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批判》 ①
3个月前 作者： 布朗基
①《社会批判》，布朗基著作的两卷集，1885年阿尔干版。这本书里包括了许多有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文章以及各种题材的笔记。
（一）高利贷
牺牲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劳动分工强加于人的结果，这是野蛮的行为吗？不！任何人都不能同意这是野蛮的行为。在个人的自由感中有一种极其顽强的享乐兴趣，以致任何人都不愿意牺牲个人自由，去换取文明的金锁链。
野蛮人清楚地看到欧洲人企图使他们驯服。穷人一边用裹尸布把自己裹起来，一边痛哭失去了的自由，宁死也不愿作奴隶。穷奢极侈使我们如此眼花缭乱，但却不能诱惑这些穷人。这种奢侈超出了他们的思想范畴和需要水平，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仅仅感觉到这种奢侈象一些仇人的怪物，这些怪物把一把尖刀刺进了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在美洲荒野或太平洋荒岛上受到过我们突然侵入的不幸的部族经过这种致命的接触不久就会消灭。
将近四个世纪以来，我们可憎的种族无情地毁灭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人、动物、植物、矿物。鲸鱼受到盲目的追捕结果也要消灭。金鸡纳树林一个接着一个被破坏。斧头砍掉森林，谁也不再从事种植。人们很少关心后代的疾苦。由于严重地忽视采掘方法，煤层也很马虎地被糟塌了。
一些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唯一的面貌使我们知道了我们人类原始时代居住在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哪怕只是为了科学研究，也必须子孙般地注意保存这些我们祖先的残存的遗体，原始时代的珍贵标本。我们曾经谋杀过这些人，强大的基督教国家都竞相毁灭了他们。
我们将在历史面前对这场屠杀负责。不久，历史将根据比我们高尚得多的道德极其激烈地谴责我们的罪行。对仇恨和诅咒那借口宣教而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的基督教，对仇恨和诅咒屠杀和毒害他们的重商主义，对仇恨和诅咒那些对这场垂死挣扎采取冷眼旁观的国家，我们都是很不够的。
这些不幸的人不能与我们同化，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人类从幼年到成年不知不觉地要经过无数的演变阶段。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相隔了几千万年。如果不是这些只是破坏性而决不是建设性的灾难的话，在人类和自然界什么都不会产生。
一切革命，从外表来看都是突如其来的，而它们本身却是象蛹那样自己蜕变出来的。它们已在破裂的外壳中慢慢地成长起来。人们看到的革命总是自发的，它与征服完全不同，征服是外部力量的野蛮侵犯，这种侵犯只有破坏扰乱，而没有改进。一个种族，一个部族的自然演变却大不相同。自然演变象一棵植物的生长一样，要经过一定的阶段，感觉不到什么骚扰。
劳动分工制度只有经过了一系列漫长岁月的变革之后，才能代替个体的分散劳动。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象人们所期待和渴望的胜利那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因此这个变革是经过世世代代的漫长时间逐步进行的，它既不伤害人们的风俗、习惯，甚至也不伤害人们固有的成见。
从个体分散劳动发展到劳动分工，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但是代价呢？完全放弃个人独立自主；在团结的外表下互相奴役；协作关系的紧密甚至达到束缚的程度。从此以后，谁都不能自给自足了。他的生存要靠他的同类的恩赐。他不得不等待他的同类每天给他所需要的口粮和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因为一个人只能从事单一的劳动。劳动产品的质量取决于奴役的条件，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完善，劳动分工更加明细，人就更牢固地固定在他的职业上了。
我们知道今天的产品是如何得来的。有一些人花费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去磨针尖和别针头。
当然，这种情况产生了公民相互之间的迫切义务。每个人既然都注定要从事一种简单工作，他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对他自己来说几乎都是没有用的。这种极少量的产品只对一群其他人有用。这些产品的所有消费者又应该供给为他们劳动的人的需要。
从这时起，社会就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了。规定交换条件的法律应该是互助的、绝对公正的。因为这个相互援助是当前全体人以及每个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始社会所需的消费品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都是绝对必需品，如果那时实物交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的话，那么，在工业发达、产品丰富的条件下，这种交换就变成完全不可能了。
因此，需要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媒介。贵金属的特性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货币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人们假定货币大约是在青铜器时代产生的。而且，什么时代产生并没有任何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只和考古学有关。和我们有关的只是很久以来所取得的经验，这一经验是硬币的服务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硬币造成了高利贷，造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它的一切罪恶后果，那就是不平等和贫困。只有上帝的观念才能和货币在罪恶方面见高低。
货币还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吗？当货币产生之日人们就有了两种使用这种交换手段的方法：博爱，自私。公正本来可以迅速地导致完整的协作。掠夺的思想却不断地造成了一系列灾难。这些灾难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这两条道路中间，连一条小径都没有。因为，维持个人主义制度，诚实的等价交换，贷款不收一分利息，使得人类安定下来，假若这种公平交换至今还保存着，那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复杂的生产，需要大量器材和劳动工具，人们为了进行复杂生产会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样假设是可以容许的。当简单的工具还能使生产者通过交换得到劳动和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停留在原阶段上。但人是天生的革新者。不久，日益发展的生产需要会使个体劳动组织起来，而且只要劳动者能获得他们劳动创造的全部成果，普遍的繁荣可能会取得迅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口不断增长，财富日益增多，文化进一步发达，各个团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最后会迅速形成一个没有专制，没有束缚，没有任何压迫的全面协作。
贪婪使这一美梦破灭了。资本是由个人独占积累起来，而不是由协作积累起来的，这种积累不利于群众，只有利于少数人。
说实在的，这种博爱的美梦在过去难道不是一个幻想，一个乌托邦吗？在忠诚和叛逆之间，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难道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他们只知道权力，不知道其他的法律，只知道胜利，不知道其他的道德。贪婪人几乎毕生从事残酷无情的剥削。高利贷变成了普遍的灾难。
高利贷的由来，在过去的黑暗中无法查明。这种掠夺形式不可能出现在使用货币之前。实物交换不容许掠夺，即使有劳动分工也不会发生掠夺。当然当时毫无文字记载，否则可以保存高利贷这一重大革新的确切记录。而传统也说不出高利贷的根源。
高利贷是件坏事，但并不是必然的，否则就会是放肆的宿命论了，不过它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交换手段自开始就产生了公正的后果，如果它没有被歪曲或被引入歧途的话，多好！……是的，但假设……永远是一件愚蠢的事！使现在变成反对过去的讽刺文章，它的荒谬程度并不亚于使过去变成规律，或者更确切地说，使将来变成常规。正如把过去当成未来的规律，或当作未来必经之途一样荒谬。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组织机构和生活方式，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这绝不是宿命论。因为时代的智慧或荒唐会反映在人类的健康上。不过人类是复杂的生物，它总是能够从疾病中恢复健康的。只要在医院里躺上几千年病就好了。但是个人却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因为人类可悲地滥用了交换手段而不感到遗憾，这是懒散而可笑的。唉！应该承认这个弊端吗？宣扬忍受苦难的空论家基督教徒说：这是大利中的小弊，这是赎罪。这是用谋财来代替害命……这是一个进步。金钱皇帝陛下的王朝开始了。它要长期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金钱皇帝的王朝几乎统治了整个人类生存时期，尽管君主专制倒了，民主共和垮了，一个民族完了，甚至一个种族消灭了，而金钱王朝却仍然屹立不动，不可摧毁。
今天，金钱皇帝的王朝破天荒第一次受到了它的牺牲者的反抗。但是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皇帝拥有的奴仆比他的敌人还要多。吹捧他的人提着香炉和奏着器乐成群结队地去救他，他们一边喊，一边唱“和散那①！光荣属于金牛，富饶之父！”深刻地分析一下就能揭穿这些颂歌，剥掉这个皇帝的金钱画皮，使他的原形毕露，他原来只是一个扒手。
①和散那（Hosannah），赞美上帝之词，见《圣经》，马太福音21章，9、15等节。——译者
（1869—1870年）
（二）共产主义——未来的社会
仔细地研究一下地理和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开始是孤立生活，绝对个人主义的，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改进之后，人类最终会达到共产社会。
用实验方法可以证明这条真理，实验方法今天是唯一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方法建立了科学。
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和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辩驳的推论，一步一步地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不变的进程。人们将清楚地看到任何进步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任何倒退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失败，又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这两个观念是统一的；人类的需求在历史上相继提出的全部问题都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今天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如此困难，如此充满混乱和斗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罪恶加深，不愿堕落到荒谬的程度的话。
一切税收制度的改革，用专卖局代替包税制度、邮电业务、烟草税和食盐税，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革新。工商业公司各种性质的相互保险，乃至印章，这一切都同样是共产主义的革新。军队、学校、监狱、兵营，也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虽然它们比较粗糙、残酷，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走出这条道路之外。捐税、政府本身，都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当然是最低级的共产主义，但也是绝对必需的低级共产主义。共产这个观念还只刚刚说了它的第一个字。等说出最后一个字时，这个观念的面貌可能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还只是一些野蛮人。
看看现存制度的结果吧！低廉的价格和随之而来的商品的丰富被看成是灾祸，这场灾祸使生产者破产，使工商业陷于绝境。政治经济学用一些定义公开地把这种渎神的事固定了下来。政治经济学把“效用”称为自然财富，把“价值”称为社会财富。然而“效用”就是极大丰富，而价值却是稀少。使用价值越大，市场价格就越底。啊！真是荒谬绝伦！事物本身是一件好事怎么会变成一场灾难呢？这是由于资本的贪得无厌，要求最大的利润，一旦价格不能给它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就被抽回去了。资本被抽回，产品的价格就提高，资本又回来混水摸鱼，从中取利。
荷兰人为了维持市场的高价，在他们亚洲的殖民地禁止种植胡椒、肉豆蔻等植物，并销毁了大量调味香料。在所有文明国家里，每个生产者都希望他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高，而其他的产品价格低。面粉价格低廉使农民不高兴；面粉价格高涨，又使工业家失望。这个经常存在的社会矛盾不是对现存的社会组织的一个严厉控诉吗？
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对一切人都有利，坏事对任何人都不利。丰收是幸福，歉收是灾难。损害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有利于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一切事物都按照规律公平合理地发展。存货极大丰富原来就不会引起工商业的危机。正相反，贮存产品在今天不造成灾难是不可能的，在那时产品的累积只会受到自然耗损的限制。
那些最有害的植物经常占据土地从而损害了最有益的作物的生长。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并把这个有力的进步工具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支真正的夏斯波枪。资本主义利用这支枪来消灭中小工商业。
这些可怜的人们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既不发声也不争吵。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他们就此销声匿迹了。这完全不同于1848年造成的盲目愤怒和无情报复的暴动。商人们可以在有闲的时候想想拉芳登的寓言，可见翻腾的急流并不害人，而平静的小河却在无声地吞噬着人。一个人走过急流把脚稍许弄湿一点；要过小河却会淹死在深水处。
