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课时

    虞龙发 译


    像前辈们那样，看来在今后几年里我必须再次专心致志地回忆孩提时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种惩罚，还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讲述才能作一番怀疑，并加以弥补。说故事要有听众，讲故事的人要有勇气。你面对的是一群听众，与他们共处一地，其间有个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时你得拿出勇气来。青年时代我崇拜的（至今还爱戴和喜欢的）首先是讲述那个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叙述大师。好长时间他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辈们一样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讲故事，也是与我的听众、读者共处一乡的，用他们和我一样既熟悉又认识的乐器和歌谱为他们弹琴吟唱。虽然不像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儿童看的连环画那样，道理浅显易懂，但在我讲的故事里虽说光明和黑暗，喜悦和悲哀，善良和邪恶，有为和痛苦，有神论和无神论不那么绝对和那么泾渭分明地可以分开来，但其中不乏细腻动人之处，有心理的变化，特别是充满幽默的情趣，什么听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么故事那种展开、冲突、团圆一成不变的清一色情节套路，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讲故事要像讲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大师那样讲述；聆听故事要像听大师讲故事那样，给自己和听众带来乐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勉强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讲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为讲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阅历，不是放弃讲故事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不做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去做个蹩脚的故事员。从讲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绍《东方之旅》2，我讲的东西越来越脱离美好的传统。假使今天我再尝试写些简短的个人的阅历的话，一切创作技巧都会从我的手中溜掉，亲身的经历几乎像幽灵那样嘈杂、纷繁，难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里称得上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讲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经使我怀疑和犹豫了起来。


    卡尔弗拉丁文学校有几个不太令人喜欢的班级。一天上午，我们学生正在做作业，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后刚开学没几天，每个学生把自己父亲签过名的蓝颜色的成绩本子交给了老师。大家都还没能适应如监狱般单调无聊的学习生活，这一点特别明显。就连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老师，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学生眼里看来，与其说情绪糟糕，倒不如说意志消沉。只见他在那把垫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蜡黄，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绩手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自从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块。儿子的额头高高的，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明亮如水，就是人长得面黄肌瘦。这位神情严肃的老师显得十分疲劳，而且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孤傲，自命不凡，但得到人们的敬重，又令学生惧怕；生气发火的时候，传统的学者风度就被一道恶魔般的粗野光束穿破，任何谎言被揭穿。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在说话，空气中散发着墨水味、男孩身上的气味和校服皮革味。偶尔冒出一个打破寂静的声响： 啪嗒一声，书掉在了干净的杉木地板上；或是有人悄悄在说话；或是有人由于压低嗓门想笑未笑时而发出的喘息声。每次响动都被居高而坐的老师发现，并迅速予以制止。他采用的办法是，常常向学生投去一个目光，或摆动一下下颚，或伸出手指威胁一下，有时轻咳一声，或从嘴里冒出一个词来。那一天，谢天谢地，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出现雷雨前那种雷电交加的现象，即可能预想不到的或许非人所愿的事情，但是轻微的紧张气氛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欢那样的事发生呢，还是宁可要安静和完美的和谐。也许这是很危险的，也许会出事，但是最后我们几个男孩特别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急切盼望停课和出现突如其来的事情，无论哪一种都行，因为我们这些男孩被管得太严，要求一声不响地保持安静，这种单调乏味的课是无法坚持上下去的。


    我记不起当时老师布置我们做的作业。老师他那时坐在高高的讲台后面，看着校方的文件。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老师看的绝对不是希腊文，因为上希腊课只有我们四五个同学，人称“老学究”，当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那是我们开始学希腊语的第一年。我们几个“希腊人”或“老学究”同其他同学分班那件事给学校生活带来了一种新气象。我们几个未来的牧师、语言学家、大学</a>老师是要和那些未来的制革匠、制衣人、商人或者酿酒工人分道扬镳的，我们属于上层人，名誉、权利和刺激与我们相随；在校我们是出类拔萃的尖子人物，是干大事的人，不同于手工业者和只知赚钱的人。但是，不管这种荣誉感是多么的空乏，有其危险的、令人思虑的一面，我们知道将来面临的考试不知有多难，特别是州里的那场考试。施瓦本地区的文科中学生为参加考试必须赶到斯图加特。那儿聚集着少数几名名副其实的优秀生，考几天几夜。每个考生的未来之命运全系在那场考试的结果上，谁要是进不了那扇狭窄的门，那就意味着他的过去全部学业付之东流。自从我进了这个行列，暂被人视为优秀生，并得到人们的器重，我时常在想——或许在和几个兄弟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放弃荣誉称号，重新进入最后一个学年，就读于那些一般学生之中，对一个虽然还未选中，但是负有使命专搞文学的人来说，必定是痛苦和可悲的。


