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实用主义的意义

    几年前，我和一群露营的人住在山上，我独自漫步回来，发现大家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一只松鼠——一只活松鼠假定它攀着一棵树干的一面，而又想象有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这人绕着树快跑想看那松鼠，但是不论他跑得多么快，那松鼠总是用同样的速度跑到反面去，松鼠和那人中间总是隔着一棵树，一点也没有让他看到。最后，产生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人的确是绕着树走，而松鼠是在树上，但人是绕着松鼠跑的吗？在野地里，有的是空闲时间，争论来，争论去，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各袒一方，并且都很固执。两边人数相等。我一出现，他们都争取我，来取得多数。记得经院哲学家的箴言说，一旦遇到矛盾，一定要找出差别来。我当时立刻寻找，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差别。我说：“哪一边对，要看你们所谓‘绕着’松鼠跑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要是你们的意思是说从松鼠的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和西面，然后再回到北面，那么这个人显然是绕着它跑的；因为这个人确实相继占据了这些方位。相反的，要是你的意思是说先在松鼠的前面，再到它的右面，再到它的后面，再到它的左面，然后回到前面，那末这个人显然并没有绕着这个松鼠跑，因为，由于松鼠也相对活动，它的肚子总是朝着这个人，背朝着外面。确定了这个差别后，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自然，有一两个热烈的好辩者说我这番话是推卸责任的遁辞，说他们不要诡辩或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只要用“绕着”这个词的平易普通的意义来解释，但是多数人好象都认为这差别已经缓和了这场争论。


    我讲这段小故事，因为它是我现在要说的实用主义方法的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的任何一对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可能适用于又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是无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方法是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要是这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一个概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找不到任何实际差别，那么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实际上是一样的，所有的争论都是白费。遇到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指出这一边或那一边对了以后的实际差别。


    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就会更明白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这个名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πρáγμα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1878年皮尔斯开始把这个词用到哲学上来。同年一月，皮尔斯在《通俗科学月刊》（PoprScienceMonthly）发表一篇论文①，题目叫做《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他在指出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行动的准则以后说，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对我们说来，那行动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我们所有的思想差别，无论怎么细微，其根本的明显事实是：所有这些差别，没有一个会细致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不是在于可能的不同的实践，而是在于什么别的。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准备作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于这些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而论，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概念。


    ①译载于1879年1月法国《哲学评论》第7卷。


    这是皮尔斯的原理，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这个原理，二十年来谁也不注意，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郝畏森教授（ProfessorHowison）的哲学会上讲演时，才重新提起，并且把它特别应用到宗教上去。到这个时候（1898年），接受这原理的时机好象已经成熟，于是“实用主义”这个名词就传开了，现在它在哲学杂志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在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大家说起“实用主义运动”，有时是尊重地谈，有时是谩骂，但很少有人清楚地理解它。显然，这个名词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迄今还没有一个总名称的那些趋势上，所以也就“成为永久性的东西了”。


    要知道皮尔斯原理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经常把它应用到具体事例上去。几年前，我就发现，德国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在讲“科学的哲学”时已经十分明白地运用了实用主义的原理，不过没用这个名词罢了。


    他写信给我说：“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对我们说来，那影响就是实在的意义。我常在班上这样向学生提问题：如果供选择的两种事物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是真实的，那么，世界在什么方面会有所不同呢？如果我找不到什么不同，那么，在这两种中进行选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就是说，两个争持的意见，实际上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而对我们来说，除了实践的意义以外，并无别的意义可言。奥斯特瓦尔德在他的一篇出版了的讲演录里举了这样一个实例说明他的看法。化学家们长久以来就为化学上几种叫做“互变异构”（tauto－merous）的物体的内部组织争辩不已。这些物体的属性似乎都同样符合于这样一种概念，即：一个不稳定的氢原子在物体里面摇摆不定，或者说，它们是两种不稳定的物体的混合物。两派争论激烈，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奥斯特瓦尔德说：“争论双方如果先反过来自问一下，如果这个或那个观点是正确的话，在实验的具体事实上会有什么差别呢？要是这么一问，争论便根本不会开始的。因为要是这样一问，就会显得并不可能发生什么事实上的差别；因而，这个争论之不真实，也就好象在原始时代人们推论用酵发面的道理时所进行的争论之不真实一样：一派说这一现象的真实原因是‘棕仙’，而另一派则坚持说是‘妖精’。”①


