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人们从码头上递下一副担架；在船长舱房外的一道探照灯光下，小型武装快艇的漆着灰色漆的甲板上有两个人接过这副担架；另外两个人把哈里·摩根从船长的铺位上扶起来，摇摇晃晃地把他挪出来，小心谨慎地把他放上担架；他们在干这一切的时候，哈里·摩根一点都不知道。从天刚黄昏起，他就失去知觉了；四个人抬起他，向码头走去，他的高大的身子把担架的帆布压得深深地洼下来。


    “现在把他抬过来。”


    “抓住他的两条大腿，别让他滑下来。”


    “把他抬过来。”


    他们把担架抬到码头上。


    “他怎样啦，医生？”那些人把担架推进救护车的时候，治安官问。


    “他活着，”医生说。“这就是你能说的一切。”


    “自从我们把他救起来以后，他一直说胡话，要不，就是没有知觉，”那个指挥海岸警卫队小型快艇的准尉说。他是个粗壮的矮子，戴着眼镜，眼镜在探照灯光中闪闪发光。他需要刮胡子了。“你的那些死了的古巴人全都在游艇上。我们让样样东西都保持原状。我们没有碰过一样东西。我们只是把两个可能掉下船去的死人搬下来。样样东西都保持着原状。钱和枪。样样东西。”


    “听我说，”治安官说。“你能用探照灯把后面那儿照亮吗？”


    “我已经让他们在港区里接通一个了，”港区负责人说。他去取探照灯和电绳。


    “来吧，”治安官说。他们拿着手电筒走到船尾去。“我要你们一点不错地跟我说清楚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钱在哪儿？”


    “在那两个袋子里。”


    “有多少？”


    “我不知道。我打开一个袋子，看到是钱，就把袋子关上了。我不想碰钱。”


    “干得对，”治安官说。“干得完全对。”


    “样样东西都完全保持着原状，我们只是把两具尸体从油柜上搬下来，挪到驾驶舱里，免得他们滚进海去，接着我们把大得像头公牛的哈里挪到我的船上，放在我的铺位上。在我们把他抬进舱房以前，我原以为他已经咽气了。他的模样简直糟糕透了。”


    “他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知觉？”


    “起先，他尽说胡话，”那个艇长说。“可是你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我们听他说了许多话，可是听不出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没有知觉了。你要的那些人都陈列在这儿。就是这样，只有那个像黑鬼的人侧躺在原来哈里躺着的地方。他原来倒在右舷油柜上面的座位上，半个身子挂在舱口围板外；在他附近，另一个深色皮肤的人，脸向下，蜷在左舷油柜上面的座位上。小心。别擦火柴。船上尽是汽油。”


    “应该还有具尸体，”治安官说。


    “全在这儿了。钱在袋子里。枪都在老地方，没动过。”


    “咱们还是去通知银行来个人看着打开钱的好，”治安官说。


    “好吧，”艇长说。“这是个好主意。”


    “咱们可以把袋子带到我的办公室去，把它封存起来。”


    “这是个好主意，”艇长说。


    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绿白两色的游艇显出鲜明的、亮晃晃的模样。这是由甲板上和舱顶上的露水造成的。一个个裂口透过白漆显得鲜明；船尾，海水在探照灯光下，清澈碧绿；一根根桩子周围有一群群小鱼。


    在驾驶室里，两个死人的肿了的脸在灯光下亮晃晃的，血干了的地方像上了棕色的油漆。驾驶室内，死人周围有一些0.45英寸口径的弹壳；那支轻机关枪横在船尾哈里放下它的地方。那拨人用来装钱后带上船的两个公文包靠在一个油柜上。


    “我本来想也许我应该在拖这艘船的时候，把钱带到快艇上去的，”艇长说。“后来，我想只要天气不变坏，还是把钱留在这儿，原样不动的好。”


    “不动是对的，”治安官说。“另一个人，艾伯特·特雷西，那个捕鱼人，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除了挪动了那两个人以外，其他的都是原样没动，”艇长说。“他们都被枪子儿打得浑身是窟窿，只有那儿仰面朝天躺在舵轮下面的那个除外。他只是脑袋后面挨了枪子儿。枪子儿穿透脑袋，从前面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情况。”


