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的感觉

    可是不久，当我到达弘文学院学习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在我来东京的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清国留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二、三年间，从清国来的留学生已有二千多人汇集东京。面对这种状况，先是教授日语，后来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等基础知识的学校陆续在东京出现。其中还有实施奇怪的速成教育、专门为赚钱而开设的劣质学校。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学校中，我所在的弘文学院，可以说是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学校规模大、设备齐全，教师和学生也相对认真，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整天闷闷不乐，什么也做不下去。如你刚才所说，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说起来还曾经力图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到了春天，上野公园的万朵樱花竞相开放，确实如绯红的轻云般美丽，可花下必定会有一群被选中的秀才躺卧在那里谈笑风生，我便无心再观赏烂漫的樱花了。那些秀才们把辫子一圈圈地盘到头顶、再扣上制帽，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滑稽极了。其中，有些爱打扮的，为了不让制帽的顶部突起，想出了新法子，把辫子平平地盘在头后，再用油压伏贴了。虽然用心良苦，但除下帽来，却有种分不出男女的奇怪感觉，背影出奇的优雅，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反倒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像自己一样剪掉发辫的人。


    并且当这群被选中的秀才蜂拥乘坐有轨电车时，便像要展示从礼仪之邦来的人的风范一般，争相吵闹着让座，甲让给乙，乙拒绝，让给丙，丙推辞，又让给丁，丁再点头哈腰让给甲。日本男女老少的乘客看得目瞪口呆之时，留学生大声叫嚷相互谦让尚未终止之际，“咣当”一声车开动了，于是那群秀才们便压叠着倒下去。我像藏在角落里一样看着这一切，说不上是害羞还是什么，总之，是一种难以言表之情。可是，也许不该过分责备他们。无情地鄙视同胞间纯洁的友爱实在是一种心灵上的罪过。我之所以忧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生们的不用功。


    关于支那革命运动的现状，我并不很了解，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等革命党秘密结社，以孙文为盟主似乎已经完成了大同团结。先于孙文逃难到日本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a>一派与孙文派的所谓民族革命思想无法达成共识。康有为好像秘密离开了日本去了欧洲，现在孙文的所谓三民五宪学说有相当的优势。以确定下来的主义纲领为基础，似乎已进入了活跃的实际行动状态的孙文本人，得到了日本仁人志士的支援、并进行了种种策划，最近东京似乎成了支那革命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们也异常兴奋、轰轰烈烈地要灭清兴汉，大有抛下学业甚至不惜一切之势。


    表达极度的忧国之情，倒也无可厚非，但其中却有趁乱谋划自己大出风头的人。还有更严重的，接受了我刚才提到的速成教育，学习制造肥皂的方法，留学短短一个月就取得了靠不住的毕业证书，然后迅速回国制造肥皂，发了财便耀武扬威地鼓吹自己的才能。


    我有时偶然有事到神田骏河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去，每次都能听到二楼传来“咚咚咚”好似大比武一般的嘈杂声，楼下的天花板也振动起来，不时有尘土从上边落下，所以楼下总是灰濛濛的。这种异常的情况经常发生，一天，我便询问事务室的人二楼怎么如此嘈杂，日本的老伯苦笑着说那是学生们正在练习跳舞呐。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


    现在，对于支那来说，是十分需要新学问的时候。要与列强的威猛之势抗衡，打倒清政府、兴复汉室的政治运动当然是紧要任务，但是，依据新学问，探求列国威力之根源所在更是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神圣职责。我是十分尊敬孙先生的，在响应他的三民五宪学说上也不甘居人后。在三民主义</a>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中，我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民生这一条。


    总是在自己眼前浮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三年间那悲惨的身影。为了医好父亲的病，每天辗转于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之间，相信自称名医的骗子的话，转来转去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的蟋蟀之类。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轻轻在我耳畔低回的，是按照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名字的自己的凄惨叫声。这就是支那民众的姿态。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生活的虚饰，只有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强迫病人高价买破鼓皮丸子，只能让病人日见衰弱。支那民众的现状该怎么办呢？


