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后赘言

    我写了一篇关于向岛寺岛町的花街柳巷的见闻记，并为它起名为“濹东绮谭”。


    这个濹字原本是林述斋(18)为叙述隅田川时胡乱生造的，他的诗集中有一本题为《濹上渔谣》，那还是文化时期(19)的事。


    幕府瓦解之时，成岛柳北(20)搬出了下谷和泉桥路的御赐宅邸，而把向岛须崎村的别墅作为自己的家，从此之后，他的诗文中大量使用濹字，之后，这个濹字再次为文人墨客广泛使用，但是，到柳北死后，不知不觉中又成了人们所不熟悉的字了。


    物徂徕(21)把隅田川写成澄江，还有的诗人把天明时期(22)的墨田堤写成葛坡。明治初年诗文最为流行时，小野湖山(23)认为向岛这个词不顺达雅致，根据其音想出“梦香洲”三字，但是没隔多久即被人们遗忘，现在向岛的妓街区有家叫“梦香庄”的专供游客带情人同居的旅馆，不过，这个名字是否出于继承小野湖山风格之心，就不明所以了。


    寺岛町五丁目到六七丁目这个狭长的地带在距离白髯桥东面四五百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在隅田堤的东北面，要说是濹上总觉得离得太远，所以，我决定称之为“濹东”。《濹东绮谭》刚脱稿时，我曾经直接取地名《玉井杂抄》为题，不过，之后又略有所思，才用了当今社会上人们不熟悉的“濹”字，以期使之显得古朴雅致些。


    我在十多年前与井上哑哑子永别，而在去年春天又听到了神代帚叶翁的讣告，此后，关于小说命题方面的意见，就没有可以求教的先生，也失去了可以畅所欲言交谈的对象。倘若帚叶翁还在世，一俟《濹东绮谭》脱稿，我就会立刻跑到位于千驮木町的老先生的寓所麻烦他阅读指教的。这是因为老先生比我更早地熟知“迷宫”的情况，并乐于将此告之他人。老人在与他人交谈时，不时会提到那个地区的情况。他先向身边的人借支钢笔，从蝙蝠牌烟盒里抽出里面的烟卷，在烟壳纸背面画上一张从市区到“迷宫”的地图，顺便记下巷子的出入口，又说明岔道这边可到哪儿，又和哪儿相连，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那一阵，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银座尾张町的拐角处遇到这位老先生，他不肯利用咖啡店和茶座来与客人会面。待等候的客人来后、正式开始交谈时他才上饮食店入座，在这之前，他总是站在热闹的大街上的一个角落里，算着时间等待预约的客人到来。有时，客人竟未前来赴约，白白地让他浪费了时间，老先生也决不会因此生气难过。因为他伫立街头并不仅仅是为了等候约定的来人，其实他很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来观赏大街上的景致。他生前常常让我看的那本笔记本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条目里记载着在何处观看、从几时到几时之间，路上走过的多少个妇女中穿西服的占多少，女招待打扮和老爷打扮结伴行走的有几对，为要钱财上门献艺的有多少。这些都是他在大街角落里，在咖啡馆门前的树荫下伫立着等人时用铅笔记录下来的。


    在今年秋老虎闷热最甚的一天夜里，我在玉井稻荷神社前的巷内漫步时，可能从一家是杂烩店的门帘中跑出来一位抱着三弦上门献艺的姑娘，她十七八岁，模样俊俏，亲热地叫了声“大叔”。


    “大叔，您也到这儿来玩吗？”


    起初，我一点儿也记不起她是谁，可是，后来从她露出犬齿微笑的嘴角，忽然想起四五年前我和帚叶老先生曾在银座的小街上和这姑娘说过话。老先生从银座回位于驹込的住处时，不是在尾张町的四辻便是在银座三丁目的松屋前等候末班电车。这时候，他总和同样站在车站上的卖花姑娘、算命姑娘、上门献艺姑娘们交谈，上了电车后，只要对方不回避，他就继续和她们谈下去，所以，我和这个姑娘其实早就相识了。