在中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比旧贵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业和商业三个封建制度，把整个社会踩在他们的脚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拦路大盗。
有人写道，过去时代在消亡之前，会用杀死它自己的同样武器作最后的反击。在反击的时候，它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创伤。为资本服务的协作就这样变成了使资本不能长期经受下去的祸害。这是协作这一光荣原则的优越性，它只能做好事。对于坏事它是维卡杀虫剂。臭虫接触到它便会中毒而死。
当社会演变来到时，大家都赶去支援，帮助婴儿诞生。快要消耗到接近死亡的力量，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最后的力量参加进去。于是我们参加了一场奇怪的演出。共产社会的预演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每时每刻都得到新的应用，并努力使各种利益逐渐联合的互相协作原则是什么呢？这是将要发生的变革的一个方面。协作这个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人们对它齐声歌颂，没有一声反对，如果这不是同时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和它的最后胜利，那又是什么呢？
但是绝对不应该抱一丁点幻想。只要绝大多数人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就决不能说共产主义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与其说没有知识的共产社会会在大地上实现，还不如说月亮会降临到我们的地球上来，因为知识是共产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教育是共产社会的空气和工具，要求建立没有教育的共产社会，就如同要求我们在真空中进行轻松的呼吸一样困难。教育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其中的一个缺少了另一个就既不能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一步。在人世间它们经常是结伴同行的，直到它们共同的旅程结束为止，它们之间甚至连一步的距离也不会有。
无知和共产社会是不相容的。没有共产社会的普遍教育和没有普遍教育的共产社会都是同样不可能的。共产社会的人，就是一个人们既欺骗不了又奴役不了的人。然而，一切愚昧无知的人都是容易受骗的人又是欺骗的工具，是奴隶又是被奴役的工具……
如果有一个人竟敢在广大群众集会上说：“如果社会由善良但又是无知的工人生产者组成，它虽然会受到暴政的剥削，但它还能生存下去。如果社会由完全不从事生产的学者组成，它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人不是伪善者，就是丧失理智的人。
同样是这个人，他又说：“我们每天看见有些很有教养、很有学识的人，他们却无法谋生。这种脱离劳动阶级到了反常地步的现象使我非常害怕。”
还是这位装腔作势的演说家，他反对非宗教的免费义务教育，因为它妨害了自由，加重了法规的集中。
这就是教士们的全部祈祷和憎恨，对黑暗的祈祷、对光明的憎恨。政变之后，对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斗争成了对教师和非宗教学校进行无情打击的联合叫嚣。为了了解僧侣和君主的反动计划，必须读一下这个不幸时代的那些省长的通告。
自由教育将会把全部教育掌握在耶稣会教士的手中。在教会同资本结成同盟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只有叛逆才敢支持反对的意见。对完全由学者们组成的社会的诅咒充分暴露了永久保存阶级制度的意图，阶级制度就是一边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贱民，另一边是有知识的特权阶级，一边是一大批愚民，另一边是一小撮使人变为愚民的人。
认为一个学者组成的国家不能生存而必将因厌倦而饿死，这种看法如果不算是更愚蠢的话，也是太大胆了。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在生产力方面都不能和一个学者的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学者的国家之间的距离比凯撒时代的高卢人和1870年的法兰西人之间的距离还要大。
如果还能举行群众集会的话，让群众集会提防耶稣会的间谍吧！耶稣会的策略是派人混进所有俱乐部里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讨论不利于教士们的问题，这些间谍戴上各种假面具以假象出现。教会所注意的就是自由教育，就是怀疑科学和学者，就是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换句话说，对有学问的人和穷人作斗争。
谁要在自由和节约的借口下反对免费义务教育而要求自由教育，谁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人。尽管他自称是一个共和党人或是一个革命者，是无神论者或是唯物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或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无论他们的假面具是什么颜色，这没有多大关系，人们不要害怕说错，可以说他们是耶稣会的走狗。实际上良知给人指出，既无国家干预又不是免费的自由教育，是通过金钱万能的作用使教育垄断在教士们的手中。
然而教士们的教育就意味着黑暗和压迫。一支拥有十万男女士兵的黑色大军，到处疯狂地贩卖黑暗，扑灭光明。这支依仗着国家势力的队伍正在进行统治、支配、威胁和压迫。一切非宗教的势力都唯他们之命是听，资本为他们花费一切资财，知道他们是最好的助手，甚至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今天，谁还看不出这个危险呢？所有各种色彩的民主政治都毫无区别地揭露这个危险。祈求唯一的良药——教育。民主政治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分歧，但在这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声：“要求光明！要求知识！不能再受教权主义的愚弄了！’
一切呼吁都是徒然的！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并且疯狂地加速扩大耶稣会的影响来作为回答。每年都有上百个非教会学校关门，却新办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如果拿1870年来和1848年相比，人们将看到二十五年前，女孩子有一半受教会教育，一半受非教会教育，而今天几乎只有六分之一的女孩子受非教会的教育；受教士教育毒害的男孩子数字从百分之十七增长为百分之五十，男女受害的人数在可怕地继续增长。普遍的愚民计划正在毫不放松地加以贯彻。这个计划能实现吗？
不能！但它把幸福日子的来临推迟了多么久啊！多么令人懊丧的竞争和贫困啊！年复一年单调地白费过去了，一代一代都被迷信和无知这个怪物吞噬了。这个怪物站在那儿，挡住人类向乐园前进的去路，使人类看到在远处的乐园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和这样一个敌人还需要斗争多久呢？这个敌人从不饶人，而我们在把他打倒之后，总是饶了他。唉！如果革命在1830年和1848年都完全尽到责任的话，那么可悲地浪费了的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本来是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斗争本来可以结束了，各族人民在把过去抛在后面，使它迅速地埋葬在黑暗之中的同时大踏步向越来越光明的前途迈进。
革命在下一次胜利时，是否会变得更加明智呢？是否会再一次饶恕这个每次失败之后直至现在都让它再站起来的、比以前更加可怕的魔鬼呢？我们队伍中有一些叛徒，他们在魔鬼失败时，运用一些玄妙的词藻欺骗人民，包庇恶魔。他们下一次叛变的口号是：“取消教会的预算，政教分离。”实际的意思是说：天主教的胜利，革命的失败。我们自己的箴言应该是：“取消教会，驱除僧侣！”无论在敌人的祈求、威胁和阴谋诡计面前，我们都决不让步！
让步就是灭亡。胜利的共和国将不能浪费时间去进行不必要的斗争。需要守几年的战壕来加以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因此对一个可以跨过去的篱笆不能以采取正规进攻来取乐。军队、法官、基督教、政治组织，所有这些都是普通的篱笆。而愚昧无知却是一个可怕的堡垒。铲除篱笆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摧毁堡垒却需要二十年。
篱笆将妨碍我们的包围战；必须铲除这些障碍。但还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共产社会只能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因此不能期望明天就能建成。去月球上旅行将是危险较小的梦想。然而，这是迫不及待的梦想，唉！太合理啦，这个美梦在人们精神状态还没有转变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想跑到时间前面，即使整个法国都有这种意愿也做不到，这种企图结果只能失败，失败是极端反动的标志。
所有的组织都有它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共产社会不能自己产生出来，因为它是教育的结果，而教育更不能自己产生。我们不要忘记吸血鬼这个种族亦是变色龙的种族。革命的第二天，这个种族不会消失，正象平常供他们鱼肉的、天真、老实人也不会立即消失一样。
衣服很快会被翻过来①，人们将会看到象雨后春笋一般从地下涌现出大批走江湖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会把男人整编起来，还有大批共产社会的伪君子，他们会用甘言蜜语欺骗妇女。阴谋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的奖品就是管理权，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任意处理公共财富。广大无知的群众将变成他们的牺牲品和他们的军队……完全和今天一样，只是结果更加可怕：这种反革命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会象晴天霹雳似地来到，不是统治一天，而是要在人们难于解除的记忆的恐怖之下，统治漫长的岁月，这是一次可怕的倒退啊！
①这是布朗基用借喻的手法指出那些攻击过共产主义的人们将会摇身一变而为江湖共产主义者。——译者
设想一个社会只要翻一个觔斗，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新的社会就会建成，这难道一点都不是疯狂吗？不对！不论在人世间还是在自然界，事物都不会如此发展的。
共产社会和它的伙伴又是它的指路人——教育，是一步一步地、平行地向前发展，共产社会既不跑在教育前面，也不落在教育后面，永远和它并肩前进。等到教育普及，没有一个人会受另一个人欺骗，那时共产社会才算功德圆满。到了那一天，任何人都不愿忍受财富的不平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教育的平等并不能造成智力的平等，因此脑力的不平等是永远存在的，并且会形成一个智力的等级社会，上到天才，下到无用的人。
同意。不过完整的教育，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头脑也将是一副足以抵制欺骗的胄甲，无论欺骗戴着什么样的假面具。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剥削者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到一副识破了欺骗的笑容，笑容的意思是说：“骗子，去你的吧！”这种无法施展欺骗的信念会使他们去避免忧伤。其次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吸血鬼也会有时间慢慢适应和习惯新环境。在新环境中人们不要搞错，博爱就是不可杀害自己的兄弟。
人类最有用的能力，最卓越的保护能力——判断力，它能从内外来保卫我们，既能反对别人又能反对自己，这种判断力今天太稀罕了，但是，通过完整的教育，却会取得惊人的飞跃，这种飞跃会使判断力成为新社会的武器。判断力是经验和对比的结果，它将从经验和对比中得到前所未知的力量。那时狡猾就将完蛋，毫不容情的明智会揭穿阴谋诡计的最后伪装。人类不会再分成欺骗者和被欺骗者两大类了。
盲从已经到处受到猛烈攻击。这种黑暗的习惯势力还禁锢着儿童和妇女。男人都抛弃这种势力。禁锢孩子却失掉了成年人！孩子总是具有白纸般的优越性，白纸上很容易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后再要把这些印象磨灭，换上……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啊！这是不可撤销的判决！但愿执行的时间短一些！
天才将仍然是一个例外。判断力将成为共同的特性。判断力足以把目前统治世界的女王的虚伪永远推翻。虚伪的感情，虚伪的坦白，虚伪的温顺，虚伪的忠诚，虚伪的亲切，虚伪的直率，虚伪的武士身价，虚伪的道德，虚伪的好心，虚伪的善意，虚伪的朋友们，可恨的瘟神们，你们立刻就要被揭穿，受到喝倒采声的反对和嘲笑，就是宗教上最阴险的伪善，也只将成为历史上的回忆，引起惊愕和恐怖的回忆。
所有的人都将会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以致能看清每个人身上的一切优缺点，就象能够看清玻璃瓶里的东西一样。啊！必须一直往前走。否则就要受到嘲笑和大声叫骂。然而，宽宏将是思想的总基础，因为随心所欲的自由受到科学的限制将停止存在。至于罪恶，它将和它的生身父母资本与宗教同归于尽。
根据我们的看法，普及知识的结果就会是如此。应该指出，根据这个预言，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产物，而且也只能从普及教育产生共产主义。
然而，有人责备共产主义是牺牲个人，否定自由的。当然，假如共产主义是在未足月的时候用钳子挟出来的，那么这个可怕的早产儿会吓得人赶快逃跑的。但如果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产物，谁敢谴责这样一个母亲的婴儿呢？此外，支持发动这种谴责的证据何在？既然被谴责者还未出世，这种谴责就是毫无根据的诬蔑。
这种狂妄的虚构用的是谁的名义呢？是用个人主义的名义，个人主义几千年来一直扼杀着自由和个人。在我们人类中，有多少人没有做过个人主义的奴隶和牺牲者的呢？也许有万分之一。一万个牺牲者和一个刽子手！一万个奴隶和一个暴君！而他们还要用自由来为个人主义进行辩护！我懂得了！某些阴险毒辣手段埋伏在一个定义的后面。寡头政治不是自称为民主，背誓不是自称为诚实，屠杀不是自称为温和吗？
控诉共产主义的自由，我们知道，那就是奴役的自由，无情剥削的自由，豪华生活的自由。正如勒南①所说的，这些自由是以广大群众作为垫脚石的。这样的自由，人民称之为压迫和罪恶。人民不愿意再用他们的血肉来哺育这种自由。
①勒南（Renan，Ernest，1823—1892年），法国作家，著有《科学的前途》，《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历史》等书。——译者
道德家和立法者原则上都认为，每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都要以旁人的自由为限度。由它的两种特权者和贫民形成的当前的等级社会符合这个定义吗？为了一个自由，必须有多少个奴役呢？十个，二十个，六十个，一百个，二千个，三万个，十万个？有无数个价目表，也有无数个使用价目表的办法。唯有枷锁是不变的。
对旁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违背道德家对自由所下的定义——唯一合法的定义。虽然这个定义永远是一句空话。这个定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平等，因此得出自由是以平等为限度的结论。