    由于对这种悲惨的现状十分愤懑，我决定暂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洋鬼子，立志学习洋学。这才离别了母亲，告别了故乡。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同胞的新生。不教化民众谈何革命，谈何维新。而这民众的教化，不靠学生，又能靠谁呢？必须要学习、要更努力、更努力地学习。我那时候读了汉译本的明治维新史。了解到日本的维新思想受到了日本的一群兰学者的很大刺激。正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维新才取得了那样光辉的成就。无论如何，首先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唤醒民众，不引导他们具有维新的信仰，使用什么样的革命手段都难以成功。


    首先是科学，读过维新史后，我初次感到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支那，现在凭借科学的力量，大而言之，是抵御列强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性；小而言之，是使国民生活富足，使之萌生对新生活的希望敦促其努力。这也许只是我的美好梦想，梦想也罢，我要为这个梦的实现，奉献终生。我今后的人生也许变得没有任何精彩，十分平凡。可是我要给每个民众注入新生的活力，再引导他们具有革命的信仰。爱国的热情，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未必要马上投身到政治的直接行动中去。我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科学中，首先学习医学吧。告诉我新学问必要性的，是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骗子医生。那时的愤怒，使我离开了故乡。学习新学问的志向，从开始就与医术紧密相连。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不停地呼唤父亲名字的凄惨声音，总是不绝于耳，难道不是在激励自己吗？成为一名医生。据明治维新史记</a>载，当时的兰学者大部分都是医生。不，为了学习西方的医术，开始学习荷兰语的人也不少。在日本，相比其他科学，民众更渴望有先进的医术。这是因为，医学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最紧密的关系。治好疾病，是对其进行教化的第一步。


    我首先在日本学习医学，回国后，治愈那些同我父亲一样受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如果支那同外国交战，我将以军医的身份参战，为建设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回头看看我的周围：宛如富士山形状的尖尖的制帽、在有轨电车上过度谦让的美德、制造肥皂、好像大比武似的交际舞练习。


    今年二月，日本气势昂扬地向北方的强大国家俄罗斯宣战，日本青年勇赴战场，议会全票通过了庞大的战争经费预算，国民忍受着一切牺牲、听到每天号外的铃声就沸腾起来。我觉得：这场战争没有问题，日本人能胜。国内这样充满活力，不会失败。那是我自己的直觉，但与此同时，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自己被非常耻辱的心情侵袭。对于这场战争，各人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我认为这场战争也是起因于支那的软弱无力。如果支那哪怕是仅仅具备统治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次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看上去这简直像是为了保全支那的独立而请日本来作战，这样想来，对于支那来说这难道不确确实实是不体面的战争吗？日本青年在支那国土上勇敢作战、流着宝贵的鲜血，同胞们却隔岸观火似的漠然旁观，其心理我难以理解。而且，同龄的支那青年，不要说奋起反抗，他们一如往常地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专注于跳舞的练习。看到这种情景，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暂时脱离留学生群体单独生活。也许是自我厌倦吧，一见到自己同胞们漫不经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无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个支那留学生都没有的地方去呀。我打算暂时离开东京，忘却往事，独自研究医学。已经不容再作迟疑了。


    我去了麦町区永田町的清国公使馆，陈述</a>了自己想到地方的医学院校上学的愿望。不久便被编入到了仙台医专。东京，再见！被选拔的秀才们，再见！分别在即，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坐上火车，从上野出发，路过一个叫做“日墓里”的车站。“日墓里”三个字，正好切合了自己当时的忧愁，差一点儿没落下泪来。之后不久又路过了叫“水户”的车站，这里是明末义士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回忆起这位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的老前辈的悲壮情怀，多少得到了些勇气。我终于到达了仙台。


    早听说仙台是日本东北最大的城市，可到了一看，不过只是个不足东京十分之一大的小城市。这里人们说的话，虽然不是完全不懂，但和东京话比起来，语调很硬，有很多难懂的地方。仙台的市中心确实繁华，有像东京的神乐坂那样的风情，但是作为城市整体来说，总有些分量不够的感觉，让人觉得如果要把仙台作为日本东北地方的重镇，似乎它的实力略显稀薄。反而是再北面一些的盛冈呀、秋田一带，似乎是郁结了东北地区的丰厚实力。但仙台用所谓文明开化的表面威力压制住了它们，有种哆哆嗦嗦地称霸的感觉。