    我们几个“希腊人”打从走在为争夺名誉的羊肠小道上以来，和班主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可以说成了私交。他给我们上希腊语课。我们几个再也不坐在大班里，和大家一块上课。他们至少在人数上可以和老师抗衡，而我们属于少数派，力量单薄，在老师面前抛头露面。没多久，老师对我们几个人了如指掌，胜过其他同学。在既崇高但时常又给人恐惧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授最好的知识，如：怎样观察问题，遇事如何谨慎，如何对待功名和爱情，还讲到人的情绪、人的猜疑和人的敏感性等知识。我们肩负重任，是与老师共事的未来同伴，为数不多的智者和追求功名的人。老师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对我们所寄予的重托，我们要比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更心领神会</a>。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上课加倍专心，学习更加刻苦，学习兴趣有增无减。同时，我们还要更好地理解和体谅他。用他的话说，我们这些学习上的尖子不应成为平庸的人，在学习上乞求上帝只会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转，只求达到学校所规定的学习程度，而是在这陡峭的羊肠小道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抱负的、知恩图报的人，富有崇高的义务，认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他所期望的学生是，自己能提出任务，时时能驾驭自己灼热的功名心和求知欲，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吞吃和消化每个精神食粮，并在将来把这些知识转换成新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已经达到这理想的境界，但是我猜想得出，其他人的境况不见得比我的好，尽管在校时大家都怀有一定的功名心和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宝贵的人才，并从这种自豪的心理中产生出一定的责任感；总而言之，我们才是十一二岁的人，同那些非文科专业的同学没有多大的两样，我们几个学希腊语的人在对下午是自由活动，还是增加一节希腊语课的选择问题上，没犹豫过，兴高采烈地选择了自由活动。一点不错，我们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在我们小小的灵魂里还存在一些老师迫切而又不安地渴望和要求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与其他同学相比我不算聪明，从我的年纪来看也不那么成熟。人们仅用下午自由活动是天堂这一甜言蜜语一下子就把我引了过去，弃科赫先生的希腊语语法课和我们引以自豪的尊严于不顾。——不过，在我的禀性里偶尔也有着东方漫游者的习性，我不由自主地在为成为柏拉图式的学者和编年史家而准备。有时当我听到一个希腊语词，或者在老师怏怏不乐地修改过的本子上涂写希腊字母的时候，我感悟到来自精神之乡的某种魔力和产生出某种归属感。于是，我毫无保留，不附带任何欲念，诚心诚意地接受精神的呼唤和大师的指引。在我们的愚蠢之极的天才感觉中，在我们自以为是的高人一等的思想里，一旦我们身处孤境，害怕被抛入时常胆战心惊惧怕的小学</a>生的队伍中去，此时，一束光环，一种被召唤的感觉，一个升华的气息油然而生。


