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时代

    农业民族的进步——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追踪着的这一史表的那种一致性，马上就要消失了。区分各个民族的风尚、特性、见解和迷信的，已不再是细微的差别了。这些民族都附着于自己的土地并且几乎是毫无杂质地保存着每一个原始家族。


    侵略、征服、各个帝国的形成及其倾覆，很快地就融混了各个国家，时而把他们分散到新的领土之上，时而又把各种不同的民族同时分布到同一片土地上。


    事件的偶然性不断地在打扰自然界的这一缓慢的而有规律的进程，往往是延缓它，有时候则是加快它。


    我们在某一个世纪的一个国家里所观察到的现象，往往是起因于千里之外和千载之上的一场革命的作用；时间的夜幕遮蔽了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其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对于我们的前人所施加的影响，并且有时候也延及我们自身。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这一变化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的效应，而不管种种征服与各个民族的融合能起什么影响。


    农业把人束缚在他所耕种的土地上。人们再也不用运输他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狩猎工具了；他甚至也不再驱赶他的畜群在自己前面走。从前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现在不再在他的征途之中向他本人或向为他供应食物的那些牲畜提供食品了。


    每一块土地都有一个主人，土地上的果实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收成超过为了获得它们所必要的支出时，超过为此而操劳的人们和牲畜维持生活的所需时，它便向这位主人提供了一份逐年增加的财富，那是他不需要以任何劳动来换取的。


    在社会最初的这两个阶段，所有的个人、至少是所有的家庭，差不多都要操作所有各种必要的技术。


    然而，当有人不劳动而获得自己土地的产品，而另有人收受前者所付给他的报酬时，当劳动成倍地增长时，当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时，共同的利益马上就强迫人们进行分工。人们觉察到，当一个人的劳作是用之于较少的对象上面时，它就会越发完善；当长期的习惯使人更加熟练地动作时，双手就能更加迅速而精确地操作少数的动作；当人们越发经常反复地做一件工作时，就越发不需要智慧把它做得更好。


    于是，当一部分人从事耕作劳动时，另外的人就制造工具。照料家畜、管理家务、制作织物，就同样地成为了专门的职业。有的家庭只有不大的地产，单独这样一种职业不足以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来分享一个人的劳动和工资。不久，工艺所使用的材料也增多了，它们的性质要求有不同的工艺，于是要求相同工艺的那些就形成了专业，其中的每一种都附着有一个专门的工人阶级。商业扩大了，包括有更多数量的物品并把它们运至更广阔的地区；于是就形成了另一个阶级，专门从事购买、保存、运输和出售货物以取得利润。


    于是在我们已经可能在畜牧生活中所区分的三个阶级，即主人阶级、附属于主人家庭的家仆阶级和奴隶阶级而外；现在就必须再加上各种工人阶级和商人阶级。


    就是这时候，在一个更为固定、更为紧密并且更为复杂的社会里，人们就感到了具有一套更正规的和更广泛的立法的必要性；它需要以更严格的准确性来做出决定，无论是对犯罪的惩罚，还是对约定的形式，它需要把人们所要诉之于法律的种种事实的认定方法置于更为严格的准则之下。


    ［这些进步乃是需要与环境这二者之缓慢而渐进的产物；这就在我们已经追踪过的各畜牧民族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几步。]


    ［在最初的时代里，教育纯粹是家庭的。孩子们跟着自己的父亲受教育，无论是在共同的劳动之中，还是在父亲所操作的技术之中；孩子们从他那里接受的，既有关于形成了本部落的历史和家族历史的少量传说，也有他们中间所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以及对构成为他们的粗糙的道德的那些民族习尚、原则或偏见的知识。人们在与朋友的社交中创造了歌唱、跳舞和军事操练。]


    ［在我们这里所达到的这个时代，更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们就接受了一种共同的教育，或是在城市里由老人来教诲，或是在他们所依附的一个领袖的家中。就在这里，他们被教导以本国的法律、他们的习俗与偏见，而且他们学会了歌唱，其中包括有他们历史在内的诗篇。]


    ［一种更为定居的生活习惯，就在两性之间确立了一种更大的平等。妇女不再被当作是一种单纯的用具，就像是奴隶那样，只不过更与主人亲近而已。男人把她们看成伴侣，并且终于懂得她们可以使他们幸福。然而，哪怕是在她们最受尊敬的国度里，那里是禁止多妻制的，理性和正义也都没有在义务方面或在离婚权利方面达到全面的相互对等，或在对于不忠贞加以惩罚方面达到平等地位。]


