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3个月前 作者： 赫尔岑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a>——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贵族才能免费。这一切都属于不明智的措施，它们将随着俄国车轮上这个制动装置的最终覆灭而消失，与护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进历史的垃圾箱。14
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自上层，来自下层，来自南方和北方，在这里迅速汇集成一个团结的、友爱的集体。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生侮辱性的影响，像我们在英国的学校和军营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提到英国的大学，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贵族和富豪存在的。我们的大学生，如果谁要炫耀他的尊贵血统或万贯家财，他立刻会失去“火和水”15，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学生之间那些表面的隔阂来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例如，医学系位在花园的另一边，与我们的接触不如其他系那么多；而且它的学生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和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沾染了过多的西方小市民习气。至于不幸的教会中学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观念，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在僧侣的专制主义压力下长大的，饱读了修辞学和神学，羡慕我们的无拘无束，但我们对他们那种谦谦风度十分反感。16
我进了数理系，尽管我从来都不怎么爱好数学，也没有太高的天赋。我与尼克一起，跟一个教师学过数学，我们爱他是因为他会讲各种故事和笑话。这个人谈笑风生，未必会对自己的学科产生什么特殊的兴趣。他的数学知识到圆锥曲线为止，也就是刚好满足中学生进大学的需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对数学的“大学部分”从来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反复复读了十年，这就是弗朗凯尔17的《教程》。但是胸无大志，不慕名利的他，从未把这本书读完。
我选择数理系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在这个系里教的，正是在这几年，我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连串相当奇特的会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讲过了。那以后，“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后音讯杳然，后来突然传说他结婚了。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大家知道，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他还有别的子女。现在他便是与大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五十多岁了。正如古人所说，婚礼使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什么不使所有的子女这样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图，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原来他怀有一个愿望：剥夺两位兄弟的继承权。让一个儿子取得“合法地位”，这就足以达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滥，老头儿坐马车给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终于在1825年初死了。
关于他的儿子，有各种离奇的传说。据说他生性孤僻，从不与人往来，常年独自困守书斋研究化学，与显微镜朝夕相处，甚至吃饭也手不释卷，还厌恶与女性接触。这种人《聪明误》已有所介绍：
他是化学家，又是植物学家，
我们的侄少爷费奥多尔公爵，
见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们把对他父亲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从不称他侄儿，只管他叫“化学家”，这个雅号在他们口中带有贬义，表示化学根本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
他的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儿子，不仅以一个老色鬼厚颜无耻的淫荡生活侮辱了他，而且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与他争风吃醋。化学家有一次吞了鸦片，企图结束这不名誉的处境，亏得一个与他一起研究化学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亲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对儿子温和一些。
父亲死后，化学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给她们发了自由证；父亲定下的苛重租税，也被他减低了一半，还把历年的积欠一笔勾销。父亲在世时，每逢征兵，免役证是卖给仆人的，儿子却免费发给了他们。
过了大约一年半，他回莫斯科来了。我很想见见他，我为了农民爱他，也为了他的叔父们对他的敌对态度而替他鸣不平。
一天早上，一个中等身材、戴副金边眼镜的人来拜访我父亲。这人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给化学试剂灼伤了。我父亲对他爱理不理的，话中带刺；侄儿以牙还牙，不差分毫；较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谈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气和，分手时也客客气气，但彼此隐藏着敌意。我的父亲看到，他的对手同样是寸步不让的。
他们后来从未和好过。化学家很少登门探望叔父们；最后一次他与我父亲见面是在参政官故世后，他要借三万卢布买地皮。父亲没有答应，化学家大为生气，一边用手揉鼻子，一边笑着对他道：“您不用怕担风险，我有祖传的田产，我借钱是为了改善它的条件，我没有孩子，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始终没有宽恕侄儿这句狂妄的话。
我不时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在特维尔林荫道的一幢大房子里，他只住一间小房间，还有一间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另一间小房间，与他隔一条走廊。其余的屋子都空关着，保持着他父亲迁往彼得堡时的样子，丝毫未动。发黑的枝形大烛台，式样古怪的家具，各种古玩，仿佛彼得大帝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那种壁钟，仿佛来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乐椅，没有画的镜框，面朝墙壁反挂的画——这一切都随便放着，摆满了三间不生火、不点灯的大客厅。在前厅里，仆人平常就是弹托尔班琴20和吸烟（而以前他们在这儿是连呼吸和祈祷都不敢的）。一个仆人点了蜡烛，送我走过这“兵器陈列馆”21时，每次总提醒我，不要脱外套，客厅中非常冷。那些带角的奇形怪状的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反映在奇巧精致的大镜子中，随着烛光移动。地上，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剪剩的纸屑和绳子，都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沿着这些房间过去，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门，门内是炉火烧得通红的书房。化学家就在这里，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从不外出，周围堆满了书，玻璃瓶，曲颈瓶，坩埚，各种仪器。这里现在是谢瓦利埃22的显微镜的天下，空气中还有一股氯气的臭味；几年来这儿一直进行着骇人的、令人不安的试验。但从前我就出生在这间书</a>房中——我的父亲回国之后，弟兄失和之前，曾在这里寄居过几个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这幢房子里的23。两年后，化学家卖掉了它，但我仍来过几次，参加斯维尔别耶夫24的晚会，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对从不发脾气的霍米亚科夫25大发脾气。房屋翻修过了，但大门，过道，楼梯，前厅等等仍照旧，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没有变动。
化学家的日常起居更为简单，特别是夏天，这时他母亲去了莫斯科乡下，把厨师也带走了。他的听差在四点钟端了咖啡壶进来，把浓汤在壶里加水冲淡一些，放在各种毒药旁边的化学炉上煮开；然后又从小饭店买来半只松鸡和面包；这就构成了他的正餐。饭后，听差洗干净咖啡壶，让它继续执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听差又进来把沙发上的一大堆书搬开，把父亲传给他的一张虎皮取下，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被子，这样，书房就轻而易举变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厨房和餐厅一样。
从我们认识开始，化学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读书的，于是劝我抛弃“空洞的”文学，“危险而徒劳无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26关于地质变化的演讲，德-康多尔27的《植物形态学》。看到阅读对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荐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宝贝，那些仪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愿意给我当入门的向导。一讲到他的专长，他就滔滔不绝，学问渊博，谈笑风生，甚至变得很可爱，但这是猴子也办得到的。从石块到猩猩，他都有兴趣，超出这范围，他就不愿过问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只是一堆废话。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后，只是对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仅仅由于精神混乱，在另一些人则是由于愚昧无知。
他的唯物主义使我十分反感。我们父辈那种肤浅而胆怯的半伏尔泰主义，与化学家的唯物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是冷静、彻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拿破仑对他说：“康德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当即反驳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远不需要这个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已超出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瓦·圣蒂莱尔29是神秘主义者，奥凯恩30则干脆是神经病。我父亲曾以藐视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样的轻蔑合上了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说道：“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后来却因无处寻找它们，无法理解它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加枯燥乏味。他认为，人与野兽相同，对善恶不负多大责任；一切都是机体的作用，环境的作用，总之，是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而人们对它的期望往往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害怕，还天真地招认，他活了三十来岁，从未爱过一个女人。然而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却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这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受过父亲不少折磨，灾难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他对她关怀得无微不至，令人感动，尽量要让她安静地度过孤独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学方面，他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偶然吐露一点，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性反驳，他甚至不愿答复；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讲时面露微笑，侃侃而谈，仿佛一头大猎犬在跟小狮子狗玩儿，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轻轻赶开。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最使我生气，我不倦地一再发动攻击，始终未能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即过了十二年，我还多次想起化学家，也想起父亲对他的评论。不言而喻，我所反对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但是我也并不错。我已经说过，有些真理像政治权利一样，不到一定年纪是不会取得的。
