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3个月前 作者： 麦卡勒斯
1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在一起。每天清晨，他们从住所出来，手挽手走路上班。这两个朋友很不同。带路的向来是那个希腊人，形貌痴肥，神情恍惚。夏天出门时，他穿件黄色或绿色的马球衫，前襟胡乱掖进裤腰，后摆随意耷拉着。天冷些，他便在外面套上一件松垮垮的灰毛衣。他的脸滚圆、油腻，眼皮半开半闭，嘴唇弯成一个温和的傻笑。另一个哑巴个头高，眼神透着敏捷聪慧，衣着十分朴素，向来一尘不染。
每天早上，两个朋友默默地一起走到镇上的主街。来到一家果品店前，他们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逗留片刻。那个希腊人，斯皮诺斯·安东尼帕罗斯，给他的表兄打工，他的表兄是这家果品店的老板。他的工作是制作糖果和甜品，从箱子里取出水果，还有保洁。那个瘦哑巴约翰·辛格，在告别前，总是把手放在朋友的胳膊上，凝视他的脸一秒钟。道别后，辛格穿过马路，独自走到珠宝店，他在那儿上班，是个银器雕刻工。
快到傍晚时，两个朋友再次见面。辛格回到果品店，一直等到安东尼帕罗斯准备下班回家。希腊人懒洋洋地打开一箱桃子或甜瓜，要么就在店后的厨房里翻看报纸上的滑稽漫画。出发前，安东尼帕罗斯总是打开他白天藏在厨房架子上的一个纸袋，里面存着他攒的各种食物：一个水果、几个糖果样品，或者一小截猪肝肠。通常，离开前，安东尼帕罗斯会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走到店前的玻璃柜旁，那里放着肉和奶酪。他滑开柜子的后门，一只胖手深情地摸索他渴望的某种特别的美味。有时候，他的表兄老板看不见，倘若被他发现，他会盯着表弟，紧绷着那张苍白的脸警告他，可怜的安东尼帕罗斯只好把美味从柜子的一角挪到另一角。每到这种时候，辛格总是站得笔直，手揣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别处。他不喜欢看两个希腊人之间的小风波。因为，除了喝酒和某种孤独且秘密的消遣外，对安东尼帕罗斯来说，吃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好。
暮色中，两个哑巴慢悠悠地一起走回家。在家里，辛格总是对安东尼帕罗斯说话，飞快地打出一连串手语，表情急切，灰绿色的眼睛熠熠闪光。他用瘦削有力的双手告诉安东尼帕罗斯白天发生的一切。安东尼帕罗斯则懒洋洋地坐在那儿，注视着辛格。他很少动手说话，动手的时候也是说他想吃饭、想睡觉，或者想喝酒。他总是用同样含糊笨拙的手势说这三件事。晚上，如果喝得不太醉，他会跪在床前祷告一会儿。然后，用他圆乎乎的手打出“神圣的耶稣”“上帝”或“亲爱的马利亚”等词语。安东尼帕罗斯只说这些话。辛格从来不知道，他告诉他的那些话，朋友到底能听懂多少。不过，这并不重要。
他们在镇上的商业区附近合租了一栋小房子的二楼，有两个房间。所有饭菜都是安东尼帕罗斯在厨房的油炉上做的。厨房里有几把简单的直背椅是辛格的，还有一张又厚又软的沙发属于安东尼帕罗斯。卧室里没什么家具，那张铺着鸭绒被的大双人床属于胖大的希腊人，辛格睡在那张很窄的小铁床上。
吃晚饭总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安东尼帕罗斯喜欢食物，而且吃得很慢。吃完饭，辛格洗碗，胖大的希腊人则靠在沙发上，慢慢地用舌头舔每一颗牙，要么是他对味道敏感，要么就是对饭味恋恋不舍。
有时候，两个哑巴在晚上会下象棋。辛格一直酷爱这种游戏，很多年前，他曾试图教安东尼帕罗斯下象棋。一开始，他的朋友不感兴趣，他不喜欢把这么多棋子在棋盘上移来移去。后来，辛格在桌子底下放了一瓶好酒，每堂课后拿出来。希腊人一直没领会“马”古怪的走法和“后”横冲直撞的机动性，不过，他学会了几种开局方法。他更喜欢白子，给他黑子，他就不玩了。走完最初几步，辛格就自己琢磨棋局，朋友在一旁昏昏沉沉地看他下棋。如果辛格发起漂亮的攻击，吃了自己的子，最后黑方的“王”被将死了，安东尼帕罗斯会非常骄傲得意。
两个哑巴没有别的朋友，除了上班时间，他们总单独在一起。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着，由于他们过于离群索居，没有什么能打扰到他们。他们每个星期去一次图书馆，辛格借一本推理小说；星期五晚上，他们去看场电影。发薪水那天，他们总是去军需品商店楼上那家便宜的照相馆，安东尼帕罗斯在那儿拍张照片。他们经常光顾这几个地方。镇上有很多地方，他们从来没去过。
这个镇子位于南方腹地。夏日漫长，寒冬短暂。天空几乎永远是一片光亮透明的蔚蓝，灿烂的阳光狂暴地照射大地。到了十一月，丝丝冷雨落下，此后，可能还会有霜冻，冷上几个月，时间不长。冬天变化无常，但夏天总是热辣辣的。这个镇子相当大。主街上有几个街区，都是两三层的商店和办公楼。但镇上最大的建筑是工厂，雇用了大部分人口。棉纺厂都很大，生意兴隆，镇里的大部分人很穷。街上时常能看见一张张面带饥色、孤独绝望的脸。
然而，这两个哑巴一点都不孤独。在家里，他们只要吃吃喝喝就很满足，辛格无论脑子里想什么，都会用手急切地告诉他的朋友。岁月就这样静静地流逝，直到辛格到了三十二岁，他和安东尼帕罗斯在这个镇上已经生活了十年。
后来有一天，希腊人病了。他坐在床上，手放在肥肚皮上，大颗大颗油乎乎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辛格去找了朋友的表兄，那个果品店的老板，还去店里给自己请了假。医生给安东尼帕罗斯开出饮食医嘱，说他不能再喝酒了。辛格严格执行医嘱。他一天到晚守在朋友的病床前，尽量让时间过得快些，但安东尼帕罗斯只是气呼呼地用眼角看他，一点都不开心。
希腊人很焦躁，不停挑剔辛格给他弄的果汁和食物不好吃。他经常让朋友扶他下床，他好做祷告。他跪下来，硕大的臀部压在胖嘟嘟的小脚上。他笨拙地用手说“亲爱的马利亚”，然后紧握那根用一条脏绳子拴在脖子上的黄铜小十字架。他的大眼睛望着天花板，目光中露出恐惧，祷告完，他就板起脸来生闷气，不让朋友跟他说话。
辛格很有耐心，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画了一些小画，有一次，他给朋友画了张速写，逗他开心。这幅画伤害了胖大的希腊人的感情，他拒绝和好，直到辛格把他的脸改得非常年轻、帅气，把他的头发涂成亮黄色，眼睛涂成中国蓝。这之后，他尽量不流露喜悦之情。
辛格悉心照料朋友，一个星期后，安东尼帕罗斯就回去上班了。但从那时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麻烦找上门来。
安东尼帕罗斯的病好了，但人变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晚上，他不再满足于安静地待在家里。他想出门时，辛格就紧紧跟在他身后。安东尼帕罗斯走进一家餐馆，他们在桌旁坐下，他偷偷把方糖、胡椒瓶，或者银器揣进口袋。辛格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买单，从来没出过乱子。回到家，他斥责安东尼帕罗斯，胖大的希腊人却满不在乎地笑着看他。
几个月过去了，安东尼帕罗斯的毛病越来越多。一天中午，他从表兄的果品店平静地走出来，来到街对面，光天化日下，他居然冲着第一国家银行大厦的墙根撒了泡尿。有时，在人行道上，碰到看着不顺眼的人，他就揍人家，用胳膊肘和肚子撞人家。一天，他走进一家商店，没付钱就拖出一盏落地灯。还有一次，他想把他在橱窗里看到的一列电动火车拿走。
对辛格来说，这段时间简直是受苦受难。午饭时间，他每每要陪安东尼帕罗斯去法院解决这些违法的勾当。辛格对法庭的程序熟稔起来，但他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他存在银行里的钱全用来交保释金和罚款了。他所有的努力和金钱都用在不让朋友蹲监狱上，朋友受到的指控有盗窃、公然猥亵、人身伤害，诸如此类。
安东尼帕罗斯的雇主，那个希腊表兄根本没掺和这些事。查尔斯·帕克（这就是那个表兄的名字）让安东尼帕罗斯留在店里，但总是用那张苍白紧绷的脸看着他，根本没帮过他。辛格对查尔斯·帕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开始讨厌他了。
辛格时刻处于焦虑和担忧之中。但安东尼帕罗斯总是无动于衷，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温和松弛的笑容。此前那么多年，辛格一直觉得朋友的笑容中有某种非常微妙睿智的东西。他从不知道安</a>东尼帕罗斯到底明白多少，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如今在胖大的希腊人的表情中，辛格似乎察觉出某种狡猾戏谑的东西。他想摇晃朋友的肩膀，直到筋疲力尽，一遍遍打手语，解释各种东西。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辛格的钱花光了，不得不向珠宝店的老板借钱。有一次，他无力为朋友支付保释金，安东尼帕罗斯在看守所里过了一夜。第二天辛格接他出来，他闷闷不乐，不想走。他很喜欢昨天的晚餐——腌肉和浇了糖汁的玉米面包。新的住宿环境和狱友也很合他的意。
他们离群索居，遇到这种困境，辛格也没个帮手。安东尼帕罗斯不让任何事打扰他，或者纠正他的习惯。在家里，他有时会做在看守所吃过的新菜；在街上，根本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接下来，最大的麻烦落到了辛格头上。
一天下午，他去果品店找安东尼帕罗斯，查尔斯·帕克递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查尔斯·帕克已经把表弟安排好了，要送他去两百英里外的州立疯人院。查尔斯·帕克动用了他在镇上的关系，具体事宜已经搞定。下个星期，安东尼帕罗斯就得走了，要住进那家疯人院。
辛格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脑子都不转了。查尔斯·帕克隔着柜台跟他说话，但他甚至不想读他的口形，不想明白他在说什么。最后，辛格在他随时揣在口袋里的便笺簿上写下：
你不能这么做。安东尼帕罗斯必须和我在一起。
查尔斯·帕克激动地摇头。他不太懂英语。“不关你的事。”他反复说了好几遍。
辛格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希腊人担心有一天可能要对他的表弟负责。查尔斯·帕克不太懂美国的语言，但他很了解美元，他利用金钱和关系，一刻也没耽搁就把表弟送进了疯人院。
辛格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忙乱得很。他不停地说啊说。尽管他的手一刻也不停歇，却无法把所有他必须说的话全说出来。他想把一肚子的话倒给安东尼帕罗斯，可是没有时间。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那张敏锐聪慧的脸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安东尼帕罗斯昏昏欲睡地看着他，辛格不知道他到底听懂了什么。
直到有一天，安东尼帕罗斯必须离开了。辛格取出自己的手提箱，把他们最好的共同财物仔细装箱。安东尼帕罗斯给自己做了份午餐，留在路上吃。近傍晚时，他们最后一次手挽着手走在街上。这是十一月末，天气寒冷，他们嘴里不时呼出小团小团的白气。
查尔斯·帕克要和表弟一起去，到了车站，他却离他们远远的。安东尼帕罗斯挤进巴士，折腾了好一阵子才在前排的一个座位上消停下来。辛格在窗外看着他，拼命打手语，最后一次和朋友交谈。但安东尼帕罗斯忙着检查午餐盒里的各样东西，暂时顾不上他。就在巴士驶离路边前，他把脸转向辛格，露出泰然而冷淡的笑容，仿佛他们已经相隔万里。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一点都不真实。辛格从早到晚伏在珠宝店后面的工作台上，晚上，他独自回家。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下班一到家，他就躺在小床上打盹儿。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每个梦里都有安东尼帕罗斯。他的手会紧张地抽动，因为他在梦里和朋友交谈，安东尼帕罗斯注视着他。
辛格努力回忆认识朋友之前的岁月。他努力给自己讲述年轻时发生的某些事，但他努力回想的这些事似乎都不真实。
他记得一件很特别的事，但这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辛格回想起，尽管他从襁褓时起就是聋子，但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哑巴。他很小就成了孤儿，被安置在一个聋哑人机构。他学会了手语和阅读。九岁前，他就能用美国方式打单手手语，也会用欧洲人的方式打双手手语。他学会通过看别人说话时嘴唇的动作解读他们说的话。最后，他被教会了说话。
在学校里，他被认为非常聪明，学得比其他学生都快。但他一直不习惯用嘴唇说话。这对他来说不自然，他感觉舌头像含在嘴里的一头鲸鱼。看到他的谈话对象面无表情，他感觉自己一定是发出了某种动物的声音，或者他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用嘴说话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他的手却能随时比画出他想说的话。二十二岁那年，他从芝加哥来到这个南方小镇，很快就遇到了安东尼帕罗斯。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用嘴说过话，因为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没有这个必要。
除了和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的那十年，似乎没什么是真实的。半梦半醒中，朋友就在他眼前，那么真切，醒来后，内心有一种孤独的剧痛。偶尔，他会寄一箱子东西给安东尼帕罗斯，但从来没有回音。几个月就在这样的空虚和恍惚中过去了。
春天，辛格变了。他睡不着觉，坐立不安。晚上，他在屋子里转磨磨，无法排解这种新生的能量。如果说他还休息的话，那也只是黎明前那几个小时，他昏昏沉沉地睡去，直到晨光突然如一把弯刀刺破他张开的眼皮。
晚上，他开始在镇子里转悠。他再也忍受不了安东尼帕罗斯住过的房间，于是他在离镇中心不远的一栋破旧的寄宿公寓里租了个地方。
他在仅隔两个街区的一家餐馆用餐。餐馆在长长的主街尽头，名叫纽约咖啡馆。第一天，他快速浏览了一下菜单，写了一张便条，递给老板。
每天的早餐，我想要一个鸡蛋、吐司和咖啡——$0.15。
午餐，我想要汤（什么汤都行）、一个夹肉三明治和牛奶——$0.25。
晚餐，请给我上三种蔬菜（除了卷心菜，什么都行），鱼或肉，还有一杯啤酒——$0.35。
谢谢。
老板看了便条，向他投去警觉老练的一瞥。他是个硬汉，中等个头，一把胡子又黑又重，让他的下半张脸看起来像铁铸的。通常，他站在收银台的角落里，双臂交叉在胸前，默默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辛格逐渐熟悉了这个男人的脸，因为他一天在他家吃三顿饭。
每天晚上，哑巴独自在街上溜达好几个小时。有时，夜里很冷，刮着三月凛冽潮湿的风，还会下大雨。但对他来说，这都无关紧要。他的步态焦虑不安，双手总是揣在裤兜里。几个星期过去了，暖和起来的天气令人倦怠。他的焦虑不安逐渐变成精疲力竭，然而，他的表情十分平静。他的脸上逐渐显露出一种沉思的祥和，通常，我们会在非常悲伤或非常睿智的人脸上看到这种神情。但他仍徘徊在大街小巷，永远沉默不语，形单影只。
2
初夏，一个漆黑闷热的晚上，比夫·布兰农站在纽约咖啡馆的收银台后面。此时正是午夜。外面的街灯熄了，咖啡馆的灯光在人行道上投下一个尖锐的、黄色的方块。街上空无一人，但咖啡馆里有六位客人喝着啤酒、桑塔·露琪亚葡萄酒，或者威士忌。比夫麻木地等待着，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大拇指压着长鼻子的鼻尖。他目光专注，尤其留意一个矮胖子，这家伙穿着工装裤，喝醉了，很聒噪。他的目光不时转向别处，看看独自坐在中间一张桌旁的哑巴，再看看柜台前的其他客人。但他的目光总会回到那个穿工装裤的醉汉身上。夜渐渐深了，比夫继续默默地在柜台后面等。最后，他环视了一下餐馆，朝后面通往楼上的那扇门走去。
他悄悄走进楼梯顶部的房间。里面很黑，他蹑手蹑脚地走。走了几步，脚趾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他弯下身，摸索着放在地板上的手提箱的把手。他只在这个屋子里待了几秒，正要离开时，灯亮了。
爱丽丝端坐在皱巴巴的床上，看着他。“你拿那个箱子干什么？”她问，“你就不能把那个疯子打发走吗？干吗把他喝光的东西还给他？”
“醒醒吧，你自己下去。叫警察来，把他和苦役犯们锁在一块儿，整天吃玉米面包和豌豆。去吧，布兰农太太。”
“要是他明天还来，我就这么干。你别碰那箱子。它已经不属于那个寄生虫了。”
“我了解寄生虫，布朗特不是。”比夫说，“我自己——我不太了解，但我不是那种小偷。”
比夫平静地把箱子放在外面的台阶上，屋子里的空气不像楼下那么闷热、不新鲜。他决定待一会儿，回去之前用冷水洗把脸。
“我已经告诉你了，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把那家伙彻底撵走，我会怎么办。白天，他在后面睡大觉，晚上，你给他饭吃，给他啤酒喝。都一个星期了，他一个子儿都没给过。他那些疯话和丑行会搞垮任何体面的生意。”