    当然此时此刻，在这单调乏味的晨课上，我早已完成了我的作业，正倾听窗外远处自由世界传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悦耳的声音：凌空展翅的鸽子翱翔时的噼啪噼啪声；雄鸡引颈高啼的喔喔声；车夫扬鞭催马的鞭击声。显然，坐在这个低矮的教室里无法集中思想。唯独老师那张疲惫而又忧虑的脸上，还带着气度不凡贵族似的神态，闪烁着精神的光芒。我暗暗地注视他，心情复杂，既有同情又有内疚。我随时做好准备，避开老师向我投来的目光。其实，我并没在多想，也未有任何企图，只是用眼睛看着他，想把这张并不漂亮但贵族气十足的脸同我的小人书中的人物形象联系起来。书中有一张六十开外的老脸，干瘪瘪的眼皮，稀疏的睫毛，一绺绺的头发垂下，贴在苍白但有棱有角的额头上。那张黄得发白的脸，骨瘦嶙峋，表情丰富的嘴唇吐字清晰，微笑时露出一种嘲讽的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巴显得很有力度。那副几十年来一直静静地放在书里无人问津的画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当它被我召唤，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它的时刻才算到来，方显示出它的生气以及内含的现实性，就像我开始摆动眼睛和睫毛那一霎间，这张古老的画像在我面前出现了。我注视着讲台上的他，看着他那个痛苦不堪、不时流露出一闪而过的某种激情的沉思而又有教养的脸，我心中的那副画像已和他融为一体了。原先沉闷的教室已不再那么沉闷；原先乏味的课时已不再那么乏味。多少年过去了，老师已经命归黄泉，或许我是那年头就读中唯一的一个，随着先生的离去也会把他的形象忘个干净。当年一起念书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与我结为至交。我记忆中的一个同学，他早已不在人世。另一个在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中丢了性命。第三个同学——他是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达到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的人。他成了一个神职人员，做了牧师。我是后来才知道一些他生活中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他在干活时不忘休息，喜欢享受人生。在大学念书时，人称他是个“唯物主义分子”。从当上神职人员到乡下做牧师，他从未结过婚。由于他四处外出旅游被人指责，说他“玩忽职守”。还在年轻有为、身体条件不差的时候，他就提出退休，由于要求过分，与教会打了多年官司。从此开始受到无所事事的煎熬（小时候他对什么都很好奇）。为排除心中的无聊，他不是外出走走，就是习惯去法庭，坐在旁听席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空虚、无聊与日俱增，不到六十岁一头栽进内卡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被老师的目光吓得呆住了，像被人逮住似的，把目光从老师的脸上移开，两眼垂了下来。他抬起脸，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下，然后收住目光，盯着一个方向。


    “维勒，”听见老师一声喊叫，坐在最后一排位子上的一个同学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像头上罩着面具似的在同学们的头上晃动。他就叫奥托·维勒。


    老师示意他到讲台跟前来，顺手把一个蓝色的小本子递给他，轻声轻语地问了他几句。维勒回答的时候同样低声低气的，看来他心里忐忑不安。我发现他眼睛在变样，样子难看又可怜，他这副样子平时很少见。维勒性格平静，不愿伤害别人。再说，他的脸很特别，与众不同。现在他这张脸给人一种忧愁的样子，像第一个教我希腊文的教师，我不会忘记那张脸。那时班上不少同学，我一记不住他们叫什么，二也想不起他们的脸，原因是第二学年我要搬家，换学校念书。就是奥托·维勒的脸上的表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年他长得身材高大，腰宽腿长，颇引人注意。下颚部位隆起一个肿块，把脸撑得老大。我想起我当时很为他担心，曾问他脸究竟怎么了。他这样对我说：“腮腺在作怪，你懂吗？我得了腮腺炎。”好了，不是那种病症了。老实说，维勒的脸很富有画意，长得丰满且又白里透红。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两眼温柔透亮，眼珠子转动很慢。他的嘴唇虽呈红色，但颇似老妇人的嘴。或许是腮腺作怪的缘故，下巴略往上翘，因此能看到整个脖子。这样一来，脸的上半部被挤在一块，几乎看不见，而脸的下半部很大，而且丰满，有肉扑扑之感。虽说脸上的植物神经显得不那么有思维性，但是脸上的善意和亲切无处不在，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维勒操一口浓重的方言，举止十分得体，我很想接近他，但是我没这样去做。我和他处在完全两样的世界里：在校我是攻读古希腊文的，坐在离老师的讲台很近；维勒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喜欢自娱。像他这样的学生只配坐在教室的后排位子上，对老师的提问往往一问三不知。上课的时候他们时常从裤袋里拿出核桃呀、干瘪的梨子呀等东西来吃。他们学习被动，而且还放肆地谈天</a>说地，常常弄得老师难堪。放学后，维勒的世界也与我的不同。他家住在城外，离火车站很近，与我住的地方相距甚远。维勒的父亲在铁路上干活，可我从未见过他。


    一阵耳语以后，奥托·维勒又回到座位上，一脸的不满和沮丧。老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只手拿着那个深蓝色的小本子，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大家。当目光落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径直朝我走来，拿起我的作业本瞧了瞧，随口就问：“你的作业做好了吗？”我说了声“是的，做完了”。这时，他示意我跟他走。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出乎我的预料，他推开门让我先走，并随手带上了门。


