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3个月前 作者: 柯林斯
(神圣罗马帝国伯爵;荣获骑士大十字铜勋章;美索不达米亚秘术会终身会长;欧洲各国音乐学会、医学学会、哲学学会、慈善团体等名誉会员)
伯爵的叙述
一八五○年夏,我在海外接受了一项性质很微妙的政治任务,来到英国。组织上任命我指挥几位与我有半官方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吕贝尔先生和夫人。我在定居伦敦郊区,准备进行活动之前,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好奇的人看到这里,也许要我说明那些活动的性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然而我很抱歉,由于外交上保密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经过安排,我准备到我已故的朋友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高贵的府邸里度过我刚才所说的最初一段休息时间。他和他的太太从大陆上归国。我和我的太太从大陆上到来。在英国这片国土上,家室之乐的气氛最为浓厚,我们这样成双结对地来到此地,确实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这时候,由于两人在经济上抱有同病相怜之感,珀西瓦尔和我的友情就加深了。我们俩都需要钱。瞧这东西是多么迫切需要啊!瞧这东西是多么普遍缺乏啊!在文明世界中,有不同情我们的人吗?那人一定是麻木不仁的!要不,一定是十分阔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详谈那些有关的无聊的细节。我一想到了它们,就感到厌烦。不怕大家轻视,我不妨以古罗马人那种恬淡的风度公开承认:当时我和珀西瓦尔都已囊空如洗。现在,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一笔带过也就算了,以后不必再重提它啦。
我们到了府邸,受到一位绝代尤物的欢迎,在气氛比较冷酷的社会中,她被称为“哈尔科姆小姐”,但我心底里只记得她叫“玛丽安”。
天哪!真没法想象,我竟然会那样快地拜倒在这位女性脚下。虽然已经六十,但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那样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把全部的感情像金币般倾倒在她脚下。而我的妻子(我那可怜的天使!),这位一向崇拜我的妻子,则只从我手中得到几枚先令和便士而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啊?(我在问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傀儡戏舞台上的一些木偶罢了。哦,万能的命运主宰,请轻轻牵动我们的提线吧!向我们大发慈悲,让我们在可怜的小舞台上跳完这场舞吧!
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能被正确地理解,它就可以说明一整套哲理。那也就是我的哲理。
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
有关我们刚住进黑水园府邸时的情形,玛丽安(请原谅我忘情,用教名亲密地称呼这位高贵的小姐)已在她笔下作了无比精确的描写,而且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虽然我这枝笔乐于效力,但有些事情,由于我已经详细知道了这位小姐的日记(我偷看了它,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印象),而她记事时一般又是那样纤细靡遗,所以我大可不必再去重复它们了。
谈到我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事情(多么叫人关心和焦虑的事情!),那必须从玛丽安不幸患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候我们的处境都十分窘迫。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珀西瓦尔需要一笔巨款(至于我也需要一小笔款子,这里就不必去提它了);唯一可以指望解他燃眉之急的,是他妻子的财产,然而,在她去世之前,那财产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的。这情形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比这更槽的。我那不幸的朋友,正为了一些私事烦恼,但我和他的纯洁的友谊需要我在这方面保持应有的分寸,所以我不便打听那些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太好奇了。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和格莱德夫人互通消息,其结果可能会泄露一件秘密,而那样就必然要毁了珀西瓦尔。他曾经亲口对我说,除非能够封住他妻子的嘴,除非能够寻获安妮·凯瑟里克,否则他就要完蛋。如果他一完蛋,那么我们筹款的问题又会怎样呢?尽管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一想到这一点,我真的发抖了!
