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这天白昼，猛烈的暴风雨大作，我猜想街道一定泥泞难行，因此，尽管我知道餐厅离开这里并不很远，我的主人大概非打消出外晚餐的计划不可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利特太太和伊蒂丝都准备好要出去了，可是既没穿胶鞋，也没带雨伞。


    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我的疑团消除了，因为沿街都放下了连接不断的防雨顶篷，人行道全被遮盖起来，变成了一个灯光明亮、地面干燥的走廊。在这个走廊里，穿着晚宴服装的男男女女川流不息。在街道转角地方，全部上空也都同样遮盖着防雨顶篷。我和伊蒂丝走在一起。我告诉她在我那个时代的波士顿，每逢刮风下雨，街道十分难走，人们只有打着伞、穿着雨鞋和雨衣才能通行。这些话似乎使她感到很大兴趣，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似的。“你们根本不用顶篷来遮盖人行道吗？”她问。我解释说，虽然也用顶篷，不过那是私人设备，所以零星分散，毫无系统。她告诉我，现在所有街道都有像我看到的那种设备，以防恶劣的气候，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种顶篷卷起来。她告诉我，如果人们让气候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活动，那就应该说是他们极端无能的一种表现。


    走在前面的利特医生听到了我们的一些谈话，转过身来说，他认为个人主义时代和集体协作时代之间的显著区别就是：在十九世纪，波士顿人遇到下雨天，在三十万人的头上撑起了三十万把雨伞，而在二十世纪，他们只张开一把雨伞，就可使大家不致淋雨。


    我们继续往前走，伊蒂丝说，“爸爸最喜欢拿各人撑伞的例子来比喻从前各人只顾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艺术馆里有一幅十九世纪的画，画中许多人站在雨里，各人撑着一把雨伞遮住自己和他的妻子，而让身旁的人饱受雨淋。爸爸认为这一定是画家有意讽刺那个时代的。”


    这时，我们走进一个大厦，络绎不绝的人群也正往里面涌进。因为雨篷的缘故，我看不清建筑物的正面，不过内部的装饰甚至比前一天我去参观的商店还要漂亮，由此可见外表必定是富丽堂皇的了。我的同伴说，大门上方的一群雕像特别受人欣赏。我们走上宏伟的大楼梯，沿着一条宽阔的走廊走着，两边有许多通向走廊的门。不多一会儿，便到了一个房间，门上写着我的主人的名字。我们走了进去，看到这是一间很雅致的餐室，室内放着一张桌子，可供四人用膳。窗户对着一个庭院，院中喷泉喷得很高，音乐也很动人。


    “你们在这儿好像一点也不拘束似的，”我说，这时我们大家已经在桌边坐了下来，利特医生按了一下铃，通知客人已经来到。


    “其实，这是我们住宅的一部分，不过同其他房间略微隔得远一点罢了，”他回答。“这个区里每户人家只要每年交纳很少的租金，就可以在这个大厦里占有一个房间，长期独家使用。另外一层楼是专门招待过往客人和单身男女的。如果我们想在这儿晚餐，头天晚上就把菜单送来。根据每天报上的报道，凡是菜场里卖的菜都可以挑选。饭菜的丰盛或简单悉听自便，不过各种饭菜比在家里准备当然要便宜得多而且好得多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家替我们准备好的那种精美可口的伙食，是再喜欢不过的了。我承认，我们对于自己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是有点自豪的。唉，亲爱的韦斯特先生，尽管你们的文明还有其他更悲惨的方面，然而我认为你们非吃粗粝的伙食不可，倒是一件最令人苦恼的事情。当然，我指的是所有你们那些没有钱的人。”


    “你会发现，我们谁也不会反对你这种意见的。”


    这时，一个侍者进来了。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制服，式样和一般服装略有不同。我注视着他，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有机会来详细观察一个在生产大军里服役的人的举止。根据我以前所听到的说法来判断，这个年轻人一定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社会地位和其他方面也一定同他所招待的那些人完全一样。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任何一方都丝毫没有忸怩不安的样子。利特医生和这位年轻人说话的语调，当然好像一位绅士那样不亢不卑，而年轻人的态度只是一心想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既不怠慢，也不奉承。事实上，这是一个士兵值班的态度，只不过没有军人的严肃作风罢了。这个小伙子出去以后，我说，“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能安心地做这种下贱的工作，我真觉得十分奇怪。”


    “什么叫‘下贱’？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字眼，”伊蒂丝说。


    “这种字眼现在已经过时啦，”她的父亲说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是指那些替别人去做特别无聊而又特别讨厌的工作的人，含有轻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韦斯特先生？”


    “差不多，”我说。“在我那个时代，侍候别人，例如侍候别人吃饭，就被人看成是下贱的，会受到鄙视。因此，有文化教养的人们宁愿忍受贫困而不愿屈身去做这种工作。”


    “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观念啊！”利特太太惊讶地叫了起来。


    “可是这种工作总得要有人来做啊！”伊蒂丝说。


    “当然啰，”我答道。“不过，我们迫使穷人来做这些工作，他们不做就只好饿死。”


