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

    这几天，我读了母亲年轻时写的部分日记。这些写在三十二开纸上的日记，是母亲整理抽屉时从最里层发现的。母亲翻看了一下随手交给了我。或许日记的内容已经不再是母亲的秘密，日记中所倾诉的悲伤，也已不再是母亲的悲伤了吧。


    我是长子。对于母亲来说，是她最初的孩子。我是她第一次见证的生命的惊愕。然而生下来不久，我就被祖母强领了去，由祖母一手养大。直到祖母去世数年前我十三岁那年，才回到父母膝下。


    我七八岁前是同祖父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后来，父母亲在祖父母住宅后面，斜斜错开些建立了新家。从父亲家二楼可以看到祖母的病房。祖母的病是久治不愈的脑神经痛，发作时左膝痉挛。祖母最害怕患部受到震荡，十分厌恶巨大的声音和震撼地面的响动。


    昭和三年[公元1928年]春天，母亲二十四岁，我四岁。母亲写道：


    从早晨到午后，我那儿子一直待在祖母晦暗的八铺席病房内，端正地坐着，专心致志画画儿。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不得不眼睁睁地望着他。他一定很想跑出去，很想大声地唱歌吧？这样一想，我的手脚也不由动作起来。孩子实在憋闷极了，我必须全力挽住他那时时想奔逃出去的两脚。


    幼小者的欲望，其中包含着将来不知如何尊贵的理想的欲望，这欲望刚一长出嫩芽，猝然又被连头彻底摘除了，多么遗憾！他何时才能获得解放？对于这般无尽的痛苦，一个母亲的心灵逐渐狂乱了。我的孩子就是我身体的延长，而我作为母亲，偏偏让一个不同于常人、头脑机能有异的素昧平生的人（注：对于母亲来说，婆婆就是这样的人）对他施行病态的教育，并且对此不许置之一词。终日像奴隶一样默默不语，两眼分明地遥望着他。我这个母亲何时才能从满心的忧伤中获得解脱？


    昭和六年，母亲二十七岁，我七岁。母亲写道：


    隐忍之中好不容易养成断念的习惯。今天，我感到出现了微微曙光。首先，今年开始可以上小学了是一份期待。虽然如此，作为母亲的我，害怕看到孩子时时刻刻被扭曲的性格。实在对不起，然而我只能遵从以往的道德，别无他法。舍弃孩子尽孝心。等他成人之后，也会原谅我这个可怜的母亲。等上了学，离开家庭的短暂时间里，母子也会有机会高高兴兴过上半天的二人时光的。但是，啊，果真有那一天吗？那时情况会不会比现在更糟？


    昭和八年十二月，父母已经住进新家。母亲写道：


    晚上，孩子哭着跑来了。


    问原因，是因为孩子关障子门时响声太大，祖母立即腿疼起来，狠骂了他。看样子，他心里很后悔，又害怕祖母腿疼，再加上挨骂后万分伤心，一见到亲娘的面，眼泪就止不住涌流出来。


    接着，学仆[原文作“书生”，在有钱人家一边干家务一边读书学习的少年]高桥拿着帽子和口罩急忙追来了。他说：


    “晚间很冷，祖母叫他戴上帽子和口罩，他就是不听。祖母非常生气，叫我来告诉您一声。”


    孩子听着听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学仆接着说：


    “我在一旁看他太可怜了。如果祖母问他，‘哥儿，你愿意到那边家里去玩吗？’他听罢总是作出不愿意的表情，回答说：‘现在是晚上，太冷’‘马上要吃饭啦’等等，就是不肯去。说来，连打开障子门都得小心翼翼，比起那样的家来，当然想待在自己家里，又可以同弟妹尽情玩耍。不过，哥儿虽小却很聪明，周全考虑当时的情况，当着祖母的面，尽量说不想去。”


    虽然是平常的事，我的悲伤转变为害怕。孩子的天真无邪遭受无情的摧残，真不知会怎样变态成长呢。


    孩子心情沉重，说不出话来。我耐心规劝他，就像为自己鼓劲儿。


    “这个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少儿童失去父母，成了孤儿。有的孩子，受继母虐待，不给饭吃。该是多么悲惨啊！你有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我们都很疼爱你，不是很幸福吗？奶奶生病，你应该为她多想想，拿出勇气来，坚持下去。是男子汉吧。再忍一忍吧，坚忍下去，慢慢会变成了不起的人物啊。”


    这时，女佣急急忙忙赶来了，叮嘱道：


    “已经六点啦，可要回那边睡觉啊。”