    我在银座的小街上常常见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拿三弦琴的尚未及笄的小姑娘，左右两只手上各拿着两块竹片，头发分成两绺梳成桃形顶髻，一件黑领子的长袖和服里面再穿一件红色的衬领，系一条红色的腰带，黑色的木屐带上似乎也带点红色，从那副打扮上看，她不是专唱义太夫调(24)的女演员便是近郊花街柳巷里的雏妓。她那张早熟的细俏的脸、修长的脖子和苗条的身材，也是上述两种人最常见的典型模样，看来这取决于她的身世和性格，恐怕是无须再打听的吧。


    “完全长成个大姑娘了，真像个多才的女艺人呐。”


    “嗬嗬嗬嗬，见笑见笑。”她边说边把扁平的头簪重新插进岛田髻的底部。


    “哪儿的话。你不是在银座献艺的吗？”


    “不，我现在已经不去那里了。”


    “还是这一带好吧？”


    “无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都不好！不过，银座那儿找不到生意无法步行回去，没法子呀。”


    “那时你得回柳岛住吧？”


    “是的，现在搬到包租地去了。”


    “你饿了吗？”


    “还不晚哪。”


    在银座时，我也曾送给她电车钱，当天夜里，我又送她五角钱才与她告别。以后，过了一个月又在路边碰上她，不久，夜间的寒露越来越冷，我到这儿大街来散步的次数也渐渐少了。但是，据说这一带大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倒是夜凉如水的深夜，因此，这个姑娘近来大概每夜都得在大街上徘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吧。


    把帚叶老人和我在银座的深夜初次见到那位姑娘时的情景和今年不经意在寺岛町的道路边又和她相遇的事合起来一想，发现其间早已度过了五年的光阴，这几年中的变化——这个昔年雏妓似的姑娘今天的衣着说明她已经长大成人，桃髻变成了扎有花绸布的岛田髻，我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观点去看待她的变化。一个打着竹板唱说经调(25)的姑娘，长成会弹三弦演唱流行歌曲的“阿姐”，这一变化如同孑孓变成蚊子，鲻鱼的鱼苗长成幼龟、幼鱼又长成成鱼一样，乃是自然的演化。论述马克思的人又开始信奉朱子学说，这并不是进化而是异化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是前者空了，于是后者就忽然出现，就好像宿蟹的蟹壳里长的不是蟹肉而是别的什么生物一样。


    我们东京的普通老百姓知道满洲平原风云突变是在那前一年，即昭和五六年间。确实，在那一年秋季，我听说招魂社寺庙内的银杏树上麻雀连续大战了整整三天，在大战最末了的那天早晨，我曾和麹町的妓女们一起去观看。再前一年的夏天，听说赤坂见附的河浜里，每当夜深人静时，便有一只很大的蟾蜍跑出来悲痛地高声啼鸣，有张报纸还登出了“悬赏”海报，将给捕捉这只蟾蜍的人赏三百圆钱。因此，每逢下雨之夜外出的人反而增多了，然而，最终也没听到谁得到这笔赏金，不知不觉中，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去看麻雀大战的那一年很快到了年末，有一天下午，我在葛西村海边散步时迷了路，黑幕降临后我把有灯光处作为目标，逐渐知道自己处在船堀桥的位置上，换乘了两三辆电车后，才从洲崎的市营电车终点来到日本桥的四辻。电车通过深川一带昏暗的街道，我在白木屋百货店旁边下了车。明亮的灯光、年末闹哄哄的街头以及收音机里播放的军歌混为一体，忽然给了这天下午到夜晚一直在没有人迹的枯芦海岸徘徊的我以一种异样的印象。接着，为了再次换车，在等车时我伫立在白木屋的商店跟前，看到橱窗里立着几个裹着毛衣的士兵人偶像，背景画的是处处燃烧着大火的黄色荒原，这又使我感到惊异。我立刻把目光转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和往昔任何一年的岁暮时没有两样，似乎并没有人停下来驻足观望野营士兵偶像。