    ①《奥地利工程师建筑师协会会刊》（Zeitsch．desOesterreichischenInge－nieuru．Architecten－Vereines），1905，Nr．4u．6：《理论与实际》。我在弗兰克林教授的讲演中发现一种比奥斯特瓦尔德更激进的实用主义。他说：“我认为把物理学当成是质量、分子和以太的科学，即使研究者明白了，也是最有害的观念；但是，认为物理学是掌握物体并把它向前推动的科学，即使研究者不完全明白，也还是最有益的观念。”（《科学》，1903年1月2日）


    真奇怪，很多哲学的辩论，一受到这个探索其具体效果的简单试验，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差别不会也使另一个地方发生差别的——没有一种抽象真理的差别不表现为具体事实中的差别，以及因此而迫使某人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表现于行动的差别上面的。哲学的全部功用应该是找出，如果这个世界公式或那个世界公式是真实的，它会在我们生活的一定时刻对你我产生什么一定的差别。


    实用主义的方法，绝对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苏格拉底是用这方法的老手。亚里士多德有系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洛克，贝克莱，休谟用这个方法对真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霍克森坚决地认为实在不过是人们所“认知”的东西而已。但是实用主义的这些先驱者，只是零碎地运用了实用主义。他们不过是作了一个开端而已。到了我们这时代，这主义才普遍地流行了，才渐渐自觉到一个普遍的使命，敢于负起战胜一切的使命来了。我是信仰这个使命的人，希望在我讲完的时候能用这个信仰来鼓舞你们。


    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在我看来它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态度，不但比素来所采取的形式更彻底，而且也更少可以反对的地方。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这意味着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占了统治地位，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却老老实实地被抛弃了；这就意味着空旷的野外和自然中的各种可能性，而反对那独断、人为和假冒的最后真理。


    同时，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全盘胜利，意味着我上回讲演中说的哲学“气质”的巨大改变。极端理性主义的导师一定会被排斥，正如朝臣式的官僚在共和国中会被排斥那样，又如主张教皇有绝对权力的神父在基督教国家中会被排斥那样。这样，科学与形而上学就会更接近，就会在事实上完全携手并进了。


    形而上学通常追求一种很原始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们是多么喜欢不正当的魔术，我们也知道在魔术里言辞起多大的作用。要是你们知道妖魔或鬼怪的名字，或知道镇伏他们的符咒，你们就能够控制住这些妖魔鬼怪或任何力量了。所罗门知道所有精灵的名字。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后，他就能使他们服从他的意旨了。对于抱有自然思想的人说来，宇宙总象是个谜。解答这谜的钥匙一定要在一些有光彩有力量的词或名字中去找。这个词给宇宙的原理命名；有了这个词，就仿佛连宇宙本身也有了。“上帝”，“物质”，“理性”，“绝对”和“能”都是这类能解决问题的名字。有了它们，就可以安心了。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就算到头了。


    要是你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就不会把这些词当作追求的终结。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现价值表现出来，放在你的经验里运用。这词与其说是个解决的方法，还不如说是进一步工作的计划，特别是改变现有的实在的各种方法的表征。


    因此理论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我们并不向后靠，依赖这种工具，而是向前推进，有时借着这种工具的帮助去改造自然。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协调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实方面，实用主义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你们看，所有这些都是反理智主义的倾向。针对自命是一种权利和方法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有全副武装并富于战斗精神。但是在开始时，实用主义至少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结果。它除了方法之外，没有什么武断的主张和理论。意大利青年实用主义者巴比尼①说得好，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象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本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却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