唯有全面的协作才能体现这条至高无上的法律。旧制度却冷酷无情地践踏这一法律。共产主义是保护个人的，而个人主义却消灭个人。对共产主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个人主义却不过把人当作地里的一个小虫而已，罗跃拉①、凯撒和谢洛克②三位一体式的血腥的个人主义用万人塚埋葬了多少人。在血腥屠杀之后，个人主义却冷淡地说：“共产社会就是牺牲个人。”
①伊格纳斯·德·罗跃拉（IgnacedeLoyoln，1491—1556年），西班牙人，1540年成立耶稣会。——译者
②谢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财主，贪婪的高利贷者。——译者
共产社会将把吃人肉的筵席搞乱，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在筵席上被吃的那些人并不会感到这样的捣乱有什么不好，这是主要问题。那么，有什么借口和我们进行争论呢？问题是不是在于我们推论出共产主义势在必行呢？绝对不是，我们仅仅预言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结果。谁又能够谴责教育的迅速发展呢？假如教育发展的结果就是共产社会正常地到来，那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每个人都说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办法。但是，不能肯定每个人嘴里说的话都是真诚的。这个字的意义是随着提出问题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多少派别就有多少定义。对于教士来说，教育是天主教教义，而不是科学，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教育却是科学，而不是天主教教义。
从此，大家一致都说教育可以解决问题，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表面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生死斗争。人民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因为人民没有不可告人的思想，所以也不必打着假的旗号。他们的旗帜上永远写着：自由、教育，其意义是清楚而明确的。但是，教权主义者正相反，他们长时期咒骂这两个词，后来看到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就改变了主张，为了利用这两个词的威信，今天干脆把这两个词贴在他们的旗帜上了。这是加倍可耻的谎言。但是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能骗人就行了！
但愿保守主义预感到知识的传播会导向哪里去。保守主义和扑灭光明的人结盟就使真相大白了。没有无知就没有压迫！保守主义已经连根腐烂，但还竭力延长黑暗统治，因为它只有依靠黑暗才能生存。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却正相反：它要使从目前的黑暗中出现明朗的天来照亮它的胜利，照亮正义和常识对为非作歹和荒诞无稽的胜利。那时社会主义的使命才算完成。
人们却向社会主义要求更多的东西。过去和现在对人类做了这么多好事的资本主义学说，看到它教出来的学生倒向了另一面旗帜，感到非常痛惜。它关切地要求它年轻的对手共产主义列举详细说明未来组织，解决它可能预见的一切困难，最后要它建造一座大楼来满足它的好奇心，并且要求这座大楼从地窖到顶楼，样样齐全，连一个钉子、一个螺丝也不能缺少。
“新萨兰特①的公民将如何安排自己个人的生活、时间、旅行和休息呢？谁洗碗碟？谁扫地？谁倒尿盆，谁装满水桶？谁开采煤矿等等问题。”
①萨兰特（Salente），古意大利的城市，又名大希腊，位于萨兰提纳海角。——译者
对以上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这些事与你无关，也与我无关。”
啊！什么！这里的四千万到五千万人都样样精通，没有一个科学院士比得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武装到牙齿，既能对付暴力，也能对付诡计，所有的人都象含羞草一样敏感，象野马一样多疑。没有任何令人可憎的、并且为人憎恶的、自称为政府的东西，能在他们中间露面；没有一点权威的阴影，没有一点强制的因素，没有一点权势的气息！这四千万精明能干的人，我们当中谁也远远不如他们，难道他们为了组织起来需要我们的建议，需要我们来解决问题，需要我们的监督吗？难道没有我们，他们就不知道在那儿找到衣服和裤子？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告诉他们用嘴巴吃东西，难道他们还会把食物放到耳朵里去！真够呛。至于我，如果他们再追问我关于倒尿盆的问题，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说：“当你们不会塞住鼻子的时候，那就塞住后头吧。”
在我们的四十个不朽的人后面，如果加上六个零的话，那我们立刻就有了一百万个梯也尔，一百万个奥利维埃①，一百万个杜邦路②，等等；如果把荒芜的法国交给他们支配的话，难道你认为四千万人都会把时间花在散文和韵文演说上吗？不会这样傻的！首先，需要吃饭，他们决不会等待一小时之后再动手吃的。
①爱米尔·奥利维埃（EmileOllivier，1825—1913年）：政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帝国初期，他是反对派，属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他向波拿巴主义者靠拢，1870年1月2日他担任新内阁的首相。同年夏天，他向普鲁士宣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心情是轻松的”。战争的困难，奥利维埃内阁显得完全无能应付，在遭到一系列失败后，同年8月9日被推翻了。帝国垮台之后，奥利维埃逃到意大利。他用他的余生来为他的背叛、和他的政策辩白。
②费利克斯—昂土瓦勒·杜邦洛（Félix－AntoineDupanloup，1802—1878年）：奥尔良的主教，极端反动分子。1850年他参加了法卢（Falloux）法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法案把教育大权交给僧侣。1871年，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第一次选举的目的自然是劳动分工。由四十个人几乎事先组成的等级制度这个事实，会得到热情的拥护吗？啊！不会！四十个人增加为四千万人之后，不再是天上的星宿了！我相信比如说，梅里美③这一流人物不会固执地坚持要洗刷尿盆的特权吧，即使这是些在意大利发现的希腊瓶。这样多的自信者会写颂扬诗这种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个诗容许涉及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诗云：
这个老得没牙的反动派，从相当糟的作家
光荣地一跃而成了出色的倒尿盆的人。
③梅里美（Mérimée，1803—1870年）生于巴黎，法国作家，著有《查理九世的编年史》、《卡门》、《哥仑巴》等历史小说。——译者
当人们讨论共产主义时，因为反对者的恐惧使他本能地谈起这件该死的用具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谁将倒尿盆呢”？这永远是第一个呼声。实质上，他所要说的是：“谁将倒我的尿盆呢？”但是他因使用物主代词非常谨慎，却慷慨地把他的惊慌传给后世。
今天的利己主义是肮脏的东西！这是无耻和伪善的混合物！是过去的问题吗？只是一些枯叶！人们把它们当作垫马厩的干草。历史是人们保持着最大的冷静，用粗线条描绘出来的；是用堆积成山的尸体和废墟描绘出来的。任何屠杀都不能使这些无动于衷的人眨眼。屠杀人民，这是人类的进步。野蛮人的侵略，那是把年轻的新鲜血液输进罗马帝国古老的血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狂暴地侵入拉丁世界，只是为了澄清它腐败了的空气。神圣的风暴！至于风暴所经之处遭受灾难的人民和城市……这是必然的……这是进步发展的必然过程。产生了今天的，也就是说，产生了“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了如此美好的成果，预先付出任何代价都不算太大。
可是问题果真在于未来的后代吗？多大的变化啊！狂热代替了冷酷。人们如此对未出世婴儿狂热地宠爱，甚至要立即把他们锁起来，以免他们遭到意外。他们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个手势都事先算好，保持平衡，怕他们跌倒。对于这些可怜的小机器人，一切都得象五线谱一样事先规定好，请永勿改变。永远的宗教、永远的王朝、永远的法律，尤其是作为巨大担心和感情付出合法代价的，永远的债务。
喂！善良的人们呵，当你们与你们祖先团叙的时候，人们会重视你们，但不如你们对祖先那么重视。在避免了你们物质躯壳的传染病毒之后，你们工厂制造的弹簧娃娃就会崩断全部弹簧，并对你们的精神躯壳致悼词：
“在人类历史上，你们是霍乱和鼠疫的时代。你们祖先的野蛮和愚蠢是无知造成的错误，是盲目信仰的结果。万恶的利己主义使你们有意识地、明知故犯地做了坏事，因为，你们这些卑鄙的怀疑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其他一切，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愿意牺牲你们最远房侄子的利益。”
“谁委托你们用我们的名义作出规定，代替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呢？我们是否曾同意你们对我们的劳动开出支票呢？伪君子！你们借口保证我们的福利，却提前侵吞了我们血汗的果实，你们尽力伤害我们的耳目，不让我们看和听。为什么你们不只管你们自己的事，而让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呢？你们每年都有捐税，作为你们的收入和支出。你们应该保持在这个限度之内，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收益者。开支和收益要平衡。我们是在不负债的情况下接受遗产的，谁借的债应该由谁来还。”
“有人说，你们借债的目的是进行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工作，因此，子孙后代应该象分享利益一样分担债务。你们为了后代而工作，后代就应该归还债务。——为了后代？伪君子！哪个事业是为了未来的利益而设想的呢？不！现在只想到现在。现在不顾将来，正如不顾过去一样。现在利用过去剥削遗留下来的东西，又想提前利用剥削未来。它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或者，如果它不这样说，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也会这样行动的。你们会节省自然累积起来的财富吗？自然财富决不是用之不尽的，又不会重新生长的。你们以未被认识的矿层这个未来的矿藏为借口可恶地糟塌了大量的煤矿。你们在消灭鲸鱼，这也是巨大的资源，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它行将消失了。现在你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成为了任性，就随意进行掠夺和破坏。”
因此，我们还是管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属于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一个下布勒达尼人不能在法兰西学院讲学。如果韦约①先生坚持相反意见（因为这是可能的），对这种个人的意图我们就要说：“不要班门弄斧！”这个下布勒达尼人或班门弄斧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岂不可笑吗？这些自以为问心无愧，能为未来的法典起草一条一条法律的莱峈克斯②之流，他们的狂妄自大，岂不该令人钦佩吗？他们似乎害怕这些可怜的未来的子孙不会走路；他们赶忙为这个做一顶防摔帽，给那个做一件防摔衣，给第三个造一座能滚动的阴森的房子，好教他们学会自由走路。
①韦约（Veuillot，1813—1883年）法国天主教作家，《寰球报》的发行人。他写过两本书：《巴黎的香水》、《罗马的香味》。他是激进山岳派的积极拥护者。——译者
②莱峈克斯（Lycurgus）：生于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古希腊）的立法者。传说他制订了改革斯巴达制度的法律。——译者
的确，这些子孙后代将对他们祖先的恩赐感恩不尽，对他们善良祖先的热情激动涕零，他们用石头建造了一些社会大厦，为了监禁他们的后代。老的监狱仍然巍然屹立，阴森可怕，墙上有两、三个裂缝，已有几个犯人从这里逃跑。当新的揭发者看到不幸的逃亡者在阳光下快乐地玩耍时，他们就象母鸡看见小鸭走下水一样大惊小怪：
“喂！我的孩子们！你们多么不小心啊！你们在外面会受凉的。赶快回到我为你们修建的宫殿来。人们过去从未见过，将来也不会见到这样好的宫殿呵。”
他们已经是三个或四个摩西，他们保证用石灰和水泥建造一座永恒的大厦，地狱的大门肯定不会比这些以原则做交易的新乐园好的。一个信徒可以自由地穿过迷雾，去寻找从未来的大厦上逃出来的人。这是旅行的正当目的，也是对眼睛很好的锻炼。但是，这样旅行要给我们带来一幅完整的、详细的大厦蓝图，有平面、侧面、高度、详图和正确的部位……不行，我的朋友，把你的蓝图装进你的口袋吧！
如果这些热爱坐牢的人不积极反对古老监狱的破坏者，这种怪癖也不算有罪，因为破坏者拒绝修建新的监狱而使群众流离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来，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否认这个明证是很困难的。研究过去和现在，都会证明一切进步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决。一切都得走向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只能取决于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意愿。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正常的发展，和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卡贝在《伊加利亚游记》中和建立诺沃①的尝试中，恰恰错误地把对未来的合理理想和贩卖次货的空想家毫无根据的幻想混为一谈了。他当然比他的对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
①诺沃（Nauvoo）是1849年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者殖民地”。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向革命宣了战，他们谴责革命是不可救药的否定论。三十年来，他们的说教已向世界宣布毁灭性的时代已告结束，而他们各派救世主的有机时代来临了。这三个派别竞卖膏药，只在咒骂革命者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抨击革命者是不睁眼看新光明，拒绝倾听生活良言的顽固罪人。
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竞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因为共产主义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旧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谁不知道圣西门主义者今天成了什么了：成了帝国的支柱。人们当然不能谴责他们脱党。他们的学说胜利了：资本至上，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他们依靠这些统治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是说起来，这些善良的人还曾被当作是危险的革新者呢！
傅立叶主义者十八年来骑在共和党人头上，对路易·菲力蒲阿谀逢迎，他们在共和国胜利时投靠了共和国，他们本以为会得到权势，结果却受到了排斥。他们出乎意外，大为震惊。滑稽的乌托邦在大风暴中消失了。但他们的残余渣滓还混杂在民主人士的队伍里。他们不再有别的希望了。
