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

    十四品的小小官儿，


    驿站上的土皇帝。


    维雅齐姆斯基公爵①


    ①维雅齐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这两句引自他的诗《驿站》，普希金稍加修改。


    谁人不骂驿站长？哪个不跟他们吵架？有谁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不索取那本要命的"功过册"，在那上头枉费笔墨控告他们盛气凌人、冥顽不灵和消极怠工呢？有谁不把他们当成不齿于人类的坏蛋，简直如同往日包揽讼狱的刀笔吏，或者，起码也酷似穆罗姆森林里翦径的土匪？不过，我们如果为人公道，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我们评判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和得多了。驿站长是何许人？十四等官阶的背黑锅的角色，那官衔只够他抵挡拳打脚踢之用，而且并非每次都抵挡得住（我恳请读者凭良心）。维雅齐姆斯基公爵开玩笑称之为土皇帝的人的职务究竟如何呢？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苦役吗？日夜不得安宁。旅客把枯燥乏味的旅行中一路憋出来的满腔闷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天气坏，行路难，车夫犟，马匹懒——全都怪他！一脚跨进他那寒酸的住房，过路客准得拿他当仇人一样怒目而视；倘束他能够很快打发掉一位不速之客，倒还好；不过，如果刚好没有马匹呢？……老天爷！会骂得他狗血淋头，恐吓之辞也跟着劈头盖脑！下雨或雨交雪的坏天气，他却被逼得挨家串户去奔波。暴风雪和主显节前后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却溜进穿堂里，暂时躲开发火的旅客的辱骂和冲撞，偷得一分钟的清闲。一位将军驾到，站长诚惶诚恐，拨给他最后两部三套马车，其中一部还是特快邮车。将军去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是一阵铃铛！……军机信使又到，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我们只要把这一切好好体味一下，那么，我们心头的怒火便会自行熄灭，不由得对他怀抱真诚的同情心了。再多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南西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几代车夫我都认得，很少有驿站长我没打过交道，很少有驿站长我认不清其面孔。我旅途观察所积累的有趣的材料我打算不久的将来整理出版。此刻我只指出一点：对驿站长这一类人的看法大都是不公正的。这些遭人唾骂的站长，一般说来大都为人平和，天性助人为乐，爱跟人交往，不求名，也不太逐利。听他们谈话（可惜过路君子对此毫不在意），真可以学到不少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本人，我得承认我宁愿听听他们聊天，不愿领教因公出差的某位六等文官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在驿站长这些可敬的人物中间有我的朋友。实际上，对其中一个人的怀念我是珍惜的。情境曾经使得我跟他接近，下面我就打算跟我亲爱的读者谈谈这个人物。


    1816年5月，我有事沿着现已废弃的某驿道经过某省。当时我官职卑微，只能乘坐到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公费。因此站长们对我不讲客气，我得常常据理力争方能得到我自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我年轻，火气大，一看到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轿车上，我便恼恨站长卑鄙，骂他没有骨头。同样，在省长的宴会上，精明势利的仆役按官阶次第上菜，走过我跟前而不予理睬，这种事，也令我长久耿耿于怀。上述两件事，现在我倒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了。倘若废弃通行的规矩："小官敬畏大官"，而改换另一个规矩："惺惺爱惜好汉"，那么，实际上我们将怎么办？那会争得打破头！仆役上菜从谁开始？闲话少说，再来说我的故事要紧。


    那一日天气炎热。车子距离××站还有三俄里，开始下小雨了，不一会，大雨倾盆，淋得我浑身不剩一根干纱。到了站，我第一件事便是赶快换衣，第二件事便是要茶。


    "喂！冬尼娅！"站长叫道，"茶炊拿来，再拿点奶油。"


    他说了这话，从屏风后边走出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女娃，跑进了前堂。她的美貌令我一惊。


    "她是你的女儿？"我问站长。


    "是女儿，大人！"他说，神态怡然自得。"她脑子聪明，手脚麻利，就象她下世的娘。"