    ①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哲学家，批评家。主张实用主义，信奉天主教。——译者


    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讲这么多！你们也许要说，我只称赞它，而没有解释它。那么我现在就来十分详细解释一下它在一些熟悉的问题上怎样起了作用。现在，实用主义这个词已有了更广义的应用，也就是某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我有意要在先铺平了道路之后，再作一次讲演来说明这个理论；因此现在只尽量简短地谈谈。但是简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请你们格外注意地听一刻钟。如果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我希望在以后各讲中交代得更明白些。


    现代哲学中研究得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就是所谓归纳逻辑，这是研究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的科学得以进展的学问。归纳逻辑的作者们，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所制定的自然定律和各种事实原理，究竟有什么意义，已经开始表现出一致的看法。人们发现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初表现的各种一致性、即第一批定律时，为它们所带来的那种明确、优美和简单性迷住了，因而相信自己已经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的心，也在三段论里明确地反映出来了。上帝也用圆锥截面，方根或比率来思想，并且也象欧几里德一样按几何学原理进行工作了。上帝创造出凯普勒定律使行星照着运转；使下坠物体速率的增加和时间成正比例；做出正弦律来让折光遵守；把动植物分为纲、目、科、属，并且确定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上帝想出各种事物的模型，并且规定出它们的变种。在我们从新发见了任何一种他的神奇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捉摸到他心中的真正意向了。


    但当科学更向前发展时，认为大部或全部定律不过是些近似的东西的这种看法，就越来越得势了。况且定律本身越来越多，多得没法数，而且在科学所有部门中，还提出了很多相反的公式，因此研究者就习惯于这种看法——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但是从某一个观点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大的用处是总结旧事实，并且引导到新事实上去。它们只是人为的语言，有些人管它们叫做概念的速记，我们用它们来写出关于自然的报告，而语言，如所周知，是容许我们尽量选择辞句和方言的。


    因此，有了人类的独断，科学的逻辑就没有神圣的必然性了。只要我提起西格瓦特、马赫、奥斯特瓦尔德、毕尔生、米约、彭加勒、杜恒、罗爱森等人的名字，你们研究哲学的人一定很容易明白我所谈的倾向，并且能举出些别的名字来。


    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现在在这科学的逻辑思潮上名列前茅，他们都用实用主义来说明真理在各种场合下的意义。这两位大师到处说，我们观念和信仰里的“真理”和科学里的真理是相同的。他们说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的：只要观念（它本身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有助于使它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处于圆满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用特殊现象的无限相继续，去概括它、运用它，这样，观念就成为真实的了。譬如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驾驭，如果一个概念能够很顺利地从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定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末，这个概念就是真的，真到这样多，真到这种地步：从工具的意义来讲，它是真的。这就是在芝加哥讲授得很成功的真理是“工具”的观点，也就是在牛津大学十分机智地传播的，我们观念中的真理就意味着“起作用的”能力这个观点。①


    ①这两件事，前者和杜威有关，1894—1904年，杜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开始形成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见解，这个派别曾因而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后者和席勒有关，席勒在1903—1926年是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他鼓吹的实用主义——人本主义也就被称为“牛津大学派”。这两个称呼后来没有传开来。——译者


    杜威、席勒和他们那一派学者会获得这种一切真理的一般概念，不过是依照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榜样罢了。在建立那些别的科学中获致成功的办法，是经常纪录一些在变动中真正观察到的简单过程（如土地怎样受气候的风蚀，生物怎样从父母型演变，或方言怎样吸收了新词新音而引起变化的），然后加以概括使它在什么时候都能适用，并且总括它多少年代的效果，这就产生出巨大的成绩来。