实证主义这一世纪的第三个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开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讽刺画上的等级制度告终。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统派分子们在这位预言家逝世的房间里庄严地做着孔德①学派的弥撒。新教徒却用他们一生去否认他们所宣传的教义，或者在宣传他们所否定的教义，随你怎么说都一样。这两派都是同样以害怕打击，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败者接触而引人注目。
①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年）：哲学家、社会学者。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基本论点是意识决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学分类中，社会学既然是一门最复杂的科学，所以占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因为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调和”阶级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专心研究过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于歌颂沙皇尼古拉，践踏革命者。他为了博得反动派的欢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级制度。但反动派和沙皇都不屑转过头来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论者也曾哄动一时，有点虚幻的影响，因为害怕无神论的人曾经隐蔽在这模棱两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险一过，这点存在的幻虚就烟消云散了，实证主义者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尾巴，就是转移到保守主义的阵营中去。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为了保持政治为它服务，共产主义应该爱惜政治。即使在胜利的前夕或胜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产主义突然强加于人。这就等于要去太阳上一样，还没有飞得多高，就会摔在地上，四肢摔断，得在医院里住上好久。
不要忘记这条公理：教育和共产社会是并肩前进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声地叫喊只要有连体双生子中的一个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缺少了另一个，都是不可能来的。
的确，这些一致呼吁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义。但我们已经看到，定义有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我们不要受骗。圈套都在那里。政府和保守主义只要教士们办的教育，而这就意味着黑暗。他们疯狂地追求这一结果。凯撒、谢洛克和罗跃拉手挽着手去战胜黑暗。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但他们也阻止我们达到目的。
我们和他们这两种敌对力量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前进，谁也不愿后退，都在原地不动。对于我们来说，保持这种局面就是胜利。听命于黑暗势力的有五万个教士，五万个修道士和将近四万个小学教师。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于教会。大学完全叛变了。
我们甚至不能指望报纸。反对党报纸走不出城市。农村只有反动落后的报纸，这些报纸用书面的宣传来支持本堂神父、反动分子和大地主的口头宣传，整个都是反对我们的。没有支持我们的。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进步在社会情绪中的传播，人与人通过铁路的往来、公众的良智，尤其是我们敌人的表演，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辩护。愤怒也许在不断高涨，但这是一种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愤怒往往变成明天的恐惧。除了教育之外，没有别的牢固的基础，而敌对的力量要使教育瘫痪。我们却在观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总会出现非常事件。这并不是说革命会造成突然的转变。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样。唯有希望和恐惧对换了位置。枷锁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
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象1848年那样，把换班的新马套在原来的马车上静悄悄地沿着原来的道路前进吗？我们知道这条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识终于占了上风，那么在这里就看得到肩并肩地开辟出来的两条平行的道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条道路相应地一步步走向共产社会。
在这两条道路上，开始时采取的是同样的措施：消灭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是黑暗的军队；旁边是资本的阴谋诡计。要把黑暗的军队赶出国境，这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然而，资本却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知道它的不变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隐藏起来。然后，资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这就是1848年的历史。人们呻吟、哭泣、诅咒，然后被彻底打败，悔恨也来不及，重新带上了枷锁。我们不要再让上述历史重演了。
要防止货币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动产，甚至于不动产都是既不能隐藏，又不能逃走的。这就够了。先办最紧急的事。
紧急规定
经济方面
1．命令工商企业主暂时维持企业现状，保持原有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工资，违抗命令的人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国家将和企业主进行商谈，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驱逐的老板由政府管理机构代管其企业。
2．召开主管方面的大会来解决海关的问题，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的问题，信贷和贸易的问题。
3．大会负责奠定工人协会基础。
给老板下命令，可以防止资本家突然而来的意外反抗。在初期，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劳动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沟里，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会措施。
政治方面
取消军队和法官——中级和高级官员立即撤职。暂时留用全部雇员。——驱逐一切黑暗的军队，男的和女的。——一切教会的、公共的、男女宗教团体的、以及用其他名义管理的动产和不动产一律并入国家财产。——对共和国敌人在1848年2月24日以后所干的严重危害国家的罪行进行重新审判。——自即日起废除出卖和抵押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财产。
改组公务人员。——不要刑法也不要司法官。仲裁人处理民事案件，陪审员处理刑事案件。按照过错的程度由陪审团根据良心定罪，没有硬性规定。——只有各种刑罚的性质是事先规定的。
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在共和国的工人和人民中实行全民皆兵。
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
财政方面
公债清册全部作废。——成立委员会制定储蓄银行的规章制度。
用直接税、累进税、遗产税和所得税代替一切直接、间接的捐税。
国民教育
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机关。
政府
巴黎专政
1848年急忙号召普选是蓄意叛变。人们知道从共和历雾月18日以来，由于报纸言论被控制，外省已变成了僧侣、官僚和贵族们的牺牲品。要求这些被奴役的居民进行选举，就是要求他们的主人进行选举。所以善意的共和人士曾要求延期选举，直到通过自由论战，人民完全觉悟时再举行。反动派惊慌万状，因为他们肯定立刻选举他们可以获胜，同样地他们也肯定一年之后选举，他们就会遭到失败。临时政府蓄意把它难以容忍的共和国出卖给反动派。
革命的第二天就举行选举，只能有两个同样犯罪的目的：用强制手段来夺取选票；或者恢复君主政体。你们将会说，这是少数派和暴力论者的自白。不！使用恐怖和压制言论而取得的多数，并不是公民的多数，而是一群奴隶。七十年来只听取单方面意见的法庭，是最盲目的法庭。法庭应该亲自去听听七十年来另一方的意见。既然他们双方不能同时进行申辩，就让他们先后申辩。
反动派中的伪善分子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就对下面这句有关陈腐道德观的老话大事渲染：“各个派别在胜利中仅仅寻求复仇而不寻求自由，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句老调是不确切的。
1848年，共和人士忘记了五十年来所受的迫害，给了他们的敌人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那是庄严而有决定性的时刻。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胜利的人民虽然遭受了长期的残酷迫害，仍然采取主动，作出了榜样。
回答是什么呢？灭绝。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劳动者敢于自由说话的日子，也就是资本家住嘴的时候。
在48年巴黎专政的一年，本来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少走二十五年的弯路，这二十五年现在快结束了。如果这次需要巴黎专政十年，那也毫不犹豫。归根结底，巴黎政府是全国选举的国家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巴黎决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范围内的一个都市，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代表。
这样一个代表要懂得把谨慎和力量结合起来，这对于革命的成败有重要的关系。对私有制原则的攻击是无用而危险的。共产主义绝不能靠强迫命令来实现，它应该等待国家自决的来临，而自决只能在知识普及之后才能产生。
愚昧无知是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失的。它是我们所有敌人中最顽强的一个。也许经过二十年光明的日子还不能来临。觉悟了的工人通过他们亲身经验，已经知道妨碍协作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因素是愚昧无知。广大群众不懂得又互不信任。唉！这种不信任太合情理啦。但吸血鬼的种族一直在那里，准备好在新的假面具下重新开始剥削。无知的人，由于模糊的本能使他感觉到这种危险，宁愿做个领工资的普通工人。他们熟知工资的利弊。但复杂的情况唬住了他们。再没有比看不清生死攸关的事情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
然而，当政权将为传播知识而工作时，协作明显的优越性会很快呈现在全体工业无产者的眼前，工人们会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
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更加严重。首先，农村茅屋里的农民比城市工厂里的工人更加无知，更加多疑。其次，吸引农民走向协作十分强大的、必要的动力和利益还不存在。农民的劳动工具是坚固而固定的。工业是人为地用资本创造出来的，它好比一只受到惊涛骇浪颠簸、每时每刻都有沉没危险的船。农业拥有脚下的广阔的土地，永远不会沉没。
农民熟悉他们的土地，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闭关自守，在那里设防、他们唯一害怕的是土地被人侵占。对他们来说，沉没的危险就是把他们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合并到他不知道的、无边无际的土地海洋中去。因此，“分配”土地和“共有”两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好象是警报。1848年这些话大大地加深了共和国的灾难，自从三个王国结成新的联盟以来，这些话又被用来反对共和国了。
这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一词从政治词典中删去的理由。远远不是如此，而是必须使农民习惯于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威胁。只要证明共产社会是整个国家的全民协作就够了，而全民协作是部分协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协作又是随着联合组织的不断扩大而成的。在法国领土上已经有了政治协作。为什么经济协作不能随着思想的进步而成为政治协作的自然补充呢？
但是，必须明确宣布不能强迫任何人把田地加入某一个协作组织，而且如果参加协作，必须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共和国敌人的财产，将根据司法委员会的命令作为罚款予以没收，这丝毫不牵涉到所有权的原则问题。
必须同时宣布这些命令将尊重中、小业主，因为他们的反抗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也不值得予以打击报复。需要立即坚决彻底把贵族和僧侣从我们土地上驱逐出去。走，滚出国境去！
共产主义要多久才能在法国建立起来呢？这是个难题。根据人们目前的思想情况来判断，共产主义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但没有什么比形势更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如此变化不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是愚昧无知，再三重复这点也不算多。在这一点上，巴黎还有幻想。这很简单。人们在光明的中心看不见黑暗的地区。报纸和旅客谈到外省的情况，并没有加以描绘。要想了解黑暗势力，必须深入到黑暗中去。如此浓厚的黑暗势力笼罩着法国，以致似乎不可能冲破。只有一个地方有阳光，某些其他地方刚刚是黎明，或者是有点微微的曙光，其余到处都是黑夜。
因此，对我们来说，要清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现实和愿望之间有着如此大的距离，以致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有一个假说给我们一把解决难题的钥匙。假如每个公民都受过中学教育，通过什么方式能建立绝对平等呢？绝对平等就是协调所有人的迫切要求的唯一手段。毫无疑问，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绝对平等。共产主义是一个文化极高和完全平等的社会可能采取的唯一组织形式。
