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

    旅顺这个要塞一陷落，日本国内，夸张点儿说，就像天上的门打开了一样明亮得刺眼。那年的新年歌会天皇作了首俳句：


    富士山巅，旭日柔和


    新年的天空，那份悠闲啊


    那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好像已经打败了俄国一样。正月的月末前后，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内乱，俄国失败的色彩更加浓厚。日本军队以破竹之势分别于三月十日和五月二十七日，取得了作为日本国民难以忘怀的陆海军决定性的大胜利，国威大震、国民也概气冲天。这次日本的大胜利，给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带来了我想象不到的强烈的冲击。


    周先生来到日本，直觉到横滨与新桥之间的窗外的风景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清洁的秩序。东京的女人们系着红色吊衣服袖的带子，头戴崭新的白毛巾，沐浴着朝阳，用掸子掸拉门的可爱的姿态正是日本的象征。在那个松岛的旅馆时，周先生便预言：这场战争，日本一定胜利，这样生机勃勃的国家不可能失败。而这次的胜利恐怕比周先生预想的更加辉煌地摆在了他的面前。我看到他惊呆于日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以旅顺的陷落为转折，周先生开始重新研究日本。据周先生讲，那时支那青年来日本学习，并不是由于倾慕日本固有的国风、文明，只不过认为在邻近的国家也能直接学习西洋文明、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选择了日本。周先生开始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日本的，但很快发现这个国家出乎意外地紧张，预感到这里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存在着，又看到堂堂的当时世界一等国家俄罗斯也被日本所降伏，更让他坚信了自己的想法。这回他不仅仅看汉译的明治维新史了，而是直接买了许多日文原</a>版的历史书来读，似乎是要对自己以前的日本观做重要订正。


    “日本具有国体实力。”周先生叹口气说道。


    这好像是一个极平常的发现，可是，在这贫乏的手记中我却想在这里倾注全力、大写特写。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下，周先生得到的这个发现，给他的医学救国思想很深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他改变其人生方向的最初原因。他开始说：“明治维新并不是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流还是国学，兰学只不过是在路旁开的珍奇的小花而已。德川幕府二百年的太平，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在文艺发达的同时，触及遥远祖先的文艺思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并开始进行认真地研究。而这时，德川幕府也渐入政治上的倦怠期，内不能挽救百姓的贫穷，外不能抗衡各国的威吓。就在国家面临崩溃危机的攸关之时，远祖思想的研究家们一起站了出来，指出了救国的大道：国体的自觉、天皇亲政。天祖最早开创了国家基业，到了神代将基业传给了神武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靠的正是神国人民的自觉。这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将军庆喜公认为：不依据这种天地公道，救国别无它法。率先对德川幕府表示了恭顺之意，随后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几十年里，封建大名们才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领地奉还天皇。这正是日本强大的原因之所在。即使误入歧途，一旦国难临头时，就会像雏鸟汇集到父母的周围一样，舍弃一切，归奉天皇。这是日本国体的精华，是日本人神圣的本能。当这种精神表露的时候，无论是兰学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像遇到大暴风的树叶一样，很容易被吹得不知踪影。日本的国体实力是令人生畏的。


    听了周先生的感慨，我内心非常激动，眼泪不知为什么掉了下来。我正了一下身子向周先生问道：“那么，你是说日本具有超越西洋科学的东西了？”


    “当然。你身为日本人，还问这种问题，真令人遗憾。日本不是战胜俄国了吗？俄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一定拥有许多应用了科学技术的武器。旅顺这一要塞也是凭借西方科学的Essenz（德语，“精髓”之意）构筑起来的。但即便这样，不是也被日本徒手攻陷了吗？对于外国人而言，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支那人，也不明白。总之，我想再进一步研究日本。这里面有津津有味的东西。”他爽朗地微笑着说。


    那时候，周先生也不大见外，常常来我的县厅里的住处玩。一向沉默寡言的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房东那家人，周先生就已经和那家人亲密起来了。那家是贫穷人家。中年的木工、妻子和十岁左右女儿的三口之家，借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木工喝酒，夫妻二人常常吵架，但与周先生在荒町的借宿处――有许多借宿者的小旅馆比起来，我这里少许有些家庭的情趣，对于当时热衷于日本研究的周先生来说，这个贫穷的家庭，好像也成了他研究的对象。他主动地与这家人来往，特别是与那个十岁左右的黑黑的笨手笨脚的小姑娘成了好朋友。有时他讲支那的故事给她听，或者有时从小姑娘那儿学唱歌。有一次，小姑娘请周先生帮她修改寄给战地的伯父的慰问信，周先生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请求很高兴，并曾把信拿给我看。