    据说仙台是一位叫伊达政宗的大名开拓出来的。在日本，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的装腔作势的人被称为“伊达者”，我有些怀疑这“伊达者”是不是由嘲笑仙台的这种浮华的风气而得名的，仙台给我的感觉似乎有些毫无意义地冒充都市风情的倾向。总之，尽管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却要拘泥于保持东北地区第一的体面，自认为是“伊达的城市”。但是，如您刚才所说，对于一个刚从北方腹地来到仙台的人来说，这片土地的文明开化，看上去是豪华绚烂的。于是，惊叹、顺服于此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仙台的开山鼻祖政宗公为了雄霸整个东北地区而采用了一些政策的目之所在。由此，仙台便形成了传统的风气，即使是维新已经过了三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对于自身的内容空洞感到惶恐不安，但仙台还是无法抛弃田舍绅士的气派。


    尽管说了这许多坏话，自己对仙台是绝对没有敌意的。地方产业匮乏的都市大多是在这种可悲的“气派”中生存的。也许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时期要在仙台度过的原因吧，所以不知不觉很用心地对这个城市的性格进行了思考，想试着列出这样那样的不满的地方。不过，这种风气下的城市，也许对做学问反而是个合适的地方。


    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自己的学习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像您所说的，即使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它的姿态也并非不美。那漆黑的羽翼，看上去也是闪烁着光辉的。


    学校的先生们就像是对待重要的客人那样善待我，有时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对我来说，能得到大家这么多温情，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是过高估计了我这只枯枝上的鸟了。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种不安，觉得辜负了他们的好意，会很对不起他们。同年级的同学们也好像很稀罕似的，早晨如果在教室里看到我，他们大多都向我微笑，坐在邻座的学生，还主动借给我刀子呀、橡皮呀，这类的东西。这当中，有个从东京府立一中来的有些高傲的高个子学生，叫津田宪治。他似乎对我特别关心，经常这样那样地嘱咐我。什么“领口脏啦，快拿去洗”呀、“该买双下雨时穿的长靴”呀，连这样衣服的事情都关照我。最后，甚至来到我的宿舍，说住这个地方不行，劝我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住的地方，在米袋锻冶店前街的宫城监狱所的前面。离学校近，吃的也不错，对此我非常满意。可是，津田君却说我住的这个宿舍还兼送监狱囚犯的饭食，这样不行。所以他几次三番地告诫我说：你是清国留学生的秀才，和犯人吃同一个锅里的饭，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面子问题</a>，也伤害了贵国的体面。所以必须尽快搬走。”尽管我常笑着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我是客气，“听说支那人最重视面子了，不介意和犯人同吃一个锅的饭，那是假话吧。赶快从这个不吉利的宿舍搬到我那儿去吧。”尽管说这些话时，他表情严肃，内心也许正在笑话我也说不定。虽然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拒绝朋友的好意而让他生气是得不偿失的，无奈之下，我搬到了津田君在荒町的住处。


    这回离监狱倒是远了，可饭菜就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每天早餐都有“芋梗汤”，所谓的“芋梗汤”其实就是把生的芋头捣碎成的泥糊状的东西，很难下咽，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一天早晨，津田君来到我的房间，见我桌上剩着芋梗汤，便问我为什么不吃这个，还说芋头营养丰富，必须要吃，把它拌到调料里充分搅匀，就会出来香甜的泥汁了，把泥汁浇到饭上就可以食用了。此后，我每天早上都得把它拌到调料里搅匀然后浇到饭上吃。那个人绝对不是坏人，但我对于他的过度热情总感到无话可说。对津田君的这种照顾，除了当时觉得有点痛苦之外，事后并没有任何不满。


    一切都很顺利。或许可以说是无比幸福。学校的讲义无论哪科都很新鲜，我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宿愿终于就要实现了。这当中要数藤野先生解剖学的讲义最有趣。本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讲义，但从中还是能反映出这位先生的人格的。不仅是我，其他的学生也都兴趣昂然地听讲。听上一学年因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说，藤野先生衣着邋遢，来学校还经常忘记扎领带。到了冬天还经常穿一件盖不住里面夹衫的短旧外套，总是冻得哆哆嗦嗦。一次乘火车时，先生还被乘务员疑心是小偷，于是向全体乘客喊到：“最近车上出没小偷，请大家注意。”


