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旨在使属于某些范畴的恰当的思想习惯得以在后代保存的学校训育，是获得社会常识的认可，并且与公认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在教师和教育制度传统下构成的思想习惯是有它的经济价值——即影响到个人的适用性的价值——的；这种价值，同没有这种指导、在日常生活锻炼下构成的思想习惯的相类经济价值比起来，是同样实在的。众所公认的教育方案和学校训育的任何特征，凡是起源于有闲阶级的偏好或金钱价值准则的指导的，都应当认为是出于有闲阶级制度的关系；教育方案所具有的这类特征的任何经济价值，都是这个制度的价值的具体表现。因此，关于教育制度，不论是在训育的目的和方式方面，还是在教师所教导的那部分知识的范围和性质方面，凡是起源于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都是这里的研究题材。但是，受有闲阶级观念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学识本身，尤其是高级学识。由于这里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在于对足以表明金钱文化的影响的那些资料作详尽核对，而是在于说明有闲阶级观念影响教育的方式和趋向；因此这里所要进行的，只是对足以适应这里的研究目的的高级学识的某些显著特征作一观察。


    学识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同社会中宗教仪式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特别有关的是为超自然有闲阶级服务时表现的那部分仪式。原始教派进行的意在向超自然动作力献媚的服务，并不是对社会的时间和劳力作有利于生产的使用。因此，应当把这类活动主要看做是为超自然力执行的代理有闲，人们想通过这类活动向这类神力通诚达意，想通过服务和服从的表白来博得神的恩宠。早期学识的内容大部分就是在对超自然服务中得来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因此，这方面的锻炼，同为一位尘世的主子服务所需要的锻炼，在性质上极其相类。从原始社会的教门中的教师那里得来的知识，大部分是属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如何以最适当、最有效或最满意的方式接近和礼拜超自然动作力的知识。人们所学的是怎样使自己在神力之前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分子，在恳求神灵对事态的进程有所主张或对某一进行计划勿加干预时处于提出这类恳求——或者甚至要求——的地位。人们的目的是为了赎罪，而追求这个目的的方法则主要是设法在对神的侍奉和逢迎中取得便利。在教士的教学内容中，关于对主子的有效服务，除了上述的以外，看来只是在以后才逐渐搀入了其他成分的。


    作为不可思议的神的一个仆人，即教士，其所处地位逐渐成为神与一般未受训练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中介者；因为他具有超自然信仰的礼仪方面的知识，因此被允许参拜神灵。居于这种地位的中介人，不论他所侍奉的主子是尘世的还是超自然的，往往会觉得他自己具有现成的手段，很容易使民众产生一种印象，即不可思议的神是会按照他所请求的来执行的。于是不久以后，可以利用来解释神奇效果的某些自然作用的知识，加上一些巧妙的手法，就逐渐成了教士学识的一个主要部分。这类知识后来逐渐被看成为所谓“不可知的”知识；它也正是由于具有神秘性，才适合于教士的用途。学识的培养，作为一种制度，看来就是起因于此；后来它渐渐脱离了这个属于魔术仪式与黄教式诈伪的母体，但分化的过程迟缓得简直使人难耐，直到现在，即使在高等学校所研究的一些最高深的学识中，这一分化过程也还没有充分完成。


    为了要打动、甚至欺骗无知识的人，学识中的神秘因素，同过去的一切时代一样，现在仍然是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极其有效的因素。在一个目不识丁者看来，一位大学者的声望大半是根据他与那类神秘力量的密切程度来衡量的。举一个典型例子：挪威的农民，直到这个世纪的中叶，对于这样一些神学权威，如路德(Luther)、麦兰克吞(Mnchthon)、皮德·达斯(Peder Dass)，甚至近代的神学家如格纶特维格(Grundtvig)的渊深学识，仍然本能地认为是一种魔术。这些人，以及许许多多次一流的已故或现存的知名之士，都曾被加上魔术大师的雅号。在这些善良、天真的人看来，凡是在宗教界据有高位的人士，在神秘学和魔术的使用方面总是十分精通的。与这种看法同时并存的是这样一种一般的见解，即高深学术和“不可知的”性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也未尝不可以用来在大体上说明有闲阶级生活在智力方面的倾向。怀有这种信念的固然不限于有闲阶级，但是今天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对各种各样的神秘学有兴趣的却占极大比例。有些人的思想习惯并不是在现代工业的接触中形成的、这些人仍然觉得“不可知的”知识，即使不是惟一真正的知识，也是根本知识。


    由此可见，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上，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在系统化知识的内容扩大以后，不久就有了秘传知识与公开知识之别，这一点在教育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老远老远以前。两种知识如果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前者根本没有经济上或工业上的意义，后者所包括的则主要是经常供物质生活利用的关于工业操作和自然现象的知识。这样的分界綫，后来至少在一般的理解中是高级学识与低级学识之间的正常界綫。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证明知识阶级与教士这个行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些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讲求仪态和礼貌的明显有闲一类的，为什么在一切原始社会中，知识阶级在形式、成规、品位等级以及仪式、礼服与一般学术用具等等方面，是非常认真、非常拘泥的。它说明掌握初期形态的高级学识必然是有闲阶级的职务，特别是侍奉超自然有闲阶级的那个代理有闲阶级的职务。而且这种对学术用具的偏好，更加显示了教士任务与学者任务之间的接触点或连结关系。学术以及教士任务，就其起源来说，大都是一种利用交感的魔术的结果；因此这种形式上与仪式上的魔术用具的使用，在原始社会的知识阶级中占有相当地位是不足奇的。仪式和道具在魔术用途上有其神秘效果，因此它们的存在是魔术与科学处于初期发展形态时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其情况同对象征表示的重视极其相类。


