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清晨，我很早就离开了那幢房子。玛丽亚·菲奥拉仍在梦乡，只能看见她的脑袋，她的身子裹在杏黄色的被子里。卧室很凉，空调机一直嗡嗡地响着，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窗帘关着，到处是被窗帘挡住的金色阳光。


    我走进起居室，我的衣服放在那里。现在它们已经干了，而且还不算太皱。我边穿衣服边向窗外呆望，我面前是纽约市，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这座城市不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是被人迅速建成的，一座由砖、水泥和混凝土组成的城市。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华尔街，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自动交通信号灯和一串串的汽车。这是一座未来派的城市。


    我关上身后的门，等着电梯。一个睡眼惺忪的侏儒把我送到楼下。外面很凉爽，暴风雨把海风带了过来，驱散了闷热。我在报亭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拿着它走进了对面的杂货店。我要了咖啡和荷包蛋，然后开始慢慢吃早餐。除了我与女售货员在店里，还没有别的顾客。我觉得一切还在沉睡，包括我自己，我周围的一切都既慢且静，令我感到如同置身于一部用慢镜头拍摄的影片中。每个动作都被拉长，同时悄无声息，时间似乎在缓慢流逝，毫不匆忙，我呼吸得也比往常慢很多。我周围的事物也在平静地呼吸，它们比以前变得重要了，我与它们有了关联。它们慢慢走过我的身旁，呼吸的节奏与我相同，它们像是早已被我遗忘的朋友，我属于它们，它们不再陌生和充满敌意，而是围着我跳起了一种特殊和隆重的轮舞，我自己也随着它们跳起来，尽管实际上我一动没动。


    这种平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享有过了，我在血管和脑门后感受到它。以往，每天早晨我都得从那里铲除掉的由恐惧形成的铅块突然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阳光普照的林间空地，远处传来杜鹃的婉转啼鸣，树林闪烁着光泽。我知道这幻景不可能持久，但我不想破坏它，所以我一边细嚼慢咽，一边尽量一动不动。对我来说，这顿早餐犹如一场仪式，它也属于这幅画面，所以它不会干扰那柔和的节奏。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以致我无法理解它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生活还未落入人们的不安之手前，它就是那样的，我想。我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我似乎把其他一切都遗忘了，我现在重新体验它们，如同大病初愈的人刚刚苏醒，再次像孩童一般体验这个世界，新奇、强烈、不慌不忙，感受几乎无法言说，贫乏无力的语言还不足以描述它，虽说不出，仍处于宇宙空间，却已熟悉，它以一种陌生、野性和静谧的方式光束般穿心而过，没有引起丝毫疼痛。


    几个卡车司机踉踉跄跄闯进店里，他们大声吆喝着要咖啡和甜面包圈。我付了账，漫步穿过城市向中央公园走去。我考虑了片刻，是否该回旅馆换换衣服，但我不愿失去这种懒洋洋的如鱼得水的感觉，所以我就穿过正在苏醒的城市，来到公园，在这儿找了把长椅坐下来。湖面上鸭子在奋力戏水，时不时将脖子潜入水中觅食。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报纸，读到以下标题：巴黎投降了。我不禁惊呆。德国人输了，巴黎自由了！


    我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几乎连气都不敢喘。我觉得地平线向后拓展了，悄无声息，天也变得更亮了。我环顾四周，这世界好像变得敞亮了，我想。巴黎不再被野蛮人掌控着了，而且它没有遭到破坏。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报纸，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相关报道，然后又读了一遍。希特勒摧毁巴黎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那位本该从命的将军却并未服从命令。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服从命令，也许时间已经不允许他有所行动了，也许他不愿毫无意义地毁掉一座城市和牺牲几百万平民的性命。总之没有发生屠城之事，理智在关键时刻取得了胜利。另外几百个将军都会毫无顾忌地执行命令，这位将军偏偏没有。大屠杀和毁城都得以避免了，这真是一件例外和幸运的事。也许原因仅仅在于德国占领军的战斗力已经太薄弱了，只能弃城而逃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巴黎安然无恙，它被解放了。被解放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其意义深远。