    总之，藤野先生好像有很多有趣的轶事。但他心气高洁，他的讲义细心而且含义深刻。在这点上，先生是十分脱俗的。班上的一些捣蛋帮的学生们总是想捉弄先生似的，在先生讲课的时候，即使是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也能“哗……”地大声笑出来，所以教室里总是很热闹。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先生略有些驼背，两个臂弯里夹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走进教室，把这堆厚厚的书往讲台上一撂，然后用非常缓慢的语调说：“我叫藤野严九郎……”话音刚落，先前的那些捣蛋帮们“哗……”一下子大笑起来。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先生很可怜。第一堂讲义是日本解剖学发展史。先生拿来的大大小小的书，都是过去到现在的日本人的有关解剖学的著作。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a>》、《兰学事始》等等也在其中。之后，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叙述了玄白们在小冢原刑场解剖犯人尸体时的紧张心情等等。这第一堂讲义像是在暗示我的前途并且激励着我，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现在，我的志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只有这个。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点燃支那维新的烽火。


    在那松岛旅馆，当时二十四岁的留学生周先生对我大致讲述了上面这些事情。当然，并非周先生在那天夜里一个人这样长时间地按照先后顺序讲演清国的现状与自己的身世等等，而是将其稍微喝了点酒之后与我谈到凌晨的各种事情组合起来，又多少补充了我后来得到的知识，像上面这样归纳起来的。


    总之，那个晚上，听了周先生的告白，我相当感动。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仅仅因为父辈是医生，便怀着作为长子的我也应该当医生的这种随意的心境，来医专上学的。我对这位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人感到无比钦佩。不仅因为他所说的深奥的事情，还有他那坚定的信念。我对这位异国秀才充满了尊敬，非常想帮助他达成他崇高的目标。尽管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澎湃着这样的义气。


    周先生说我很像他的弟弟，而我只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才能产生把自己从土话的苦思焦虑中解脱出来的秘密的喜悦。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可是，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样的理由，用俗话来说，是一种“投脾气”的小奇迹，偶然发生在了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在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岸边，在两个孤独者之间，产生的没有任何意图的、大大方方的友情，却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干涉。也许这种纯粹两个人的、无忧无虑的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允许存在的，它一定会受到第三者的牵制、猜疑或嘲笑。


    在松岛的旅馆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笑，第二天清早，又一起坐火车回到了仙台。


    “那么，明天学校见！谢谢了！”


    “不，是我说谢谢了才对！”


    我们都非常感谢这次意外的愉快的小旅行，互道珍重后分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为了能再次见到这位新朋友，起了个令借宿那家人感到吃惊的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校园里、教室里都没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那一整天，我索然地听了许多讲义。由于我没有周先生那样远大的志向，所以这许许多多的讲义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难得之处，也没让我觉得有什么新鲜感。那天我头一次听了藤野先生的讲义，也并没有像周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那样有意思。


    正好当时藤野先生的讲义刚结束了骨学总论，开始讲骨学分论。先生把与人等身大的躯干骨标本放在旁边，就像它是自己亲生父母的骨骼一样，一边抚摩着一边进行极其详尽地讲解。说他负责呢，还是说他太认真呢，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总觉得烦琐得让人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解剖学本身就是一门繁琐的学问。可尽管如此，藤野先生那反反复复的详细解说还是让人无法忍受。他当时扎着领带，不过一点儿也不风流倜傥，脸黑黑瘦瘦的，有一种很严谨的感觉，铁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毫不松懈地巡视着四方。不要说亲切了，我觉得他比任何先生都严厉。


    尽管如此，还是像周先生说的那样，坐在教室后面的捣蛋帮们会因为毫不起眼的事而突然爆笑起来。但据我观察，这些留级生在听这种极其认真的讲义时，因为感到压力，反而要虚张声势，那表情仿佛在说“让我们这些老生听这样的讲义，不是太可笑了么？新生们，不用那么紧张。”像进行示威活动一样，让人不免怀疑这些老生全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没及格，为了怄气，才故意在课堂上捣乱的。


