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走进明珠餐馆，在桌子旁坐下。那块被子弹打烂的橱窗玻璃已经配好了；玻璃陈列柜也修好了。许多加利西亚人[古巴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故西班牙加利西亚人后裔在古巴甚多。]坐在酒吧柜前喝酒，有几个在吃东西。一张桌子旁，已经有人在玩多米诺骨牌。我花一毛五分钱，要了黑豆汤和炖牛肉加煮土豆。要了一瓶阿图埃[阿图埃（Hatuey）：古巴东北部卡马圭省一城市。]牌啤酒，付的钱增加到两毛五分。我跟那个服务员谈起那场枪战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愿说。他们都吓坏了。


    我吃罢饭，背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卷，愁得快要发疯了。接着，我看到弗兰基从门外走进来，背后跟着一个人。黄种人，我暗自在想。原来是黄种人。


    “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说，微笑着。他确实办事很利索；他自己也知道。


    “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可以算是我见到过的最圆滑的人了。他是个十足地道的中国佬，可是他讲起英语来像个英国人；他穿一套白西服和丝衬衫，系着一条黑领带，戴着一顶一百二十五块美元一顶的巴拿马草帽。


    “你来杯咖啡吗？”他问我。


    “你要的话，也来一杯。”


    “谢谢，”辛先生说。“咱们在这儿没有别人了吗？”


    “要是把泡在这酒馆里的人除外的话，”我跟他说。


    “这不相干，”辛先生说。“你有一艘船？”


    “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克尔马思造船公司造的。”


    “啊，”辛先生说。“我原来想，船要大些。”


    “空船的话，可以装两百六十五个货箱。”


    “你愿意把它租给我吗？”


    “什么条件？”


    “你用不着去。我会配备船长和船员的。”


    “不，”我说。“它去哪儿，我去哪儿。”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请你走开一下，好不好？”他跟弗兰基说。弗兰基仍然显出一副注意的模样，对他微笑。


    “他耳背，”我说。“他英语懂得不多。”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告诉他待一会儿再来见我们。”


    我伸出大拇指对他摇了摇。他站起身来，向酒吧柜走去。


    “你不会说西班牙话？”我说。


    “啊，会，”辛先生说。“唔，是什么情况会——使你考虑……”


    “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那艘船欠什么人钱吗？它可能被控告吗？”


    “不。”


    “原来是这样，”辛先生说。“你的船容得下多少我的不幸的同胞？”


    “你的意思是说运送？”


    “正是这个意思。”


    “去多远？”


    “一天航程。”


    “我不知道，”我说。“要是没有一点行李的话，能运十一二个人。”


    “他们没有行李。”


    “你要把他们运到哪儿？”


    “我会让你看着办的，”辛先生说。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在哪儿上岸由我定？”


    “你要把他们往托尔图加斯[托尔图加斯（Tortugas）：在墨西哥海湾内，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的小群岛，其中最大的一个小岛就是下文提到的蠵龟礁。]运，那儿有一艘纵帆船把他们接走。”


    “听着，”我说。“托尔图加斯小群岛的蠵龟礁上有座灯塔，那儿有无线电设备，为两国[指美国和古巴。]工作。”


    “说得对，”辛先生说。“把他们运到那儿上岸当然很蠢。”


    “那怎么办？”


    “我刚才说的是，你要把他们往那个地方运去。这是他们的航程规定了的。”


    “行，”我说。


    “按照你的判断，他们哪儿上岸最好，就运到哪儿。”


    “那艘纵帆船会到托尔图加斯去接他们吗？”


    “当然不会，”辛先生说。“真蠢。”


    “运一口多少钱？”


    “五十块，”辛先生说。


    “不行。”


    “七十五怎么样？”


    “你一口人拿多少？”


    “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我还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或者你会说是渠道吧，要去通路子。事情不是在那儿就结束了嘛。”


    “可不是，”我说。“那凭什么我又被认为干这事儿用不着付出代价呢，哦？”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辛先生说。“咱们说一百块一口人，怎么样？”


    “听着，”我说。“你知道要是他们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话，我在牢里要蹲多久吗？”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是没有理由去蹲牢嘛，我亲爱的船长。你只冒一个险——你运那些乘客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就凭你的谨慎了。”


    “要是他们回来找你呢？”


    “那挺简单。我要向他们把话说清楚，是你出卖了我。我会退还一部分钱，把他们再送出去。不用说，他们懂得偷渡入境是挺艰难的。”