    “写得真好。哪儿都不能改。”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品味那个小姑娘写的信。


    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去年没跟您联系，久疏问候！听说您在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俘虏了俄国人，还光荣地参加了有威望的敢死队，知道您还像以前一样积极进取、意气风发，我很高兴。保重身体，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尽忠。”


    “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首先周先生很满意这一句。周先生虽然说自己对景色不感兴趣，但对月亮，似乎不怎么讨厌。让周先生最为感叹的是，在这短短的信中，贯穿的一颗鲜明的忠义之心。


    “写得真清楚啊！”周先生好像自己有什么大功劳似的洋洋得意地说。“没有犹豫，畅快地说出来，‘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是那么干脆爽快、那么naturlich（德语，“朴实无华”之意）。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集中在‘忠’这个观念上。我以前认为日本人没有哲学，可以说‘忠’这种Einheit（德语，“统一”之意）的哲学很久以前就被日本人fleischwerden（德语，“变为肉”之义，此处可理解为“消化”）了。这种哲学太被purifizieren（德语，“净化”之意）了，人们反而没有注意到。”像往常一样，他兴奋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许多德语。


    “不过，忠孝思想不是从你的国家传来的吗？”我故意泼他的冷水。


    “不，不是的。”周先生立即否定道：“你或许知道，支那的天子不是万世一系的。从尧舜的禅让制开始，夏朝在四百年中改朝换代了十七次，到了桀称王时，成汤被放逐南疆。这也可以称作是支那武力革命的渊源，从那以后帝位的巧取豪夺反反复复，虽然每次都是不得已的Operation（德语，“军事行动”之意），但新登基的君主，大约还是怀着种内疚的心理吧，都要先为自己辩解一番。所说的‘忠’这种观念，奇怪地被当做复杂而暧昧的东西了。


    说是取而代之，也许有些奇怪。国家大力地提倡‘孝’，以此为治国之本，产生了将国民的伦理观统一为‘孝’的倾向。因此，在支那，虽然常常说‘忠孝’，但‘忠’仅仅是起了‘孝’的接头语的作用而已，主要是‘孝’。而这‘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鼓励的道德，有劝诫的意思。统治者极度地利用这一点，把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罪名杀死，因而这‘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被统治的人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不孝的罪名被杀，所以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a>’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


    “可是，你说得也太严重了。二十四孝，是日本孝道的学习典范。并不愚蠢。”


    “那么，二十四孝是什么？你全知道吗？”


    “虽然我不全知道，但像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啊、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听过，我们十分尊敬那些孝子。”


    “嗯，就算那些故事无可厚非，老莱子</a>的故事你不知道吧？是七十岁的老莱子向他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像婴儿那样撒娇的故事。你不知道吧？其撒娇的方式是很荒谬的。常穿着婴儿穿的花衣服，‘咚咚’摇着拨浪鼓，围着他的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爬来爬去，‘啊、啊’叫着，逗父母开心。怎么样？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的，那本图画书十分奇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穿着婴儿的衣服摇着拨浪鼓的图画，实在肉麻，使人无法正视。他的双亲看到他的样子果真觉得可爱吗？我幼时看的图画书上，那对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看着自己七十岁的傻儿子时，是一脸无奈、一脸为难的。是的。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之意）。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


    另外，还有这样的事儿。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既有妻子又有孩子。他的孩子三岁。说是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为奶奶。一次，见这个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少少地分给了三岁的孙子</a>一些，郭巨很过意不去。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我们三岁的孩子又来抢她的饭，不得不把孩子埋掉。那本书上有这样一幅画：将要被活埋的三岁的孩子，被抱在郭巨的妻子的怀里正高兴地笑着，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我自从看了那幅画以后，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在坏下去，万一祖母给我些点心什么的，我父亲过意不去，说：‘不得不把这孩子埋掉。’那不是很惨吗？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日本人很聪明，所以并未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标准。你可是说了奉承话啊。


    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叫二十四孝的相声。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她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蠢的事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使生活方式时髦化。明辨是非才是文明的本质。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做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料。认为神仙这个词简直就是白痴、疯子的代名词。


    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面，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阵子我们一起看的戏剧中的政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忠’。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是，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于是日本人看那出戏时都哭了。而把‘仙人’、‘二十四孝’作为相声的内容，成了人们的笑料。”


