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一帧

    人们问我：“是否觉得活着挺不易、成功也不易？”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我还算活着、还算成功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我从未住在亭子间里挨过饿，也没有苦等邮差送来编辑或出版商的回音，不曾殚精竭虑才写出沉甸甸的大作，也不曾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人。


    我是个穷孩子。我本该在险恶的境遇中挣扎一番，再怀才不遇一阵子，才混成个进项微薄、声名可疑的作家。可我没挣扎，也没怀才不遇，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家。


    这么说还真有点可惜了。因为我的的确确是出身劳动阶级的苦孩子，毫无前景可言。那么我现在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生长于劳动阶级。我父亲是个挖煤工人，仅此而已，一点也不值得夸耀。他甚至不可敬，因为他常常酗酒，从不去教堂做祈祷，还总对井下的小上司长耍脾气。


    作为一个承包人326，他从来没分到过好挖的地段。因为他总犯傻，不说矿上管事的好话，把人家都得罪遍了，可以说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待见他呢？人家不待见他，他又要抱怨，就这么个人。


    我母亲估计要优越些。她是城里人，的确算得上是个小布尔乔亚。她说一口标准的英文，一点土音都没有，她一辈子也不学一句我父亲讲的方言，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也不说那种土话，只在外头才说呢。


    她写一手漂亮的标准字体，高兴了就玩个花样儿，把字写得逗人发笑。上了年纪后她又开始读小说了，但十分不喜欢《十字路口上的黛安娜》327和《东林恩庄园》328。


    可她只是个工人的妻子而已，寒酸的小黑帽子下是一张聪颖、光洁、“与众不同”的脸。父亲极不受尊重，可母亲却极受尊重。她生性敏感、聪慧，可能真的高人一等。可她却沦落到劳动阶级中，与比她穷困的矿工之妻们为伍。


    我是个苍白羸弱的小东西，长着一只招人讨厌的鼻子，人们只拿我当一般的脆弱男孩看待，对我挺和气。十二岁那年我得了一笔奖学金（每年十二镑）到诺丁汉上了中学。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个月的职员，然后就生了一场严重的肺炎。那年我仅十七岁，那场病让我终生不得健康。


    一年后我当了小学</a>教师。我苦教了三年矿工的孩子们，终于得以上诺丁汉大学</a>，但读的是没学位的师范课程329。


    正如我当年高高兴兴地脱离了教职一样，我离开大学也感到如释重负。上大学意味着的仅仅是失望，绝非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离开大学，我去伦敦附近的克罗伊顿教小学，年薪是一百镑。


    就是在克罗伊顿，我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女孩子抄了我的一些诗，背着我寄给《英国评论》杂志，这些诗在主编福特·麦多克斯·胡佛手中获得了辉煌的再生。那女孩是我少年时代的密友，在我家乡的矿区当小学教师330。


    胡佛实在太好了，他不仅发表了我的诗，还请我去见他。那女孩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推上了文坛，就像一个公主为轮船剪了彩，船从此下海一样。


    我苦写四年，才完成了小说《白孔雀》。小说很不成熟，全是凭着潜意识写成的。我想这小说中的大部分几乎是写了五六遍才算完的。不过我写写停停，从没把它当成什么神圣之作，也没有分娩的痛苦呻吟。


    我会狠写一阵子，写完一点就给那女孩子看看。她总是表示羡慕。但我会觉得那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于是又会再猛写一遍。在克罗伊顿我写得很有规律，是在放学后的晚上写。


    总算写完了，四五年间断断续续地写完的。一写完，胡佛就要看稿子。拿到稿子他马上就饶有兴致地读了。后来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他声调奇怪地冲我的耳朵叫道：“英国小说的毛病都能在你这小说里找得到。”


    那时，与法国小说比，英国小说毛病太多了，几乎难以生存了。“不过，”胡佛在车上又叫道，“你这人有天分。”


    这话听起来挺可笑的，让我差点笑出声来。最初写小说时，他们都说我有天分，似乎是因为我比不上他们，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似的。


    不过，胡佛的话里可没那种意思。我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小有天分的。他看过我的手稿就把它交给了威廉·海纳曼，后者立即就接受了它，只让我改了四行字，现在谁看了那几行改过的都会讪笑331。当时说好出版后我能得五十镑。