    不论在什么场合，我叫孩子住在这边，没有一次被应允过。孩子惊呆了，“哇”的一声哭起来。他越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就越害怕。婆婆犯病时，激情满怀，头脑一片狂乱，她那尖厉的话语犹如钢针一般直刺过来，即便对孩子也毫不留情。这已经是常事。碰巧丈夫回来了，连忙过去安慰婆婆。听说她要痛打高桥，心情好了些。过了半小时，丈夫回来了。


    第二天早晨，平安无事。这时，学仆套着裙裤来了。


    “今早我听护士说了。昨晚老太太详细问了哥儿许多事情，直到很晚很晚才睡。最后，哥儿说母亲拜托高桥，希望常放哥儿回家玩玩。哥儿全都讲出来了，所以我很害怕，决定辞职回老家了。”


    婆婆用一种卑劣的侦探式的逼供，对待一个心地纯真的孩子，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孩子不论何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言不逊或做坏事的。作为母亲，越是明白这一点越是感到悲哀。


    可不，今日一整天就没放孩子来一下。傍晚，我再也受不住了，便登上二楼，搬来藤椅坐在窗前，凝望着对面的房子。在，在，孩子的头在动。他像寻常一样，照例被迫守在厢房内婆婆的枕头边，而且小心翼翼，不敢弄出声音来。


    护士扶着婆婆上厕所，孩子时时跟在后面，走廊里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脑袋。我紧紧靠在椅背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颗小小的毛栗子。


    其后，母亲写了我每天必做的事。吃饭时，总是同祖母相向而坐。祖父一个人在起居间里用餐。我吃饭时“连动一下筷子，都受到干涉，祖母总是唠叨个没完，所以根本不知道饭菜什么味道”。饭后就寝前的一小时，只给“坐在祖母枕边读书的自由”。母亲最后悲叹道：“啊，只要不发生大地震那样的天地异变，这孩子就不会获得幸福。”这几乎等于一种诅咒。


    昭和九年五月的节日里，母亲三十岁，我十岁。她这样写道：


    节日里和孩子一起惹了场祸。夜晚，正在为三个孩子举行庆祝宴会，做母亲的忽然说：“斋田婆婆去世了。”（这位斋田婆婆是祖母的老朋友，得急病死了。）我以前也曾听说过，就附和着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大家聊着聊着，在一旁听着的儿子，正如预想的一样，吃惊地食不下咽了。看到他那惨白的脸孔，一直沉默不语，真是太可怜了。刚才始终思考的事随即就脱口而出了。“您一定是想瞒着哥儿，所以过去我虽然知道，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吃惊于自己说的话，已经晚了。眼见着怒容满面的婆婆，深深低下头，表示歉意。谁知倒霉的哥儿又说了一句令人尴尬的话：“啊——她死了呀。”对于哥儿来说，常年疼爱自己的人猝然死去，实在是个意外的打击。因此，他似乎没有像往常那样敏感地觉察出当场的气氛来。


    果然，婆婆暴怒了，她“啪”的一声撂下筷子，大骂起孩子来：


    “怎么啦？为何特地在我面前唉声叹气？”


    我心里明白，婆婆其实是冲着我来的。我故意装糊涂，一心一意劝慰这个已经六神无主的幼小的儿子。


    “哥儿心里感到难过，也是自然的事。就连您也没有想到她会死的啊。”


    婆婆用力放下饭碗。说道：


    “真烦人！随你怎么说吧。寿司什么的，我不吃了！”


    三个孩子受到惊吓，停下碗筷。我的心跳传到手指尖儿，连嘴唇也哆嗦起来。我只想着一件事，我那儿子能挺得住吗？这时，满脸泪水的儿子说道：


    “奶奶，快吃吧，别伤了身子。”


    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流畅地说出这样的话的我的儿子啊，你有如神明般美好的心灵。他被从父母手中夺走了，宛似铁笼里的动物，不得须臾离开枕畔。不仅如此，当我这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时候，婆婆满心发疯般地嫉妒我，同时矛头总是指向可爱的幼小的孙儿……


    ………


    这些日记令我感动不已。但这种感动并不纯粹。


    日记中涉及的我幼年时代的姿影，暴露了我现在正想死死隐瞒的丑恶的弱点。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为何哭泣？最令人不快的在于最后说出了“奶奶，快吃吧”这句颇合时宜的台词。这孩子深知，那瞬间的自己看上去很是惹人怜爱。


    我们总以为幼年时代是纯真无垢的。头脑里的这一偏见（母亲也持有这个偏见，说我像“神明”），被精神分析家恶意的驳斥推翻了。至少可以说，比起人们已经成熟的弱点，我的未成熟的弱点远远要丑恶得多。如今，我依靠着稍稍已经成熟的弱点推进工作，我的脑子里时时涌动的幼年期的丑恶，多多少少美化着我眼下的工作。