化学家的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数理系；也许我还是进医学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积分只得了中等成绩，后来又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出路；不接受这种有益的营养，不对思想实行实事求是的严格训练，不接触我们周围的生活，不承认客观实际的独立性，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然还保存着僧侣的隐修室，潜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便会用愚昧的毒液侵蚀我们的全部理性。
我大学毕业前，化学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与他再度见面。我婚后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过几天，当时我父亲住在那儿。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最终和解，因为他仍为我的结婚在生我的气。
路上，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彼尔霍什科沃村下车休息，化学家已在那儿等我，还准备了午膳和两瓶香槟。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样，没有改变，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当严肃地问我：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觉得家庭生活和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还是没多大好处？”
我笑了。
“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说了下去，“您使我惊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决不敢跨出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给我说过两三门亲事，对方都不坏，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间中要出现一个女人来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烟（他吸劣等烟草），吵吵闹闹，弄得我不能安静，我便心惊胆战，宁可一辈子过独身生活。”
“我是留在这儿过夜好，还是去波克罗夫村31？”饭后我问他。
“这儿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过为您着想，您还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点钟见到令尊。要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嗯，晚上临睡前，老人家的神经一般比较虚弱，精神萎靡，他对待您大概会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与您厮杀了。”
“哈，哈，哈，我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老师又来了，”我放声大笑道，“您的指教让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时刻，那时我像歌德的华格纳那样，向您登门求救，我的唯心论一定叫您很讨厌，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训，我听了也不免气愤。”
“那以后您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不外是神经和化学成分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不再来往，看来两人都不对……尽管这样，在1846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谁之罪》第一卷已问世，我有了些名气。化学家在信上说，他很担忧，看到我把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论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与您和解了；从它们我理解了（按照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国哲学。为什么您不继续严肃的著述，却要写小说呢？”我复了他几行友好的话，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了。
如果我这些文字能让化学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经衰弱的时候躺在床上读完它们。我相信，那时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还保留着真挚而和善的回忆。
就这样，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间中的孤独日子，那跟奥加辽夫一人半公开的小声聚谈，我的身边出现了七百人的热闹家庭。两个星期我便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觉得比在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习惯了。
可是甚至在大学中，家庭的阴影还是跟踪着我：我的父亲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学，特别是我步行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躲避这位保护人，最后总算正式办成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任务的我的听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欢喜被人护送；其次，他自己也乐得到各种娱乐场所去溜达，这比待在数理系的前厅里愉快得多，在这里至多跟两个门房闲聊，彼此敬烟或独自吸烟。
为什么要派人护送我？彼得这人从年轻时起就往往接连几天喝得醉醺醺的，难道他能阻止我干什么不成？我看，父亲根本没考虑这些，他只是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这措施，它尽管毫无效用，终究是一种措施，正如人们并不信神，仍要斋戒一样。这特点属于我们传统的地主教育。七岁前，我得让人搀着手，才准上下室内的楼梯，因为那楼梯有些陡；十一岁前，我得由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用木盆给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逻辑，我这个大学生得有仆人护送，而在二十一岁前，我不准在十点半以后回家。直到流放时，我才真正获得自由，真正独立生活；如果没有流放，那套规矩说不定会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
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活跃的孩子一样，怀着满腔热诚，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毫无顾虑，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这就自然而然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我那时十七岁）。
那些明智的守则（对大家要彬彬有礼，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们一进大学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的那个思想（我们的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实现，我们将在这里播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一样，都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接近。我们深信，从这讲堂上将形成一支队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进，而我们也在这队伍中。
我们班级的年轻人是美好的。正是在这年纪，求知的渴望从我们心头一天天苏醒。教会中学的死记硬背，贵族子弟的懒散习气，同样消失了，然而德国功利主义还没有侵蚀我们，这种功利主义把人的积累知识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为了增加收成。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把科学当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头衔的捷径。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升官发财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科学兴趣还没来得及退化成空谈理论；科学不是把人与周围的苦难生活隔开，对它不加干预。这种与生活的共鸣，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我们与我们的同学在教室中公开谈论头脑中想到的一切；禁诗的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禁书被加上了注解传阅。尽管这样，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有些青年胆小怕事，他们回避，躲开，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他的母亲用皮鞭吓唬他，向他盘问马洛夫事件，他讲了一些。慈祥的妈妈（她是贵族和公爵夫人）马上求见校长，把儿子的密告作为他悔改的证明。这引起了公愤，人人责备他，终于使他没读完这一学年就退学了。
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闭，它是值得在这里谈一下的。
马洛夫是政治系一个愚蠢粗暴、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藐视他，嘲笑他。
有一次学监在政治系的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
“除了马洛夫有九位。”学生回答。
就是这个应该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对学生越来越凶恶了，学生决定驱逐他。他们商量好以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要我带领后备部队支援他们。我当即进行动员，号召向马洛夫开战。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了，我们到达政治系教室时，马洛夫已在讲课，他看到了我们。
每个学生脸上同样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讲一句粗暴的话。但担心很快过去了。挤得满满的课堂很不安静，到处是压低了嗓音的嗡嗡声。马洛夫开始训话，出现了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们像一群马，是用脚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大跑和小跑来思想的。于是教室中沸腾了，啸叫和嘘声响成一片，喊声不绝：“叫他滚，滚！赶走他！34”马洛夫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拼命想叫大家安静，可是办不到，学生跳到了座位上。马洛夫悄悄走下讲台，缩紧脑瓜，挤出了教室。全班学生跟在后面，穿过学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从后面把他的胶皮套鞋扔给了他。最后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校务委员会慌了手脚，只得说服学区总监把事件私下了结，找几个闹事的学生或其他人关几天禁闭算了。这不失为明智的措施，否则，很可能皇上会派一个侍从武官来处理这事，侍从武官为了得十字勋章，势必把这事说成阴谋叛乱或暴动等等，建议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后由皇上恩赦，改为在兵营当兵。现在看见罪行已受到惩罚，德行已获得胜利，皇上于是下旨批准了学生的要求，罢免了教授。我们把马洛夫赶到校门口，他却把他赶到了校门外。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向来是败者必然倒霉35，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埋怨他。
这样，处理开始了。第二天饭后，校长室的门房慢吞吞走来找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学生给他酒钱，他总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误，真正当作供他喝酒的钱，因此平常喝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他从大衣袖头翻出一张字条，说这是“教长”交给他的，要我晚上七时去见他。接着，一个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学生，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来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样的请柬，成了我带去的那些倒霉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一开口就大骂我害了他，然后要我出主意，他该怎么讲。
“对一切尽量抵赖，矢口否认，只承认一点：吵闹的时候您也在教室中。”
“校长会问，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教室里，要跑到政治系去？”
“怎么为什么？您难道不知道，罗季翁·海曼36没有来上课，您为了不愿浪费时间，去听别的课了。”
“他不会相信。”
“信不信是他的事。”
我们走进大学院子的时候，我看看男爵：胖胖的面颊非常苍白，总之情况不妙。
