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

    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的主题来源于彼得堡两百年的神话，它从城市奠基时就开始形成了。别雷的《彼得堡》以最尖锐的形式与普希金的《铜骑士》相对照，同时，它又仿佛是对《铜骑士》的主题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别雷本人是个诗人，他用散文体作品对普希金作出回答，这不是偶然的。别雷与国家恐怖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都划清了界限，同时从两者身上撕去一切浪漫主义情调。历史上是这样的，彼得一世的纪念像——铜骑士，与参政院都位于参政院广场：就是曾经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悲剧的那个地方。《彼得堡》的主要人物都这样或那样地从参政院广场上的彼得一世纪念像旁边经过。铜骑士就矗立在参政院的正对面——就是那个老官僚参政员阿勃列乌霍夫供职的参政院——这是一个既缺乏任何才华，甚至连做官的才华也没有，又缺乏智慧的人。阿勃列乌霍夫——整个不停运转的沙皇国家机器的巨大轮子的一部分。在《彼得堡》里，叶甫盖尼的角色由恐怖分子杜德金和参政员阿勃列乌霍夫的儿子尼古拉扮演。儿子——这不是偶然的。国家恐怖主义产生个人恐怖主义。而《铜骑士》里的叶甫盖尼只威胁彼得一世——“你等着瞧吧！”那么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则已经拥有一枚反对自己父亲的炸弹。不错，它不是一枚炸弹，而是一个最平淡无奇的洋铁罐头盒。


    铜骑士已不是在“空荡荡的广场上”紧紧跟着叶甫盖尼，而是威严而喜剧性地登上楼梯走进杜德金的小房间里——一间使人想起拉斯科尔尼科夫(1)的斗室的小房间。“曾祖父”看望“曾孙”。


    如果叶甫盖尼威胁彼得一世，是在无力地捍卫自己该有的小小的个人幸福的权利，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表现自己决心为人们的幸福作贡献，那么别雷的杜德金也同样无力地想把自己表现成无产者意志的代表。


    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同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这是别雷这部长篇小说的世界意义。尽管别雷显然既不理解无产阶级，也不理解1905年革命，我们重视它，正是因为它撕下了一切恐怖主义“高尚”和罗曼蒂克的外表。


    别雷的《彼得堡》里的彼得堡——不是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它同时既是东方又是西方，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别雷就这样第一次在俄罗斯文学中提出了俄罗斯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这部长篇小说在今天具有最迫切的世界意义。


    别雷这部作品不寻常的形式表现了什么呢？我想这一形式里主要的是不断的探索，是不满足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已经泛滥的“平铺直叙”。他一直力图强调形式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表现手法”，便是由此而来的。在给鲍·托马舍夫斯基(2)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1933年8月3日的一封信，见鲍·托马舍夫斯基档案），别雷写道：“我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笨嘴拙舌，得经常克服由自己人为地杜撰的语言（我只好老是装着在大声说话，嘴里塞满了小石子），因此往往很苦恼；于是寻找内在的平静。”有两种笨嘴拙舌——摩西(3)的和傻瓜的，别雷的笨嘴拙舌属于头一种——一个预言家的笨嘴拙舌。我们记得，连德谟斯芬(4)也往嘴里塞小石子，克服了自己的笨嘴拙舌。别雷的这部小说是一个演说家的小说，德谟斯芬的小说。


    德·利哈乔夫(5)


    (1)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2)鲍·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俄罗斯文艺学家。


    (3)《圣经》传说中一个被放在草箱里在河上漂流的婴儿，后被公主收养，长大成了预言家。


    (4)德谟斯芬（约公元前384—前322），雅典反马其顿的民主派首领，演说家。


    (5)德·利哈乔夫（1906—2016），俄罗斯文艺学家，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