“你不了解人，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生意，”比夫说，“我们说的这个家伙十二天前才来这儿，他是个外地人。第一个星期，他给我们带来了二十块钱的生意。至少二十块钱。”
“打那以后就一直赊账。”爱丽丝说，“赊了五天账。喝得醉醺醺的，给我们丢人。再说，他就是个流浪汉和怪人。”
“我喜欢怪人。”比夫说。
“我料到你会喜欢！我估摸着你肯定喜欢，布兰农先生——你本身就是个怪人。”
他揉了揉发青的下巴，没理她。结婚的头十五年，他们简单地称呼彼此比夫和爱丽丝。后来，有一次吵架，他们开始互相称呼先生和太太，从那时起，他们就没真正和好过，这个叫法也就没改回去。
“我只是警告你，明天我下楼的时候，他最好别在那儿。”
比夫走进浴室，洗完脸，他觉得还有时间刮一下胡子。他的胡子又黑又重，好像三天没刮了。他站在镜子前，搓着脸沉思。他后悔跟爱丽丝说话。和她在一起，最好别吱声。在那个女人身边，他就做不了真实的自己，他变得和她一样粗暴、渺小、普通。比夫目光冰冷，眼睛直愣愣的，透着愤世嫉俗，耷拉的眼皮遮住了一半眼睛。他手上布满老茧，小指上戴着一枚女式婚戒。他身后的门开了，他在镜子里看见爱丽丝躺在床上。
“听我说，”他说，“你的问题在于，你没有任何真正的善意。我认识的女人里，只有一个有我说的这种真正的善意。”
“哎呀，我知道你会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会引以为荣的事。我知道你——”
“也许我指的是好奇心。你从来看不到或注意不到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你从不观察、思考，然后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头来，这也许就是你我之间最大的差别。”
爱丽丝又要睡着了，他透过镜子漠然地看着她。她身上没有任何特色可以让他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一点，他的目光从她浅棕色的头发滑向被单下短粗的腿的轮廓。她脸部柔和的线条连着浑圆的臀部和大腿。他不在她身边时，他想不出她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她在他的脑海中只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看好戏。”他说。
她的声音很疲惫：“楼下那家伙是一场好戏，没错，也是一个马戏团。可是，我受够他了。”
“见鬼，那个人对我毫无意义。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哥们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收集大量细节，然后发现某种真实的东西。”他拧开热水，迅速刮起胡子来。
是的，那是五月十五日上午，杰克·布朗特走了进来。他立刻就注意到了，然后观察他。此人身材矮小，肩膀像横梁一样厚重，留着两撇乱蓬蓬的小胡子，胡子下面，他的下嘴唇像被黄蜂蜇了似的。这家伙身上的很多东西似乎相互对立。他的头很大，形状好看，但脖子柔软细长，像个小男孩。他的胡子很假，像是为了参加化装舞会特意贴上去的，说话太快就会掉下来。这使他看上去像个中年人，尽管他的脸是年轻的，高高的额头光滑平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有一双巨大的手，污迹斑斑，长满老茧，他穿着一件廉价的白色亚麻西装，浑身透着股滑稽劲儿，与此同时，又有一种感觉让你笑不出来。
他要了一品脱烈酒，什么也没加，半个小时就喝光了。然后，他坐在一个小隔间里吃了一大份鸡肉套餐。接下来，他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最开始是这样。尽管比夫无比细心地观察布朗特，但还是猜不到后来发生的那些疯狂的事。他从没见过一个人在十二天内变化这么多次。他从没见过有人喝这么多酒，而且醉得这么久。
比夫用大拇指顶起鼻头，刮了上唇的胡子。刮完胡子，他的脸看上去更清爽了。他下楼经过卧室时，爱丽丝在熟睡。
手提箱很沉。比夫把它拎到餐馆前部，放在收银台后面，他每天晚上都站在那里。他有条不紊地环视四周。走了几个客人，屋子里不那么拥挤了，但格局还是那样。那个聋哑人依旧独自坐在中间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那个醉汉依然说个不停。他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说话对象，也没人听他说。那晚他走进餐馆时，穿的是蓝色的工装裤，换下了连着穿了十二天的那件脏兮兮的亚麻西装。他的袜子不见了，脚踝划破了，还沾满了泥。
他在那儿滔滔不绝，比夫竖起耳朵听他的只言片语。那家伙好像又在谈论某种奇怪的政治主张。昨晚他一直在说他去过的地方——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南、北卡罗来纳。有一次，他谈到妓院的话题，后来笑话讲得太荤了，只好用啤酒堵住他的嘴。但大多数时候，大家都不太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啊说，言语像大瀑布一样从他的喉咙里倾泻出来。问题是，他的口音变来变去，还有他的用词。有时，他说起话来像个棉纺工，有时又像个教授。他会使用一英尺长的单词，然后又会犯语法错误。很难判断他有怎样的父母，他到底来自哪里。他总是在变。比夫若有所思地抚弄着鼻尖。前言不搭后语。但语言的连贯性通常和大脑有关。这个家伙的脑子挺好使，没错，但他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时，没有任何逻辑前提。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弄得偏离了轨道。
比夫倚靠在柜台上，认真读起晚报来。头条新闻说，经过四个月的商议，市政委员会决定，地方预算负担不起某些危险的交叉路口红绿灯的开支。左边一栏报道了亚洲的战争。比夫对这两条新闻同等关注。他的眼睛看着报纸，其他感官仍在留意周围的各种动静。读完文章，他的眼睛仍半闭着，盯着报纸。他感到紧张。这家伙是个麻烦，天亮前，他得想法子做个了断。而且，不知怎么的，他预感今晚要出大事。这家伙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比夫感觉有人站在门口，他迅速抬起眼。一个身材瘦长、头发浅黄的少年，是个大约十二岁的小女孩，正站在门口张望。她穿着卡其布短裤、蓝衬衫和网球鞋，乍一看像个小男孩。看到她，比夫把报纸推到一边，她向他走来时，他对她微笑。
“你好，米克，去参加女童子军的活动了？”
“没有，”她说，“我不属于这个组织。”
他眼角的余光瞥到那个醉汉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转过脸不再看他的说话对象。和面前这个女孩说话时，比夫的声音变得粗暴起来。
“你家里人知道你大半夜出来吗？”
“没事，今天晚上有一群孩子在我们那个街区玩到很晚。”
他从没见过她和同龄的孩子一起来。几年前，她总是跟在她哥哥屁股后头。凯利家是个人口很多的大家庭。后来，她用童车推着两个鼻涕邋遢的婴儿来。但如果她不照顾小孩，或者不跟大孩子们一起混，她就独自一人。此刻，这个孩子站在那儿，好像拿不定主意要什么。她不停地用手心拢着湿漉漉的浅金色的头发。
“请给我一包烟。最便宜的那种。”
比夫欲言又止，把手伸到柜台里面。米克掏出一块手帕，开始解角上打的结，手帕里装着钱。她一抻，零钱叮叮当当掉在地上，朝站在那儿喃喃自语的布朗特滚去。他盯着那些硬币发了会儿呆，但没等孩子过来追，他就蹲下身，专心地把钱捡了起来。他脚步沉重地走到柜台前，站在那儿轻轻晃动手心里的硬币，两个一美分、一个五美分、一个十美分。
“现在一包烟要十七美分吗？”
比夫等着，米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醉汉把钱放在柜台上，堆成一小摞，还用他又大又脏的手护着。他慢吞吞地拿起一个一分钱，抛起来，又接住。
“五厘
比夫平静地拾起钱，当啷当啷丢进抽屉。米克看样子还想再磨蹭一会儿。她盯着醉汉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屋子中间，哑巴独自坐在桌旁。片刻过后，布朗特也不时地朝那个方向瞟一眼。哑巴静静地坐着，面前摆着一杯啤酒，正无所事事地用一根烧过的火柴头在桌上画着什么。
先开口的是杰克·布朗特：“奇怪，我连着三四个晚上都梦见那个家伙。他不肯放过我。你们注意到没有，他好像一句话都不说。”
比夫很少跟一个客人谈论另一个客人。“是，他不说话。”他含糊地回答。
“奇怪。”
米克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把那包烟塞进短裤的口袋。“如果你对他有所了解，就不觉得奇怪了。”她说，“辛格先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住在我们家。”
“是吗？”比夫问，“我声明——我不知道。”
米克朝门口走去，头也不回地说：“当然了。他已经和我们住了三个月。”
比夫把袖子放下来，又小心地卷起来。他一直目送米克走出餐馆。她走了几分钟后，他仍在摆弄他的袖子，盯着空空的门口。然后，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又转向醉汉。
布朗特重重地靠在柜台上，棕色的眼睛看上去湿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茫然。他太需要洗澡了，身上臭得要死。他汗涔涔的脖子上结了好多泥球，脸上油乎乎的。他的嘴唇又厚又红，棕色的刘海儿乱蓬蓬的。工装裤上身太短，他不停地揪裤裆。
“伙计，你应该明白，”比夫终于开口了，“你不能这样到处转。哎呀，我很纳闷，你怎么没被当成流浪汉抓起来。你应该醒醒酒。你需要洗个澡，头发也该剪了。圣母马利亚！你不适合在人群中走动。”
布朗特沉下脸，咬着下唇。
“喂，别生气，别动怒。照我说的去做。你去厨房，叫那个黑人男孩给你一大锅热水。让威利给你一条毛巾、一块肥皂，把身上好好洗洗。然后，你吃点牛奶吐司，打开你的手提箱，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一条合身的裤子。到了明天，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就去哪儿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布朗特醉醺醺地说，“你只要——”
“行了，”比夫小声说，“不，我不能，你放规矩点。”
比夫走向柜台一端，拿回来两杯生啤。醉汉笨拙地拿起酒杯，啤酒洒在手上，弄脏了柜台。比夫津津有味地啜饮着他那杯啤酒，半闭着眼睛，冷静地端详布朗特。布朗特并不是怪人，尽管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他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形了，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个部位都是正常的，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说，如果这种差异不是身体上的，那大概就是精神有问题。他像是在监狱里服过刑，也像在哈佛读过书，还像在南美跟外国人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他像是去过别人不大可能去的地方，或者做过别人不太会做的事。
比夫把头歪到一边，问道：“你是哪里人？”
“哪儿的都不是。”
“唉，总得有个出生地吧。北卡罗来纳——田纳西——亚拉巴马——某个地方。”
布朗特眼神迷离，目光茫然。“卡罗来纳。”他说。
“看得出你见多识广。”比夫微妙地暗示。
但醉汉没在听。他已经背对柜台，眼睛盯着黑魆魆空荡荡的街道。过了一会儿，他跌跌撞撞、前合后偃，向门口走去。
“再见啦。”他对身后喊。
比夫又独自一人了，他又快速彻底地扫视了一圈餐馆。现在是凌晨一点，屋里只剩下四五个客人。哑巴依然独自坐在中间的桌旁。比夫懒洋洋地盯着他，晃动着杯底那几滴啤酒。然后，他慢慢地一口吞掉啤酒，继续读摊在柜台上的报纸。
这次，他无法专心看眼前的字。他想起了米克。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那包烟卖给她，抽烟是否真对孩子有害。他想到米克眯起眼睛，把刘海儿抿到耳后。他想起她沙哑、男孩气的声音，想起她拽卡其布短裤的习惯，像电影中的牛仔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路。他心头涌起一种温情。他很不安。
焦躁的比夫把注意力转向辛格。哑巴坐在那儿，双手抄兜，面前喝剩一半的啤酒已经变得温热浑浊。辛格离开前，他想请他喝杯威士忌。他对爱丽丝说的是真话——他确实喜欢怪人。他对病人和残疾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只要来一个兔唇或肺结核患者，比夫就请他喝啤酒。如果客人是个罗锅，或者瘸得厉害，就换成免费威士忌。有个家伙的老二和左腿在一次锅炉爆炸中炸飞了，不管他什么时候进城，都有一品脱免费酒等着他。如果辛格是个爱喝酒的人，他什么时候点酒都是半价。比夫暗自点了点头，把报纸整齐地折起来，放在柜台下面，和其他报纸摆在一起。到了周末，他会把它们拿到厨房后面的储藏室，他在那里保存着一整套晚报，二十一年了，无一日间断。
两点钟，布朗特再次走进餐馆。这回他带来了一个高个儿黑人，手里拎着个黑包。醉汉试图把他带到柜台前喝一杯，但黑人刚一弄明白他为什么被带进去，就走了。比夫认出他是那个黑人医生，自他记事以来就一直在镇上行医。他和后厨的小威利好像有什么亲戚关系。他离开前，比夫发现他看布朗特的眼神里带着颤抖的恨意。
醉汉只是站在那里。
“你不知道白人喝酒的地方不能带黑鬼进来吗？”有人问他。
比夫远远注视着这一幕。布朗特很生气，这会儿明显能看出他醉到什么程度了。
“我身上也流着黑鬼的血。”他大声叫板。
比夫警惕地看着他，屋子里很安静。看他那宽大的鼻孔和骨碌碌转的白眼珠，他没准说的是真话。
“我是黑鬼、意大利佬、波希米亚猪……我全都是。”
有笑声。
“我是荷兰人、土耳其人、日本人、美国人。”他绕着哑巴喝咖啡的那张桌子东倒西歪地走。他嗓门很大，声音嘶哑。“我什么都知道。我是一个来到异乡的异乡人。”
“静一静。”比夫对他说。
布朗特不关注任何人，除了哑巴。他们俩都看着彼此。哑巴有猫一样的眼神，冰冷而又温顺，全身仿佛都在听。醉汉发狂了。
“这个镇上只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布朗特说，“我在心里和你说了两天话了，因为我知道你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隔间有笑声，醉汉竟然挑了个聋哑人做交谈对象。比夫时不时地瞄他们一眼，聚精会神地听。
布朗特坐到桌旁，凑近辛格。“有知道的人，有不知道的人。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直是个奇迹——这么多人知道那么多，却不知道这一点，就像在十五世纪，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只有哥伦布和其他几个人知道真相。但不同的是，认为地球是圆的需要天赋。而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人们却不知道，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你懂的。”
比夫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好奇地看着布朗特。“知道什么？”他问。
“别听他的，”布朗特说，“别理那个扁平足、青下巴、爱管闲事的杂种。你知道，我们知道的人相遇可是个大事。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有时候，我们相遇了，结果谁也没猜到对方是知道的人。这很糟糕。我碰到过很多次。不过，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
“共济会？”比夫问。
“你给我闭嘴！不然我把你的胳膊拧下来，再用它把你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朗特叫骂道。他弯下腰凑近哑巴，声音压低到醉醺醺的耳语：“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种无知的奇迹会持续下去？因为一件事。这是个阴谋。一个巨大且险恶的阴谋。蒙昧主义。”
隔间里的人还在嘲笑这个试图和哑巴对话的醉汉。只有比夫是认真的。他想弄清哑巴到底听没听懂醉汉跟他说的话。那家伙频频点头，看样子在沉思，只是反应有点慢——仅此而已。布朗特开始一边谈论“知道”，一边开玩笑。醉汉说了句俏皮话，过了几秒钟，哑巴才笑，当话题再次变得沉重时，笑容仍挂在他的脸上，时间略长。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人们甚至在不知道他有何不同之前就感觉自己在注视着他。他的眼睛让人觉得，他听到过谁也没听到过的事，他知道谁也想不到的事。他确实有点神秘。
杰克·布朗特隔着桌子把身子探过去，话语滔滔不绝，仿佛心里决了堤。比夫已经听不懂他说的话了。布朗特喝得舌头都大了，语速激烈，声音全都搅和在一起。比夫不知道，如果爱丽丝把他赶出去，他会去哪儿。第二天早上，她就会这么做，就像她说的那样。
比夫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用指尖拍了拍嘴，直到下巴放松下来。快三点了，这是一天中，或者一夜里，最萧条的时候。
