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

    一


    布莱兹·帕斯卡说，不要指望我们自己找到治愈不幸的灵丹妙药，而要期待上帝，天命是一种预先决定的永恒之物；命中注定我们的生命只能用来献祭，以求死后灵魂离开淫乱的、腐烂的、肉欲的躯体，在天堂里纯洁无瑕——啊，那可爱的躯体，数百万年来，在这个奇怪的星球上，遭受如此羞辱。Lacrimae rerum。 [1] 我不明白，因为我在自己身上寻找答案。我的躯体那么粗壮那么淫荡！我没法看透别人的灵魂，这些人的灵魂同样陷在颤抖虚弱的肉体之中，更别说深刻理解我如何能有效地求助于上帝。人们断言这种情形在我们手中是毫无希望的，我们的手在持久永恒方面毫无建树，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持续下去的，甚至是握手。


    于是，我想到了那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德国男孩，在那艘潜水艇里煎腊肉，他穿着救生带，站在那里颤抖着浑身流汗，然而态度和蔼地为士兵和军官准备早饭，他听见潜水艇舱壁船体的接缝螺栓在嘎吱噼啪作响，很快海水就慢慢渗进来，他的腊肉就像谚语里所说的猪那样，从耶稣的手中接过撒旦的解雇通知单，跳进湖里，即将被加工处理。接着，附近传来一声深水炸弹的巨大爆炸声，整个海洋都冲着他的厨房灌了进来，海水在他的周围漫延，冲走了他的电炉和简单的早餐；他，一个来自曼海姆的孩子，在冬天早晨的阳光里，冰柱那么纯洁，狭窄卵石街道旁的音乐厅里传来海顿的乐曲，可是现在，啊，海水已经淹到他的脖子处，反正总要窒息而死，他想到了所有这一切：想起了他整个一生。这个可爱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德国比利·巴德 [2] 正在一个沉没的密封舱里被海水呛死。他的眼睛惊恐痛苦地看着“多尔切斯特”号轮船黑色烹调电炉前穿着救生衣的我。我没法忍受这种情景。


    从那一刻起，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我不理解，我不明白，我没想这样。我们两艘船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小海湾里相逢，相互说些轻松愉快的打趣话，交换假俘虏呢？


    这些微笑的、想从中获得的撒旦是谁呀？他们是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托尔斯泰在他最后一部书《天国在你心里》 [3] （耶稣的一句语录）里说，挑起战争的计时沙漏突然满盈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这句话不是完全正确吗？或者有一天，当水钟摆从和平水桶里获得更多水的时候，它会突然倾向和平？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


    此外，正如我在后面章节要说的那样，德国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敌人”。我说这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于是，光荣说：“好了，孩子，把腊肉煎好，我已经炒好了鸡蛋，我们去为一千人供应早餐吧，好让他们在格陵兰建造一个空军基地，他们走的是泥泞路，住的是简陋木屋，穿的是麦基诺厚呢夹克衫，是啊，自从我离开圣詹姆斯医院以来，我从未感到这么愚蠢和悲伤。啊，上帝啊，你为什么抛弃我？”


    更让我不舒心的是，我得洗罐刷锅拖甲板，上床睡觉，中午被持大匕首的黑人二厨手唤醒，他叫唤道：“起来，你这个懒汉，你去厨房已经迟到五分钟啦！”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我有这把刀！”


    “我在乎这个？”


    “我要报告船长，说你在厨房里顶嘴！”


    “是你先惹人的，不是吗？”我说。天哪，我们都不喜欢对方。我去找二副，要求调到甲板上工作，他们拒绝了。我陷在一个钢铁的监牢里，漂浮在北极圈冰冷的海洋里，最后还成了个奴隶。二


    日记上说：“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傍晚，北方突然刮来一股风，吹散了迷雾……一股冰冷的寒风。现在我们真正靠近北极了。这是离开波士顿的第八天，我们应该走了纽芬兰和南格陵兰之间四分之三的路程。”——还没进入北极圈，但几天后——“吹来一种奇怪的风，它来自远方白色的北极，带着一种沉闷凄凉的信息，它小声咕哝：‘人类一定不要冒险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冷酷无情，无情无义，就像大海一样，不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温暖的灯光。我是北极，我只为自己存在。’但是，在我们的左舷，我们新护航船只（海军舰只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两艘全副武装的拖网渔船）的信号灯光照亮了冰冷刺骨阴郁灰暗的水域，带来了另一种信息……这是一种温暖、爱抚和安慰的信息，人类的信息……那美丽的小小的金色灯光，闪烁着人类语言的符号。语言的思想，在这里，在没有语言的大海胸膛里……那也是一种温暖、金色的事实。”


    还有：“监狱船！早晨我一边朝着我的锅碗瓢勺走去，一边对自己尖声喊叫。啊，克里特王子沙巴斯，还有他熟悉的叫喊声：‘早晨，兄弟们，拿出同情心！’……离船尾大约一千八百英里……但每两英尺有一个灵魂。


