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B>第一节　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B>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B>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响相联起来。</B>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来衡量它们。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B>第三节　续前。</B>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而宁愿著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


    <B>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　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B>


    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争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