    “拿我怎么办呢？”


    “我想我该写封信给领事。”


    “我明白了。”


    “一千两百块，船长，眼下可不是一笔无足轻重的钱。”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你一同意，马上拿两百；人上了你的船，拿一千。”


    “要是我拿了两百块溜掉呢？”


    “当然啦，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微笑了。“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船长。”


    “你把两百块带来了吗？”


    “那当然。”


    “把钱放在盘子下。”他照办。


    “好吧，”我说。“我会在早晨去结关；天黑后把船开出来。哦，咱们在哪儿上人呢？”


    “在巴库拉那奥[巴库拉那奥（Bacuranao）：古巴西部一城市，离哈瓦那市7公里。]怎么样？”


    “好吧，你安排定当了吗？”


    “当然啦。”


    “嗨，谈谈上人的办法吧，”我说。“你在当地用两个电筒亮两次，一道光在另一道上方。我看到电筒光以后，就会把船开进来。你坐一艘小船出来，用小船驳人。你亲自来，带上钱。我收不到钱，不会让一口人上船的。”


    “不行，”他说；“你开始放人上船后，拿一半；另一半人上罢了拿。”


    “好吧，”我说。“这合情合理。”


    “这么说，一切都谈妥了？”


    “我想是这样，”我说。“不带行李，也不带武器。不带枪，不带刀，或者剃刀；什么都不带。这我得先弄清楚，不能含糊。”


    “船长，”辛先生说，“你对我不信任吗？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你能打包票吗？”


    “请别叫我难堪，”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好吧，”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在那儿？”


    “午夜以前。”


    “好吧，”我说。“我想就这么办吧。”


    “你要哪种钞票？”


    “要一百块一张的。”


    他站起身来；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过的时候，弗兰基对他微笑。辛先生没有看他。他确实是个长相圆滑的中国佬。真是个好样的中国佬。


    弗兰基来到桌子旁。“怎么样？”他说。


    “你在哪儿认识辛先生的？”


    “他运送中国人，”弗兰基说。“大买卖。”


    “你认识他多久了？”


    “他在这儿约摸两年光景了，”弗兰基说。“他来以前，另一个人运送中国人。有人杀了他。”


    “也有人会杀了辛先生的。”


    “没错儿，”弗兰基说。“干吗不会呢？很大很大的买卖哩。”


    “好买卖，”我说。


    “大买卖，”弗兰基说。“运送走的中国人从来不回来。别的中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


    “真精彩，”我说。


    “这种中国人不会写字。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他们什么都吃不起。靠吃大米过活。这儿有十来万中国人。只有三个中国女人。”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


    “这情况真糟糕，”我说。


    “你跟他干成买卖了？”


    “也许干成了。”


    “好买卖，”弗兰基说。“比干政治强。钱多。很大的买卖。”


    “来一瓶啤酒，”我跟他说。


    “你不再担心了吧？”


    “去他妈的，不了，”我说。“很大的买卖。非常感谢。”


    “好，”弗兰基说，拍拍我的脊背。“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了。我只是要你高兴。中国人的好买卖，哦？”


    “好极了。”


    “也叫我高兴，”弗兰基说。我看到他快要哭出来了，因为他是为一切都顺利而那么开心，所以我拍拍他的脊背。真是好样的弗兰基。


    早晨第一件事情是，我找到了那个代理人，告诉他给我们结关。他要船员的名单；我跟他说一个没有。


    “你要独自个儿渡海，船长？”


    “对。”


    “你的助手怎么了？”


    “他喝得醉么咕咚，”我跟他说。


    “独自个儿渡海很危险的。”


    “只有九十英里嘛，”我说。“你认为有一个醉鬼在船上会有什么两样吗？”


    我把船开到海港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码头，在两个油柜里都加满了油。我加了几乎两百加仑，才把两个油柜都加满。我不愿意一加仑汽油要付两毛八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上哪儿去。


    自从我见到那个中国佬，收下钱以来，我一直担心这桩买卖。我想，我整整一宿没有睡着过。我把船开回旧金山码头去；埃迪在码头上等我哩。


    “喂，哈里，”他跟我说，招招手。我把船尾的缆绳扔给他，他系好缆绳，然后登船；比往常个子高了一些，眼神模糊了一些，醉得厉害一些。我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哈里，那个家伙约翰逊这样溜掉了，你有什么打算呢？”他问我。“你对这事儿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从这儿滚开，”我跟他说。“你叫我恶心。”


