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


    马吉欧医生在前部长的尸首旁蹲坐良久。在我的手电灯光投下的阴影中，他仿佛是驱逐死神的巫师。我犹豫着不想搅扰他的仪式，但我又害怕史密斯夫妇在他们的塔楼套房里随时可能醒来，所以最后我还是开口打断了他的思考。“他们总不能说这不是自杀吧。”我说。


    “只要对他们合适，他们就会这么说，”他回答，“别骗自己了。”部长尸体躺倒的姿势让左口袋暴露在外面，他开始掏空左口袋里的物品。他说：“他还算比较好的一个。”说完，他像银行出纳员检查伪钞那样，将每张纸片凑到自己眼前，凑到他只有在读书时才戴的那副球面大眼镜前，仔细地察看起来。“我们在巴黎一起上过解剖学课程。不过在那段日子里，就连‘爸爸医生’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人。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伤寒爆发时期的杜瓦利埃……”


    “你在找什么？”


    “任何能让你跟他扯上关系的东西。在这座岛上，有一句天主教祷文很应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下寻找可吞吃的人。’87”


    “他没有吞吃你。”


    “言之过早。”他把一个笔记本收进自己口袋里，“现在我们没时间细看这个。”随后他把尸体翻转过来。尸体很沉，连马吉欧医生也不容易翻动。“我很庆幸你母亲已经去世了。她吃尽了苦。人一辈子碰上一个希特勒就已经够受的了。”我们轻声交谈，生怕吵醒了楼上的史密斯夫妇。“一只兔脚，”他说，“祈福用的。”他把那玩意放回原处。“这里有个很沉的东西。”他掏出的竟是我那只形如棺材、上面刻有R.I.P.字母的黄铜镇纸。“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这等幽默。”


    “那是我的。他肯定是从我的办公室里拿走的。”


    “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我要不要让约瑟夫去叫警察？”


    “不行，不要去。我们不能把尸体留在这里。”


    “有人自杀了，他们总不能来怪我吧。”


    “他们可以怪你，因为他选择躲在你这幢房子里。”


    “他为什么呢？我跟他素不相识。我只在招待会上见过他一次。就这些。”


    “各个大使馆都已被严密警戒。你们英国人有句俗话，‘英国人的家是他的城堡’，我想他是对此信以为真了。他走投无路，只好到口头禅里寻找安全感。”


    “回家第一晚就碰上这种事情，真是活见鬼了。”


    “是啊，我想也是。契诃夫曾经写道：‘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88”


    马吉欧医生站起来俯视着尸体。黑人对婚丧喜庆等重大场合是极为重视的——西方教育并没有毁掉这一点：教育仅仅改变了他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马吉欧医生的曾祖父或许曾在奴隶营里向着天上沉默的群星恸哭哀号，马吉欧医生则对死者念出了一段措辞谨慎的话语。“不管人对生活抱有多么强烈的恐惧，”马吉欧医生说，“自杀依然是勇敢之举，是像数学家那样头脑清醒的举动。一个人要自杀，必然首先根据随机定律做出判断——世事如此艰难，机会这般渺茫，活着将比死去更悲惨。他对数学的感觉比对生存的理解更准确。可是想想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求生的欲望必定也曾在他的心底大声呼喊，渴望被他听见，即使找出的那些借口完全不算科学。”


    “我还以为你作为天主教徒是绝对会谴责……”


    “我不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而且不管怎么样，你在想的是神学意义上的绝望。这个人的绝望却完全与神学无关。可怜的家伙，他这样做可是违反了教规啊。就相当于他在礼拜五吃肉不守小斋一样。在他身上，求生的欲望并没有搬出天主的戒律作为不让他自杀的理由。”他说，“你得下来抬他的腿。我们必须把他从这里搬走。”演讲结束了，葬礼的悼词已经念完。


    马吉欧医生宽大方正的手掌让我感到欣慰。我就像一个病人，对于医生为确保让我康复而设立的严格生活制度，我毫无质疑地全盘接受。我们把社会福利部长抬出泳池，走向医生在车道上熄灯停靠的汽车。“等你回来以后，”马吉欧医生说，“你得打开阀门放水进去，把血迹冲走。”


    “我会打开水阀，但有没有水来就不好说了……”


    我们把他撑在汽车后座上。在侦探小说里，一具尸体总是很容易被装扮成醉鬼的模样，但我们车上的这个死人却是怎么看都明摆着已经死了——流血虽然已经止住，但外人只要朝车里瞥一眼，就能注意到他脖子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幸运的是，夜里没有人胆敢上街活动，在这个时辰出来干活的只有还魂尸和通顿·马库特分子。说到通顿·马库特，他们肯定就在外面——还没等我们抵达车道的尽头，我们就听见了他们汽车驶近的声响——这么晚了，不会有别人开车出来。我们赶紧关掉车前灯，静静等待。那辆车正在从首都市内缓慢地爬坡上山，我们可以听见车上乘员的争吵声，盖过了三挡车速的轰鸣。在我想来，那辆老破车无论如何也爬不上通往佩蒂翁维尔的漫长坡道。要是它在车道入口处抛锚了怎么办？那些人肯定会来酒店求助，顺便白喝几杯，不管时间有多晚。我们似乎等了很长时间，这才听到引擎声经过车道，渐渐远去。