但愿渴望平等是教育的第一个结果，最不可抗拒的结果，为了相信这点，只要用眼睛看看周围，看看自己就行了。在有知识的人之中，如果不是慑于暴力的压制，谁愿意忍受任何欺压呢？压制已养成了人民逆来顺受的习惯。人们甚至不敢想象平等，即使是想，也只是耸耸肩膀，作一个无可奈何的雄辩姿态。
可是这个暴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愚昧无知，由于偶然的机会，听从首先来者的指挥，应征参军、胆战心惊、俯首帖耳、既是暴力的工具同时又是它的牺牲品的愚昧无知。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没有士兵！这样就消灭了一切统治的力量。那时谁还能够任意支配他的邻人，或者依靠损害他人来生活呢？平等将是第一条法律。博爱和自由，是它天然的、永不可少的伴侣。共产主义肯定是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必然形式，因为根据一般常识来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当前社会形式的原因，共产主义只能和普及教育并存，而我们目前还不能实现普及教育。过早地企图把共产主义种植到不适应的地方只会带来灾难。1848年大多数工人不能接受工资平等，因为工资平等和他们受过的有限教育的确是不相容的。
协作是共产主义的未来母亲，她还只是处在怀孕的初期。协作组织把它的参加者保持在交换制度之下，因此仍然是个人主义性质的制度。任何人都不会同意使这个组织更狭窄的。进行如此深刻变革的条件一点都未成熟。直到今天，共产社会给人们看到的只是协作的、讨厌的表现形式，修道院似的形式。可是共产社会未来的表现形式却是自由。一条路道不论天冷天热，都是干燥而坚硬的。但在冷热之间，有一个熔解的过程。
在巴黎，人们胆敢在群众集会上用谩骂政变的字眼攻击“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人们胆敢说学者社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人们宁可要一个愚人社会。当一个国家因愚昧无知而被奴役时，却埋怨说有教养的学者太多了，这难道不是人民敌人的语言吗？他们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因此用恭维词藻来掩盖他们的策略。他们用阿谀奉承来骗人，向无产阶级宣传双手的灵巧和脑子的智力具有同等价值。忠实于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劳动人民完全了解这种称赞所包含的毒素。他们深知体力和技巧并不等于智慧，一个工业品的制造者可能同时是一个盲目的受骗者。
在原材料的手工操作方面，多少动物如果不比人强，至少也是人的对手啊！有些鸟窝简直是些无法模仿的杰作。哪有比蜜蜂和蜘蛛更高超的工人呢？蜜蜂能按我们永远不能超过的几何的精密度把许许多多六角筒并列起来。蜘蛛无视数学家的科学和纺织工的手艺会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织丝，在各种不同的角落里结网。但它们只是两种普通的昆虫啊！
不！之所以成为人，并不是手工的巧妙而仅仅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有活力。攻击思想的乳母就是对有思想的人的凌辱，对社会的犯罪。
胃不吃东西会难受，脑子却相反容易习惯饥饿。脑子越饥饿，越没有吃东西的需要。脑子过分饥饿不会引起贪欲，反会引起对食物的厌倦。脑子并不感到饥饿的坏处，甚至还会感到满意，它自愿陶醉在有气无力的昏迷之中。如果胃不吃东西会造成身体的死亡，那么脑子没有知识就会造成精神的死亡。只有一些野蛮的人才能满足于纯粹牲畜般的生活。因此，暴政也知道，只有通过使人的智力萎缩才能从精神上消灭一个民族，并且可以说是把他们排出于人类之外。一个民族能够宽恕压迫者的奴役、监禁、苦刑、贫困、饥饿、一切暴力、一切灾难、一切痛苦，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原谅对他们思想的凌辱和对他们智慧的窒息。对这样一种罪行，不能有半点饶恕！
因此，不要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那些幻想的纲领、词句和形式的争论！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识！知识！这是普遍的呼声。敌人是不要教育的。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我们退回到任他们践踏的中世纪去。谁不记得1850年蒙塔郎贝尔①在立法讲坛上讲过这句名言：“对峙着的有两支大军：一支善的大军；一支恶的大军。善的大军是四万个牧师；恶的大军是四万个教师。”
①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积极维护者。
好啊！这两支大军今天合而为一了。蒙塔郎贝尔的号召得到了响应。人们打开政变后的《总汇通报》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贝尔的纲领在严格地执行：耶稣会学校到处代替了公立中学；教师象野兽一样受到迫害；沦落者受到诅咒，也可以说是对穷人教育的诅咒；小学教育降低到宗教教义教育；在中学里，取消了哲学课，将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确切地说，扼杀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给了教会；到处都对知识展开殊死的斗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种子，高声号召教士和黑暗势力去挽救资本万能所面临的危机。
②第二帝国时期的官方报纸。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眼见着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放出笼来围攻人性，谁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怎么能不意识到他们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呢！啊！如果他们把法国带往很远的地方，带往天涯海角，他们会如何大喜若狂地消灭宣扬人性的全部不朽杰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术的名词呢！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话，土地总还在那里；而且因为在文明的世界里，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胜利者将由于他们自己的胜利迅速走向死亡。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不能不停止前进，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大脑的作用。但他们已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而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呢。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的刺刀——金钱——教会三位一体，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来维持。普选成了这三位一体的可怜的奴隶，这个奴隶被宪兵和教士抓着衣领在资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脚踢的情况下，前去投票。
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一个无知的人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人们可以用缰绳和马刺象驾御马一样驾御他。主人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他们劳动，要他们屈服。如果你们愿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梦想，就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和作品，政变之后，当他们把人民踩在脚下时，他们就揭掉了假面具，以为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他们立即封闭了培养大批真正教师的师范学校，还必须看一看这一时期对“培养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学校”的疯狂诬蔑。官方演说、报纸、传道说教，都在竞相宣传平民的子弟只应该学一点宗教教义和一门手艺，其他一切教育都永远是叛乱的根源，公共的灾祸。到处都展开了咒骂教育的活动，因为教育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走上社会；到处都掀起了一场诅咒“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风暴，咒骂他们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敌人，暴动的制造者。
当人们今天在人民议会的内部再次看到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攻击和义务教育的论战时，不难推测出在社会主义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阴谋诡计。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职业学校”的计划，人们就会很容易重新发现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观念，要把劳动人民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并通过这条道路恢复等级制度。
一个进行精神生产的工人往往比一个进行物资生产的工人要穷苦得多。如果“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不是一些知识贱民，又能是什么人呢？人们之所以咒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一旦有了金钱，就不再是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而是一跃而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划分人的等级的，不是德才，而是财产，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大量的学者一生进行劳动而不受重视，结果生活贫困，死于贫困。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计谋，然而只有计谋才能使人致富。计谋这个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们这个残酷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给某些人这一器官，这真是他们的不幸啊！他们只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剥削科学的鱼肉对象了。
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在贫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们是资本所害怕和恐惧的。资本并没有弄错它所仇恨的对象。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是进步的无形武器，他们今天是暗中鼓动群众的秘密酵母，并且不使他们在衰颓中消沉下去。明天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1869—1870年）
（三）圣埃蒂安事件。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斗争①
①《社会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们下面发表最具有特点的几篇。
1848年组织起来的名为“人民社”的纺织工人协会，稍微减轻了这个城市无产阶级所受的沉重压迫。厂主们因受到这种新力量的压制而暴跳如雷，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毁灭。他们认为外国的订货因货价上涨而减少并转移到巴塞尔和英国去了。厂主们过去习惯于制订法律，今天却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情况。资本只能发布命令而不能服从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统治时，他们便叫喊受压迫了。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资本不允许和劳动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只承认两者之间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非常可能的是，在圣埃蒂安，使资本家正在高声地叫喊的所谓奴隶制，仅仅是资本家专制统治的缩小，是对至今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样的武器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进行斗争，因而不再处在蚯蚓的地位。他们能够制止工资下降，限止资本家的剥削，同资本家进行谈判，而不是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他们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从而减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个工厂主不再是劳动力价格的最高决定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造反，这场造反剥夺了他的利润的主要来源，那就是任意削减工资，因此，减价出售商品，以吸引订货和保证销路。
所有这些斗争都孕育着内战。资本家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资本家比专制帝王更难对付，更不屈服，他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作出让步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心意来承认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议会再一次试图箝制法国，并疯狂地为这个冷酷无情的主子资本家服务。反革命的议会又重新制造了一条束缚劳工的锁链，用维持刑罚对付劳工联盟。圣埃蒂安工人取得的优势激起了保王党内心不可抑制的愤怒。广大的纺织工人协会的团结一致和意志坚定迫使保王党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谨慎小心可以从《辩论日报》的外交辞令中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是实力的驯服工具。
这些高傲的贵族向奴隶妥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激起了他们心灵深处万分的愤怒。在这些幕后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言论里都闻得出血腥味。圣埃蒂安这个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哭丧的日子还没有到头呢。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它始终保持着平静，没有受到丝毫的扰乱。人们把共和党的报纸封闭了，使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之下生活着，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调在城里驻防。
