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你还记得法国巴约讷的领事馆外面那片广场吗？”施瓦茨问。“难民们四人一行排着长队，可是没大一会儿，队伍就乱了。难民们张皇失措，把入口处给塞住了，哭泣啊，呻吟啊，为了抢到位置大打出手。”


    “我记得，”我说，“还发放一种站队券。”


    “凭这张券你有权站在外面。可是人群照样把入口给堵住。当一扇窗推开的时候，原来的呜咽变成了尖叫和怒号。他们只好把护照从窗口里扔出来。上百只胳臂高高举起。人群活像一片森林。”


    那些姑娘都睡觉去了，只有两个人还在。其中一个相当漂亮，悠闲地走到我们的桌子面前，打了个呵欠。“你们真有趣。净是谈啊谈啊。现在是我们要去睡觉的时候了。不过咖啡馆全都已经开啦，如果你们还想谈下去的话。”她开了门。清晨又白又嘈杂，冲进来了。太阳照耀着。她在我们背后把门关上了。我看了下表。


    “那船，今天是不会启航的了，”施瓦茨说，“要到明天夜里才开。”


    他察觉到我不相信他的话。“咱们去看看吧。”他说。


    在静悄悄的妓院里待过一阵之后，外面的喧闹最初几乎让人受不了。施瓦茨纹丝不动地站着。一大群孩子奔跑着过去，拿着一满筐一满筐的鱼。“瞧他们个个都在奔啊，叫啊，”他说，“倒像谁都没有什么牵挂似的。”


    我们走到了下面的港口。海浪滔滔，凉风习习，阳光刺目，可是没有一点暖意，帆篷在微风中飘动。人人都为这个早晨，为他的工作和他自己而忙得发昏。我们却像两片枯叶那样在这种熙熙攘攘中游荡。“你不相信那条船要到明天才启航吗？”施瓦茨问。


    在冷酷无情的日光里，他显得十分疲累和衰弱。


    “我没法相信，”我说，“你明明告诉我船是今天启航的。咱们去问一问。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关系可太大了。”


    “本来对我也是关系很大的。随后，忽然它一下子变得一点意义都没了。”


    我没有回答。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一阵极度的急躁情绪控制着我。生活用它的呼喊和色彩向我召唤。黑夜已经过去。难道我们一定还要继续用魔法把阴影召来吗？


    在一家贴满了海报的店铺前面，我们立定了。在橱窗里，有块白色的招牌，上面写着一个通告：轮船延至明日启航。


    “我快讲完了。”施瓦茨说。


    我已经赢得了一天。尽管看到了那块招牌，我还是去试了试店门。门还锁着。一二十个人眼睁睁地望着我。当我抓住那个门把手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拢了几步。他们都是难民。等他们看见店门还锁着，大家就转过身去，假装在看着橱窗。


    “你看你还有时间。”施瓦茨说，并建议我们再到港口去喝点儿咖啡。


    他急匆匆喝着滚热的咖啡，用双手捧着杯子，仿佛要取暖似的。“现在什么时候啦？”他问。


    “七点半。”


    “一个小时，”他喃喃自语着，“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来了。”他抬眼观望。“我不愿意跟你讲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刚才讲的是不是有点儿悲伤了？”


    “不。”


    “那么它听起来像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像一个爱情故事。”


    他的面容松弛了。“谢谢你。”他说。他又振作起来。“那可怕的部分是在比亚里茨[75]开始的。我本来听说有条小船正在从圣让-德吕兹[76]开出来。其实并没有这回事。等我回到公寓的时候，我发现海伦倒在地板上。她的脸在抽搐。‘一阵痉挛，’她悄声地说着，‘会过去的。别管我。’


    “‘我去请一位医生来！’


    “‘不要医生，’她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用不着请医生。会过去的。你过五分钟再来。别管我！你照我说的做去。不要医生。出去吧！’她喊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过十分钟再来，那时候你——’