    ［这类偏见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的历史，是应该列入我所要准备追溯的这张史表之内的；没有别的可以用未更好地表明，人类的幸福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到什么地步。]


    有些民族始终分散在乡间。另有些民族则聚集在城市里，城市成为国家领袖、分享他那权力的各部落领袖们以及各个家庭的长者们的居住地。正是在这里，人们积蓄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它们以防盗贼，而盗贼同时也随着定居者的这些财富而增多。当民族始终是分散在自己的领土上的时候，惯例是确定一个时间和地点，以便领袖们聚会商讨共同关心的事，以及审判者进行宣判。


    凡是认为自己有着共同的起源并操同样语言的民族，几乎总是形成一个多少是很密切的联盟，然而它们之间并不放弃彼此作战；他们结盟或是反对外来敌人，或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伤害，或是为共同履行某种宗教义务。


    好客和商业即使是在起源不同。风俗和语言不同的各个民族之间，也形成了某些经常性的关系；抢劫和战争虽然经常干扰这些关系，然而，随后那种必要性便又复活了，它要比掠夺的嗜好和复仇的渴望更加有力。


    杀戮被征服者、剥夺他们、把他们转化为奴隶，这些已不再构成为敌对民族之间被公认的惟一权利了。割地、赎金、纳贡就部分地取代了这些野蛮的暴力行为。


    在这个时代，凡是掌握着武器的人都是军人，拥有优良武器的人、能够出色地使用武器的人、能够向别人供应武器的人，由于聚集了贮备，便发现自己是处于可以供给别人之所需的那种状态，也就必然地变成为一个领袖；然而这种几乎是自愿的服从并不会引向奴隶式的依附。


    由于人们很少需要制订新的法律，由于公民们不是必须缴纳国库开支，而且假如那有必要的话，领袖们的财产或公共所保留的土地也会支付的，由于以规章限制工商业这一观念还不曾诞生，由于攻击性的战争是由普遍的同意所决定的，或者是纯粹由那些自愿受到爱光荣和好掠夺所吸引的人们进行的；所以人们就以为在这种粗糙的统治之下自己是自由的，尽管首脑们几乎普遍是世袭的，尽管其他下级领袖们也篡夺了特权来分享政治权威井执行政府职能以及行政职能。


    然而一个领袖往往醉心于个人的报复，醉心于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往往在这些特权家族之中，傲慢、世仇、爱欲和贪财增多了罪行，而聚集在城市里的领袖们则成为君主的情欲的工具，他们挑起派系和内战，以不公正的判决压迫人民，以他们的野心的种种罪行和他们的强盗行为来折磨人民。


    在为数众多的民族中，这些家族的恣睢放纵耗尽了人民的忍耐力；他们被消灭、遭到驱逐或公共法律的镇压，他们很少能保留下来具有公共法律所限定的权威的那种称号；于是我们便看到建立起来了我们后来所称的共和国。


    况且，那些被仆从们所围绕着的君主们，因为自己还有武器和钱财可以分给他们，便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威，这便是暴君制的起源。


    在另外一些国土上，尤其是在那些并没有聚集在城市之中的小民族的国土上，这类粗糙体制的最初形态仍然被保留着，直迄我们看到这些人民或者是沦于一个征服者的羁轭之下。或者是他们自己也被强盗行为的精神所吸引而扩张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的时刻为止。


    这种暴君制必然只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域，只能有一个短促的寿命。人民很快就会挣脱仅仅是以暴力所强加的、而且即使是舆论也无法加以维持的羁轭。这种魔鬼暴君被人看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激起人民的憎恶更有甚于恐惧；强制力也像舆论一样，是不可能铸成持久不坏的枷锁的，——假如暴君们不是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足够遥远的地方，以便能向他们所分裂和压迫的国家掩饰起自己力量和自己脆弱性的那种秘密的话。


    共和国的历史是属于下一个时代了；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却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景象。


    一个农业民族屈服于一个异族之下，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家乡的；他们被迫不得不为他们的主人而劳动。


    有时候征服者的国家满足于让领袖们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去进行统治，让兵士们去担任防务，而尤其是控制其居民并向屈服的和被解除了武装的人民榨取货币或实物的贡赋。有时候它就强占土地本身，把这种财产分配给自己属下的军人；然而这时候它仍然把原来耕种土地的隶农束缚在每一块土地上，使他们忍受法定的、严酷程度不同的那种新型的奴役。服兵役和纳贡赋对征服者民族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他们享有这片土地的附带条件。