这时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寻找安妮·凯瑟里克一事上。我们的筹款问题虽然重要,但尚可推迟,而寻获这女人的事则十分迫切,刻不容缓。我只是从珀西尔瓦形容的话中知道,这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他之所以谈到这件奇怪的事,只是为了寻找这女人时,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辨认出她,然而,后来我又听说,安妮·凯瑟里克曾经从一所疯人院里逃走,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而最后则是实现了那件惊人的事情。我的设想是:要把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完全调一个位置。格莱德夫人和安妮·凯瑟里克将彼此调换,她们的姓名、地位和命运都将彼此调换,而经过掉包所取得的那项巨大成功,不但为珀西瓦尔爵士赢得三万镑,而且为他永远保守了那件秘密。
重新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已凭直觉预料到(我的直觉难得会料错了事情),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安妮,迟早会再来到黑水园湖边的船库。于是我就去那里守候着;事先告诉女管家迈克尔森太太,说我要在那幽静的地方用功看书,有事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做人的原则之一是:别让自己的举动不必要地显得神秘,别让人家怀疑我缺乏应当表示的诚恳。迈克尔森太太始终相信我。这个像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位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遗孀),处处流露出虔诚的神气。一个已届成熟年龄的妇女,会这样无限天真地信任别人,这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慨然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
我在湖边守候,总算如愿以偿:虽然去到那里的不是安妮·凯瑟里克,而是她的监护人。这位监护人在信任别人时,也显得无限地天真,而我呢,和在上述的例子里一样,也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我让她自己谈(她自己也急于要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绍我去见那个她悉心爱护的人。我首次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时候,她正睡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和格莱德夫人长得那样相像,我见了不禁为之震惊。在这之前,我对那项伟大计划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但一看见那个睡熟了的人的脸,就细致地想到了种种巧妙的安排。同时,我为人心肠最软,眼看到病人痛苦的情景,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我立即设法减轻她的病痛。换句话说,我为安妮·凯瑟里克准备了需要的兴奋剂,要让她恢复体力,可以动身去伦敦。
在这方面,我还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样才避免铸成一件无法弥补的大错。
我年轻时曾经用功钻研医学和化学。尤其是化学,因为有关这门科学的知识能赋予人无穷的威力,所以它永远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我一向强调,化学家可以随意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续写下文之前,我要将这一点加以阐明。
人们都说,精神主宰世界。那么,主宰精神的又是什么呢?是肉体。而肉体(这里,请密切注意我的论点)则完全受制于一切主宰者中最有威力的化学家。只要让我福斯科运用化学,那么,当莎士比亚想出了《哈姆雷特》的题材,坐下来准备写他的作品时,我只要在他的日常饮食里洒上几粒药粉,就能影响他的肉体,削弱他的精神,直到后来他那枝笔只能够糟蹋纸张,写出来的都是最恶劣无聊的废话。谈到这一类的情况,我又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牛顿。我敢担保,他看见苹果落下的时候,将不会发现吸引力的原理,而是①吞吃了那苹果。尼禄刚吃完一顿饭,还没来得及消化,已经变成一个最温和②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清晨喝了几杯酒,可就在当天下午,他看见了敌人就会抱头鼠窜。说真的,我们的社会很侥幸,因为,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道,现代的化学家都是一些好好先生。他们多数是受人尊敬的父亲,做了家长,开了店铺。少数是哲学家,他们在赞扬他们讲课的一片喝彩声中被冲昏了头脑;有的是空想家,他们把光阴浪费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上;也有的是江湖医生,他们胸无大志,连给我们拾鞋都不配。就这样,我们的社会避免了一场浩劫,而那具有无限威力的化学则始终局限于一些肤浅无聊、无足轻重的问题上。
为什么我要这样表示忿慨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慷慨陈词呢?
