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波茨坦：波兰边界问题
3个月前 作者： 丘吉尔
波兰、德国和苏联——波兰由于寇松线得到的补偿——居民的迁移——7月17日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7月18日第二次大会——和新闻界的纠纷——各项和平条约起草的计划——“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为流亡的波兰人呼吁——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德国的粮食和东部各省——我强调急需一个解决方案——7月24日我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人员——我主张自由选举——7月25日同贝鲁特谈话。
在波茨坦会议上，我们面临着的问题之中，对日战争的胜利既不是最难的问题，也不是影响最大的问题。德国已经打垮了，欧洲必须重建起来。士兵必须回家，难民只要可能，必须回国。尤其是，各国必须谋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适，至少应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们在正式会议和私人谈话中，关于压在我们身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所交换的详细意见加以复述。其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英国为了波兰而战，但波兰现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静；德国还是分裂的，同俄国还不和睦。俄国取自波兰的土地，波兰取自德国的土地，德国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是凌驾一切的话题。因篇幅关系，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这些问题。
我们在雅尔塔曾有约定，俄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推进到波兰境内的寇松线为止，因而一向承认波兰也应当大体上从德国领土取得补偿。问题是取得多少？它应该在德国挺进到多远？关于这个问题，颇有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沿奥得河推进到与西尼斯河合流处；而罗斯福、艾登和我坚持应该止于东尼斯河。三国首脑曾在雅尔塔公开约定，把这件事情就商于波兰政府，并且留待和平会议作最后解决。
我们竭尽全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俄国已经把她的边界推进到寇松线。
据罗斯福和我的体会，这意味着住在这条界线另一边的三四百万波兰人不得不向西迁移。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比这些情况要坏得多。受苏联支配的波兰政府也已经向前推进，不是到东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这个地区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国人，虽然已经逃跑了几百万，还有许多留在后面。我们怎样来处置他们？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迁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这样的迁移即使认为可以完成的话，剩下的德国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上得来的。如果这片地不给我们，那么留给西方盟国的只是已经遭到破坏的工业地带和饥饿而膨胀的人口。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跟这个比较之下，显得渺小了。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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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是在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时举行的。斯大林提议应该由总统担任主席。我附议。因此杜鲁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会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问题。
杜鲁门先生提议意大利应该加入联合国，又提议英、俄、中、法和美国的外长应该起草各项和平条约和欧洲边界解决办法。我对于这两个建议都有怀疑。我们的海军在地中海虽然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对意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国要求从意大利舰队中取得的十五艘军舰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们给意国的。但是我直率地说，英国人民轻易不会忘掉当法国的抵抗已经濒于崩溃之际，在英联邦最危险的时刻意大利对它宣战；他们也不会忽视意大利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北非长期与它作战。