    “但是今天早晨，我睡意蒙眬地来到甲板上，在船头呼吸新鲜空气，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迷人的格陵兰海湾。一时间，我几乎惊呆了，随后陷入了孩子般的惊叹中。”——当然啰，——“爱斯基摩人划着单人划子 [4] 在我们身边漂过，露着破牙怪怪地微笑着。啊，我想起了沃尔夫的那行诗，包含着辉煌的胜利和真理：‘早晨，新的陆地……’因为这是睡眼蒙眬迷迷糊糊的早晨，清新、干净、奇怪……这里是一片新的陆地……孤独、荒凉的格陵兰。我们经过了一处爱斯基摩人的定居地，一定是地图上靠近朱利安娜霍布费尔韦尔角的那个定居地。美国海员朝爱斯基摩人扔橘子，试图击中他们，并且粗鲁地大笑——但是，那些小蒙古人只是痴痴地傻笑，温和地表示欢迎。我的同胞让我感到尴尬，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爱斯基摩人是一个伟大坚韧的印第安民族，他们有自己的上帝和神话，他们熟悉这片奇怪土地的所有秘密，他们有道德观念，有荣誉，而且远远胜过我们。这个fiord [5] ——fiord的意思是悬崖峭壁海峡水道——的两侧是巨大的棕色峭壁，上面覆盖着某种厚厚的苔藓或者青草或者欧石南，我说不清楚是什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北方人 [6] 称这片土地为绿色 的土地 [7] 。这些悬崖峭壁绝对令人陶醉……宛如孩子梦中的悬崖，瓦格纳音乐的灵魂就在这里……恢宏的，要塞般的，陡峭的；融化的冰雪所形成的一条条河床日积月累磨出了相当惊人的一条条裂缝；这些悬崖从绿色的峡湾水域中耸起，直插淡蓝色的云霄，气势恢宏美妙绝伦……”


    等等等等。我不想用所有这些与格陵兰有关的描述来烦扰读者。三


    我们继续向北，进入了一个在冰岛北端纬度以北大约只有一百英里的小海湾，我们驶了进去，来到一个空军基地，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工人们下船去工作了，推土机从“多尔切斯特”号货舱的边门被拖下了轮船，人们拿了锯子、钉子、锤子、成材、电线、发电机、威士忌酒、月桂油上了岸，开始打造一个巨大的着陆场，场地里有巨大的临时棚屋，供每个人居住。两艘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在夜晚加入了我们，邀请我们上船看电影。我的意思是“多尔切斯特”号的海员。我们上了他们的舰艇，坐在甲板上，观看斯坦利 [8] 在非洲中部遇见利文斯通，等等。我记得我姐姐和母亲一直以来是多么喜欢那部电影中理查德·格林的酒窝。


    随后，我和一位名叫杜克的海员上了岸，借口说想去建筑工人的大食堂吃饭，不过，我们的确在那里就餐了，但是随后出发去攀登附近一处高高的多石山。我们成功登顶了。他的名字叫韦恩·杜克，一个相貌憔悴枯槁的青年，在哈特勒斯角外水域，他的轮船被鱼雷击中，他的脖子上有着炸弹爆炸时被碎片划伤的痕迹。他是个随和的人，但眼神里依然有着悲剧造成的失魂落魄，我怀疑他还能不能忘却他在救生筏度过的那七十二个小时，还能不能忘记他肩上背着的那位肢体残缺血肉模糊的同伴，他的同伴一阵疼痛难忍，跳离筏子，投入卡罗来纳海自尽……于是，一天半夜，黎明时刻，我站在寂静的甲板上，凝神眺望，心想：“多么野蛮贪婪的国家！”严寒的黎明在两边陡峭的山岩之间显现，层层精美柔和的光线形成了完美的平行线，从山岩直抵高悬的山崖；这时，我听见格陵兰身着白色裙服的女子在冰天雪地里唱歌，就像柏辽兹 [9] 或者西贝柳斯或者甚至肖斯塔科维奇 [10] 的歌曲一样……使人难以忘怀的迷人女子，航海一千英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女人，所以我和杜克说，我们去爬那座狗娘养的高山。那天我一觉睡到两点。醒来时，伙伴们告诉我，可以乘大汽艇上岸，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船往返。我们大约四十个人，挤在一艘供突击队使用的同类型冲锋艇上，每小时航速十五节。当我们劈风斩浪朝岸边驶去时，军队的火炮手们开始了他们的射击训练，他们在桥楼前面支了两个旋转炮台，上面是口径为两英寸的火炮。我们听见火炮击发的隆隆声，看见远处北面海滩上扬起了沙土，冲锋艇飞速前进，越过了名叫“美国铝业公司舵手”的巨型货轮（满载着成材和铝材），轻轻靠上了由我们五百名酒鬼修建的质量粗糙的新码头，一个小玩意被抛上了岸，以备即刻需要，瞧，一个月来，我们第一次登上了陆地！不幸的是，我不能说这是“结结实实的古老大地”，这是一片下陷松软的苔藓，大部分都是沼泽和小溪，人们不得不从一个苔藓高墩跳到另一个苔藓高墩，不过，跃入我疲惫的、看惯了海洋的双眼的是一簇簇野花。我想到了北美的杜鹃花。韦恩·杜克问我是否同意跟他一起进行这次小小的登山远足……其他同船的海员都朝着草地山坡走去，去看看那边的湖泊。偶尔有迹象表明，工人们已经开始挖壕沟，因为有一些木板、木桶；他们刚开始喝威士忌，不过，让我告诉你，在这些工事完成之前，他们已摧毁了斯匹次卑尔根 [11] 的纳粹德国空军机场。


