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述

    （1925年）


    战后的头几年，我曾尝试过两次，用一种童话的、半谐谑的形式，向当时认为我变得有点不对劲的朋友们综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个人比较属意的那篇《魔术师的童年》已经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胆模仿让·保罗把未来预估进去的“推断式传记”，则登在柏林的《新观察报》上，收进本书时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计划过把这两篇传记融合到一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途径来调和这两篇在笔调和风格上都各异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纪的末期，中世纪重临之前的几年，我的星宿是人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时间是7月里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气温是我一生中有意无意间挚爱和追求的，只要不是这个温度，我就会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从来就无法生活，所以我毕生所有出于自愿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我爱他们很深，要不是人们早早就把十诫中的第四诫教给了我，我或许会爱得更深。可惜戒律和我始终是格格不入，哪怕它们说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过——其实我的生性温顺不下于绵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却偏偏，尤其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任何内容的戒律都不稍迁就，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可想而知，这项特性对我的学校生活影响至巨而且让我很吃了些苦头。虽然在那门挺有趣的课——他们把它称做“世界史”——上，教师们老教导我们说，世界是由那样的人们所统治、所支配、所改变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与沿袭下来的法律决裂，我们还被教导说，这些人是值得人顶礼膜拜的。可是这些话和这整门课同样是一派谎言，因为，要是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于好意或恶意，胆敢对任何一条戒律质疑，或哪怕对任何一项无聊的习俗或规矩表示抗议，那么他不仅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荐为我们的榜样，反倒会受到惩罚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师们压服。


    幸运的是，我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对生活来说最重要和最可珍贵的东西：我生性机警、温和而又敏感，凭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乐趣，即使后来我对玄学大为着迷，以致有时故意压制或弃绝我的感性，我也从未失去那种敏锐和细腻的气韵，特别是在辨音识容方面，这一点深深羼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部分里。也就是说，早在入学之前，我对于生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对我们的城市了如指掌，无论在养鸡场、森林、果园还是工匠师傅们的作坊里，我都老到在行，我会认各种树木、鸟类和蝴蝶，会唱不少的歌，会咬起牙吹口哨，还会许许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着的事。学校里的各门功课我也学得一点不费劲而又津津有味，特别是拉丁文，学起来更是其乐无穷，我会用拉丁文写诗，几乎和用德文一样早。拜一位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之赐，我在二年级就学会了说谎和使用外交辞令的艺术，此前我曾经因为童稚的率直和轻信吃了不少苦头。这两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诚实和爱好真理这两样品质完全不是他们要在学生身上找的东西。有一回，他们认定我在班上干了件坏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可是他们见我死不承认，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扬得沸沸腾腾，他们给了我一顿好揍，不惜使出各种逼供的手段，结果虽然没有逼出我的招认，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师们看做正人君子的笃信赶了个精光。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上帝，我还是认识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师，可是灾难已经造成，打那以后，不仅对于老师们，对于一切权威，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变得别别扭扭，戒心十足。大体说来，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至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头几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每个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战斗一开始，我和学校的冲突才愈演愈烈起来。二十年后，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战斗的意义，当时却不甚了了，只知道它们像一场灾难似的，团团把我围住，我就是无力免脱。


    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这一决心虽然昭如日月，可是随着认识的日益增加，困扰也就接踵而来。一个人可以选教师、牧师、医生、工匠、商人或邮局职员，又可以选音乐家、画家或建筑师作为职业，对任何一门行业，都有一条引向它的路，都有专门的学校或者培训班。惟独对于作家这一行，却是一应皆无！当作家当然可以，而且还被视为一种荣誉，但这是就有成就和出了名的作家而言，大多数的作家则在达到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了。至于当未来的作家，则大出情理之外，而一个心眼儿地要当未来的作家，就更是纯粹儿戏。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这一点。现实告诉我：作家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当的，却不是想当的人可以当的。此外：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个人的文学天分往往引起教师们的侧目，有这样禀赋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饱受奚落，甚至有时还被羞辱个够。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绝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样：若是属于历史的，那就会传为美谈，学校的课本上也会对之颂扬有加，若是属于眼前的现实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视。看来教师们所受的训练和所肩负的职责也正在于，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长和杜绝伟行壮举的发生。