    翌年四月时，银座大街上栽插了柳树苗，两边的人行道上，一些朱骨的纸罩蜡灯装饰在人造花之间，呈现出一派宛如乡村戏剧中出现的街市氛围。当我看到银座插立着的朱骨纸罩蜡灯、赤坂溜池的牛肉店涂着红色的栏杆，便可知道城里人的情趣变得多么低级。在柳祭节的第二个月，霞关义举(26)震动了社会。那天晚上，我正好在银座散步，目睹《读卖新闻》最先出了报道事件经过的号外，《朝日新闻》步其后尘。时间很巧，正值星期天。这天晚上银座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看了贴在电线杆上的号外，不仅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连有关这件事的议论也听不到一句，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


    就是从这时起，帚叶老先生戴着旧帽子，穿一双日光木屐，每天夜晚准时出现在尾张町三越前大街上。现在回想起来，银座的大街小巷里，一个劲儿滋孽起来的咖啡店最繁荣、淫靡之风最盛的时期就是昭和七年夏天至次年这段时间。哪家咖啡店都会派出两三名女招待站在店门口拉客，在小街酒吧间干活的女招待们必定是两人一组，在大街上兜来逛去，她们扯着散步的人的袖子，挤弄着媚眼诱惑行人。还有一种怪模怪样的女人装出站着在观看商店橱窗里摆设的样子，看到一个男客便打招呼凑上去邀他一起去喝杯茶什么的。百货商店除了女售货员外还雇用了许多妇女，让她们身穿游泳衣，把自己的肌体暴露在众人的眼前，这也是从这一年初时兴起的做法。行人还可以在小街巷子的各个角落里看到吆喝着卖玩具的小姑娘的身影。看到那些年轻的妇女们似乎并不因服从雇主命令在商店和大街上供人观赏自己的脸蛋和身姿而感到羞耻，其中还不乏扬扬得意者，就会感到那些站立在店门口迎客的公娼似乎又死灰复燃了，而且好像因此而懂得了不论何时，社会都有一套不变的使役女人的方法。


    地铁工程已经开凿到京桥北端了，银座大街上不分昼夜地传来往地下打铁桩的机器声，施工人员在商店的屋檐下不分地方地占地午睡。


    月岛小学</a>的某女教师一到夜晚便摇身一变成了银座一丁目后面“情人”咖啡馆的女招待，因卖淫及趁旅客入睡行窃而被捕。这种事使报纸的版面热闹起来，其时也是昭和七年这一年的冬月。


    初次与帚叶老先生交往是在大正十年，在那之前，我每逢去旧书市场时总会遇见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交谈。不过，这之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往往还是旧书店门前，交谈的内容也局限于旧书，所以昭和七年偶然在银座大街上遇到老先生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意外的地方见到了不曾料到的人一样，那天我们是站着交谈到分手的。


    从昭和二三年起至再见到老先生时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去银座。不过，我夜间的失眠却随着年岁的增加变得严重起来，加上为了购买自炊时所需的方便食品和逃避盛夏时</a>节邻居家传来的广播噪声等原因，于是又开始去银座散步。不过，我害怕遭到报纸杂志的笔伐，在巷子里漫步时尽量避人耳目，只要一看见对面走来提着文件皮包或捧着报刊杂志的头发蓬乱的人，便拐进横巷或躲到电线杆后面去。


    帚叶老先生总是穿着白色的日本袜和日光木屐，其风采令人一看便知他不是一个紧跟当代时尚的人，所以，还不等我说及为何惧怕当代文士的理由，老先生便看了出来，由此也了解了我回避去大街上的咖啡馆的原委。一天夜里，他领着我到西银座巷子里一家叫做“万茶亭”的咖啡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他对我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把这儿当做碰头地点吧。这也说明他是了解我的情况的。