    象征仪式通过利用传统工具在动作上或所要完成的目的上作巧妙表演，会引起交感作用；这些方面的感觉，在魔术活动中比在科学、甚至神秘学的训育中当然要明显得多，重要得多。但就我所知，即使对学术价值具有真切见解的人，也往往要注意到科学的仪式上的用具，认为这类工具全然不值一顾的人是很少的。任何人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文化中学术的发展沿革，就不难看出，在其后期发展过程中，人们是如何一贯重视这类仪式性的事物。即使在今天，这类遗风在学术界依然很盛，例如使用制服制帽，举行入学礼、入会礼、毕业礼，授给学位、荣衔、特权等等；这类情况说明了学术界存在着某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使徒传统。所有这类特征，如学界使用的仪式、服装，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引进典礼，某些荣衔和美德通过按手礼流传下来，等等，其直接根源无疑是教士职务方面的一些习俗：但是如果对这类特征的根源作进一步追溯，就会发现，专职的教士形成以后，他们一方面与兴妖作怪的术士不同，另方面与侍奉尘世主子的奴仆也有区别，上述特征的根源，也就是教士阶级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构成的一些习俗。这类习俗及其所依据的概念，就其起源和心理内容说来，在文化发展中所属的时代，并不迟于爱斯基摩巫医和术士盛行的那个时代。就这类习俗在宗教信仰以及高等教育制度中所处的地位说来，它们是人类性格发展过程中极早期的万物有灵信仰形态的残余。


    我们不妨说，以现在以及最近的教育制度而言，重视这类仪式特征的，主要是高级的、高等普通的以及古典的那类教育机构和那类学术，而不是教育系统中低级的、工艺的或实用的那些部门。教育系统中低级的和荣誉性较少的那些部门，即使具有这类特征，也显然是仿自高级方面，至少可以说，如果没有高级方面的不断的示范作用，研究实用知识的那类学校要想使这类特征继续存在，是极少可能的。低级的和研究实用知识的一类学校和学者的采行和培养这类习俗，主要是一种模仿行动，目的在于尽可能与高级学校所保持的荣誉标准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由于直系的移转权，而合法地取得这类附属特征的。


    分析还不妨再前进一步。这类仪式上的残余和复归现象表现得最有力、最自然的，是主要与教士教育及有闲阶级教育有关的一类学校。因此，如对大学与专科学校生活的近代发展作一观察，应当可以看到，而且事实上情形也极为明显，这类学校如果原来是为下层阶级设立的，它们所教导的是直接有用的一类知识，当它们发展成为高级学识的教育机构时，其在仪式与装备方面的发展以及精心拟就的学校“任务”的发展，将与学校教学内容的转变同时发生。这类学校，在演进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其目的以及所要尽的主要职责，是使劳动阶级的青年能胜任工作，在第二阶段，它们所教导的一般即以高级的或古典的学识为主，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如何使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或初入流的有闲阶级——的子弟，在习惯上公认的、荣誉的范围和方式下，从事有形财与无形财的消费。那些由“大众的朋友们”建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奋斗的青年的学校，往往会演变成这样的巧妙结局，如果转变的经过情况是正常的，那么在学校中，即使不是必然、也大都会同时发生比较侧重仪式生活的转变。


    就今天的学校生活来说，凡是以教导“人文学”为主要目的的那些学校，在学风方面的注重仪式，一般表现得最为自由自在。这种相互关系，在近年来美国的大学校中，似乎比任何别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通则也许有很多例外，尤其是格外着重荣誉与仪式的教会所建立的那些学校，它们是在保守的和古典的水准上开始的，可以说是通过一条捷径直接达到古典状态的。但是就美国比较新兴的城市在本世纪所建立的那些大专学校来说，一般情况总是这样：只要这个城市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多大发展，只要吸收入校的学生在习惯上还以勤劳朴素为主，在大学的生活方式中使人会联想到巫医盛行时代的那种气氛，就至多只会偶尔一现。但是，一等到社会中财富的累积有了显著增进，一等到有某一学校开始依赖有闲阶级的支持，越来越着重仪式的风气就会滋长起来，在服装方面，在社会的与学校的种种礼节方面，复古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举个例，在中西部各州任一个大学的经济赞助者的财富有了显著增长以后，必然与这一事态大体同时发生的是，男子穿上了晚会服装，女子穿上了露胸的夜礼服，学校举行学业上的仪式或在校内举行社交集会时，大家也穿上了特制的校服；这种情况起先是在人们的谅解下存在的，不久就成为不容避免的风气。要追究社会风气与学校风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件难事——除了完成这样一个巨大任务时的机械工作上的困难。学校制服与制帽的流行，其情形也是这样。


    这里有许多大专学校采用了制服和制帽作为学业的标识；这件事是最近几年发生的。我们不妨说，这件事在再前些时候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说，除非有闲阶级情绪在社会中有了充分发展，足以支持在教育目的上的复古观念的有力动向，否则是不会发生的。应当看到，学业礼仪上的这一节目，不但由于它投合在炫耀作用与象征表示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倾向而同有闲阶级关于何者合宜的看法相适应，而且由于它牵涉到明显浪费这一重要因素，它还与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制服和制帽恰恰在那个时候恢复使用，差不多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学校染上这个风气，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由于，社会在那个时候曾激起一次在适应发展方面和荣誉方面的返祖倾向高潮。