斯大林对于邀请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也同样感到怀疑。为什么要它去讨论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问题？而且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个新机构？我们有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而且我们在雅尔塔约定要有定期的三国外长会议。另设一个机构徒然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和平会议到底在什么时候开？总统坚持说，中国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会的一员，它对于欧洲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发言权，他也承认新的联合国机构将使“三大国”的外长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得很小。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还嫌太早。我顾虑大同盟将归于解散。一个对一切国家开放而事事主张宽大无边的世界组织，将会变成松散无力。波兰的自由选举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们这个实际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说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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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5时，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不在议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兰的时候新闻记者极不容易走近会场，在雅尔塔那简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现在就在代表团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个新闻记者以愤怒的心情在那里徘徊窥伺。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大事叫喊说他们没有得到采访的便利。斯大林问是谁让他们进来的。我解释道他们不是在代表团地区里面，大多数是在柏林。会议只能在安静和秘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这一点无论如何应该予以维持，因此我自告奋勇要去会见记者们，并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为什么在会议结束以前不能让消息泄漏出去。我希望杜鲁门先生也能接见他们。新闻记者需要予以安抚，而且我想如果把开会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静的重要性向他们说明以后，他们也会友好地情愿不进来。
斯大林动气地问新闻记者要些什么，杜鲁门先生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跟记者见面的代表。我们已经约定不让他们进来，事情就听其自然罢。我顺从了多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还认为，如果公开向他们说明理由要好些。
随后外长们拿出他们准备起草各个欧洲和平条约的计划。那个外长会议依然由总统所提出的五大国外长组成，但是限于曾在有关敌国的降书上签过字的国家才得参与和议条件的起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了，但是美国方面提议把这些条款送到联合国去，我却有所顾虑。我指出，如果这意味着要同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去商量，这个过程冗长而麻烦，我很抱歉难以同意。贝尔纳斯先生说，我们确是这样受到联合国宣言的拘束，但是他和斯大林都认为提交联合国讨论，只有在五大国之间同意之后，才可实行。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以后是德国问题了。管制委员会的明确的权力、各种经济问题、纳粹舰队的处置，都没有为讨论而作好准备。我问，“‘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斯大林说，“指它在战后的现状。”
杜鲁门先生说，“1937年的德国。”斯大林说不可能脱离战争来说。那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既没有确定的边界，又没有边界的守卫，也没有军队，仅有四个占领区。最后我们同意把1937年的德国作为起点。这样把问题搁置起来，我们又转到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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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随即指出：“凡原来属于波兰而现在仍然在伦敦波兰政府掌握中的股票、财产以及其他一切产业应立即移交给卢布林波兰人，不管财产的形式怎样，也不管这种财产经证明目前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人手里。”他又要把波兰的武装力量，包括海军和商船，归属于卢布林波兰人。这引起我讲了下面一段话。
这副担子搁在英国人的肩膀上。当他们的故乡遭到蹂躏，又从法国被赶出去的时候，许多波兰人躲避到我们这个岛国来。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财产。我说，我相信大概有二千万镑的黄金存在伦敦和加拿大。这笔款项由我们冻结起来，因为那是波兰中央银行的财产。要把这笔存款解冻和移交给一个属于波兰的中央银行必须按照移交的正常途径。那不是伦敦的波兰政府的财产，因此他们没有权力提取这笔存款。伦敦当然有波兰大使馆，只要波兰新政府愿意派出一位大使，那个使馆立即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愈快愈好。
这样说起来，有人要问那么在联合王国的波兰政府在过去的五年半里是怎样开支的。回答是，它靠英国政府来维持；