“听着，”我说，“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从您开始，一定从我开始；您只要换个方式照搬我的话好了。事实上您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要忘记：为了闹事和撒谎，您至多给关几天禁闭；但是如果您胡说八道，在我面前牵连别人，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您不得安生。”
男爵应允了，忠实履行了诺言。
那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布斯基37，一个典型的老古董，说得准确些，是莫斯科大火前，即1812年以前的老教授之一。这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一般说来，随着奥博连斯基公爵之离开学区总监的位置，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学区对大学放任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校不到校，都悉听尊便；学生到校也不穿轻骑兵军装似的制服，却打扮得奇形怪状，花花绿绿，戴着小鸭舌帽，连那一头少女似的鬈发也遮不住。教授分成两派，或者两类，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派完全是德国人，另一派是非德国人。德国人中包括一些善良而学识渊博的教授，例如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海姆本人38，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懂或不愿懂俄语，对学生漠不关心，满脑袋西方的雇佣思想，墨守成规，漫无节制地吸雪茄，胸前挂满十字勋章，从不取下。非德国人方面，他们除了俄语，不懂其他任何（活的）语言，国粹第一，迂阔浅薄，除了梅尔兹利亚科夫39一人，都没有地位，他们不是无节制地吸雪茄，却是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毕业于格丁根大学40，非德国人大多出身于教士家庭。
德维古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道貌岸然，据说有一个教会中学出身的学生来拿表格，竟然走到他面前请他给他祝福，还一直称他“校长神父”。然而另一个主要只受过世俗教育的学生，却把他画成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猫头鹰。他不时到我们教室来，陪伴他的有时是系主任丘马科夫，有时是科捷利尼茨基41（他是管那只标明“医药用品”的柜子的，这只柜子不知为什么一直放在数理系教室里），有时是赖斯（他是因为他的叔父精通化学，才从德国聘来的，他上课用法语，把“灯心”念成“棉花棒”，把“毒品”念成“鱼”，而“闪电”一词的发音简直不知所云，以致许多人以为他在骂人）。这伙人一到，我们便睁大眼睛看他们，像看一堆刚出土的文物，阿本塞拉吉人42的末代子孙。他们是另一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离特列季亚科夫斯基43和科斯特罗夫44比离我们更近；那是读赫拉斯科夫45和克尼亚日宁46的作品的时代，好好先生狄尔泰47教授的时代；这个狄尔泰养过两只狗，一只经常叫，另一只从来不叫，因而他非常公正地称前者为“多嘴婆娘”，后者为“怕死婆娘”。
但德维古布斯基决不是好好先生，他对我们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无礼貌，男爵也如法炮制，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上校委会听候处置。我们在那里受了半小时的盘问、审讯，处分办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
回到班级，我把学校最高法庭的审问表演给同学看，可我还没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课开始前，学监（当过俄军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员）带着军士，手拿命令光临了：我被判处禁闭。一部分同学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显然，我不是头一个给带走的。我们经过时，大家招手，挥帽子，校警向后推开他们，但他们不走。
牢房设在肮脏的地下室，我到达时那里已关着两个人：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和罗森海姆关在另一间屋子，48一共六人因马洛夫事件受到惩罚。只准我们吃面包和水，校长送来一些汤，我们拒绝了，这做得很对；天刚黑，学校中没有人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干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来了。门岗很生气，唠唠叨叨，但拿到了几个钱，便把食物送了进来。半夜后，他走远一些，让几个同学进屋探望我们。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夜间吃喝，白天睡觉。
学区副总监帕宁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贯忠于自己近卫骑兵的习惯，一天夜间忽然想要巡视大学地下室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在一张椅子下点亮蜡烛，免得外边看见亮光，动手吃我们的夜间早餐，外屋蓦地响起了敲门声，不是那种要求看守开门的轻轻叩击，那种不是怕人听不到、倒是怕人听到的声音。不，这是权威的敲门声，是命令开门。守兵愣住了，我们赶紧把瓶子和几个同学藏进小储藏室，吹灭蜡烛，奔回各自的铺位。帕宁进来了。
“你们大概在吸烟吧？”他说，与打着灯笼、跟在背后的学监从浓浓的烟雾中露了出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给的？”
守兵发誓没给。我们回答，我们身边带有火绒。学监答应把火绒和雪茄全部没收，帕宁便走了，没有发觉帽子的数目超过人数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学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关到星期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要求学监让我留下。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我，姿态优美，神色威严，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愤怒的。他说了一句：“那您就待着吧。”便走了。最后这一越轨行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责备，比整个事件更多。
这样，我头一次不在父母家中过夜，而是睡在禁闭室中。不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这已是后话。
从此我在班级中获得了普遍的喜爱。本来大家公认我是好学生，马洛夫事件后，我像果戈理笔下的著名夫人49一样，成了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好学生。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得很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另一方面，卡切诺夫斯基51那样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教授们曾以自己的讲课帮助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韦林52和皮罗戈夫53等人的成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长眠在九泉之下了。
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怪物，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人物——从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马科夫到加夫里尔·米亚赫科夫54，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前者把普安索55教科书中的公式生搬硬套，以地主阶级随心所欲的特权任意增减字母，还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后者教的是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学——战术，由于经常与英雄事物打交道，他本人也具有了整齐的军人外表：纽扣直扣到咽喉上，领带没一丝皱纹；他讲课时像喊口令似的。
“诸位！”他大喊道，“注意，炮兵部队！”
这不是说他在指挥炮兵部队，不过是讲义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多么可惜，尼古拉没有视察过莫斯科大学，如果他看到米亚赫科夫，一定会提拔他当学区总监的。
至于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赖斯，这位先生讲的化学从没超出化学三大元素中第二个大元素氢的范围！他当上化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学问。叶卡捷琳娜皇朝末期，俄国去聘请这位老人，老头儿不肯来，便推荐了侄儿代替他……
我们一共念了四年大学，因为霍乱流行时期，学校整整停课一个学期。这四年中最大的事件便是霍乱，洪堡56的莅临和乌瓦罗夫57的来访。
洪堡从乌拉尔回来时，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在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和省长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科学，也不研究非自然科学的人。洪堡是普鲁士国王的宫廷大臣，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58，他的声望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他登上过琴博腊索山峰59，居住过桑苏西宫60，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百般奉承，自叹不如，把每一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原因在于我们给唬住了，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籍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61的结节特别发达。
德拉姆勋爵62有一次说：“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是真正的辉格党人，具有辉格党人的灵魂。”
德·弗·戈利岑公爵是可敬的俄国贵族，但他怎么会是“辉格党人”，根据何在，这我就不明白了。事实不过是：公爵到了晚年，想讨好德拉姆，因此把自己打扮成辉格党人。
在莫斯科和大学中，对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总督，各种军政和非军政要员，枢密官，全都出席了，他们肩披绶带，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们也威风凛凛，身挂佩剑，腋下夹着三角帽。洪堡根本没料到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纽扣的藏青燕尾服来了，结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从门口到自然科学家协会的礼堂，到处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洪堡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相信，他接触过的所有那些深红皮肤和青铜色皮肤的野蛮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么使他暗暗叫苦不迭。
他走进礼堂，刚刚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萨列夫总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表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阁下的丰功伟绩。接着，“军官”谢尔盖·格林卡63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诗歌，它是这么开始的：
洪堡——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谈一下他对磁针的观察，把他在乌拉尔所做的气象记录，与莫斯科人核对。可是校长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发编结的古玩，请他鉴赏……艾伦伯格与罗泽65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讲了一下他们的发现。66
在非官方场合，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后，莫斯科社交界对李斯</a>特67的欢迎就一模一样。不错，德国人也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们这儿性质完全不同。在德国，那是老处女的兴奋情绪，感伤心理，是撒鲜花68；在我们这儿却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附庸风雅，是“久仰，久仰”。不仅如此，在这些捧场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闺阁名媛们包围着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帽子……大家只听李斯特一人讲话，只与他一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我记得，一次晚会上，霍米亚科夫为我们可敬的公众红了脸，对我说：
“让我们来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吧，好叫李斯特知道，这屋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给他迷住了。”
我们的夫人们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国妇女也这么挤来挤去凑热闹，站在一些名流面前问长问短，例如科苏特69，还有加里波第70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谁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什么优美的风度，他活该倒霉！