    这里再提到一点，或者不是完全多余的。当这一奇特的复古倾向发生的时候，别的方面的复古情绪的滋长也达到了极盛期，两者在时间上似乎是一致的。掀起这样一个复古高潮的最初冲动似乎是由南北战争时心理上的崩解作用产生的。习惯于战时生活，足以引起一系列的掠夺的思想习惯，使宗派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团结观念，使歧视性差别的意识代替了公道的、日常的服务冲动。由于这类因素的累积作用，在战争以后的一代里，身份因素容易获得再度抬头的机会，不论在社交生活中，还是在宗教信仰和其他象征的或仪式的形式结构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十九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以及形迹不那样明显的七十年代，可以看到某些情感的一个逐渐上升的浪潮，在这类情感下人们偏重的是准掠夺的企业习性，坚持的是身份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和保守主义。未开化气质的某些比较直率的、露骨的表现，如非法行为的复告猖獗以及某些“工业巨头”的那种准掠夺式的巧取豪夺的变本加厉，这类情况的达到顶点比较早，到七十年代末期已显然趋于衰退。至于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复兴，到八十年代将告终结时，其全盛期似乎也已过去。但这里所说的有关学业方面的仪式和装备，似乎是未开化阶段万物有灵观念的进一步深远、微妙的表现，因此它们获得流行和精炼化的进度比较迟缓，在较后时期才达到充分发展阶段。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它的极盛时期现在已经过去。此后除非在新的战争经验中受到新的刺激，除非由于富裕阶级的继续发展，一切仪式尤其是浪费和显然表明身份等级的仪式获得支持，否则近来学校在形式和礼节方面的一切增长和扩大，看来将逐渐停滞。我们固然可以说，在美国学校中使用制服制帽以及随之以俱来的对种种学业方面的礼仪的重视，是南北战争以后对未开化气质的复归倾向的一次情绪波动；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如果富裕阶级手里的财富没有累积到足够的程度，足以构成这样一个动机的必要的金钱基础，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大专学校能够符合有闲阶级在高级学识方面的要求，则这种在仪式上的复古倾向，在大专学校的生活方式中无疑是难以实现的。制服制帽的采用，是现代大专学校生活中显然的返祖现象之一，这一现象表明，这类学校不论在实际成就上还是在志趣上，已经明确地成为有闲阶级机构。


    近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足以进一步证明教育制度与社会文化标准之间的密切关系，那就是工业巨头渐渐代替教上，成为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领导人。这种代谢现象决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十分明显的。有些人能够把教士任务和金钱上的高度效能结合起来；由这样一种人来担任学校领导是最受欢迎的。还有一个相类的但不怎样明显的趋向，是把高级学识的教育工作付托给有相当资力的人。在担任教学工作的资格方面，现在比以前格外着重管理能力和为事业做宣传的手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的是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那些学科，是经济意志最专一的那些社会里的学校。这种以金钱效能部分代替教士效能的现象，是跟以明显浪费代替明显有闲作为猎取荣誉的主要手段这一现代转变，同时发生的。这两种事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概是极其明了的，无须作进一步分析。


    从学校和知识阶级对待女子教育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学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什么程度上脱离教士的古老身份和有闲阶级的特性的，它还足以表明，真正的学者已经怎样接近现代的、经济或工业的、实事求是的观点。直到最近为止，高等学校以及神学、法学、医学专校是不许女子问津的。这类学校，从一开头，而且大多数现在仍然是，专门为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的教育而设的。


    上面已经说过，女子是原始奴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牵涉到名义上或礼法上的地位时，直到现在，她们依然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过去曾经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敏锐感觉，即高级学识有如古代希腊举行的神秘的宗教典礼，女子是不容接近的，容许她们参与，将有损学术的尊严。　因此直到最近，在现代工业最发达的社会，高等学校才向女子自由开放。但是，即使处于现代工业社会那样迫切的环境，那些最有名的、第一流的最高学府，采取这一行动时仍然是极端犹豫不决的。这种在智力上分高下，以此为两性在荣誉上分化的依据而形成的阶级观念或身份观念，在贵族式的学术团体中依然有力地存在着。一般认为，女子所应该获得的能使她们循规守范的知识，可以按照以下两个条目之一来分类：(1)直接有助于提高家庭服务质量的知识，即家庭范围以内的知识；(2)显然属于执行代理有闲项下的那些类于学术性和类于艺术性的技能。如果知识内容关系到学习者个人的意志的发挥，获取这类知识是依照学习者自己的求知兴趣进行的，并不受礼仪准则的驱使，并没有顾到她的主人，她的主人的享受或荣誉也不会由于这类知识的使用或显示而有所提高——这样一类知识，对女子的风度说来是不相宜的。同样，凡是对代理有闲以外的有闲具有证明作用的知识，都不是女性所宜享有的。


    当我们对这类高等学校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作出评价时，要晓得，这里所评述的一些现象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本身具有头等重要经济后果这一事实，而在于它们所表现的一般态度。它们所表现的是，知识阶级对工业社会生活过程的本能的态度和意向。　它们是高级学识和知识阶级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因此它们可以表明，当这个阶级的学识和生活，更为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效能，并影响生活方式对时代要求的适应性时，我们大体上可以从这个阶级身上期待些什么。这类仪式上的残余所表明的是，特别在培养传统学识的那些高等学校里广泛存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即使不是复古运动，也至少是保守主义。