    “她挥挥手叫我出去。她不能说话了。可是她的一双眼睛里却弥漫着那么一种吓人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恳求，这使我终于走出来了。我站在房子前面，凝视着街头。


    “随后，我去打听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个杜布瓦医生就住在离这里没有几条马路的地方。我奔到他的住处。他穿上外衣就跟我走。


    “等我们回到家里，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满脸是汗，湿漉漉的，可是她已经平静多了。‘你还是去请来了一位医生。’她说着，那种责备的口吻，简直好像我是她最凶恶的敌人。


    “杜布瓦医生迈着慢悠悠的小步，走到了床边。‘我没有病。’她说。


    “‘女士，’杜布瓦笑盈盈地说，‘这个嘛，我们不妨让医生来诊断好了。’他打开药包，取出他的医疗用具。‘别来管我们。’海伦跟我说。


    “我心慌意乱地走出了屋子。我想起营里的医生说过的话。我在街上踱来踱去，定睛瞅着街对面那间车库上的一张米其林轮胎的广告。那个用轮胎组成的胖子，变成一个由内脏和蠕动着的白蛆混合起来的阴暗符号。我听到车库里发出来的捶击声，好像有人在那里制造一口铁皮棺材似的，而蓦然间，我知道这个威胁老早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一个铅色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我们的生活变得轮廓更加鲜明，正像一片阳光照耀的森林，被一道暴风雨云层的墙衬托着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杜布瓦才走出来。他蓄着一小撮山羊胡，我猜想他在这里行医，主要是为避暑的人们开一点治疗咳嗽和清醒宿醉的温和药物。他那种扭扭捏捏的步态就叫我非常失望。在比亚里茨，当时正是一个淡季。任何病人上门就医，他无疑都会感到高兴。‘您妻子……’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


    “我直愣愣瞪着他。‘怎么了？把真相告诉我，要不，您就什么也不要说。’


    “刹那间，一抹十分凄凉的淡淡微笑把他完全给改变了。‘把这个拿去，’他掏出一本处方笺，写了几个难认的字，说道，‘到药剂师那里去配制。要确保他们把药方还给您。您需要配多少次，就可以用它多少次。这一点我已经在药方上注明了。’


    “我把这张白色的纸收下了。‘这是什么药？’我问。


    “‘您什么都做不了，’他答道，‘记住这一点。您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什么药？您别搞得那么神秘。我要知道实情！’


    “他没有回答。‘什么时候您需要它，您就到一个药剂师那儿去，’他说，‘他们会把药配给你的。’


    “‘这是什么药？’


    “‘一种强效的镇静剂。一定要有医生的处方，您才配得到这种药。’


    “我把这张药方收好。‘我该付您多少钱？’


    “‘不用付。’


    “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到了拐角那儿，他又转过身来。


    “‘配了药，把它藏在您妻子找得到的地方。这件事您千万不要跟她谈起。她知道。她真了不起啊。’


    “‘海伦，’我跟她说，‘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病了。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跟我讲？’


    “‘不要折磨我了，’她有气无力地答道，‘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你不愿意谈它吗？’


    “她摇了摇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难道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助你吗？’


    “‘没有，我最亲爱的，’她说，‘这一回，你是没法帮助我了。要是你能，我早告诉你啦。’


    “‘我手头还有那一小幅德加的画。在这儿，我可以把它卖掉。在比亚里茨，有钱人有的是。卖掉以后，那笔钱是够你住医院的。’


    “‘难道要让我被捕不成？再说，那也没有一点好处。相信我吧！’


    “‘难道就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是那么苦恼，那么悲惨，弄得我不敢再问她了。我决定去找杜布瓦，再问他一下。”


    施瓦茨不吱声了。“她患的是癌症吗？”我问。


    他点点头。“好久以前，我早该怀疑到的。在瑞士，他们告诉她说，她不妨再动一次手术，不过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她已经开过一次刀，我看见的那个疤就是。专科医生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她。她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再动几次没有用处的手术，结果会让她永远住在医院里，要么在外面度过她短暂的余生。他还告诉她，即使住在医院里，她也未必能多活一些时日。她当时决定不再开刀。”