    在炎暑季节，我无论怎么干渴，除了放有冰块的凉开水之外，别的冷饮一律不沾口。生水也尽量回避，不论冬夏都饮热茶和咖啡。像冰淇淋这类冷饮我从国外回来后一次也没吃过，倘若要说在逛银座的人中还有不知道银座冰淇淋的人，那么恐怕仅我一人吧。老先生把我带到万茶亭去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到了夏天，银座大街上的咖啡馆中几乎没有供应热茶和热咖啡的店家，连那些西式饭店里竟然也不供应热咖啡。红茶和咖啡的风味之一半在其香气之中，若用冰块使之冷却，那么香气丧失殆尽。现在的东京人还非喝那种冰镇后失却了香味的饮料不可，像我这号守旧的人自然觉得这无异是一股怪僻风气，这种奇风在大正初年时尚未盛行于世。


    红茶也罢，咖啡也罢，都是洋人带来的东西，所以洋人至今不喝冰镇过的红茶、咖啡，由此明显可见红茶、咖啡本来具有热的特性。如今，按照日本习俗将其冰镇后饮用，就有悖于它们本来的特性。因此，这倒恰似在翻译外国小说戏剧时把外国地名人名改成日本式的那种做法。不论什么东西，一旦失却了它的本性，我自然会感到悲伤，正像外国文学我就是把它当做外国的东西鉴赏一样，经过日本人之手变得不伦不类的饮料，我当然不会喜欢。


    万茶亭是一位曾在南美殖民地工作过多年的九州人为推销咖啡而经营的店家，夏季也供应热咖啡。然而，店老板和帚叶翁先后去世，茶店倒闭，如今已不复存在。


    我和帚叶翁一起去万茶亭的时候，因害怕狭小店堂里的闷热和众多的苍蝇，总是把凳子搬到店门口的行道树下坐着，一直待到夜间十二点店里熄灯打烊止。我知道回家上床还是睡不着的，所以即使过了深夜十二点，只要还有值得去的地方我就会应邀而往，从不拒约。老先生和我在行道树下相对而坐时，总是数着那些出入于和万茶亭毗邻的“黄金线”以及对面的“维纳斯”、“斯卡尔”、“奥德赛”酒家的客人，并将它记在笔记本上。碰上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和上门献艺的女人走来便与他们交谈，谈得乏味了，他就到大街上去买东西或者到小巷里去走走，回来后，把他见到的事说给我听，大都是这样一些消息：某条巷子里的无赖汉在施温文尔雅</a>之礼(27)；在河对岸被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扯住了袖子；过去在某地的女招待如今成了某处的老板云云。在寺岛町的横巷里叫住我的那个上门献艺的姑娘一定也是我在这行道树下坐着的时候认识的。


    通过和老先生的交谈，我了解到仅仅三四年光景银座便面目一新的大致景况。大地震前大街上的商店在原地继续操旧业的已经屈指可数，现在大都由关西或九州来的人在经营，里面的小街上到处挂满了“河豚汤”和“关西菜”的招牌，横巷的拐角处尽是流动摊棚，这也毫不为怪，清楚地说明了外地来的人多，在外就餐的人增加了，无论什么地方的饮食店都显得兴隆。外地人不知东京的习惯，他们把初次在停车场内的饮食店或百货商场的食堂里见到的做法误认为全是东京的习惯，所以他们会跑进挂着“赤豆年糕汤”招牌的店里去问有没有中国面条供应，而在面馆又想要一份油炸鱼虾，听说没有后不少人会对此露出惊异的神色。饮食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食物的模型样品，标着它们的价格。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无奈吧，也有人说这是模仿大阪的做法。