因为,我的行为被一些人歪曲了;因为,我的动机被一些人误解了。有人认为,既然我会对安妮·凯瑟里克运用我渊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同样对高贵的玛丽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瞧这种想法有多么恶毒!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我是一心想要保全安妮·凯瑟里克的性命。至于玛丽安,我只急于要把她从那个冒牌医生,那个为她治病的笨蛋的手中救出来(那家伙后来从一位伦敦来的医生口中证实,我所提出的忠告全部是正确的)。我只有两次求助于化学知识,而那两次对接受试验的人都是毫无伤害的。第一次,我先跟踪玛丽安到黑水园村那家客栈(当时我躲在一辆运货大车后边,不让她看见,一面却在欣赏她那优美可爱的走路姿势),然后,我烦劳我的高贵的夫人,由她去抄录了一封信,并截下了另一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我那敬爱的敌人交给一个被辞退了的女仆的,当时的情形是,那些信都藏在女仆的怀里,所以,福斯科夫人为了拆开它们,看后执行她的任务,然后把信封好归还原处,她就只好求助于我藏在那半两重的瓶子里的科学的力量了。第二次是在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以后,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关这件事,我以下就要谈到)。除此以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不曾求助于我这门精湛的艺术。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和复杂,只需凭着天赋的才能,我照样能对付敌人,控制局势。可以说,我在这方面赋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里承认我不曾利用化学家的技术,正说明我具有非常人所具有的才能。
应当说,我这样发一发脾气是好的。这一来我就感到非常舒畅了。好,言归正传!让我继续往下谈吧。
我向克莱门特太太(也许是克莱门茨太太吧,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出主意,说为了防止珀西瓦尔爵士找到安妮,最好是把她送到伦敦去,对方欣①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54—68),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译者注②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以勇武善战著称,曾征服希腊、波斯、埃及,以及西北印度,建大帝国。——译者注然采纳了我的意见,我约定了一个日期和这两个上路的人在火车站碰头,亲自送她们上了车,然后才回到府邸去应付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只能由我太太忠心耿耿地协助办理。我已经和克莱门茨太太说好,为了安妮的原故,她应当把伦敦的住址通知格莱德夫人。但是这样安排还不够妥当。也许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使克莱门茨太太单纯的信心发生动摇,她可能根本就不去写那封信。我能找谁和她同车去伦敦,在暗中探明她的住所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立刻我想起了我的贤内助,福斯科夫人。
一经决定托我太太去伦敦,我就作了种种安排,要使她这一次出去能完成双重任务。我当时还需要一位看护来照看病中的玛丽安,这看护不但要对病人,同时还要对我负责。很幸运,当时恰巧有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妇女,可以供我差遣。我指的就是那位可敬的护士长吕贝尔夫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太太送到她伦敦的住所。
到了约定的那天,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凯瑟里克跟我在车站上会齐。我很礼貌地送走了她们俩。我很礼貌地送走了乘同一班车去的福斯科夫人。我太太一丝不苟地办好了我嘱咐她做的事,那天很晚的时候回到了黑水园。她由吕贝尔夫人陪伴着,并给我带回来克莱门茨太太伦敦的住址。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项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克莱门茨太太准时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为了将来万一需要,我保留了那封信。
同一天里,我和那医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从神圣的人道主义出发,抗议他对玛丽安采用的疗法。和所有愚鲁无知的人相同,他的态度很是傲慢。当时我不发怒,不去和他争吵,我要把这场争吵推迟到有必要和能起作用的时候。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离开黑水园,亲自出门走一趟。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我需要在伦敦租好一幢房子。由于涉及到别人的家务琐事,我还需要去和弗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打一次交道。我在圣约翰林区找到了需要的房子。我在坎伯兰利默里奇村找到了费尔利先生。