我们对于波兰人大约付出了一亿二千万英镑以供他们维持军队和在外交上的用度，并且使他们能够照顾那些从德国人折磨下逃出来求庇于我们这岛国的波兰人。当我们不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我们商定所有职工在给与三个月的工资后，应一律遣散。如果不付这笔钱就把他们遣散，那是不对的，而这笔费用又落在英国人的身上。
随后我请求总统容许我说明一件重要事情，因为我们关系到这件事的地位是特殊的，就是怎样使曾和我们共同作战的波兰部队复员，或把他们遣送回国。当法国陷落的时候，我们把愿意来的波兰人全都撤退下来——约四万五千人——并且从这些人和从瑞士及其他地方来的波兰人中建立了一支波兰军队，最后达到了大约五个师的实力。在德国约有三万人的波兰部队，在意大利有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波兰军，他们在心理上高度激动，而精神上非常痛苦。全部波兰军队，从前方到后方，共计约十八万人以上，他们在德国以及——在更大的规模上——在意大利曾英勇作战而且纪律很好。在那边他们曾受到严重的损失，并且能像在意大利前线的任何军队一样，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因此这是与英国政府荣誉有关的事。当受过训练的部队极感缺乏之时，这些军队英勇地跟我们的军队并肩作战。许多人已经牺牲了，即使我没有在议会里提出保证，我们也希望会尊敬地对待他们。
斯大林说他对这一层表示同意。我接着说道，我们的政策是，不但要尽量说服军人，而且也要说服前波兰政府的文职雇员，使他们回到本国去，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些时间以渡过我们的困难。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波兰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诚意希望这个新政府的成功。这个政府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却有显著的进步，这是三大国耐心工作的结果。我曾在下院中说过，如果跟我们一起作战过的波兰士兵中，有人不愿回去，我们将在不列颠帝国中安顿他们。当然，波兰的情况越好，要回去的波兰人就越多，而且波兰新政府如果保证他们有生活出路，有自由，又不因他们过去的效忠问题而迫害他们，那对于事情即有所帮助。我希望随着波兰国内情况的不断进步，这些人中间大多数将回到苏联军队英勇地解放的他们的祖国去，而变成良好的公民。
斯大林说他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庇护了波兰以前的执政者，尽管我们优待照顾他们，他们却为我们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伦敦的波兰政府依然存在。他们在报纸和其他方面，拥有继续活动的手段，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一层对于所有的盟国产生不良的印象。
我说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伦敦的波兰政府在正式意义上和外交上已经结束，但是不能阻止它的个别成员过他的生活和跟他人谈话，包括同新闻记者和旧时的同情者交谈。还有一层，我们不得不提防波兰军队。如果对于当前的局势处理得不当，他们可能会发生叛变。我请斯大林信任英国政府，并且给我们相当的时间。另一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尽力使波兰成为鼓舞波兰人回去的地方。
杜鲁门先生说，他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我要求有相当的时间，而斯大林已经放弃会使问题复杂化的提议。最好的办法是由外长们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希望雅尔塔协议能够尽快实行。
于是斯大林建议把整个事件交给外长们去办。
我说，“包括选举在内。”
斯大林回答道，“临时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自由选举。”
第二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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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结论。斯大林要联合国跟佛朗哥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帮助西班牙的民主势力”建立一个“为西班牙人民所欢迎的”政权。我反对这个建议，终于把这个议题取消。德国海军和商船的处理、对意大利的和平条件，以及盟国在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占领问题都引起了讨论而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所有的问题大部分都交给我们的外长们去审查后提出报告。我自己的方针是，先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等到我们选举结果揭晓以后，再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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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到7月21日第五次会议上方始再谈到波兰问题。
苏联代表团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延伸到斯维讷明德以西直达奥得河，把什切青归到波兰这一边，然后沿着奥得河上溯到它和西尼斯河的合流处，再由那里沿着西尼斯河直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