    我问马吉欧医生：“我们把他弄到哪儿去？”


    “我们上山或下山都走不了太远，”他说，“会碰到路障。这条路是往北走的，路上守夜的民兵都不敢睡着，怕被查哨。刚才的那帮通顿·马库特很可能就是去查哨的。如果车子不抛锚，他们会一路查到肯斯科夫的警察哨所那边去。”


    “你到这里来，路上必须通过一道路障。你是怎么解释的……？”


    “我说有个女人刚生完孩子得了病。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如果我运气好，那个人是不会往上汇报的。”


    “要是他报了呢？”


    “我就说我没找到她家。”


    我们把车开到大路上。马吉欧医生重新打开车前灯。“如果有人出来看见我们，”他说，“他会以为我们是通顿。”


    我们能选择的地段很有限，因为上山和下山的途中都有路障。我们往山上开了两百码远——“这就表明他经过了‘特里亚农’：他不是要去你那里。”——然后转入左手边的第二条小路。这里有一片矮小的房屋和废弃的园地。过去，自视甚高和不够成功的人都住在此地，他们已经身在通往佩蒂翁维尔的路上，却还没有真正抵达：拣别人不要的诉讼案件的律师，失败潦倒的占星家，还有喜欢喝朗姆酒胜过看病人的医生。马吉欧医生清楚地知道他们哪些人还住在这里，哪些人已经逃之夭夭，因为通顿·马库特会在夜里上门，强迫他们缴纳苛捐杂税，用来建造那座新城市——杜瓦利埃城。我自己也捐过一百块海地古德。依我看，所有的房子和花园都没有人住，也没有人管了。


    “这里。”马吉欧医生指示道。他把车开到离小路几码远的地方。我们必须开着车灯，因为我们没有空手可以拿手电筒。灯光照在一块破木板上，依稀可见“……您的未来……”的残留字样。


    “这么说他走了。”我说。


    “他死了。”


    “是自然死亡吗？”


    “横死暴毙在这里都算是自然死亡。他是被环境逼死的。”


    我们把菲利波医生的尸体抬出汽车，拖到一大丛蔓生的三角梅后面藏起来，这样人们从路面上就看不到它了。马吉欧医生拿出一块手帕缠住右手，从死者的口袋里取出一把用来切牛排的厨房小刀。在游泳池里，他比我眼尖得多。他把刀放在地上，离部长的左手只有几英寸远。他说：“菲利波医生是左撇子。”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你忘了，我们曾在一起做过解剖。你要记得再买一把牛排刀。”


    “他有家人吗？”


    “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儿子。我想他是觉得自杀对他们更安全。”


    我们回到车里，倒车开上了小路。在酒店车道入口处，我下了车。“现在全指望用人们能管住嘴了。”我说。


    “他们不敢说出去。”马吉欧医生说，“在这里，证人受到的折磨不见得就比被告少。”


    二


    史密斯夫妇下楼来到走廊吃早餐。史密斯先生的胳膊上没搭毛毯，这几乎还是我头一回见到。他们昨晚睡得很香，现在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葡萄柚、吐司和酸果酱：我曾担心他们可能会要求喝一些由某家公关公司命名的奇怪饮料，没想到他们却接受了咖啡，甚至还对其品质大加赞赏。


    “我只醒过一次，”史密斯先生说，“好像听见有人说话。也许是琼斯先生到了？”


    “不是。”


    “奇怪。他在海关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今晚在布朗先生的酒店见’。”


    “很可能他被人强拉到另一家酒店里住去了。”


    “我本来想在吃早饭前游会儿泳的，”史密斯太太说，“但我看到约瑟夫在打扫泳池。他好像什么事情都做。”


    “没错。他很宝贵。我相信午饭前泳池就会为你准备好。”


    “那个乞丐呢？”史密斯先生问。


    “哦，他天亮前就走了。”


    “他不是空着肚子走的吧，我希望？”他对我微微一笑，仿佛在说：“我只是开个玩笑啦。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


    “约瑟夫肯定会管好的。”


    史密斯先生又拿了一片吐司。他说：“今天上午我想和史密斯太太去趟大使馆，把我们的名字登记好。”


    “这样做很明智。”


    “我觉得这样比较礼貌。然后我可能就会把介绍信呈送给社会福利部长。”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先在大使馆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变动。我的意思是，如果这封信是写给具体某位官员的私人介绍信。”