    杜克和我与其他海员背道而驰，其他海员前往爱斯基摩人居住区；不久，我们就开始讨论登山事宜，觉得比起试图击败涂着鲸脂的怪物，登山更贴近当下生活。于是我们非常一本正经，决定去攀登一座有相当高度的山峰，山上遍布新近发生泥石流和雪崩的痕迹：巨砾、大石；于是，我们开始攀登。我们跨过散落的岩石，艰难跋涉，随后休息抽烟；接下来的山坡高高耸起，非常陡峭，我们不得不开始使用双手。那天，爬山对我来说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因为我仍然感觉好像在甲板上走路一样，哎呀，加里·斯奈德 [12] 。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在那种情况下站在平地上，那么我仍然好像站在海上的甲板上那样左右摇晃。但是我们有进展。山下的峡湾开始变小。那两艘船“多尔切斯特”号和“美国铝业公司舵手”号货轮，看上去像玩具船。我们继续往上攀登，强忍着身体上的剧烈痛苦，很快，我们到达了一处岩石突出的部分，上面有些巨石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我们很容易推动这些巨石，看着它们坠落一千英尺，再雷鸣般地滚动一千英尺。随后，我们再往高处攀登，停歇了好几次，从一些源头小溪里喝水；应该提一下，我和杜克是攀登这座高山的第一批白人。这就是为什么如今这座山叫作杜克杜洛兹山（福特凯鲁亚克山）。除了也许有些从红胡子埃里克 [13] 到克努森船长的探险船只以外，“多尔切斯特”号和“美国铝业公司舵手”号是第一批在这个峡湾抛锚停泊的轮船。如果他们想要攀登一座山，他们就会挑选一座比杜克杜洛兹山更高的山，杜克杜洛兹近四千英尺。所以这座山是我们的山，因为我们攀上了顶峰；经过半小时的攀登和悬在海中悬崖上之后，我们到达的位置距离底下海面的垂直落差也许有三千英尺，我们并不试图攀登这座山的最后那一小块“燧石边缘”，因为它太窄太薄，像苏美尔 [14] 塔。我们没有任何的登山器具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韦恩·杜克对冒险的满腔热情。


    我们上去了，到了世界之巅，离地球的轴心北极不到八百英里，俯瞰我们四周的海洋，眺望自由的天空。我们坐在奇怪的黑色岩石上，在高高的山顶之上，惬意地抽烟，几英寸之外就是一个半英里落差的峡谷，我们发现在山坡的另一侧有一个巨砾山谷，那里隐藏着一个湖泊，在峡湾的南端，向着海面，海拔定有一千英尺。我们应该给它取名“神秘之湖”，因为谁知道这湖泊有些什么秘密，谁生活在湖上，它有什么传奇？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失踪的部落？新石器时代的湖上居民？


    走失的西班牙人？我们就叫它“神秘之湖”吧。随后，我和杜克折回山下，我踩到了一块松动的巨砾，于是就开始与石头一起顺着一处岩脊滚下山坡，结果引起了山崩，石头朝着我底下可怜的杜克砸去，雷鸣般地从他的头上越过，我俩几乎丢了性命；我带着疯狂的自信微笑着，夹紧我臀部的肌肉控制继续下滑，就在悬崖边缘止住了滑落，杜克也在一块倾斜的岩石下躲避了滚石。此后，我俩又有好几次侥幸脱险，这绝对是生死一线，但是我们成功了，回到了大汽艇上，它把我们送回我们的船，晚餐狠狠吃了一顿，猪排、土豆、牛奶以及黄油糖浆布丁。四


    杜克是个很棒的小伙子。船上还有一个名叫迈克·皮尔的小伙子，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职业共产主义煽动分子说起话来是个什么样子。我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迈克，身材极小，智力发达，思维敏捷，聪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为忠于共和政府并反对佛朗哥叛乱的人而战，去过俄国，见过希安 [15] 、海明威、马修斯 [16] 、夏勒 [17] 。在西班牙与约翰·拉德纳 [18] 并肩战斗过。艾贝·林肯旅 [19] 的。受了伤。妻子在俄国工作；在美国，做社会工作。在格林尼治村有一间公寓；曾住在巴黎左岸 [20] 。他说，艺术是一种‘压抑的欲望。’在市立纽约大学一年级时因煽动学生会闹事而被开除。现在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海员工会的代表。憎恨赫斯特 [21] 、亨利·福特、杜邦 [22] ，以及所有的法西斯。憎恨简：瓦尔廷。曾在苏联工作过，一九三九年世界博览会上，他在苏联展厅工作。中等身材，二十九岁，浅棕色头发，蓝眼睛。下巴上留着短尖髯。在摇晃的日用织品商店里打铃。”