    另有一些时候，它给自己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作为用益权（usufruit）才分配土地，同时还强加以同样的这些条件。情况几乎总是要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来奖赏征服者的工具们并剥夺被征服者。


    从此我们便看到人类产生了新的阶级：统治者民族的后代和压迫民族的后代、和共和国的贵族（paticiat）绝不可混为一谈的世袭贵族（noblesse）、一族虽说并不是奴隶但却受到惩罚要去劳动并且是人身依附而备受侮辱的人民，最后还有与家内奴隶有别的田野奴隶，他们所受的那种专横较少的奴役方式使他们可以依法反抗主人的为所欲为。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封建制的起源，它并非是我们气候之下的特殊灾难，而是我们几乎在整个大地上各个同样的文明时代都曾发现过的，并且每一次都是同一个领土被两种人民所占领，而胜利则在他们之间确立了一种世袭的不平等。


    最后，专制主义也仍然是征服的结果。我这里所谓的专制主义，有别于短暂的暴政，是指一族人民处于惟一的一个人的压迫之下，这个人以其意见、以其习惯而尤其是以服从他那专断的权威的军事力量在统治着他们，然而他的偏见也受到尊敬。他那为所欲为也受到阿谀、他的贪心和他的骄傲也受到照顾。


    被一支由征服者的民族组成的、数量庞大而且精选的武力所直接环绕着、被最有力量的军事领袖所簇拥着、由将军们（这支军队的各个部门都听命于他们的号令）来控制各个省份，专制主义就能够以恐怖来治国了；而在他那被打倒了的人民或是在那些分布各地而又彼此相争的首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设想以武装反抗他，而他所调遣的武力却又不能马上就粉碎他们。


    一场卫队举事、一次首都叛变，对一个专制君主可以是致命的，但却不会削弱专制主义。一支胜利军队的统帅可以摧毁一个被偏见所神圣化了的家族，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那只是为了实行同样的暴政。


    在这第三个时代，还不曾经历过无论是作为征服者或是作为被征服者的不幸的那些民族，便向我们提供了农业民族那种纯朴和刚毅的德行以及那种英雄时期的风范，其中有一种伟大和勇猛、慷慨和野蛮的混合，使得我们这份史表是如此之引人人胜，把我们引到了要崇拜他们、甚至于要惋惜他们的地步。


    而在征服者所建立的各个帝国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风尚的史表，却相反地向我们提供了专制主义和迷信可能把人类导向各式各样腐化与堕落的阴暗景象。正是在这里，我们便看到产生了各种情况：对工商业的赋税，强使每个人去购买按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能力的权利，限制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强使孩子们依附于他们父亲的行业、没收财产的和酷刑的法律；总之，包括对人类的鄙视所可能发明的一切肆无忌惮的行为。合法的暴政和迷信的专横都在内。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伟大革命的部落中间，文明的进步被滞留在非常落后的地步。可是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新观念和新感觉的需要乃是人类精神进步的首要动力；已经认识了，对那些奢侈的、多余物品的兴趣乃是对工业的刺激；已经认识了，那种好奇心正以贪婪的眼光在穿透自然界用以遮蔽起她自己秘密的那层幕慢。然而到处在出现的几乎都是，人们为了逃避这类需要而以一种狂妄的心情在寻求并采用种种生理的办法，为自己获得可能使自己不断有新奇感的种种官能作用，诸如使用酿造的酒、热饮料、鸦片、烟草、萎叶等等。很少有哪个民族是我们不曾见过有任何这类的习惯的，由此所产生的快感可以充满整个的日子或随时都可以重复，使人感不到有时间的重担，它满足了人的消遣或兴奋的需要；它终于麻痹了人们并延长了人类精神的幼稚状态和无所作为的期限。同样是这些习惯——它们曾经是愚昧的或受奴化的民族的进步的障碍——在开化的国度里也仍然在反对真理在各个阶段之中传播平等的和纯粹的知识。]


    在指出社会最初这两个时代的工艺是怎样的状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制造木器、石器或兽骨，制作兽皮或制造织物等技艺之上，这些原始民族又怎样地加上了各种更为困难的染色、陶器乃至开始金属制作的技艺。


    这些技术的进步在各个孤立的国家里应该是很缓慢的，然而各国之间所确立的交通，哪怕是很微弱的，却加速了它的进程。一个民族所发现的新工艺方法，就为它的邻居们所共有。征战往往是破坏技术的，但开始时却是传播技术的，并有助于它们的完善化，后来才阻碍了它们并促成了它们的衰落。