    “他就是那个模样看起来像孩子的，”治安官说。


    “他现在什么也不像了，”船长说。


    “那儿的那个大个子就是拿轻机关枪的，他杀了罗伯特·西蒙斯律师，”治安官说。“你想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被打死了？”


    “准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了，”艇长说。“他们准是在怎样分钱这件事儿上发生了争吵。”


    “咱们把他们盖起来，等到天亮再说，”治安官说。“我会把这两个钱袋带走的。”


    后来，他们站在驾驶舱那儿的时候，一个女人跑上码头，经过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她身后跟着一伙人。那个女人面容憔悴，中年，没有戴帽子；她的卷曲的头发没有梳理，披在脖子上，不过发梢还挽了一个结。她一看到驾驶舱里那些尸体，就尖叫起来。她站在码头上，头向天，尖叫，另外两个女人抓着她的两条胳膊。那伙原来紧紧跟在她后面的人，围在她身旁，挤成一团，眼向下看着游艇。


    “真该死，”治安官说。“谁让那大门开着的？拿些东西来把这些尸体盖上；毯子、床单，什么都行；咱们一定要把这伙人从这儿撵出去。”


    那个女人停止尖叫，往下看着游艇，接着向天仰起脑袋，又尖叫开了。


    “他们从哪儿找到他的？”她身旁的一个女人说。


    “他们把艾伯特放在哪儿？”


    那个尖叫的女人停止尖叫，又眼向下看游艇。


    “他不在那儿，”她说。“嗨，罗杰·约翰逊，”她向那个治安官喊叫。“艾伯特在哪儿？艾伯特在哪儿？”


    “他不在船上，特雷西太太，”治安官说。那个女人脑袋向天，又尖叫开了，她的细瘦的喉咙上的青筋绷得紧紧的，她的双手紧握，她的头发晃动。


    那伙人中站在后面的在推推搡搡，用胳膊肘拨开人群，挤到码头边来。


    “喂。让别人瞧瞧。”


    “他们要把死人盖起来了。”


    接着有人用西班牙语说：“让我过去。让我瞧瞧。Hay cuatro muertros[西班牙语，四具尸体。]. Todos son muertos[西班牙语，所有的尸体。].让我看看。”


    这会儿，那女人在尖叫：“艾伯特！艾伯特！啊，我的上帝，艾伯特在哪儿？”


    在那伙人后面，有两个年轻的古巴人刚到，没法穿过人群，就退后去，接着跑起来，一起往前冲。前排的人摇摇晃晃松散开来，接着一声尖叫，特雷西太太和两个扶着她的人站不稳了，身子向前斜扑出去，简直没法保住平衡了；两个扶着她的女人拚命扑在栏杆上，才稳住身子，可是仍然在尖叫的特雷西太太掉进了碧绿的海水；尖叫变成扑通一声和一阵水花。


    两个海岸警卫队员潜入清澈碧绿的海水；在探照灯光下，特雷西太太在那儿溅起一阵阵水花。治安官在船尾上探出身去，猛地向她递出一根有钩子的撑篙；最后，她被两个海岸警卫队员从水面下托起来，治安官抓着她的两条胳膊拉她上来，把她拉到游艇的船尾上。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做出一个帮助她的动作；她站在船尾上，浑身滴水，抬眼望着他们，举起两个拳头向他们摇晃，喊叫：“杂种！骚母狗！”接着，她向驾驶舱望进去，哭叫：“艾伯特。艾伯特在哪儿？”


    “他不在船上，特雷西太太，”治安官说，拿起一张毯子，裹住她的身子。“要平静点，特雷西太太。要勇敢点。”


    “我的假牙，”特雷西太太悲伤地说。“我的假牙丢了。”


    “明天早晨，我们会潜水把它找到的，”海岸警卫队小型武装快艇艇长告诉她。“咱们肯定会找到它的。”


    两个海岸警卫队人员爬上船尾，站着，浑身滴水。“来吧，咱们走。”其中一个说。“我要着凉了。”