    于是他便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闲着无事，便来观赏挂在他简陋而整洁的房间的墙上的一幅幅图画。这几幅画，画的是"浪子回头"的一套故事。第一幅，一个头戴便帽，身穿宽袍的可敬的老人送走一个心气浮躁的少年，他匆匆忙忙接受老人的祝福和一个钱袋。第二幅，集中尖锐地描绘了年轻人的堕落：他坐在桌边，一群酒肉朋友和厚脸皮的荡妇围绕着他。第三幅，荡光钱财的年轻人身穿粗布袍子，头戴三角帽，正在牧猪，跟一群猪同槽吃潲，他面带愁苦和悔恨之色。最后一幅，描绘他回到父亲身边：慈祥的老人穿戴同样的衣帽，迎接儿子跑出来，浪子跪下；远景画了厨子在屠宰一头一肥牛，哥哥在探问仆人这天伦之乐的起因。每幅画下边，我都读到很贴切的诗句。这套画，还有栽在瓦盆里的凤仙花、挂了花幔子的床铺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家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此刻那主人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五十来岁，气色很好，精力挺旺，穿一件深绿长制服，胸前挂着带子褪了色的三枚勋章。


    我还没来得及给老车夫付清车钱，这时，冬尼娅捧着茶炊回来了。这小妖精瞅我第二眼便看出了她已经赢得了我的好印象，垂上蓝蓝的大眼睛。我找她谈话，她答话，全无半点忸怩之态，俨然象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了。我请她父亲喝杯果露酒，给冬尼娅倒了一杯茶。我们三人便开始聊天，好似我们早就是熟人了。


    马匹已经准备停当，但我还是不愿离开驿站长和他的女儿。最后我只得向他们道别了。她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一直送我上车。在门厅里，我停住，请求她允许我吻她，她同意了……


    自从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能掐指算计我有过多少次的接吻，但没有一次在我心坎里留下如许长久、如许甜蜜的回味。


    过了几年，境遇又迫使我走上同一条驿道，我又到了先前的地方。我记起了老站长的女儿，一想起又将见到她，我的心就乐开了花。但是，我心里嘀咕，老站长或许调走了，冬尼娅或许已经嫁了人，甚至老人已死或冬尼娅已死的念头也曾在我脑子里一闪。我心头怀着不祥的预感驶向××站。


    马匹在驿站前的小屋旁边停下。走进屋里，我立即认出了"浪子回头"的那几幅画。桌子和床铺仍然放在原地，但窗口已经没有了鲜花，周遭的一切显得零乱和衰败。站长睡下了，身上盖件大衣。我一进来就惊醒了他，他爬起来……他正是萨姆松·威林，老多了，当他正待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胡子拉碴好久没剃，背脊佝偻——三四年工夫竟能使一名身强力壮的汉子变成一个衰朽的老头儿，我怎能不惊讶呢？


    "你认识我吗？"我问他，"我跟你是老相识了。"


    "也许是，"他回答，神色阴沉，"这儿是一条大道，过路旅客很多。"


    "你的冬尼娅还好吗？"我又问。


    老头儿锁紧眉头。


    "天晓得！"他回答。


    "那么，她出嫁了？"我问。


    老头儿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继续小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了，吩咐摆茶。好奇心使我不安了，我指望一杯果露酒会解放我的老相识的舌头。


    我没看错，老头儿不嫌弃喝一杯。我看到，一杯甜酒下肚，他的阴沉的脸色便开朗了。第二杯倒下去，他的话就多了。他说他记起我了，或者装做记得。而我便从他嘴里听到了一段故事，当时使我感动不已。