杜鲁门先生想起我们曾经约定根据1937年德国的边界而把她分成四个占领区。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把他们的军队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里，但是苏联政府显然不跟我们商量就划给了波兰人一个区。如果不把这个占领区作为德国的一部分，我们怎样能够解决赔偿问题和其他一切德国问题？
斯大林不承认是把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划了一个区给波兰人。他宣称苏联政府无法去阻止他们。德国居民已经跟了他们的军队一起向西撤退。只有波兰人留在那里。苏联军队需要一些人去管理他们的后方。他们不习惯于既要作战和肃清地方上的敌人，同时又要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那么为什么不让波兰人去做？
总统说，“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在雅尔塔所商定的占领区。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赔偿和其他一切事情将难以解决。”
斯大林说，“我们并不为赔偿而操心。”
杜鲁门先生答道，“美国反正得不到什么，但是他们也力求能避免付出什么。”
斯大林说，“关于西部边界，在雅尔塔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之间，谁也不受拘束。”
这是不错。总统说他认为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能解决。这件事必须留待和平会议来解决。
斯大林说，“要恢复一个德国的行政机构困难更多。”
总统说，“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德国占领区里利用一个波兰的行政机构。”
“那当前很好。”斯大林答道，“德国人既已逃走，自然的解决办法也的确只有建立一个由波兰人管理的友好的行政机构。这样并不使我们受到任何特定的边界的约束。如果会议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可以让它搁起来。”
我插言道，“行么？这些地区对于养活德国人十分重要。”
斯大林反驳道，“谁去生产粮食？除波兰人以外，没有留下别人去耕种田地。”
我们同声问道，“德国人怎样了？”
“他们已经逃跑了。”
在这些交谈之中，我一直很少发言，但是现在我说话了。
我问道，我们将怎样使已经逃出来的德国人得到粮食供应？德国将失去它的可耕土地的四分之一。如果英国和美国所建议的那个地区给了波兰，大约有三四百万波兰人须从寇松线以东移过来；但是苏联的计划将意味着移动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那么剩余下来的德国是否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我甚至于没有把握究竟斯大林所说德国人已全部逃跑是否正确。有人认为还有两百万以上的德国人留在那边。
斯大林于是对于我所说的数字加以反驳，说德国人曾从这些地区里征召许多人去服兵役。其余的人已经跑了。在他主张要给波兰人的那个地区里已经没有一个德国人。德国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土地。波兰人正在那里耕种，他们不会让德国人回去。
总统还是要我们把西部边界问题留到和平会议去解决，但是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说，波兰为了把寇松线以东的土地割让给俄国，应该得到补偿，但是它现在所要求的超过了它所放弃的。如果寇松线以东有三四百万波兰人，那么在线以西应该为他们留出地方。这样的大量移民将使英国人民为之吃惊，但是迁移八百二十五万人将使我无法为之辩解。补偿应该和损失大体相称。使波兰得到这样多的额外的领土，对它没有好处。如果德国人是逃走的，那么应该让他们回去。波兰人无权使德国人的吃饭问题遭受灾难。我们不愿意大批断绝粮食来源的德国人留在我们那一边。鲁尔是在我们的占领区里，如果那里的居民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我们将会碰到像德国集中营那样的情况。
斯大林说，“德国一向需要输入粮食。让它向波兰买好了。”我答道，“英国政府绝不能同意在战争中遭到蹂躏的东德领土变成波兰的领土。”斯大林说，“但是波兰人住在那里，并且已在那里耕种土地。我们不能强迫他们生产了粮食而白送给德国人。”我抗辩说，现在不是平常时候。波兰人明明在把西里西亚的煤卖给瑞典而大不列颠正遇到战争时期以来燃料最感缺乏的时候。在1937年德国国界以内所生产的粮食和燃料，应该供给住在这里面的全体德国人，不管他们住在哪一个占领区内。斯大林问道谁在那里产煤？德国人不在那里产煤，产煤的是波兰人。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已经逃跑了。如果他们回去，波兰人可能会把他们吊死。我提醒他，他在前一次的会议中曾说过，别让伤害的回忆或报复的情绪支配我们的政策，并且请他体会一下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大量的德国人挤在我们的地带里，他们只能从波兰人所占据的地区里得到粮食。
斯大林说，他以前的话不适用于战犯。我回答道，“但是逃跑的八百二十五万人并非都是战犯。”于是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而言。俄国本身也正缺煤而是向波兰买的。说到这里杜鲁门先生支持我。他说，德国东部已给了波兰，这似乎是个既成事实，但是谈到赔偿和给养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分开来对待。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即使只有等到和平会议时才能解决，他十分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不愿看到德国的各部分被分成碎片割掉。斯大林坚持只有波兰人才能在这些地区里耕种。俄国人既缺乏劳动力，那里又没有德国人。我们只能停止生产，或让波兰人去干。波兰人丢了一个宝贵的煤田给俄国，因此拿西里西亚的煤田作为补偿。我指出，波兰人一向在西里西亚的矿上工作，因此我并不反对他们以俄国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这样去作，但是我反对把西里西亚当作好像已经是波兰的一部分。斯大林坚持不可能打乱现在的局面。德国人自己一向缺乏劳动力。当俄国人进入德国的时候，他们发现工业上雇用了被强迫离国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包括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在内。当红军到达的时候，这些外国劳动者已经回去。德国曾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而大部分或被打死或被俘虏。德国庞大的工业仅有少数德国工人，惟有依靠外国工人，而这些人现在已经散掉。这些工厂要么关闭，要么让波兰人去经营。