    席勒和杜威为了概括作用而特别选择的能够观察得到的过程乃是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人借以取得新的意见的过程。这里这个过程总是一样的。一个人有了一套旧看法，如果碰到新经验就会使那些旧看法受到压力。有人反对那些旧看法；或者在自己反省时发现这些旧看法彼此互相矛盾；或者听见许多与这些旧看法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者心里产生许多这些看法所不能满足的要求。结果产生一种前所没有经验过的内心的烦恼；要避免这种烦恼，只有修正过去的许多旧看法。他尽量保留旧看法，因为在信念这种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极端保守的。因此他就先试着改变某一种看法，然后再改变另一种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抵抗改变的程度很不同），直到最后产生一些新观念，可以加在老一套的看法上，而使这老一套看法只受到最少的干扰，并使它和新经验调和起来，彼此很巧妙地，很方便地交织起来。


    新观念就这样作为真观念被采用了。它保存着较旧的一套真理，极少改变；仅把旧真理稍加引伸，使它能容纳新的经验，但仍是尽可能地用熟悉的方式去设想这种新东西。所有违背旧看法的过激解释，绝不会当作新经验的真正解释。我们勤恳地四处探求，直到找到不那么古怪的说法为止。个人信念即使经过最剧烈的改变，还会把大部分旧的一套保留下来。时间与空间、原因与结果、自然与历史以及个人自己的历史，还是原封不动的。新真理总是个媒介，总是过渡的缓冲物。新真理将旧看法和新事实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使它表现出最小限度的抵触和最大限度的连续。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但是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只能做到差不多的程度。我们说，在解决问题上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大体上更令人满意些，这只意味着对于我们自己更满意罢了，而各人满足的重点却是不同的。因此无论什么东西，总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我现在劝你们特别要观察的一点是较旧的真理所起的作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实用主义所受到的许多不公平的批评的根源。其实较旧真理的影响，有绝对的控制力。首要的原则是忠于旧真理——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原则；因为在处理那些会使我们的旧见解受到严重变动的新奇现象时，我们所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去管这些新奇的现象，或者辱骂那些替新奇现象作证的人。


    你们无疑要想看看这个真理成长过程的实例；唯一的苦恼的是这些实例太多了。关于新真理的最简单情况，自然是把新种类的一些事实或旧种类的新事实加到我们的经验上去——这种增加并不改变旧信念。只不过是日复一日地内容增加起来。新内容本身无所谓真，它们不过是产生着，存在着。真理就是我们对新内容所说的；当我们说新内容已经产生了，只凭单纯的附加公式就满足了真理。


    但是一天的内容常常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重新安排。要是我现在站在这讲台上，忽然厉声怪叫，象个疯子那样乱闹，那就会使你们对我的哲学可能价值改变看法。前些日子镭的发现，成为一天内容的一部分，一时看起来，好象和我们对自然界秩序的观念——所谓能量不灭的那种对自然界秩序的观念——是矛盾的。只看到镭的本身无限地把热放射出来，这个事实好象违背能量不灭定律。这应当怎样来考虑呢？如果说镭的放射，只是原子里先期预存的意外“潜”能的溢散，那末能量不灭的原理仍能保留。作为放射结果的“氦”的发明，为这信念开辟了道路。因此腊姆齐（Ramsay）的看法，一般地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虽扩大了我们对能的旧观念，但使旧观念性质的改变是最小的。


    我不必再多举例子了，总之一个新看法的“真实”程度是与它满足把新经验吸收到旧信念里去的个人愿望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新看法须依靠旧真理，又须把握新事实；至于做得是否成功（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是一个个人估价的问题。旧真理加上了新真理而得到发展，那是由于主观上的理由。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之中，并且服从这些理由。新观念如果能最圆满地尽它的功能来满足我们双重的需要，就是最真的了。它全凭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它本身真起来，使他本身列入真的一类。把它本身接在旧真理的老枝上，那末就象一棵树靠了一层新生组织的活动而生长一样。