    我把这部分摘引给你看的日记给他看过，他竟然还对它进行审查修改。五


    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件事，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有太多的事情要说，不幸的是，大约这个时候我们的姐妹船“查塔姆”号在贝尔岛海峡被鱼雷击沉了，我相信丢了许多许多生命，大约一千人。我们曾一起驶出波士顿海港。“查塔姆”号和“多尔切斯特”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老爷船，最后他们也击沉了“多尔切斯特”号。六


    在返航波士顿的旅程中，我们没了五百建筑工人的重量和船舱里他们的大量运土设备，也没了建筑用炸药以及所有的东西，轮船轻得像一只瓶塞，在十月的暴风雨中颠簸，类似的情况十五年以后我才再次遇见。我的上帝啊，耶稣可以作证，多大的风浪啊！不过，我们没被吓坏，我和一些小伙子跑到楼上工人们睡过的旧宿舍里，用能够看得见的几百张床铺上的所有枕头，开始了一场枕头打闹大战。轮船在黑夜里隆隆航行，黑暗的船上羽毛漫天飞舞。“黑夜不适合人类也不适合野兽。”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我走上甲板，进行前卫进攻奔跑练习，以便能够准备下周参加哥伦比亚学院的橄榄球比赛。在呼啸的北极大风中，在上下颠簸的甲板上练习橄榄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顺利抵达悉尼新斯科舍，但因为那次的登山事件，我没被允许休假上岸，因为我们中午没能上班，那次事件被正式记录为AWOL [23] 。我倒不在乎，不过，到了小小的悉尼旧城，所有人，包括船长肯德里克，都乘着小艇上岸去了，我被独自留下，与一两个厨师和一个舵手或是我不认识的某人一起看守这艘空船，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于是，我去了船长的舰楼，拉了拉那根该死的绳子，招呼悉尼港派一艘小艇过来。一艘闪着温暖人类灯光的小船朝着轮船疾驰而来。我从船长的舰楼飞奔而下（拉了那根绳子，我感到内疚；就像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上拉了火车司机的警绳要求过交叉路口一样，除了叭叭叭、叭叭叭、还是叭叭叭）。不过，还好，花五十美分，他们送我上了岸。我想整艘船全空无一人了。每个人都喝醉了，烂醉如泥。


    这是个不错的小镇，有煤炭工人，矿工，这些人脸上满是污垢，就像威尔士那里的人一样，他们进入地下矿井等地，他们的帽子上有一盏小灯；不过，镇上也有战时的小型舞会，有许多烈酒和酒吧，这次我上了岸真的AWOL了。几杯威士忌之后，我醉意迷蒙，看见我的几个海员朋友对着沃林汉姆发火，因为他拿了一大瓶威士忌躲在码头一个简陋的棚屋里，不愿意出来给我们喝几口。“狗娘养的，”富加齐喊叫着，“我们要给他点教训！沃林汉姆，快出来，否则你准备游泳吧！”这个棚屋位于悉尼港码头的边缘。沃林汉姆不出来，于是，我们全都一起动手，将那个棚屋推入海中。


    他从棚屋顶部的一个洞里游了出来，人和酒瓶完好无损，他游到码头的软梯边，爬了上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们只能下楼去买些饮料。在小巷里，我们为扑克游戏中拖欠的钱，为了借了多少钱等事而争吵不休；最后，我与两个年轻的朋友在舞厅和俱乐部闲逛，我们有点困的时候，看见一栋漂亮的屋子，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两个印第安妓女，我想你可以称她们“德索托 [24] ”。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满足，海风拍打着旧窗户，威胁着所有温柔女性的温暖肉体，我们又去了另一栋房子，我说：“我们进去睡觉吧，看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俱乐部。”我们走了进去，前面客厅似的房间里备有沙发和安乐椅，进去睡觉！早晨醒来，我吓坏了，我发现这是别人的家，丈夫、妻子和孩子正在客厅旁边的厨房里做早饭。丈夫正一边戴上他的矿工帽，拿起他的午餐桶和手套，一边说：“妈咪，五点回家，”孩子们说：“妈咪，去上学了，”妈妈在洗碗，他们甚至不知道客厅里有四个喝醉了酒的美国海员。我弄出了点小动静，那个老头出来查看并发现了我们。他说：“美国佬在这里睡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们以为这里是俱乐部！”


    “好吧，孩子们，继续睡吧，我要上班去了，你们离开时，声音轻一点。”