    我在想，是否该给希尔施打个电话，却又感到一种奇怪的阻力。还是先别打，我想。就连给玛丽亚·菲奥拉我都不想打电话，给雷金纳德·布莱克就肯定更不想打了，也不想打给杰西、拉维克或是博瑟，甚至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都不行。我觉得以后还有时间打电话给他们，现在我只想独处。


    我懒散地走过公园里大大小小的湖泊，第一批来到公园的孩子们已经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在一个人工湖上游弋了。我坐到一把长椅上看着他们玩儿。我想起卢森堡公园[107]中的湖，瞬间巴黎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我几乎有些痛楚地想到它的城墙、街道、房屋、店铺、公园、码头，沙沙作响的菩提树和繁花盛开的栗子树，还有我熟悉的广场、卢浮宫、塞纳河、后院、不施拷打的警察署，我的师傅佐默的工作场所，还有我埋葬了他的那处墓地。我的过去升起在地平线处，梦幻而无痛苦；我在法国度过的岁月充满忧伤，却是自由的。在这个银灰色的早晨，法国摆脱了野蛮人的践踏以及他们那规定了奴隶与仆役制、二等公民和在火葬场与饥饿集中营灭绝他人的非人道律法。|||||


    我站起身。我就在大都会博物馆附近，透过树林它那黄色建筑隐约可见。现在我知道我想去哪儿了。迄今我一直怕去那个地方，我不想毫无必要地勾起对布鲁塞尔的回忆，这些回忆在梦境中叨扰我已经够我招架的了。但现在我不想逃避它们了。


    时间尚早，除了我之外只有很少几个参观者。我穿过博物馆高大、凉爽的大厅，小心翼翼，蹑手蹑脚，不时四处张望，就像一个被人跟踪的贼。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感觉好像有影子跟在我的身后，一转身影子就消失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得强迫自己走宽阔的楼梯，而不是贴着墙边往里溜。我没想到冲击会如此强烈。


    我在一楼停住脚，这里两个大厅挂满古老的地毯，有几块我在死去的佐默留下的书中见过。我缓缓地走过展厅，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双重身份的感觉，我似乎就是那个死去的佐默，在这一小时里又复活了；同时我还是那个下落不明的大学生，他曾经有过一个别的名字，后来弃置不用了。我用佐默的眼睛欣赏着他教过我的东西，并通过这些东西感受到我青春时代的渴望，这种渴望已经在杀戮和烈火中熄灭了。我聆听着他们二人的声音，就像倾听风从遥不可及的地方吹来不连贯的声响，它们已模糊难辨，却仍旧充满往昔的魔力。过去的岁月只有作为不连贯的单独场景才可忍受，它们插翅飞来，出现在这座类似真空的艺术殿堂，短时间内仿佛脱离了无情的现实洪流，没有痛苦，就好像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鸦片，它麻醉了回忆，令人可以审视伤痕，却不感到伤痛。


    以前我对这一切曾多么恐惧啊！现在这些好像变成了一本画册，我在翻看它，它是属于我的，奇怪的是我对这些没有感觉了，就如同置身在麻醉手术中。我观看自己的手指，这是我的手指，这是路德维希·佐默的手指，这也是某个第三者的手指，后者似乎被一种简单的魔法与此地阻隔起来。我如同在梦境中缓慢走动，这个梦是馈赠给我的，我已经多年没有做过这种梦了，没有恐惧，没有憎恨，也没有那种压抑感——错过了什么永远无法弥补的事情。我曾等待着往昔的洪流袭来，充满罪恶、懊悔、无能和对失败的深切悲痛；但此刻在这个明亮的殿堂——它展示了除谋杀、抢劫和血腥的自私自利外人类还有什么能力——往昔的洪流并未袭来，取而代之的是四周墙壁上默默燃烧的艺术的火炬，它们是无声的见证，只有通过它们的简单存在，才证明了并非一切都会丧失。