    “不，对不起。”我禁不住恭维道：“大概是日本人刻薄的缘故吧。但其实并不是蔑视你们国家教育子民的信条，这种辛辣地嘲笑别人的坏毛病要不得。”


    “不，日本人的嘲讽仅仅是有气势，反而是淡薄的。说‘辛辣’不准确。在支那有‘他妈的’这样的脏话，这个才真正的辛辣。是很过分的话。很下流卑劣，我不想说它的意思，除了支那，恐怕世界上没有其它民族能发明出这种致命的脏话了。仅此一点支那世界第一。”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总觉得，中国能称得上世界第一的绝不止这个，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判断，我觉得在你们国家，正流传着我们难以想像的伟大的传统。你把自己的国家说得那么不好，可是藤野先生说‘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反抗者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每次我听到你对支那的批判，却反而感到支那的博大精深。支那是绝不会灭亡的。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支那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级大国。”


    “别奉承我了。”周先生苦笑道，“支那要是像现在这样可不行。绝对不行。只要是有那种认为自己有余裕的满不在乎的自负心理，就不行。日本人都有干劲、有目标、并且很认真。支那必须要学习日本这种态度。”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这算什么。”我想撕掉那封信。


    津田君却慌忙说“等等、等等。”一下子把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这可是大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实际上是件不愉快的事。我必须得喝点儿酒。这家人一点儿酒都没有吗？”


    我苦笑了一下，问借宿的那家人是否有酒。妻子说，“白酒今晚被丈夫喝了，不过还有啤酒。”


    我问津田君：“啤酒行吗？”


    他一副稍有些痛苦的表情说：“啤酒？吹着冷风喝啤酒真是蠢透了，好吧。没关系。拿来吧。”


    津田君一个人咕咚咕咚喝着啤酒。


    “哇，真冷啊。秋天的啤酒，真够呛。”他喊着，打起了冷战，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起这件事的重大性。因为是嘴唇青紫，全身哆嗦的演讲，竟也营造出了一种非同平常小事般的凝重气氛。


    “这是国际问题。”他像往常一样夸张地说。“这件事，看似是周先生个人的事，其实不然。现在清国留学生散布日本全国，人数已接近一万。也就是说，在周先生的背后，有一万名清国留学生待命。周先生一旦发怒，这一万名留学生必然站出来声援。指责起来的时候，且不说仙台医专的名誉受损，我们文化部、外交部也说不定要向清政府道歉。这的确会给中日亲善外交抹黑。这件事，你怎么想？”


    我像往常那样装做不在意地说：“周先生看到那封信了吗？”


    “看了。今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来，这封信已经被寄到了宿舍。周先生拿到信后很无所谓地装进了衣兜，上了台阶。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便叫住了他。说：‘把信在这儿拆了吧。’周先生站在走廊里，默默地打开了信。大致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就要撕掉。”


    “就是嘛。这种不干净的信，谁都会想撕掉的。”


    “哎，别打岔。我拿起那封信一看，愈发紧张起来。”


    “怎么。你不会认识寄信的那个人吧？”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认识。是矢岛。那个Landdandy（德语，“乡下花花公子”之意）。”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几天前的一件小事。是在藤野先生的课上。先生一进教室，班委会的新干事矢岛马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道：“明天开班会，全体无一遗漏务必出席。”然后在“漏”字上画了二个圈。五、六个学生哄笑起来。我简单地以为因为班委会人总不齐，才特意强调“无一遗漏”的。可是，那是矢岛拙劣的讽刺。当时，藤野先生和周先生都在，想暗暗讽刺考试“漏题”，矢岛才用了这种卑鄙的小伎俩。


    一想到这儿，我的火就上来了，“揍他一顿！”总觉得不能便宜了这种卑鄙小人。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平凡的六十年的生涯里，产生了真的想揍人的想法的，只有那一次。我恨不得当晚就去他家，尽情痛打他一顿。我一直就很讨厌这个留着美须的矢岛。他毕业于仙台东北学院之类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借周先生的说法，是伊达藩的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如果按照津田君的说法，是个乡巴佬。总之是那种妄自尊大的人。刚开学他就在教室里神秘兮兮地说他父亲是仙台的大富翁，他总是借着父亲的权势兴风作浪，好像自己是班级的头面人物似的。在新学年班委会干事改选中，他便踢开了津田君，当上了新干事。我不赞成从东京大坂来的学生把东北看作农村的那种轻蔑的态度，可我也无法忍受那些东北当地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阴险卑鄙的报复倾向。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地位卑微的东北人，所以一看到农村人那种早熟的复仇心，我就像厌恶自己似的，比起东京大阪的学生，似乎更讨厌当地的人。