    我们在那个爱国者家里又睡了两个小时后，悄悄离开了。


    不需要早饭。七


    在闹市区就喝了点威士忌。我不停地咕哝。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我的船名字是什么；我只记得，在某一刻，我猜想在一个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我听见黛娜·肖尔 [25] 在美国电台里唱歌，歌名叫《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心里感到一阵没精打采，思念昔日的纽约和那些金发女郎。可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我绊了一下，我只知道自己在某个小巷里，军事警察或海岸警察用左轮手枪对着我头顶朝天连续开枪，说：“站住，否则我们要开枪啦！”所以我让他们逮捕我，把我带到加拿大海军军营，关进一个房间，让我在那里等着，我因AWOL被捕。不过，我打了个盹之后，朝窗外看去，看见那些加拿大白痴们正戴着手套，拿着球棍和球，学着打棒球，我打开“兵营监狱”的窗户，跳了出去，抓起一只手套和棒球，教他们在投球时如何像样地挥动手臂，投出一个像样的快速弧线球。我甚至教了他们一些击球技巧。太阳正在落山，古老的新斯科舍寒风刺骨，晚霞通红。他们很感兴趣。我很快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容悠闲地离开，回到市区再去喝酒。此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以我就向完全陌生的人讨酒喝。最后，我摇摇晃晃地回到码头，叫了一艘小艇，乘船羞怯地爬着软梯回到“多尔切斯特”号上。


    舰艇纠察长或者不管你称他什么，瞪眼怒视着我说：“他是最后一批里的了，我想还有两个，随后我们就可以起航回纽约了。”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多尔切斯特”号上的最后两个未请假擅自离船的船员乘着小艇回来了，我们启程向南航行。


    告诉你，我们已经获得了登岸假。


    我有一张薄光泽纸，可证明这一点，上面写着：


    （正式航海日志摘录。


    多尔切斯特号。）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约翰·杜洛兹，厨师下手，按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因在外国港口AWOL，特扣处两天的工资。＄5.50


    （本摘录抄送约翰·杜洛兹）


    LBK/EGM


    纠察长L·B·肯德里克。八


    我忘了提一下，我们在格陵兰那些小峡湾中的一个停泊的时候，有个爱斯基摩人乘着他的单人划子过来，他那张棕红色的大脸和一口棕黄色牙齿冲着我龇牙咧嘴，笑着高叫：“嘿，Karyak taka yak pa ta yak ka ta pa ta fat tay ya k！”我说：“什么？”他说：“好的。”他随后就开始拿起他的划桨，猛击他那艘牛皮海划子的右侧，来了个水下大转身，或者说大旋转，从左侧游出水面，浑身湿透，满脸堆笑，这是个了不起的小划子特技。我开始明白，他想跟我做交易。我的头正探出水手舱的舷窗。于是，我给他做了个“等一会儿”的手势，打开我的储物柜，我回到舷窗前，摇晃我那件霍勒斯·曼橄榄球队的二号紧身运动套衫，我说过我穿这件球衣曾多次持球触地得分。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把球衣扔给他，他递给我一把鱼叉。这把鱼叉上有瑞典或荷兰的钢刀，还系着骨头关节、木头和皮带子。


    我们就这样从新斯科舍出发，向南航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去波士顿。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在迷雾中见到了久违的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给我送来你那些可怜的人 [26] ”的确如此。轮船停泊了一段时间后，时光已值十月，纽约橄榄球和全美橄榄球的消息接踵而来，放屁大王费伊嘲笑我，因为我告诉他下周六我会参加与军队的比赛，我们继续往前航行，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大桥，岸上的人群高声欢呼，挥舞旗子，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你怎么能相信竟然会有这种场面？


    我们驶进了长岛海湾，天哪，大约晚上八点，我们正冒着蒸汽忙碌着朝海湾北部开去，就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的岸边，妈妈、爸爸和我曾在那里租借过一栋小屋，我曾在那里游进大海，他俩以为我淹死了，我曾在那里探视过海神的心脏，在蓝色旷野里看见了银色的指甲，还有一艘名叫“我们到了”的小船……还记得吗？


    可这算什么航程啊！没有潜水艇攻击，沿着海湾北上，前往科德角运河，穿过那条运河（在桥下通过），北上波士顿；黎明前，我们在那里靠岸，用绞车绞近，放慢速度，用缆绳系牢，然后睡觉，直至早晨九点发工资。


    发工资可真热闹！赤脚的印第安水手把他的一个赌博仇敌逼到刘易斯的舱里，向他索要两百美元，差点把他掐死；食堂里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正上演一场拳斗；而我面对的是给我工资的美国海湾警卫队的古西·J·里戈洛波洛斯，他说：“今天清晨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便条？你对我没感觉吗？”我拿起我的四百七十美元，沙巴斯等在步桥那边，他说：“我跟你一起乘火车回洛厄尔，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鱼叉？”