    我来到中国青铜器展出的地方，博物馆有个青铜器展台，所有青铜器都摆放在上面。这间陈列室很宽敞，青铜器呈青绿色，棱角分明，出土前它们已经在地下沉睡一千多年了，现在经四周灯光的照射，它们看上去像是航行在白浪滔天海面上的中国平底帆船或是原始山脉中的绿色和蓝色岩石。其本来的金属色泽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整一层铜绿。它们变成了历史文物，从中构建出另外一种全新的令人陶醉的自我。现在人们喜爱的，是它们往昔没有的风貌。我边想边快速继续前行，就好像它们身上有一种隐秘的力量会迸发出来，都是些我不想唤醒的幽灵。


    驻足在印象派画作前，我又看到了巴黎和法兰西的风光。奇怪的是，在法国时我也得四处逃亡并受到警察与官僚主义的迫害，也被关进了拘留营，直到罗伯特·希尔施用奇袭的方式把我解救出来。尽管如此，我其实把遭受的一切更看作是法国政府的疏忽或懒散，虽说法国宪兵也经常逮捕我，我却从未觉得这就是一种恶毒。他们真正变得危险起来时，是在他们与德国党卫军负责追捕的人联手行动以后。并非所有的宪兵都这么坏，但热衷于为虎作伥的也大有人在。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国家却拥有一种温情的爱慕，可正如各处有宪兵插手的地方一样，这种爱慕也并非没有污迹，那污迹就是一些血腥和冷酷的插曲。当然那段时光中也不乏一些几乎是田园式的间奏，这些美好的回忆慢慢地就覆盖了其他的回忆。


    面对这些画作，一切异议都烟消云散了。这些风景画画的就是风景，人在其中不过是陪衬物罢了。它们亮丽而静默，它们不呐喊，也没有吼叫着的民族性。它们是夏季、秋季、冬季和永恒，创作它们时的痛苦已然烟消云散，画家画它们时的那份难耐的孤独已转化成一种重要和幸福的当下，它们是克服了往昔的现在，就像中国的青铜器。我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跳动！那无法描述的纯艺术品王国像水晶一样环绕着生活，我感到它远远高于人类，后者嗜杀成性、躁动不安、谎话连篇并已濒于死亡。艺术作品耗尽了创作者以及凶手的精力，只有创作出的作品长存。我突然记起在布鲁塞尔博物馆的一幕，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件中国青铜器时，竟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恐惧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纯粹观赏的瞬间被我铭刻在心，其强度几乎不输于从前所经历的恐怖画面，此后虽历尽磨难，但那个瞬间对我构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安慰与庇护，它也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此时它又重现了，而且比过去更强烈，我忽然领悟到，自己在法国滞留的那段时光其实是一种费解、奇特而短暂的馈赠，是出现在杀戮与杀戮之间的插曲，是两次风暴间的宁静，对此我迄今一直未能正确理解，而仅仅是错误地加以利用。这种远离一切的寂静之角，这种馈赠而来的寂静，被我用急躁填充，而不是随遇而安，将其视为不可长久的插曲、两次暴风雨之间的蓝天和一段白捡的时光。|||||


    我离开博物馆，外面已是车水马龙，日头已然又变得很毒了，一股热浪向门口涌来。但一切都变了，好像打开了一扇门，巴黎事件就是这扇门。它通向外界，幻想中的囚禁突然让步与赦免，那恐怖、危险与不可避免的结局突然出现在云端，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我的命运像一堵黑墙立在我的面前，对我而言它充满了复仇与沉沦。


    我沿着台阶向下走去，一股暖风拂面而来，吹起我的衣衫。馈赠而来的时光，我想，一段短暂、珍贵的时光，白送的。


    “那就像是一扇门被撞开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捋着胡须说，“一扇进入自由世界之门！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一定得卖一幅画给那个乡巴佬库珀，甚至应该是一幅德加的画！他一小时之内就到！”


    “您给他打电话，让他别来了！”