    杜威和席勒着手概括这个观察，并且把它应用到真理最古老的部分上去。那些最古老的真理，也曾一度有过可塑性。它们之所以说是真的也为了人的缘故。它们也曾把更早的真理与当时新观察的东西调和起来。要是说纯粹的客观真理在它建立之中，结合旧经验与新经验而给予人的满足的这种功能不起作用，那么这种客观真理是哪里也找不到的。我们之所以称事物是真的，正是它们为什么是真的理由，因为“是真的”仅意味着实现这种结合的功能。


    因此什么事物都打上了人的烙印。独立的真理，仅仅由我们发现的真理，不再能加以锤炼，使之适应人的需要的真理，总之，是无法修正的真理；这些真理实在是过多了——或者说，这是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认为存在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不过象一棵活树中的死心；它之存在，不过是说明真理也有它的化石期，也有它的“时效”而已。真理在运用了多年之后可能变得僵硬起来了；可能单纯因为古老的原故就被人们认为它已经石化了。但是就是最旧的真理，还真正是可以改变的，现在逻辑和数学观念的改变，已经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物理学。古老的公式，重新解释为更广泛原理的特别表现，这些原理的现在形式和表述方式，是我们祖宗从来没有见过的。


    席勒先生还把这种真理观叫做“人本主义”，但是，用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学说似乎更盛行些，所以我在讲演里要用实用主义名称来讲它。


    因此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这两点必须是我们将来讨论的题目。


    我相信我所讲的真理论，由于简短，你们一定觉得不清楚和不满意。以后我要予以补充修正。我将在“常识”一讲里，对我所说的真理历久就石化的意思，试予说明。在另一讲里我要详细地说说这个观念：我们思想的真实程度是和思想起媒介作用的成功程度成正比的。在另一讲里，我要阐述在真理的发展过程中区别主观和客观因素是如何的困难。对于这些讲演你们也许不会完全了解；即使了解了，也不见得完全同意我的说法。但是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认为我至少还是认真的，而且也会尊重我的努力。


    然而，如果你们知道席勒和杜威两先生的理论曾经受到过一阵冰雹似的轻蔑与嘲笑，你们也许会感到惊奇。所有理性主义者全起来反对他们。在有势力的人士当中，席勒还被当作一个卤莽该打的学童般看待。要不是因为这件事间接地充分说明了我以实用主义气质来反对的理性主义气质，我原不该提到它的。实用主义离开了事实，就觉得不舒适，而理性主义却只有在抽象的面前才觉得舒适。实用主义者谈论到真理是多元的，谈到真理的利用与满意，谈论到真理成功地起“作用”等等，在典型的理智主义者看来，这种谈论是把真理当作一种粗糙而不完全的，第二流的和权宜适应的东西。这些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这些试验不过是主观的。与此相反，客观真理一定是一种非功利的，高雅而超越的，尊严而高尚的东西；一定是我们的思想与一个同样绝对的实在绝对地相符合；一定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去思考的东西。我们常常在有条件的方法之下去作思考而这种方法是十分不相干的；这种方法只是心理学上的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要逻辑学而不要心理学。


    请看这两种不同看法的鲜明的对比！实用主义者坚持事实与具体性，根据个别情况里的作用来观察真理，并予以概括。对于实用主义者，真理成为经验中各种各样确定的、有作用价值的类名。对于理性主义者，真理仍旧是纯粹的抽象，单它的名字我们也必须敬重的。当实用主义者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敬重时，理性主义者却不能认识那产生他自己的抽象的具体情况。他责备我们否定真理，而我们只不过是设法探索为什么人们遵循真理并且永远应当遵循真理。典型的极端抽象主义者十分害怕具体性：即在其他事物都同样的情况下，他也肯定地宁愿要惨白的幽灵般的东西。如果两个宇宙让他选择，他总是挑选那瘦削的外形，而不要那丰富的实在。他认为那外形是更加纯洁，更加明白，更加高尚。