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只是他不是从朱庇特71那儿，而是从人那儿窃走了光。这个普罗米修斯没有得到格林卡的讴歌，但是普希金为他写过致卢库卢斯的书翰诗72，此公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那时还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语言之多，知识之广博，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作为真正的学店老板，他通晓各门学科的样品，它们的牌号标记，或者不如说皮毛。在亚历山大皇朝时期，他用法文写过一些自由主义小册子，后来又与歌德用德文通信，讨论希腊文化。当上大臣之后，他大谈4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卡切诺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时我们的祖先正在与熊搏斗，还谈不到讴歌萨莫色雷斯岛73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随身携带，当作营业执照。在信上，歌德对他作了极为有趣的赞美：“您不必为您的文体表示歉意：您达到了我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这位当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74，发明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他命令选拔优秀学生代替教授讲课，哪门课学得好就讲哪门，每人一课。系主任当然挑选最大胆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继续了整整一周。学生必须对自己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作好充分准备，由系主任抽签决定谁讲什么。乌瓦罗夫请来了全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们，总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我预定要在洛韦茨基75面前讲矿物学——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人兰热隆在哪儿！
我们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儿！
你已经不在人世，
你也已不见踪影！76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77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时候，听众已经有些困了；两堂莫名其妙的数学课，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一些，讲课的学生得有“善于表达的舌头”。谢普金78指了指我。
我走上讲台。洛韦茨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两手搭在膝上，像门农或俄赛里斯79，但心中在担忧……我小声对他说：
“我能在您面前讲课，感到很荣幸，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战士出征的时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动，没有看我。
我差点笑出声音，但抬头向前一望，眼睛就发花了，我觉得脸色发白，舌头干燥。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可现在课堂上坐满了同学，他们都对我抱着希望。在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着一排“社会名流”，还有本系的全体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题目，声音很不自然：“关于结晶，它的条件、规律和形态。”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a>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1612年它在血泊中与俄罗斯结合91，1812年的战火更使它们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头，因为俄国的未来握在他残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怀着怨恨和蔑视，在自己的城墙内接待那个被丈夫的鲜血染红的女人92，那个不知悔改的麦克白夫人93，不属于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兰修·博尔吉亚94，德国种的俄国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紧眉头，噘起嘴唇，悄悄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是紧锁双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罗夫城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烟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习惯独自走进别国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没有向他低头，95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送给他的是一场大火。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变得情绪激昂，充满活力了！
1830年8月我们去瓦西里耶夫庄园，照例在彼尔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饭，喂了马，再继续赶路。巴凯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声“走！”突然一个人骑了马飞驰而来，做手势要我们停下。这是参政官的前导马驭者，他满身灰尘，汗流浃背，从马上一跃而下，递给我父亲一封信。这封信带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两份《辩论日报》97附在信内，我把它们读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这时我在乡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体刚隐没在圣卢德宫的雾影中，比利时燃烧起来了99，“平民国王”100的宝座开始动摇，一股热烈的革命气息吹进了舆论和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一切重又成了宣传和斗争的工具。
法国革命戏剧的舞台装置和布景，那时的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谁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对年轻一代的强烈影响，他不妨听一下海涅的话。海涅在赫尔戈兰岛听到这事后写道：“异教的大神潘死了。”101这不是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正如十八岁的我们一样，被它所吸引，为它而陶醉。
我们密切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注视着震惊人心的问题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视着拉斐德将军和拉马克将军102；我们不仅熟知，而且热爱当时的一切活动家（当然是激进的活动家），珍藏着他们的肖像，从马纽埃尔和邦雅曼·贡斯当起，到杜邦·德雷尔和阿芒·卡雷尔为止103，都在我们的关心之中。
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突然一声巨响，像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传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这已经并不遥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噙着热泪，互相凝望，反复吟哦心爱的诗句：
不，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04
我们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欢呼，不相信波兰人的失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画像。
就在这时期，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他的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贵族为他举行一次舞会，我正好站在大厅上面的回廊中，可以尽量观察他。他那时还没留胡髭，相貌显得年轻，但是与加冕典礼时相比，脸部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站在圆柱旁边，凶恶地、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可是没有看任何人。他瘦了。从这张脸上，从这对铅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以至俄国的命运。他觉得震惊，害怕，他怀疑107王位的巩固，准备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虑进行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把郁积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了。不久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从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开始收紧了。1832年，我们系的一个波兰学生突然失踪。他是靠官费派来求学的，因此违反他本人的志愿，给安排在我们班上。我们认识他以后，发现他为人谦逊，性情忧郁，我们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尖刻的话，但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软弱的话。一天早晨他没来上课，第二天也没来。我们开始打听，官费生们暗中告诉我们，夜里有人找他，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又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议论这事。一切便这么结束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此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08
过了几个月，教室中突然传出消息：夜里几个同学被捕了，他们中间有科斯捷涅茨基，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等。我与他们很熟，这都是相当好的青年。科尔列伊夫是新教牧师家庭出身，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为了审问他们，成立了军法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已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将遭遇的一切，但开头他们也杳无音讯。一场摧毁新生幼苗的风暴正在到来。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它的临近，还听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紧了。
危险使我们兴奋的神经更加激昂，使我们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间的爱也更炽热了。我们起先一共五个人109，就在这时我们又认识了帕谢克110。
对我们说来，瓦季姆身上有许多新东西。我们大家只有细小的差别，每人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什么也不知道，读的是相同的书，接受的是同样一些教师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学宿舍中长大。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是流放到那里的，他从小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亲，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长大，经常饥寒交迫，但是无拘无束，十分自由。西伯利亚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这是与我们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绝不那么庸俗和浅薄，相反，具有较强的体魄和较成熟的毅力。与我们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属于另一类型，与我们的不一样，那是巨人式的，有些显得桀骜不驯；对苦难生活的贵族式蔑视，在他身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对别人完全能真诚相爱，也能不惜一切地献出自己。他无所畏惧，甚至有些冒失。单凭出生在西伯利亚，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长大这一点，他就比我们高出一头，因为他不怕西伯利亚。
瓦季姆从父亲的血液中带来了对专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与我们一见面，就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我们很快接近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在我们的圈子里，本来不存在客套和所谓适当的谨慎这类东西。
“凯切尔112这人你听到很多了，你想认识他吗？”瓦季姆对我说。
“当然想。”
“明天你来，晚上七点，但不要迟到，他会来找我。”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一个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张脸是富有表情的，眼镜后射出威严而善良的目光。我取了一本书，他也取了一本书。