一切发生的情况并非出于经慎重考虑过的政策，而是由于时局的自然发展。这种情况，只有埋怨德国人。他也认为波兰政府的方案将给德国造成困难。我插言道，“也同样给英国人造成困难。”但是斯大林说，他不考虑给德国人造成困难的问题。这是他的政策，而且这将阻止他们再发动一次战争。与其使波兰人发生困难，不如让德国人受到困难，而且德国的工业越少，英国的市场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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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22日，星期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我们在意见上并没有比昨天接近些。我重复说明并且强调更重要的理由，为什么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波兰的要求，我提出理由如下：
（1）一切边界问题的最后决定只能由和平会议去解决（斯大林说他同意这一点）。
（2）让波兰这个民族接收一大片土地，像他们现在所要求的那样，这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这将破坏德国的经济统一，并且把过重的负担，特别是粮食和燃料的负担，加在占领西部地区的国家的身上。
（4）英国人对于大量移民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严重的不安。从德国东部移出的德国人，如果等于从波兰东部的寇松线以东移来的波兰人的数量，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比方说二三百万人；但是波兰的要求，牵涉到八九百万德国人的迁移，那就人数太多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5）关于有争执的地区里德国人数的情报是不一致的。苏联政府说他们全都逃跑了。英国政府相信有很大的数目，约有几百万还留在那里。我们当然无法到当地去核查人数，而不得不相信如此，直到有证据证明是错了为止。
斯大林依然坚持着德国可以从鲁尔和莱茵地区得到足够的燃料，并且说在波兰人占领的地区中已经没有德国人留下来。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如何把整个事情交给外长会议去解决。总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迫切。此事非等到和平会议不能得到最后解决。我们已经作了很有用处和有所帮助的讨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问题交给外长们。我抗辩说这事是十分迫切的。将来的后患会变得无可补救。波兰人取得这块土地，无论出于自己的意志或出于别人的授意，他们将深闭固守，自以为是那里的主人翁。这次会议应该作出一种决定，或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持什么立场。如果现在三大国的意见不能一致，那么请波兰人去和伦敦的外长会议一起讨论，没有什么用处。同时，燃料和粮食问题的整个负担依然存在，并且将特别落在英国人的身上。因为在英国占领区里粮食缺乏而人口最多。
如果外长会议听取了波兰人的意见后不能达成协议——看起来他们不会有一致的意见——冬天来临时将带来一切困难，那时非再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来解决问题不可。我迫切希望能解决斯大林前一天所说明的实际困难，那么困难起因于军队的行动和事态的进展。为什么不划一个界线，说明这一边是波兰当局能以波兰人的身分临时占领的，并且同意在线的西面一边波兰人将以苏联政府代理人的身分在那里工作？
我们同意新波兰的西部边界将推进到所谓奥得河界线。
斯大林跟我二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这条边界线将伸展到什么地步。“奥得河线”这几个字曾在德黑兰用过。这个说法意义并不明确，但是英国代表团有一条界线可以供外长们作比较详细的考虑。我指出我用“奥得河线”这几个字只是作为一般说法，非用地图不能加以适当的说明。我请求我的同事们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外长们在9月里开会讨论了波兰问题而又形成了僵局，正在那时，冬天一到，试问怎么办？例如柏林就一向从西里西亚得到一部分的燃料。
“不，从萨克森，”斯大林说。
我答道，“它的硬煤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西里西亚来的。”
在这时候，杜鲁门先生读给我们听雅尔塔宣言中一段关键性的文字，就是：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所决定的，而他本人也完全同意。现在占领德国的不是四个国家而是五个国家。
为波兰划出一个占领地区本来应该不难取得一致的同意，但是他不喜欢波兰人不先跟“三大国”商量就占领这个地区的做法。他理解斯大林的困难，也明白我的困难。关系重要的是这件事的做法。
斯大林说，“很对。我们在雅尔塔曾约定要同波兰政府商量。这一点已经做到。我们可以同意他们的方案，或者把他们招到会议上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在此地解决，但是我们既然意见不能一致，那么不如把它交给外长会议。”