    “是一位叫菲利波的医生，我想。”


    “那我一定会先问清楚。在这里，变化发生得非常快。”


    “可是他的继任者，我想，总会接待我的吧？我来这里打算要提供的东西，对任何关心卫生状况的部长而言，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我没听你说起过你的计划……”


    “我是作为一名代表来这里的。”史密斯先生说。


    “美国素食主义者的代表。”史密斯太太补充道，“真正的素食主义者。”


    “还有伪素食主义者吗？”


    “当然。有人甚至还吃受了精的鸡蛋呢。”


    “在人类历史上，”史密斯先生悲哀地说，“每一场伟大的运动都被异教徒和教会分裂分子破坏了。”


    “请问素食主义者在这里打算做些什么呢？”


    “除了分发免费的文献资料以外——当然，它们都会被翻译成法语——我们计划在首都的心脏地带开设一个素食烹饪中心。”


    “首都的心脏地带是一片贫民区。”


    “那就找个合适的地方。我们想让总统先生和他的几位部长参加开幕典礼，享用第一顿素食正餐。为民众树个好榜样。”


    “可是他害怕离开宫殿。”


    史密斯先生礼貌地笑了笑，他以为我只是在生动地夸大其词。史密斯太太说：“你可别指望能从布朗先生那儿得到什么鼓励。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


    “好了，好了，亲爱的，布朗先生只是跟我们开个小玩笑而已。或许我可以在吃完早餐后先给大使馆打个电话。”


    “电话不通。但我可以让约瑟夫送信。”


    “不必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坐出租车过去吧。如果你能帮我们叫辆车的话。”


    “我会让约瑟夫去找一辆。”


    “他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啊。”史密斯太太生硬粗暴地对我说，仿佛我是个美国南方蓄奴的种植园农场主。我看见小皮埃尔沿着车道走上来，便离开了他们。


    “啊，布朗先生，”小皮埃尔叫道，“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多么的好啊。”他挥舞着手上的一份当地报纸，说：“你马上就会看到我是怎么写你的。你的客人们怎么样啦？他们睡得都还好吧，我希望。”他踏上台阶，向坐在餐桌前的史密斯夫妇欠身鞠躬，然后深深呼吸着太子港甜蜜的花香，就好像他是个刚来到这里的外地人。“多美的景色啊，”他说，“绿树，鲜花，海湾，宫殿。”他咯咯一笑，“距离为景色增添魅力。89威廉·华兹华斯先生说的。”


    我敢肯定，小皮埃尔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来，而在这个点儿上，他也几乎不可能是过来喝免费朗姆酒的。我估计他可能是想找我打探消息，要不然也许就是想向我提供消息。他那兴高采烈的模样不一定就表示有好消息，因为他向来都是那股子乐呵劲儿。太子港的居民们只有两种生活态度，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悲惨的和快活的，而他就好像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选择哪一种——硬币上带有“爸爸医生”头像的那一面朝下落地，于是他便很有把握地选择了绝望中的欢乐。


    “让我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我说。


    我打开报纸，翻到他的漫谈专栏版块——永远都在第四页上——读道：昨日乘坐“美狄亚”号抵达海地的诸位贵宾中，有一位可敬的史密斯先生曾竞选1948年美国总统，并仅以微小的差距败给了杜鲁门先生。陪伴他的是他那优雅可亲的太太，如果当年形势更好的话，她本可以成为美国第一夫人，令白宫熠熠生辉。在许多其他乘客中，还有一位便是文化生活中心“特里亚农”酒店的老板，备受大家敬爱的他刚刚结束商务旅行从纽约归来……我往后翻到重大新闻版面阅读起来。教育部长日前宣布开展一项六年计划，旨在消除北部地区文盲泛滥的现状——为什么特别要选在北部地区呢？新闻里没有详细说明。或许他是想指望一场效果令人满意的飓风来临吧。1954年的飓风“黑兹尔”90曾消灭了海地内陆的大量文盲人口——准确的死亡人数一直没有被官方公布。报纸上还有一小段新闻，是关于一小股穿越多米尼加边境的叛军武装的：他们已经被政府军击退，两名俘虏的身上带有美制军械。如果总统先生之前没有和美国代表团闹翻，那些武器很可能就会被描述成捷克或古巴制造的了。


    我说：“我听到流言说，有位新的社会福利部长即将上任。”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流言哪。”小皮埃尔说。


    “史密斯先生身上带着一封写给菲利波医生的介绍信。我不想让他出错。”


    “也许他应该多等几天。我听说菲利波医生在海地角——或者在北边的什么地方。”


    “北边不是正在打仗吗？”


    “我相信那里并没有那么多的仗要打。”


    “菲利波医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点好奇，想更加了解这个因为死在我家泳池里而变得像远亲一样的人物。


    “他呀，”小皮埃尔说，“他是个神经非常紧张的人。”