“您……您是赫尔岑吧？”他说，一边打开了书。
“是的，您是凯切尔？”
谈话开始了，我们越谈越起劲……
“对不起，”凯切尔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请原谅，请用‘你’称呼我。”
“让我们都用你。”
从这个时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们就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也是从这个时刻起，凯切尔的愤怒和慈爱，笑容和叫喊声，在我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现了。
与瓦季姆的结识，给我们的“扎波罗热营地”113带来了新的因素。
我们像以前一样，大多在奥加辽夫家集会。他的父亲在乡下养病，长期住在奔萨省的田庄上。他独自住在家中底层，他的家在尼基塔门附近，离大学不远，大家特别喜欢到那里去。奥加辽夫有一种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只要这些原子之间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为它们结合的第一根磁针。他这样的人不论出现在哪里，总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体的心脏。
他的房间明亮，舒适，糊着金黄条纹的朱红壁纸。屋里终日弥漫着雪茄的烟雾，热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我想说其他食物和饮料，但只得住口，因为除了干酪，几乎什么食物也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大学生化的地方，我们通宵辩论，有时通宵喝酒。可现在除了它，又有一处地方越来越变得可爱了，我们在那里几乎是头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义。
我们谈话时，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他离开姊妹和母亲太久，便会感到寂寞。我们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同学的友谊中，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们更重要。
他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家。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临过的痕迹，它昨天刚从西伯利亚归来，受尽了灾难和折磨，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这不是每一个受难者都能做到的，只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经得起考验的人才会这样。
这家的父亲在保罗一世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关在施吕瑟尔堡，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永久居住。亚历山大赦回了几千名被疯狂的父亲放逐的人，却忘了帕谢克。他是另一个帕谢克的侄儿，那人因参与杀害彼得三世有功，后来在波兰各省当总督114。帕谢克有权索回已被别人侵占的一部分遗产，这些别人便设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亚。
关在施吕瑟尔堡时，帕谢克娶了当地警备部队一位军官的女儿。年轻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没有被流放吓住。起先他们在西伯利亚艰苦度日，变卖了所有的杂物，但是可怕的贫困还是不可抗拒地到来，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穷苦，劳累，缺少寒衣，有时还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们终于熬过来了，养大了一大群小狮子。父亲传给他们坚强不屈的高傲性格，对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难经</a>历讲给他们听，以自己作榜样教育他们，而母亲靠自我牺牲和辛酸的眼泪哺育了他们。姊妹们的英勇坚定，不亚于弟兄们。我们可以大胆使用这句话：这是一个英雄的家庭。他们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们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始终高昂着头，没有屈服。
在西伯利亚，三个姊妹只有一双鞋；她们出门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们的寒碜样子。
1826年初，帕谢克获得了回俄国115的许可。这时是冬季。这么一家人，没有外套，没有钱，要从托博尔斯克省动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流放期满之后仍待在原地是更难忍受的。这些人历尽艰辛，在漫长的道路上跋涉；一个农妇在母亲患病期间，给一个孩子喂过奶，现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几个钱，供他们作路费，只要求带她一起走。驿站让他们免费搭车，或者只付很少的钱，把他们送到了俄国边境。一家人几个坐车，几个步行，年轻的轮流走路。就这样，他们穿过冰天雪地，越过乌拉尔岭，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饥饿。
政府赦回了帕谢克一家，但没有想到发还他们的家产。多年的劳累穷困摧残了父亲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
当时尼古拉正在庆祝登基大典，宴会接连不断，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厅，到处张灯结彩，盛装艳服……两个姐姐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写了一份给尼古拉的申请书，陈述</a>家庭的困难，要求重新审查案件，发还庄园。早晨，她们偷偷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前面，等候“万众钦仰、奉天加冕”的皇上。当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时，两个姑娘悄悄跨前几步，举起申请书。他扬长而过，装作并未看见；一个侍从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进了看守所。
尼古拉当时才三十来岁，已能这么无动于衷。这样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纳员和庶务员的性格。我常在邮局的营业员、戏院和火车的售票员身上，发现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精神，这些人经常受到干扰，每分钟都有人打搅，他们才需要学会这套本领，对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这位专制政权的司务长干吗也要学这一套，为什么他不能耽搁一分钟的时间呢？
两个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们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泪要求警察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家里不见她们回去，必定惊慌不安。那份申请从此没有下文。
父亲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够了苦，死了，留下几个孩子和母亲一天天挣扎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也越勤奋；三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得了学位。两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两个成了杰出的数学家，一个进了海军，一个当了工程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课，节衣缩食，挣钱寄回家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老母亲，她穿件黑罩衫，戴顶白包发帽，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从外表看，她比实际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轻一些，显得那么亲切，仁慈，温厚，这是一双流过太多泪水的眼睛。她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她的财富，她的荣誉和她的青春……她经常向我们反复念他们的信，怀着神圣深厚的感情谈论他们，声音轻轻的，有时不太平静，由于克制着眼泪，有些发抖。
每逢他们全家在莫斯科团聚，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尽管吃的是家常便饭，老太太还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边打转，忙这忙那，有时站住一会儿，端详一下自己的年轻人，神态那么自豪，那么幸福，然后抬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他们多么好呀，难道不是吗？”这时我多么想扑在她的颈上，吻她的手啊！何况即使从外表看，他们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这时她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么一次吃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之内她失掉了三个最大的儿子116。一个是在胜利和赞美声中光荣牺牲的，甚至敌人也表示钦佩，然而那是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位年轻的将军是在达尔戈附近作战时被切尔克斯人杀死的。桂冠不能医治母亲的心……另外两个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国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终于摧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啊！
瓦季姆死于1843年2月，他临终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难以泯灭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没有道德和正义可言的盲目性。
死前十年，瓦季姆与我的表姐117结了婚。我是婚礼中的男傧相。结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疏远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并不顺利，事业也毫无进展。我们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尔科夫，那里有一所大学聘他任教。他的离开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运，但他的名字没有逃过警察的耳朵。大学把他解聘了。学区副总监向他承认，他们收到了公文，根据这公文，政府知道他与不法分子有联系，因此不能聘他教课。
瓦季姆失业了。失业就是失去面包，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我们被流放了。跟我们来往的人是危险的。贫困痛苦的年代临到了他头上；为了勉强糊口，他战斗了七年，与粗暴残忍的人打交道，受尽侮辱，而朋友远隔万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帮助。充沛的精力就这样消耗完了。
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们的钱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来个卢布，但怎么也弄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铺再也不肯赊账，非付现钱不可。我们老是担心，明天孩子们吃什么？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筹莫展，后来站起来，拿了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后，我扑在床上痛哭，哭得很伤心，后来开始考虑怎么办；一切稍微值钱的东西（戒指、汤匙之类）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条出路：去找我娘家，恳求他们那傲慢冷漠的援助。这时，瓦季姆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走到了彼得罗夫林荫道。路过希里亚耶夫118的铺子时，他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思想：他的书有没有卖掉一本？五天前他去问过，但一无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进店堂，希里亚耶夫一见他便说：‘您来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来，您的书卖了三百卢布，您要用钱吗？’希里亚耶夫数了十五个金币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疯似的，一见饭店便进去买食物，还买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气活现坐了出租马车回家了。我那时正在剩下的清汤中掺水，预备给孩子吃，也留一些给他，骗他说我已吃过，谁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时候那样，高高兴兴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哭了，再也说不下去……
流放回来之后，我在彼得堡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发现他变得多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没有放下佩剑的战士，感到自己已遍体鳞伤。他显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眼睛无神地望着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也是这样；他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科尔列夫的被赦120——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罗斯生活发展的结果。