由于早已在暗中摸清了玛丽安的信件的内容,我知道,为了要平息格莱德夫人夫妻间的纠纷,玛丽安曾经写信给费尔利先生,打算陪格莱德夫人去坎伯兰她叔父家里。当时我就很有见地,我让这封信送到了它的目的地,认为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会带来好处。现在我就要亲自去会见费尔利先生,尽力促成玛丽安的提议,同时,由于玛丽安患病,必须给这提议作一些修改,而这样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必须使格莱德夫人在她叔父的邀请下单独离开黑水园,还必须使她叔父特地嘱咐她旅途中要在她姑母家里(我圣约翰林区的住宅里)歇一夜。我去拜访费尔利先生,就是为了要办妥这一切,要取得一封邀请信,可以拿去给格莱德夫人看。其他的事这里就不必多谈了。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绅士不但身体差劲,头脑也差劲,我把我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了费尔利先生。①我回到黑水园府邸(带着这封邀请信),发现医生对玛丽安采用的愚笨的疗法已经造成惊人的恶果。高烧已经转为伤寒。我回来的那一天,格莱德夫人要强行进入病房服侍她姐姐。我毫不同情这位夫人,因为她犯了一件无法容忍的过失,她曾经管我叫间谍,严重地损害了我的感情。她不但妨害着①仿效古罗马独裁者凯撒战胜法纳塞斯时所作的豪语。——译者注我,而且妨害着珀西瓦尔。尽管如此,但我是宽宏大量的,我总不能故意让她受到传染的危险。然而,我也不去阻止她甘冒危险。当时如果她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那样不惜耐心费时进行的复杂工作也许早已一蹴而就。结果是,医生出面干涉,她没能进入病房。
我早就主张去伦敦请医生。现在他们照我的意思办了。医生来到后,证实了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病情严重。但是,在疾病转为伤寒的第五天,我们又对这位可爱的病人有了希望。在这期间,我只离开黑水园一次——那一次我乘早车去伦敦,为我圣约翰林区的房子作了最后安排,并暗中探明克莱门茨太太确实没迁移,然后和吕贝尔夫人的丈夫初步解决了一两件小事。当晚我就回来了。又过了五天,伦敦医生说我们关心的玛丽安已安全脱险,此后只需当心护理就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机。既然病人无需医生治疗,我就走出了第一步棋,斥责医生无能。因为当时他是亲眼目睹我的行动的许多人之一,所以必须除掉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由于我事先关照,珀西瓦尔拒绝干预这件事),我达到了目的。我向这个可怜虫大发雷霆,他无法招架,终于被赶出府邸。
那些仆人是下一步需要清除的障碍。我又吩咐了珀西瓦尔(他那见义勇为的精神,有待我经常加以激发),于是,有一天,迈克尔森太太听主人说要解雇所有的仆人,不禁大为震惊。我们遣散了府邸中所有的仆役,只留下一个女扑打杂,这女仆其笨无比,我们尽可放心,她不会发觉我们的秘密。仆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只需要支使开迈克尔森太太就行了,这件事做起来也很容易,我们差这位和善的女人去海滨为她女主人找一个住所。
当时的情况,正合我们的理想。格莱德夫人由于过分紧张,在房里卧病,那个愚蠢的女仆(我忘了她叫什么)夜里也被关在屋子里侍候女主人。玛丽安虽然恢复得很快,但还不能起床,由吕贝尔夫人照护着。除了我妻子、我和珀西瓦尔外,府邸里再没其他人了。在这样各方面都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就要应付下一件紧急的事,走出我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的目的,是要说服格莱德夫人,要她同意不必由她姐姐陪伴,单独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能使她相信玛丽安已经先动身去坎伯兰,否则我们就没法叫她自愿离开府邸。为了使她回心转意,我们就把我们关心的病人藏到黑水园府邸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在一个死沉沉的黑夜里,福斯科夫人、吕贝尔夫人和我(珀西瓦尔不可靠,他不够冷静),共同完成了这件隐藏的工作。当时的情景极端紧张,十分神秘而又生动。按照我的吩咐,那天清晨就用木头做好了搬运床铺的牢固的活动架子。我们不必惊动病人,只需在床头和床脚轻轻抬起床架,就可以把她和床铺一起移到我们选定的地方。这一次并不需要用什么化学药品。我们可爱的玛丽安病后虚弱,睡得很酣。事先我们已经打开房门,点好蜡烛。我仗着力气大,抬床头一面的架子,我妻子和吕贝尔夫人抬床脚另一面的架子。我抬着这珍贵无比的床架,既怀有男子汉的柔情,又显出慈父的关切。哪里去找一位现代的伦勃朗,来描绘我们的夜间行列呢?我不禁为艺术惋惜!为这最精彩的画题惋惜!你找不到一位现代的伦勃朗啊。
第二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动身去伦敦,我们请吕贝尔夫人照看被隔离在空屋子里的玛丽安,她慨然应允,情愿和她的病人一起被关闭两三天。我动身之前,已把费尔利先生表示愿意接他侄女回去、并嘱她去坎伯兰途中在她姑母家里过夜的那封信交给了珀西瓦尔,教他接到我的通知后如何把信给格莱德夫人看。我还从珀西瓦尔那儿获悉安妮·凯里里克从前住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并取得一封给院长的信,说明以前逃走的病人现在又要来就医。
我上次去伦敦时,已经作好安排,等我们早车到达伦敦,临时雇用的仆役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事先很周到地采取了这一措施,所以我们当天就能走出那第三步棋:安妮·凯瑟里克被我们手到擒拿。
谈到这里,日期是很重要的。我这人不但感情十分丰富,而且办事条理分明。我能把所有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先派我妻子乘一辆马车,去向克莱门茨太太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封冒充格莱德夫人在伦敦写的信就行了。克莱门茨太太被马车带走,我妻子途中借口要在一家店里买点儿东西,把她留在车上,然后躲开了她,回到圣约翰林区我的寓所,准备接待她所期待的来客。不用说,我们早就在仆人面前把这位来客说成是“格莱德夫人”。
同时,我已乘上另一辆马车跟了去,随身带着一封给安妮·凯瑟里克的信,说格莱德夫人要克莱门茨太太在那儿逗留一天,叫安妮由从前在汉普郡帮助她逃避了珀西瓦尔爵士、现在在门口候着的这位好绅士陪着一同去那里。这位“好绅士”差了马路上一个小孩送进去这封信,而自己则把车停在前面一两家门口等候回音。安妮一走出来,随手关上门,这位好人已经敞开车门接她,她刚一上车,车就开了。
(这里请原谅我插一句:瞧这件事够多么有趣!)