    "这么说，您认得我的冬尼娅啰？"他说起来，"有谁不知道她呢？唉！冬尼娅，冬尼娅！了不得的丫头！那时节，谁打从这儿路过，没有一个不夸她，没有一个说她的坏话。太太们送她东西，有的送头巾，有的送耳环。过路的老爷们借故停下不走，说是要吃顿午饭或者晚饭，其实嘛，不过是为了再多瞧她几眼。那时节，不论脾气多大的老爷，一见到她就老实了，跟我说话也变得和气了。先生！信不信由您：官差和军机信使跟她谈话，一口气就谈上半个钟头哩！她撑持着这个家：收拾屋子，张罗一切，这个家弄得顺顺当当。而我嘛，是个老傻瓜，真是看她看不厌，疼她疼不够哩！难道我不爱我的冬尼娅，不疼我的孩子吗？难道她的生活过得不好吗？可不是，祸从天降，在劫难逃呀！"


    接着，他把他的痛苦详详细细告诉了我。


    三年前，一个冬日的黄昏，驿站长正拿本新册子划格子，女儿在屏风后面缝衣，一驾三套马车到了。一个旅客头戴毛茸茸的冬帽，身穿军大衣，外罩披风，走将进来，开口就要马匹。而马匹全都出差去了。听了这话，旅客便提高嗓门，扬起马鞭。但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冬尼娅急忙从屏风后面跑出来，和颜悦色地问他：他先生要不要吃点什么？冬尼娅一露面便产生了照例的效果。旅客怒火全消，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一份晚餐。他摘去湿透了的毛茸茸的帽子，解开披风，脱掉大衣，此人却原来是个身材秀美、蓄了两撇黑胡须的年轻骠骑兵军官。他在站长身旁坐下，跟他和他的女儿愉快地聊天。晚餐端上来了。这时马匹已经回来，站长去吩咐，马不用喂了，给这位旅客的马车立即套上。他吩咐回来一看，年轻人已经晕倒在长凳上，几乎不省人事了：他感觉不妙，头痛头晕，走不得了……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且决定，病人如果还不见好，明晨便打发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病人更不得劲了。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请大夫。冬尼娅用浸了醋的手帕扎在他头上，坐在他床边做女红。站长在场，病人便哼哼唧唧，几乎不说一句话，不过嘛，他倒喝了两杯咖啡，一边哼哼，一边要吃午饭。冬尼娅一直守护他。他时不时喊口渴，冬尼娅便端给他一杯她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病人只打湿一下嘴唇，趁每次递还杯子的机会，他照例伸出软绵绵的手捏一捏冬妞莎①的小手儿，以示感激不尽。午饭前大夫来了，给病人按了脉，用德国话跟他谈了一阵子，然后用俄国话宣布，病人只需好好保养，再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给了他二十五个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道用膳。医生没有推辞。他两位胃口挺大，喝了一瓶酒，然后分手，双方得意。


    ①冬尼娅的爱称。


    再过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他分外高兴，一个劲寻开心，要么找冬尼娅放刁，要么跟站长淘气，不然就自个儿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闲聊天，帮助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入册。如此这般，他便赢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竟舍不得跟这个逗人怜爱的小伙子分手了。那天是礼拜日，冬尼娅打点去做祷告。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跟站长告别，大大方方付了食宿费，再跟冬尼娅道别，自动提出要送他到村口教堂去，冬尼娅犹疑不定……


    "你怕什么？"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吞掉。


    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冬尼娅上车坐在骠骑兵身旁，仆人跳上赶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便起步了。


    可怜的驿站长真糊涂，他怎么能允许他的冬尼娅跟骠骑兵一同坐车走呢？他怎么会那样懵懂，当时他的脑瓜干吗不顶用了？还没有过半个钟头，他心疼了，绞得痛，惶惶然失魂落魄，终于忍不住了，拔腿就去教堂。他到了那里一看，人都散了，不见冬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忙走进教堂，但见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在灭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冬尼娅还是不见！可怜的父亲搜罗浑身气力才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她来做过祷告没有？执事回答：没来。站长往家走，已经半死不活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了：冬尼娅由于少不更事而自作主张，也许滑溜到下一站，上她教母家做客去了。忧心忡忡，他坐等那驾三套马车回来（就是他允许她坐上去的那一辆呀！）黄昏时候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烂醉，他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冬尼娅从那一站又往前走了，跟骠骑兵一道。"