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发现他患了肺病——这种骇人的疾病，我还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发觉，他的思维能力衰退了，减弱了，仿佛蜡烛即将熄灭，屋子变得昏暗无光了。不久他的谈吐枯涩了，要费很大力气寻找词句，往往只能发出几个近似的语音，后来他几乎不再讲话，只关心自己的药，问一声是不是该吃药了。
2月一个夜间，三时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见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报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认不出我，又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带到他面前，他看看他们，似乎也不认识。他的喘息变得困难了，安静几分钟以后，他突然带着嘶叫发出了一声长叹；附近的教堂这时传来了钟声，瓦季姆静静听着，说道：“现在是晨祷的时候啦。”从此他再没讲一句话……妻子跪在死者的床边啼泣；一个忠厚善良的大学同学最近一直在帮忙照料他，这时赶紧搬开放药的桌子，卷起窗帷……我走出房间，院子里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阳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现了什么喜事。我去选购棺材了。
我回来时，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小屋；按照俄国习俗，死者给移到了客厅桌上，稍远处坐着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122，正含着眼泪用铅笔勾下他的遗容。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着手，露出无尽的忧伤，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术家都塑造不出这么崇高而深刻的《哀悼》。这女人年纪不轻了，但还保持着一种严峻端庄的美；她披着一件银鼠皮镶里的黑丝绒长斗篷，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停在门口。
静寂持续了两三分钟，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额上重重吻了一下，说道：“永别了！永别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里屋。拉布斯还在画，向我点点头；我们不想讲话，我默默坐到窗边。
这妇人是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尔·切尔内绍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123。
西蒙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尔希杰克主动提出，要让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尔希杰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热的分裂派教徒，后来皈依正教，当了修士，成为修道院长，最后当了修士大司祭。尽管这样，他仍保持着木匠的本色，就是说没有失去良心、宽阔的肩膀和红润健康的脸色。他认识瓦季姆，重视他对莫斯科历史所作的研究。
死者的遗体抬到修道院门口，大门开了，梅尔希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忧郁的赞美诗，把受难者的简陋灵枢</a>迎进了墓园。离瓦季姆的坟墓不远，安眠着我们所宝贵的另一个人的遗骸，那便是韦涅维季诺夫124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他历尽风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命运对此还不满足。真的，为什么年老的妈妈如此命长？她看到了流放的终结，看到了孩子们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世上无持久的幸福，正如没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奥米德战死后几个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受尽折磨的身体支持不了。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已是最年长的一个。
这三具棺木，三个朋友，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黑影；送殡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笼罩了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正如后来之于我们，将来之于彼得拉舍夫斯基125小组成员一样）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为此他们被送往奥连堡当兵。一个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孙古罗夫126。他已经毕业，踏进社会，结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之后，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团体的一切企图事实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贫乏，目的之不明确，说明必须采取其他途径——内部的准备工作。事情确实如此。
但是在理论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着千百名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弗拉基米尔大道127，看着农奴制度的现状，看着一位名叫拉什克维奇的将军在霍登广场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能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来自没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那种认为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人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谜128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单。蓝色的猫129玩弄老鼠的第一场戏就这么开始了。
判罪之后，年轻人得押送到奥伦堡，他们没有车坐，也没有足够的寒衣，于是奥加辽夫在我们的小组内，伊·基列耶夫斯基130在自己的小组内进行募捐。所有判刑的人都没有钱。基列耶夫斯基把募集的钱送交城防司令斯塔阿尔131，这个好心的老头儿，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斯塔阿尔答应转交款子，问基列耶夫斯基：
“这些纸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单和账单。”基列耶夫斯基回答。
“您相信我会转交钱吗？”老头儿问。
“这是不容怀疑的。”
“我想，那些捐钱的人也是信任您的。那么，我们保留他们的名单有什么必要呢。”斯塔阿尔一边说，一边把名单投进了火中。不言而喻，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辽夫是自己把钱送往兵营的，这也很顺利。但是青年们到了奥伦堡想向同学道谢，又不敢通过邮局寄信。有个官员要上莫斯科，他们便利用这机会托他捎信。官员没有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向皇上表明他的耿耿忠心，便把信呈交了莫斯科宪兵司令。
宪兵司令本来是亚·亚·沃尔科夫，后来他以为波兰人要扶他登上波兰王位，把他吓疯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亚盖洛王朝132的王位把一个宪兵司令吓疯了！），现在已由列索夫斯基接替。列索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并不凶恶，也不算坏，只是由于赌博，也由于与一个法国女戏子勾搭，花光了家产，才不得不做出明智的抉择，坐上了莫斯科宪兵司令的交椅，免得坐进莫斯科的监牢。
列索夫斯基传讯了奥加辽夫、凯切尔、萨京、瓦季姆、伊·奥博连斯基133等人，责备他们与国事犯保持联系。奥加辽夫指出，他没写信给谁，即使有人写信给他，他也不会回信，何况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于是列索夫斯基回答道：
“你们为他们募捐，这更坏。这是第一次，皇上宽大为怀，饶恕你们，只是，各位先生，我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今后要注意一些。”
列索夫斯基看了大家一遍，把含有深意的目光停留在凯切尔身上，他比大家长得高，年纪也大一些，还神气活现地扬起了眉毛，于是列索夫斯基又道：
“亲爱的先生，处在您的地位，您怎么不知害羞呢？”
仿佛凯切尔那时是俄国纹章局大臣似的，其实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县医师。
我没有被请去，大概信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威胁成了我们的官衔，我们的光荣，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只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我们似乎为了便于警察未来的监视，统统仿效卡尔·桑德134，戴上丝绒小帽，围上了三色围巾135！
舒宾斯基上校136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迈着轻柔的步子，向列索夫斯基的位置上爬，因此紧紧抓住了他对我们“软弱无力”这一点，要利用我们作他升官的台阶之一——我们也确实给他利用了。
但是首先，我得就孙古罗夫及其同伴们的命运，再讲几句话。
科尔列夫在奥伦堡当兵，十年之后尼古拉把他赦回了。尼古拉是因为他得了肺病才赦免他的，正如波列扎耶夫因为得了肺病才被提升为军官，别斯图热夫137因为死了才被授予十字勋章。科尔列夫回到莫斯科不久，便在饱经忧患的老父怀中与世长辞了。
科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立了功，升了军官。安东诺维奇也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不能相比，可怕得多。流放途中，走到第一站麻雀山时，孙古罗夫要求军官让他出外透透空气，因为屋里太闷，挤满了犯人。军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亲自跟他在路上散步。孙古罗夫挑一个适当的时机，从路上一溜烟跑了。看来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因而得以摆脱军官的追寻。但是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眼看无法逃走，便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宪兵把他送回莫斯科时，他还在流血，昏迷不醒。
倒霉的军官受了处分，降为士兵。
孙古罗夫没有死。他再度受了审判，但这次已不是政治犯，而是逃犯，被剃光了半边头发。这个独特的办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学来的，用以防止逃跑，它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立法者根本不把人的尊严放在眼里。除了仪表上的侮辱，他还被判在监狱内接受一次鞭打。这有没有执行，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便给送往涅尔琴斯克矿上做苦工了。
他的名字又在我耳边响起过一次，以后才完全消失。
在维亚特卡时，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同学，他是医生，出外看病，路过这里。我们谈起往事和一些老朋友。
“我的天，”医生说，“您猜，我来这儿时遇到了谁？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我坐在驿站等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送囚犯的军官带了一批犯人进屋取暖。我与他攀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医生，要我到羁押站去看一个犯人，那人病得很重，但不知是真病还是装病。我去了，当然，我打定主意，不论情况如何，我得证明犯人确实病了。小小的羁押站挤了八十来人，用铁链锁着，有的剃了头发，有的没剃，还有女人，孩子。军官一进屋，大家让开了，我看到墙角里肮脏的地上，一个人穿了流放犯的长袍缩成一团，躺在一堆干草中。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不用说谎，这个不幸的人确实在发高烧；他很瘦，监禁和长途跋涉已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的头发剃了一半，满脸胡髭，样子是可怕的，眼睛没有目的地转动着；他一直叫要喝水。
“‘老兄，怎么样，不好过吧？’我对病人说，回头对军官道：‘他不能走路。’
“病人把眼睛盯住了我看，一边叨咕：‘这是您？’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啦。’他又说，那声音像刀子似的划过我的心口。
“‘对不起，’我对他说，握住他干燥火烫的手，‘我记不起来。’
“‘我是孙古罗夫，’他回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又说一遍，摇了摇头。
“那么有没有让他留下呢？”我问。
“没有，然而让他坐了车。”
在我写下这些以后，我才知道，孙古罗夫已在涅尔琴斯克去世了。他的家产，包括莫斯科附近勃隆尼茨县的二百五十名农奴，以及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四百名农奴，都被没收，抵充审问期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狱中的生活费用。他的家庭给毁了，当然这是逐步消灭的：孙古罗夫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抓进普列契斯钦警察分局，关了六个月，一个吃奶的孩子在那儿死了！让尼古拉皇朝世世代代受到诅咒吧，阿门！