①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奥地利的将军。1848年革命时期，他指挥了反对皮埃蒙特、伦巴迪亚、威尼斯的战争。他的军队以惨无人道而臭名远扬。
②尤利乌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奥地利的元帅。他以野蛮镇压1848年意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杀了匈牙利革命，残暴地迫害起义者。他被称为“布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工人到处举行反对他的示威游行。
资本不限于进行威胁。这一丁点，是不能使它满足的。它还要制服在它统治下的人们的胆大妄为，消灭胆敢限制他们行使权力的协会组织。因此有人要求把省会从蒙布里松③迁移到圣埃蒂安去，为了更有效地监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当地的帕夏格腊蒙（Grammont）将军叫嚣说：“社会主义取得了可怕的进展！”这些人正在酝酿阴谋。
③事实上，不久以后卢瓦尔省省会迁到圣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财富的来源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暴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
（1850年）
（五）平分主义者
在第戎反动派的《秩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章：
“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分配土地的时候，答应使穷苦大众得到幸福，这完全是欺骗。我们眼前就有这种实施情况。从前的公社财产在绝大多数地区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权、通行权的穷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人由于贫困或缺乏远见，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变卖了，把地价也花光了，结果比过去更加穷困，因为他们不再有权放牧了。这就是穷苦大众从平分财产的理论中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给平等主义者考虑。”
这家内容贫乏的报纸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平分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恰恰完全相反。他们主张普遍协作，把普遍协作看成是拯救当前弊病的唯一良药，也只有协作才可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平分土地并不是一剂救药，而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们看来，分配公共财产似乎是一个会给穷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救急办法，这个办法使他们贫苦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因为他们旧有的公共财产必然会丧失，所有权必然会被剥夺。社会主义者早已预言过这种不幸的事实，而这家无知的报纸却反把这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有趣的是这家报纸不自觉地在为他们敌手的论点辩护，变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权的立场。这是多么严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对个人所有制啦！它的笔怎么没有吓得掉下地？当它在写“由于公共所有制转变成个体所有制，劳动大众比过去更加穷困了”这句话的时候：
由于把一份公有财产改变为私有财产，穷人就变得更穷了。
这是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因为逻辑推理是无情的。从公有财产制借来的论据同样可以应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场灾难；它不可能一会儿是一件好事，一会儿又是一场灾难。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对分配公共财产来说是如此，对分配其他公共土地来说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财产而言，可以说是变成了当前所有制的试金石。其结果不是谴责这个制度就是为这个制度辩护。如果结果很好，这种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结果很坏，这个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维护者自己会作出判断的。分配公共财产造成了可悲的后果也加深了贫困。因此，一般说来，土地私有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穷和豪富。贫困和富裕，这就是私有制的双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资产阶级报纸
无能为力、信用扫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选举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永远不要相信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在每张日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可能是采用暴力的公开敌人或是使用阴谋诡计的隐蔽敌人。
罗思柴尔德有十八亿财产，每天可以把十几个报馆经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进监狱或者送交检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贫困可以提供成千上万个饥饿者听他挑选，唉！这些人能在监狱里找到一片面包也许会感到太幸运了。
（1869年）
因为富人现在能够不经过特许就可以发行报纸，《卢瓦尔灯塔》周刊就肯定说政府“恢复了”出版自由。
但是穷人的出版自由却受到了保证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税只会加强资本家的垄断，使资本家有可能用较低价格的报纸挤垮穷人的报纸。因为穷人只能在外省发行报纸；每张报纸寄到巴黎要外加四个生丁邮费。
（1869年3月）
《费加罗报》猛烈地攻击第一国际，并且拒绝刊登反驳这些谎言的文章。这就是资本垄断的报纸。过高的保证金、印花税、邮资，保证有钱人可以诬蔑、诽谤、逍遥法外。穷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哑口无言地忍受攻击。
（1870年6月）
（七）圣西门主义者。文化人信贷
安凡丹①向圣西门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文化人信贷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组织起来，听命于、服务于金融封建统治。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发给股票，根据他们的才能评定他们可抵押的钱数，可以预支和借贷。用这种方法，人们将消灭文化人的失业，使他们的思想转到资本的旗帜之下，使魔鬼变成天使。智慧将成为金融界的助手和仆从，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敌人。
①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圣西门主义堕落为一个宗教学派。
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拒绝进行试验。他们自己猜测到会有一些人反对，这样就不可能达到目的。那些人后来都成了反对者，而没有任何参加者。
（1863年3月）
（八）资本向革命宣战
1866年4月1日《两个世界杂志》刊登埃·福尔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评论：
……1851年以后，法国的工业和财政活动可以代替它过去的政治活动。许多旧有的铁路公司需要恢复，铁路网需要继续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业，需要发展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国的动乱时期，由于厉行节约，资本积累已经大大增加了。
这是多么明确的招供！共和国时期，资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国陷于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境地。资本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了积累。资本象平时一样向劳动征收了什一税，霸占了人民的血汗果实，并且把它抽出去不让它流通。这一部分剩余，这一部分预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动，除非能够换得新的利润。资本家宁愿把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而不愿把它投入生产，尽管这样会减少他们自己的收益，他们宁愿饿死劳动人民，迫使他们投降。你们进行革命，而资本却在敌人手中，资本的呼声是：你们不做奴隶，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杀害婴儿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资本
杀害婴儿有两个原因：资本造成了一些穷人，使穷人的女儿找不到丈夫；教会无情地摧残没有结婚的母亲。
有钱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间进行挑选。穷人的女儿无人问津。每个女子都有一颗心。但是，对于有钱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光荣；对于穷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耻辱。这种情况是现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资本联合起来消灭没有结婚就作母亲的女子。资本夺走她的面包；上帝夺走她的荣誉。婴儿就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得发狂。这样的被害者有几百万啊！
这两个杀人犯怎么样了呢？他们在那儿呢？一个在王宫的宝座上，另一个则在教堂的祭坛上。正直的人们对这些恶魔会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讲稿
公民们：
我要发言，痛苦的怀疑纠缠着我的思想，使我无法沉默。在谈到有关人民大众的事业时，忠诚老实是最应尽的义务之一，口是心非这个恶习，现时成了真正的罪恶。因为，纯朴忠实的人民不能防备阴谋诡计，他们的好心善意使他们容易受人欺骗。因此，我要在这里清楚而坦率地谈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说，此外，我的强烈攻击只会对阴谋诡计不利，只会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
……合作是一个奇怪的新事物，是一个混血儿，它一半是蒲鲁东①，一半是马尔萨斯②，或者不如说骨和肉是马尔萨斯的，只有一些头发是蒲鲁东的。人们到处得意洋洋地贩卖这个偶像，泪盈眼框，高声欢呼：“好消息！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它的罪恶杀死了它。人民对它喊道：不中用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人民否定了他们1848年的过火行为，甚至后悔1848年把‘协作’一词扔进了垃圾堆来惩罚他们过去的罪行。他们用‘合作’这个朴实的词来代替‘协作’这个罪恶的词，‘合作’这个词排除一切羁绊的思想，只容许一点束缚的概念，因此更符合于他们谦虚的愿望。这是多么高尚而优秀的下层阶级啊！”
①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而闻名，在这本书里，他宣布“财产就是盗窃”。在他主要的经济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思想的特点。为了驳斥蒲鲁东这本书，马克思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动思想。
他为实现不经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改革”而斗争。1848年革命时期，他抱着怀疑态度。一般说来，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构成了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的特色。
②马尔萨斯（Malthus，1766—1836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圣公会牧师，劳动人民的公开敌人。他认为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不堪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反科学的反动理论，人口倾向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数学级数增长。
布朗基在谈到马尔萨斯时，指的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错了，先生们！人民什么都没否定，什么都没抛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扔进阴沟里去。只不过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排斥而已，但决不是受到人们的排斥。这种排斥并不能作为一个论据，自由主义藐视地践踏一个政治犯的尸体，只不过表示了它乐于通过一个对手来摆脱一个敌人而已。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过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着瞧吧！这些尸体有时还会复活的。当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会主义进了坟墓。人们不许它再从坟墓里爬起来。此外，看守它的敌人也并没有睡觉。十六年来，他们如同坟墓一样保持沉默，并没有把一根头发来做合作的装饰品。所有的阵地都留给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自从人们看到他们所谓蒲鲁东的信徒怎样理解和运用他的社会主义以来，这种主义显得更不可怕了。可怜的蒲鲁东啊！难道他曾想到过，一个包扎在他的理论的襁褓之中的婴孩，他名义上的亲生儿，会受到马尔萨斯之流的政治经济学的洗礼、宠爱、抚摸、教育和夸奖吗？