    除了这类保守态度的迹象以外，还有个在同一方向下的特征，它和讲求形式与仪式末节的带些玩笑的倾向不同，其间具有更加严重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绝大多数与某种教派有关系，对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热诚。照说这类学校的教授们所精通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观点，那些万物有灵的思想习惯在这里是应当绝迹的；然而其中仍然有很大部分，对属于早期文化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和习惯表示同情。当然，这种宗教热诚的表示，不论就凭法人资格的学校方面来说，还是就教师团体中各个成员方面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性的和浮画的，但在高等学校中具有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显著成分，这一点毕竟是无可否认的。情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它看做是一种古老的、万物有灵的性格的表现。这种性格在教学中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从而它在同等程度上影响到学生的思想习惯，使之趋向保守和复古。这是要妨碍学生在最能适应工业目的的实用知识方面的发展的。


    在今天的一些负有盛名的高等学校中，体育运动极为风行，这是与上述情况朝向同一方向的；实际上大学中的体育运动与宗教信仰态度在心理基础方面和锻炼效果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种未开化气质的表现主要是出于学生团体，而不是出于校方的作风；除非体育运动是出于学校或学校职员的积极鼓励和赞助——有时候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情况与体育运动相类，但其间也有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一种单纯的掠夺冲动的表现；而前者则主要是一种宗派观念的表现，这是掠夺时代未开化者的气质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可以看到，在学校的联谊会与体育运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在上面的一章里对运动竞赛和赌博的习性已经有所分析，因此，关于体育运动和派别组织活动这类锻炼的经济意义，这里无须再作进一步讨论。


    这里所说的关于知识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致力于保存高级学识的学校的一些特征，大部分具有偶发性，决不能把它们看作学校所标榜的公开任务或教研工作中的有机因素。但是根据这里所指出的一些征象，在这类学校所执行的任务的性质——从经济观点来看——以及在它们的赞助下处理这一严重任务对入学青年发生的影响这些方面，足以成立一种假定。根据这里作出的一些考察所产生的假定说明，这类学校在它们的工作中以及在它们所偏重的仪式中，可以想见是要采取保守态度的；不过对于这一假定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与它们实际完成的工作的经济性对照，同时并须对它们受托保存的高级学识作一考察。谈到这个问题，大家晓得，这类高等学校直到最近还是抱着保守态度，一切革新它们都是反对的。这已成为一个通例：一个新的观点或是一种新的知识，只是在校外已经风行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认可，被学校接受。只有那类不显著的革新算是例外，这类革新同传统现点或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关系的；例如关于数理与物理科学的具体内容方面的新贡献，又如对经典著作、特别是关于语言学或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的新诠证、新注疏等等。一般情况总是这样，除非是在狭义的“人文学”范围以内的革新，除非革新者对人文学的传统观念丝毫没有改动，否则公认的知识阶级和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对一切革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任何新观点，或科学理论上的新论点，尤其是涉及人类关系理论的任一点的新论点，总是在一再延宕以后，才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很勉强地占得一席地，而不是在热烈欢迎的情况下爽爽快快地被接受的。那些在扩大人类知识领域方面下苦功的人们，也往往受到同侪的嫉视，不能获得应有的礼遇。高等学校对于知识在方式方法上或内容上的重大进步，大都并不加以支持、鼓励；等到它们接受时，革新已经不再处于青年期，已经大部分衰老，已经成为新生一代智力内容中的平凡事物，而这一代的青年的思想习惯就是由这类学校范围以外的新知识和新观点构成的，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最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就目前情况来说，这样的观察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很难断定，因为对当前事实要作出这样正确的透视，从而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清楚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到目前止，关于富裕阶级作为文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这一职能我们还没有提到；这是研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发展的那些作家和演说家惯于仔细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一有闲阶级职能同高级学识以及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并不是没有重大关系的；这一阶级通过它所提供的助力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其情况与促进程度是大家所充分熟悉的。常常有些代言人用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谈这个问题，由于他们精通问题内容，他们的谈话足以使听众确信这一文化因素的极度重要意义。但这些代言人是从文化利益或荣誉利益的观点而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观点来提出问题的。富裕阶级的这一职能以及富裕阶级成员的这一智力上的态度，如果从经济的观点来了解并按照工业的适用性来评价，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些分析。


    应当指出，富裕阶级对学术的赞助这一事实，如果作为一种特性表现来看，从外形上来考察，也就是单从其经济的或工业的关系来考察，则其间的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得到别人赞助的学者，为他的赞助人代理性地完成一种学者生活的任务而获得的某种荣誉是归其赞助人所有的，正同完成任何形式的代理有闲，其荣誉归其主人所有的情况一样。还应当看到，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看，通过赞助关系对学术有所促进或对学术活动加以维持，它所助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古典学识或人文学的精通。这类知识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在于提高而是在于降低社会的工业效能。