哑巴很有耐心。他已经听布朗特说了快一个小时了。现在他偶尔看一眼钟，布朗特没注意，继续说个不停。终于，他停下来开始卷烟，哑巴朝钟的方向点了点头，露出他特有的隐秘的微笑，从桌边站了起来。他的双手一如既往揣在口袋里，快步走了出去。
布朗特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没意识到哑巴不回应了。他环顾房间，大张着嘴，转动蒙眬的醉眼。他的额头血管暴起，愤怒地用拳头捶打桌子。他发酒疯不会持续太久。
“到我这儿来吧，”比夫亲切地说，“你的朋友已经走了。”
这家伙还在找辛格。他好像从来没这样真醉过。他的神态很丑陋。
“我这儿有个东西要给你，我想跟你聊一会儿。”比夫哄他。
布朗特在桌旁直起身，又迈着大步晃晃悠悠地朝街上走去。
比夫靠在墙上。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毕竟，这不关他的事。屋子里空荡荡、静悄悄的。时间徘徊不前。他疲倦地耷拉着脑袋。一切运动似乎都在缓慢地离开这个房间。柜台、面孔、隔间、桌子、角落里的收音机、天花板上呼呼转的吊扇——一切都似乎变得微弱、静止了。
他肯定打了个盹儿。一只手在摇晃他的胳膊肘。他慢慢清醒过来，抬起头看有什么需要。威利——厨房里的那个黑人男孩，站在他面前，戴着帽子，腰上系着长长的白围裙。威利结结巴巴，因为不管他想说什么，反正很激动。
“刚才他拿拳头，滋——滋——滋——砸，砖七——七——七——墙。”
“怎么回事？”
“在隔两个门——门——门——口的小巷里。”
比夫挺起垂着的肩膀，正了正领带：“什么？”
“他们想把他带到这儿来，他们随时可能进来——”
“威利，”比夫耐心地说，“从头说，让我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来过这儿的那个留小——小——小胡子的矮个儿白人。”
“布朗特先生。”
“呃，我没看见开头。我站在后门那儿，听见外面闹哄哄的。听声音像是有人在小巷里打架。我就啪——啪——啪——跑过去看。那个白人疯掉了。他拿脑袋撞砖墙，用拳头砸，骂骂咧咧，拳打脚踢，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白人这么打架。跟那堵墙打架。他这么下去会把头弄破。这时，有两个白人听到动静跑来了，站在那儿看——”
“出了什么事？”
“哦，你知道的，那个哑巴先生——手揣在兜里——那个——”
“辛格先生。”
“他也来了，站在旁边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布——布——布——布朗特先生看见他，就跟他说话、叫喊。然后，突然，他倒在地上。可能真把脑袋撞开瓢了。一个警——警——警——警察来了，有人告诉他布朗特先生在这儿。”
比夫低下头，把刚刚听到的故事整理成一个简洁的版本。他揉了揉鼻子，想了一会儿。
“他们随时可能进来。”威利走到门口，朝街上张望，“他们都来了。他们得拖着他走。”
十几个看热闹的和一个警察都试图挤进餐馆。外面有两三个妓女扒着窗户往里瞧。只要出点非同寻常的事，就会有一大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涌进来，真奇怪。
“没有必要再制造不必要的混乱。”比夫看着那个扶着醉汉的警察说，“可以把其他人请出去。”
警察把醉汉扶到椅子上坐下，又把这一小群人赶到街上。然后，他转向比夫：“有人说他一直在这儿，和你在一起。”
“不，但他可以待在这儿。”比夫说。
“想让我把他带走吗？”
比夫考虑了一下：“今晚他不会再惹麻烦了。当然，我不能负责——不过，我想，这会让他平静下来。”
“好吧，下班前我再过来一趟。”
只剩下比夫、辛格和杰克·布朗特了。自从他被带进来，比夫头一次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喝醉的男人身上。布朗特的下巴好像受了重伤。他颓然地倒在桌子上，大手捂着嘴，身体前摇后晃。他头上有一个大口子，鲜血沿着太阳穴流下来。他的指关节擦破了，整个人脏得就像被人揪着脖领子从下水道里拎出来的。他的活力全都从身体里喷涌出去了，整个人彻底垮掉了。哑巴坐在他对面，灰色的眼睛把一切收入眼底。
比夫发现布朗特并没有伤到下巴，他只是用手捂着嘴，因为他的嘴唇在颤抖。泪水从他肮脏的脸上滚落。他时不时地瞟一眼比夫和辛格，他们看到他流眼泪，他很生气。真尴尬。比夫对哑巴耸了耸肩，扬起眉毛做了个“怎么办”的表情。辛格歪了一下头。
比夫进退两难。他琢磨着如何应对这个局面。他还没想好怎么办时，哑巴把菜单翻过来，在上面写字。
如果你想不出他能去哪儿，他可以跟我一起回家。先弄点汤和咖啡，对他有好处。
比夫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
他在桌上放了三份昨晚的特餐、两碗汤、咖啡和甜点。但布朗特不吃。他不肯把手从嘴上拿开，好像他的嘴唇是他身上即将被暴露的一个非常隐秘的部位。他抽抽搭搭地哭，宽大的肩膀紧张地抽搐。辛格指着一盘又一盘菜，但布朗特只是坐在那儿，手捂着嘴摇头。
比夫缓慢清晰地吐字，让哑巴能看清。“神经紧张——”他用交谈的语气说。
汤里冒出的热气不停飘到布朗特的脸上，过了一会儿，他哆哆嗦嗦地拿起勺子。他喝了汤，吃了一点甜点。肥厚的嘴唇还在颤抖，头几乎扎进盘子。
比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个特别的部位被时刻保护着。至于哑巴，这个部位是他的手。小女孩米克用指尖拉起上衣，是不想让衣服摩擦她刚刚隆起的幼嫩的ru头。爱丽丝最呵护的是她的头发。每次他在头皮上抹油，她就不让他跟她一起睡。那他自己呢？
比夫慢慢转动小指上的戒指。反正他知道哪个部位不是。不是。不再是。他眉毛一挑，额头现出一道深深的皱纹。揣在口袋里的手紧张地伸向生殖器。他用口哨吹着歌，从桌边站起。不过，在其他人身上找到这个部位挺可笑的。
他们扶着布朗特站了起来。他虚弱无力，脚步蹒跚。他不哭了，但他似乎对某种可耻和郁闷的事耿耿于怀。他任凭他人领着自己走。比夫从柜台后面拿出手提箱，给哑巴解释了一下。辛格总是一副处事不惊的样子。
比夫跟着他们走到门口。“打起精神来，别惹是生非。”他对布朗特说。
黑色的夜空亮起来了，随着崭新的早晨变成了一种深蓝色。天上只有几颗微弱的银色的星星。街上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空气几乎是凉的。辛格左手拎着箱子，右手搀扶着布朗特。他点头向比夫告别，他们一起走上了人行道。比夫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走出半个街区后，蓝色的黑暗中显出他们黑色的身影——哑巴挺直、坚定，宽肩膀的布朗特靠在他身上，脚步踉跄。看不见他们后，比夫又等了一会儿，抬头望天。广阔深邃的天空既令他着迷，又令他压抑。他揉了揉额头，回到灯光刺目的餐馆。
他站在收银台后面，试图回想昨夜发生的事，这时他的脸皱缩变硬。他感觉他想给自己解释点什么。回想起一个个画面，那些冗长乏味的细节，他依然困惑不解。
突然涌进来几个客人，门开关了几次。一夜过去了。威利把几把椅子倒扣在桌子上，开始拖地。他准备回家了，唱着歌。威利很懒。在厨房里，他不时停下来吹一会儿随身带着的口琴。现在，他一边懒洋洋地拖地，一边不间断地哼唱着黑人寂寞的小曲。
餐馆里的人不是很多，彻夜未眠的人和刚刚醒来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的人在此刻相遇。昏昏欲睡的女招待端来啤酒和咖啡。没有噪声，也无人交谈，每个人似乎都孤身一人。刚刚醒来的人和即将结束长夜的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这让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疏离感。
晨曦中，街对面的银行大楼非常苍白。渐渐地，白砖墙越来越清晰。最后，当东升的旭日的第一束光照亮街道时，比夫扫视了一下餐馆，上楼去了。
进门时，他把门把手弄得咯咯响，好吵醒爱丽丝。“圣母马利亚！”他说，“多么难熬的一个晚上！”
爱丽丝警觉地醒来。她躺在皱巴巴的床上，像只生闷气的猫，伸了个懒腰。新鲜火热的朝阳下，房间了无生气，一双丝袜搭在百叶窗的拉绳上，软塌塌的，萎谢了一般。
“那个醉醺醺的蠢货还赖在楼下没走？”她查问道。
比夫脱掉衬衫，检查衣领是否干净，能否再穿。“你自己下去看吧。我跟你说过，你想撵他走，没人拦着你。”
睡眼蒙眬的爱丽丝伸手从床边的地板上拾起一本《圣经》、菜单的空白面和一本主日学校的书。她沙沙翻动《圣经》的纸页，找到某个段落，开始费力且专注地大声读出其中的词句。今天是礼拜天，她正在为教堂少儿部她教的那个男生班准备每周一次的课。“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比夫走进浴室洗澡。爱丽丝出声研读时，丝滑的低语仍在继续。他听见：“……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她念完了。比夫让这些话再次在心中轻柔地盘旋。他试图把实际的词句和爱丽丝朗读的声音分开。他想记住小时候母亲是怎么读的这段。怀旧的同时，他瞥了一眼戴在小拇指上的婚戒，这枚戒指曾经是他母亲的。他又在想，母亲对他放弃教会和信仰会作何感想。
“今天的课是关于门徒的聚会，”爱丽丝自言自语地备课，“文句是：‘众人都找你。’”
比夫突然从沉思中醒来，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他脱掉汗衫，开始搓洗自己。皮带往上的部分，他总是洗得很仔细。每天早上，他用肥皂擦洗前胸、胳膊、脖子和脚，这个季节，他大概会钻进浴缸两次，清洗身体的各个部位。
比夫站在床边，不耐烦地等爱丽丝起床。看着窗外，他知道这将是无风且炎热的一天。爱丽丝已经备完课了。她依然懒洋洋地横躺在床上，尽管她知道他在等她。他心中涌起一股平静而阴沉的怒火。他讽刺地轻声笑。然后，他充满怨恨地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坐下来看会儿报纸。不过，我希望你现在能让我睡觉。”
爱丽丝开始梳妆打扮，比夫整理床铺。他熟练地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把床单翻转过来，上面的放在下面，里面的冲着外面，再整个儿颠倒过来。床铺平整了，他等爱丽丝走后才扯下裤子，钻进被窝。他的脚从被单下面伸出来，长着粗硬胸毛的胸脯在枕头的衬托下显得黑乎乎的。他很高兴没把醉汉的事告诉爱丽丝。他想过找个人聊聊，因为如果他把所有事实大声说出来，也许就能弄清到底是什么令他困惑了。那个可怜的杂种说个不停，也不让大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知道，很有可能是这样。他被那个聋哑人吸引了，选中了他，设法把心里的一切免费送给他。
为什么？
因为某些人就是要在某一时刻放弃个人的一切，在它们发酵放毒之前，抛给某个人，或者某种人类的观念。他们不得不这样。“众人都找你”这个文句就在某些人心里。也许这就是原因，也许吧，那个家伙说过，他是黑鬼、意大利佬和犹太人。如果他坚信这一点，也许就是这样。他把自己说成是任何人、任何东西……
比夫把两条胳膊伸到被子外面，两只赤裸的脚交叉在一起。他紧闭皱巴巴的眼皮，脸颊和下巴上一把浓密的钢髯，晨光里，他的脸更老了。渐渐地，他的嘴巴柔和了、放松了。太阳猛烈的黄光射进窗内，屋里又热又亮。比夫疲倦地翻了个身，用手捂住眼睛。除了巴塞洛缪——有两个拳头和一张巧嘴的老比夫——布兰农先生——他谁都不是，独自一人。
3
太阳早早晒醒了米克，尽管昨天她在外面待到很晚。天太热了，早餐喝咖啡都热，所以她喝了加糖浆的冰水，吃了冷饼干。她在厨房里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在门廊上看漫画。她以为辛格先生会在门廊上看报，基本上每个礼拜天早上他都这样，但辛格先生不在，后来爸爸说，他昨天回来得很晚，屋里有客人。她等了辛格先生很久，其他房客都下来了，除了他。最后，她回到厨房，把拉尔夫从高脚椅上抱下来，给他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擦掉他脸上的脏东西。后来，巴伯尔从主日学校回来了，米克要带孩子们出去。她允许巴伯尔和拉尔夫一起坐童车，因为他光着脚，灼热的人行道烫脚。她拖着童车走了大约八个街区，来到一座正在建的大房子前面。梯子还支在屋顶边上，她鼓起勇气，往上爬。
“你看好拉尔夫，”她回头对巴伯尔喊道，“别让小虫叮他的眼皮。”
五分钟后，米克就站在上面了，腰板挺得笔直。她张开双臂，如张开双翅。所有人都想站在这个地方——顶端。但能做到的孩子不多。大多数人会害怕，因为万一抓不牢，从边上滚下去，就会摔死。四周是其他房子的屋顶和绿色的树梢。镇子的另一边是教堂的塔尖和工厂的烟囱。天空亮蓝，炎热似火。太阳把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或黑色。
她想唱歌。她知道的歌全都涌到嗓子眼儿，她却发不出声音。上个星期，一个大男孩爬到屋顶最高处，大喊了一声，然后开始大声背诵他上中学时学到的一篇演讲：“各位朋友，各位罗马人，各位同胞，请你们听我说！
她感觉网球鞋的鞋底打滑，于是小心翼翼地蹲下身，跨坐在房子的尖顶上。房子快盖完了。这将是附近最大的建筑物之一——两层楼，天花板很高，有她见过的坡度最大的屋顶。不过，很快就要完工了。木匠们要走了，孩子们只好找别的地方玩儿。
她独自一人。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很安静，她可以想会儿事。她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昨晚买的那包烟。她慢慢地把烟吸进去。香烟给她一种喝醉了的感觉，她感觉肩上的脑袋晕乎乎的，但她必须抽完。
等她十七岁，出了大名，她会在所有东西上写上M.K.。她会开一辆红白相间的帕卡德汽车回家，车门上印着她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她要把红色的M.K.字样印在她的手帕和内衣上。也许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她要发明微型收音机，豌豆大小，可以随身携带，塞在耳朵里。她还要发明飞行器，可以像背包那样固定在背上，飞遍全世界。这之后，她要开凿一条巨大的隧道，成为用隧道连接世界与中国的第一人，人们可以坐着大气球下去。这些将是她的第一批发明，她已经计划好了。
烟才抽了一半，米克就把烟头捻灭，随手一弹，烟头顺着坡屋顶滚了下去。然后她身体前倾，把头靠在胳膊上，哼起歌来。
有个怪事——她的脑子里几乎时刻回响着某首钢琴曲或其他曲子。不管她在做什么，想什么，那个声音一直都在。她家的房客布朗小姐的房间有一台收音机，去年一整个冬天，每个星期日下午，她都坐在台阶上听节目。那些曲子很可能是古典音乐，但它们是她记得最牢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每次听到他的曲子，她的心都会缩成一团。有时候，那家伙的曲子像彩色的小水晶糖块，有时候又是她能想象到的最温柔、最悲伤的东西。
突然传来一阵哭声。米克坐直身子听。风吹乱她的刘海儿，明亮的阳光把她的脸照得苍白潮湿。呜咽声仍在继续，米克缓缓地沿着尖屋顶爬行。来到尽头后，她趴下来，探出身子，这样头可以伸出边缘，看到下面的地面。
孩子们还在那儿。巴伯尔蹲在什么东西上，他旁边有个矮小的黑影。拉尔夫还绑在童车上。他刚大到能坐起来，手抓着车沿，帽子歪着，在那儿哭。
“巴伯尔！”米克冲着下面喊，“看看拉尔夫想要什么，拿给他。”
巴伯尔站起来，仔细看宝宝的脸：“他什么都不想要。”
“哦，那就好好摇摇他。”
米克爬回刚才坐的地方。她想好好琢磨一下那两三个人，唱唱歌，做做计划。可是拉尔夫还在大哭大叫，一刻也不消停。
她勇敢地爬向支在房檐上的梯子。坡度很陡，只有几块木板钉牢了，且相隔很远，这是工人们的落脚处。她头晕眼花，心跳得厉害，浑身发抖。她用威严的语气大声指挥自己：“手抓牢，然后向下滑动，直到右脚踩稳，然后左脚跟上，重心向左摆。冷静，米克，你要沉着冷静。”
任何攀爬最难的部分是下来。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到梯子那儿，再次感觉安全。她终于站在地面上了，她似乎更矮更小了，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双腿像是要随着她一起垮掉似的。她提了一下短裤，把腰带紧了一扣。拉尔夫还在哭，但她根本没理会那个声音，径直走进了空荡荡的新房子。
上个月，他们在门前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小孩进入施工现场。一天晚上，一帮孩子进去瞎绕，天太黑，一个夜盲的女孩跑进一个房间，正好那间屋子没铺地板，她掉下去，摔断了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腿上打着石膏。还有一次，一群坏小子冲着一面墙撒尿，还写了些粗话。但不管他们立多少块“禁止入内”的警示牌，都无法把孩子们赶跑，除非房子粉刷完毕、竣工，有人搬进去住。
房间里有一股新木头味儿，走起路来，她的网球鞋底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在整个房子里回响。空气又热又静。她一动不动地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儿，接着，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两支粉笔，一支是绿的，另一支是红的。
米克缓慢地勾画着大写字母。她在最上面写了“爱迪生”三个字，在下面画出了迪克·特雷西
