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时代

    人类结合成部落


    没有任何直接的观察教过我们有关这种状态以前的情形；于是我们就只好考察人类的智识能力、道德能力及其体质的构造，才能够推测他们是怎样上升到文明的这一最初阶段的。


    对可能有助于最初形成社会的人类体质的某些观察和对我们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的概括分析，就可以作为对这一时代的史表的序论。


    家族社会对于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起初它是由于孩子需要父母、母爱以及（尽管不那么普遍和热烈的）父爱而形成的；孩子们这种需要的长期延续，便有了充分时间产生并发展出一种恰当的情操，适合于激发想要延长那种结合的愿望。这同一期间已经足以使人感到它的那些便利了。位于一块能提供一种方便的谋生之道的土地之上的一个家庭，就繁殖成为了一个部落。


    起源于若干分散家庭之结合的这类部落，应该是形成得较晚而且较为罕见的，因为这种结合有赖于并不很紧迫的动机而且有赖于大量的环境的组合。


    制造武器的技术、加工食物的技术、取得进行这种加工的必要器具的技术、在一段时期保存这些食物的技术，储存食物以备不可能取得新的食物的那些季节的不时之需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了极其简单的需要，它们乃是这种延续的结合的最初果实，并且是区别人类社会和其他各种动物所组成的社会的最初特征。


    在某些这类部落里，妇女们在茅舍的周围种植某些可供食用的植物，这就补充了渔猎品。在另一些部落里，那些地方的土地天然地提供了植物食品；在这里，用心去寻找它们和采集它们，就占据了野蛮人的一部分时间。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感受不到结合在一起的用处了，我们便可以看到文明被减缩到几乎仅只是一个单纯家庭的社会。然而我们却发现到处都在使用着发音的语言。


    与同类个人之间的更频繁和更持久的各种关系、他们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在共同狩猎中或是为了抵抗敌人而在相互支援，这些都同样地会产生正义的情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情。这种感情很快地就被转化为对社会本身的依恋。


    对本部落敌人的激烈仇恨和无法熄灭的复仇愿望，就成为它的必然后果。


    为了能够共同行动，无论是为了自卫还是为了更加不费力地获得更可靠和更丰富的生活资料，就需要有一个领袖，这便给这些社会引进了最初的有关政治权威的观念。在关系到整个的部落而应该采取一项共同决定的那些情况下，就应该咨询所有那些要参与执行的人。妇女们的柔弱把她们排除在远征狩猎和战争之外，也同样地把她们排除在以狩猎和战争为通常议题的讨论之外。由于这些决定需要有经验，所以就只允许那些可以被认为是有经验的人参加。同一个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各种争执是会扰乱它的和谐的，它们会毁灭它；所以大家很自然地都同意，决定应该是委之于那些由于其年龄或由于其个人品质而最能鼓舞人们信心的人。


    这就是最早的政治体制的起源。


    语言的形成应该是先于这些体制的。以约定的符号来表示各种对象，——这种观念似乎是超乎那种文明状态中的人的智力之上；但看来很可能这些符号只是由于时间的力量而以某种不知不觉的方式逐渐地为人们所采用的。


    弓矢的发明乃是某一位天才人物的创作，而语言的形成则是全社会的创作。这两种进步同样地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较为迅速，那是由于为自然界所垂青的人类具有着进行新的组合能力的结果；那是他们的思索和他们的努力的奖赏；而另一种则较为缓慢，它出自所有相互结合的人都需要进行的思索和观察，而且甚至于是出自他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得到的习惯。


    （有节奏的经常运动，做起来并不那么令人疲倦。那些观看它们或聆听它们的人，也更容易掌握它们的秩序和关系。因而，它们由于这双重的理由而成为了欢愉的来源。所以舞蹈的、音乐的和诗歌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社会最早的孩提时代。舞蹈是作为青年的娱乐之用，也用于公共的节庆。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爱情歌曲和战歌；人们甚至还会制造某些乐器。这些部落并非截然不知道雄辩的技术；至少他们懂得在郑重的言谈中采取一种更为庄严隆重的声调；而且即使修辞的夸张对他们也决非是陌生的。〕


    被树立为美德的对敌人的报复和残暴，把女性贬低到一种奴隶地位的那种见解，被视为某一个家族的特权的那种在战争中的号令权，最后还有各种迷信的最初观念，——这些都是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各种错误，而我们就必须探讨它们的根源并阐明它们的动机。因为人是决不会没有任何动机便采取自己最初的教育所不曾使之对他成为了某种自然形态的那种错误的；假如他接受了一种新的错误，那正是因为它和儿童时代的某些错误是有联系的，那正是因为他的利益、他的感情。他的意见或者种种事件使得他倾向于接受它。


    某些粗浅的天文学知识、某些对于草药用于医治疾病或创伤的知识，便是野蛮人的惟一科学了；而它们都已由于混杂了迷信而受到腐蚀。


    然而这同一个时代，也向我们呈现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项重要的事实。


    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体制的若干最初的迹象，对时代的进程起着正反两种影响：它们既在加快着知识的进步，而同时又在传播着错误，既以各种新的真理在丰富着科学，又把人民投入愚昧和宗教的奴役之中，它们是以一种漫长的和可耻的暴政为代价来换取某些转瞬即逝的好处的。


    我这里指的是人们形成了一个阶级，他们掌握着科学原理或工艺方法、宗教的秘密和仪式、迷信的操作，甚至往往还有立法和政治的奥秘。我指的是人类之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注定了是来教导别人的，另一部分人则是被造就来接受信仰的；一部分人傲慢地隐蔽起来他们所自诩懂得的东西，而另一部分人则恭恭敬敬地接受别人所不屑于向他们宣示的东西；一部分人要把自己置于理性之上，而另一部分人则谦卑地舍弃了自己的理性并把自己贬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他们承认别人具有比他们共同的天性更优越的特权。


    这种区别——到了18世纪的末叶，我们的教士们还在向我们表现出来它那残余——在未开化的野蛮人中间都可以发现，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庸医和巫师。这一点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文明的各个时代里经常都遇到它，因而它在自然界本身之中是不会没有基础的；这样，我们便会在这些初民社会的人的能力之中发现最早的受骗者们盲从的原因以及最早的骗子们那种粗陋的狡诈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