    于是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在所不计。这番宏愿所带来的精彩阅历——或不如说灾难——如下：


    当我十三岁，这个斗争刚开始时，人们根据我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认为把我送到另一个城市的拉丁文学校就读可能还会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后我就成了一所神学院的寄读生，我在那儿学写希伯来字母，已经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内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没，我逃出了学校，结果受到了被严格关禁闭的处罚，最后则是以退学告终。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学里努力了一阵子，以维系升大学的一线希望，可是结局又是禁闭和退学。于是我转而去做商店的学徒，才学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几天几夜不见人影，着实让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尝试做了半年父亲的助手，又在一家塔钟厂的机械车间做了一年半的学徒。


    总之，不论人们怎么为我张罗，这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顺当当，没有一家学校要我，没有一行叫我学得下去。想把我调教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多次闹出出逃或退学之类的麻烦和不光彩。虽然这样，人们倒是都承认我资质颇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松懈之心——我虽然对燕如之德极为景慕，却从来没有能学到几分。从十五岁起，当学校教育已经成了绝路，我就开始自觉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里有外祖父巨大的藏书室，整个大厅里塞满了古籍旧书，其中整个德国文学和18世纪哲学几乎尽在包罗之列，我耽读其中，乐趣无穷。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我不仅仅为我的文学习作写满了大叠大叠的纸，而且遍读了几乎半个世界的各国文学作品，对艺术史、语言、哲学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为一个常规的大学学程都绰绰有余。


    之后我就学做书商，终于能够赚钱养活自己了。书本对于我，本来就比老虎钳和铸铁的齿轮更为可亲，后两样东西在我做机械匠学徒时就着实领教过了。最初一段时间，我得以在新的和最新的文学作品之海中遨游，甚至于被淹没，觉得乐也陶陶，醺然欲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对于精神领域，仅仅生活在眼前或一些新事物中是庸俗不堪、难有长进的，惟有对过去的、已成历史的，对古老的和远古的东西保持经常的接触才能开启精神生活之门。因此，当最初的兴头过去之后，一股摆脱被新书的浪潮淹没而返回旧书箱之中的渴望便油然而生，为了实现它，我就从书店转行到旧书店。不过，我操这门行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糊口，因此，二十六岁，在我出了一本销路不错的书之后，我就把旧书店的工作也辞掉了。


    这时，历尽风浪，几经艰辛，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当初可望而不可即的，如今竟然成了事实，我成了一个作家，在和整个世界的搏斗中，我似乎赢了一仗。求学和成长年代那几度使我濒临绝境的辛酸历程，终于被淡忘了，终于可以相顾一笑了——过去对我疑虑重重的亲友们，也对我和颜悦色相待了。我成了胜利者，现在，尽管我干的仍然是当初被视为最蠢最无价值的事，可是人们却一如我自己颇为欣赏自己一样，表示大为欣赏。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年复一年苦苦挨过的孤独、苦行和危险是多么回首堪惊，受到首肯和承认使我如沐春风，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很长一段时期过得安静顺适。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和花园。我写我的书，被认为是颇受欢迎的作家，生活颇能自得其乐。1905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它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不过我实际上并不怎样关心这份杂志的政治目标。我畅游了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一切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


    到了1914年的那个夏天，突然之间，里里外外，一切都变了样。真相渐渐为人所知，我们迄今所过的好日子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接下去的则是坏日子，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谓的大时代开始了，我很难说，对于它的来临我是否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准备更有认识。惟一使我与众不同的是，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从欢欣鼓舞中去寻求慰藉。这么一来，我保全了我自己，却得罪了周围的世界，我必须重进学校学习，抛掉我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满意，带着这一番经历，重头跨越崭新的人生门槛。


