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841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当时没什么活儿可干，就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村里随处走走，琢磨着在忙季到来之前去哪儿打点零工。当时正值法庭开庭审案期间，所以安妮跟往常一样去了二十英里外的仙蒂山，在谢丽尔咖啡馆帮厨。我记得伊丽莎白跟着她一块儿去了，玛格丽特和阿朗佐则被送去了萨拉托加的姨妈家。


    国会街和百老汇街交汇的转角上有家穆恩先生开的小酒馆，据我所知这家酒馆的主人现在仍然是穆恩先生，当时我就是在那附近遇见了两位衣着得体的先生。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印象中他们说是有个熟人向他们推荐了我，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很不错，不过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他们所说的那位熟人到底是谁。


    他们很快就切入正题，问了很多关于我小提琴水平的问题。他们似乎对我的所有回答都非常满意，随即便提议要雇用我一小段时间，还感叹说，我加入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一个叫梅理尔·布朗，另一个叫艾布拉姆·汉密尔顿：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名字，当然，我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并没有告诉我真名。梅理尔·布朗大概四十岁，身材矮小健壮，看上去精明能干；他当时穿着黑色大衣，戴着一顶黑帽，他说自己平时在罗切斯特和锡拉丘兹两地奔波。艾布拉姆·汉密尔顿看上去年轻一些，我估计还没满二十五岁；他高高瘦瘦，皮肤白皙，眼睛也是浅色的；他的打扮看上去非常时髦，那天穿着一件优雅的马甲，外面套了一件黄褐色的大衣，头戴一顶亮闪闪的帽子；他的气质有些阴柔，不过让人觉得挺有魅力的，感觉是那种容易接近也很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他们自称是华盛顿某个马戏团的人，当时已离开大部队北上游玩了一小段时间，所以他们正打算回去跟大部队会合，一路上顺便做些表演赚些路费。他们还抱怨说，之前的表演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音乐来配合，所以，他们希望我能跟着他们一起去纽约，路上每天支付我一美元作为报酬，如果晚上有表演则每晚再另付三美元，之后也会给我足够的路费从纽约回萨拉托加。


    我当即就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报酬丰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一直想去大城市看看。他们希望能够立刻动身。我想反正我不会离开太长的时间，没有必要写信告诉安妮，说不定我跟安妮会差不多时间回来。所以我只带了点随身衣物和小提琴，就跟他们一起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两匹枣红大马拉的有篷马车，看上去非常气派。他们有三大箱行李，都绑在行李架上，叠到车夫座椅一般高。他们坐在马车里，我赶着马车从萨拉托加出发赶往奥尔巴尼，心里十分高兴，我对这份新工作特别满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曾穿过巴尔斯顿的崎岖山路，然后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当时停在了博物馆南面的一家旅馆附近。当晚我就看到了他们所谓的演出——实际上也是整个旅途中的唯一一场演出。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主要就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中煎饼、模仿猪叫之类的口技和戏法表演。来看演出的人寥寥无几，有些还只是凑热闹的，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收入“空空如也”。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中间都没有再停下来演出，最终如期抵达了纽约。我们在市区西面的一所房子歇脚，那所房子位于连通百老汇和哈得孙河的一条街上。我当时想着我的差事算是办完了，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跟亲友重聚了。但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游说我继续跟着他们一起去华盛顿。他们不断表示，到那儿时就是夏天了，马戏团会开始北上演出，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一定能给我谋个好差事，收入一定会非常可观。他们把各种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我的表演也是赞不绝口，所以我最终被他们说动，同意一起前往华盛顿。


    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提了个建议：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个蓄奴州，所以我最好在离开纽约之前先去开个自由证明。当时我很感激他们的谨慎建议，说实话如果他们不提，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这回事。于是我们立刻动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去了海关。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个自由人，办事人员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然后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书记室。随后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又写了点什么，还收了六先令，让我们回到海关。又办了一些其他的手续、付了两美元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证明我是自由人的文件。我把文件放在口袋里，跟着我的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我必须承认，当时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费心去开这个证明，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未有过丝毫的担忧。我记得当时的那位书记员曾在一本很厚的本子上做了备忘，我觉得这个记录现在应该还能查得到。如果查一查1841年3月下旬或者4月上旬的备忘记录，至少能够确认这件事是确切无误的。


    于是，在抵达纽约之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我的自由证明跟他们一起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直奔费城。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前往巴尔的摩。我们顺利抵达巴尔的摩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歇了歇脚，我记得那家旅馆叫罗斯本，也有可能是旅馆的老板叫罗斯本。从纽约出发的这一路上，他们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把马车留在了巴尔的摩，改搭火车前往华盛顿。我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是傍晚，第二天恰好是哈里森将军的葬礼。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德斯比酒店。


    晚饭之后，他们把我叫到了他们的房间，给了我四十三美元，这远远超出了之前说好的报酬；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弥补从萨拉托加一路过来时因为没有那么多演出而给我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告诉我，本来马戏团是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华盛顿的，但因为哈里森将军的葬礼，他们决定推迟一天离开。从我第一次遇见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对我非常和善。他们时时刻刻都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赞许有加，而我则是认定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完全没有怀疑过一丝一毫。他们的所有言行——比如建议我防患于未然地去开自由证明，还有其他没有必要赘述的各种细节——都让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替我着想。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伪装；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正谋划着最邪恶的罪行。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不幸之源，到底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狡猾恶魔——处心积虑地诱惑我远离我的家人、失去我的自由——读者们心里跟我现在一样了然。如果居然还有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那该如何解释我的离奇失踪呢？我也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我仔细回想了所有的一切之后，实在无法再为他们辩解。