    在我继续讲下去时，我希望你们也许会看出在讲演中所提倡的实用主义的具体性和它与事实的接近是实用主义最令人满意的特点。实用主义不过效法其他兄弟科学的范例，用已被观察到的东西来解释没有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把旧的和新的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它把我们的心和实在之间静止态的“符合”关系这种绝对的空洞概念（等一会儿我们才研究它的意义）变成为我们的个别思想与其他种种经验的伟大宇宙之间的丰富多彩、积极活动的交往（任何人都能知道其详情并领会其意义）。在这个伟大宇宙中，我们的个别思想起着应有的作用而且有其用处。


    现在暂说到这里，好吗？等以后再证明我所说的是对的。我现在要加上一句话来进一步解释我上次的提法：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的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


    你们也许记得我曾说过，具有热爱事实气质的人很容易对于现在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那种很少同情事实的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它是过于注意理智了。旧式的有神论，把上帝看作崇高的君主并具有许多不可理解的和荒谬的“属性”——这已经是够坏的了；但只要它坚持设计论的论点，它和具体的实在是保持一些接触的。不过，自从达尔文主义把设计论的论点从科学的头脑里永远驱逐了出去以来，有神论就失去了那个立足点；因此如果说是有神的话，我们现代想象中所指的是一种内在论的神和泛神论的神，在事物内部起作用，而不是在事物之上作主宰。尽管旧的二元论的有神论还有许多能干的辩护人，可是想望具有哲学性质的宗教的人，现在往往满怀希望地趋向唯心主义的泛神论而不趋向那旧的二元论的有神论。


    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讲里说过的，要是他们是爱事实或具有经验主义的头脑的人，他们是很难采纳所说的这种泛神论的。它具有绝对论的标帜，它抛弃微末的细节而建立在纯粹的逻辑之上。它和具体性毫无联系。他虽然肯定绝对精神（这也就是它的上帝）是所有事实细节的合理前提，不管这些事实细节是什么，但是它对于实际世界里各项事实细节究竟是什么，还是非常地漠不关心。不论那些事实细节是什么，他们总是由“绝对”产生出来的。象《伊索寓言》所述的病狮一样，所有的脚迹都是朝着洞里，却没有一个脚迹是朝着洞外。①你不能依靠“绝对”的帮助，回到各项事实细节的世界里来，或从你关于绝对的性质的观念中，推论出对你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细节的必然结果。它固然向你保证，说有了它和它的永久的思想方法，什么都好了；但它仍然让你用自己的世俗的方法在有限的方式上去拯救自己。


    ①寓言大意是：许多动物进狮子洞探“病”。狐狸后去，注意到洞前的脚印都有进无出，看出年迈体衰的狮子不怀好意，就只在洞外遥致探问之意。见《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1页。——译者


    我绝不愿否认这个概念的庄严和它给那些最受尊敬的人以宗教安慰的能力。但从人的观点来看，没有人敢假装说，它没有渺茫与抽象的缺点。很明显，它是我所谓理性主义气质的产物。它轻视经验主义的需要。它用一个苍白的外形去代替真实世界的丰富。它是漂亮的、高尚的——但这种高尚具有不良的意义，也就是说，高尚了就不适于干低下的工作了。在这汗垢的实在世界里，我以为凡对于事物的“高尚的”观点，应当就可以看作是它不真实、在哲学上不够格的一种理由。魔王，象人们所说的，可能是个绅士，但不论天上的和人间的上帝是什么，他决不会是个绅士。在人类灾难的尘世中，需要上帝的谦卑服务，比之于九天之上，需要他的尊严，更加迫切。