    母亲自我感情的植入，有些误解。说我强忍着不到外面游玩或干坏事，守在病人枕畔不敢发出声音来，其实并非如此。我之所以这样，是出于我的喜好。如今留在美好记忆中的是我同母亲短暂的相会，放学后牵着母亲的手，做一番春游式的散步。即便在这样的场合，我也没有否定当时祖母那病态的绝望而执拗的爱。


    祖母将我关在病房里，是因为她认为，不这样做我这个孱弱的孩子就会死去。母亲到底是母亲，她觉得那样关着，反而会使我丢掉性命。我现在依然活着。如今，我很理解母亲的想象力。我想跑出去，想游泳，想生活在户外的阳光里。我想跳跃，我想做游泳健将，想成为拳击手。我想有一双谁见谁爱的宽大的肩膀。我要无比强健，打起架来，一举撂倒四五个人。我想一刹那不加思考地行动起来。我希望遮蔽我的，仅限于天上的云影。……然而，我只适合于夜间伏案、白天沉睡不起的职业。我的内心的一角，依旧喜爱暗淡病房的枕畔。其余九成的愿望，即便面向户外的阳光，我一旦走进户外的光明中，依然像儿时一样，喜欢聆听蓝天、绿叶、小鸟和喷泉，这一切对我的嘲笑。


    母亲像日记中那样解释我。但我这个人，并非完全像母亲解释的那样。要是知道母亲对我的解释，恐怕早从幼年期特有的撒娇开始，尽量使自己的身子符合于这样的解释了。不过，祖母即便掩住我的耳目，不让我知道母亲的解释，母亲的苦恼也没有长久占据着我的心房，这是为什么呢？然而，反过来想想，也有可能母亲坐在二楼的藤椅上，一直凝视着我自己也未曾觉察到的我的悲伤吧？如今，我已觉悟到这样的悲伤，母亲却不再全神贯注地谛视了。母亲的眼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能鲜明地映现出我的悲伤来了。


    爱，既是一种不具目的的神秘的洞察力，使得我们感到羞惭得无地自容的感情；又像一种想象力，其本质只不过是一个“解释”而已。母亲的日记，强使我围绕这些疑问进行种种省察。


    我被坐在二楼藤椅上的母亲看到了什么呢？这种思虑，不知为何，使我颤栗不止。


    母亲遥望我的时候，我恐怕不为任何悲伤所囚禁了。我的快乐，只要有一些点心、笔记本、绘画用纸、彩色铅笔和童话集就满足了。况且，这些都已经存在。我攥紧祖母干瘪而光亮的小手，跟着她走到厕所前边。祖母如厕的当儿，护士挑逗我，胳肢我玩，使我很高兴。


    “哥儿，我要胳肢你！”


    她压低声音，笑着说。她极力凑来双颊，记得我忍住的笑和她脸上厚厚地涂着廉价的雪花膏散发出的山栀子香气合并成了一种印象。


    “呀，不行，呀，嘻嘻。”


    “不准出声。来，这回该肚子了。”


    “呀，嘻嘻。”


    冰冷的拳头，犹如苹果一般突进我的肚子和两腿之间。


    “嗬，真好玩。”


    护士像是从纸袋底下摸索着什么，她紧紧揪住那个小小的东西不放手。我仿佛被人用那根讨厌的裤带吊起了裤子一般，一种不快的恍惚之感，使我的头脑麻木了。然而，我却将脸孔贴紧她那浆得十分硬挺的裙裾，微微摇着头。


    祖母从厕所出来，问：


    “你们究竟在闹些什么呢？”


    “哥儿在调戏我哩。”


    “这可不行，哥儿。”


    我既不感到特别惊讶，也没有显得狼狈不堪。从前我患肠炎卧床不起那阵子，这位护士来到我家。我病愈之后，她就留下来照顾祖母。那时候，我病后练习走路，她天天带我出外散步。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一起走到公共市场前边，初秋黄昏时候的天空，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彩旗。走到那里再折回来，所以市场前边相当于整个行程的一半。我病后的腿脚仿佛走在沙地上，感到又累又热。


    “哎，给我坐椅子吧。”我粘缠着她。


    “又来啦？不要这么娇气嘛。”


    护士蹲踞路旁，我便坐在她的双膝之上。


    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坐过那般舒适的椅子。她那浆洗得十分挺括而白得耀眼的裙裾，一旦坐上去，腰肢周围会有一圈儿流丽而丰润的鼓起，将她散步时露水打湿的木屐带罩在下面，比起任何椅子布都要漂亮得多。这种椅子很暖和，而且足尖儿始终轻轻摇动，以便保持着稳定。不仅如此，我还等待着她将那腕子上套着皮圈儿的凉冰冰、肉嘟嘟的胖手伸进我的裤裆，一边摆弄着，一边发问。