    “你替我做件事，”边说边把蓝色的小本子递给我。“这是维勒的成绩单，你把它交给他的父母，并对他们说，我想知道，这成绩单上的签名是不是他父亲的。”


    我从老师的背后又溜回教室，把本子塞进书包，拿起挂在木制衣帽架上的礼帽，赶紧上路。


    在这索然无味的课堂上，老师突然想到让我外出办事，走进阳光明媚的室外，这真是件快事。我被这突如其来落到我头上的幸运之事陶醉了，还有什么希冀之事值得去想的呢！我踩在磨损了的松木台阶上，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从一间教室里传来老师口授的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我一个箭步跨出校门，走在砂岩石铺成的平坦的路面上，全心被惬意的清晨所拥抱，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和喜悦。看来，这美丽的早晨已经度过同样那漫长且又无聊、空荡的时光了。眼下时刻的确不一样，让人感觉不到空荡、荒寂和紧张。相比之下教室里的生气都被紧张而又乏味的气氛吸得干干净净，单调乏味的课时竟是那么的漫长，永无止境。外面和风轻拂，天空一朵朵云块飞速移动，映照在市场那宽敞的石子路面上。一群群鸽子飞上飞下，吓得小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马棚里堆满了草，被拴在农家屋前的马正一个劲地在吃草。有的木匠忙着手中的活；有的把头伸出窗外，与邻居交头接耳。有家铁匠铺的橱窗里悬挂着一把粗糙的手枪，枪管是用蓝钢制成的。该枪价值两个半马克，几个礼拜以来它老是引起我的注意。集市广场上哈斯太太经营的那家水果店，门面虽小，但十分别致，很受人喜欢。耶尼斯先生开的小玩具店也是如此。紧挨着玩具店的是家铜匠铺，铜匠的老板胡须已白，但红光满面，正从敞开的窗户里伸出脑袋往外张望。铜匠锤打的那块放在炉子里的铁块火光熊熊，火星四溅，光彩夺目。老铜匠精力旺盛，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每个打他窗口下过的人，如果没和他招呼或者连个“哈啰”都没说，他是不会轻易放你走的。他也没放我过。“喂，放学了？”他问道。我告诉他我为老师办点事。他听了之后很善解人意地劝我，说：“哦，是吗？那么你不需要这么匆忙，上午还长着呢。”我听从他的建议，在老桥上多呆了一阵子。人靠在桥的栏杆边，眼睛看着静静的河水，几条小鲈鱼在不停地游动。它们的身子紧贴河床，好像睡着似的，在原处一动也不动，其实它们悄悄地舒展身子，不时互换地方。它们嘴朝下沿着河面在觅食，偶尔又恢复原样，此时可看到鱼背上半明半暗的条纹。河水流淌不止，拍击着河堤，发出沉重但柔和的声响。放眼看去，远处有个小岛，成群结队的鸭子顺着小岛方向游去，单一的戏水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像河水流过堤坝似的发出令人陶醉的响声，永无止境。人很容易沉浸在这美妙的催眠曲中，如同在夏天雨夜里，雨水落下发出的簌簌声，或者如同在冬天里，雪花轻柔地纷纷落下，昏昏欲睡。我伫立观赏，我侧耳倾听，平生还是第一次感受到那无限美好的永恒世界，忘了时光在流逝。


    教堂的钟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想起那份差事我不由得惊慌起来，担心已过去了许多时辰。这时我才引起重视，要赶快去完成它。我不假思索地向火车站跑去。维勒那张苦恼的脸，他和老师低声说话的样子，他那双变了形的眼睛，他的后背，他像挨了打似的一步一趋回到座位上的样子，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现在可以说，一个人有时候会有两个自我，两张面孔，两种表情，两副神态，它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这已不是鲜为人知的事了。要说在维勒身上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地方，那就是维勒在勇气和胆怯、幸运与不幸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变化：情绪好的时候，维勒脸上出现腮腺炎，裤袋里装满好吃的东西，和那些后排就座的同学不同。他们对学习漠不关心，只晓得学习没劲，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他们关心的只是水果、面包、生意经和赚钱以及成年人的事情。他们在这方面远胜过我们：想到这儿，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有一次，维勒三言两语说了一件事，弄得我很为难，甚至有点尴尬。那事发生在去小溪的路上。我们一群学生三三两两在走路。维勒把卷着的毛巾和游泳裤夹在胳膊里，从容地走到我的跟前，突然停下脚步，大脸对着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父亲一天赚七个马克。”