    实用主义，虽然忠于事实，但它并不象普通经验主义那样在工作中带有唯物主义的偏见。而且，只要抽象的理想能帮助你各项事实中进行工作，能真正把你带到一定的地方，实用主义是绝不反对去实现抽象的。除了我们思想与经验共同得出的结论之外，实用主义对于别的结论是不感兴趣的；它没有反对神学的验前的偏见。如果神学的各种观念证明对于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那末，在实用主义看来，在确有这么多的价值这一意义上说，它就是真的了。至于它比这限度更真多少，就完全要看这些概念与别种也需要被承认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如何而定。


    我刚才说的关于绝对、关于先验唯心主义的话，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首先我说“绝对”这个观念是庄严的，并且说它能给某一类人以宗教上的安慰，接着我又责难它太渺茫，太无用。但是只要它能给人以这样的安慰，它就肯定不是无用的，它就有那么多的价值，它起着一种具体的作用。作为一个好的实用主义者，我自己应当说“就其达到这种程度而论”，这个“绝对”是真的，而且现在我毫不迟疑地就这样说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到这种程度”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须应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相信“绝对”的人说，他们的信念给予他们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是，既然在“绝对”中，有限的恶已经被“控制”住了，因此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暂时的看成好象是潜在的永恒。我们一定可以信赖它的结果，可以毫无罪过地消除恐惧并放下有限责任所给我们带来的烦恼。总之，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有权时常享受一个精神上的休假日，让世界照它本身的意思去变迁，相信它的结局有比我们高明的能手在主宰，而与我们无关。


    宇宙是一个体系，这体系的各个成员偶而摆脱一下他们的烦恼是可以的，人们在它里面怀着无挂无虑的心情也是对的，并且也可以有其精神上的休假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至少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绝对的一部分；绝对如果是真实的，这就是它在我们各自的经验中所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差别；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个“绝对”，这也就是它的兑现价值。此外，赞成绝对唯心主义的普通非专业的哲学读者，一般都是不愿试图使他们的概念进一步明确起来的。在某种限度内，他们能够应用“绝对”，而这某种限度是很宝贵的。因此，当他们听到你们不信仰“绝对”时，就会觉得痛苦，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你们的批评里所论述的概念的各个方面，所以也就不注意你们的批评了。


    如果“绝对”的意义是这样，而且只是这样，谁能否认它的真实性呢？去否认它，等于坚持人永远不应休息，永远没有休假日了。


    我很知道，如果你们听我说，只要我们相信一个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它就是“真”的，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们一定会很愿意承认，只要它是有益的，它就是善的这种说法。要是我们由于它的帮助做出来的事情是善的，你们一定会同意这个观念本身也是善的；因为我们有了它，就对我们更有好处。但是你们一定要说，由于这个原因就把这些观念叫做“真的”，这岂不是奇怪地误用“真理”这个词吗？


    在我讲演的现阶段要圆满地回答这个难题，是不可能的。你们在这里触及了席勒先生、杜威先生和我自己的真理论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我要到第六讲里才详细讨论。现在让我仅说明这一点：真理是善的一种，而不是如平常所设想那样与善有所区别与善相对等的一个范畴。凡在信仰上证明本身是善的东西，并且因为某些明确的和可指定的理由也是善的东西，我们就管它叫做真的。你们一定承认，要是真观念对人生没有好处，或者真观念的认识是肯定无益的，而假观念却是唯一有用的；那么，认为真理是神圣和宝贵的，认为追求真理是人生的责任等等这些流行的看法是永远不会成长起来或成为信条的。在那样的世界里，我们的责任就会是回避真理。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正如某些食物不仅适合我们的口味，而且适合我们的牙齿、肠胃和身体的组织一样，某些观念不仅在想到时令人感觉愉快，或在支持我们所喜欢的其他观念方面令人感觉愉快，而且还有益于生活上的实际斗争。如果某种生活真是我们应当过的较好的生活，而且如果某种观念，我们信仰了它，就会指引我们去过这种生活，那么除非信仰了它会有时和其他更重大的利益相冲突，我们最好是去相信那个观念。


