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出版于1910年的《霍华德庄园》获得了成功，却起到了扰乱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满了迷信的预感，生怕自己会失去作家的创作力。随后他整整焦虑了一年，对本国的生活感到烦恼，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着手撰写一部新小说《北极之夏》，然而却搞得杂乱无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写得出小说。印度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身上那褊狭保守、呆板土气的成见被消除殆尽。不过，还是不可救药。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创作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但随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脱出来的方法。他私下里谴责自己虚弱无力，并琢磨起这么懒散的一个人，究竟有无权利批评为了谋生而劳动的大众。他害怕倘若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随后，1913年9月，他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爱之先知，并体验到一次启示。他本人在《结尾的札记》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触了触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话来说，触觉从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构思。就在那一瞬间，一部新颖的小说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爱，给予三个中心人物以显要地位，并且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终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来，《莫瑞斯》或是类似于《莫瑞斯》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诞生的要求。他已经写了几篇以同性爱为主题的轻浮的短篇小说来宽慰自己。然而，这还不够，尽管他并不因它们而害羞，也无意放弃它们。但当时磨炼与自我抑制还不够到位。


    现在，时机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 他相信同性爱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


    他心头的郁闷消失了。他进入一种兴奋状态，立即坐下来写作，不出三个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与剑桥之经历的初稿。那时，他的热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读完他那些轻浮的短篇小说之一，感到震惊，引起反感，这使他心烦意乱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休·O·梅瑞狄斯之间的友谊，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对它完全感到厌烦——不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冷漠有什么关系。此次打击使得福斯特考虑放弃这部小说。然而，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脱稿。


    他完全没想过此书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认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国消亡”，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实际上，他原先仅仅打算为自己而写。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拿给经过挑选的朋友们看，头一个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觉得它很感动人，使福斯特非常宽慰。但是，在迪金森看来，那个快乐的结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晓得这是此作差劲儿的部分，就着手予以改进（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这关系到他写此书的整个动机。“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这部分）也化为尘埃或雾霭，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写信给迪金森说：“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让作品能够不朽的这一渴望，引导一位小说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时谈理论。死亡这桩事实是理论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许我在《最漫长的旅程》中过分沉溺于死亡了。无论怎样，我越来越不倾向于将主人公杀掉。”（1914年12月13日）


    一两个月后，他多少有些焦虑不安地把这部小说拿给交情较浅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担心的那样感到惊愕。然而此作没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异议促使福斯特进行更长的辩护。


    “我的确想拨开神话那片薄雾，提出这些问题：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们，而把克莱夫这样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让其处于‘性反常者’（这是个荒谬的词，因为它假定他们是被赋予选择之自由的。然而，咱们还是用它吧）状态。由于社会那罪恶的愚昧无知，使得这些‘性反常者’对恶的倾向不均衡（我承认这一点）。他们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样好或坏，还是天生就这么坏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说他们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强强这么回答的，我却希望你充满激情地回答：‘我这本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他差点儿毕生过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背着罪恶感的包袱。你说：‘倘若他没遇上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真的，会怎么样呢？不过，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说里，当一个人得以过上自己所能过的最美好的生活时，应感谢才是！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3]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a>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


    [1] 他对我是这么说的。然而他在《结尾的札记》中说</a>那是与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却与梅瑞狄斯不相宜，因为多年来梅瑞狄斯是他的挚友。另外一些细节亦然。不过，当他写《结尾的札记》时，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实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剑桥时的同学，系克莱夫的原型。——译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著称于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爱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给他看。


    [3]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