1?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一卷。
2?见本书第一章。
3?从1809至1834年，俄国大学中由一些教授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凡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希望获得八等文官官衔的官员，可参加委员会的基本学科考试（数理、语文、道德、政治及法律等系），考试及格的，可得相应的证书，证明该官员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各大学为帮助这些准备参加委员会考试的官员，开设了夜校。
4?在意大利南部，是罗马向南进军的必经之路。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此大败于萨谟奈人（古意大利民族）。因此卡沃丁岔路成了失败或死胡同的同义语。
5?本肯多夫作为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长官，也是秘密警察的头子，秘密警察身穿蓝制服。
6?波列扎耶夫（1804—1838），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写诗被沙皇送入兵营，关于他的事见本卷末的增补《亚·波列扎耶夫》。
7?皮萨列夫（1780—1848），俄国作家，本为少将，驻在长卢加。“卡卢加之夜”原为驻该地第二掷弹兵师军官组织的文学晚会，后来皮萨列夫把这些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取名为《卡卢加之夜》。皮萨列夫于1825至1830年任莫斯科学区总监。
8?科斯捷涅茨基（1811—1885），莫斯科大学学生，因参加孙古罗夫小组被捕。他和他的同学写过一些反政府传单，后来这些人便被判在高加索当兵。
9?克里特斯基弟兄共三人，其中两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对着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咒骂，并挖去了肖像上的眼睛，因而被捕，后来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但半身塑像的事属于另一个人，这人砍碎了沙皇的塑像，并声称要把“俄国的一切沙皇照此办理”。
10?戈利岑公爵家是俄国一个大家族，本书中提到过好几个戈利岑公爵。这个戈利岑公爵（1774—1859）后来曾担任赫尔岑案件的审讯委员会主席。
11?指圣母马利亚不经受精而怀孕，生下耶稣，这是神学中的术语，是违反科学原理的。
12?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颁布的护照法，它对出国作了进一步限制，如规定出国者必须年满二十五岁等等。
13?尼古拉为推行东正教做统治工具，曾不断颁布法令迫害其他教派，强使非东正教信徒改奉东正教，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信仰基督教。
14?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件事也是“难忘的”尼古拉的德政。育婴堂和社会救济机关构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最好的纪念之一。靠信贷银行从贷出的资金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息，维持养老院、育婴堂和医院的开支，这设想本身是相当聪明的。这些机构建立后，抵押银行和衙门发财了；孤儿院和慈善机关繁荣一时，但这是在贪官污吏的盗窃活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的。孤儿院收养的儿童，一部分留在那里，一部分送到乡下，给了农民。后者从此就成了农民，前者则在孤儿院内接受教育。其中最有才能的，再被挑选出来，继续接受中学教育，较差的则被送去当艺徒，或者进技工学校。女孩子也如此，一部分给分配学针线活计，另一部分送去当保姆，最有才能的则可以当训育员或家庭教师。一切都安排得再好没有。但是尼古拉也对这些机构施加了沉重的打击。据说，皇后有一次在一位亲信大臣府上遇见了这家孩子的女教师，与她谈了话，对她很满意，问她是在哪里受的教育。那女子回答，她是“孤儿院的寄宿生出身”。大家以为，皇后会因此嘉奖孤儿院的负责人。谁知不然，这反而给了他口实，认为给被遗弃的子女受这样的教育，是不成体统的。过了几个月，尼古拉便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提升成了尉官遗族学校，就是说不准再把收养的儿童编入这些班级，而用尉官的子弟代替了他们。他甚至还想出了更彻底的办法：禁止外省的慈善机关收容出生的婴孩。这英明措施的最好注释可以在司法部报告的“杀婴”栏中找到。——作者注按：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曾下令各地设立孤儿院和其他救济机关。它们本靠捐款维持，后来政府拨出了少量税收，交银行贷放，用它的利息维持这些机构的开支。这些救济机构黑幕重重，成了官吏们的肥缺。尼古拉一世于1828年下令撤销了各地的孤儿院和社会救济厅，只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还保留着它们。1837年，他又下令把孤儿院的高级班改成了尉官子弟学校。
15?在古罗马往往对犯罪的人实施一种特别的刑罚：不准他使用水和火，而这是生活所必需的，这样迫使他只得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16?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改变；我最近听到的有关神学院，甚至教会中学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言而喻，这不是学校当局造成的，而是学生的精神变了。——作者注
17?弗朗凯尔（1773—1849），法国数学家，他的《纯粹数学教程》曾被译成俄文。
18?见《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一场。
19?即斯坦尼斯拉夫一世（1677—1766），波兰国王，被废黜后住在法国，以生活豪华奢侈著称。
20?波兰、乌克兰一带传统的民间弦乐器。
21?指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陈列馆，自从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后，这里成了堆放杂物和各种古董的地方。
22?谢瓦利埃（1804—1859），法国物理学家和光学家。
23?赫尔岑的妻子即他二伯父的女儿（私生女），化学家的异母同父妹妹。
24?斯维尔别耶夫（1799—1876），莫斯科贵族，他的家中常常举行晚会，有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参加。
25?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斯拉夫派的领导人之一。
26?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这里提到的演讲集是指他的著作《地球表面灾变论》。
27?德-康多尔（1778—1841），瑞士植物学家。
28?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29?圣蒂莱尔（1772—1844），法国自然科学家。
30?奥凯恩（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
31?赫尔岑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个庄园，这时瓦西里耶夫庄园已卖掉。
32?赫尔岑的一系列哲学论文，最早发表于1845至1846年的《祖国纪事》上。
33?那时还没有训育员和副训育员，在课堂中行使我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职责。——作者注
34?原文是拉丁文。
35?原文是拉丁文。
36?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化学教授。
37?德维古布斯基（1771—1839），博物学家。
38?都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海姆曾于1808至1818年任校长。
39?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诗人，作家，1807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
40?德国的名牌大学之一。
41?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医学系主任。
42?古代生活在西班牙的一支半传说性的阿拉伯民族，它的末代子孙已在15世纪绝迹。
43?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44?科斯特罗夫（1750—1796），俄国诗人和翻译家。
45?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
46?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著名剧作家及诗人。
47?狄尔泰（？—1781），莫斯科大学最早的法学教授。
48?这些人都只是当时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奥尔洛夫是俄国的一个大姓，本书中提到好几个奥尔洛夫，但都与这人无关。这里的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也是一个学生，即前面讲到过的在母亲盘问下泄露过秘密的那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不是曾任莫斯科学区总监的那个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
49?指《死魂灵》中“各方面都可爱的夫人”，见该书第九章。
50?帕夫洛夫（1793—1840），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和矿物教授，赫尔岑听过他的课。
51?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莫斯科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1837年起任校长。
52?卡韦林（1818—1885），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a>家。
53?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著名外科学家。
54?前者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后者是军事科学教授。
55?普安索（1777—1859），法国数学家和力学专家，写有教科书《静力学原理》。
56?洪堡（1769—1859），德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六十岁时曾游历西伯利亚，在乌拉尔一带发现金刚钻矿藏，因而获得沙皇颁发的勋章。
57?乌瓦罗夫（1786—1855），俄国贵族官僚，是当时官方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1833至1849年任国民教育部大臣。
58?按照帝俄法律，接受勋章的人应向勋章局缴纳一切费用。
59?琴博腊索山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为死火山。洪堡在南美洲考察时登上了琴博腊索山一个高达5881米的山峰，创造了当时的登山纪录。
60?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于1747年在波茨坦附近修建的王宫，以豪华著称，腓特烈大帝便称它“桑苏西宫”，意思是“逍遥宫”。洪堡曾得到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宠爱，因此时常出入桑苏西宫。
61?原文是法文。
62?德拉姆（1792—1840），英国政治家，伯爵，曾任驻俄大使。德拉姆是英国辉格党的重要人物，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主张扩</a>张民权，后演变为自由党，与保守党对立。
63?当时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参加过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战争。
64?原文是法文。
65?艾伦伯格（1795—1876），德国动物学家。罗泽（1798—1873），德国矿物学家。他们都参加了洪堡的乌拉尔考察工作。
66?关于洪堡的旅行，俄国舆论反映之不同，可以从一个乌拉尔哥萨克的叙述中看到。此人在彼尔姆省省长办公厅当差，喜欢讲他怎样护送“普鲁士疯子洪卜特亲王”。人家问：“他上那儿干啥啦？”哥萨克答道：“净干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盐沼地，他通过翻译对我说：钻到水里去，给我从水底取一些土来。我取来了，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问：下面的水很冷吧？我想，不，老兄，你哄不了我；我敬了个礼，答道：殿下，那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是我应该做的，我都乐意为您老效劳。”——作者注
67?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曾数次访问俄国。
68?原文是德文。
69?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英雄，赫尔岑与他有多次来往。
70?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赫尔岑与他有密切来往。
71?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72?指普希金1835年写的一首诗《祝卢库卢斯病愈》，这是讽刺乌瓦罗夫的，因乌瓦罗夫是大富豪谢列梅捷夫伯爵的继承人，伯爵病后，乌瓦罗夫立即多方张罗，准备继承遗产，谁知伯爵病好了，乌瓦罗夫空欢喜了一场。普希金即据此写了此诗，卢库卢斯是古罗马将领和执政官，以生活豪华和富裕著称，在此即影射谢列梅捷夫。
73?希腊岛屿，在爱琴海北部，希腊神话传说的中心之一。
74?米兰多拉（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学者，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博学和懂得多种语言著称。
75?洛韦茨基（1787—1840），俄国自然科学家，1834年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