在去林苑路的途中,我的同车人并没显出害怕。而我呢,一向能随意装得比谁都和善,这一次当然扮得完全像个慈父一样了。瞧我有种种理由赢得她的信任!我配的药她服后见了效;我就珀西瓦尔爵士对她构成的危险向她发出了警告。也许,我在这方面太一味自信了吧;也许,我过分低估了低能者下意识的敏感性了吧。无论如何,我肯定是疏忽了这一点:她走进我的屋子时会感到意外,但我并没为她作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一领着她走进客厅,她看见那儿只有陌生的福斯科夫人,就显得极度紧张。即使她能像狗嗅出不曾看见的生物那样在空气中觉出危险,也不会比当时更加突然地无缘无故显出惊恐。我宽慰她,可是没有用。她那份恐惧我也许还能设法消除,但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却是任何灵丹妙药也无法治疗的。使我万分惊恐的是,她突然开始抽搐,而按照她那体质,这种全身的震动可以使她随时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请了附近的一位医生,说“格莱德夫人”需要他去抢救。我感到无比地欣慰,因为这位医生很有本领。我告诉他:我这个客人智力很差,并且容易陷入幻想,接着我就作了安排,只让我妻子一个人在病房里守护着她。其实,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根本不必担心她会泄露什么秘密。我唯一感到恐怖的是:假格莱德夫人可能死在真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之前。
那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吕贝尔夫人,叫她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到她丈夫寓所里去找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珀西瓦尔,叫他给妻子看她叔父接她回去的信,就说玛丽安已经先走了,要她也在二十六日那天乘中午火车去伦敦。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病情,我认为有必要加速办理这件事,应当让格莱德夫人在比我原订计划更早的时候交给我来摆布。在那种捉摸不定的可怕的情况下,叫我还能作出其他什么安排呢?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候机会,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了。当时听到人家称呼“格莱德夫人”时,我仍能勉强稳定住自己,只是在几声哀叹中偶尔流露了感情。然而,在其他方面,在那个值得记念的日子里,福斯科已经一反常态,黯然失色了。
安妮·凯瑟里克夜里睡得很坏,醒来时很疲乏,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又有了起色。我的精神本来容易恢复,这时也跟着振作起来。直到第二天二十六日早晨,我才收到珀西瓦尔和吕贝尔夫人的复信。我预料,除非是发生了意外,否则他们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吩咐行事的,所以我就去定了一辆马车,准备到火车站接格莱德夫人,马车应于二十六日下午两点钟停在我家门口。看见所定的马车已登记好了,我就去和吕贝尔先生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开一张所需要的疯病人证明书,我还另托了两个人帮忙。其中一个是我的熟人,另一个是吕贝尔先生的相识。这两位都很有气魄,对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两个人当时都在为债务伤脑筋;两个人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我办完了这些事回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种。我回到家里,安妮·凯瑟里克已经死了。她死在二十五日,可格莱德夫人要到二十六日才能抵达伦敦!
我慌了。想象一下吧。福斯科也慌了!
这时我们要后退已为时太晚。医生为了给我省麻烦,自己不怕费事,还没等我回到家就已经亲自去报了死亡的日期。此前我的伟大计划一直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在它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二十五日发生的这件命运注定的事。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珀西瓦尔和我的利益危如累卵,我们更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这盘棋走到底。我竭力恢复了无比的镇静,我重新入局应战。
二十六日清晨,珀西瓦尔的信到了,说他妻子将乘中午火车抵达。吕贝尔夫人的信也到了,说她将在当晚随后抵达。于是,我乘马车出发,丢下了停在我家里的假格莱德夫人的尸体,到火车站接三点钟抵达的真格莱德夫人。我把安妮·凯瑟里克来我家时所穿的衣服都带在身边,藏在马车里座位底下,准备用它们来化装,使那个已死的复活,一变而成为这个活生生的。多么精彩的情节啊!我要把它提供给英国新一代的小说家。我要把它作为崭新的题材,献给法国那些已经才思枯竭的剧作者。
格莱德夫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给她提取行李的时候站上的人又多又乱,我唯恐这件事耽误了更多时间(万一她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在那儿呢)。我们的马车一开动,她首先问我她姐姐的情况。我胡诌了几句最能安慰她的话,保证她这就上我家去看她姐姐。这次吕贝尔先生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的房子变成了我的寓所,他在门厅里迎接我们。
我把我的客人让到楼上后房里,两位行医的先生正在楼下等着看病人,准备为我出证明书。我安慰格莱德夫人,不得不说了几句有关她姐姐的话,然后分别向她介绍了我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简单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办理的手续。我一等他们离开,就重新走进屋子;为了早点儿结束这件事,我立刻向她危言耸听地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健康情况。