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央，凝视着自己所做的一切。粉笔仍攥在手里，她不是很满意。她试图想起去年冬天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首曲子的作者。她问过学校里的一个女生，她有一架钢琴，还上过关于他的音乐课，女孩问了她的老师。这家伙似乎只是一个很久前生活在欧洲某国的小孩。但即使他只是个孩子，却为钢琴、小提琴、乐队或管弦乐队创作了那么多优美的曲子。她脑子里记得她听过的大约六个不同的曲调。有几个节奏很快，叮叮当当的，另一首曲子就像春天雨后的气息。但它们都让她既难过又兴奋。
她哼着一个曲调，过了一会儿，独自在这个闷热的空房子里，她感觉眼中噙着泪水。她的喉咙又干又涩，唱不下去了。她迅速在名单的最前面写下了这个家伙的名字——莫扎特。
拉尔夫还绑在童车上。他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小胖手抓着两边。拉尔夫留着方方正正的黑刘海儿，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个中国宝宝。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哭闹。巴伯尔不见了。拉尔夫看到她来了，又哭了。她把童车拉到新房子旁边的阴凉处，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颗蓝色的软心糖豆，塞进婴儿温暖柔软的嘴。
“你仔细想想吧。”她对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浪费，拉尔夫还太小，尝不出糖果真正的好滋味。给他一块干净的石头吃，效果也差不多，只是这个小傻瓜会把它吞下去。他搞不懂味道，也搞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
当你说你厌倦了拖着他到处走，很想把他扔到河里去，这对他来说和你说你一直爱着他是一样的。对他来说没啥大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把他拖来拖去很烦人。
米克双手并拢，紧紧握成杯状，嘴对着两个大拇指中间的缝隙吹气。她的腮帮子鼓起来，起初只有空气穿过拳头的声音。接着，一声高亢、刺耳的哨声响起，几秒钟后，巴伯尔从房子的角落里出来了。
她拨拉了几下巴伯尔的头发，弄掉里面的锯末，又正了正拉尔夫的帽子。这顶帽子是拉尔夫最漂亮的东西，蕾丝做的，绣满了花。系在下巴上的丝带，一边是蓝色的，另一边是白色的，每个耳朵上面各有一朵大玫瑰花。他的头太大了，帽子有点小，绣花也剐破了，但她每次带他出门都会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拉尔夫没有大多数人家的婴儿那样真正的婴儿车，也没有夏天穿的毛绒鞋。他只能坐在一辆劣质的旧童车上被人拖着到处走，这是三年前她得到的圣诞礼物。不过，那顶漂亮的帽子给他长了脸。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是星期天，快到中午了，而且天很热。童车嘎吱嘎吱响。巴伯尔赤着脚，人行道太热，灼痛了他的脚。绿橡树在地上投下看似凉爽的黑影，其实算不上阴凉。
“到车里来吧，”她对巴伯尔说，“让拉尔夫坐在你腿上。”
“我能走，没问题。”
夏日漫长，巴伯尔经常急性腹痛。他没穿衬衫，肋骨又尖又白。太阳没把他晒黑，他的肤色反倒更苍白了，胸前两个小ru头像蓝色的葡萄干。
“我不介意拉着你，”米克说，“上来吧。”
“好吧。”
米克慢慢地拖着童车，她一点都不急着回家。她开始和孩子们交谈。那些话哪里是对孩子们说的，更像是自言自语。
“这事挺奇怪的——我最近做的那些梦。梦里我好像在游泳，但是没有水，我伸出胳膊，在一大群人中间游来游去。那群人比星期六下午克雷斯商店里的人还要多一百倍。世界上最大的一群人。有的时候，我一边喊，一边游，每到一处，把他们撞得人仰马翻。有的时候，我在地上，人们在我身上踩来踩去，我的肠子流到人行道上。我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这简直是个噩梦</a>——”
星期日，家里总是挤满了人，因为房客有客人来访。报纸翻得哗啦响，空气中飘着雪茄烟味，楼梯上总有脚步声。
“有些事你自然而然就想保密。不是因为它们是坏事，而是因为你希望它们是秘密。有两三件事，我甚至都不想让你们知道。”
来到街角，巴伯尔下了车，帮她把童车从马路牙子上抬下来，再抬到下一个人行道上。
“不过，有一样东西，为了得到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那就是钢琴。如果我们有一架钢琴，每天晚上我都会练琴，学习世界上的每一首曲子。这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他们已经来到自己家所在的街区，再过几个门口就到家了。它是整个镇子北部最大的房子之一——三层楼高。不过，家里有十四口人。其实，凯利家没那么多人，但房客们吃住都在那里，每人五美元，要把他们算进去。辛格先生不算，因为他只租了一个房间，一个人弄得干净整洁。
房子很窄，很多年没刷过，看起来也不坚固，不足以支撑三层的楼高，而且歪向一边。
米克把捆绑拉尔夫的东西松开，把他从车里抱下来。她快步穿过门厅，眼角的余光瞥见客厅里全是房客。爸爸也在。妈妈应该在厨房里。他们无所事事，都在等着吃晚饭。
有三个房间他们留着自己用，她走进第一间，把拉尔夫放在爸妈睡觉的床上，给他一串珠子玩。隔壁房间关着门，她听见门里有说话声，决定进去看看。
看见她，黑兹尔和埃塔不说话了。埃塔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用红色的指甲油涂脚趾盖。她顶着一头钢发卷，下巴底下起了个小包，上面抹了一点白色的面霜。黑兹尔一如既往，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你们刚才在唠叨什么？”
“别瞎打听，不关你的事。”埃塔说，“你闭嘴，离我们远点。”
“这是你们的房间，也是我的房间。你们有权待在这儿，我也一样。”米克大摇大摆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直到脚步丈量了整个房间。“我可不想找碴儿打架。我只想要我自己的权利。”
米克用手心向后拢了拢蓬乱的刘海儿。她经常这么做，所以前额翘起一小缕头发。她翕动鼻翼，对着镜子做鬼脸。然后她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黑兹尔和埃塔作为姐姐还可以。但埃塔好像脑子里进水了，成天想着电影明星和演电影。有一次，她给珍妮特·麦克唐纳
她就知道臭美。这很糟糕。黑兹尔天生丽质，埃塔不是。关键是，她没下巴。她用力拉下巴，照着电影手册上的说法做很多下巴练习。她总是对着镜子看自己的侧面轮廓，把嘴巴努成某种样子。但一点用都没有。有时候，埃塔会捂着脸，为这事在夜里哭。
黑兹尔是个十足的懒蛋。她长得好看，但脑子不灵光。她十八岁了，除了比尔，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什么东西，她都拿头一份，最大的那份，有了新衣服，先可着她穿，好玩意儿她得的最多。黑兹尔从来不需要争抢，她很温柔。
“你打算在屋子里咚咚咚走一天吗？看见你穿傻小子的衣服，我就恶心。得有人好好管管你了，米克·凯利，让你规矩点。”埃塔说。
“闭嘴，”米克说，“我穿短裤是因为不想穿你剩下的旧衣服。我不想像你们俩那样，也不想看上去和你们俩一样。我不愿意。这就是我穿短裤的原因。不管怎样，我都希望自己是个男孩，我希望我能搬到比尔的屋里去。”
米克爬到床下，拿出一个大帽盒。她抱着盒子向门口走去，她们俩在她身后喊道：“谢天谢地！”
比尔的房间是全家最好的，像个兽穴，完全属于他自己，除了巴伯尔。比尔把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钉在墙上，大部分是美女的脸，另一个角落里有几张去年米克在免费艺术课上画的画。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
比尔弓腰坐在桌前，正在读一本《大众机械》。她走到他身后，搂住他的肩膀。“嘿，你这个老杂种。”
他没像平时那样和她扭打起来。“嘿。”他说，微微晃了一下肩。
“我在这儿待一会儿，会打扰你吗？”
“当然——你想留下来，我也不介意。”
米克跪在地上，解开大帽盒上的带子。她的手悬在盒盖上，由于某种原因，她没想好要不要打开。
“我一直在想我都对这个盒子做了什么，”她说，“它可能管用，也可能不管用。”
比尔继续读书。米克仍跪在盒子前面，但没有打开盒子。她的目光游离到背对她坐着的比尔身上。读书时，他的一只大脚一直踩在另一只脚上。他的鞋子破了。有一次，爸爸说，比尔的午饭全都吃到脚上去了，早餐吃到一只耳朵里，晚饭吃到另一只耳朵里。这么说挺刻薄的，但很好笑，比尔为此有一个月心里不痛快。他有一双红彤彤的招风耳，他刚中学毕业就穿十三码的鞋。为了把他的脚藏起来，站着的时候，他的一只脚在另一只脚后面刮来蹭去，但这样反而更糟。
米克把盒子打开几寸后又关上了。她太激动了，不敢往里面看。她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冷静下来。几分钟后，她在一张画前停下脚步，那是去年冬天她在政府为孩子们开办的免费艺术课上画的，画的是海上的暴风雨，一只海鸥在狂风中乱飞。这幅画的名字叫《暴风雨中折背的海鸥》。老师在最初两三节课上描述了大海，几乎所有人的灵感都是从这儿来的。然而，大部分人和她一样，从没亲眼见过大海。
这是她画的第一幅画，比尔把它钉在墙上了。其余的画里都是人。最初，她还画过一些以海上风暴为主题的画——有一张画的是飞机失事，人们跳出来自救；另一张则是一艘横渡大西洋的班轮沉没，所有人推推搡搡，想挤进一条小救生艇。
米克走进比尔房间的储藏室，拿出几张她在艺术课上画的画——几幅铅笔画、几张水彩画，还有一幅布面油画。画上全是人。她想象布罗德大街燃起大火，画出想象中的情景。火焰是明亮的绿色和橙色，烧得只剩下布兰农先生的餐馆和第一国家银行。死人躺在街上，其他人逃命。一个男人穿着睡衣，一位女士试图带走一串香蕉。另一幅画叫《工厂锅炉爆炸》，一些人跳窗逃跑，一群穿工装裤的孩子挤在一起，怀里抱着饭盒，他们是来给爸爸送饭的。那幅油画画的是整个镇子的人在布罗德大街上大打出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画这个，也想不出合适的名字。画上没有火灾，没有风暴，也看不出导致斗殴的原因。但这幅画上的人比任何画上都多，有更多跑动的人。这是她最好的画，可惜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字。内心深处，她知道它叫什么。
米克把画放回储藏室的架子上。没有一幅特别好的。画上的人没有手指，有些人的胳膊比腿还长。尽管如此，艺术课还是挺有趣的。她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在她心里，绘画和音乐给她的感觉不尽相同。没有什么比得上音乐。
米克跪在地板上，迅速掀起大帽盒的盖子。里面是一把裂了缝的尤克里里，上了两根小提琴的弦、一根吉他的弦和一根班卓琴的弦。尤克里里琴背板的裂缝已经用胶布仔细粘好了，中间的圆孔被一片木头盖住。琴马在尾端支撑着琴弦，两边都开出一些音孔。米克正在为自己做一把小提琴。她把琴放在腿上。她有一种感觉，以前从没好好看过它。前一阵子，她用雪茄盒和橡皮筋给巴伯尔做了一个小小的玩具曼陀林，这让她有了做小提琴的想法。从那以后，她到处寻找不同的配件，每天做一点。在她看来，除了动脑，她什么都做了。
“比尔，这和我见过的真正的小提琴都不一样。”
他还在看书：“是吗？”
“看着不对劲，就是看着——”
那天，她本打算拧弦轴给小提琴调音。但自从她突然意识到做出了一个四不像，她就不想看它了。她慢慢扯下一根又一根弦。它们都发出微弱空洞的砰砰声。
“怎么才能搞到一把琴弓呢？你确定只能用马毛吗？”
“是啊。”比尔不耐烦地说。
“把细铁丝或者头发什么的安在一根柔软有弹性的棍子上不行吗？”
比尔两只脚互相搓着，没有回答。
她气得额头冒汗，声音嘶哑：“它甚至算不上一把坏小提琴，它只是曼陀林和尤克里里的杂种。我讨厌它们。我讨厌它们——”
比尔转过身。
“完全不对。不行。没用。”
“别说了，”比尔说，“你还在鼓捣那把破尤克里里？我一开始就该告诉你，以为自己能做一把小提琴是疯狂的想法。这不是你坐下来就能做的东西——必须花钱买。我还以为这个道理是人都懂。但我琢磨着，如果让你自己想明白，不会伤害到你。”
有时候，这个世界上她最恨的人就是比尔。他完全变了个人。她本想把小提琴摔在地上，再用力跺几脚，相反，她只是粗暴地把它放回帽盒里。她眼中的泪水火辣辣的。她踢了那个盒子一脚，看也没看比尔一眼，就跑出了房间。
当她躲躲闪闪穿过门厅去后院时，撞见了妈妈。
“你怎么了？惹上什么麻烦了？”
米克试图挣脱，但妈妈紧紧抓着她的胳膊。她闷闷不乐地用手背擦掉眼泪。妈妈刚才在厨房，系着围裙，穿着家居鞋。像往常一样，她好像有很多心事，没时间问她更多问题。
“杰克逊先生带他的两个妹妹来吃午饭，椅子不够用，所以，今天你和巴伯尔在厨房吃。”
“好极了。”米克说。
妈妈放开她，解下围裙。餐厅里传来开饭铃的声音和突然爆发的愉快的谈话声。她听见爸爸说摔坏了髋部，他才知道没继续交意外保险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钱。爸爸对此念念不忘——本来可以赚到钱，结果没赚到。她听到碗碟的叮当声，过了一会儿，谈话声停止了。
米克靠着楼梯扶手，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打嗝。回想起上个月的情形，她似乎从没相信过小提琴能做成，但心里面又一直让自己相信。哪怕是现在，她也很难一点都不相信。她筋疲力尽。比尔现在什么忙都不帮。她曾经认为比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过去他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去树林里钓鱼，去他和其他男孩共同创建的俱乐部，去玩布兰农先生的餐馆后面的老虎机，任何地方。也许他并没想让她这样失望。反正，他们再也不可能是好朋友了。
门厅里弥漫着香烟和星期日午餐的味道。米克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厨房。午餐的味道很好闻，她饿了。她听见波西亚和巴伯尔说话的声音，她好像在哼歌，要么就是在给他讲故事。
“我比大多数黑人女孩幸运得多，这就是原因之一。”波西亚边说边开门。
“为什么？”米克问。
波西亚和巴伯尔坐在餐桌旁，吃着午饭。在深褐色的皮肤的映衬下，波西亚的绿印花裙看着很凉快。她戴着绿耳环，头发梳得溜光水滑。
“你老是抓住别人的话尾巴，什么都想知道。”波西亚说。她起身，站在热炉子前面，把午餐放在米克的盘子上。“我和巴伯尔正在谈我外公在老萨迪斯路上的家。我正告诉巴伯尔他和我的叔叔们怎么完全拥有了那个地方。十五英亩半的地。他们总是种棉花，有那么几年，为了保持土壤肥沃改种了豌豆，山上有一亩地只栽桃树。他们有一头骡子和一头母种猪，总有二十到二十五只蛋鸡和小鸡。他们有一小块菜地、两棵山核桃树，还有好多无花果、李子和浆果。这都是实话。没几个白人的农场像我外公这样把土地侍弄得这么好。”
米克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伏在盘子上面。除了她的丈夫和哥哥，波西亚最爱谈的就是农场，听她说，你还以为那个黑人农场是白宫呢。
“一开始，那个家只有一个小房间，很多年来，不断加盖，直到我外公、他的四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儿，还有我哥哥汉密尔顿都有地方住。客厅里有一架真正的风琴和一个留声机。墙上挂着一张我外公身穿社团制服的大照片。他们把水果和蔬菜都做成罐头，不管冬天多么寒冷多雨，他们总有充足的食物。”
“那你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住？”米克问。
正在削土豆皮的波西亚停下手里的活儿，一边说话，一边用棕色的长手指敲着桌子打拍子。“事情就是这样，懂吗——每个人为他的家加盖房间。这些年来，他们都很辛苦。当然，现在大家都不容易。但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和我外公生活在一起。但后来我就没在那儿干过活。不过，只要我、威利和赫保埃遇到什么大麻烦，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
“你父亲没加盖一个房间？”
波西亚停止咀嚼：“谁的父亲？你说我父亲？”
“当然。”米克说。
“你再清楚不过了，我父亲就在镇上，是个黑人医生。”
米克听波西亚说过，但她还以为波西亚在编瞎话：“黑人怎么能当医生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妈妈嫁给我父亲之前，除了真正的善良，什么都不知道。我外公本人就是善良先生。但我父亲和他很不一样，简直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卑鄙？”米克问。
“不，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人。”波西亚慢悠悠地说，“问题是，我父亲和其他黑人不一样。这很难解释。我父亲总是一个人闷头学习。很久以前，他就接受了关于一个家庭应该怎样的各种观念。家里不管有大事小情，他都指手画脚，晚上他还试图给我们这些孩子上课。”