    直到今天，我还压根儿不知道他父亲一天赚多少钱，也不晓得七马克是多少。不过我心里在想，瞧他说话时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这数目肯定不小。但是用谁也听不懂的数字来炫耀自己，对这种说话的方式我不以为然，不管这话也许是真的。像把球打回去那样，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回击，说我父亲每日有十二个马克到手。我承认这是谎话，凭空捏造，这样的回击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玩弄数字的手法。维勒沉思了一阵后，问道：“十二个马克？上帝呀！这收入可不差呀！”说这话时，从他的眼神和语气里可以看出他的不解和怀疑。但他没揭穿我的谎言，而是听过算数。他这么做，他倒成了赢家，胜我一筹，俨然是个大人：我得承认。他仿佛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大人正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说话。可我俩还不都是十一岁的人吗？


    是的，我又想起一件事。这事更使我吃惊，迷茫。他的做法很像大人，就事论事</a>。有个铜匠师傅，他干活的地方离我祖父住的地方不远。一天，我从邻居那儿听到他寻了短见的消息，吓得我魂不附体。好多年来，小城未发生过这方面的事，至少在我们孩子的周围，一向平平安安。这事真难以想象。传说他自缢身亡，当然这说法不一，人们也不想对这大事和罕事过早下结论。这事搞得人心惶惶。这个可怜的人一下子成了街头巷尾妇人、使女、邮递员的谈话资料，形成了一个传言的圈子，我也被卷入其中。事后有一天在街上，维勒与我邂逅。我胆战心惊地朝铜匠师傅的屋子看了一眼。屋子静悄悄的，门窗尽闭。维勒问我知道不知道铜匠死了，还亲切自信地告诉我，说：“就因为他是铜匠，所以自缢的时候没用绳子，而是拿了一根铁丝，身边还带着钉子、榔头和钳子什么的，走到快要到深林的一个磨坊那儿，在两棵树上拴住铁丝，然后再把多余的铁丝一圈圈绕起来。等到一切办妥之后，他上吊自尽了。不是吗，铁丝套在脖子上，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看得真让人害怕。他自己也不愿这个样子。哦，他究竟干了些啥事？铁丝不仅套在脖子上，而且还扎进了下巴。后来舌头虽没耷拉出来，但他的脸却变了色，都发青了。”


    正是这个维勒，知人谙世，对学习却很少操心，现在可好，显然问题严重了。成绩单上父亲的笔迹是不是真的，很值得怀疑。维勒回座位去的时候一副忧郁寡欢、失魂落魄的样子，人们在想，这个签名必有疑问，也许是假的。如果确实是奥托·维勒仿照其父的笔迹做的手脚的话，还有可能被指控。我尽情享受过一阵自由和喜悦之后，才重新清醒过来，恢复了思维，开始对同伴那种忧郁的变了形的目光有了理解，且预感到，这事会有不好的结局。是的，我开始希望这个幸运的宠儿不该是我：利用上课时间出来遛大街。微风下，一块块云在互相追逐，显得格外晴朗的上午的天空，清明透彻的外部世界和走进这世界中的我，都在发生变化。我兴趣索然，满脑子是维勒的形象，他的故事，全然是些令人心酸的悲哀的故事。即使说我对一切无知，同维勒一样还是个孩子，可我至少知道，而且从说给那些成熟的年轻人听的虔诚的道德说教中了解到，伪造签名是件最糟糕透顶的事，可以说是一种犯罪，是通往犯罪坐牢、送上断头台去的一个台阶。奥托，他毕竟是我的同学，是我喜欢的人呀！他顺从听话，对人友善，我不能把他与放荡不羁的人混为一谈，说他该上绞刑架。如果这事查出来证明签名是真的，而怀疑是无中生有的话，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但是，我不是看见了他那张可怜巴巴的脸吗？他不是表现出那种害怕，良心像受到谴责似的样子了吗？