    “她不愿意告诉你吗？”


    “不愿意。她恨她的病。她试着不去理会。她觉得自己被弄得乌七八糟的，仿佛许多虫豸在她身子里到处乱爬。她有个感觉，那疾病像是一种海蜇之类的东西，在她身体里生存和滋长。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反感。或许她甚至还希望，用这种不去理会它的办法可以摆脱癌症。”


    “而你也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这件事吗？”


    “很少谈起。她跟杜布瓦讲了，后来，我要杜布瓦把真情实况讲给我听，他又给了我一些麻醉药品。他告诉我，疼痛将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也有可能结束得又快又顺利。我没有跟海伦讲起这件事。她也不要我讲。她威胁说，假如我不肯随她自己的便，她就自杀。从这以后，我便装作已经相信了她——相信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害处的痉挛罢了。


    “我们只好离开比亚里茨。我们相互诓骗着。海伦监视着我，我也监视着她，可是不久，这种诓骗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力量。首先，它摧毁了我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时间的概念。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尽管一想到我们前面的时间剩下的多么有限，仍然会使我们着慌，可是我们的恐惧已经变得如同玻璃一样透明。它不再是笼罩在我们岁月上面的云翳，它已经变成一种能把一切扰乱人心的念头岔开的挡板，它们就是不能闯进来。每逢海伦睡熟的时候，我曾出现过一阵又一阵绝望的心情。她躺在那儿轻轻地呼吸着，我便直愣愣瞅着她的脸，同时也瞅着我一双结实的手，对于我们的皮肤强加给我们的那种可怕的孤独之感，那个永远也不能架桥跨越的海湾，我能够理解了。我那健康的血液，无法医治我爱人疾患的血液。那是我不能理解的。死亡也是。


    “一刹那的时间变成了最宝贵的东西。明天竟像永恒一样遥远。每逢海伦醒来的时候，一天开始了，每当她睡着，我摸到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思想便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我拟订了建筑在奇迹基础上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或者虚构一种眼前的哲学，而对其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可是我的一切空想都被晨光所驱散，被晨雾吞没了。


    “气候转冷了。我拿着德加的画东奔西走，它理应换回前往美国的路费，而且我也乐于卖掉它。但是在我们经过的那许多小城镇和乡村里，没有人愿意出一个公道的价钱。这里那里我们干着各种营生。我学会了在田间干活。我挖沟锄地，忙一点我觉得很高兴。也不光是我们这两个人。我亲眼看见教授们在锯木材，歌剧演员在刨甜菜。农民表现得总像是——农民，他们趁机利用这种便宜劳动力。有的人稍稍付几个钱，有的人供给饭食和宿夜的场所。还有的人干脆把你撵走。我们就这样向马赛进发。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谁没有去过啊？”我说。“那是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猎场。他们在几个领事馆前面，把难民像兔子一样给包围起来。”


    “他们差一点把我们逮住，”施瓦茨说，“在马赛负责Service des étrangers [77]的地方官，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拯救难民。我仍然一心想要弄到一张美国的签证。在我看来，一张美国签证也许甚至可以抑制癌症。要弄到一张签证——这一切你全知道——你必须证明你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或者你必须被列在美国拟订的知名艺术家、科学家或是知识分子的名单里面。仿佛我们这一大批人都没有处于危险境地似的——而且仿佛人并不是彼此平等似的！普通人与要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岂不带有低人一等的寄生虫与超人相对立的纳粹观念的意味吗？”


    “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撞到了好运：有个年轻的美国人跟我们搭讪了。他稍微有几分醉意，正在找个人跟他用英语聊聊。几分钟之后，他坐到我们的桌子上来，给我们买了饮料。他大约二十五岁，正在等候一条船把他送回美国。‘你们干吗不来啊？’他问。