    这一击，老头儿可受不住了。他颓然往床上一倒——就是年轻拐子手昨晚睡的那张床。此刻站长回想种种情景，猜透了那病是假装的。这可怜人生了一场厉害的热病。把他送到C城就医，调来了另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正是那个给骠骑兵按脉的医生现在给他治病。他向站长说，那年轻人根本没病，当时他早就猜出了此人居心不良，但他不敢则声，因为怕挨鞭子。不论这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话反正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病刚刚好转，驿站长便向C城邮务局长告假两个月，对谁也不告知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门寻找女儿去了。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冬尼娅一路哭哭啼啼，不过，看起来，她倒心甘情愿。


    "说不定，"站长暗自思量，"我会把我的迷途的羔羊领回家。"


    心存一线希望，他到了彼得堡，住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家里，立即开始寻找女儿。不久他打听到骑兵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


    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一边擦着上了楦头的皮靴，一边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会客。站长走了，到了指定的时刻他又回来。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晨袍，头戴鲜红小帽。


    "怎么，老兄？你要干吗？"他问站长。


    老头子心里嘣嘣直跳，泪珠儿往上涌，嗓门发颤，仅仅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做做好事吧！……"


    明斯基眼风飞快地瞟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把他引进书房，随手倒闩门。


    "大人！"站长接着说，"覆水难收，至少，请您把可怜的冬尼娅还给我吧！您把她已经玩够了，别毁了她！"


    "我做过的事，你扳不转来了，"年轻人说，神色狼狈，"我在你面前有错，我乐意请你原谅。但是，要我离开冬尼娅，你甭想。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你要她干吗？她爱我，她对从前的环境已经厌弃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不要忘记，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然后，他给站长袖口里塞了点儿东西，打开门，于是站长自己也搞不清不知怎地就到了街上。


    他发呆，好久站住不动，后来他发觉袖口里塞了一团纸。他取出来展开一看，却原来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他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捏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用鞋跟使劲地踩，愤然而去……走了几步，停住脚，想了想……再回转身……但钞票已经没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后生，看到他，跳上马车，一屁股坐下，对车夫一声喊："走！"


    站长不去追赶。他决定回到他的驿站去，但他想，动身前他跟可怜的冬尼娅至少总得再见一面。为了这事，两天以后他又去明斯基那里。但这一回勤务兵很严厉地对他说，老爷任何人也不接见；拿胸膛把他从前厅里顶出来，使劲砰关门，门差点碰了他的鼻子。老头站着，站着——只得走！


    就在这一天黄昏时候，他在救苦救难大教堂做了祷告，沿着翻砂街走过去。突然，一辆华丽的轿车急驰而过，站长认出了车上坐着明斯基。轿车停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大门前，骠骑兵下车跑上了台阶。一个幸运的念头在站长脑子里一闪。他转过身，走到车夫跟前。


    "这是谁家的马车，老弟？"他问，"不是明斯基的吗？"


    "正是。"车夫回答，"你要干吗？"


    "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吩咐我送张条子给他的冬尼娅。


    可我记不得他的冬尼娅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第二层。不过，你的条子来迟了，老兄！现在，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


    "不要紧，"站长说，心悸魄动，说不清什么滋味在心头，"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办。"说了这话，他就走上楼梯。


    门关着。他按了门铃，一颗心沉沉地等了几秒钟。钥匙响了，门对他打开。


    "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住这儿吗？"


    "是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他有什么事？"


    站长不答腔，走进客厅。


    "不行！不行！"女仆在后面叫起来，"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


    但站长不听她，一直朝前走。头两间房里很暗，第三间房里有灯。他走到开着的门边，停住脚。房间陈设华丽，明斯基坐着在出神。冬尼娅周身珠光宝气，穿着时髦，侧身坐在明斯基靠椅的扶手上，模样活象个英国马鞍上的女骑士。她情意缠绵，注视着明斯基，撚一绺他那乌黑的鬈发缠绕在自己指环闪烁的纤指上。可怜的老站长啊！他从来没有见过女儿竟有这般美艳。他情不自禁从一旁欣赏着她。