“听起来不错啊。”米克说。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大多数时候，他很安静。但有些夜晚，他会突然爆发，像犯了病似的。他发起火来，比我见过的所有人脾气都大。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做过很粗野疯狂的事，我们的妈妈离开了他。那时我十岁。妈妈把我们这些孩子带到外公的农场，我们就是在那儿长大的。父亲一直想让我们回去。但即使母亲去世后，我们这些孩子也没回家住。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生活。”
米克走到炉旁，再次把盘子装满。波西亚的声音忽高忽低，像是在唱歌，什么也拦不住她。
“我不常去看父亲，也就一个星期一次吧，但我老想着他。谁都没让我这么难过过。我觉得他比镇上所有白人读的书都多。他读的书更多，担心的事也更多。他一肚子书和烦恼。他失去了上帝，背弃了信仰。到头来，他所有的麻烦都在这儿。”
波西亚很兴奋。只要谈起上帝，或者她的哥哥威利、她的丈夫赫保埃，她就激动。
“我不是一个大喊大叫的人。我是长老会的，我们不赞成满地打滚、胡言乱语。我们不是每个星期都参加圣仪，也不成天混在一起。在我们的教堂里，我们唱歌，让牧师讲道。老实跟你讲，我不认为唱唱歌、听听布道会伤害你，米克。你应该带你小弟弟去主日学校，再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可以坐在教堂里。瞧你最近趾高气扬的样子，要我看，你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地狱。”
“胡说。”米克说。
“我们结婚前，赫保埃是个神神道道的男孩。每个礼拜天，他都迎什么圣灵，大喊大叫，向神献祭什么的。但结婚以后，我让他和我们一起，虽然有的时候让他安静有点难，但我认为他做得还不错。”
“我不相信上帝，就像我不相信圣诞老人。”米克说。
“你等等！怪不得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像我父亲呢。”
“我？你说我像他？”
“我指的不是脸啊相貌什么的。我说的是你们灵魂的形状和颜色。”
巴伯尔坐在那儿，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脖子上围了块餐巾，手里还拿着空勺子。“上帝都吃什么？”他问。
米克起身离开桌子，站在门口，准备离开。有时，戏弄波西亚挺好玩的。她总是那副腔调，一遍遍说同样的话——这就是她所知道的一切吧。
“你和我父亲这种不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永远也得不到安宁。我呢——我信上帝，我有安宁。还有巴伯尔，他也有安宁。我们家威利和我们家赫保埃也有。还有那个辛格先生，只看外表，我就知道他也得到了安宁。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这种感觉。”
“随你的便吧，”米克说，“你比你的任何父亲都疯狂。”
“可是你从没爱过上帝，也没爱过任何人。你像牛皮一样坚硬粗糙。不管怎样，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你会到处溜达，永远也不满足。你会四处闲逛，就像丢了什么东西，必须找回来。你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你的心会怦怦乱跳，简直可以杀死你，因为你不爱，没有安宁。然后有一天你会崩溃、垮掉。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什么能帮你了。”
“什么，波西亚？”巴伯尔问，“他到底吃什么东西？”
米克大笑，噔噔走出了房间。
她确实整个下午都在家附近闲逛，因为她静不下来。有些日子就是这样。现在，一想到小提琴，她就发愁。她永远不可能把它变成一把真正的小提琴，计划了好几个星期后，想起来就恶心。但她怎么那么肯定这个想法会实现呢？怎么那么蠢呢？也许当人无比渴望一样东西时，渴望就会让他们不加分辨，给他们什么就信什么。
米克不想回家人待的房间，也不想跟任何房客说话。除了大街上，没地方可去，太阳火辣辣的。她在门厅里胡乱来回溜达，不停用手心往后拢凌乱的头发。“见鬼！”她大声自言自语，“除了一架真正的钢琴，我最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那个波西亚有股黑鬼的疯劲儿，不过，她还好，绝不会像某些黑人女孩那样偷偷对巴伯尔或拉尔夫下黑手。但波西亚说她从来没爱过任何人。米克停下来不走了，一动不动地站着，用拳头揉搓头顶。如果波西亚真的知道，她会怎么想？她到底会怎么想？
她总是把心事藏起来。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米克慢慢地爬楼梯。她经过一楼平台，继续朝二楼平台走。有些门开着通风，房子里闹哄哄的。爬到最后一段楼梯，米克停下脚步，坐下来。如果布朗小姐打开收音机，她可以听音乐。没准有好节目。
她把头靠在膝盖上，系网球鞋带。如果波西亚知道总是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她会怎么说？每次她身上的某个部分都像要炸成无数碎片。
但她总是把心事藏起来，从来没有人知道。
米克在台阶上坐了很久。布朗小姐没开收音机，除了人们发出的噪声，什么也没有。她想了很久，不停用拳头捶大腿。她的脸好像裂成了碎片，她无法将它接合复原。这种感觉比饿了想吃饭还要糟糕得多，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想——我想——我想——她满脑子都是这个，但她真正想要什么呢，她也不知道。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楼上的平台传来门把手转动的声音。米克急忙抬起头，是辛格先生。他在门厅里站了几分钟，表情悲伤而平静。然后他进了对面的浴室。他的伙伴没和他一起出来。从她坐的地方能看见房间局部，他的伙伴在床上睡觉，身上盖着被单。她等辛格先生从浴室里走出来。她的脸蛋很烫，她用手摸了摸。也许有时候她爬到最高这段楼梯就是为了在听楼下布朗小姐的收音机时能看见辛格先生。她很好奇，他的耳朵听不见，他心里会听什么样的音乐呢？没有人知道。如果他能说话，他会说些什么呢？也没有人知道。
米克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又来到门厅。她希望他低头看一眼，对她微笑。当他走到门口时，他确实往下面瞥了一眼，点了点头。米克的笑容很灿烂，颤抖着。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他可能是想邀请她进去。米克忽然想进他的房间。很快，等他没客人的时候，她真的会进去看辛格先生。她真的会这么做。
炎热的下午缓慢地过去，米克仍独自坐在台阶上。莫扎特那家伙的音乐又在她的脑子里响起。奇怪，辛格先生让她想起了这个曲子。她希望有个地方可以大声哼唱出来。有的音乐太私密，不能在塞满人的房子里唱。这也很奇怪，在拥挤的房子里，人却那么孤独。米克试图想出某个隐蔽的好地方，她可以去那儿，一个人待着，研究这首曲子。尽管她想了很久，其实一开始她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地方。
4
傍晚时，杰克·布朗特醒了，感觉已经睡够了。他躺在一个又小又整洁的房间里，家具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张床和几把椅子。衣柜上面的电扇慢慢摇着头，从一面墙吹向另一面墙，微风拂过杰克的脸庞时，他想到了凉水。一个男人坐在窗边的桌前，盯着摆在面前的一盘棋。日光下的这个房间，杰克并不熟悉，但他立刻认出了那张脸，仿佛已经认识他很久了似的。
许多记忆在杰克的脑子里乱成一团。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眼睛，掌心向上。他的手很大，在白被单的衬托下，他的手显得很黑。他把手举到眼前，发现手破了，还有瘀青——血管肿胀，好像使劲抓什么东西抓了很久。他面容疲惫，样子邋遢，棕色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胡子歪七扭八。就连翅膀形状的眉毛也乱糟糟的。他躺在那儿，动了一两下嘴唇，胡子也跟着紧张地抽搐。
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用一只大拳头捶打脑袋，想让自己清醒点。见他动了，下棋的男人立刻抬起头，对他微笑。
“上帝，我渴死了，”杰克说，“我感觉整支俄国军队不穿鞋只穿袜子从我的嘴里齐步走过。”
那人看着他，还在微笑，突然，他把手伸到桌子另一边，拿起一个磨砂冰水罐和一只玻璃杯。杰克咕咚咕咚喝了起来——他半裸着站在屋子中央，仰着头，一只手紧握成拳头。他连着喝了四杯水才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了一点。
他立刻回想起了什么。他不记得和这个男人一起回家，但后来发生的事更清晰了。他醒过一次，当时他泡在一缸冷水里，然后他们喝咖啡、聊天。他说了很多心里话，那个人一直听。他把嗓子都说哑了，他说过什么，记不太清了，但那个人的表情，他记得一清二楚。早上他们才上床睡觉，拉下百叶窗，光透不进来。最开始，他总是被噩梦惊醒，他不得不拧开灯，让自己清醒。灯光会弄醒那个家伙，但他丝毫没有抱怨。
“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把我撵走？”
那人又笑了笑。杰克很纳闷他怎么这么安静。他四处找自己的衣服，看见他的手提箱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他想不起他是怎么把它从那个他赊酒喝的餐馆拎回来的。他的书、一套白西装和几件衬衫还原样装在里面。很快，他开始穿衣服。
他穿好衣服时，桌上的电咖啡壶里已经煮着咖啡了。那人把手伸进搭在椅背上的马甲口袋，掏出一张卡片，杰克疑惑地接过来。这个人的名字——约翰·辛格——印在卡片中央，下面用墨水写着一段简短的话，和印刷体一样精致准确：
我是聋哑人，但我能读口形，明白别人对我说的话。请不要大声喊叫。
震惊使杰克感到轻松而空虚。他和约翰·辛格只是看着彼此。
“我不知道我自己花多长时间才能弄明白。”他说。
他说话时，辛格非常认真地看着他的嘴唇——他以前就注意到了。唉，他是个哑巴！
他们坐在桌旁，用蓝杯子喝着热咖啡。屋子里很凉快，半闭的百叶窗把窗外射进来的强光变得柔和了。辛格从储藏室里拿出一个铁盒，里面装着一块面包、几个橘子，还有奶酪。他吃得不多，一只手插着兜，靠在椅子上。杰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好好考虑一下。只要他处于困境，就该立即出去找活儿干。这间安静的屋子太平和、太舒服了，没法思考事情，他要出去自己走走。
“这里还有别的聋哑人吗？”他问，“你有很多朋友吗？”
辛格仍面带微笑。一开始，他没明白杰克的意思，杰克又重复了一遍。辛格扬起鲜明的黑眉毛，摇了摇头。
“觉得寂寞吗？”
那人摇头的方式，可能意味着是，也可能意味着不。他们默默坐了一小会儿，杰克起身要走。他感谢辛格留他过夜，谢了好几次，他小心地移动嘴唇，确保辛格能明白他的意思。哑巴只是微微一笑，耸了耸肩。杰克问能否把手提箱留在他床下几天，哑巴点头表示可以。
辛格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用一根银色的铅笔在便笺簿上认真地写字。他把便笺簿推给杰克。
我可以在地板上放张床垫，找到住处之前，你可以待在这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外面。不会有任何麻烦。
杰克突然满心感激，感觉自己的嘴唇在抖，但他不能接受。“谢谢，”他说，“我已经有地方住了。”
他要离开时，哑巴递给他一条蓝色的工装裤，卷成一团，还有七十五美分。工装裤脏兮兮的，他认出了它，它突然唤起了他的回忆，让他想起了过去一周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辛格让他明白，那些钱原本就在他的口袋里。
“再见，”杰克说，“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走了，哑巴站在门口，双手仍插在口袋里，脸上似笑非笑。下了几个台阶后，他转过身挥了挥手。哑巴也朝他挥手，然后关上了门。
外面强烈的日光突然刺入他的眼睛。他站在房前的人行道上，一开始阳光照得他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太清。一个小家伙坐在楼梯扶手上。他在哪儿见过她。他记得她穿的男式短裤，还有她眯着眼睛的样子。
他举起那卷脏裤子：“我想把它扔掉，你知道哪儿有垃圾桶吗？”
那孩子从扶手上跳下来：“后院有。我带你去。”
他跟着她穿过房子侧面那条狭窄潮湿的小路。他们来到后院，杰克看见两个黑人坐在后面的台阶上。他们都穿着白西装和白鞋子。其中一个黑人个子很高，他的领带和袜子都是鲜绿的。另外一个是浅皮肤的黑白混血儿，中等身量。他在腿上蹭一把锡制口琴。和高个儿同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袜子和领带是火红的。
那个孩子指了指后院栅栏旁边的垃圾桶，然后转身面向厨房的窗户。“波西亚！”她喊道，“赫保埃和威利在这儿等你呢。”
厨房里传来温柔的声音：“你不用大声喊。我知道他们在那儿。我正戴帽子呢。”
杰克展开工装裤，然后扔掉。裤子硬邦邦的，沾满了泥。一条裤腿破了，前面还沾了几滴血。他把裤子扔进垃圾桶。一个黑人女孩从房子里走出来，来到坐在台阶上的那两个穿白西装的男孩身边。杰克看见那个穿短裤的小孩正仔细打量他。她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似乎很兴奋。
“你是辛格先生的亲戚？”她问。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朋友？”
“好到可以和他一起过夜。”
“我只是好奇……”
“主街在哪个方向？”
她指着右边：“沿着这条路走两个街区。”
杰克用手指梳理着胡子，出发了。他把手里的七十五美分弄得叮当响，咬着下唇，直到它变得斑驳猩红。那三个黑人在他前面慢悠悠地走，互相交谈着。在这个陌生的小镇，他感觉孤单，于是紧跟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聊天。女孩挎着两个男孩的胳膊。她穿了条绿裙子，戴了顶红帽子，脚上蹬了双红鞋。男孩们和她挨得很近。
“今天晚上我们有什么安排？”她问。
“完全看你呀，亲爱的，”高个儿男孩说，“我和威利没什么特别的安排。”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你们决定吧。”
“那——”穿红袜的矮个儿男孩说，“我和赫保埃觉得，也许我们仨可以去教堂。”
女孩用三个不同的声调唱出她的回答：“好——哒——去完教堂，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应该去父亲那儿坐坐，就一小会儿。”他们在第一个街角拐弯了，杰克站着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主街安静、炎热，几乎空无一人。他才意识到今天是星期日，这让他很沮丧。关门的商店支起了遮阳篷，明亮的阳光下，建筑物看上去光秃秃的。他经过纽约咖啡馆。门开着，但里面空荡荡、黑乎乎的。早上他没找到袜子穿，路面的热气穿透薄薄的鞋底，灼痛了他的脚。太阳仿佛一块热烙铁压在他头上。这个镇子似乎比他去过的任何地方都寂寞。寂静的街道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喝醉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那么粗暴喧闹。而现在，一切似乎突然静止了。
他走进一家果品店买报纸。招聘一栏很短。几条招工启事上写着：招收有汽车的年轻男子，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销售各种产品，以佣金计酬。这些他匆匆跳过。一则招聘卡车司机的广告吸引了他几分钟的注意力。但最底下那条广告让他最感兴趣。上面写着：
诚聘：有经验的技工。明媚南方游乐场。面试地点：韦弗斯巷和第十五街拐角。
他不知不觉又走回到餐馆门口，过去这两个星期，他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除了果品店，这是这个街区唯一没有关门的地方。杰克突然决定顺道去看看比夫·布兰农。
从明亮的室外走进去，咖啡馆里显得很暗。一切似乎都比他记忆中更暗淡、更安静。布兰农一如既往地站在收银台后面，双臂交叉在胸前。他漂亮丰满的妻子坐在柜台另一端磨指甲。杰克注意到他进门时，他们对视了一眼。
“下午好。”布兰农说</a>。
杰克感觉气氛不对。也许那家伙在笑，因为他想起了他喝醉时干的事。杰克呆立着，满腹怨恨。“请给我来一包目标烟。”布兰农把手伸到柜台下面拿烟时，杰克确定他没有笑。白天这个家伙的脸看着没晚上那么冷酷，他面色苍白，好像一宿没睡，他的眼神像一只疲惫的秃鹫。
“干脆点，”杰克说，“我欠你多少钱？”
布兰农打开抽屉，把一个公立学校的便笺簿放在柜台上。他慢慢地翻页，杰克看着他。这个便笺簿更像私人笔记本，而不是平时记账用的本子。本子上写着长长好几排数字，经过加减乘除，还有一些小图示。他停在某一页，杰克看到他的姓写在页角上。这页没有数字——只画着小钩和小叉。上面胡乱画着几只圆嘟嘟的小猫，猫坐在那里，长长的曲线代表猫尾巴。杰克盯着看。小猫们长着女人脸。小猫的脸是布兰农太太的。
“打钩的是啤酒，”布兰农说，“打叉的是正餐，直线是威士忌。我看看啊——”布兰农揉了揉鼻子，垂下眼帘。然后他合上便笺簿，“差不多二十块钱。”
“我要很长时间才能还上这笔钱，”杰克说，“但也许你能拿到。”
“不急。”
杰克靠在柜台上：“对了，这个镇子是什么样的地方？”
“很普通，”布兰农说，“和同样大小的镇子差不多。”
“人口多少？”
“三万来人吧。”