    再进一步，谈一谈有有闲阶级成员直接参加的知识的推进。由于荣誉生活准则的驱使，他们在智力方面寻求表现时，偏重的是古典的或徒务外观而不究实际的学识，而不是与社会工业生活有某种关系的一类科学。有闲阶级成员如果在属于古典范围的知识以外有所涉猎，其所涉猎的通常就是法律、政治、尤其是行政管理一类的科学研究。这类所谓科学，实际上是有关为有闲阶级在财产的基础上执行管理任务谋便利的一大堆指导原理。因此，进行这类训育的目的，一般并不是单纯为了提高智力或认识力，而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这个阶级所处的统治地位决定的。管理任务就其起源来说，是一种掠夺的职能，主要与古老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有关。这是对人民实行统治与高压，而有闲阶级的生活资料就是从群众中得来的。因此，这种训育以及作为训育内容的一些实践事例，除了关涉知识方面的一切问题以外，对这个阶级自有一种吸引力。只要管理任务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任务，情况就是这样；而且还不止如此，由有闲阶级进行以财产为基础的管理，现在固然已渐成过去，但是在管理的演进中，只要那种古老形式的传统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继续存在，情况就依然是这样。


    有些学识是以智力或认识力方面为主的，也就是所谓真正的科学；就这类学识来说，情况与上述有些不同，不同之处不但是在于有闲阶级的态度方面，而且在于金钱文化的整个趋向方面。知识本身的目的为了发挥理解力，此外别无其他；照说这就可以指望没有迫切的物质利益使之改变意图的那些人探求这类知识。有闲阶级处于在工业方面有所荫蔽的地位，这个阶级的成员的求知欲应当有充分发挥的机会，因此我们当能看到从这个阶级中涌现出许多古典学者和大科学家，从有闲生活的锻炼中诱发从事科学上的研究和思考的热情，而且有许多作家也的确相信情况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结果未尝是不可想望的；但是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自有它的特征(上面已经作过充分分析)，这类特征使这个阶级的智力上的兴趣别有所注，它所倾注的并不在于构成科学概念内容的现象的因果关系方面，而是在一些别的方面。作为有闲阶级生活所特有的一些思想习惯，所着重的是个人统治关系，再从这一点出发，所注意的是关于荣誉、功绩、声望；地位等等的歧视性概念。构成科学主题的事物因果关系，在这样的观点下是看不到的。况且在世俗上有用的那类知识，与荣誉也并没有关系。因此，看来极有可能，足以引起有闲阶级注意的，应当是有关金钱或其他荣誉价值的歧视性对比的方面，而不是认识力的方面。即使他们对后者发生兴趣，并在这一点上有所表现，他们的研究或思考也往往要转到荣誉性的和不求实际的那类范围以内，而不是探求科学知识。当不是出自学校的大量系统化知识还没有闯进学校的学术研究范围时，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学术研究经历就的确是这样。但是，自从统治与服从关系不再是社会生活过程中有力的构成因素以后，生活过程中的别的因素和别的观点，就强行进入了学者领域。


    作为一个纯正的有闲绅士，应当是，事实上也的确是，从个人关系的观点来理解一切事物的；当他发生了求知的兴趣，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来寻求现象的体系化。那些老派的绅士们的情形就的确是这样，在他们那里，有闲阶级的典型还是完整地保存着，他们的生存在现代的儿孙，如果充分继承了遗传下来的上流社会品质，其态度也必然是这样。但遗传的道路是没有定向的，并不是每个绅士的儿子都跟他的上代一模一样的。尤其是掠夺期征服者所特有的那些思想习惯，能流传下来多少是很难说的，在有闲阶级的锻炼中得以继续存在的，看来不过是其中最后的一两点痕迹而已。有闲阶级成员中最富有求知的资质，在这方面的先天或后天特性最强的，显然是那些出身于下层或中层阶级的分子，在这类成员中最容易发现这样的人物；这类人具有劳动阶级所固有的全部遗传性格，他们之所以能在有闲阶级中占得一席地是由于具有某些品质，这类品质在有闲阶级生活方式最初构成时并不算什么，在今天说来则比较重要。但是，在这类比较新进的有闲阶级分子的范围之外，也还有许多人，他们并不具有足够程度的、足以构成他们的理论观点的歧视性利益，可是求知倾向比较强，这种求知倾向足以导使他们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科学之所以能闯进高级学识领域，部分是由于有闲阶级中这类逸出正途的后起之秀的作用，他们逐渐受到了非个人关系的近代传统的有力影响，其所继承的性格倾向，与身份制下所特有的那类气质内的某些显著特征，显然有所不同。但科学知识这一异己分子所以能存在于高级学识领域，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工业阶级中某些成员的作用，这些人处境比较从容，除注力于日常生活的维持以外，还有余力从事于别的兴趣方面的发展，他们的遗传性格可以一直追溯到身份制以前，因为歧视性的和神人同形同性的观点，并不能支配他们的智力活动。构成科学进步的有效力量的大致不出于这两类人物，而在这两类之中，以后一类的贡献为最大。就这两类人物而言，情况似乎是这样，他们所起的作用，在性质上与其说是一种根源，不如说是一种媒介，充其量只能把他们算作变化的工具，那些通过同在现代团体生活和机械工业要求下形成的环境的接触而迫使社会接受的思想习惯，依靠他们的作用，可以被利用来说明理论知识。


    科学是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明确认识。这种意义下的科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征，只是工业操作在西方社会实质上成为机械设计的一个方法——人类在其间的任务是对物质力量加以辨别与评价——以后的事。科学的进展程度，大体上同社会的工业生活顺应科学规范的程度相一致，同工业利益支配社会生活的程度相一致。当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各部门，各个地、相继地与工业操作及经济利益发生日益密切的接触时，科学，特别是科学理论，随着这个前进趋势，也在各部门中成比例地向前进展；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当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各部门，各个地、相继地摆脱了个人关系或身份关系的支配，因而摆脱了神人同形同性信念或荣誉价值这类准则的支配时，科学，特别是科学理论，随着这个前进趋势，也在各部门中成比例地向前进展。