    我收下钱之后，他们建议我晚上别出去，因为我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完全不了解。我答应一定不会出去，然后离开了他们的房间，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了一间一楼靠后的房间。我躺下休息，睡着前一直想念着我的家人，想着我们之间距离那么遥远。遗憾的是，那晚并没有天使到我床前劝告我要离开，也没有仁慈的声音在梦中警告我，往前一步便是深渊。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礼炮与丧钟的轰鸣声响彻天空，许多人都在房子上挂了黑纱，街上人山人海。送葬的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缓前行，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后面跟着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在哀乐声中一路护送哈里森将军的遗体入葬。


    我从一大早就一直跟汉密尔顿和布朗在一起，因为我在华盛顿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送葬队伍经过时，我们一起在窗前肃立观看。我清楚地记得，墓地的礼炮每响一下，窗玻璃就会被震得抖一下。随后，我们去参观了国会大厦，在四处逛了许久；下午又一路走到总统府，他们始终跟我在一起，路上不断指给我看各处景点。然而，我始终没看到马戏团的影子；实际上，我那天完全沉浸在游览的兴奋中，早把马戏团抛在脑后了。


    那天下午，我那两位朋友几次进酒吧喝酒；据我认识他们这段时间所知，他们并没有酗酒的毛病。他们喝酒时也会给我倒上一杯，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来看，我当时并没有喝醉。但是快到傍晚的时候，我在喝了他们递过来的一杯酒后，突然难受起来，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那种难受的感觉。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头也开始剧痛，是那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沉重的钝痛感。晚饭时，我完全没有胃口，一看到甚至一闻到吃的东西就想吐。入夜时，昨天领我进房间的那位仆人带着我回到了那间卧房。布朗和汉密尔顿劝我好好休息，还悉心安慰了我一番，希望我明天早上就能好转。我勉强脱掉外套和靴子，就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是，我的头疼越来越剧烈，根本无法忍受，所以一直都睡不着。躺了没多久，我就觉得特别渴，嘴唇都干裂了。我满脑子只能想到各种水——湖水、奔腾的河流、我曾驻足饮水的小溪、水桶被慢慢从井中提起时满溢的清冽井水。大概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口渴难忍，只能起身找水喝。我对酒店一点都不熟悉，周围又看不到一个人影。我茫然地摸索了好久，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一间厨房。有两三个黑人仆人在厨房里忙碌着，其中有个女的给我倒了两杯水。我一口气喝完，暂时缓解了口渴；但等我回到房间时，却又口渴起来，比之前更难忍受，头痛也越来越剧烈。那晚的痛苦崩溃，那种痛不欲生、几乎把人逼疯的绝望，我到死也不会忘记。


    从厨房回来大概一两个小时后，我感觉到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听到了各种混杂的声音，估计当时进来了好几个人，但我一直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当然，我也无法确定布朗和汉密尔顿是不是也一起进来了。我只依稀记得有人告诉我必须要去看医生，我草草地套上了靴子，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跟着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道（也可能是小巷），然后就走到了外面的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垂直交汇，街对面有一扇窗户里亮着灯。我印象中当时有三个人围着我，但我实在记不清任何具体的细节，那段记忆就像噩梦一样阴晦。我们朝着灯光走去，我当时想着那可能会是个诊所；奇怪的是，那灯光仿佛变得越来越暗，而这盏泯灭的灯火是我对那晚最后的记忆。随后我便失去了意识，我不知道到底晕厥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当晚，也有可能是好几天；我只知道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漆黑，我的手脚都被戴上了镣铐。


    清醒过来的时候，头痛已经好多了，但我感觉非常虚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坐在一张粗木板做的矮长凳上，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手被铐住了，脚踝上也铐着一对沉重的脚镣。脚镣上有根铁链，一端连着地板上的一个大铁圈。我试着站起来，但完全没办法做到。刚从极度痛苦的昏厥中恢复意识，我过了许久才慢慢理清自己的思路。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手脚都被铐上了？布朗和汉密尔顿在哪里？我究竟干了什么，要把我关在这牢里？思绪一片混乱。我相信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连自己昏迷了多久都不知道。我竖起耳朵仔细去听周围的声音，试图捕捉到一点点生命的迹象，但除了自己不小心扯动镣铐发出的声响外，唯有死一般的寂静。我开口说话，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扯着镣铐费力摸了下口袋，口袋里空无一物；看来我不仅是被剥夺了自由，连身上的钱和证明我自由的文件都被洗劫了！于是，我开始隐约地意识到自己是被绑架了，我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直太荒谬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吧——但这误会实在是太糟糕了！一个纽约州的自由公民，既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又没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就处在这种非人的境地了呢！我把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便越发地确认了自己的推测；想到这时我不寒而栗。我不指望那些残酷的人能放我一条生路，只能祈求上苍垂怜。我把头埋在被镣铐桎梏的双手中，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