    我合上报纸，把它还给小皮埃尔：“我们的朋友琼斯也来了，但我发现你没提这事儿。”


    “啊，对哦，琼斯。这位琼斯少校究竟是什么人哪？”这下我明白了，他来这里肯定是想打探消息，而不是向我提供消息的。


    “一名同船的乘客。我知道的就这些。”


    “他自称是史密斯先生的朋友。”


    “既然如此，我想他肯定就是咯。”


    小皮埃尔不易察觉地将我轻轻推向走廊远处，直到我们转过拐角，避开了史密斯夫妇的视线。他的白衬衫袖口从西服外套里伸出长长一截，一直盖到他那双黑色的手上。“如果你能坦诚告诉我，”他说，“也许我可以帮上点小忙。”


    “坦诚告诉你什么？”


    “关于琼斯少校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喊他少校。不知怎的，这个头衔就是不适合他。”


    “你觉得他可能不是……？”


    “我对他一无所知。什么也不知道。”


    “本来他要住进你的酒店里吧。”


    “他好像已经在别处找到地方落脚了。”


    “没错。在警察局。”


    “老天啊，怎么会这样……？”


    “我想他们是在他的行李里搜到了某些对他不利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英国大使馆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但我想就算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太大的忙。这种事情是必须要走程序的。他们还没有开始对他动粗。”


    “你有什么建议吗，小皮埃尔？”


    “这很可能是场误会——但总会有自尊心91的问题从中作梗。警察局长可是因为自尊心而吃了不少苦头。或许如果能请史密斯先生跟菲利波医生谈谈，菲利波医生可能就会和内政部长讲讲，然后琼斯少校就可以从轻发落，为他的技术性过失交点罚款就行了。”


    “可他到底犯了什么过失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他说。


    “但你刚才还告诉我，菲利波医生正在北边。”


    “没错。也许史密斯先生应该先去见见外交部长。”他骄傲地挥了挥手中那份报纸，“他会明白史密斯先生有多么重要，因为他肯定已经读过我的报道。”


    “我马上去找我们的代办。”


    “这个办法就不对了，”小皮埃尔说，“满足警察局长的自尊心可要比满足国家的荣誉感简单得多。海地政府不接受来自外国人的抗议。”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我去见代办时，他给我的意见和小皮埃尔的建议如出一辙。他是个长着漏斗胸的男人，从相貌上看显得有点神经过敏，我头一次和他见面时，竟想到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92。他说起话来经常吞吞吐吐，还带着一股可笑的挫败感——是首都的生活状况击败了他，不是肺结核的侵害。他具有失败者的勇气和幽默。例如，他口袋里总是随身带着一副墨镜，当他看见通顿·马库特分子时，他就一定会把墨镜戴上，而对那帮家伙来说，墨镜就是他们的制服，是用来恐吓百姓的工具。他还收集有关加勒比海地区各种植物的书籍，但除了最常见的以外，他把其他那些书全部运回了老家，就像他把孩子们送回英国一样，因为这里永远存在着危险，只凭一小罐汽油便能卷起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我把琼斯陷入的困境和小皮埃尔的建议告诉了他，他一直听我说完，没有打断过我，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我敢肯定，要是我把社会福利部长死在了我家游泳池里，以及我如何处理掉尸体的经过讲给他听，他也不会有多么惊讶，只怕心里还会暗自感激我没有叫他去帮忙。等我讲完故事，他开口说：“我收到了一封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是关于琼斯的。”


    “‘美狄亚’号的船长也收到过一封。他的电报是从费城的船运公司发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


    “我这封可以算是警告信，让我不要太出头。我怀疑某位领事在什么地方上过他的当。”


    “就算如此，一位英国臣民被关在监狱里，这难道……？”


    “哦，我同意，这是有点太过分了。只是我们必须记住，有时候就连这些狗杂种也可能有很好的理由那么做，对吧。作为公务，我会小心地跟进这件事——就像电报里建议的那样。首先从正式的外交质询开始。”他伸手越过桌面，做出一个抓话筒的动作，然后哈哈一笑：“我怎么也改不掉打电话的习惯。”


    他是一个完美的观众——每个演员肯定都会对这类观众梦寐以求，他们机智聪明，专注警觉，既能乐在其中，又能恰如其分地展开批评，而这门功夫是他们通过无数次地欣赏不同戏剧中各种良莠不齐的表演才学到的。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母亲最后一次和我见面时所说的话：“现在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想，我的确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关心同胞命运的英国人，一个尽职尽责，十分了解自己的义务，通过他所臣属的君王派驻此地的代表进行咨询的商人。我暂时忘记了标致轿车里纠缠的双腿。我敢打包票，代办会极力反对我给外交使团中的一名成员戴绿帽子——这种情节像极了低俗剧场中上演的闹剧。