    总之，藤野先生的讲义，绝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令人振奋，而是近乎于痛苦的、正经的、没意思的东西。当然，这种痛苦的感觉在我可能尤其强烈。这样说，是因为先生在讲课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想到自己在改正家乡土话时，也是相当的辛苦，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心情才能寄予敏感的同情。大概因此我才感到特别痛苦吧。


    先生是一口浓重的关西土话，尽管为了掩盖似乎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特别的语调，那么可想而知，讲课的时候依然是羼杂着关西土话的。这样看来，后来这位藤野先生与周先生、我三个人结成的亲密同盟简直不过是日语不标准者气味相投的结果，这样一说心中凄惨起来，但是，那也许是太不严肃的推论。


    当时，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农村土话是事实，这成了我当初和周先生相逢并产生共鸣的契机。我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否认它。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并不是仅靠着这样一个卑俗的理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他更为高尚的理由在哪里呢？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是什么？一言难尽。总之，“投脾气”这种说明用在周先生和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倒是比较自然，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交友，如果再加上藤野先生的话，用“投脾气”这种失礼的俗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中有过对于超越日语不自由小组之观念、超越“投脾气”的某种宏大之物的信任和追求，但此种宏大之物为何物？我实在不太明白。是所谓的互相尊敬？是邻人爱？或者应当叫做正义？不，我觉得是将那各种心情全都包含在内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更大的东西。或许，藤野先生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与其相符。实在是不太明白。


    我竟从藤野先生的关西土话发展出了这种奇怪的议论，总而言之，我们后来结成的同盟，并不是日语不自由小组的同盟。如果仅仅被这样认为，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同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它的判定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大概只有依靠哪位思想家的意见了。我现在能把恩师和旧友的风貌完整地描写出来就很满足了，没有更高的奢求，还是继续写这个手记吧。


    前面说过，因在松岛的奇遇而成为朋友的周先生与我的交友不时总遇到干扰。这个不愉快的介入者很快就在我没想到的地方出现了。我那天期待看见周先生，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没能看到周先生，我期待的藤野先生的课因为认真得有些艰涩，也让人觉得无聊。结果那天没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傍晚下课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口的时候，被人“喂，等等，你。”唤住了。一回头，一个个子高高、鼻子很大、让人讨厌的学生笑眯眯地站在那儿。周先生和我交友，最初的干扰者就是这个男的，他的名字叫津田宪治。


    “我有话想和你说。”很蛮横的口气，但没有土话，可能是东京人。这样想着，我暗暗紧张起来。“我们一起在一藩巷吃晚饭吧。”


    “啊。”面对东京人，我极度沉默。


    “你答应了。”他在前面快速走着。“嗯，哪儿好呢。东京庵的油炸荞麦太油了，不能吃。兄弟轩的炸肉排太硬，像鞋底一样。仙台这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真愁人哪。要不，走到哪儿，就突然进哪个小店吃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得了，还是你知道哪个店好？”


    “不，啊，我无所谓。”我被对方的气势压倒，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个好像东京人的学生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呢？我颇有些不安。他完全不理会我，自顾自地说着话，像是我的长官那样，飒爽地走在我的前面。所以我这个乡下人没法搭碴，只能暗自苦笑着，跟在他后面。


    “那么，暂且先到一藩巷，找个新鲜地方吧。要是有卖香喷喷的烤鱼串的地方就好了。仙台的鳗鱼有筋。”他把自己当做美食家，尽情地发挥着。鳗鱼的筋是什么东西，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没弄清楚，这个谜一直埋在我的心底。这之后，我们去了可以称做是仙台的浅草（东京的最繁华的地方）的东一藩巷，进了他所谓的“走到哪就突然进去”的店里，吃用他的话来说“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


    他在桌子的对面坐下后，先拿出了一张名片。那上面写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班委会干事，津田宪治。这个头衔，他是医专的先生并兼任班委会干事？还是学生？又或是哪个年级的班委会的干事？一切都很含糊。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当时专门学校的学生和现在的不同，在社会上受到的是绅士的待遇。所以持有其所属学校的名片的学生很多，但是像这种印着这么荒唐的头衔的名片实在是很少见。


    “啊，是吗？”我忍住笑，开始自报家门说，“我没有名片，我叫田中……”