    布莱克向我露出一副美妙的亚述人的微笑。“我不能那样做，”他回复道，“那有违我那不幸的双重人格本性。我得咬着牙卖画。每当我看到那些画落入什么人手中，我的心都在滴血。可我不得不卖，我这么做是在当人类的慈善家。艺术比股票更可靠，画作的价钱一直在不停地涨！”


    “那您为什么不留着这些画呢？”


    “这您已经问过我一次了。这是我的本性，我得不断地重新证明自己行。”


    我端详着他，对听到的回答虽感诧异，却也相信他。“我是个赌徒，”他说，“赌徒加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气质，我违心地成了百万富翁的慈善家。我卖给他们的画，价值在一年内可以翻番，这些家伙却为一百美元跟我讨价还价。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您认为我跟骗子差不多，可我这么做却是在帮着他们发财。”


    我笑了。“您笑得倒轻松，”布莱克解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从去年起，画作的价格上涨了两三成。什么股票能有这么好的行情？令我生气的是，只有富人才能从中获利，其他人根本买不起画。更让我气愤的是，如今几乎没有懂画和爱画的收藏家了。如今买画是作为投资手段，或是为了显摆自己是一幅雷诺阿或梵高画作的拥有者。这些可怜的画！”


    我从来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可他说得没错。“库珀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问。“事先是否要更换挂画的位置？”


    “今天不用！这么一个日子不用！”布莱克抿了一口白兰地。“我那么做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找乐儿。从前不一样，从前必须那么做。可如今？跟这些百万富翁做生意，他们买画就像买一袋袋的土豆，还有必要吗？您认为呢？”


    “这要视情况而定。”


    布莱克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今天不用。库珀大概又赚到大钱了。尽管如此，巴黎没有遭到轰炸他还是会不满意的。要是轰炸了，他这个靠杀人武器发财的商人就能赚得更多了。每打过一场大仗后，他都会买一幅小画。就如同用二十万死者购买一幅中等大小的德加画，作为对他捍卫民主的奖励。甚至世界的良心也站在他这边。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


    “您本人的感觉肯定也是怪怪的，”布莱克继续说，“同时感到既幸福又沮丧。幸福的是巴黎又自由了，沮丧的是您的国家必须投降。”


    我摇了摇头。“二者都不是。”我说。布莱克审视着我：“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喝一杯白兰地。”


    他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我看了看商标：“这不是为库珀那类重要顾客预备的白兰地吗？”


    “不再是了，”布莱克解释说，“巴黎自由以后就不再是了，现在我们自己喝。如今招待库珀有人头马了，四十年的陈酿我们自己喝。”


    他斟上酒。“不久我们又可以从法国搞到地道的白兰地了，”他说，“如果德国人之前没有把它们全没收的话。您认为法国人藏起了足够多的酒吗？”


    “会的，”我说，“德国人不太懂白兰地。”


    “那他们到底懂什么呢？”


    “战争、工作和服从。”


    “所以他们才吹嘘自己那统治民族的优越性？”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不是统治民族。光有暴政瘾还成不了统治民族，专制和权威是两回事。”


    白兰地像天鹅绒一样柔，满室飘香。“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得多要库珀五千美元，”布莱克说，“卑躬屈膝的日子结束了，巴黎也自由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重新在那儿采购了，我知道那儿还有几幅莫奈的画，还有塞尚……”|||||


    他两眼放光。“而且那些画不会贵，”他解释说，“欧洲的价格要比这里低很多，但必须先下手为强。最好是带着装满美元的小手提箱去，现金要比任何支票更直观，更容易打动人，特别是法国人。再来一杯白兰地？”


    “好，”我说，“然而真正能入境法国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吧？”


    “这可从来都是说不准的事。全面崩溃有时会突然发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卖第二幅德加的画没有像卖第一幅时那样搞很多花样，他也没有为巴黎的解放而加价五千美元。库珀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朋友直接和法国艺术品商人取得了联系，这无疑给了布莱克当头一棒。这大概是库珀在虚张声势，但雷金纳德·布莱克把画卖给他并非是上了圈套，而是他希望不久能从巴黎得到补给。他相信，新货源也许会导致价格出现一定回落。