    “对，与一个墨西哥人换的”或者类似这种无聊的回答，随即我们去了洛厄尔我爸的家。九


    家里有一份电报，是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陆·利贝尔发来的，电报说：“好了，杰克，现在该是大胆面对困难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希望你今年补上化学课的不足和学分，同时打一些球。”一九四二年十月。所以，我用出发前仅剩的时间告诉我亲爱的妈妈安吉，我之前从未好好地感谢她为了过去那个懒惰的我，一辈子洗刷锅碗瓢盆付出的辛劳，尽管她洗的那些要比那艘地狱船上的干净得多小得多。我在火车上买了一张去纽约的票，带着我整理好的大学旅行提箱，去了哥伦比亚。


    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多尔切斯特”号再次驶出波士顿，这次装载的是两三千美国军队的士兵，轮船在巴芬湾被卡尔·邓尼茨指挥的潜水艇击沉，“多尔切斯特”号上的大部分士兵和船员都死了，包括光荣。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一位作家朋友听，告诉他有位幸存的同船船员在新奥尔良跟我说了这件事，说船上所有的年轻人都喊妈妈救命，那位作家笑着说：“这很典型！”


    他逃避了军队服役，理由是同性恋 。一〇


    当然，现在“多尔切斯特”号受到敬重，许多纪念碑为它而建（比如，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国王桥荣誉军人医院），因为在船上，或者说在甲板上，四位牧师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把救生带给了士兵：四位牧师中两位是新教徒，一位是天主教徒，另一位是犹太人。他们祷告着，与轮船，与光荣，一起沉入那冰冷的海底。


    光荣消失了。


    有人看见那个厌恶我的乘务员被救生筏落下的一片东西割断了脖子，在海浪里。


    关于那个同性恋黑人面包师傅，我没有确切的消息。


    肯德里克船长，他沉入了海底。一一


    所有那些盆盆罐罐，厨房舱面，洗衣房，屠宰房，军用火炮，钢铁，甲板排水孔，引擎房，左撇子活动扳手房，大海里德国金发男孩的遗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比为军火商服务更好的死去方式。一二


    我和沙巴斯在洛厄尔火车站下了车，我提着鱼叉和水手袋，沿着学校街一路步行，越过穆迪街大桥，来到我在波塔基特维尔的家。我问候父亲，亲吻了他，亲吻了母亲、姐姐，家里有那份陆·利贝尔来的电报，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家。


    到了哥大校园，我再次陷入了那种无稽之谈，现在是要在三天之内阅读并且理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同时在自助餐厅里洗碗擦碟，整个下午还要进行队内分组比赛。陆·利贝尔碰巧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遇见我，说：“哈，你瘦啦，它们那些波涛海浪真让你掉膘了，是吧？现在你体重多少？”


    “一百五十五。”


    “那我想我不能再让你当后卫了。我想现在你会跑得更快。”


    “下周我父亲会来看看你是否能帮他找到在哈肯萨克 [27] 的那份工作。”


    “好的。”


    午后男生们身着淡蓝色哥伦比亚球服，都站在球场上，我从更衣房第一次慢慢跑着出来，穿戴整齐，准备停当。我注视着那些新球员。所有昔时的老队员都参了军。这是一帮意志薄弱毫无用处的家伙，高高的个子，没头没脑，可以说是朽木不可雕。陆·利贝尔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得教你们打那种KT79佯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打橄榄球不玩假的。二百一十五街和百老汇街交界处的贝克球场上，队内分组比赛的灯亮了。谁站在那里观看这场分组比赛？军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还有布朗大学的教练，塔斯·麦克拉夫里。他们对陆说：


    “谁是那个杜洛兹，持球跑动进攻很棒的那个？”


    “他在那里。”


    “我们来看他跑。”


    “好的。杜洛兹，孩子们，过来集合！”克利夫·巴特尔斯也在那里。我得从右翼跑几步佯攻的步子，然后转身回到接球队员的身后，做做样子好像我没有得到他的传球，但实际上我确实接到了球，然后开始飞速绕过左边（我不习惯的一边），不得不再次躲避老将特克·塔兹伊克，特克再次咒骂，我反向越过开球线，直至面对边线那边可能出现的防守阻截球员，再次反向奔跑，巧妙躲避一下，这时我已经甩开了所有对手，独自处在开阔的球场上准备全力狂奔一百九十码，我和球门柱之间除了陆特别喜欢的意大利人迈克·罗马尼诺外没有任何阻挡；正当迈克准备试图抓住我，把我拖到地上的时候，陆·利贝尔吹了哨子，停止练习，他不想让罗马英雄劳累过度。


    不过，军队的教练已经看清，另一个教练也看到了。四天后，沙巴斯从洛厄尔来了，他那对沮丧空想的大眼睛显得迷惑不解，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研究布鲁克林大桥。尽管此时我还得写一篇有关《李尔王》和《麦克白》的大论文，可我们还是去了布鲁克林大桥；这时，老爸来了，在学院附近租了个房间，他去了陆·利贝尔的办公室，却没得到工作，我听见老爸与利贝尔在那里高声嚷嚷，爸爸跺着脚从陆的办公室出来，他对我说：“走，回家，这些意大利人只是在欺骗我们俩。”