    他说：“恐怕我的质询也帮不了多少忙。内政部长肯定会告诉我，案件目前掌握在警方手中。他很可能会训我一顿，跟我大讲一通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分权独立的道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关于我家厨子的事情？那时候你正在国外。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宴请同事，厨子却凭空失踪了。家里什么菜都没有买到。他是在去集市的途中在大街上被抓走的。我太太只好打开了我们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储备的罐头食品。你的皮内达先生很不喜欢用鲑鱼罐头做的蛋奶酥。”他为什么要说“我的皮内达先生”呢？“后来我听说，他被关进了警察局的看守所里。第二天很晚的时候，警察才把他放出来，这时一切都太迟了。他们讯问他不过是想知道我宴请了哪些客人。当然，我随即向内政部长提出了抗议。我说，他们应该先通知我一声，这样我就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安排他去警察局。部长的回应很简单，他说那厨子是海地人，他们对海地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琼斯是英国人。”


    “我想也是，但我还是怀疑咱们政府如今会不会派护卫舰前来震慑。当然，我非常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但我认为小皮埃尔的建议相当合理。先试试别的办法吧。如果你这里没什么效果，我自然就会提出抗议——在明天上午。我有一种感觉，这不是琼斯少校第一次进看守所了。我们决不能将事态夸大其词。”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哈姆雷特》中的国王角色，被哈姆雷特指责夸大了自己的戏份。


    当我回到酒店里时，游泳池里已经放满了水，园丁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正在用钉耙将水面上的一些落叶耙走，我还听到了厨子在厨房里说话的声音，一切几乎又恢复了正常。我甚至还有房客入住，在泳池里，史密斯先生正在一边躲开园丁的耙子一边游泳，他身上那条深灰色的尼龙泳裤在他身后溅起的水花中翻腾，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史前巨兽，露出两条巨大的下肢。他游着蛙泳，缓慢地在池水中上下起伏，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咕噜声。看见我后，他从水里站起身，就像一个神话人物。他的胸膛上覆满了一绺绺白色的长毛。


    我在泳池边坐下，朝约瑟夫喊话，叫他带一杯朗姆潘趣酒和一杯可口可乐过来。史密斯先生继续翻腾着游向深水区，在看到他爬出水面之前，我感到心里很不安——他游经的路线离社会福利部长倒毙的位置太接近了。我想起了荷里路德宫和里齐奥留下的那块经久难去的血迹。93史密斯先生抖落身上的水珠，坐在我身旁。史密斯太太出现在约翰·巴里摩尔套房的阳台上，朝下对他大喊：“快把身子擦干，亲爱的，不然你可能会感冒。”


    “太阳很快就会把我晒干，亲爱的。”史密斯先生回喊道。


    “把毛巾围在肩膀上，不然你会晒伤的。”


    史密斯先生听从了她的话。我说：“琼斯先生被警察逮捕了。”


    “我的天啊。不会吧？他犯了什么事啊？”


    “他不一定需要犯任何事。”


    “他见过律师吗？”


    “在这里不可能。警察不会允许的。”


    史密斯先生向我露出一副倔强的表情。“天下的警察都一个样。这种事情在美国南方也经常发生。”他说，“黑人被关进监狱，警察不准他们见律师。但以牙还牙是不可取的。”


    “我已经去过大使馆了。他们觉得帮不上什么忙。”


    “这可实在是不像话。”史密斯先生说。他是指大使馆的态度，而不是琼斯被捕这件事。


    “小皮埃尔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请你出面，也许要去见外交部长。”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琼斯先生。这中间显然有什么误会。但他为什么会觉得我有影响力呢？”


    “你当过总统候选人。”我说，约瑟夫正好端来了酒杯。


    “我会尽我所能。”史密斯先生重复道，他闷闷不乐地喝起了饮料，“我很喜欢琼斯先生。（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是不想叫他上校——毕竟在军队里还是有些好人的。）在我眼里，他是最优秀的那一类英国人。肯定有什么地方发生了愚蠢的误会。”


    “我不想让你跟当局有任何麻烦。”


    “麻烦我可不怕，”史密斯先生说，“跟任何当局有麻烦我都不怕。”


    三


    外交部长的办公室位于距港口和哥伦布雕像不远的会展大厦里。我们经过了如今已不再启动的音乐喷泉，还有公园里那条波旁王朝式的宣言：“我是海地的旗帜，统一而不可分割。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最后，我们走进了那幢用水泥和玻璃打造的长方形现代建筑，踏上宽敞的楼梯，来到巨大的接待室，只见其中摆放着许多张舒适的扶手椅，墙上还挂着一排由海地艺术家创作的壁画。这栋建筑，与邮局广场上的乞丐和首都市中心的贫民区之间，几乎没有半点关联，就像克里斯多夫国王的无忧宫94和百姓无关一样，但等它化作废墟，其风貌会比后者逊色不少。