    快走到那幢全是铁路工人住的房子的时候，我又放慢了步子。这时，我突然想到要为维勒做点什么。我想：我现在不走进屋子，而是反身折回教室，告诉老师，说：这个签名是真的，不好吗？没等我想好，忧虑已袭上心头：我已经被卷进这件倒霉的事情里了。我想，我不是个偶然的使者，小人物之类的角色，而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同犯。我的脚步更加慢了，越是快到那幢屋子跟前，步子越是慢了下来，我必须赢得时间，三思而行。经过精心思考编出一个完美无瑕且又解救自己的谎言之后，我决心已定，觉得这个想法天衣无缝。想到其结果，我承认，这一切已超出我的能力。放弃帮忙，不愿充当救世主，这不是明智之举，也不是出于惧怕其后果之考虑。这时，我脑海里又闪出一个妙计：回到学校去，向老师报告，说维勒家里没有人。你看，我连说这样的谎话都没有勇气。老师虽然会相信我说的话，但他也会问，你为什么在外呆了这么久呢？我一筹莫展，心里很过意不去地跨进了大门，喊了一声：维勒先生。一位住在楼上的太太用手指了指维勒先生的住宅，并说，维勒先生在外干活，他的夫人在家。我拾级而上，走进屋内，只见这屋子没有什么摆设，十分空旷，冷冰冰的，厨房里的味道很浓，有一股刺鼻难闻的碱液味或者肥皂之类的味道。我在楼上发现了维勒太太。她从厨房里急匆匆地走出来，见我就问什么事。当她听完我说的意思，是老师让我来了解奥托的成绩单的之后，她用围裙擦去手上的水，把我引进内屋，请我坐下，还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黄油面包片还是吃个苹果。这时我已经把成绩单从包里拿了出来，递到她跟前，并对她说：老师让我来问一声，成绩单上的签名是不是奥托的父亲的签名。起先她没听懂我问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很吃力地在听，还把签了名的那页递到自己的眼前。我悠闲地看着她，而她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没动一下，死死地盯着本子看，半句话都没说。我也就这样看着她，发现奥托酷似他母亲，唯一不同的是母亲脸上没有腮腺炎。维勒太太脸色通红、显得很精神，这时她手里捧着小册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半天没说一句话。我仔细端详她许久，发现维勒太太的面容其实十分憔悴，人也显得很疲惫，正在衰老。过了一阵子，她把成绩本子搁在大腿上，用眼睛瞧了瞧我（或许应该说她想看我一下），这时，豆大的泪水从大大的眼眶里悄然地、一个劲儿地流了出来。她手里还拿着那个小册子，似乎想暗示我她还想继续看下去。正如我想说的那样，先前那些想法一下子在她面前冒了出来，都被她那内心的目光所俘获，带着悲哀和恐惧疾驰而过。由罪过走向邪恶，由邪恶走向法庭，由法庭走向牢房、走向绞刑架的念头也牢牢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和维勒太太面对面地坐着，心里感到很内疚，从像我这样的儿童的眼里看来，上了岁数的她，眼泪从她那红润的面颊滚下来，我企盼她会说些什么。久久的沉默无语是那么的难以承受。她还是一声不吭，只是坐着在哭。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无言的痛苦，禁不住首先打破了这种僵局。我再次问她，究竟是维勒先生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的呢，还是别的人干的。维勒太太的脸变得更加悲伤和痛苦，她不断地在摇头。我站起身，她也站了起来。我把手伸过去，她马上用暖暖的手紧紧地握住，握了很久。随后，她拿起那个不幸的蓝本子，抹去上面几滴泪水，走到一只箱柜跟前，翻出一份报纸，撕成两半，一半重新放回箱子里，另一半抖抖干净，包好本子。我不敢把本子塞进我的上衣口袋，而是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


    我往回走。途中那条河以及河里的小鱼，商店的橱窗和铜匠的铺子都不在我的眼睛里，心里想着如何向老师汇报。我感到失望，没人责怪我在外停留那么久。这在情理之中，也是一种安慰，但是这样做就好像给我一个小小的惩罚。事后我千方百计想忘掉它。


    我的同伴是否被罚，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毫无所知，我俩对这事也只字不提。每当我在马路上遇到维勒的母亲的时候，我总感觉到，我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无法避开她。


    （1948）


    1　均为作者的短篇小说。


    2　均为作者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