    “不能打他。那就成了泄私愤。”津田君一看我激怒了，忽然显示出了冷静的态度，“对方不止矢岛一个人。有许多乡巴佬帮闲。我认为该利用这个机会纠正一下他们的排外思想，我们不都是绅士吗？还是打思想战吧！”


    “可是，津田君。我也是乡巴佬呀。”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乡巴佬这个词很刺耳。虽然当地的矢岛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可是，使用这个词的东京人津田君的心里也称不上高尚，转念一想，其实都半斤八两。


    “不，你不同。你绝不是乡巴佬。你，”津田君一副为难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更像城里人。”他越来越困窘了，“对，你是支那人！没错，你。”


    我被弄得目瞪口呆。


    “所以你才对同为东北人的矢岛君他们敬而远之。”津田君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和周先生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我不那么认为，但班里的同学都说你长得像支那人。你的确不应该只和周先生一个人交往。班里的同学在背后把你的名字‘田中卓’叫成是‘でんちゅうたく’（一种类似中文的发音），你不知道吧。反正你的名字是小田。不愉快吧？”


    别人怎么叫我，我倒不太在意。可是，津田君为什么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还乱发脾气、搬弄是非，迟钝的我也渐渐地明白了。津田君到底还是在对矢岛君夺走了他班委会干事的名誉职务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忧郁失意的小政治家就借机使矢岛君的信问题化，想逼矢岛君辞掉干事职务，而后自己就可以再光明正大地炫耀印有头衔的名片了。他一定是抱着这种可怜的企图来找我的。先挑唆与周先生关系最好的我，我一激动就会像上次那样紧急报告给藤野先生，这样一来，藤野先生便会愕然地找到矢岛君，大声训斥他并剥夺其干事荣耀。我怀疑他是在梦想这种高明的步骤，因此，才没有大吵大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刻薄地说：“你如果早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为什么不向矢岛君他们证明周先生的清白呢？”


    “那个，我说了也没用。那帮家伙认为我和周先生也是一伙的。我、你、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这四个人，现在同样像是被告一样。真不像话。连藤野先生的人格都怀疑，太过分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团结起来，想个对策。你明天就去告诉藤野先生吧，我再设法联合其他人。”


    我的怀疑果然没错。我感到十分厌烦。揍矢岛君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了，只是希望尽快从这些愚蠢的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


    “答应我一件事，”我冷淡固执地说：“我明天去藤野先生的研究室，在先生做出指示之前，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封信的事。”


    “为什么？”津田君嘴咧得老大瞪着我问道。


    “不为什么。”我尽可能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联合其他人的事，再等两天吧。否则，我就是你的敌人。”


    现在，我只是同情周先生。还有，在周先生的学习上花了很大力气的藤野先生也很可怜。我只关心这些。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这样啊。”津田君好像很厌恶似地扭过脸去，“你好像不信任我。”


    我没理这些，“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与你为敌，还对藤野先生说你的坏话。”


    “那，可是，太不讲理了吧。”


    “不讲理也无所谓。敌人嘛。怎么样，答应了吧！”我乘机坚决地说。


    津田君不情愿地答应了，却又一边小声嘀咕着：“东北人，真难对付。”


    第二天，我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扼要地汇报了这件事，还替津田君美言说：“津田君也非常愤慨，他表示要等待先生的指示，愿意效劳。”我只字未提矢岛的名字，只是拜托先生帮周先生消除这些误解。


    “什么消除不消除的……”先生很意外地以满不在乎的笑容说：“周君的解剖学不及格。是因为其他学科的分数高，才得了那些分数的。周君是第几名？”


    “啊，60名左右吧。”


    我们从第一学年升入第二学年时留级生很多。同届学生的三分之一、大概50人都不幸地留了级，我和津田君同处于八、九十名的危险位置，幸好最终还是合格了。我们认为身为外国人的周先生能够排60名，这是因为他聪慧好学而理应取得的成绩，可是对于不了解周先生的人来说，这第60名，可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特别是那些留级生们，他们不反省自己不刻苦，而是挑进级生的毛病，这样作为全体进级生的牺牲品，清国留学生周先生就成了众矢之的。


    “第60名吗？”先生对第60名很不满意的样子，“不是很理想的成绩啊。不更加努力学习可不行呀！上学年你们的解剖学学得很不理想。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要后悔的。就是因为懒惰，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问题。如果互相鼓励、好好学习的话，就不会互相误解、互相嫉妒了。所谓和，绝不是消极的。发皆在节谓之‘和’，也有些中庸</a>。是天地跃动的姿态，紧紧地绑在一起。”