杰克打开那包烟，给自己卷了一支。他的手在抖：“主要是工厂？”
“没错。四个大棉纺厂——主要是它们。另外还有一家袜厂、几个轧花机厂和锯木厂。”
“工资怎么样？”
“平均每周十到十一块钱吧——不过，偶尔会被解雇。你问这么多干吗？你想去工厂找活儿干？”
杰克用拳头压着眼眶，困倦地揉着眼睛。“不知道。也许吧。”他把报纸放在柜台上，指着刚才读到的广告，“我想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布兰农读了广告，想了想。“是啊，”最后，他说，“我去过这个游乐场。不怎么样——有几个新玩意儿，旋转木马、秋千什么的。把黑人、纺织工人和孩子圈在里面。他们辗转于镇上的各个空地。”
“告诉我怎么走。”
布兰农和他一起走到门口，指着前方：“今天上午你和辛格回家了？”
杰克点点头。
“你觉得他怎么样？”
杰克咬着嘴唇。哑巴的脸在他的脑子里清晰可见，就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的脸。自从离开那个房间，他一直想着这个人。“我都不知道他是哑巴。”最后，他说。
他又走在炎热空寂的街道上。他并不像一个陌生人走在陌生的城镇。他好像在找什么人。很快，他进入河边一个工厂区。街道窄了，没有铺砖，也不再空旷无人。一群面有饥色、脏兮兮的孩子互相喊叫着玩游戏。所有棚屋一模一样，两间屋子，破破烂烂，没有刷漆。食物和污水的臭味和空气中的灰尘混在一起。河上游的几条瀑布发出微弱的急流声。人们默默地站在门口，或者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他们面色焦黄，毫无表情地看着杰克。他睁大褐色的眼睛，也盯着他们看。他一颠一颠地走，不时用他毛茸茸的手背擦一下嘴。
韦弗斯巷尽头有一段空旷的街区，曾被用作废车场。生锈的机器零件和破损的内胎仍散落在地上。一辆拖车停在空地一角，附近有一个旋转木马，部分被帆布盖着。
杰克慢慢走近。两个穿工装裤的小家伙站在旋转木马前。他们附近，一个黑人坐在箱子上，两只膝盖靠在一起，在夕阳里打着瞌睡。他一只手上拿着一袋融化了的巧克力。杰克看着他把手指戳进脏乎乎的巧克力，慢慢地舔。
“谁是这儿的经理？”
黑人把两根甜手指塞到嘴里，用舌头吮着。“他是一个红头发的家伙，”吮完，他说，“我就知道这么多，长官。”
“他在哪儿？”
“那边，最大的货车后面。”
穿过草地时，杰克摘下领带，塞进口袋。太阳开始西沉。屋顶的黑线之上，天空是温暖的深红色。游乐场的老板独自站在那里抽烟。他的红发茂密，像顶着一块海绵，他用灰色的眼珠毫无生气地盯着杰克。
“你是经理？”
“嗯哼。我叫帕特森。”
“早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招工就来了。”
“是啊。我不要生手。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技工。”
“我有很多经验。”杰克说。
“你都干过什么？”
“我做过织布工和织布机修理工。我在汽车修理厂和汽车装配车间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
帕特森领着他走向被部分遮盖的旋转木马。黄昏的阳光下，一动不动的木马看着很荒诞。它们静止地腾跃，身体被暗淡的镀金铁杆刺穿。离杰克最近的那匹木马的脏臀部上有一个裂纹，眼睛盲目疯狂地转动着，眼窝处的油漆片片剥落。在杰克看来，静止不动的旋转木马仿佛是他的醉梦中出现的东西。
“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技工操作并维护它。”帕特森说。
“这活儿我能干，没问题。”
“干这个活儿，两只手都要灵活。”帕特森解释道，“游乐场完全由你负责。除了照看机器，你还得维持秩序。你要确定坐上去的每个人都有票。你要确定票是对的，不是什么舞厅的旧门票。所有人都想骑木马，你会惊讶，没钱的黑鬼们会想法子骗你。你必须时刻睁大三只眼睛。”
帕特森把他领到那圈木马里面的机械旁，指出各个部件。他调了一下操作杆，微弱但刺耳的机械音乐声响了起来。他们周围的木马队似乎切断了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木马停下来后，杰克问了几个问题，并亲自操作机器。
“原先那个家伙辞职不干了，”他们又来到空地上时，帕特森说，“我讨厌训练新手。”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明天下午。我们一个星期工作六天六夜，四点开始，十二点结束。你三点来钟过来，帮着做些准备工作。结束后大概还需要一个小时收拾场地。”
“工资呢？”
“十二块。”
杰克点点头，帕特森伸出一只惨白无骨、指甲很脏的手。
他离开空地时，天色已晚。耀眼的蓝天已经变白，东边有一轮白月。暮色柔和了街边房舍的轮廓。杰克没有立即穿过韦弗斯巷往回走，而是在附近的社区闲逛。远处传来的某些气味和某些声音令他不时在积满灰尘的街边突然驻足。他的脚步飘忽不定，走着走着突然转向，漫无目的。他感觉头有点晕，仿佛是薄玻璃做的。他体内正在发生化学变化。他在体内不断储存的啤酒和威士忌起反应了。酒劲儿又上来了。以前看着死气沉沉的街道变得生气勃勃。街边有一块长条状参差不齐的草地，杰克走着走着，感觉地面升起，朝他的脸上贴过来。他坐在草地边上，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他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把胡梢捋平。他有话要说，于是迷迷瞪瞪大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怨恨是贫穷最宝贵的花朵。是的。”
说话真好。他的声音令他愉快。好像有回音，停在空中，每个词都会响两次。他咽了咽唾沫，润了润嘴唇，又说起来。他忽然想回到哑巴安静的房间，告诉他心里的想法。想跟一个聋哑人聊天是件挺奇怪的事。但他很孤独。
随着夜晚来临，他眼前的街道暗了。偶尔有人从狭窄的街上走过，离他特别近，用单调的声音交谈着，每迈一步就卷起一片尘土。还有女孩们一起走过，还有抱孩子的母亲。杰克呆坐了一会儿，终于站起身，继续走。
韦弗斯巷黑魆魆的。油灯在门口和窗户上投下一个个闪烁的黄色方块。有些房子漆黑一片，几家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只借助隔壁房子的反光才能看见。一个女人把身子探出窗外，朝街上泼了一桶脏水，有几滴水溅在杰克的脸上。有些房子后面传来怒吼声，还有一些房子里传出椅子慢慢摇动的宁静之声。
杰克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下，有三个男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屋里一道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身上。两个人穿着工装裤，但没穿衬衫，光着脚。其中一个个子高，动作灵敏。另一个个头小，嘴角长了个脓包。第三个人穿着衬衣和裤子，膝头放一顶草帽。
“嘿。”杰克说。
三个男人盯着他，脸色蜡黄，面无表情。他们窃窃私语，但没有动窝。杰克从兜里掏出那包目标烟，让了一圈。他坐在最下面那个台阶上，脱掉鞋子。脚踩在凉爽潮湿的地面上，很舒服。
“工作吗？”
“是啊，”草帽男说，“大部分时间。”
杰克抠着脚。“我心里有福音，”他说，“想把它讲给某个人听。”
那几个人笑了。窄街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歌声。吐出的烟雾包裹住他们，悬浮在静止的空气中。一个路过的小家伙停下来，解开裤子撒尿。
“附近有顶帐篷，今天是星期天。”小个子终于开口了，“你可以去那儿，把你想说的福音都说出来。”
“不是那种。更好。是真理。”
“哪样的？”
杰克吮吸着胡子，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这儿罢过工吗？”
“有过一次，”高个子说，“大概六年前吧，有过一次罢工。”
“怎么回事？”
嘴上长脓包的男人把脚在地上拖来拖去，把烟头扔在地上：“哦，他们就是不干活了，希望每小时赚二十美分。有三百来个人罢工，整天在街上晃悠。工厂就派出卡车，一个星期后，镇上挤满了来这儿找工作的人。”
杰克转过身面对他们。他们坐的地方高出两个台阶，他不得不仰着头看他们的眼睛。“没让你们发疯？”他问。
“你说发疯是什么意思？”
杰克额头的血管鼓起来，猩红色的。“哎呀，万能的基督！我的意思是发疯——发疯——发疯。”他怒视他们困惑蜡黄的脸。透过他们身后敞开的前门，他能看见房子内部。起居室有三张床和一个脸盆架。里屋，一个赤脚的女人坐在椅子上睡觉。附近一个黑乎乎的门廊传来吉他声。
“当时我就在进城的那辆卡车上。”高个子说。
“这没什么区别。我想告诉你们的东西很简单。拥有这些工厂的杂种都是百万富翁，而落纱工、起毛工和所有站在机器后面纺纱织布的人却赚不到足够的钱让肚子不咕咕乱叫。明白了吗？所以，当你在街上晃悠，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那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人，还有那些得了佝偻病、罗圈腿的小家伙，难道你们不生气吗？不生气吗？”
杰克面红耳赤，脸色阴沉，嘴唇颤抖。三个男人警惕地看着他。草帽男哈哈大笑。
“继续傻笑吧。坐在那儿，把你们的肚皮笑破。”
他们笑得缓慢从容，三个人嘲笑一个人。杰克擦掉鞋底的灰土，穿上鞋。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嘴唇扭成一个愤怒的冷笑。“笑——你们就知道笑。我希望你们就坐在这儿傻笑，笑到腐烂为止！”他僵硬地沿着街道走了，他们的笑声和嘘声仍跟在他身后。
主街灯火通明。杰克在一个角落里徘徊，抚摸着兜里的零钱。他的头抽动着，尽管夜里很热，一股凉气却穿过了他的身体。他想起了哑巴，他急着回去，想跟他坐一会儿。他在下午买报纸那家果品店挑了一篮玻璃纸包的水果。柜台后面的希腊人说，价格是六十美分，付完账，他兜里只剩五美分了。刚走出商店，他就觉得把这个礼物送给一个健康人很可笑。几颗葡萄垂在玻璃纸外面，他饥饿地摘了下来。
他到的时候，辛格在家。他坐在窗边，面前的桌上摆着棋局。房间和杰克离开时一样，风扇开着，桌边放着冰水罐。床上有一顶巴拿马草帽和一个纸包，看样子，哑巴刚进屋。他把头扭向桌对面的椅子，把棋盘推到一边，身子向后靠，双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询问杰克他离开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杰克把水果放在桌子上。“今天下午的格言是，”他说，“出去找条章鱼，给它穿上袜子。”
哑巴露出微笑，但杰克看不出他听懂了没有。哑巴吃惊地看着水果，然后打开玻璃纸包装。他弄水果时，脸上的表情很怪异。杰克试图弄明白这个表情，他被难倒了。辛格笑容灿烂。
“今天下午，我在一个游乐场找了份工作。操作旋转木马。”
哑巴似乎一点也不惊讶。他走进储藏室，拿出一瓶葡萄酒和两个杯子。他们默默地喝着酒。杰克感觉从没在如此安静的房间里待过。头顶的光在他面前发光的酒杯上投下他奇怪的倒影，他曾多次在水罐或锡杯的曲面上见过自己的漫画——他鹅蛋形的丑脸，胡子快长到耳朵根了。他对面的哑巴双手捧着杯子。酒精开始在杰克的血管里嗡嗡叫，他感觉自己又进入了醉酒的万花筒。兴奋使他的胡须痉挛似的颤抖。他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睁大眼睛，用锐利的眼神直盯着辛格。
“我敢打赌，我是这个镇上唯一愤怒过的人——我说的是真正的愤怒——整整十年了。刚才我差点跟人打起来。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疯了。不知道。”
辛格把酒推给客人。杰克一边拿起瓶子就喝，一边揉着头顶。
“你看，我就像是两个人。一个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去过全国最大的几个图书馆。我读书。一直读书。我读那些讲纯粹实在的真理的书。那边我的手提箱里有卡尔·马克思、托尔斯坦·凡勃伦
哑巴用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擦着额头。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个。当一个人知道，却不能让别人理解时，他该怎么办？”
辛格伸手拿过一个酒杯，斟得满满的，塞到杰克青肿的手里。“想让我喝醉，嗯？”杰克说着，胳膊猛地一动，几滴酒洒在他的白裤子上，“你听我说！无论你看哪儿，看到的都是卑鄙和堕落。这个房间，这瓶葡萄酒，这个篮子里的水果，都是盈亏的产物。一个人想活下去就得被动接受卑鄙。我们吃的每一口饭，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都会有人为此累死累活，但似乎没人知道。所有人都是瞎子、哑巴、大脑迟钝——愚蠢且卑鄙。”
杰克把拳头压在太阳穴上。他的想法东倒西歪，他控制不住。他想发泄满腔怒火。他想出去，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找个人好好干一架。
哑巴依然充满耐心、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然后掏出银色的铅笔，在一片纸上非常认真地写字。“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把纸片从桌子那头递过来。杰克把纸片攥在手心里。他又感觉天旋地转，都不能看字了。
他一直盯着哑巴的脸，想让自己镇定下来。这个房间里好像只有辛格的眼睛不动。他的眼睛五颜六色，有琥珀色、灰色和浅棕色的斑点。他盯着它们看了很久，都快把自己催眠了。他不再有狂躁的冲动，再次平静下来。无论他想说什么，那双眼睛似乎都懂，而且有信息要传递给他。过了一会儿，房间又不摇晃了。
“你懂了，”他用含混的声音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远处传来教堂轻柔悦耳的钟声。隔壁屋顶上的月光是白色的，天空是夏日里一片柔和的蓝。他们心照不宣：在杰克找到住处之前，他先和辛格住几天。葡萄酒喝光后，哑巴在床边的地板上放了张床垫。杰克衣服也没脱，躺下就睡着了。
5
远离主街的一个黑人区，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医生独自坐在昏黑的厨房里。九点多了，礼拜日的钟声已然沉寂。尽管晚上很热，圆肚柴灶里却还生着一小团火。火旁，科普兰医生坐在一把直背厨房椅上，身子前倾，细长的手捧着脸。炉子的缝隙中透出的红光照在他脸上——火光里，他的厚嘴唇在黑皮肤的映衬下几乎是紫色的，灰白的头发贴在头皮上，像戴了一顶羊毛帽，也微微泛蓝。他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坐了很久，而银边眼镜后面那双眼睛也阴沉地凝视了许久。然后，他用力清了清嗓子，从椅子旁的地板上捡起一本书。四周光线极暗，他必须把书靠近火炉，才能看清上面的字。今晚他读的是斯宾诺莎。他并不完全理解书中错综复杂的概念游戏和语句，但读的时候，他感觉到一种强大而真正的目标，他感觉自己差不多懂了。
晚上，刺耳的门铃声经常把他从寂静中唤醒，他会在起居室里看到一个骨折的病人，或者被剃刀划伤的病人。但今晚没有人打扰他。他在昏暗的厨房里孤单地坐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开始慢慢地左右摇晃，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唱歌的呻吟。波西亚进来时，他正在发出这种动静。
科普兰医生事先知道她要来。他听到外面的街道上有人用口琴吹一首蓝调歌曲，他知道吹口琴的是他的儿子威廉
“你怎么坐在这儿，黑咕隆咚的？”
他们一起穿过黑暗的门厅，回到厨房。
“你有那么好的电灯，却总是这么坐在黑暗中，这似乎有点不合常情。”
科普兰医生拧了一下垂在桌子上方的灯泡，房间突然变得很亮。“黑暗适合我。”他说。
房间很干净，没几件家具。餐桌一边摆着几本书和一个墨水台，另一边摆着叉子、勺子和盘子。科普兰医生坐得笔直，修长的双腿交叉，一开始，波西亚的坐姿也很僵硬。父女俩长得很像——两个人都长着同样扁而阔的鼻子，同样的嘴巴和额头。但和父亲比起来，波西亚的肤色很浅。
“这儿简直热死了，”她说，“我看哪，除了做饭的时候，你还是把这火熄了吧。”
“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我的办公室。”科普兰医生说。
“我没事，我想。我不想去那儿。”
科普兰医生扶了一下银边眼镜，双手交叉放在大腿上：“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过得怎么样？你和你丈夫——还有你哥哥？”
波西亚放松了，脚从浅口鞋里伸出来：“赫保埃、威利和我处得不错。”
“威廉还和你们住在一起？”
“当然了，”波西亚说，“你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自己的计划。赫保埃——他付房租。买食物都花我的钱。威利——他负责我们所有的教会费、保险费、会费，还有周六晚上的花销。我们仨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
科普兰医生低头坐着，用力抻细长的手指，直到所有关节咔咔作响。干净的袖口垂到手腕下面——他纤细的手似乎比身体的其他部分颜色浅，手心是浅黄色的。他的手看上去总是一尘不染、皱皱巴巴的，好像用刷子用力擦洗过，又在水盆里浸泡了很久。
“哎呀，我差点忘了，我带东西来了。”波西亚说，“你吃过晚饭了吗？”
科普兰医生说话总是那么谨慎，每个音节似乎都经过他阴沉的厚嘴唇过滤：“没，我没吃。”