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格莱德夫人吓得昏了过去。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求助于科学方法。一杯下了药的开水和一瓶掺了药的嗅盐,解除了她的烦恼和恐慌。黄昏晚些时候,由于增加了药剂,她进入美妙无比的佳境,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吕贝尔夫人及时赶到,为格莱德夫人化装。夜里给她脱去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给她穿上安妮·凯瑟里克的,这一切都由老成持重的好吕贝尔夫人亲自动手,绝对符合规矩礼数。我整天里都让我们的病人保持半清醒状态,后来,由于我那医生朋友的巧妙协助,我比原来希望的更早获得了需要的许可证。那天晚上(二十七日晚上),吕贝尔夫人和我把我们复活了的“安妮·凯瑟里克”送到疯人院。院里人接纳她时都感到惊讶,但并没犯疑;这都亏了那许可证和证明书,珀西瓦尔的信,容貌的相似,身上的打扮,以及病人当时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立即回去,帮助福斯科夫人准备安葬假“格莱德夫人”,同时把真“格莱德夫人”的衣服和行李都保存好。后来,它们全部都由灵车运送到坎伯兰。我参加葬礼,身服重丧,表现了应有的庄严。
以上这篇在不平凡的情况下写出的同样不平凡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我和利默里奇庄园进行联系时如何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我所定的计划如何获得光辉的胜利,计划完成后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一切都已经为人所知。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我先在感情上暴露了一个弱点,我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正是由于我不顾性命地热爱玛丽安,所以,她救走她妹妹时,我才会不采取自卫措施。我甘冒风险,相信格莱德夫人已绝对无法恢复她的身份。如果玛丽安或哈特赖特先生试图证明她的身份,他们只会自己在社会上落得身败名裂,被认为是在进行卑鄙的诈骗;人们都不会相信他们,瞧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危及我的利益,或者暴露珀西瓦尔的秘密了。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这样盲目地碰机会。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珀西瓦尔由于固执和粗暴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却让格莱德夫人免于重进疯人院,并让哈特赖特先生再有机会从我手里逃脱。总而言之,在这种紧要关头,福斯科是很对不起他自己的。瞧我竟然会一反常态,犯下这样可悲的错误啊!要知道,使我铸成大错的是我的感情;要知道,支配我的感情的是玛丽安·哈尔科姆的形象:这是福斯科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弱点!
我以六十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份坦白书,这样一篇绝妙的文章。青年们!我要你们对我表示同情。姑娘们!我要你们为我洒泪。
以下让我再交代几句,好让那些屏神凝息地阅读此文的读者们轻松一下。
我凭自己的洞察力感觉到:那些遇事定要追根究底的读者们,看到这里不免要提出三个问题。现在我就将它们列举出来,一一加以答复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福斯科夫人总是那样毫不犹豫,一心要实现我最大的理想,执行我最巧妙的计策?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提一提我本人的性格,同时再这样反问一句:在人类历史中,你几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没一个女的紧跟着他,情愿为他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再说,我记得我如今是在英国写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是在英国娶的妻子——那么,我要请问: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一个女人出嫁后可以不依从丈夫的主张而自行其是?没有!她必须毫无保留地爱护、尊重、服从他。而这一切正是我的妻子所做的。我这里所持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我要高傲地声明,她是在正确地执行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闭口吧,不许你们诽谤!做妻子的英国妇女,你们都应当同情福斯科夫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安妮·凯瑟里克不是像当时那样死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帮助精疲力竭的大自然出一点儿力,为她取得永恒的安息。我就要打开人生的牢狱之门,让这个囚徒,这个在精神与肉体方面都是不可救药的囚徒,幸运地获得解脱。
第三个问题:读者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所有上述情况,难道会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绝不应当有这种想法!为了不要背上恶名,我不是很小心地避免犯那些不必要的罪行吗?像我这样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尽可以结果了格莱德夫人的性命。然而,我不顾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宁愿让自己的聪明机智、人道主义、慎重小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我仅仅是剥夺了她的身份。请以我所具有的能力来评定我的为人吧。将二者加以比较,我显得多么天真啊!相反,在我实际所作所为的事情当中,我又显得多么仁义啊!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声明,我要写成一份非常精彩动人的证明文件。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请欣赏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句吧——我最后把它们留给我永远离开了的这个国家。它们可以纪念这一件事,它们不愧出自我的手笔。
福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