    “我一时间没吱声。这句天真的问话仿佛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形成了一条裂缝。他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在他看来，如同喝水一样自然，于我却如同上昴宿星团一样难以办到。‘没有签证啊。’我最后这样说。


    “‘那不是什么障碍。在马赛这里，我们有一个领事馆。都是些真正的好人。’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好人。他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你在街上等候几小时，还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后来，我们被准许在地下室等候，因为难民往往在街头会被盖世太保的特务们抓走。


    “‘我明天带你们到那边去。’那个美国人说。


    “‘好。’我说，有一会儿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


    “我们干了杯。他那张青春无邪的脸简直叫我受不了。他跟我们讲到百老汇的灯光海洋。这在一个灯火管制的城市里听来委实是童话故事。当他偶然提到一些演员、戏剧和夜总会的名字，以及当他追忆起一个从来不知道战争的城市那无害的喧嚣的时候，我注视着海伦的脸。我很沮丧，同时又很高兴，看到她正在听着，因为在这以前，每一次提到美国，她总是古怪而沉默地漠然置之。这会儿，她倒是容光焕发，在纸烟的雾霭中她微微笑着，还答应让那个人带她去看他喜爱的戏剧。我们喝着酒，知道这整个事情一到明天就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我们估计错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十点整来找我们。我宿醉未醒，而海伦却不愿意去。天正在下雨。难民的队伍，照例已经排好在了领事馆外面。那真像是一场梦。人群在我们前面分开，如同红海在逃离法老的犹太人前面分开一样。美国人的绿色护照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金钥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情况向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以后，他便十分漫不经心地宣称，他愿意为我们担保。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他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替我担保，他总得比我年纪大些吧。我们在领事馆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几个星期之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申请，说明我们为什么处境很危险。通过瑞士的中间人——这可让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我已经接到信件，证明我确曾在德国集中营里关过。我还提出证明，说是格奥尔格正在寻找我们两个人，要把我们带回德国去。他们叫我过一个星期再来。一到外面，那个美国人便同我握手。‘遇到你很好。这儿——’他掏出一张名片。‘你到了那边，请打个电话给我。’


    “他挥了挥手，准备离开了。‘可是，万一变卦了怎么办？如果我需要你呢？’我问。


    “‘怎么会变卦呢？一切都解决了。’他笑了起来。‘我父亲是个相当知名的人士。我听说明天有条船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去。我想在我回国之前到那边去迅速转一转。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到这儿来呢？眼下，我还是尽可能地多看看。’


    “他一溜烟走了。六七个难民把我团团围住，向我打听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猜到了刚才发生的事，也想插手进来捞一点好处。当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住在马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些十分难听的字眼来骂我。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拿给他们看一张有着他在美国住址的名片。他们便把它抄了下来。我告诉他们，这个没有用，那个人就要到奥兰去了。他们说，他们会在他的轮船开出以前，到码头上去等他。我动身回家，心里很乱。说不定我把名片拿给他们看了，就把一切事情都毁了，可是张皇失措已经使我丧失了理智。不过无论如何，等我越来越确信做得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事情毫无希望了。


    “我把这一切经过都跟海伦讲了。她微微一笑。那天晚上，她非常温柔。我们从一个转租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子——你知道这些地址都是口口相传听来的。我们答应代为照管的那只绿色金丝雀，在铁丝鸟笼里叫得好像发了疯，一直没有个休歇。偶尔有一只猫，从附近的屋顶上跳进来，蹲在窗台上，用一双黄橙橙的眼睛贪婪地瞅着这只鸟。天气很凉，可是海伦要让窗子打开着。每逢她感到疼痛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


    “弥撒正在进行。过道里坐着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弯腰曲背，活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小丘。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世界被引向了何方？它被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


    “‘咱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去？’我问海伦。‘那儿要暖和一些。’


    “‘好吧，不过还得稍等一下。’