波西亚打开她放在餐桌上的一个纸袋：“我带了一大堆上好的羽衣甘蓝，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我还带了一块咸猪肉。这些菜叶得用咸猪肉调味。你不介意我用羽衣甘蓝烧肉吧？”
“不介意。”
“你还不吃肉？”
“不吃。纯粹是个人原因，我是素食主义者，但如果你用肉烧羽衣甘蓝，我也不介意。”
波西亚站在桌旁，鞋也没穿，开始认真地择菜：“脚踩在这地板上真舒服。你不介意我这么光着脚到处走吧？我不想穿那双浅口鞋，那鞋把我的脚勒得生疼。”
“不介意，”科普兰医生说，“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吃这些上好的羽衣甘蓝，还有玉米饼和咖啡。我再切几片白肉，煎了自己吃。”
科普兰医生的目光跟随着波西亚。她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取下墙上擦洗干净的平底锅，把火弄旺，洗掉甘蓝里的沙子。他张开嘴想说话，又把嘴闭上了。
“这么说，你、你丈夫和你哥哥有合作计划。”他最后说。
“没错。”
科普兰医生又在抻手指，想把关节弄得咔咔响：“你们打算要孩子吗？”
波西亚没看她的父亲。她气呼呼地把放了甘蓝的锅里的水弄得哗哗响。“有些事，”她说，“在我看来，完全取决于上帝。”
他没再说别的。波西亚把晚饭放在炉子上烧，默默地坐着，长手无力地垂在两膝间。科普兰医生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好像睡着了。其实他没睡，面部肌肉不时紧张地颤动一下。那时，他就深吸一口气，重新让表情镇定下来。晚饭的香味开始充满闷热的房间。寂静中，碗柜上方的时钟很聒噪，因为他们刚才说的话，单调的嘀嗒声听起来就像“孩——子——孩——子”，说了一遍又一遍。
他总会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光着身子在地板上爬，或者玩弹子球，甚至在黑咕隆咚的大街上搂着姑娘。男孩们都叫本尼迪克特·科普兰。但女孩的名字有本尼·梅、马迪本或者本尼迪恩·玛迪恩。有一天，他数了一下，至少有十多个孩子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但他一辈子都在讲述、解释、告诫。你不能这样做，他会说。他会告诉他们，绝不能要第六个或第五个或第九个孩子的原因。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孩子，而是给已经来到世上的孩子更多的机会。他劝告他们，黑种人要优生优育。他用简单的话告诉他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变成了一首愤怒的诗，他已经背下来了。
他学习并了解所有新理论的发展。他自掏腰包，把工具分发给他的病人。他是到目前为止镇上第一个想到这一点的医生。他给予并解释，给予并告知。每周还要大概接生四十次。马迪本和本尼·梅。
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
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么做背后有一个动机。他知道自己注定要教化人民。他整天挨家挨户地走，和他们谈所有的事。
漫长的一天过去，他会觉得疲惫不堪。但到了晚上，打开大门，疲乏感就会消失。家里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波西亚、小威廉，还有戴茜。
波西亚揭开炉子上平顶锅的盖子，用叉子搅动甘蓝。“父亲——”过了一会儿，她说。
科普兰医生清了清嗓子，把一口痰吐在手绢里。他的声音又怨恨，又粗哑：“怎么了？”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我们没吵架。”科普兰医生说。
“吵架不需要说话，”波西亚说，“在我看来，我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也一直在争论。我就是这种感觉。实话跟你说，每次来看你都把我折磨得够呛。我们尽量不要以任何方式争吵了。”
“我当然不想吵。你有这种感觉，我很抱歉，女儿。”
她倒了两杯咖啡，把没加糖的那杯递给父亲。她在自己那份里加了几勺糖：“我饿了，这咖啡应该很好喝。你喝着咖啡，我告诉你前一阵子我们遇到的事。都过去了，现在倒觉得有点好笑，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放声大笑。”
“说吧。”科普兰医生说。
“是这样的，前一阵子，一个相貌特别好看、盛装打扮的黑人来到镇上。他自称B.F.梅森先生，说自己来自华盛顿特区。每天，他拄着手杖、穿着漂亮的花衬衫在街上走来走去。晚上，他去社会咖啡馆。他吃得比镇上所有人都讲究。每天晚上他都要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微笑面对所有人，总是给姑娘们鞠躬，你进去或出来，他都给你开着门。有一个来星期，他走到哪儿，都让大家很愉快。人们开始问问题，好奇这个富有的B.F.梅森先生的来历。很快，跟大家熟悉起来后，他就安顿下来做生意了。”
波西亚撇着嘴唇，对着咖啡的托盘吹气。
“我猜，你在报纸上读到过政府‘铁钳’养老计划的消息吧？”
科普兰医生点了点头。“养老金。”他说。
“嗯，他就和这事有关。他是政府的人。应该是华盛顿特区的总统派来的，让所有人加入政府的这个养老计划。他挨家挨户地解释，如果你交一美元加入这个计划，每星期再交十五美分，等你到了四十五岁，政府就会每个月给你五十美元。我认识的人听了都很兴奋。他送给每个加入计划的人一张总统签名照。他告诉他们，六个月后，每个成员将得到免费的制服。那个俱乐部叫‘黑人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每个人将得到一条印着俱乐部名字缩写G.L.P.C.P.的橙色丝带。你知道，就像政府其他印字母的东西一样。他带着本小册子，走家串户，人们纷纷加入。他接过钱，写下他们的名字。每星期六他都来收钱。三个星期后，这个B.F.梅森先生鼓动了太多人，星期六他都忙不过来了。他不得不每三四个街区雇一个人帮他收会费。我每周六一大早就去附近的住家收费，赚那二十五美分。当然，威利一开始就加入了，还有赫保埃和我。”
“我在你家附近很多家见过总统的照片，我记得听人提起过梅森的名字，”科普兰医生说，“他是贼吧？”
“是。”波西亚说，“有人调查了一下这个B.F.梅森先生，他被捕了。他们发现他就是个亚特兰大人，根本没去过华盛顿特区，更没见过什么总统。钱都被他藏起来了，或者花掉了。七美元五十美分被威利打了水漂。”
科普兰医生很兴奋：“这就是我说的——”
“在来世，”波西亚说，“那个人醒来的时候，肚子上肯定插着一把滚烫的干草叉。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事倒显得有点可笑了，当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放声大笑。”
“黑种人每周五自愿爬上十字架。”科普兰医生说。
波西亚的手在哆嗦，咖啡从她端着的托盘上滴答下来。她舔了舔胳膊：“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找到十个黑人，就十个——十个我们自己人——十个有骨气、有头脑、有勇气的人，愿意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献给——”
波西亚放下咖啡：“我们根本没谈这类事。”
“只要四个黑人，”科普兰医生说，“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你，加起来的总和。只要四个有这些真正的品质和骨气的黑人——”
“威利、赫保埃和我有骨气。”波西亚愤怒地说，“这是一个冷酷的世界，在我看来，我们仨努力生存，过得相当好。”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科普兰医生把眼镜放在桌子上，用他皱巴巴的手指揉眼球。
“你总用‘黑人’这个词，”波西亚说，“这个词很伤人感情。干脆用‘黑鬼’都比这个词好。但有礼貌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总是说‘有色人’。”
科普兰医生没吭声。
“就拿我和威利来说吧。我们不是纯粹的有色人。我们的妈妈肤色很浅，我们俩身上都有很多白人血统。还有赫保埃——他是印第安人。他有一大部分印第安血统。我们都不是纯种有色人，你一直用的那个词很伤人感情。”
“我对托词不感兴趣。”科普兰医生说，“我只对真正的事实感兴趣。”
“好吧，我告诉你事实。每个人都怕你。想让汉密尔顿、巴迪、威利，或者我的赫保埃进这所房子，像我这样和你坐在一起，真得灌他们很多杜松子酒才行。威利说，他记得他很小的时候你的样子，他当时就怕自己的父亲。”
科普兰医生刺耳地咳嗽，又清了清嗓子。
“每个人都有感情，不管他是谁，如果明知走进一所房子，感情会受到伤害，那就没有人会走进去。你也一样。我见过你的感情被白人伤害过很多次，他们却根本不知道。”
“不，”科普兰医生说，“你没见过我的感情受到伤害。”
“当然，我知道，威利、我、赫保埃，我们都不是学者。但赫保埃和威利是金子一般的好人。他们只是和你不一样罢了。”
“是的。”科普兰医生说。
“汉密尔顿、巴迪、威利，还有我，我们都不喜欢像你那样说话。我们像我们的妈妈和她的亲戚，还有他们的祖先那样说话。你想什么都用脑子，而我们宁愿说出心里话，那些话已经在那儿积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区别之一。”
“是。”科普兰医生说。
“一个人不能抓起自己的孩子就把他们捏成他想要的样子。不管是否会伤害到他们。不管对与错。你尽最大的努力尝试了。而现在，我们当中只有我愿意走进这所房子，像现在这样和你坐在一起。”
科普兰医生眼中的光非常亮，他的声音响亮而严厉。他咳嗽了一通，整张脸都在抖。他试图拿起那杯冷咖啡，但手抓不稳。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伸手拿眼镜，试图掩饰。
波西亚看到这一幕，快步走到他跟前，搂住他的头，把脸颊贴在他的额头上。“我伤害父亲的感情了。”她柔声说。
他的声音冷酷：“不，不停重复伤害感情的说法，既愚蠢又原始。”
泪水慢慢顺着他的面颊流下，火光让泪滴呈现蓝色、绿色和红色。“我真的很抱歉。”波西亚说。
科普兰医生用棉布手帕擦了擦脸：“没关系。”
“我们再也不要吵了。我受不了我们争吵。每次我们在一起好像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我们再也不要这样争吵了。”
“好，”科普兰医生说，“我们不吵了。”
波西亚抽了抽鼻子，又用手背擦了擦。她抱着父亲的头站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她擦了擦脸，向炉子上那盆蔬菜走去。
“菜早就熟了吧。”她高兴地说，“现在我要做几个好吃的小玉米饼就着菜吃。”
波西亚穿着袜子在厨房里慢慢地走来走去，父亲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他的眼睛潮湿，东西的轮廓看上去很模糊。波西亚真像她母亲。多年前，戴茜就这样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沉默而忙碌。戴茜不像他这么黑——她的皮肤是漂亮的暗蜜色。她总是那么安静和善。
但在温柔和善下面，她还有一股倔劲儿，无论他如何认真地研究，始终搞不懂妻子这种温柔的倔强。
他会劝诫她，把心里的想法全都告诉她，她表现得那么温和，但就是不肯听他的，继续一意孤行。
后来有了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亚。他对他们有真实且实在的使命感，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应对他们遇到的每件事。汉密尔顿将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是黑人教师，威廉是与不公正做斗争的律师，波西亚是妇幼医生。
他们还是婴儿时，他就告诉他们必须挣脱身上的枷锁——顺从和怠惰的枷锁。等他们稍微长大一点，他就向他们灌输上帝不存在的想法，但他们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这种真实且实在的使命。他会一遍遍地告诉他们，他们远远地坐在一起，用黑孩子的大眼睛看着母亲。戴茜坐在那儿，充耳不闻，温柔而倔强。
因为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亚肩负着实在的使命，他知道每个细节应该是怎样的。每年秋天，他都把他们带到镇上，给他们买上好的黑鞋和黑袜。他给波西亚买黑色的羊毛裙料，做领子和袖口用的白亚麻。男孩们的裤子是黑色的羊毛料的，衬衫是白色的细麻布。他不想让他们穿色彩鲜艳、又轻又薄的衣服。但他们上学时就想穿这样的衣服，而且戴茜说他们很尴尬。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知道家里应该什么样，不能有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能有俗艳的日历、蕾丝枕头，或者小摆设，家里每样东西都必须是朴素的、暗色的，象征着工作及真实且实在的使命。
一天晚上，他发现戴茜给小波西亚打了耳洞。还有一次，他到家时，一个穿羽毛裙的丘比娃娃放在壁炉台上。戴茜的态度温和而强硬，不肯把它收走。他还知道戴茜在教孩子们逆来顺受。她给他们讲地狱和天堂。她还让他们相信鬼魂和鬼屋。戴茜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伤心地和牧师谈起自己的丈夫。她很固执，总带孩子们去教堂，带他们听牧师布道。
整个黑人种族都病了，他整天忙碌，有时还要忙半个晚上。漫长的一天过去后，他疲倦至极，但是当他推开家门时，这种疲倦感就会消失。然而，当他走进去时，却发现威廉在用裹着卫生纸的梳子吹曲子，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正在掷骰子赌午饭费，波西亚和她母亲一起哈哈大笑。
他从头再来，但会换一种方式。他拿出他们的课本，和他们交谈。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看着他们的母亲。他说啊说，但他们都不想听懂。
一种黑色的、可怕的感觉会突然向他袭来。黑人的感觉。他坐在办公室里读书、沉思，直到情绪平静下来，重新开始。他拉下百叶窗，这样屋里就只有明亮的灯光、书本和沉思的感觉。但有的时候，这种平静怎么都不来。他还年轻，这种可怕的感觉不会随着学习而消失。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亚很怕他，看着他们的母亲，当他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黑色的感觉便会战胜他，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阻止不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事后他也搞不懂怎么会这样。
“晚饭好香啊，”波西亚说，“我们赶紧吃吧，赫保埃和威利随时会来找我。”
科普兰医生扶了一下眼镜，把椅子拉到桌旁：“天黑了，你丈夫和威廉在哪儿？”
“他们扔马蹄铁玩呢。雷蒙德·琼斯家的后院有一个玩马蹄铁的地方。这个雷蒙德和他的妹妹乐芙·琼斯，每天晚上都玩。乐芙是个特别丑的女孩，赫保埃和威利什么时候想去他们家都行，我不介意。但他们说差一刻十点来找我，我估计他们随时会到。”
“趁着我还没忘，”科普兰医生说，“我想你经常收到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的信吧。”
“我收到过汉密尔顿的信。他基本上接管了外公那边所有的工作。巴迪嘛，他在莫比尔——你知道他从来就不太会写信。不过，巴迪向来和善可亲，我从来不担心他。他总是能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他们默默地坐在桌前，面前摆着晚餐。波西亚不停抬头看碗柜上的时钟，因为赫保埃和威利该来了。科普兰医生低着头，手里拿着叉子，叉子好像很沉，他的手指在哆嗦。他只尝了几口，每一口都吞咽得很艰难。气氛紧张，他们俩似乎都想把谈话继续下去。
科普兰医生不知从何说起。有时候他觉得，早年他对孩子们说得太多，他们听懂的又太少，现在他已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他用手帕擦了擦嘴，迟疑不决地说：“你不怎么提你自己。跟我说说你的工作吧，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当然，我还在凯利家，”波西亚说，“不过，我跟你说，父亲，我不知道还能在那儿待多久。活儿很辛苦，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干完。其实，这也没什么。我担心的是工钱。我应该每周挣三美元。但有的时候，凯利太太给一美元或者五十美分就把我打发了。当然，她一有钱就补上。但这会让我手头很紧。”
“这是不对的，”科普兰医生说，“你为什么要忍受？”
“这不是她的错。她也是不得已，”波西亚说，“一半房客不付房租，维持一切正常运转需要一大笔开销。我实话跟你说——副警长紧盯着凯利家不放。他们的日子也挺艰难。”
“你应该能找到别的工作。”
“我知道，但凯利一家是白人里真正的大好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他们家那三个小孩就跟我的亲人一样。我觉得我亲手抚养了巴伯尔和那个宝宝。尽管米克和我到一块儿就掐，我也是真心喜欢她的，觉得跟她很亲。”