    只是当人类在环境的实际接触中，迫于现代工业生活的要求，对因果关系不得不加以认识时，人们才会以因果关系为依据，对这个环境的现象以及自己接触到的事实加以组织化，体系化。高级学识，在其最完美的发展形态下是经院哲学和古典文学的精粹，但尽管如此，它是教士职务和有闲生活的副产物；同样，现代科学也可以说是工业操作的副产物。现代工业生活所强制形成的思想习惯，通过学者、科学家、理论家、发明家、研究工作者这样一类人——他们大都不是在学校的庇护之下发生的最有效作用——的努力，使同现象的因果关系有关的那部分理论科学，获得了有条理的表现和发挥。由于这种在学校范围以外的科学探讨，关于研究方式与目的上的变化，才不时地冲进学校训导领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小学与中学同研究高级学识的高等学校相对照，两方面所施的教育在实质上和目的上有极其明显的差别。就两方所传授的知识的直接实用性和所达到的熟练程度而论，这些方面的差别也许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值得人们不时地加以注意，但是在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教导中偏重的精神上或心智上的倾向，还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差别。关于这种高级知识与低级知识在教导中的分歧倾向，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小学教育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的最近发展情况。近代小学教育主要注意的是智力与体力方面的熟练或巧妙，是对于非个人性质的事实从因果关系而不是从荣誉的角度加以理解和运用。小学教育当初也主要是一种有闲阶级商品；的确，在这样的早期传统下，现在的小学校仍然习以为常地利用竞赛作为促使学生勤勉求学的一种刺激。但是在初级教育不受教会传统或军事传统支配的社会里的小学训导，即使这种以竞赛作为一个权宜手段的使用，也显然在减少。在教育系统中，有些部分直接受到了幼儿园训育的方法与观念的影响，在这些部分中，上述转变情况(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格外明显。


    幼儿园训育特别带有非歧视性倾向，这种倾向有时影响到幼儿园本身范围以外的小学教育，使之具有相类的性质；这一点应该同上面曾经提到的、在现代经济形势下有闲阶级妇女特有的精神态度联系起来看。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有许多有智力而闲散着的妇女。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工业生活的分化作用的影响，以及顽固的军事传统和宗教传统不复存在，身份制的严格程度已经有所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幼儿园训育达到了最完善的境地，远离古老的家长式的教育观念。这种训育，就是从这类处境安乐的妇女们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的；它的目的和方法格外投合这类妇女的心意，她们在荣誉生活的金钱礼法下是心神不宁的。幼儿园训育以及现代教育系统中任何相类的幼儿园精神，与“新妇女运动”一道，都应当看做是妇女直接受到现代环境下的有闲生活的锻炼时，对于这种锻炼所要诱发的不求实际与歧视性对比这类习性的一种反抗。这里又一次证明，有闲阶级制度是间接有助于非歧视态度的加强的，结果也许会危害到制度本身的稳定，甚至危害到这个制度所依据的个体所有制。


    近来在大专学校的教学范围内发生了某些具体变化，那些有助于提高公民智能与工业效率的比较着重实际的学科，部分地代替了人文学——人们认为足以促进传统的“文化”、特性、爱好和观念的那些学科。换个说法就是，那些足以促进效能(最后是生产效能)的学科，同足以提高消费或降低工业效能并且足以养成与身份制相适应的性格类型的那些学科比起来，前者的地位已逐渐有所增进。在这一对教学规划的适应过程中，高等学校一般总是偏于保守的，它们循着这一方向每前进一步，总是在若干程度上具有一种让步性质。科学的强行进入学者的训导，即使不能说是从下面来的，也是从外面来的。应当看到，人文学尽管十分勉强地对科学作了让步，但是它相当普遍地适宜于使学者按照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消费方式构成其性格，这种消费方式在性质上是按照传统的礼仪标准与德行标准进行的对真善美的欣赏和享受，其主要特征是有闲，是一种悠然自适的有闲。人文学的代言人，以那种被他们自己所习惯的古老的、端严的观点所掩盖的措辞，表明他们所坚持的观点，是含蓄在“人是为消费世上的产物而生存的”那句老话里的观点。对由有闲阶级文化构成并以此为依据的那些学校说来，这种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当人们为了要使公认的文化标准和文化方式能保持原样而尽力找寻表面根据时，这类根据实质上也就是古老气质和有闲阶级生活理论的一些特征。例如，由对流行于饶有古风的有闲阶级中的那种生活、观念、理想和消费时间与物品的方式加以惯常的欣赏得来的享乐和意向，同对于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和志趣等方面的熟悉以及从这种熟悉中得到的结果比起来，人们总觉得前者是“高一级的”、“比较高尚的”、“比较有价值的”。任何学术，如果其内容纯粹属于现代人类与现代事物的一些知识，则与人文学比起来，人们总觉得它是“低级的”、“卑俗的”、“没有荣誉性的”，甚至有人这样形容这种人类的和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说它是“次人类的”。