然而必须互相谅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着两个互相交锋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①，它建立在义务协作的温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另一个是无名氏社会主义，它建立在普遍发展的协作基础之上。当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胜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后来，它们两个都同样遭到了失败。这是一对仇敌般的兄弟。但这两个兄弟，在他们激烈的斗争中仍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这就允许他们同姓共名。他们两个都向资本主义的暴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都宣布任何形式的利润，无论是租金、房租、地租、超过票面的金额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①有意思的是，布朗基还不理解蒲鲁东的理论和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相隔的鸿沟。
他们只承认劳动的权力，不承认资本有任何权力。这个理论不仅是科学的真理，而且还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实上，劳动的是人，资本只是物质。只有人能活动，资本是不能活动的。资本只是劳动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产品都不能分一份给资本。
这里不是批驳主张资本应得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诡辩的地方。这个插曲会超出我的演说范围。我们只要记住两个斗争着的社会主义、互助主义和协作，尽管它们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决定性的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利润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一切。但是人们要问，这一点对地主、金融家、工业家和商业家是否都不算什么呢？我并不是不承认这两个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组织的困难，而正是谈到这种组织，它们的对立才爆发出来，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这一公式：资本的利润是不合法的。
因此，如果象合作组织的创始人所夸耀的那样，象他们的报纸每天所殷勤地反复宣传的那样，合作组织是蒲鲁东社会主义精心培养的女儿，那它至少应以使蒲鲁东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唯一理论根据作为它所应该采取的依据。远远不是如此，合作组织的上帝是百分之几的利润，它的主人是资本。合作组织和一切可能的商业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资公司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看看他们的章程、报告和所有的宣言，用的都是一些金融方面的行话，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对放任自由和不干涉政策公开道歉，这是无情地把千百万牺牲者推到吃人的竞争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完全胜利……，人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供求关系的胜利，因为在合作组织中有一些助理人员。“助理人员”是一个掩饰“领工资者”的好听名词。谁能说这些多头老板不比那些寡头老板更残酷呢？在这情况之下，马尔萨斯主义者对合作组织这个娃娃的钟爱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这个娃娃的代父们对无产者说：“不要去关心政府。你们用不着政府的任何帮助。不要向政府请求几百万法郎的施舍。你们没有接受施舍的权利，而且，政府的施舍对于你们也是害处多于益处。从你穷苦的钱袋里一个钱一个钱地节省下来，为你们创造资本，创造劳动工具吧，等到有了资本的那一天，你们将不再是领薪水的人和被剥削者，而变成资本家了，你们得进行双重的积累，首先是资本，其次是劳动力，但是不能预先支取。这才是你们争取解放和幸福的真正道路！因此，不要去理睬政府了！不但不要政府干预，最好是请求政府少管你们的事。”
既然政府就是国家，它怎么能一点也不干预你们的事呢？如果这个建议不是一个讽刺的话，那的确是令人叫绝的。人们建议工人一分钱一分钱地建立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的小小的协作组织，安心地呆在这些小范围里，眼睛看着经理，注意他们暗藏的钱财怎么开花结果。这种建议实际上是劝阻工人们不要去干与大协作组织的事，这些大协作组织却要吞噬大量的金钱，可以多到二十五亿法郎。
难道可以想象，从国民生产上提取二十亿法郎，对于劳动人民的福利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吗？工人不必关心这种大事，就象不必关心月亮里的火山一样吗？这笔法郎如何使用对他们也是没有关系的吗？五亿法郎的公债，谁知道它的本金用在什么上面了呢？五亿法郎用来阻止六十万人劳动，六千万法郎用于教会，换句话说，用来生产愚昧，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于所谓的国民教育，其实大多用于教区分会，至多也不过是用来制造半愚昧而已；所有这一切对于广大群众的命运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吗？人们怎么敢叫他们不必注意国家而只要深信自己呢？
我知道有人会这样回答：“谁也没有要工人不去注意国家大事，事实正好完全相反。我们极力促使工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工人关心政治，这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政治是一回事，而社会劳动又是一回事。要求国家好好管理公共利益，这是好事。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向国家要钱，如同1848年那样，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混淆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截然分开的问题。”
“根本不同！截然分开！”我们的回答是一千个“不”！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问题。我知道预算中不能预付款项给劳动人民协作组织……但是，即使假想有一些预算款项违反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神圣原则无偿地预先付给工人社团，这成百成千的法郎比起大量用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千万亿法郎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如一条河和一杯水一样。他们看见倒了一杯水就大惊小怪，而看见河水流走却沉默无言。然而杯中的水倒在地上还会起点作用，而河水流入大海却毫无效果。
不要辩论了！预算中的预付款项已经取消！工人们没有向国家要钱。相反，倒是国家在集体利益的借口下向工人要钱，要许许多多的钱。难道工人们的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这种榨取的损害吗？如果大协作组织拿走了工人们的钱，那么他们又拿什么作建立小协作组织的资本呢？如果大协作组织滥用预先提取的资金，对于工人们来说，那比过重的捐税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过重的捐税只能夺取他们的金钱，滥用资金却会扼杀他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一切活动的第一源泉。
显而易见，使合作组织瘫痪的、贬低的，同时把它事先局限在一个无形的小圈子里的主要原因，就是愚昧无知。绝大多数无产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独立判断应该如何管理一个合作社，更没有知识去参与管理工作，他们由于害怕受骗而放弃了管理的权利。他们很有理由害怕上当，所以宁愿稳稳当当地领点工资算了。即使只有这个障碍，也足以使合作组织在他们看来成了一个骗局，何况还有其他障碍呢？
而愚昧无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帕利斯（de Palisse）先生会说：“这是没有受教育的缘故。”我还要补充一句：愚昧无知主要来自教会教育，因为教会教育的目的和结果是消灭文化，用迷信来使人变得愚蠢。如果国家不是每年把五亿法郎浪费在使六十万身强力壮的青年受到无所事事的教育，而把这笔钱用于国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科学的、严肃合理的教育制度，那么不到十年，法国的面貌就可以完全改观。那时，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会从消极被动的工具变成知识丰富的公民，他们会把他们的脑力和体力自然地结合起来，而劳动组织的问题将公平合理地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幸得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在无能为力的奋斗中消耗力量。让我们来看看合作运动和它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种表现形式：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形式。参加这种合作社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结果，有时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较富裕的地区实行。总之，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甚至不能算一种临时有效的药方。
信贷合作社对于工人已是一个危险、一个诱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来账、票据到期和复利等等复杂难解的财政问题的迷宫里，使没有经验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贷合作社需要有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却出奇地缩小了合作社的范围。
至于生产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可能陷入的丧命圈套。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劳动人民具有参加这一类企业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失败和成功都同样是不幸的。失败，那就是破产和灰心。成功却更加可怕，那会使工人分化成两个阶级；一边是无知的、被抛弃的、无依靠的、失望的广大劳动人民，处在靠工资为生的最低层；另一边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此只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永远脱离了他们不幸的阶级兄弟。
难道人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抽出人民中的上层分子，使人民失去自然保护者，使这些上层人物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变成半资产阶级吗？这些上层人物会变得更自私自利，因为他们的现钱不多，因此就更怕钱丢掉，也就更保守了。这就是在摇篮里就被命名为“社会主义复活”的那个私生子的最新成就，其实这是否认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坟墓！这是一个诱饵，引诱人民离开他们的正路，使他们走上泥泞的绝路，使他们迷失在无名的投机儿戏中，其结果除了使不幸的工人更热中于他们的得失之外，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而对得失的狂热将会吞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如果国际代表大会在塞纳河畔召开，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在洛桑①，代表大会很难再一次封住反对者的嘴巴。而在巴黎却没有这个困难，这里根本不允许反对者开口。这个合作的诡计无可辩驳地是不顾一切地为了保卫当前秩序的安全最有力、最巧妙的一招；证据就是自从把人民引上这条歧路以来，舆论一日比一日混乱了。保守主义的胜利可能变成法国的灭亡。因为没有什么象政府的绝对安全那样对于一个国家是生死攸关的了。那时，政府冲向灭亡的边缘，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一切都在加速它的灭亡。
①指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是第一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布朗基主义者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1866年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啊！竟有人认为可以和政府的行动背道而驰，用小小的合作社来解放人民。这是幻想！甚至还可能是出卖！人民只有靠大的合作社团，靠国家的推动才能摆脱奴隶地位，而只有胆大妄为的人才敢坚持和这相反的意见。因为，国家并没有其他合法的使命。
这种不顾经验和常识，由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论点是什么呢？奇妙的论点，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置于政府之外，并且宣布人民的活动与政府无关。这样一种理论是对事实、对历史最大胆的反驳，因此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这个理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罪恶。
历史在一些时代面前高声宣布政府可以使民族灭亡，也可以使民族得救。民族由于政府而生存或死亡。政府是一切好事和坏事的根源。政府既然令人惊奇地把好事都归功于自己，那么它怎么不对坏事负责呢？政府要对一切负责，对无知，对贫困，对思想和风尚的败坏，对物质、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和腐朽负责。人民的面包和荣誉同样都有赖于政府。因此，人民的苦难也得要归罪于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政府的许可，人民不能吃一口粮，在英国和在别处也都如此，不管经济学家们高兴不高兴都是如此。政府完全把我们束缚住了。当一个民族受到一个坏政府折磨而又没有意志和力量去更换这个政府的时候，它就痛苦万状，一步步走入坟墓。因此政府问题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上根除这条真理，还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物质福利与国家的权限无关，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有害的了。这就是放任自由、自行其是的政治经济学所鼓吹的合作社力图做到的一切，合作社似乎愿意人们自由活动，自行其是，但是人们既不能自由活动，也不能自行其是。合作社试图使无产者相信手脚捆绑起来还很容易走路。欺骗是不能持久的。无产者会发现蒙着眼睛、捆着手足是不可能走路的。
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唯有为了维护劳动权利和抗拒资本的相互保险合作社团是对工人有用的。一切建立生产组织的企图都会是错误的步骤，不合时宜的作法。这样一种组织只有有了自由和知识后才有可能成功。