    “你们把沉重的担子压在他们身上还嫌不够，又加以侮辱，”利特医生评论道。


    “我觉得还不大明白，”伊蒂丝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让别人替你做事，而你却因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事，反倒瞧不起他们；还是说，你对别人替你做的那些事情感到满意，可是你自己却不肯替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呢？你总不会是那种意思吧，韦斯特先生？”


    我不得不告诉她，实际情况正如她所说的。这时候，利特医生又来替我解围了。


    “要弄清伊蒂丝为什么会感到奇怪，”他说道，“你就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种道德准则：如果人家替我们服务，我们接受了，到时候人家需要我们同样的服务，我们却不情愿，那就无异是借了人家东西故意不还；至于利用别人的穷困和不得已，强迫别人来替我们做这种工作，那简直就是强盗的行径了。任何制度，如果把人们分成若干阶级和等级，或是听任他们被划成这样，那么，这种制度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它削弱了一种博爱的观念。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影响更大的文化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把你们当时的社会分成了若干阶级，这些阶级在很多方面彼此视若异族。现在对于这个服务问题的看法，在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那种分歧已经不存在了。你们那个时代的高尚的女士和先生们，对于自己不屑做的工作，也不让本阶级的人替他们去做，正如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去做这类工作一样。可是他们却把贫穷和没有文化的人看成是和他们自己不同的一类人。现在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财富和同等的文化机会，单凭这点就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为同一阶级的成员，而这个阶级的生活也比得上你们最幸福的阶级的生活。当这种平等的条件尚未实现以前，所谓人类的团结一致、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决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成为真实的信念和实际的行动准则。在你们那个时代，确乎也谈这些话，但不过只是空话而已。”


    “这些侍者也是自愿参加的吗？”


    “不，”利特医生回答。“侍者们都是生产大军中还没有确定等级的青年，他们被派去担任各种不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侍候别人吃饭，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年轻的新手都得试试这种工作。大约四十年前，我自己就在这个食堂里做过几个月侍者。我得再提醒你一次，人们都承认，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工作都值得尊重，在这方面是没有区别的。一个人决不会因为侍候别人而被人看成是仆役，同时他自己也不这样看，而且他也决不需要依赖别人。他只是为国家服务。一个侍者的职务和从事任何其他工作的人的职务是没有区别的。他的工作是侍候别人，这在我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医生的工作也是如此。如果我因为这个侍者侍候我而鄙视他，那么他今天也就会因为我曾经替他治过病而瞧不起我了。”


    晚餐后，我的东道主引导我参观这座大厦。大厦内部宽敞，建筑精美，装饰华丽，使我感到惊讶。根据这些情形看来，这座大厦不但是一个餐厅，也是本区的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娱社交场所，一切娱乐消遣的设备似乎应有尽有。


    “在我们第一次谈话过程中，当你眺望这个城市时，”利特医生看到我露出惊羡的神色，便说道，“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证实了吧。当时我曾谈过我们豪华的公共集体生活和朴素的私人家庭生活的对比，以及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在这方面的不同。为了省去无谓的麻烦，我们尽量减少家里的摆设，只求其舒适，但在社会生活方面，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富丽堂皇。所有的产业工会和专业工会都有这种规模宏伟的俱乐部，并且在乡间、山上和海滨都盖了别墅，让大家在假期到那儿去消遣和休养。”


    附注：在十九世纪后期，国内有些大学的贫苦青年学生通常利用悠长的暑假到旅馆充当餐厅侍者，赚一点钱来付学费。当时持有时代偏见的评论家却硬说自愿去做这类工作的人是不高尚的。为了答复这种论调，有人宣称这些青年应该受到表扬，因为他们以身作则，证明一切正当而必需的劳动都是值得尊重的。这种议论的出现，证明我以前的同一代人思想的普遍混乱。侍候别人用膳的工作，正如当时许多其他谋生之道一样，并不需要辩护，但是，如果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任何一种劳动都受人尊敬，那也是荒谬的。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最高的代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比出卖货物换取应有代价显得更加高贵。两者都是用商业标准来衡量的商业行为。工人用金钱为自己的劳动定了价格，于是便同意让人们以金钱来衡量他们的劳动，而放弃了一切用其他标准来衡量他们劳动的要求。由于这种定规，最高贵、最圣洁的工作都沾染了这种低卑的污点，尽管慷慨之士痛心疾首，却也无能为力。不论一个人的工作性质如何超然物外，它却毫无例外地需要在市场上善价待沽。正如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一样，医生治病必须卖钱，教士布道也要卖钱。揣测上帝意旨的先知者，必须把他得到的启示来换钱，诗人也要在出版商当中叫卖他的灵感。如果有人问我，这个时代和我出生的时代相比，最明显而又值得庆幸的事是什么，我一定会说，照我看来，就是你们没有把劳动定出价钱，永远取消了市场，从而使劳动获得应有的尊严。你们要求每人各尽所能，从而把上帝当作分配工作的主宰，你们把荣誉作为各种成就的唯一报酬，从而使一切工作都带有我们当时士兵服役所独有的特点。和我出生的时代相比，最明显而又值得庆幸的事是什么，我一定会说，照我看来，就是你们没有把劳动定出价钱，永远取消了市场，从而使劳动获得应有的尊严。你们要求每人各尽所能，从而把上帝当作分配工作的主宰，你们把荣誉作为各种成就的唯一报酬，从而使一切工作都带有我们当时士兵服役所独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