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之意图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 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a>）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爱，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 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 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作者打算在他气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 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出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