此刻，劳动人民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团结力量以确保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然后为了取得：
1．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受捐税的妨碍和苛刻的约束；集会和结社自由；宣传自由。
2．每年拨款五亿法郎用于国民教育。
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问题。教育不能再象今天那样是愚弄人民，消灭文明的东西。教育不仅仅应该是免费的和义务的，而且还应该是完整的。只会认字、写字或什么都不知道，这几乎完全是一回事。一件不能使用的工具有什么用呢？必须使全体法国人毫无例外地学习法语、算术、宇宙学基础、初级几何、地理、历史、绘画、地质学、物理和化学的基本概念。应该到处组织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学习农业、工业、商业。
绝对禁止教会把手插进学校。
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将毫无困难地获得所有这些知识，如果我们愿意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成年人的话，那么，三年之后，生产的巨大发展就补偿了教育费用。如果人们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再加上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那么不到十年，剥削就会消失，人民就会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那时，人们才可以开始谈“自治”。现在，“自治”只是一种讽刺。任何地方都没有自治，甚至连美国也谈不到自治，因为美国的群众教育是非常低级的，还不能适应自治这样高度的文明。
如果无产者坚持要枉费心机地走进这个毫无前途的“合作”泥坑里，他们身上的枷锁不但不会粉碎反而会束缚得更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会使他们不去注意改革政府，那对他们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些改革中最首要的就是发展教育，他们不知道教育就是面包和自由，无知就是奴役和贫困。如果今天年满二十岁的那些人在1857年就已经开始受到全面的教育，那他们现在就不会以雇佣者的卑贱身份生活在地主的领地上，而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平等工作。教育对人民要比五十个加利福尼亚州更有价值。
唉！教育在我们这个贫乏的国度里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人民还没感到教育的重要，因此，他们对教育漠不关心，还没有想到大声疾呼要受教育。致命的盲目啊！是的，教育不断地丧失阵地，教权主义却一天又一天、一步步象鼹鼠一样不倦地占领地盘。教会学校慢慢在非教会学校的废墟上发展起来了。以前，教权主义学校约占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快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后占了总数的一半；教权主义的进展还在继续加速并疯狂地占领阵地，每年都在完全无所谓的环境中扩大地盘。有钱的人都为它服务，疯狂地促使它发展。当教权主义完成了侵占工作的时候，当教育全部掌握在教权主义手中的时候，黑暗就会笼罩法国，劳动者就会看到黑暗将给法国带来什么，更确切地说，劳动者将看不见黑暗会带来什么，因为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合作被用来帮助敌人，开始摧毁革命，用借贷来代替革命的旗帜。自从1789年以来，只有理想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得救的道路。无产者全部的胜利都得归功于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既包括了物质生活又包括了精神进步。这个口号既给人民福利同时也给人民尊严。但愿人民不要抛弃理想，而投身于投机之中。投机是不公正和剥削者的呼声，不是无产者的呼声。无产者只会在投机中灭亡。
（1867年8月）
（十一）罢工与合作
罢工的意义人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反抗压迫。所以大家都参加罢工。
合作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信贷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它很复杂，它能吸引知识分子，却会吓坏简单无知的人。合作很难找到十个参加者，而罢工却能找到一万个。
罢工有普遍意义，合作只是少数人的事。团结广大群众的旗帜难道不比只团结几个人的旗帜更好吗？
罢工虽然有许多不便利，却是人人能参加的自然方法。合作仅仅是富有知识的人才能采用的方法，别的人对这种方法不是怀疑，就是漠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所以罢工是人民对资本斗争唯一真正的武器。
人民群众应该暂时以罢工为防御资本压迫的手段，同时，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根据公平的原则分配产品。
（1867年10月）
（十二）原始共产主义
……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很久，比人们长时期以来所想象的，甚至可能比人们现在所猜想的还更长久。
毫无疑问，人的原始生活是十分野蛮的。他们是单独生活还是群居生活的呢？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是在共有的形式之下，还是在交换的形式之下，开始发生的呢？这是一个谜。对原始人类社会状况的一切设想都不过是虚构的。
根据澳洲土人的风俗和行为类推，可以得到这些古老时代风俗习惯的一些线索。根据澳洲土人极端野蛮的行为来判断，他们似乎是最近才加入人类大家庭的。
然而，把澳洲土人和猿人相提并论，甚至放在猿人之下，这未免过分夸大，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猿人没有语言，更没有“飞去来”这样有名的武器，这种武器一直使欧洲人感到惊奇不止。猿人更不会操纵为数众多的独木船队。
澳洲土人拥有这一切，可能还有其他进步标志，只是白人瞧不起他们，观察肤浅，从而视而不见。因为这些观察家都是一些旅行家，他们非常讨厌穷人身上的肮脏和臭味，他们所关心的是为游手好闲者的娱乐描绘一幅美丽的图画，而不是进行对科学有贡献的人类学的研究。
要分析卡奔塔利亚湾①黑人的社会制度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黑人似乎并没有共有制甚至没有交换，他们的协作仅仅是为了共同防御，而不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①卡奔塔利亚湾（Carpentarie），在澳大利亚北部。——译者
的确，他们还不会耕种，光着身体走路，晚上拣些树枝盖在身上过夜，早上又把树枝抽掉。因此他们没有不动产。他们是以游牧为生；也没有任何动产。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一些他们自己制造的、极简单的武器和工具。
他们是些牲畜、渔夫、猎人，经常与饥饿作不断的斗争，他们每个人只为自己劳动。然而独木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那是在什么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呢？是个人制造的，还是集体制造的呢？知道这点是很有趣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什么也没有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过着群居和部落生活，一个组织有几个首领，这可能是非常原始的社会，但确实是一个社会。
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是比他们更先进呢？还是和他们一样的呢？这是可以探讨的。但我们的祖先到底有一个拿得出去的后裔。至于澳洲土人，他们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他们遇到了一个毫不留情的民族。这些人企图要他们耕种土地，接受白人文化，这是可笑的、愚蠢的企图，因为它要求从这些不幸的人那儿得到他们的社会机构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思想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若干世纪的产物。澳洲黑人一和英国人接触，将和美洲的红种人和聪明而秀丽的西兰岛人一样灭亡。这是悲惨的。
由于残酷的命运，那些人类大家庭中的年轻民族，在需要保护和抚爱才能培育成人的时候，都不幸地遇到了最自私、最野蛮、最无情、最虚伪的、白种人的变种，安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冷酷无情地、无声无息地消灭了他们面前妨碍他们侵略的一切人。
对澳洲土人风俗习惯进行正确而切实地调查，将会有助于了解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状况。
（1869年4月）
（十三）合作和反动在政府的思想里，合作社和储蓄银行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用福利的幻影来解除无产者的武装，麻痹无产者。合作社比储蓄银行有更巧妙的手段，尽管它已经遭到失败，甚至已经导致革命的结果。
事实上，问题不再是粗暴地歪曲政治经济学，而是相反地要严格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既不要国家花费一文钱，也不要国家费举手之劳。以储蓄为手段，资本化为目的，巩固旧的秩序，否认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人民自己表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最卑贱的奴仆。他们签字确认劳动的失权，宣布资本的生产力，换句话说，资本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反动派早就这样梦想过，而他的梦想似乎一开始就得到了实现。日内瓦代表大会公然宣布创立纯粹经济主义体系。一切都与国家无关，没有什么是国家做的。这是政治和宗教的旁观主义。合作建立在资本合法利润的基础上。这是对1848年思想的咒骂。蒲鲁东本人在反高利贷的斗争中也受到了谴责。
这就是国际协会的工人代表以合作社的名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所有的报纸立刻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自己发出的放弃旧的革命的狂热誓言在这些庄严的誓言面前，主张平等的人低下了头。此后，他们又重新抬起了头。因为1866年在日内瓦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到1867年在洛桑动摇了，到1868年在布鲁塞尔垮台了，到1869年①在巴塞尔根本不见了。共产主义思想粉碎了个人主义，重新取得了胜利，而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惊慌失措代替了得意忘形。
（1870年）
①布朗基在这里提的是第一国际代表大会。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要求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国际合作协会，并限定它的任务是研究用合作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条件。经过热烈地讨论之后，代表大会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认为合作运动仅仅是促使社会转变的手段之一，但它单独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在洛桑代表大会上（1867年9月2日至8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日至19日）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私有制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表明了经济的发展要求过渡到大工业，因此，不仅土地、而且矿山、森林、铁路等等都应该转变成集体所有制。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日至11日）批准了布鲁塞尔大会有关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巴枯宁关于工人停止一切政治行动的建议。
（十四）缺乏道德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漠视道德而使它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应用到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上，公正是唯一真正的标准。一切事情对怀疑论者说来，都是漆黑一团。怀疑论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通过触觉孤立地确定事物，但是什么也分不清，既看不到事物的细节，也看不到事物的整体。这是一个自愿的瞎子。他的怀疑使他变得无能。人们不能把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生命当作死板不动、一成不变的物质来研究。
正义是社会机体的酵母。不考虑正义等于不向前看，剥夺自己的了解能力。那样人们也许能够看到现在，但永远看不到将来，甚至于看不到未来的因素。（1870年3月）
（十五）工业的胜利果实
政治经济学不断地重复论述文明的进步，工业的胜利果实，物质福利的逐步发展等等。
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工业的胜利果实不是资本的产物而是智慧的产物。巴师夏①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归功于资本。这是“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是如此”式的诡辩。
①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士。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布顿及其反谷物法联盟》，《经济诡辩论》和《经济协调论》。巴师夏热烈地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辩护，反对保护贸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思维不断创造了工业所应用的观念。唯有发明者才能享受工业胜利果实的荣誉。资本只是不从事生产，掠夺胜利果实的大黄蜂。资本留给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只是它实在无法剥夺的东西。
剥削者、寄生虫、杀人犯，这就是资本在各个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但因为它霸占了一切，人们就称它是一切的创造者！
中世纪把胆敢穿华丽衬衣的人戴枷示众，基督教的思想也把异教徒要求满足物质欲望的思想拿出示众。
谴责依靠剥夺别人而取得享受的并不是平等主义的思想。
取得这些福利都是依靠智慧，而不是依靠资本，资本剥夺了这些福利，剥夺了广大群众的福利，使它只有利于少数人。
（187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