家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布鲁克林的小屋里我就已感到了公元三二二世纪时历史脉搏的跳动。
然而，我非常感激奥斯瓦德。施本格勒表演了这一奇怪技艺——精细入微地描绘了我们动脉硬化症的可怕情景，同时摧毁了包围着我们的整个呆板的思想世界——起码在思想领域中。几乎在每页都有对教条、传统、超自然和思想模式这些构成几百年来“现代性”特征的事物的攻击。学说和体系都像儿戏木柱一样被猛烈攻击。
现代人概念化的前景被破坏了。出现的不是过去的废墟，而是一个新生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和你的祖先一同“参与”，重新生活在人类历史的春、夏、秋、冬之中。不再在冰河期沉积物中艰难地行走，而是在威士忌和鲜血的潮水中飘浮，甚至太空都可能重新组合。这是施本格勒的胜利——使“过去”和“将来”都存留在“现在”，而不是处在抵抗对无法说清楚的深渊的晕眩和恐惧的边缘。
我们是处于末端的人，而不是开始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吗？不，只要你意识到我们是属于永恒的过程、永恒的沸腾里的一部分，那就不会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坚持探索，我们肯定能发现领悟后更能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东西，但是即便在这儿，在开端、动摇的前景中有着一种更加含蓄的美。我们瞥见一种并非模子的形式。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死亡过程只与活着的人有关，而和死尸的各个腐烂过程无关。死亡是一个“反方向的符号”，即使在最后时刻，生命也还是全部，它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趋于停顿。
是的，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那特殊时刻及时发现了奥斯瓦德。施本格勒。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紧要关头，我好像都能遇到那一位我需要的并能支持我的作家。
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艾力。弗尔、施本格勒：多么奇妙的四人组合。当然，还有其他人，在某些时候也很重要，但他们从来都不具有像这四个人那样的丰富、伟大。他们是我自己《启示录》中的四位骑手。每一个人都完全表达了他自己的特性：尼采是一名反对崇拜偶像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调查官；弗尔是魔术师；施本格勒是制模工，这都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啊！
将来，当我将要被埋葬，当头顶上的天要向我砸来时，我会被迫抛弃一切，除了这些人灌输给我的思想。我会被挤压、被贬低、被羞辱。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挫败。我甚至还会像狗一样地嚎叫，但我绝不会完完全全地失败！最终有一天，当我像看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样回顾我自己的生命时，我会从中发现一种形式、一种结构、一种意义，从此以后，在世界上，失败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甚至倒退都不可能。
因为在那天，我与我的创作合为一体了。
另一天，在异国土地上，我面前会出现一位青年，他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我管我叫“快乐的岩石”。当伟大的宇宙统治者问我：“你是谁？”我就会用这个名字来回答他。
是的，毫无疑问，我会回答：“快乐的岩石！”
如果他问。“你喜欢呆在地球上吗？”我会说：“我的生活</a>是长期的美妙的苦难。”
如果这句话的意思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会解释。如果我解释不清，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让别人享受对自己无用之物的人。
从前，我想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受伤这么深。因为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发誓要写这本书，但在我开始写书之前，伤口就早已愈合了，但因为我已发誓要完成这一任务，我就又重新撕开了这个可怕的伤口。
让我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也许在我撕开自己的伤口时，我合拢了另一些伤口，其他人的伤口。有事物灭亡。就有事物兴盛。在无知中受苦是可怕的，为了解苦难的本质，把它彻底地消除面愿意去受苦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我们所知，佛教徒一生中只有一个不变的想法。那就是减少人类的苦难。
受难是不必要的，但在一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必须受难；而且，只有在那时，人类苦难的真正意义才会变得清楚。在最后的一刻——当一个人不用再受难时！——奇迹便产生了。耗尽生命之血的巨大伤口愈合了，有机体像玫瑰般地欣欣向荣。最终，人“自由”了。并不是带着“对俄国的向往”，而是带着对更多自由、更大快乐的向往而自由了，生命之树不是由泪水来浇灌的，唯有拥有了真正的永恒的自由，生命之树才能长青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