    “我们最好去相信的东西！”这听起来很象是真理的定义。这很象是说“我们应当信仰的东西”，对于这个定义，你们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难道我们不应信仰我们最好去相信的东西吗？我们能够把对我们是比较好的和对我们是真的观念永远分开吗？


    实用主义说不能分开，我完全同意。就抽象的说法而论，大约你们也会同意；但是你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们实际上相信一切有益于我们自己个人生活的东西，那末我们一定会沉湎于各种关于世事的空想和各种关于来世的伤感的迷信中了。你们的这种疑问的确有很好的根据。当你们从抽象到那使情况复杂化的具体问题时，显然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刚才说过，我们最好去相信的观念就是真的，除非这种信念会有时和其他更大的利益相冲突。在实际生活上我们的任何一种个别的信念最容易和什么重大的利益相冲突呢？在其他信念证明和这些信念不相容时，除了其他信念所产生的重大的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所承认的真理之中的任何真理的最大敌人可能就是我们所承认的真理中的其他的真理。真理永远都有这种不顾一切进行自卫和希望消除所有和它们矛盾的东西的本能。我根据绝对给我的善所产生的对于绝对的信念一定要受到所有我的别的信念的检验。姑且承认这种信念可能真的给我精神上的休假日。然而，照我看来——现在我来说一句心腹话，就算是我以私人身分说的吧——它是和我的其他信念相冲突的，我不肯为了它而舍弃其他真理的许多好处。它正好和我所反对的一种逻辑联系着，我觉得它使我纠缠在不可接受的形而上学的矛盾之中如此等等。但即使不负担这些理智上前后矛盾的烦恼，我在生活上的烦恼就已经够多的了，所以我个人只好放弃这个“绝对”。我只是利用我的精神上的休假日；要不然，作为一个职业哲学家，我就试图用别的原理来证明这些精神上的休假日是好的。


    如果我能把“绝对”这个概念限制在它提供的单纯休假日的价值上，那它就不会和我的别的真理发生冲突了。但是我们不能很容易这样限制我们的假设。这些假设具有许多另外的特点，而正是这些另外的特点在产生冲突。我不信“绝对”就意味着我不信别的许多另外的特点，因为我完全相信利用精神上的休假日是正当的。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我以前把实用主义叫做调和者或和事老，并且借用巴比尼的话说它把我们的各种理论“说活”是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实用主义没有任何偏见，没有阻碍性的教条，关于什么可以算作证据也没有严格的标准。它是完全温和的。它会容纳任何假设，它会考虑任何证据。因此，从宗教方面来说，它比具有反神学倾向的实证经验主义和在形成概念方面只对辽远、高尚、简单和抽象感兴趣的宗教性的理性主义都有巨大的优越性。


    总之，它扩大了寻求上帝的领域。理性主义坚持逻辑与崇高。经验主义则坚持外在的感觉。实用主义愿意承认任何东西，愿意遵循逻辑或感觉，并且愿意考虑最卑微的纯粹是个人的经验。只要有实际的后果，实用主义还愿意考虑神秘的经验。实用主义愿意承认那生活在污浊的私人事务里的上帝——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上帝的话。


    实用主义对于或然真理的唯一考验，是要看它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最有效果，是不是和生活的各个部分最合适，是不是毫无遗漏地和经验所要求的总体密切结合。如果神学观念能够作到这些，特别是对上帝的观念竟证明能够作到这些，实用主义怎样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把一个在实用上非常成功的概念说成是“不真实”的，实用主义实在看不出什么意义来。对于实用主义来说，除了与具体的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一切以外，还会有甚么别种真理呢？


    在我最后的一篇讲演里，我还要再回过头来说说实用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是如何的民主了。它的举止和大自然的举止同样变化多端和伸缩自如；它的才略和大自然的才略同样丰富无穷；它的结论和大自然的结论同样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