他说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和我主张把边界沿着奥得河至该河和东尼斯河汇流的地方，而他坚持要达到西尼斯河那条线上。还有，罗斯福先生和我打算把什切青和布雷斯劳留在德国边界以内。我们是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把它搁置起来？
他又说道：“如果总统认为有人应受责备，那么与其责备波兰人不如责备俄国人和实际情况。”
杜鲁门先生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这也正是我所想到的。”
同时，我在这些问题上也作了一番考虑，我当场说我们应该邀请波兰人立刻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和总统表示同意，我们就决定发出邀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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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7月24日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以贝鲁特总统为首的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们到环行街我的寓所里来。艾登先生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以及亚历山大元帅都和我一起参加会见。
我一开头就提醒他们，英国是为了波兰受到侵犯而参加战争的。我们一向非常关心波兰，但是现在人家提供给它的，显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边界，意味着德国将失去它在1937年所拥有的可耕地的四分之一。有八九百万德国人将必须迁出，这样大量的移民，不仅震动了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也使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直接受到危害。因为我们不得不维持到那边求庇的难民的生活。结果将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握有粮食和燃料，而我们徒有吃饭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炉。我们反对这样的分割，而且我们深信波兰人向西推进得太远，正像他们一度向东推进得太远一样，是危险的。
我告诉他们还有别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国舆论对波兰问题的疑惧，那么选举应该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制，一切主要的民主党派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参加，并且宣布他们的政纲。民主党派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是民主主义者。要把每一个非共产党的人称为法西斯野兽是容易的，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坚强的力量，他们既不属于这一端，也不属于那一端，而且既无意要成为共产党也不想当法西斯。波兰应该尽量容纳这些温和分子参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应该把一切不符合极端分子的主观成见的规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欧洲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打击他的对方并定他们的罪。但是唯一的结果是把中间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为一个国家须容纳各种人在内。波兰还经得起国家分裂么？它应该力求广泛的团结，既和俄国朋友携手，也同样和西方携手。例如，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国家民主党里面没有同敌人积极合作过的一切人士，都应该参加选举。我们又期望报纸和我们的大使馆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观察和报道在选举以前和选举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唯有通过容忍，甚至有时还需要相互宽恕，才能使波兰继续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尊重和支持，因为英国可以给它一些东西，但也有一些东西是要保留的。
贝鲁特抗辩说，如果英国当初为了波兰而参战，现在却表示不了解它的要求，将犯严重的错误。这些要求都并不过分，并且也考虑到欧洲需要和平。波兰所要求得到的没有超过它的损失。必须移动的德国人仅有一百五十万（包括在东普鲁士的那些人在内）。所有留下来的人全都在内了。从寇松线以东移来的四百万波兰人和将从国外回去的大约三百万人都需要新的土地来安顿他们，但是即使到那个时候，波兰的领土还赶不上战前。它已经失去了在维尔纳周围的肥沃的耕地，宝贵的森林（它一向缺乏木材），和加利西亚的油田。在战前约有八十万波兰雇农常到德国东部去当季节性的短工。
波兰人所要求的地区，特别是西里西亚，其中的居民，实际上大多数是波兰人，虽然曾试图把他们归化成为德国人。这些领土在历史上是波兰人的，而且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人中间至今还有大量的波兰人口。
我提醒贝鲁特道，把东普鲁士在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归波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坚持说，战败的德国仅丧失领土百分之十八，而波兰却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在战前波兰的人口是这样地拥挤（大约每平方公里有八十三人）以致有许多波兰人不得不迁居国外。波兰人仅仅请求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加以仔细的审查。他们所建议的界线是波兰和德国之间可能做到的最短的一条线。这将使波兰，为了它的损失和为了她对于盟国胜利的贡献，得到公正的补偿，而它相信英国人会愿意让它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