    “她走到讲台下面一张靠背长椅旁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祈祷和向谁祈祷，可是我却想到了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等候她的那一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人，这个人一天比一天让我更觉陌生，但也让我更觉接近。现在，她仿佛再一次从我这里闪开，溜到一个王国里去，那里所有的名字都被忘掉，那里只有黑暗，也许还有某些属于黑暗的难以言明的法条。她抵制那个黑暗的王国，她回来了，可是跟我曾经试图相信的不一样，她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到底谁属于谁呢？再说，属于一个人，这一个属于那一个，那一个又属于这一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可怜的幻觉，一种常规的俗套？她一次又一次，像她说的那样回来这么一小时，回来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回来这么一个夜晚。而我呢，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被准许查账的审计员。这个无法理解的、不幸的、倒霉的、心爱的人儿，不管她爱怎么干，喜欢告诉我些什么，我只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知道这也还有其他的名字，一些廉价的、方便的、轻蔑的名字——但是，它们只适用于其他的情况，适用于那些把自私的欲望错当作还愿匾的人。寂寞需要有人做伴，不问这个做伴的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也许会孤单，可是你绝不会寂寞。


    “‘你祈祷是为什么？’我问道，随后又觉得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问。


    “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为一张美国签证。’她这样回答，可我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不定恰恰相反。我寻思了一会儿——她对我那个美国计划的消极抗拒，常常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吗？’有一天夜里她说。‘你到美国去做什么？干吗要跑得那么远？等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又会有另一个美国你要赶去了，随后还会有另一个，这你不知道吗？’她不愿意再有什么改变。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正在毁灭她的死神，也不想跑开。它控制着她，正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样，在观察着一个又一个器官，一个又一个细胞被改变、被破坏，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跟她玩着残酷的假面游戏，这同我们在别墅里那次天真的化装游戏没有太多的差别。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个用那颤巍巍的眼神觑着我的女人，可能对我满腔憎恨，或者满怀热爱。有时候，她是一个抱着令人伤心的勇气输了钱的赌徒；有时候，她又是满心的渴望和绝望。可是她毕竟总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出来，她只能回到我这儿，对此，她在最后的、英勇的、惊惧的战栗中觉得很感激。


    “望风的人走了进来，报告大家说警察已经撤走了。


    “‘咱们本应该去博物馆的，’拉赫曼说，‘那儿有暖气。’


    “‘这里也有博物馆吗？’一个驼背的少妇问，她丈夫已经被警察抓走，她等了他有六个星期了。


    “‘当然。’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死去的施瓦茨。‘你想去吗？’我问海伦。


    “‘现在不想去。咱们回家吧。’


    “我不要她再看到那个死了的女人，可是她一定要去。我们到家的时候，看门人已经平静下来了。大概她已经把那根链子和那只戒指估了价吧。‘可怜的女人，’她说，‘这一下她连个名姓都没有了。’


    “‘她难道没有证件吗？’


    “‘她有一张sauf-conduit [79]。警察到来之前，别人通过抽签把它拿走了。抽到签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矮小女人。’


    “‘那很好。她什么证件也没有。我可以肯定，死了的女人不会在意的。’


    “‘你们想去看看她吗？’


    “‘不啦。’我说。


    “‘想。’海伦说。


    “我跟她一起进去。那女人的血已经不流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难民妇女正在替她揩身。她们把她如同雪白木板一样翻过来，她头发披散着，一直拖到地板上。


    “‘快出去！’她们当中有一个用嘘声轰赶我。


    “我走了出来。海伦留在那里。过没多久，我就回去找她。她独自一个人站在狭小屋子里的床脚旁边，直愣愣瞪着那张苍白凹陷的脸，有一只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走吧。’我说。


    “‘原来就是这副样子，’她喃喃地说，‘他们打算把她葬在哪儿？’


    “‘我不知道。总是在埋葬穷人的地方。如果要花钱，看门人会向大家募款的。’


    “海伦没有搭腔。寒气从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她什么时候下葬呢？’她问。


    “‘明天或者后天。说不定他们还要解剖一下尸体呢。’


    “‘为什么？难道他们还不相信是自杀？’