    “这是什么呀，哥儿？圆圆的，又圆又小，像两颗橡树果儿。”


    “不——知——道。”


    “等哥儿长大后，这可是个能使女人又哭又喊的宝贝呀。”


    “不——知——道。你说，能使女人又哭又喊，到底是什么呀？”


    “就像哥儿这样的人。你呀，能叫祖母哭，叫阿梅哭，叫阿国哭，还能叫你那位漂亮的妈妈哭。”


    她半开玩笑地向一个孩子灌输的这些猥杂的话题和恶作剧，直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有悖于道德，更不认为这些怀有深深的敌意。当时瞬间里感觉到的强烈的憎恶之所以难以说清楚，就是基于此种道理。或许，那定是由于我对周围环境的悲哀漠然视之的缘故吧。同时，对于将责任转嫁于我一身的对方抱有恐惧的心理。这种本能的恐怖，抑或来自对于护士的恶作剧的期待以及与此联结的某种快乐的观念，同自己环境的悲哀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吧？


    呻吟是传达痛苦的手段。然而，人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发出呻吟如何能掩盖痛苦。我们想让别人知道痛苦，但不想让别人知道痛苦的快乐。


    母亲的日记，据我的记忆，大事件的记述恐怕是有意舍弃了。昭和八年十二月，快到除夕的时节，祖母正睡午觉，我守在枕畔。障子门打开一道细缝儿，高桥探着头，默默地对我招了招手。我一出去，他就用一件孩子穿的白色羔皮外套，裹住我的全身，抱起我穿过晦暗的走廊，雪橇一般向大门口冲去。来到玄关，这位学仆说道：


    “喏，我带他出来啦。”


    “真难为你啦。”


    母亲站在玄关外，罩着护耳，比平时更郑重地化了妆。


    “哥儿，出去散散步吧。天气很冷，戴上口罩，围好围巾。”


    我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走着。其间，风向变成顶头风，干脆手挽手向后退着走。母亲看我一言不发，随即说：


    “不用担心，马上到那边去照相。今年快要过去了，哥儿即将九岁，妈妈想一起照一张纪念照呢。”


    这时，我本想轻率地说出那件事来。就是护士的一番话。尽管很可笑，但作为一个孩子，我一心想以此缓解一下母亲满怀悲凉的话语。……然而，我蓦地想起来一些事，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护士教给我的不仅是这些。


    母子二人来到白墙跟前，母亲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椅子一旁，面对着摄像机。矮小的秃顶摄影师调好了焦距。


    “好，请不要动，不要动。”


    他说着，耗子般转到我们身后，将忘记布置的背景布幕放下来。我不得不偷偷朝那里瞥上一眼。背景稍稍褪色了，有的地方染上了污迹。不过，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母子毫不费力地相互依偎在一座废园露台的椅子上了。忧郁的卵黄色的园林里，盛开着玫瑰花，远方是黑魆魆的森林。森林彼方，夕暮时分，残留着晚霞余晖的金色的天空，映照着下边的池水。几只忧戚的天鹅，垂着头在水面上往来游弋……


    “好啦，哥儿不用害怕。面朝着这边。”


    “哥儿，可不要动啊。”


    母亲将脸转向摄像机，带着异样的迫切的热情，低声吩咐道。她左手紧紧攥着搭在膝盖上的我的小手，尽管天气寒冷，她的掌心依旧布满湿漉漉的汗水……


    ——这天，母亲或许下决心要干一桩事情吧？无疑，那决心又在照完相回家的路途中被推翻了。反正，我有这样的感觉。


    那天拍摄的照片至今还留在影集内。年轻的母亲膝头紧挨着幼小的儿子，面带幸福和明朗的微笑。那副护耳虽说给人以忧愁的印象，然而，那只是我们对于已经逝去的风俗所抱有的概念性的表述罢了。


    我们隐藏呻吟的快乐。当觉悟到这一点时，我们已经在隐藏。母亲要想在我心灵之中寻找忧伤的确证，那将是困难的。


    由此看来，我的充满神经质的幼年期，并未痛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忧伤。无疑，母亲也在拼命隐藏自己的忧伤。母亲从二楼的藤椅上所看到的，正是我不久想要隐藏的我的哀伤，那是我尚未感觉到的自身的哀伤。


    ……其实，母亲从二楼藤椅上所看到的，不就是母亲自己的姿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