“但你得为自己着想。”科普兰医生说。
“米克，唉——”波西亚说，“她真是个怪人。谁也不知道怎么管教那孩子。简直傲慢任性到了极点。不知道她成天都想些什么。那孩子给我感觉怪怪的。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让大家大吃一惊。但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我就不知道了。有时候米克让我一头雾水。但我还是很喜欢她。”
“你必须先考虑自己的生计。”
“我说过了，这不是凯利太太的错，维持那个又大又老的房子，花费太大，有人还不付房租。只有一个房客给的房租挺像样的，而且每次都很准时。那人才在那儿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他是镇上一个聋哑人。他是我近距离见过的第一个聋哑人——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白人。”
“又高又瘦，灰绿色的眼睛？”科普兰医生突然问，“对所有人都很礼貌，穿得很讲究？不像这个镇上的人——更像北方人，或者犹太人？”
“就是他。”波西亚说。
科普兰医生的脸上露出热切的表情。他把玉米饼掰碎，泡在盘子里的甘蓝汁里，吃了起来，他又有了胃口。“我有个聋哑病人。”他说。
“你怎么认识辛格先生？”波西亚问。
科普兰医生咳嗽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只见过几面。”
“我得赶紧收拾一下了。”波西亚说，“威利和赫保埃肯定快到了。不过，有这么棒的洗碗槽，水流还这么大，这几个小盘子，眨眼工夫就洗完了。”
多年来，科普兰医生一直试图忘却白种人无声的傲慢。满心愤恨时，他就思考研究。在街上，在白人们身边，他会把尊严二字挂在脸上，向来沉默不语。年轻时他被称作“小子”，现在对他的称呼是“大叔”。“大叔，快去街角的加油站，给我叫个机修工过来。”不久前，一个坐在车里的白人对他喊出这些话。“小子，给我搭把手。”“大叔，干那个。”他不听，继续走，保持尊严，默不作声。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喝醉的白人走上前，拉着他在街上走。他手里拎着医疗箱，他确信有人受伤了。但那个醉汉把他拉进了一个白人的餐馆，柜台前的白人傲慢地大喊大叫。他知道那个醉汉在耍弄他。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尊严。
但遇到这个高高瘦瘦，有着一双灰绿色眼睛的白人男子后发生的事，在他和白人打交道时从未发生过。
这事发生在几个星期前一个漆黑的雨夜。他刚接生完出来，站在雨中的街角。他想点支烟，但从盒子里拿出一根又一根火柴，都没划着。他站在那儿，嘴里叼着那根没点着的烟，这时一个白人走近，手里举着一根点燃的火柴。黑暗中，借着火光，他们看见彼此的脸。白人对他微笑，替他点烟。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他们在街角站了几分钟，后来白人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想和白人谈谈，问他一些问题，但他不知道他能否真正理解。白种人都很傲慢，他担心在这种友好的氛围中，他会失去尊严。
但白人给他点完烟，对他微笑，似乎想和他在一块儿。从那时起，这件事他反复想了很多次。
“我有一个聋哑病人。”科普兰医生对波西亚说，“病人是个五岁的男孩。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他落下残疾是我的错。他是我接生的，当然有过两次产后回访，然后我就把他给忘了。他的耳朵出了问题，可是他母亲没在意他耳朵流脓，没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当他的病情终于引起我的注意时，已经太晚了。他什么也听不见，当然也就不会说话了。但我仔细观察过他，我觉得，假如他正常的话，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你一直对小孩有极大的兴趣，”波西亚说，“你喜欢他们远远多过喜欢成年人，是不是？”
“小孩子身上有更多的希望，”科普兰医生说，“但是这个聋孩子，我特意为他咨询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机构接纳他。”
“辛格先生会告诉你。他真是一个善良的白人，一点都不傲慢。”
“我不知道——”科普兰医生说，“我想过一两次要不要给他写封信，看他能不能给我什么信息。”
“如果我是你，我肯定给他写。你很会写信，我会帮你把信交给辛格先生，”波西亚说，“两三个星期前，他下楼，来到厨房，拿了几件衬衫，让我帮他洗洗。即使穿在施洗者约翰身上，那些衬衫也不会更干净。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们泡在温水里，轻轻搓几下领口，然后熨平整。但是那天晚上，当我把五件干净的衬衫送到楼上他的房间时，你知道他给了我多少钱吗？”
“不知道。”
“他像往常那样面带微笑，递给我一美元。就那么几件衬衫就给了我整整一美元啊。他真是一个友善可亲的白人，我不怕问他任何问题。我甚至不介意亲自给那个好白人写信。你就写吧，父亲，如果你想写的话。”
“也许我会写。”科普兰医生说。
波西亚突然坐起来，开始整理她梳得紧绷绷、油光光的头发。外面传来微弱的口琴声，音乐声逐渐增大。“威利和赫保埃来了。”波西亚说，“我得走了，跟他们会合。你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叫人捎个话。和你一起吃晚饭、聊天，我很开心。”
口琴声很清晰了，他们听出威利在前门那儿，边吹口琴边等她。
“等一下，”科普兰医生说，“我只见过你和你丈夫在一起两次，我们从未真正见面谈过话。威廉上次看望他父亲还是三年前。干吗不请他们进来坐一下？”
波西亚站在门口，拨弄着头发和耳环。
“上次，威利来的时候，你伤了他的感情。你看你就是不知道怎么——”
“好吧，”科普兰医生说，“只是个建议。”
“等等，”波西亚说，“我去叫他们。我马上把他们请进来。”
科普兰医生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手不停地哆嗦，没法把眼镜扶正。前院传来低语声。接着，门厅里有沉重的脚步声，波西亚、威廉和赫保埃走进厨房。
“我们来了，”波西亚说，“赫保埃，我好像没有正式介绍你和我父亲认识过。但你们知道彼此是谁。”
科普兰医生和他们握了手。威利靠在墙边，畏缩不前，但赫保埃上前，礼貌地鞠了一躬。“我经常听人谈起你，”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波西亚和科普兰医生从门厅搬来椅子，他们四个围炉而坐。他们沉默且不安。威利紧张地环顾四周——看着餐桌上的书、洗碗槽、墙边的小床，还有他父亲。赫保埃咧着嘴笑，用指尖拉了拉领带。科普兰医生好像要说话，但润了润嘴唇，依然沉默。
“威利，你的口琴吹得很棒啊。”波西亚终于开口了，“我看，你和赫保埃肯定偷着喝酒了。”
“不，夫人，”赫保埃非常礼貌地说，“从星期六以来，我们一直滴酒未沾。我们玩马蹄铁来着。”
科普兰医生仍然没说话，他们不时看他一眼，等他开口。房间狭小，沉默搞得每个人都很紧张。
“这俩男孩的衣服真难洗啊，”波西亚说，“我每周六洗他们俩的白西装，一个星期熨两次。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当然，他们下班回家后才穿。可是没两天就黑得不成样子了。昨天晚上我才熨好的裤子，现在一条裤缝都没有了。”
科普兰医生依旧沉默。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的脸，但威利发现后，咬着粗糙圆短的手指，盯着自己的脚。科普兰医生感到手腕和太阳穴处的脉搏剧烈跳动。他咳嗽了两下，把拳头放在胸口上。他想和儿子说话，但想不出说什么。往日恩怨涌上心头，他没有时间思考，让它平息下去。他的脉搏在身体里跳动，他很困惑。但他们都看着他，房间里的寂静令人难以忍受，他必须开口。他的声音很高，听起来好像不是他发出来的。“威廉，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我对你说过的话还有多少留在你心里。”
“我不知道你什——什——什——什么意思。”威利说。
科普兰医生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我把全部的信任和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得到的只是完全的误解、徒劳无用和无动于衷。我付出了那么多，结果什么也没留下。如今我一无所有。我想做的一切——”
“别说了，”波西亚说，“父亲，你答应过我不再吵架了。这真是太疯狂了。我们再也经不起争吵了。”
波西亚站起身，向大门走去。威利和赫保埃急忙跟上她。科普兰医生最后一个到的门口。
他们站在黑魆魆的门口。科普兰医生想说话，但他的声音似乎迷失在内心深处。威利、波西亚和赫保埃紧挨着站在一起。
波西亚一只手挽着丈夫，另一只手伸向科普兰医生：“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我们和好吧。我受不了我们这样争吵。我们再也不要吵架了。”
科普兰医生再次默默地和他们一一握了手。“对不起。”他说。
“我觉得没问题。”赫保埃礼貌地说。
“我也觉得没问题。”威利咕哝道。
波西亚把他们的手放在一起：“我们实在经不起争吵了啊。”
他们道了再见，科普兰医生站在黑暗的门廊上，目送他们一起沿着大街走远。他们离去的脚步发出寂寞的声音，他感觉虚弱疲惫。他们走出一个街区后，威廉再次吹起口琴。音乐声悲伤空洞。他一直站在前廊上，直至再也看不见他们，再也听不见他们。
科普兰医生关掉房子里的灯，坐在炉前的黑暗中。但安宁不肯到来。他想把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威廉从脑子里赶走。波西亚对他说的每个字又以一种响亮生硬的方式回到他的记忆中。他突然站起身，拧开灯。他在桌前坐下，桌上摆着斯宾诺莎、威廉·莎士比亚和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大声朗读斯宾诺莎时，那些词语发出洪亮深沉的声音。
他想起了他们谈到的那个白人。要是这个白人能帮助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那个耳聋患者就好了。即使他没有这个理由，也不想问这些问题，写封信给这个白人也是好的。科普兰医生双手捧着头，喉咙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像一种唱歌似的呻吟。他想起了那个白人男子的脸，那个雨夜，他在火柴黄色的光焰后面微笑——他心里有安宁。
6
仲夏时</a>，辛格的客人来得最频繁。晚上，他的房间几乎总有说话声。在纽约咖啡馆吃过晚饭后，他洗了澡，穿上凉爽的浴衣，通常就不再出门了。房间凉爽宜人。储藏室里有个冰箱，里面放着几瓶冰啤酒和果汁饮料。他向来悠闲，不紧不慢的。他总是站在门口微笑着迎接客人。
米克喜欢去辛格先生的房间。尽管他是个聋哑人，她说的每句话，他都听得懂。和他交谈就像一场游戏，远远不只是游戏，就像发现音乐的新鲜之处。她会把她的一些计划告诉他，这些计划她不会告诉其他人。他让她乱动他可爱的小棋子。有一次，她兴奋极了，衣角卷进电风扇，他的举止那么体贴，她一点都不尴尬。除了爸爸，辛格先生是她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科普兰医生给约翰·辛格写了信，谈到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的情况。辛格礼貌地回了信，并邀请他有空过来坐坐。科普兰医生走到房子后面，在厨房里和波西亚坐了一会儿，然后上楼，来到白人的房间。这个人身上的确没有一丝无声的傲慢。他们一起喝了杯柠檬水，哑巴写下他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和科普兰医生遇到的白种人都不一样。过后，他琢磨了这个白人很久。后来，由于辛格真诚邀请他再来，他又拜访了一次。
杰克·布朗特每周都来。他上楼去辛格的房间时，整个楼梯都在颤动。通常，他会带来一纸袋啤酒。房间里经常传出他愤怒的喊声。但离开之前，他的声音会逐渐平静下来。他下楼梯时，手里就不提着那个装啤酒的纸袋了，他若有所思地离开，似乎不在意要去哪里。
一天晚上，连比夫·布兰农都来到哑巴的房间。但他不能离开餐馆太久，待了半小时就走了。
辛格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一样。他坐在窗边一把直背椅上，双手紧紧插在口袋里，向客人点头或微笑，表示自己听懂了。
晚上不来客人，辛格就去看晚场电影。他喜欢坐下来看演员们在屏幕上不停说话，走来走去。进电影院前，他从不看片名，不管放什么电影，他都怀着同等兴趣观看每一幅画面。
后来，七月的一天，辛格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就走了。他开着房门，桌上放着一封写给凯利太太的信，里面装着上个星期的房租——四美元。他仅有的几件简单的私人物品不见了，房间非常干净，空空的。他的客人来时，看到这个空房间，离开时既惊讶，又难过。谁也想象不出他怎么会这样离开。
辛格的整个暑假都是在安东尼帕罗斯住院的小镇度过的。这次旅行，他计划了好几个月，想象他们在一起的时时刻刻。他提前两周就订好了酒店，他把火车票装在一个信封里，在口袋里揣了很久。
安东尼帕罗斯一点也没变。辛格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缓步走过来，平静地迎接他的朋友。他甚至比以前还胖，但脸上依然挂着恍惚的笑容。辛格抱着好几个袋子，胖大的希腊人首先注意到了它们。礼物包括一件鲜红色的晨衣、一双柔软的拖鞋，还有两件带字母图案的睡衣。安东尼帕罗斯把盒子里的包装纸下面也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看到里面没藏着什么好吃的东西，他把礼物轻蔑地扔在床上，再也不理会它们了。
房间很大，阳光充足。几张床有间隔地排成一行。三位老人在一个角落里玩纸牌，没注意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两个朋友独自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辛格感觉自从他们分开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有太多话要说，他的手比画的速度跟不上脑子。他的绿眼睛燃烧着激情，额头的汗珠闪闪发光。往日欢乐和幸福的感觉立刻又回来了，他控制不住自己。
安东尼帕罗斯乌黑油亮的眼睛盯着朋友，一动不动，两只手懒洋洋地摸索着裤裆。辛格还谈到来看他的客人。他告诉朋友，他们帮他忘掉了孤单寂寞。他告诉安东尼帕罗斯，他们都是陌生人，总是说个没完，但他喜欢他们来看他。他给杰克·布朗特、米克和科普兰医生画了速写。发现安东尼帕罗斯不感兴趣，辛格立刻把速写揉成一团，不再提起。护理员进来说时间到了，辛格想说的话连一半都没说完。但他离开了房间，很累，也很开心。
病人只能在星期四和星期日接待朋友。见不到安东尼帕罗斯的日子里，辛格在酒店房间里走来走去。
第二次探望朋友和第一次一样，只是那几个老人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们，没玩纸牌。
辛格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获准带安东尼帕罗斯出去几个小时。他提前计划好了这次短途旅行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乘出租车去乡下，四点半，去酒店的餐厅。安东尼帕罗斯美美地享受了这顿大餐。他点了菜单上一半的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但吃完了，他还不想走，抓着桌子不撒手。辛格哄他，出租车司机都想动武了。安东尼帕罗斯固执地坐在那里，他们靠得太近时，他就做下流的手势。最后，辛格从酒店经理那儿买了瓶威士忌，把他骗上了出租车。辛格把这瓶未开封的酒扔出窗外，安东尼帕罗斯既失望又生气，哭了起来。这次短途旅行的尾声令辛格很伤心。
下一次探望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两周的假期就要结束了。安东尼帕罗斯已经忘了之前发生的事。他们还坐在房间那个角落里。时间飞逝而去。辛格拼命打手语，窄脸十分苍白。终于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凝视他的脸，就像以前每天上班前分开时那样。安东尼帕罗斯昏昏欲睡地盯着他，一动不动。辛格离开了房间，两只手紧紧插在口袋里。
辛格回到寄宿公寓不久，米克、杰克·布朗特和科普兰医生又来看他。每个人都想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不把计划告诉他们。但辛格假装不明白他们的问题，他的笑容深不可测。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来到辛格的房间，和他共度晚上的时光。哑巴总是那么体贴镇静。他多彩温柔的眼神像巫师一样庄重。米克·凯利、杰克·布朗特和科普兰医生来这个寂静的房间聊天，他们觉得，无论想对他说什么，哑巴都懂。甚至比这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