76?引自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诗《博罗季诺周年纪念》。兰热隆与本尼森都是假设的姓名。
77?指1799至1804年的法国，当时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这是法国革命后从共和走向帝制的过渡时期。
78?谢普金（1793—1836），即数理系主任，数学教授。
79?门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阴司之神，俄赛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阴间的主宰者。
80?阿维（1743—1822），法国矿物学家。维尔纳（1750—1817），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密切利希（1794—1863），德国化学家。
81?赫尔岑流放时期，维亚特卡省的省长。
82?翻译成俄文的一出法国喜剧《马尔法与乌加尔》中的人物。
83?1853年11月29日，波兰人在伦敦集会，纪念1830年起义二十三周年，赫尔岑应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84?赖德律-洛兰（1808—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人之一。
85?《圣经》中的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是耶稣在被捕前向上帝作的祈祷，意思是“让这灾难离开吧”。
86?由亚·尼·戈利岑为首的一个宗教组织，本来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后来随着戈利岑的失势被查禁。共济会是宗教秘密团体，起源于英国，非东正教系统。
87?拉科代尔（1802—186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受过法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在1848年的革命中站在共和派一边。
88?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有两个强盗与他同时就刑，见《新约全书》四福音书。
89?大卫是古以色列的王，《圣经》中的人物。大卫选择瘟疫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
90?沙俄时期把乌克兰称为小俄罗斯。
91?俄国于15世纪末年起逐步结束封建割据局面，经过长期的战乱，于1612年从波兰人手中收复了莫斯科，次年以莫斯科为首都建立了罗曼诺夫皇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1713年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但莫斯科的重要性仍没有减少。
92?指叶卡捷琳娜女皇，她原是彼得三世的妻子，于1762年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杀死了彼得三世，于同年九月在莫斯科加冕，登上皇位。彼得三世是德国荷尔斯泰因公爵和彼得大帝之女安娜所生的儿子，他与叶卡捷琳娜实际上都是德国人。
93?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曾怂恿丈夫杀死国王，篡夺王位。
94?博尔吉亚（1480—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以放荡和进行政治阴谋闻名，曾为了政治目的，三次改嫁。
95?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三十七节。
96?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以写所谓“哥特小说”闻名，这类小说主要描写恐怖暴力事件，以荒凉的古堡为背景。拉德克利夫式城堡即中世纪式城堡。
97?原文为法文，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革命后是当权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98?1824至1830年的法国国王，七月革命后，自法国逃往英国，住在他在爱丁堡的城堡圣卢德宫中。
99?在法国七月革命影响下，比利时首先于8月也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100?指路易-菲力普（1773—1850），他攫取了七月革命成果，建立了奥尔良王朝，自称为“平民国王”，实际上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01?见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纳》第二卷，当时海涅在北海的赫尔戈兰岛疗养。潘是古希腊神话中恐怖的森林之神。
102?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侯爵，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拉马克（1770—183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03?马纽埃尔（1775—1827），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贡斯当（1767—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政论家及作家。德雷尔（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卡雷尔（1800—1836），法国政论家。
104?原文是德文，引自歌德的诗《希望》。
105?狄比奇（1785—1831），俄国将军，伯爵，1831年率领俄军镇压波兰起义，任总司令。
106?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贵族出身。1794年波兰爆发起义，他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瑞士等地。
107?丹尼斯·达维多夫在《回忆录》中曾这么说：“皇上有一次对阿·彼·叶尔莫洛夫说：‘波兰战争时期，我的处境一度非常可怕。我的妻子即将分娩，诺夫哥罗德爆发了暴动，我身边只剩两个近卫骑兵连，军队的消息只能通过哥尼斯堡传到我这儿。我不得不靠刚出医院的士兵保护我。’”游击队员的《回忆录》不容怀疑地证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耶夫，像所有冷酷无情、报复心重的人一样胆小如鼠。切钦斯基将军曾这样对达维多夫说：“您知道，我对人的勇敢精神是一向尊重的，因此您应该相信我的话。12月14日我在皇上身边，一直在观察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没有撒谎：皇上自始至终脸色非常苍白，吓得魂不附体。”达维多夫本人也这么说：“干草市场发生叛乱时，皇上直到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之后，才返回京城。他留在彼得戈夫，后来他自己无意之间泄露了秘密：‘我与沃尔孔斯基整天站在花园的土岗上，听彼得堡那边有没有炮声传来。’”达维多夫接着写道：“他应该做的，不是在花园中提心吊胆听炮声，往彼得堡不断派遣使者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每一个稍微有些胆量的人都应当这么做。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静时，皇上才坐了马车，来到挤满了人的广场上，对着大家吆喝：‘跪下！’人们赶紧遵命跪下。他看见几个穿便服的人（那是跟在他的马车后面到广场来的），认为他们形迹可疑，当即下令逮捕了这些不幸的人，然后对群众大声道：‘这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你们受了他们的煽动！’这类不适当的荒谬行为，我认为后果是很坏的。”请看，这位尼古拉是个什么货色！——作者注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原为俄军骠骑兵中校军官，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达维多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深入敌军后方，依靠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配合库图佐夫统率的大军，打败了法军。切钦斯基将军曾与达维多夫一起从事游击战争。阿·彼·叶尔莫洛夫也是1812年抵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军将领。
108?克里特斯基弟兄们又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什么，谁在审问他们？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作者注
109?指赫尔岑小组的成员，除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其余三人是：萨佐诺夫，萨京和萨维奇。
110?帕谢克（1808—1842），历史学者，后来也是赫尔岑小组的成员。他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
111?瓦季姆的父亲瓦西里·帕谢克是当时一个进步人士，于1794年被捕。
112?凯切尔（约1806—1866），赫尔岑小组的成员，医生。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思想界，凯切尔是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13?16至18世纪乌克兰的哥萨克人自治组织，这儿是指赫尔岑自己的小组。
114?指彼得·帕谢克（1736—1804），俄国大官僚，参与了谋杀彼得三世的阴谋，拥立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
115?指俄罗斯欧洲部分，帝俄时代一向只把西伯利亚看作流放犯人的居留地，习惯上不称作俄国。
116?指瓦季姆的两个哥哥叶夫根尼、季奥米德和瓦季姆本人。叶夫根尼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在内政部任职。季奥米德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41年起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是高加索军团的少将，1845年在与高加索山民作战时战死。但赫尔岑在后面记载的日期有些错误：叶夫根尼死于1842年，瓦季姆也死于1842年，均在季奥米德之前。
117?即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个“柯尔切瓦的表姐”。
118?莫斯科的出版商和书商。
119?波列扎耶夫在临死前才被提升为军官。
120?科尔列夫因孙古罗夫案被捕，后被送往奥连堡军团当兵，1842年赦回，1844年即死去。
121?指赫尔岑的妻子1852年死于肺结核。
122?拉布斯（1800—1857），俄国画家，艺术学院院士。
123?切尔内绍夫（1796—1862），十二月党人，本为俄军骑兵上尉，后被流放。他的妹妹切尔特科娃与瓦季姆全家极为友好，据“柯尔切瓦的表姐”（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写过三卷本回忆录《远年追忆》，对研究赫尔岑的早年生活极有价值）在回忆录中说</a>，在瓦季姆死前两年，切尔特科娃与他们经常来往。
124?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曾得到普希金的赞赏，但二十二岁便死了。
125?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俄国上世纪40年代思想界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的小组曾大力宣传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青年中发生了较大影响。1849年，小组被破获，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
126?孙古罗夫（生于1805年），秘密组织“孙古罗夫小组”的领导人，流放西伯利亚后不知所终。
127?从莫斯科经过弗拉基米尔城去西伯利亚的一条大道，帝俄时代为流放犯人的必经之路。
128?斯芬克司是古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物，它站在路边给行人猜谜，猜不出的即被杀死，猜对了，它即跳崖而死。
129?指秘密警察。
130?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之一。
131?斯塔阿尔（1777—1853），俄国将军，参加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1830至1853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132?亚盖洛是1386至1572年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王室。为了对付俄罗斯的威胁，波兰和立陶宛于1569年建立了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后来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便往往以此为号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外来侵略者的波兰人的波兰。沃尔科夫是波兰人，如果波兰人把他扶上波兰王位，便无异是背叛俄国的统治。
133?伊万·奥博连斯基（1805—1849），赫尔岑的同学，后来与赫尔岑一起被捕，但与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奥博连斯基都无关。
134?桑德（1795—1820），德国耶拿大学学生，激进的青年组织大学生协会的成员，因怀疑德国剧作家科策布是俄国间谍，暗杀了科策布，因而被处死。
135?代表法国的三色国旗。共和制的法国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它的国旗成了革命的象征。
136?一个反动军官，曾参</a>与对孙古罗夫案的侦讯，后来又成为审讯赫尔岑等人的侦讯委员会成员。
137?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十二月党人，著名作家，曾与雷列耶夫一起发行期刊《北极星》，后被流放，继而送往高加索当兵，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十字勋章，但命令到达时他已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