    “陆怎么啦？”


    “只因为穿了两百美元的套装，他就以为自己是香蕉鼻子先生 [28] 啦？与军队的比赛即将在周六举行，如果他不让你参加这场比赛，那么这他妈的到底算是什么意思？”


    “现在让我上场 ，教练？”星期六与军队比赛时，我对坐在长凳上的陆说，可他甚至不朝我这边看一眼。


    第二周的星期一，我的窗上堆着积雪，收音机里播放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吧，我不打橄榄球了。”我走进隔壁莫特·梅厄的寝室，他的房间里有一架平台式大钢琴，听他弹奏本尼·古德曼钢琴家式的爵士音乐。梅乐·鲍威尔 [29] 。我去了杰克·菲茨帕特里克的房间，喝了些威士忌，他正趴在一篇未完成的短篇故事上睡着了。我穿过大街，去了对面埃德娜·帕尔默的祖母的家，就在她家沙发上把埃德娜·帕尔默给操了。我跟化学系说见鬼去吧。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大牌阻截、后卫和边锋队员们在我窗外的雪地里高声叫喊：“嗨，白痴，出来喝杯啤酒！”朱罗斯基也在他们中间，还有特克·塔兹伊克等其他人，如果他们不让我出场赛球，我不想死皮赖脸地在这里。


    因为与军队的这场比赛我能上场的话，我们至少两次持球触地得分，使比分非常接近，并且我将顺带击败他们最好的带球进攻队员、来自洛厄尔的阿特·贾纳，就像我十三岁时对付哈尔马洛那样，快狠准。如果你都不能上场比赛，那么你还打什么球？


    哥伦比亚校队的边锋们在一百一十八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西区酒吧外面放肆撒尿，就当着我未来的娇妻埃德娜（“约翰妮”）：帕尔默的面，埃德娜还认为这挺逗人，而此时我在收拾我的行李，装好我的收音机，回洛厄尔老家，等待海军召唤我。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她与另一个海员有一段风流韵事，那个海员为了节省五分钱，把她猛地从地铁闸机验票口推了过去。）此时，查德·斯通是队长，似乎有点惋惜地看着我。我讨厌撒克里·卡尔，争球时他用他石头般的头撞我。他们这帮人狗屎一堆，不让别人显露才干。在关键时刻。银色指甲和锯末。一三


    不过，我忘记了一件事情：当陆·利贝尔召我回哥伦比亚时，我乘坐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火车，或者不管你称它什么，从北洛厄尔至纳舒厄，然后向西至伍斯特，再驶往纽黑文的哈特福德，等等，一路有我父亲陪伴。大个子老爸随身带着一本威拉德·罗伯逊 [30] 写的书，罗伯逊在不少电影中扮演老年人物，电影名叫《高潮》或《低潮》或其他什么，一个有关海滩捡蛤蜊人救一个快淹死的姑娘（艾达·卢皮诺 [31] ，老爸最喜欢的年轻女演员）的故事（还有法国的让·迦本）；从洛厄尔到纽约的十二个小时里，老爸在火车陈旧的座位上打鼾，而我读完了一整部小说。现在的人们不再那么做了。十二个小时坐在灯光暗淡的火车上，年迈的乘务员和司闸员来回跑动，高声叫喊：“梅里登！”我在阅读一部完整的由法国电影改编的小说。书也写得非常不错。想象一下吧，没有空姐露着假牙微笑，邀请你去参加某个无影无踪的舞会的缠扰，而是独自阅读一本小说……早晨，我们去了陆·利贝尔的办公室，跟陆吵了那次架。不过，有的时候，在梦中，我梦见自己肩扛着太多的负重，与其他人一起朝火车终点站狂奔。我请他们拿一下我的外衣，或者雨伞，但是他们总是婉言拒绝，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我要肩负超越我承受能力的负担生活下去。而且没人在乎。


    我爸已经读过那本小说，他要我在那列陈旧车厢棕色的灯光下研究这本书，火车喀嚓喀嚓飞驰在新英格兰大地上……当你加入“铁路火车人兄弟会”的时候，请三思而后行。BRT [32] 。


    不是UROC。一四


    就这样，我和老爸告别了纽约，我回洛厄尔等待，我已经说过，等待海军的召唤，当他们果真召唤我时，我已得了风疹，我是说真患了风疹，我脖子上上下下都是小脓包，还有手臂上，真的病了。我写了一张便笺给海军，他们说等两周。我再次待在家里，与妈妈在一起；我开始整洁地手印一部漂亮的小小说，名叫《大海是我兄弟》，把它称作文学那是吹牛，但手印得非常漂亮。我再次独自在家里，拿着我的手印铅笔，再次潜心写作，不过真的因风疹病得很厉害。事实上，当时这种病正流行，海军不怀疑我。但第二周我身体恢复之后，我乘火车去波士顿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椅子里旋转，问我是否头晕。“我没发晕，”我说。不过，在高空测试中他们难住了我。“如果你在一万八千米高空飞行，高度如此这般，你会怎样动作？”