    十几名中产阶级人士坐在接待室里，显得肥胖而富裕。女人们穿着自己最好的服饰，有铁蓝色的，有酸绿色的，她们快活地互相聊着天，仿佛在喝早间咖啡，一边抬起头用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每个新来的访客。打字机缓慢的敲击声回荡在接待室中，在这种氛围下，就连求见者也能摆出一副自己举足轻重的架势。我们到达十分钟后，皮内达先生带着外交官特权阶级的自信，迈着沉重的脚步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抽着一支雪茄烟，什么人也不看，也不问一声行不行，直接推开一扇通往里面阳台的房门走了进去。


    “外交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我解释道，“南美洲国家的大使们现在依然是受欢迎的人95。尤其是皮内达。他的使馆里还没有政治难民。目前还没有。”


    我们等了三刻钟，史密斯先生却没有显出丝毫的不耐烦。“这里好像管得很有条理嘛。”他有次开口说，因为我们看到求见者中有两人在和一名办事员简短交谈后就离开了，“部长必须受到保护。”


    最后，皮内达终于走了出来，穿过接待室，嘴里仍然叼着雪茄烟——这支是新的。纸带还在上面：他从不撕掉他的纸带，因为上面印着他的姓氏首字母。这一回他朝我鞠躬打了个招呼，表示认出了我——一时间，我还以为他要停下来和我说话呢。这一举动肯定引起了送大使到楼梯口的那个年轻职员的注意，因为他随后又折返回来，彬彬有礼地问我们有什么事。


    “会见外交部长。”我说。


    “他正忙着接见外国大使。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出席联合国会议。”


    “那我想他应该立刻接见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


    “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吗？”


    “我们今天一直都很忙。”


    “史密斯先生昨天刚刚抵达。他是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年轻人难以置信地说，“在海地？”


    “他来海地有生意要做——但那是和贵总统商量的事情。现在他想在贵部长去纽约前和他会面。”


    “请在此稍候。”他走进内厅的一间办公室，一分钟后又拿着一份报纸急匆匆地跑出来。他敲敲部长办公室的房门，然后走了进去。


    “你要明白，布朗先生，我已经不再是总统候选人了。我们做出政治表态就那一次而已。”


    “史密斯先生，你不用在这里解释这件事。毕竟你属于历史。”从他那双真诚的淡蓝色眼睛里，我能看出自己说得有点过头了。我补充道：“你以前做出的姿态就在那里，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也说不清到底在哪里——“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


    那个年轻人站在了我们身旁——他把报纸留在了部长那里。“请你们随我来……”


    外交部长非常友好地向我们咧嘴微笑，一口白牙微微闪亮。我看见那份报纸躺在他书桌的角落。他向我们伸出的手掌显得巨大、方正，泛出粉红，汗津津的。他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告诉我们，得知史密斯先生来到海地的消息，他是多么地感兴趣，完全没想到能有幸与总统候选人会面，因为明天他就要出发前往纽约……他从美国大使馆处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然他一定会事先安排时间……


    既然美国总统认为召回大使乃合适之举，我说，史密斯先生也认为他对海地进行非正式访问更为恰当。


    部长说他明白我的意思。他对史密斯先生补充说：“我了解到您想要觐见总统……”


    “史密斯先生还没有请求总统接见。他希望首先与您会面——在您赶往纽约之前。”


    “我要在联合国提出抗议。”部长骄傲地解释道，“您来一支雪茄吗，史密斯先生？”他拿出自己的真皮雪茄烟盒，史密斯先生从中抽了一支。我注意到，纸带上印着皮内达先生的姓氏首字母。


    “抗议？”史密斯先生问。


    “抗议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袭击。叛匪有美制军械的援助。我们手里有证据。”


    “什么证据？”


    “在两名俘虏身上发现了美国生产的左轮手枪。”


    “恐怕您在全世界都能买到这种东西吧。”


    “加纳共和国已经承诺会支持我们。我也希望其他亚非国家……”


    “史密斯先生今天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过来的，”我打断他们说，“与他同行的一个好朋友昨天被警方逮捕了。”


    “是美国人吗？”


    “是一个名叫琼斯的英国人。”


    “英国大使馆提出过质询吗？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归内政部长管。”


    “但是，阁下，您的一句话可以……”


    “我不能干预其他部门的政事。我很抱歉。史密斯先生会理解的。”


    史密斯先生强行挤进了我们的对话，他的口气中带着一股在我意料之外的粗鲁味道。“您总可以查清楚罪名是什么，对吧？”


    “罪名？”


    “罪名。”


    “哦——罪名。”


    “正是，”史密斯先生说，“罪名。”


    “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罪名。您想到最坏的情况上去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他关在牢里？”


    “我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我想警方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


    “那他就应该被带到法官面前办理保释。我愿意缴纳数目合理的保释金保他出狱。”