    与此同时，胡佛在《英国评论》上又发表了我更多的诗和小说，人们读后都说我有天分。这令我很难堪和气愤。我不想成为人们眼中的那种作者，因为我还是个教师。


    二十五岁上，我母亲去世了。两个月后，《白孔雀》出版了，可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又教了一年的书，然后再次犯了严重的肺炎。病好后我没再回校执教，从此开始靠微薄的稿酬过活。


    放弃教职靠写作生活至今已有十七年了。我从未挨饿，甚至没有感到受穷，尽管最初十年中收入低微甚至还不如留在学校当个小学教师强。


    但是，一个生来就穷的人，有点小钱就够他花的了。如果说还有人认为我富有的话，那就是我父亲了。如果母亲活着，她也会认为我出息了，尽管我一点也不这么想。


    但我总觉得哪儿出了毛病，我、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双方。我到过很远的地方，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什么处境中的都有，其中不少人很让我敬重爱戴。


    人们几乎总是很友好，我说的不是批评家，他们是另一种动物。我真想与一些人友好相处，至少与我的同胞是这样吧。


    但我在这方面从未做得成功。因此说，我在这世界上是否算活着都成了问题。但我肯定与这世界处得不好。所以我真的说不上我是否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我隐约觉得，我的成功不能算人的成功。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感觉不到我与社会或我与他人之间存在很热切的或本质的接触。这中间有鸿沟。我是与某种非人的、无声的东西打着交道。


    我曾认为，这是因为欧洲太老、太颓败的缘故。可到处走一遭后，我才知道不是这个原因。欧洲其实或许是所有大陆里最不颓败的一个，因为它最有生气，它生活在生命中。


    是从美国回来后我才严肃地问起自己：为什么我与我认识的人之间那么缺少接触？为什么这样接触毫无生的意义？


    我写下这样的问题并试图解答它，因为我感到这是个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答案与阶级二字有关。阶级是一道鸿沟，人与人最美好的交流全让它给阻断了。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与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的胜利使之夭折。


    身为劳动阶级的一员，我感到，当我与中产阶级在一起时，我生命的震颤就被切断了。我承认他们是迷人、有教养的大好人，可他们硬是让我的某一部分停止转动了，某一部分必须切除不可。


    那么，为什么我又无法与我本阶级的劳动者休戚与共呢？因为他们生命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受到了局限。这么说吧，这些人狭隘，但仍不失感情深厚，不缺热情。而中产阶级倒是不狭隘，但他们浅薄，没有热情，太没热情了，他们至多是用慈爱来代替热情。对于中产阶级，慈爱就是顶伟大的感情了。


    而劳动阶级呢？他们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亦属狴犴。一个人绝对不能成为任何阶级的一员。


    可是在意大利这里，我却与在这座别墅附近耕作的农夫们进行着默默的接触。我与他们并不亲密，除了问声好以外几乎不怎么说话。他们并未为我劳动，我也不是他们的主子。


    可他们就在我附近活动，是从他们那里向我流溢出人的情愫。我并不想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他们的农舍里，那是一种监狱。可我希望他们就在附近，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织。


    我绝不把他们理想化，那想法实在太蠢！那比让小学生理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坏。我不期望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一个太平盛世，现在或将来都不。但我想生活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流溢着。


    直到现在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我甚至无法步巴里332或威尔斯333这样的人的后尘。他们出身于普通人家但都功成名就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在这世界上有点出息，甚至能有点小名气，人也阔绰一点。


    这是因为，我无法从我自己的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中产阶级浅薄虚伪的精神自负而抛弃我的热情、抛弃我与本阶级同胞之间、我与土地和生灵之间生就的血肉姻缘，中产阶级一旦在精神上势利起来，就只剩下了这种自负。


    （此文曾在1928年被《星期日快报》隆重推出，并配有劳伦斯画像和编者按，称劳伦斯是“我们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之一”。有出版社准备推出一个单行本，但劳伦斯认为文章篇幅过短，出单行本不宜，所以未出。事实上劳伦斯的几个优秀短篇都曾经出过单行本，薄册单行本在英语国家是较为普遍的出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