    有闲阶级代言人对人文学的这种看法，似乎本质上是正确的。从事实的本质来看，作为一位处于旧时代的绅士，他的精神所惯于寄托的是神人同形同性信念、宗派观念和悠然自得态度，他所熟悉的是万物有灵迷信和例如荷马英雄式的那种生龙活虎的好勇斗狠；由此产生的满足和文化，或者是由此形成的精神态度或性格倾向，从审美角度来考虑，比之从事物的实在知识或者从现代公民或工业效能等方面的思考得来的一些结果，要恰当得多。很少疑问，上述前一类习性，关系到审美价值或荣誉价值时，因此也就是关系到以之作为对比中的评判基础的“价值”时，自有它的优点。爱好准则、尤其是荣誉准则的概念内容，总是民族的过去生活与过去环境的结果，通过遗传或因袭而流传到后代的；由于掠夺的和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长期地居于支配地位，有力地构成了民族在过去的性格倾向和观点，因此，密切关系到现在爱好事项的上述这一生活方式继续居于支配地位，就有了一个充分有力的事实基础，从审美角度来看也就会被人们认为极其恰当。从目前的研究意义上来看，爱好准则是民族的习性；过去对于各种事物，根据爱好，有些加以好评，有些则加以恶评，从而对各类事物或者加以赞可，或者有所不满，民族习性就是在这样的相当长期的习惯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别的情况没有变动，则习惯形成的持续期间越长久，由此形成的爱好准则就越被人们认为恰当。对一般爱好的评价固然是这样，对价值或荣誉方面的评价似乎更加是这样。


    但是，不论人文学代言人对比较新的学识的毁谤，从审美角度来看可能怎样言之成理，还是有人提出的古典学识具有较大的价值，更加能够体现人类的文化和性格的说法可能具有怎样的真价，这些都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没有关系。这里的问题是，这类比较新的学识，以及在教育系统中这类学识所代表的观点，对于现代工业环境下的有效集体生活，能够促进或者妨碍到什么程度，对于现代经济局势的进一步顺利适应，能够发生多大的推进作用。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审美问题，表现于高等学校对实用知识的轻视态度的那种在学识上的有闲阶级标准，就这里的研究目的而论，只能从经济的现点来加以评价。在这样的主旨下，那些“高尚”、“卑俗”、“高级”、“低级”等等的性质形容词，只是在表明争论者的意向或见解时有其意义；不论他们所要辩解的是新学识还是旧学识的价值。这些形容词都是带些敬意或者带些蔑视的字眼；就是说，是含有歧视性对比意义的字眼，归根到底不出于荣誉或非荣誉涵义的范畴；就是说，是属于身份制下的生活方式所特有的那个范围以内的一些观念；就是说，实质上是运动竞赛精神的表现，是属于掠夺的万物有灵的性格倾向的；也就是说，这些字眼所体现的是古老的观点和生活理论，也许同它们所由产生的掠夺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组织相配合，但从比较广义的经济效能这个观点来看，是有害的时代错误。


    古典学，以及受到高等学校那样热烈拥护的它在教学计划中的特权地位，足以构成一种智力态度，从而降低新生一代的经济效能。学校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不但努力保持人们的古老观念，而且在教学中对知识作出荣誉的和非荣誉的这种区别。这样的结果是通过两个方式取得的：(1)激起人们对纯供实用的学识(与纯荣誉性学识相对照)的一种经常存在的反感，从而使初学者真心诚意地感到，能够满足他的爱好的，只是，或者几乎只是一般无助于工业利益或社会利益的那类智力的发挥：(2)使学习者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某些知识的取得上，这类知识并没有实用，只是由于积习相沿，已经与作为一个学者所需要具有的学识总和结合在一起，因此影响到了有实用的那些知识所使用的措辞和术语。除了这种术语上的困难——这一点本身就是过去流行古典学所造成的结果——之外，古典语知识对任何科学家，或者对不从事主要属于语言学性质的研究工作的任何学者，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对古典学本身的文化价值毫无关系，对于古典学的教导以及古典学研究赋予研究者的那类性格倾向，也没有加以诽谤的任何意图。这种性格倾向在经济上似乎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实际上几乎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那些能够从古典学中找到安慰、获得力量的有幸的人们，却用不着因此感到彷徨不安。对那些认为劳动跟礼仪标准的修养比起来是件小事的人说来，古典学的学习有损于学习者的劳动习性这一事实是无足轻重的：


    前一代的信仰、荣誉和德行是不能轻视的，过去所忽视的事物将逝如流水，一去不复返。


    这类古典学识的取得，已成为我们教育系统中基本要求的一个部分，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欧洲南部的某种古代语言，如果具有了解与使用的能力，不仅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在获得夸耀其成就的机会时会感到满足，而且任何学者总能因此使不论外行还是内行的听众与读者对他增加一份敬意。要获得这种实际上一无效用的知识，一般大概需要花费若干年的苦工，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就不免要引起一种猜测，使人们感觉到这个人的学习过程未免过于短促，他的学问是有些靠不住的，同时还会使人感到在他身上那种流俗的实用气氛未免过于浓厚，而这一点也不合于完美学识和健全智力的习惯标准，是同样惹人憎嫌的。


    这同对商品材料或制作没有专门鉴别力的一个买主购买任何一件消费品时的情形一样。　他估计一件物品的价值的主要依据是，那些装饰的部分和特征在最后一道工序上的表面的华丽，这同物品的内在实用性并没有直接关系。看来情况是这样的：在物品的实际价值与为了求售而添上的装饰费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确定的比例。学术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们认为学识中如果缺少了古典学和人文学知识，这样的学识一般就不会是完善的，由此导致了一般学者为了取得这类知识而造成的时间和精力的明显浪费。这种以一定程度的明显浪费作为一切荣誉学识的一个附随事物的传统要求，使我们对学识方面的爱好准则和适用性准则受到了影响；就同我们对制造品的适用性的鉴别受到同一原则的影响的情形一样。