    先生做了个把弓拉成满月形的手势，接着说：“射出的箭准确无误地正中靶心，发出‘嘣……’一声明快的响声，那种感觉就是和。发皆在节，不能忘记这个‘发’。‘发’也就是学习。有句话叫‘以和为贵’。所谓‘和’，不仅仅是好好地在一起玩儿。‘互相鼓励、一起学习’也叫‘和’。你好像是周君的朋友，他为了向支那传播新学问，特意到日本来学习，必须鼓励他，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也很着急，第60名太惨了。必须要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才好。


    日本在古代也曾向唐宋派过留学生，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很多照顾。现在日本作为报恩，必须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教给他们。可是周围的日本学生们只是贪玩，一点儿也不学习，难得周君他们抱着远大的志向来到日本，最终也被卷入其中，懒惰起来。你如果真是周君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两个人研究Thema（德语，“题目”之意），《缠足的Gestalt der Knochen（德语，“骨骼形态”之意）》等等。怎么样？可能的话，最好是周君感兴趣的题目。可是，现在我手头也没有Modell（德语，“模型、样板”之意），有些难。总之，必须使周君具有对医学的Pathos（德语，“激情”之意）。


    周君最近不太有精神吧？是不是讨厌解剖实习？支那人对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有他们独自的信仰，死后不火葬</a>，而是土葬。中庸之道的鬼神之德也就是那些吧，支那十分敬畏死后的鬼。或者，周君最近的消沉是因为我们过于随便地对待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因此他便对医学产生了厌烦情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这样对周君说：日本的Kranke（德语，“病人”之意），非常高兴死后能为医学的发达做贡献，特别是，如果死者知道不久以后也将是对支那的贡献，反而会觉得很光荣的。你这样对他说，给他勇气。小小的解剖实习就变得脸色苍白，将来，连个小Operation（德语，“手术”之意）都做不了。”先生讲的全是周先生的事情。


    “那么，信的事，怎么办啊？”


    “那不用在意。只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周君变得讨厌学校，就难办了。这点，你好好安慰他、鼓舞他。让他不要在意信的事。另外，津田君把这件事闹出来、引起骚动也不好，我会让干事找出写那封信的人的。没有必要向我报告是谁写的，只是想让写信的人，去周君的住处，检查笔记，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坦诚地和周君和解。对了，这次的干事是矢岛君吧？”


    因为那个干事矢岛就是写信的人，所以我很为难。可是先生偏偏又让矢岛负责查找嫌疑人，真有些讽刺意味，可能会产生很有趣的结果。想到这里，我便说：“嗯，是的。那么请您告诉矢岛君吧。”我刚一转身，先生又在背后大声申斥说：“不仅仅是周君，你们大家也要更加努力学习！各人自发，这叫‘和’。”


    这件事给周先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不得而知。那段时期周先生的态度让人觉得很难以接近，即使是在学校碰面，也只是相视一笑，“你好吧？”、“嗯。”这些颇为表面化的问候。一次也没能说起藤野先生叮嘱我说的那些安慰激励的话题。另外，我想如果那些话自己表达不好的话，反而会使敏感的周先生不舒服，那就没意思了，我便装出一副对于笔记灾难什么的一概不知的样子。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是个下大雪的夜晚。周先生把头埋在外罩里，全身雪白地来到我的住处。


    “啊。快请进。啊。”看到久违了的周先生我很激动，跑到大门口欢迎他。而周先生却踌躇着：“可以吗？是不是正在学习呀？不打扰你吗？”那态度胆怯、客气，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几乎是被我拉进屋里来的。


    他说：“我刚从美以教会回来，实在太寂寞了，所以过来看看，不打扰吧？”


    “不，我总是在玩。可是，教会又怎么了？”


    周先生和我一样，敬重基督教的邻人友爱，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看不惯教会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装腔作势的态度，因此对于大量散布在仙台市内的教堂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们断定耶稣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稣，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外国的传教士也使基督教堕落了。既然如此，他现在却说他去了美以教会，真让人费解。


    周先生缅腆地说：“我最近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德语，“孤独”之意）的鸟。那时我们可真快乐呀，一起住在松岛，还说了许多幼稚的话。”说着垂下眼帘，在被炉中沉默了片刻，突然抬起脸，“实际上，昨天矢岛君来向我道歉了。那封信是矢岛君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