    “你行吗，特雷西太太？”治安官说，把毯子裹住她的身子。


    “行吗？”特雷西太太说。“行吗？”接着，两手抓紧，脑袋向天，不折不扣地尖叫起来。特雷西太太的悲痛大得叫她受不了。


    那伙人听着她尖叫，默不作声，毕恭毕敬。特雷西太太提供了同那些死了的强盗的形象不可缺少地相配合的声音效果；治安官和他的一个副手正在给那些尸体盖上海岸警卫队的毯子。几年前，岛上有个居民在县城路上被人私刑处死，后来尸体被挂在电话杆上，在出来看热闹的汽车的灯光中摇摇晃晃。从那以后，他们正在盖没的算得上最了不起的景象了。


    那些尸体被盖上毯子后，那伙人感到失望，可是全城中只有他们看到了尸体。他们看到特雷西太太掉进水里，而且在他们进来以前，还看到哈里·摩根躺在担架上，被送到海军医院去。治安官吩咐他们离开停泊游艇的内港的时候，他们默不作声，心情愉快。他们知道他们是多么受到了优待。


    在这段时间里，哈里·摩根的妻子玛丽和她的三个女儿坐在候诊室的一张长椅上等着。三个女孩在哭，而玛丽呢，在咬手绢儿。约摸中午以来，她就哭不出了。


    “爹肚子上挨了枪子，”一个女孩对她的妹妹说。


    “真糟糕，”妹妹说。


    “别说话，”大姐姐说。“我在为他祈祷。别打搅我。”


    玛丽一句话不说，只是坐在那儿，咬手绢儿和下嘴唇。


    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出来了。她望着他；他摇摇头。


    “我能进去吗？”她问。


    “还不行，”他说。她走到他面前。“他去世了吗？”她说。


    “很遗憾，是的，摩根太太。”


    “我能进去看他吗？”


    “还不行。他在手术室里。”


    “啊，基督，”玛丽说。“啊，基督。我送女儿们回家。然后，我赶回来。”


    她的嗓子眼突然憋住，堵得咽不下东西。


    “走吧，你们这伙女孩子，”她说。三个女孩跟在她后面走出门去，走到那辆旧汽车前，她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发动发动机。


    “爹怎么啦？”一个女儿问。


    玛丽不回答。


    “爹怎么啦，妈？”


    “别跟我说话，”玛丽说。“千万别跟我说话。”


    “可是……”


    “闭嘴，宝贝儿，”玛丽说。“千万要闭上嘴，为他祈祷。”三个女孩又哭了。


    “真该死，”玛丽说。“别这样哭哭啼啼。我说为他祈祷。”


    “我们会的，”一个女孩说。“自从咱们在医院里以来，我没有停过祈祷。”


    她们的车转到岩石路的陈旧的白珊瑚路面上的时候，汽车的头灯光照到有一个在她们前面歪歪斜斜地走的人身上。


    “一个可怜的醉鬼，”玛丽想。“一个可怜的、该死的醉鬼。”


    她们超过了那个男人，他的脸上尽是血，汽车的灯光已经照到街上有一段路以后，他还在黑暗中歪歪斜斜地走着。那是理查德·戈登，在回家。


    玛丽在家门前停住汽车。


    “去睡觉，你们这伙女孩子，”她说。“上去去睡。”


    “可是爹怎么啦？”一个女孩问。


    “别跟我说话，”玛丽说。“看在基督分上，请别跟我说话。”


    她在马路上把汽车掉转头，向医院开回去。


    玛丽回到医院，急匆匆地奔上台阶。医生从纱门里出来的时候，在门廊里遇到她。他感到累，要回家了。


    “他去世了，摩根太太，”他说。


    “他死了？”


    “他死在手术台上。”


    “我能看他吗？”


    “能，”医生说。“他死得很平静，摩根太太。他没有痛苦。”


    “啊，见鬼，”玛丽说。眼泪开始从她的脸颊上淌下来。“啊，”她说。“啊，啊，啊。”


    医生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别碰我，”玛丽说。接着，“我要看他。”


    “来吧，”医生说。他陪她走到一条走廊上，走进那个白房间；哈里·摩根躺在那儿一张有轮子的手术台上，一条被单盖在他的魁梧的身子上。灯光很亮，没有阴影。玛丽站在门洞子里，看来好像被灯光吓得愣住了。


    “他一点没有痛苦，摩根太太，”医生说。玛丽看来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


    “啊，基督，”她说，又开始哭起来。“瞧他那张该死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