    当我傍晚路过亚历山大·西尔弗的铺子时，他说：“上帝依然活着，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了。巴黎自由了，野蛮人不会占领全世界。今天我们早关门两小时，去沃伊津吃饭以示庆祝。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您感觉如何？作为德国人有点儿惨吧？可作为犹太人就觉得被解放了，是不是？”


    “作为世界公民被解放的感觉更彻底。”我回复道，我忘了自己拿的护照中种族一栏填的是犹太人。


    “那您就一道去吃饭吧。我弟弟也来，还带了那女基督徒。”


    “什么？”


    “他向我保证不娶她了，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的！这么一来，情况自然就起了变化。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起码老谋深算了点儿。”


    “您相信这个？”


    亚历山大突然愣了一下。“您认为在感情方面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也许是这样。但知道危险何在总要好一些，这样就容易控制局面了。对吧？”


    “没错。”我回答说。


    “那您就一起去吧？我们餐前小吃会点鹅肝糜的。”


    “您别勾我的馋虫，今天我去不了。”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不是像阿诺德一样堕入情网了？”


    我摇摇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跟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


    我笑了。“不是，亚历山大先生。”


    “那就好。在这两极之间您总是安全的：生意与爱情。”


    我感觉到，整个下午自己那有些压抑的心态又逐渐严重了。我尽量避免去想玛丽亚·菲奥拉，发觉这样会好过一些，就好像我无意识地想排除压抑心态似的。在回旅馆的路上，那位来自坎诺比奥的蔬菜商拼命向我挥手。“佐默先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举起一把百合。“白色百合！几乎白送！您瞧瞧！”


    我摇摇头。“这是祭奠死者用的，埃米利奥。”


    “夏天不是！只有十一月万灵节时才是。春季它们是复活节之花，夏季它们是纯洁之花。非常便宜。”


    埃米利奥肯定从哪家殡仪馆刚弄到一大批花。他这儿还有白菊花和白兰花。他举起一穗非常漂亮的兰花说：“作为骑士和唐璜，送这种花您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谁还送兰花啊？您看看！就像是一排正在做梦的白蝴蝶！”


    我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这种白只有黄昏时的栀子花才有。”埃米利奥继续絮叨。


    “够了，”我说，“否则我就该动心了，埃米利奥。”


    埃米利奥今天心情格外好。“人并非能经常随心所欲地动心的，”他边说边拿起另一穗兰花与第一穗放到一起，“收到这种花的女士感觉会非常好。送给那位经常与您一起出去的美丽女士，多好啊！美女配兰花！”


    “她不在纽约。”


    “真可惜！别人呢？您就没有替补人选？您得庆祝，巴黎不是失守了嘛！”


    用祭奠死者的花庆祝，我想，这主意可真邪门！“您给自己买一束吧，”埃米利奥央求道，“兰花可以一直开三四个星期！在此期间整个法国就都失守了！”


    “您这么认为？”


    “当然！罗马自由了，现在巴黎也自由了。接下去就势如破竹了，快得很！”


    快得很，我边想边出乎意料地感到一阵刺痛，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是的，没错，”我嘀咕道，“现在也许势如破竹般神速了。”


    我以一种奇怪的困惑心态继续向前走去。我感到好像有一种根本不曾占有过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面旗帜，或是一片艳阳高照、飘着白云的天空，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它就稍纵即逝了。


    旅馆门口，助理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懒散地倚门而立。“有人在等您。”他说。


    我感到一阵心动，快速向里面奔去。我希望能看到玛丽亚·菲奥拉，结果却是拉赫曼，他容光焕发地同我打招呼。“我跟那波多黎各女人一刀两断了，”他一口气说道，“我找到另外一个女人。金红色头发，来自密西西比。是那种日耳曼类型的女人，丰满、高大，浑身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