我提醒他，直到现在，我们无法亲自看到波兰的实际情况，由于那里是个关闭的地区。我们能不能派人到波兰去，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告诉我们那边的实况怎样？我赞成他的国家得到充分的补偿，但是我警告他，他们要求这么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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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又在那天深夜在他的寓所里会见了波兰人。他们接触到许多问题。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跟贝鲁特单独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他说，战争为“新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波兰将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那是我所反对的，虽然这完全是波兰人的事情。贝鲁特向我保证，照他的意见，波兰跟共产党相去很远。它要跟苏联友好并且要向苏联学习，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传统，因此不愿抄袭苏联的制度，如果有人试图用强力把它强加于他们，波兰人可能要加以抵抗。我说，内部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会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在大的土地财产方面。
他答道，“波兰将在西方民主的原则上发展。”它并不是小国；它位于欧洲的中心；波兰的居民将达到二千六百万。大国对于它的发展不能漠视，如果按照民主的路线发展，尤其是以英国为楷模，有些改革将是无可避免的。
我再一次向他强调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方面能提出候选人，那是没有益处的。必须有言论自由才能使每个人把事情辩论明白，而且每个人都能选举，像英国的做法一样。我希望波兰能学英国的榜样并且引以自豪。我当尽全力来说服在国外的波兰人，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本国去。
但是他的临时政府必须鼓励他们回去。他们必须能够和他们的本国同胞一样在光荣的条件之下重新开始生活。我当然对某些波兰官员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主张所有回去的波兰人都应当送西伯利亚去，而过去确有许多波兰人被驱逐出境。
贝鲁特向我保证现在没有人被驱逐出去了。
我又说道，波兰必须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院。巴尔干各国最近的发展并不是趋于苏维埃化而是变成警察政府。政治警察奉了政府的命令而拘捕人民。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感到很遗憾。波兰将有所改进么？俄国秘密警察是否准备撤退？
贝鲁特答道，一般说来，全部俄国军队即将撤离。俄国秘密警察在波兰不发生作用。波兰的安全警察跟他们没有关系，而是隶属于波兰政府的。现在不能再指责苏联试图把这样的“协助方式”强加于波兰。战争既已终了，局势已趋正常。他声称在选举和民主方面，他和我的意见相同。并且向我保证，波兰将成为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波兰人不赞成警察制度，虽然为了弥合战争时期的严重分裂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全体人口之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并没有要压迫他们的意图，而且就一般来说，神父们是感到满意的。
我告诉他英国不打算在波兰取得什么，而仅仅希望看到波兰强大、幸福、繁荣和自由。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不曾有什么进步，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大有改进。现在已经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波兰政府。我希望它能使自己变得尽量地开明宽大起来，或者至少保证尽可能在选举方面做到这一点。对于德国占领期间的恐怖的考验并不是人人都经得起的。强者抵抗，但是多数普通人俯首听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烈士或英雄。聪明的办法是使所有的人都回到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
贝鲁特说，他的政府并不要阻止人民发表政治上的意见，但是他们迫切希望避免有许多小党派。在选举中凡是愿意参加的小党派都可尽量参加竞选，但是平常只能有几个大团体，可能不超过四个或五个。这就是目前的趋势。波兰的选举甚至于比英国的选举还要民主，而且国内的政治将越来越和谐地发展。
我答道，我们绝不要妨碍波兰的前途，但是边界的问题跟赔偿和供应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已经有一大群德国人推给我们来安顿，而他们所赖以活命的肥沃土地却被波兰人拿去。
波兰人的要求过多了。我们和美国人可能在推行一种政策，而俄国人是在寻求另一种政策。那将发生严重的后果。
我的呼吁归于无效。我所预言的“严重后果”有待于世人去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