    "谁呀？"她问，没抬头。


    他还是不吭声。冬尼娅没听到回答便抬起头……她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弯下身去把她抱起，突然，见到老站长站在门口，他便放下冬尼娅，向老人走过来，气势汹汹，浑身打战。


    "你要干吗？"他对站长说，咬牙切齿，"你干吗老缠着我？你这土匪！或许，你要杀我吗？出去！滚！"一只有劲的手一把揪住老头的衣领，只一推，他便到了楼梯上。


    老头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那位朋友要他去告状。但是，老头想了想，摆摆手，决心忍气吞声算了。两天以后他从彼得堡回到自己的小站，重操旧业。


    "眼看三年了，"最后他说，"我失去了冬尼娅，一个人过活，得不到她的一丝风声、半点消息。她活着，还是死了，天晓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姑娘，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过路浪子拐了去，养一阵子然后扔掉了事。这种傻丫头彼得堡多的是，今日遍身罗绮，一眨眼，明日就跟穷光蛋一道去扫街了。我有时想，我的冬尼娅或许已经沦落了，想到这点，不由得把心一横，但愿她快点死掉……"


    以上便是我的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几次喉口作梗，泣不成声。他操起上衣的下摆怆然擦掉泪水，就象是季米特里耶夫①的叙事诗中的那个热心肠的杰连季奇一样。他掉泪，部分原因倒要怪果露酒，他灌下去足有五杯。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滴滴泪珠儿强烈地感动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老站长，使我久久惦记着可怜的冬尼娅……


    前不久我又路过××小地方。我记起了我的朋友。我打听到他管理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老站长还在世吗？"没有谁能够肯定回答。我决定去寻访我那熟悉的老地方，便租了几匹马到了H村。


    ①季米特里耶夫（1780-1837），俄国诗人。这里提到的叙事诗是他的《退伍骑兵司务长》。


    那是深秋时节。灰蒙蒙的云层布满天空。冷风从收割了的田野上扑面吹来，刮落枝头的黄叶和红叶飘飘乱舞。进村时太阳快落山了，我在驿站小屋旁边停车。门厅里（可怜的冬尼娅曾经在这儿吻过我）走出来一个胖婆娘，她对我的问题回答说：老站长过世快一年了，他原先的房子里住下了一个酿酒师傅，她便是那人的老婆。我感到白跑了一趟，并且惋惜白花掉的七个卢布。


    "他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娘子。


    "喝酒醉死的，老爷！"


    "他埋在哪里？"


    "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


    "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行吗？"


    "干吗不行？喂！万卡！你跟猫崽玩得也够了，来！领这位老爷上坟地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遍身褴褛的红头发独眼龙小孩跑到我面前，他马上带我去坟地。


    "你认得过世的老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得？他教我削哨子。有的时候他从酒店走出来（祝他早进天国！）我们跟在他背后，口里叫：老爷爷！老爷爷！给几个核桃吧！他就把核桃分给我们吃。他老是跟我们玩。"


    "过路的旅客记得他吗？"


    "如今旅客少了。陪审官有时也拐弯到这儿来，可他从不问死人。夏天里有个太太来过，她问起老站长，也上坟地来看过。"


    "怎么样的太太呢？"我好奇地问。


    "挺好看的一位太太，"小孩回答，"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带了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哈巴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死了，她就哭起来，对她的小崽子说：你们好生坐着，我到坟上去一下就来。我走上前去愿意给她领路，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们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栅，立了许多十字架，没有一棵树。我平生从没见过如此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砂堆，砂堆上埋了个黑黑的十字架，上头钉了个铜圣像。


    "那位太太也来过这儿吗？"我问。


    "来过，"万卡回答，"我远远地望着她。她倒下去躺了好久。后来她回到村子里，叫来神父，给了他钱，坐车就走了。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也给了这小孩五戈比，不再后悔这次旅行了，花掉的七个卢布也不觉得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