    “真见鬼，我干吗要知道这个？”


    于是，我结束了大学教育，被指派去纽波特 [33] ，剃掉头发，穿上军用皮靴，成了受训新兵。一五


    军营生活没那么糟糕，只是他们都十八岁，而我二十一岁。


    多么讨厌的一帮人！都在讨论他们的小脓包，或者女朋友，好像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似的，给我讲那些粗俗的笑话。现役军官应该明白十八岁和二十一岁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得把我们的吊床挂在罗得岛州纽波特军营的钩子上，半夜里，时时刻刻都会有十八岁的傻子从吊床里滚下来，扑通一声摔在甲板上，我也摔过，在想翻个身找个更加舒服的位置的时候。与此同时，半夜里，我躺在劣质又不适宜睡觉的吊床里，有人不住地弄醒我，大概凌晨三点，因为他拿着手电筒和卡宾枪（噢，手枪）来回走动，是放哨的“卫兵”。随后，到了早晨，他们不让你抽烟。你不得不躲在靴子后面点燃你的香烟屁股，天哪！


    伙食还算不错。不过我在家里等风疹康复，创作《大海是我兄弟》的那个月里，我反复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到了这时，我已经被惯坏了。他们那些哥萨克人，骑着骏马奔驰在俄罗斯大草原上。而我却在这里，与这帮家伙在一起，用B调大声叫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戴着羊毛军帽，身穿水手短外套，摆动双手列队行进。


    我不得不告诉你的美国海军的故事会让你极为震惊。<hr />


    [1] 拉丁文，万事都堪落泪。维吉尔的一句名言。


    [2] Billy Budd，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遗作《比利·巴德》的主人公，原打算写成Billy Budd，Sailor，sailor为“水手”之义。


    [3] 此为作者的记忆错误，《天国在你心里》并不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书。


    [4] Kayak，用动物皮绑在木架上做成的划子。


    [5] 英语，峡湾。


    [6] 尤指北欧人和加拿大北方人。


    [7] Greend，我国通常译为格陵兰。


    [8] Henry Morton Stanley（1814—1904），英国探险家、记者，以在中非救出失踪的探险家利文斯通及多次到非洲探险而闻名，著有《我是怎样找到利文斯通的》、《穿过黑暗大陆》等。文章里所指的情节出自1939年的美国电影《荡寇志》（“Stanley and Livingstore”）由斯宾塞·屈塞、南茜·凯利和理查德·格林主演。


    [9] Hector Berlioz（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代表作有《幻想交响乐》、《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浮士德的沉沦》等。


    [10] Dimitri Shostakovich（1906—1975），苏联作曲家，主要作品有《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森林之歌》等。


    [11] Spitsbezgen，挪威一群岛，位于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12] Gary Snyder（1930—），美国著名诗人，与“垮掉的一代”交往甚密。


    [13] Eric the Red（940—1010），挪威航海探险家，发现了格陵兰，创建了欧洲人在格陵兰的第一个居民点。


    [14] Sumerian，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地区。


    [15] Vincent Sheean（18891975），美国记者、小说家，西班牙内战时期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前身）做记者。


    [16] Herbert Matthews（19001977），美国记者及社论撰写人，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西班牙内战期间在欧洲做战地记者。


    [17] Shirer，可能指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美国新闻记者、战地通讯记者、历史学家，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


    [18] John Lardner（19121960），美国体育新闻记者，二战时期担任过战地通讯记者，曾为多家美国知名报纸刊物写过文章。


    [19] Abe Lincoln Brigade，由美国2800名自愿者组成的旅，19361939年参加西班牙内战，试图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扩散。


    [20] Left Bank，巴黎的左岸地区，在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是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等的汇集之地。


    [21]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业巨头，创建赫斯特报系，为电影《公民凯恩》主角的原型。


    [22] DuPont，杜邦家族，法裔美籍，以经营炸药和纺织品起家，家族中多人成为美国制造商和大军火商。


    [23] 意为“擅离职守”。


    [24] De Sotos（1500—1542），西班牙探险家，发现密西西比河。


    [25] Dinah Shore，美国歌手、女演员。


    [26] 小说中的原文是“send me your wretched”，这应该是美国纽约女神像下雕刻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但作者记忆不确切，正确的碑文应该是“... Give me your tired，your poor，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


    [27] Hackensack，美国一地名。


    [28] Mister Banana Nose，美国一卡通人物。


    [29] Mel Powell（1923—1998），美国爵士钢琴家、古典乐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30] Wird Robertson（1886—1948），美国演员。


    [31] Ida Lupino（1918—1995），美国女演员。


    [32] Brotherhood of Railroad Trainmen的缩写，即铁路火车人兄弟会。


    [33] Newport，美国罗得岛东南部港城，海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