    “老兄，我不是跟你一样感到不好受吗？”


    “滚下船去，”我跟他说。


    他干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背往后一靠，伸直两条腿。“我听说咱们今天要横渡海峡，”他说。“嘿，我想待在这一带也没有一点儿用处。”


    “你不去。”


    “怎么啦，哈里？跟我发火可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滚下船去。”


    “啊，消消气。”


    我在他脸上揍了一下；他站起身来，接着向码头上爬上去。


    “我不会对你干这样的事儿的，哈里，”他说。


    “你说得他妈的完全对，你不会干的，”我跟他说。“我不会带你出海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干吗非揍我不可呢？”


    “这样干，你才会相信。”


    “你要我干什么？待在这儿挨饿？”


    “挨饿，见鬼去吧，”我说。“你可以搭渡船回去。你可以靠干活儿回去。”


    “你待我不公平，”他说。


    “你到底待谁公平过，你这酒鬼，”我跟他说。“你会出卖你的亲妈。”


    这也是实话。可是我为揍了他觉得不好受。你知道，你揍了一个醉鬼，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是眼下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是不可能带他去的，哪怕我想带也不行。


    他开始在码头上一路走去，看起来好像不止一天没吃早餐了。后来，他转过身子，走回来了。


    “给我几块钱怎么样，哈里？”


    我给他一张那个中国佬给的五块的钞票。


    “我一向知道，你是我的铁哥儿们。哈里，你干吗不带我去？”


    “你运气差。”


    “你只是在发火罢了，”他说。“不要紧，铁哥儿们。你还会高兴看到我的。”


    他既然有钱了，走起来快得多了，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哪怕看他走路，都叫我恶心。他走路的时候，好像关节都向后扭。


    我登上岸，到明珠餐馆去，会见那个结关代理人；他把结关文件给我，我请他喝了一杯。接下来，我吃午饭；弗兰基走进来了。


    “有人把这交给我，让我转交给你，”他说，递过来一个卷着的、有点像管子形状的东西，外面裹着纸，用红绳系着。我解开裹着的纸，摊开来的时候，从形状看，它好像是一张相片；我以为也许是一张码头附近哪一个拍的我那艘船的相片。


    好啊。原来是一张一个死黑人的脑袋和胸膛的特写相片，他的脖子上利索地开了一个口子，从这一边耳朵到另一边，然后整齐地缝起来了；胸前的一张卡纸上用西班牙语写着：“这是我们处置Lenguasrgas的办法。”


    “谁给你的？”我问弗兰基。


    他指指外面一个在码头一带干杂活儿的西班牙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害着痨病，眼看活不长了。他站在用便餐的长条桌旁。


    “叫他过来。”


    那孩子走过来。他说是两个年轻人在约摸十一点光景把那东西交给他的。他们问他，他是不是认识我；他说，认识。后来，他把那东西交给弗兰基，让他转交给我。他们给他一块钱，要他一定要让我收到。他们穿的衣服很讲究，他说。


    “耍手段，”弗兰基说。


    “啊，可不是，”我说。


    “他们认为，你把那天早晨你在这儿跟那几个小伙子见面的事儿报告警察了。”


    “啊，可不是。”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你走掉是好事情。”


    “他们留下什么话吗？”我问那个西班牙小男孩。


    “没有，”他说。“就是要把那东西给你。”


    “我现在要离开了，”我跟弗兰基说。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政治很糟糕。”


    我把结关代理人交给我的所有文件扎在一起，付了账，走出那家餐馆，穿过广场，走进那扇大门；我很高兴穿过了仓库，终于走到了外面码头上。那些年轻人确实把我吓坏了。他们真是够蠢的，竟然认为我向另一伙人暗中通风报信。那些年轻人像潘乔。他们一心惊肉跳，就心情激动，而他们的心情一激动，就要杀人。


    我来到船上，预热了发动机。弗兰基站在码头上望着。他流露出聋子才显露的古怪的微笑。我走回到他身旁。


    “听着，”我说。“你别陷这件事儿内，省得惹什么麻烦。”


    他没法听清我的话。我不得不把话向他大叫着说一遍。


    “我耍起手段来挺在行，”弗兰基说。他解开了缆绳，扔上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