    这是的确的，作为一个猎取荣誉的手段，明显消费的受到重视已经越来越超过明显有闲，因此取得古代语言知识这一要求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迫切，它作为具有完美学识的证明的魔力已经有所减退。情形尽管是这样，但同样明确的是，古典学并没有丧失其作为学者声望的一个证明的绝对价值；因为学者如果要取得证明，他所应做到的只是在于设法表明，他是具有被人们习惯地认为浪费时间的证明的那类学识的，而最适合这一用途的学识就是古典学。老实说，古典学之所以能够在高级学识体系中占有特权地位，所以能受到高度的尊崇，被认为是一切学识中之最可敬的，就是由于它具有作为浪费时间与精力的证明这一效用，因而也就是由于它具有作为支持这种浪费所必要的金钱力量的证明这一效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古典学深合于有闲阶级学识的装饰目的，其适应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部分的知识，因此是博得荣誉的一个有效手段。


    以这一效用而论，古典学直到最近为止，没有碰到敌手。它在欧洲大陆还是其势无敌的，但在美国和英国，最近情况有些不同。在这些国家里，自从大学体育运动在学术成就的一般领域内努力取得公认地位以后，这一学术部门——假使可以把体育运动爽爽快快地看成是学术的话——在英美学校的有闲阶级教育中，已经成为同古典学互争雄长的敌手。就有闲阶级学识的目的说来，体育运动有一个明显地优于古典学的地方，即，一个成功的运动家的先决条件不仅是时间的浪费，而且是金钱的浪费，同时他还须具有某种高度非生产性的古老的性格和气质特征。在德国的大学里情形有些不同，在那里，那种技术性的、分等级的饮酒风气和机械式决斗，成了有闲阶级学者的业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体育运动和古典学研究(所谓用希腊字母命名的大学联谊会活动)。


    有闲阶级及其品质标准——拟古主义和浪费——同古典学的纳入高级学识体系这件事，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高级学校所以要坚决保留古典学以及古典学之所以仍然具有高度荣誉性，其原因无疑是由于这种学术密切符合拟古主义和浪费原则的要求。


    所谓“古典学”，不论是指过去的语言，指现行语言中已经废弃的或快要不用的思想表达形式和措辞，还是指在适合性较低的情况下应用于学术活动或学术工具中的其他项目，总是含有这种仿古与浪费的意义。因此，英语中的古代成语称为“古典”英语。在牵涉到严肃性课题的一切讲演和写作中，古典话的引用是不可少的，即使在极其家常、极其琐细的谈话中，如果能轻松流利地使用一些古典语，总是能增加光彩的。当然，英语中的最新辞调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有闲阶级的礼仪观念要求在致词中力求古雅，这一成规甚至对那些最缺乏教育、或者最豪放不羁的作家们也有充分的约束力，足以使他们不敢逾越范围。另一方面，那种最高级的、最高度规格化的古代文体，只在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信徒向他们的主子通诚祝祷时，才在富有特性表现的情况下正式使用。一方是口语中的最新辞调，另一方是祷祝用语中的竭力摹古，而有闲阶级在谈话中和写作中的通常用语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在写作和谈话中，文雅的措辞总是博取荣誉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某一话题准备发言时，对措辞应当古雅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习惯要求要相当准确地加以揣摩，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从讲道坛直到买卖市场，在这一点上的习尚是大有差别的，在后一场合，可以想像得到，即使是最好挑剔的人也不会十分苛求，比较新的、动人的措辞和语调是可以使用的，不致引起反感。在措辞中避免使用新语汇这一事实是有荣誉性的，它不但说明，这位发言人为了养成用古语来表达意见的习惯曾浪费了时间，而且充分证明，他自幼就惯于同熟悉古旧成语的人们相处在一起。由此可见，他的出身是不折不扣的有闲阶级。出言吐语的高度纯正是一个推定证据，证明这个人是世代相传从不接触粗鄙的、有实用的工作的；虽然它对这一点的证明作用并不是绝对决定性的。


    除了远东方面的情形以外，要说明古典学的无裨实际，最适当的例子要算英语的传统拼法了。在拼法上违反规范是极度恼人的一件事，犯了这种错误的任何作家，在充分具有具与美的观念的人们的心目中是名誉扫地的。英语的正字法是足以适应明显浪费定律下的荣誉准则的一切要求的。它既古老、累赘而又不切实用；精通它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功夫不到家是极容易被觉察的。因此，就学识的荣誉这个方面来说，这是第一道难关，是当面见效的考验，就一个无懈可击的学者的生活来说，符合它的要求程式是一个绝对的必要条件。


    对于语言要求纯正这个方面的上述习惯，正同以拟古准则与浪费准则为依据的别的方面的传统习惯一样，它的代言人总是本能地抱着辩解态度。他们的见解实质上就是这样：谨守范围地使用古代的、公认的语法末传达思想，比率直地用最新型的口语来传达要适当得多，准确得多；然而这一点是大家晓得的，今天的思想只有用今天的俗语才能有效地传达。古典语所具有的是“尊贵”这一荣誉品质；它是在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交流思想的公认方式，它有力地向人们表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古语的优点是在于它具有荣誉性；由于它是繁重的、艰难的、过了时的，由于它具有浪费时间和避免使用并且不需要使用直截了当的现代语言的证明作用，因此是具有荣誉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