    我永远忘不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的一件小事：我访问了一家伤兵医院，我原想借此尝试一下，有没有可能以志愿工作者的身份来更好地适应这经历了剧变的世界，当时在我看来，这还是有可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姑娘，她一向靠遗产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现在则在这家医院当一名护士。她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她能赶上这个大时代，是多么幸福和骄傲。我完全能理解她，对于这样一位妇女，战争简直求之不得，她可以借此走出无所事事的、纯粹只为自己的老处女生活，投入到一个热烈的、有价值的生命之中。可是当她向我叙述她的幸福时，我们所站的走廊里满是绑捆着绷带、伤势严重的士兵，两边的大房间里满是少胳膊缺腿的垂死者，愈听我的心愈往下沉，不管我对这位老小姐的兴高采烈多么理解，我却不能赞同她，与她有同感。如果这样一位意气洋洋的护士因为看护十个伤兵而得到快乐，那么这位女士的幸运就来得太昂贵了。


    不，我不能分享对那个大时代的欢呼，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深为战争所苦，并且为了自卫，不得不常年地挣扎着同那宛如晴空霹雳、骤然而至、貌似外来的厄运对抗，而在我的周围，似乎人人都在为我的厄运鼓掌称快。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一些作家的评论，他们为在战争中找到福祉而陶然，或是一些教授们的呼吁，或是一些名诗人在他们的书斋里炮制出来的颂扬战争的赞歌，我的痛苦就更进一步。


    1915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公开流露了我的痛苦，又对所谓的才德之士一味只知挑拨仇恨、传播谎言和对这场灾难揄扬无度略吐了几句微言。这相当含蓄的诉苦带来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纸上被宣布为叛国者——这真是一项新的经历，因为虽然我和报纸打过不少交道，还从未尝过千夫所指的滋味。提出这一谴责的那篇文章被我国二十家报纸转载，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在报界工作的我相信为数不少，但敢于站出来为我说话的只有两个人。老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用乳汁喂养了我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今后他们的乳汁将只用来孝敬皇上和帝国，再不会有我这妖蛇的份了。素不相识的人的辱骂信成叠寄来，书商们通知我，像我这样居心叵测的作家从此算是被销了号。在许多这样的信上，我初次见到这么一枚小小的圆形饰章，上面的印文是：上帝惩罚英国。


    人们也许会想，我会为这场误会笑掉大牙，但是我笑不出来。这么一件实际上的眦睚小事为我带来了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蜕变。


    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蜕变是在我立志当作家之后。此前的模范生黑塞从那之后就成了坏学生，他被处罚，被开除，做不成一样好事，而他的父母则为他操心操个没完——这一切只是由于他在这现实的或貌似现实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心声之间看不到一个和解的可能。现在，在战争年代，一切又回来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着冲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说相处得不错。我又走上了背运，孤单无援，独自忍受着痛苦，我所说所想的一切，又不断地被攻击，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绝望的鸿沟，横亘在现实和我所期许的事物之间。


    可是这一次我却难以推脱而不反躬自省。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切磨难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个外来的力量加给我的。因为指责整个世界都是疯狂的、野蛮的是没有哪个人，也没有哪个神有此权利的，更何况是我呢。那么，像我现在这样和整个世道都过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果不其然，我确实是病得不轻，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却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为当初的与世无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何况，这所谓的无争也正如当时的外界和平一样，已经开始腐烂了。我原以为，自己经过了青少年时代漫长而艰巨的奋斗，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在这期间，成功和优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我变得自满了，变得不爱动脑筋了。其实要是我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则所谓作家云云，实际上跟一位写消闲作品的卖文者已经相去无几。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太顺当了。现在，患难当头，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远是个最有效的好学校，我总算慢慢学会了，面对这世界的你争我夺，我既不能螳臂当车，总可以致力于反省自己在这整个纷乱和罪愆中所担当的角色。至于我的这番苦心孤诣能从我的作品中被体会多少，就只好听任读者们做主了。可是我心里永远藏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纵然不是作为全体，也会有许许多多清醒而具有责任感的个人，来做一番类似的检讨，不再仅仅是埋怨和诟骂这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而是扪心自问：我是怎样犯上罪的？我要怎样才能恢复清白？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战争期间我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