    “保释金？”部长说，“保释金？”他转向我，用拿雪茄烟的手做了个手势，“保释金是什么？”


    “是一种献给政府的礼金，如果犯人保释出来以后不用回去受审的话。它可以是一大笔钱。”我加了一句。


    “我想，您应该听说过人身保护令96吧。”史密斯先生说。


    “是的。没错。当然听说过。可是我的拉丁语已经忘记很多了。维吉尔，荷马，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再读书学习。”


    我对史密斯先生说：“这里的法律应该是根据《拿破仑法典》97制定的。”


    “《拿破仑法典》？”


    “某些地方和盎格鲁-撒克逊法98有区别。人身保护令便是其中之一。”


    “关进牢里以前总得先有罪名吧。”


    “是啊。最后当然有。”我用法语飞快地对部长说起话来。虽然史密斯太太已经学到了《雨果法语自学教程》的第四课，但史密斯先生还是只懂一点法语。我说：“我觉得您犯了一个政治错误。总统候选人和这位琼斯先生私交甚好。您不应该在即将访问纽约之前去疏远他。您也了解在民主国家里和反对派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除非案情真的十分重大，我想您还是应该让史密斯先生见见他的朋友。否则他无疑会相信自己受到了——也许——不友好的对待。”


    “史密斯先生会说法语吗？”


    “不会。”


    “您要明白，警方或许逾越了上峰的指示，这种事情总有可能发生。我不希望让史密斯先生对我国警方的执法程序产生不良印象。”


    “您就不能先派一名可靠的医生过去——收拾一下？”


    “当然不会真的有什么丑闻需要遮掩啦。只是有时候犯人会有不当的举动。我相信哪怕在你自己的国家……”


    “这么说，我们能拜托您向贵同僚美言几句咯？我想建议的是，史密斯先生应该留给您一点补偿——当然，是用美元，不是古德——来赔付琼斯先生可能给某位警察带来的伤害。”


    “我会尽我所能。只要不牵涉到总统就行。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谁也帮不了你的忙。”


    “没错。”


    部长的头上悬挂着“爸爸医生”的肖像——星期六男爵的肖像。他身穿一袭来自墓地的厚重黑色燕尾服，透过一对厚厚的眼镜片，用那双呆滞无神的近视眼死死地盯着我们。据说他有时会亲自观看通顿·马库特分子将受害者慢慢折磨致死。那双眼睛丝毫不会改变。或许他对死亡的兴趣纯粹是出于医学角度。


    “给我两百美元。”我对史密斯先生说。他从手提箱里取出两张百元大钞。在另外一个口袋里，我看见他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是裹着毛毯的史密斯太太。将钞票放在部长的书桌上时，我觉得他看它们时显得有点不屑一顾，但我又不相信琼斯先生会值更多的钱。走到门口时我转过身。“还有菲利波医生，”我问，“他现在在这里吗？我有些关于酒店的事情想找他商量——关于一项排水系统的方案。”


    “我相信他去了南方，在沃凯市99视察一家新医院的工程项目。”海地是一个很适合兴办工程项目的伟大国度。对项目设计者而言，只要这些工程还没启动，它们就永远意味着滚滚钱财。


    “那我们就等您的消息咯？”


    “当然。当然。但我什么也不能保证。”部长现在变得有点粗鲁起来。我经常注意到，行贿（不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这事不算是行贿）会产生这种效果——它改变了双方的关系。人在行贿时会降低自己的一点身价；一旦贿赂被接受，他便处在了下风，如同一个花钱买春的男子那样。或许我犯了个错误。或许我应该继续保持让史密斯先生令人捉摸不透，成为一种莫名的威胁。敲诈者总是占据上风的。


    四


    无论如何，部长证明了自己还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不久我们便获准去探视囚犯。


    翌日下午，警察局里最重要的人物是那名警官，远比陪同我们探监的部长秘书重要多了。秘书徒劳地想引起警官重视，后来却也不得不像其他求见者一样站在柜台前排队等候。我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叛党尸首的快照下面，这么多个月过去了，它们仍然蔫不拉几地贴在墙上。史密斯先生看了它们一眼，随后匆匆地移开视线。在我们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名身穿整洁便衣的高个子黑人，他把双脚跷在桌子上，透过墨镜死死地盯住我们。也许是我神经过敏，才会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气息。


    “下次他会记得我们。”史密斯先生微笑着说。


    那人知道我们说的是他。他摁响桌上的一个按铃，一名警察走了过去。他没有挪动腿脚，也没有移开视线，直接抛出个问题，那名警察朝我们瞥了一眼，回答了他，然后又是长久的注视。我把头转到一边，但过了一小会儿，我又不可避免地回头看向那两片黑色的圆形镜片。它们就像一副双筒望远镜，被他拿来观察两头卑贱畜生的习性。