    ［我们看到有许多这类的技术在那些民族中间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在他们那里长时期的迷信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已经耗尽了人类的全部能力。然而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类奴役式的工艺的奇迹，我们却也看到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天才的存在；其中一切的完美看来都不过是一场缓慢而苦痛的漫长陈规陋习的作品而已；尤其是伴随着这种令我们惊异的工艺品的，我们还觉察到了无知和愚蠢的痕迹，这就向我们泄漏了它们的根源。]


    在和平定居的社会里，天文学、医药学、最简单的解剖学概念。对某些矿物和植物的知识、对自然现象研究的最初因素，都得到了完善，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时间本身的效果而得到了开展；它们增加了人们的观察，并以一种缓慢而确凿的方式引导着人们很容易，并且几乎是在一瞥之下就掌握了从这些观察之中所应得出的某些普遍的结论。


    然而这类进步却是极其脆弱的，而各种科学将会更长期地停留在其最初的幼稚状态；——假如不是某些家族。而尤其某些特殊的世袭等级使之成为了他们的光荣和他们权势的主要基础的话。


    人们已经可以在对自然的观察之上，再增加对人和对社会的观察了。已经有少数实践道德的政治准则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并由这些世袭的等级所垄断；宗教观念、偏见和迷信仍在扩大着他们的领域。他们继承了最早的社团。最早的骗子家族和巫师家族；但是他们却运用了更多的技术来引诱那些较为细致的人的精神，他们那些真正的知识、他们生活表面上的严肃性。他们对于俗人所愿望的那些东西所持有的那种虚假的鄙视，这些在人民的眼里都赋予他们以威望，而他们的威望则使他们薄弱的知识及其伪善的德行具有一种神圣性，这类社会的成员从一开始就以差不多同等的热情在追求着两项大为不同的目的：一项是为自己获得新的知识，另一项是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来欺骗人民并统治他们的精神。


    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尤其关心的是天文学；而且就我们根据他们著作的残篇所能做出的判断而论，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不凭借望远镜、不依靠高于初步知识的数学理论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事实上，借助于一系列漫长的观察，人们就可以对星体运动得到一种很精确的知识，并达到一种可以计算并预言天象的地步。这些经验的规律，随着观察之扩展到更长的时间跨度，就更加容易为人所发现，但它却一点也没有引导这些最早的天文学家们去发现宇宙体系的普遍定律；然而它们却足以供给人们的需要所可能感兴趣的一切东西了，或者说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且有助于扩大这些篡夺了教育垄断权的人们的威信。


    看来我们有负于这些人的，还有算术进位的发明、以少数符号表示一切数目那种值得庆幸的办法，还有以非常简单的技术进行我们的智力单凭其自身所无法得出的种种计算。这便是使人类精神的力量得以成倍增长的那些方法的最初事例，人类精神借助于它们，就可以无限地扩张自己的疆界，我们不可能为它规定一个它所达不到的限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们把数学科学推广到它那最初运算的范围之外。


    他们的几何学只局限于为土地测量和占星学的实用所必需的东西，那只停顿在毕达戈拉斯传给希腊（或者是他所重新发现）的那个著名的命题。


    他们把机械力学留给了那些要使用机械的人。可是，也有某些夹杂着神话的故事似乎是在声称，这部分科学是由他们自身所培育的，仿佛是要以这类奇迹作为打动人们精神的一种办法。


    运动定律和理论力学，全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


    如果说他们研究医药学和外科学、尤其是以治疗创伤为目的的外科学的话，他们却忽略了解剖学。


    他们对植物学、对自然史的知识，只限于作为医疗之用的物质；只限于某些植物和某些矿物，它们的特殊性质可以适用于他们的计划。


    他们的化学被约缩为简单的工序而没有理论、没有方法、没有分析，那只不过是某些配方的技术、对某些秘方的知识（无论是医学的、还是技术的）或是某些魔术，只适于在尤知群众的眼前炫耀，这些群众则屈服于和他们同样无知的领袖之下。


    科学的进步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是一种延续或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段而已。他们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谬误；所以元须奇怪他们很少能够发现真理。


    然而，这种进步尽管是很缓慢的而又很微弱的，如果这些人不懂得书写的技术的话，还是不可能的，——自从知识开始增多以来，书写就是确保传统、固定传统、交流与传递知识的惟一手段。


    因此，象形文字的书写或者是他们最初的发明之一，或者便是在教育者的世袭阶级形成之前就已经被人发明了。


    既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启蒙而是要进行统治，所以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人民，反而在以谬误败坏他们要想宣示给人民的东西；他们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东西。