    “‘呃，我估计他们会解剖的。’


    “看门人进来了。‘明天他们要把她送到一家医院去解剖。年轻医生的开刀手术，就是那样学的。对她来说，反正也无所谓了，这么一来，钱可以不花了。你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不了。’海伦说。


    “‘我倒需要一杯，’看门人说，‘我心里烦死了，虽然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们大家总有一天都得走那条路啊。’


    “‘是啊，’海伦说，‘可就是谁也不愿意相信。’


    “我半夜醒来。她正坐在床上，仿佛在谛听。‘你是不是也闻到了那股气味？’她问。


    “‘什么气味？’


    “‘那具死尸。我闻到了。把窗子关起来。’


    “‘什么气味也没有嘛，海伦。不会那么快的。’


    “‘我确实闻到了。’


    “‘说不定是树叶。’房客在停尸床旁边放了几根月桂树枝和一支蜡烛。


    “‘那有什么用啊？’海伦问。‘明天她就要被解剖了。解剖之后。他们就会把一块块肉扔在提桶里，拿去卖给动物园。’


    “‘他们什么也不会拿去卖的，’我说，‘解剖之后，尸体就会被火化或者埋葬。’我试着用两条胳臂去搂住海伦的肩膀，可是她把我推开了。‘我不愿意被肢解。’她说。


    “‘为什么要把你肢解？’


    “她没有听到我的话。‘你保证不要让他们来肢解我。’


    “‘我保证。’


    “‘把窗子关上。我又闻到那股气味啦。’


    “我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了。月色皎洁，那只猫蹲在窗槛上。窗子擦着它的时候，它便喵喵地叫了几声，跳走了。‘那是什么？’海伦在我背后问。


    “‘是猫。’


    “‘瞧，它也闻到那股气味了。’


    “我转过身子。‘它每天夜里蹲在这儿，等那金丝雀从鸟笼里飞出来。快去睡觉吧，海伦。你是在做梦。其实没有什么气味从她屋子里出来啊。’


    “‘那就一定是我了。’


    “我盯着她看。‘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海伦你是在做梦呢！’


    “‘如果不是那具死尸，那就一定是我。别再撒谎啦！’她怒悻悻地答道。


    “‘上帝，海伦。谁也没有发出什么气味来。要是真有什么气味的话，那便是楼底下饭店里腾上来的大蒜味儿。这儿。’我拿起一小瓶科隆香水——我在黑市上贩卖的商品之一——洒了几滴在床上。‘瞧，这会儿样样东西都发出香味儿了。’


    “她仍然笔直地坐着。‘这么说，你也承认有气味啦，’她说，‘要不，你也不会洒科隆香水。’


    “‘我什么也没有承认。这样做，我只是想安慰你罢了。’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她说，‘你想的是，我发出了一种气味来，就像死尸那样。你别撒谎！我从你望着我的神情里看得出来。我已经看出了几个星期了。你以为当你认为我并不在望着你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望着我的神情吗？我知道我使你作呕，这一点我知道，我看到，我每天能感觉到。我知道你想些什么。你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你以为我得了另外一种什么病，你以为你能够闻得出来。我使你作呕。你干吗不承认？’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假如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让她说出来。可是她停住不说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在打哆嗦。她用两条手臂撑着，向前伛着身子，一个苍白模糊的人影。一双眼睛，在眼窝里显得太大了，两片嘴唇，抹着浓重的唇膏。她已经养成了在上床以前化妆的习惯。她瞪着眼瞅住我的那副样子，活像一只准备向我喉头扑来的受伤的野兽。


    “过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最后，我上三楼去敲鲍姆家的门，向他买了一瓶干邑白兰地。我们坐在床上喝着，等候天亮。搬运尸体的人一早就来了。我们听到他们踩在梯级上的沉重的长筒皮靴声，以及担架在狭窄的过道里跟墙壁相撞的碰击声。透过薄薄的隔板，还可以隐约听到他们戏谑打诨的说笑声。一小时之后，新房客就搬进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