    “不，我知道。田中卓。H中学来的。你是班级的个别人物，总也不来上课吧。”


    我很生气，因为不来上课，就说是个别人物，这太夸张了。真没有礼貌。我沉默不语。


    “开玩笑，”对方一笑，“你的事，昨天，周先生详细和我说了。你们不是在松岛的旅馆，彻夜地谈话吗？周先生，拜您所赐，感冒了，卧床不起。那个人有Lunge（德语，“肺病”之意）的倾向，所以不要再这样彻夜地胡来了。”


    当时，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个晚上，周先生曾说过对一个好事的学生的过度热情有些为难，那个学生的名字的确叫津田。原来如此。那个泥汁的指导者，就是眼前这位美食家呀。


    “发烧了么？”


    “嗯，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好像体质不太好。大概打算休息两三天。外国人嘛，我会照顾他的。哦，鸡放在水里煮好吧？喝点酒吗？”


    “啊，随便。”


    “肉硬可不好办，让他们用刀背拍拍吧，那样就无可厚非了。”


    我不由得“扑哧”笑出声来。我看出津田君上颚全都是难看的假牙。我想他把兄弟轩的炸肉排说成是鞋底，还有鳗鱼的筋的奇说，和希望把鸡肉拍拍的要求，大概都和这假牙有某种联系吧。


    “真是。”津田君好像误认为我在笑其他的事，“完全是清汤。乡下菜只有拍松的肉。”


    于是，又点了拍松的肉和酒，津田君亲自像神父似的调了锅底，一边喝着酒，一边开始说些奇怪的话：“你和外国人交往，不注意可不行啊。现在日本可是战争时期，你不要忘了。”


    我愣了一下：“哦？”


    “不是‘哦’，我可是东京府立一中来的。说起这场战争开始后东京的紧张气氛，那真是仙台这样的乡下难以想像的。”他语气十分霸道。“清国留学生在东京有几千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越说越离谱了，“但是，这个留学生的问题，必须相当慎重地考虑。为什么呢？日本现在正和北方的大强国交战，旅顺也还没有攻陷，巴尔切夫舰队也要向东洋进发了，这也许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清国政府对日本还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但是，今后，会不会变化，谁也不清楚。清政府自身现在也开始摇摆不定了。你们这些人不懂，革命思想现在在支那正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蔓延着。肉煮好了，不吃吗？煮过头变硬了，可不行。啊，这革命思想的活跃先锋，就是这些留日学生，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些事可别跟别人说，咱们哪说哪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支那的内情呢？津田清藏，你不知道吧，是我的叔叔，这样写：津田，然后清洁的清，藏。你没理由不知道啊，这地方到底是乡下，这事儿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叔叔现在是日本外交界的一流好手。你不知道也没办法。总之，因为有那样的叔叔，我成了外国通。啊，这肉太难吃了，如果不在肉里拌上鸡蛋再搅匀，不好吃。这帮人肯定是省下鸡蛋了。怎么有奇怪的乌冬面粉味儿？这怎么行。乡下就是乡下。嗳，没办法。吃吧。话说回来，这个革命思想啊，是秘密，可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呀，你好好听着。现在本部在日本。吃惊吧？再说得清楚些吧。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是中坚力量。怎么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意思，对于支那的革命运动，和他那不靠谱的“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比起来，我已经从周先生那里知道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了，所以丝毫也不吃惊。只是暧昧地对这个外国通的秘密随声附和，专心地吃鸡肉火锅。我这个乡下人觉得刚刚受到批判的肉，没有什么乌冬面粉味儿，很好吃。


    “问题在这儿。今晚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儿。清政府出钱送留学生到日本，而这些留学生大有推翻清政府的气势，真是奇怪。这样看来，清政府给予了留学生使自己崩溃的研究费了。日本政府，对于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现阶段嘛，好像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形式，可是,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主动支援这场运动。


    你可别吃惊。支那革命运动的领袖、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隐藏在名叫宫崎什么的日本侠客家中啦。孙文，记住这个名字为好。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听说有狮子的风貌。只要是这个人说的话，留学生全部听从，绝对信赖。这个英杰的顾问，是以那个宫崎为首的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