    他们向人民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不掺进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圣洁的、神明的东西的，使得人民认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赋有一种神圣特性、甚至是从上天接受来而为凡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


    因而，他们就有了两套学说，一套是给他们自己的，另一套则是给人民的；往往甚至于是，他们既然划分为若干等级，所以每一级就都为自己保留了某些奥秘。所有各个下层的等级全都同时既是骗于又是受骗者；而这一伪善的体系只有在某些秘密宗传者的眼前才会全部展现出来。


    最能促成奠定这种双重学说的人，莫过于语言的变化了；那是时间的产物，是各个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产物。这种双重学说的人们，在给自己保存了古代语言或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同时，也就保证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的优势。


    最初的书写，多少是以一幅确切的图。画来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图画，或者是一件类似的事物的图画；这就为一种更简便的书写开辟了道路，这时候，事物的相似性几乎已经褪了色，人们使用这些符号已经只是作为某种纯粹的约定；这一秘密的学说也有着它的书写，正如它已经有了它的语言。


    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的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的意义；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然而由于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这一习惯，人类精神通过对最初的意义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终于就此止步；而那种原来是象征的意义的，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同一个字的通常的、实际的意义了。


    保存着最初隐喻的语言的祭司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在使用着它，人民群众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义了，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所以他们就只了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话；而同样这些说法对祭司们的精神说来却无非是表示异常之简单的真理而已。祭司们对他们神圣的经文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人民群众看到的是人、动物、鬼怪，而祭司们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天文现象，是一年之中的历史事实。


    这样，例如祭司们在他们的沉思之中，几乎到处都在对一个广阔元垠而又永恒的全体，创造出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中被观察到的一切变化都只不过是它的各种不同的形态而已。天体对于他们只不过代表散布在无限广漠之中的星群，只不过代表着扫描其运动的复杂程度多少有所不同的各个行星，以及由这些不同的星体的位置而得出的各种纯物理的现象罢了。他们以各种名字加之于那些星群和那些行星、加之于想象中运动着的或固定的轨道，以便表示它们的位置并视运动以解说这些现象。


    但是在为他们表示这些形而上学的见解，这些自然界的真理时，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巨著却在人民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最妄诞的神话体系，那对于人民竞变成了最荒诞的信仰和最冥顽不灵的崇拜。最可耻或最野蛮的种种做法的基础。


    这便是几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随后它们的创立者或皈依者的虚假和夸诞，又给它添上了各种新的神话。


    ［祭司等级霸占了教育，以便塑造人们更加忍耐地负担起可以说是被认同为自己生命的种种枷锁，乃至于竟放弃了要打碎枷锁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类体制——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能力的权力推向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竞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元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于骗人的人们，很快地就会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的。他们满足于人民的驯服，并相信不再需要新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延续。他们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在他们的隐喻之下所掩盖着的部分真理；他们所保存的他们那古代的科学，只是限于为了维持自己信徒们的信心所严格必需的东西；而他们终于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话的受骗者而告结束。


    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所曾经验证过了的科学知识，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就会在这类广大的帝国中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这类）一大帝国之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沾污了全亚洲。


    在那里居住的民族，乃是我们所可能观察到的文明与衰败的程度同时共存的惟一民族。至于占有大地上其余部分的各个民族，或者是他们的进步被扼阻了，但我们还可以从中追溯人类的幼年时期；或者是被各种事件所带动而经历了以后的各个时代，那种历史则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代，正是这些亚洲的民族已经发明了拼音书写，那已经取代了象形文字——大概是在已经使用了被赋予各种观念的约定的象形符号之后——而这种文字则是至今中国人所认识的惟一书写形式。


    历史和推理就能够向我们阐明从象形文字逐渐过渡到那种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中间性的艺术的方式是怎样在进行的；但并没有什么可以多少确切地告诉我们，在什么国度或在什么时候，拼音书写最初为人所使用的。


    这一发现后来就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了下来；希腊这个民族对于人类进步起过如此之有力而又如此之有幸的一种影响，天才们为人类开辟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那是自然界准备好了的，是命运注定了使之成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恩赐者和引导者的：这一荣誉迄今力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所曾分享过。从此，惟有一个民族才有可能设想主宰人类命运的一场新革命的那种希望。自然界、各种事件的结合，仿佛是协调一致地在为他们保留着这份光荣。但我们完全不必设法去摸透，隐蔽在不确定的未来后面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