    “讨厌的家伙。”我不安地说。随后我注意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回敬那人的目光。因为有墨镜遮挡，我们看不见那人的眼睛到底眨了多少下；他也可能只是轻松地合上双眼，闭目养神罢了，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在今天，史密斯先生的蓝眼睛里那道冷酷无情的凝视目光赢得了胜利。那人站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干得好！”我说。


    “我以后也会记住他。”史密斯先生说。


    “他很可能得了酸性病。”


    “非常有可能，布朗先生。”


    在外交部长秘书得到任何关注之前，我们肯定在那里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在独裁政权下，部长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在太子港，只有警察局长、通顿·马库特的头头和王宫护卫队队长的职位可以持久——只有他们能为下属提供安全保障。警官遣走了部长秘书，就像遣走一个跑完腿交完差的小孩，一名下士随后领着我们下楼，走进看守所内长长的走廊，这里的气味难闻得像在动物园一样。


    琼斯坐在一只倒扣的便桶上，身边铺着一张草席。他的脸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一道道膏药，右胳膊用绷带包扎好，吊在他的体侧。他已经被尽可能地收拾干净了，但他那只青肿的左眼还欠用生牛排敷一下。100他那件双排扣马甲上沾染了一小块铁锈色的血迹，让它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眼。“哎呀，哎呀，”他露出一脸快乐的微笑招呼我们，“看看这是谁来了呀。”


    “你好像一直在拒捕反抗嘛。”我说。


    “那是他们胡扯，”他爽朗地说，“你有烟吗？”


    我递给他一支烟。


    “没有过滤嘴？”


    “没有。”


    “啊，好吧，别挑剔了……我今天上午就觉得情况有好转。他们中午给了我一些豆子吃，还有个医生老兄过来照料了我一下。”


    “他们指控你什么罪名啊？”史密斯先生问。


    “罪名？”他对这个字眼好像感到很困惑，就像外交部长之前那样。


    “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琼斯先生？”


    “我还没有机会去做任何事呢。我连海关都还没出就被抓了。”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也许是弄错人了？”


    “他们还没有跟我把事情解释清楚。”他小心地碰了碰那只左眼，“我想，我的样子有点惨不忍睹吧。”


    “他们就给你这个东西当床睡？”史密斯先生愤怒地问。


    “更糟糕的地方我也睡过。”


    “在哪里？真让人难以想象……”


    他的回答很含糊，叫人难以信服：“哦，在打仗的时候，你懂的。”他又补了一句：“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的介绍信上。我知道你曾警告过我，但当时我以为你是在危言耸听——就像那个事务长一样。”


    “你从哪儿拿的介绍信？”我问。


    “一个我在利奥波德维尔101认识的人。”102


    “你在利奥波德维尔做什么？”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这人经常外出旅行的。”他这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间小牢房在他看来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像是漫长旅途中无数座机场里的一座罢了。


    “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史密斯先生说，“布朗先生已经告知了你们的代办。我们俩也见过了外交部长。保释金我们也已经交了。”


    “保释金？”他比史密斯先生更了解现实情况。他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当然，我以后会把钱还给你们。待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拿二十美元给那位警官。”


    “当然可以，”史密斯先生说，“要是你觉得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话。”


    “哦，会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把介绍信的事情澄清一下。你们身上有纸和笔吗？”


    史密斯先生把纸笔递给琼斯，他便开始写起来。“你们有没有信封？”


    “恐怕没有。”


    “那我最好把措词改一改。”他犹豫片刻，接着问我：“‘工厂’这个词用法语怎么说？”


    “Usine？”


    “我对语言向来不太在行，但我还是零星学过一点法语。”


    “在利奥波德维尔学的？”


    “请把它交给那位警官，让他代为转递上去。”


    “他会识字？”


    “我想会吧。”他站起身，把钢笔还给我们，然后用解散队伍似的礼貌口吻说道：“多谢你们俩过来看我。”


    “你还有别的约会不成？”我挖苦地问他。


    “说实话，是那些豆子在作怪了。我和便桶有个约会。如果你们能再多给我几张纸……”


    我们俩从身上找出了三个旧信封，一张已经开出收据的账单，史密斯先生的记事簿上的一两页纸，还有寄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来自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信上说他很遗憾，目前没有客户对购买太子港酒店的交易感兴趣。我还以为自己早就毁掉它了。


    “他那股精神劲儿啊，”在牢房外的走廊里，史密斯先生大声叹道，“就是你们英国人能平安撑过闪击战的力量源泉。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就算我得去求总统本人也在所不惜。”


    我看了看手中那一张折好的纸页。我认出了写在上面的名字。那是通顿·马库特组织里的一名官员。我说：“不知这件事我们该不该再多牵扯进去。”


    “我们已经牵扯进去了。”史密斯先生骄傲地说，我明白他正在想着一些我无法认同的冠冕词藻，比如人类、正义、对幸福的追求。他这位总统候选人可真不是白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