    到了路灯亮、留声机又开始放送音乐时，带着酒气的男人三五成群、勾肩搭背地在银座的大街小巷里步履蹒跚地游荡，这也是进入昭和时代的一种新景象，大地震以后，咖啡馆大量出现之时还不曾有过。我不明白产生这种不体面的极为粗鲁的举动的真正原因，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其实与昭和二年年初，三田学生和三田毕业的绅士们看完棒球比赛回来成群结队袭击银座大街那次暴行有直接联系。他们借着酒意捣毁夜间营业的店铺和商品，闯入咖啡店糟蹋店内的器具进而捣毁店家的房屋，一直发展到与执行维持治安的警察相对抗的地步。而且，这样的暴行每年都要发生两次，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那些身为家长的人中有哪位对此深恶痛绝而令其子弟退学的。整个社会似乎都把那些学生的暴行看成是正当的。我在明治、大正相交之年也曾充任过三田的教员，但后来早早地辞了职，这真是我的幸运。当时，学校当局者中有一人对我说，希望你努力使三田文学不负于早稻田大学</a>，我被这种愚劣的话语弄得好不恼火，他们竟然把文学艺术和棒球一视同仁！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勾结党羽、仰仗势众之威成事，倒是害怕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退避三舍。对于治国大事我要回避，在此不妄加议论。看到那些身为艺林中人却往往结党立社，大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风，我既害怕又厌恶。举个例子说，这就和文艺春秋</a>社的党徒们曾因筑地小剧场的舞台上没有上演他们那一帮的作品就攻击小山内熏(28)关于戏剧文学的说明是谬误的情形如出一辙。


    鸿雁列队凌空飞翔时致力于保护自己，然而黄莺要想飞出幽谷迁居乔木时既不成群也无需列队，况且鸿雁毕竟难于逃出猎者的枪口，那么结社也未必就是护身之最良策。


    妇女从事倚门卖笑的营生也一样，既有几个人联合相互照应保护的，也有甘愿孤鸿远影悄然自为的。成群的女招待在银座大街上把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当做自己的地盘，组成自称为红帮或白帮的团体，索取客人的小费；自谋生计的私娼则捧着布包袱，有时还携把雨伞，混在人头簇簇的摊档前悄悄地拉扯行人的衣袖。这两种人看其外表大相径庭，然而一旦警察追来，她们都会成为危难之身，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差别！


    今年，昭和十一年秋天，我去寺岛町的途中，于浅草桥附近看到一大群人在路旁组成一道人墙围观彩饰的电车，我还注意到他们手持的电车票比平时大，据说这是在纪念市电成立二十五周年。每逢碰到什么事的时候，东京的大街上就会出现彩车。五年之前当我照例地和帚叶翁到西银座万茶亭坐到深夜时，其时秋分也许已经过去了。我从侍者那儿听说彩车方才从银座大街上通过，而且后来又听到去看彩车的人回来说，那天晚上彩车上街其实是为了庆祝东京府内一些街道划入市内。在此之前，暑热尚未过去的时候我还从亲眼看到过的人那儿得知，在日比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叫做“东京集体舞”的公开舞会。


    东京集体舞据说是为了庆祝郡部地区与市内合并而使东京市内地盘扩大举办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位于日比谷路口上的百货店所作的广告而已，游客倘若不买该店陈列的单衣便买不到入场的门票。这次在市内的一个公园举行青年男女的舞会，倒是首次获准的活动，没有先例。以前连外地农村举行盂兰盆会的民间舞蹈在明治末年也被县知事下令禁止过。盂兰盆会时，东京允许从乡下来的用人们在过去江户山手町的范围内跳民间舞，但是，一般的居民只是在祇神的祭礼时热心奔忙，没有在盂兰盆会上跳舞的习惯。


    东京大地震之前，我曾听说每天夜晚帝国饭店舞会开始时，总有一些“爱国志士”挥舞着日本军刀闯入舞会，因此后来就停止举办了。于是我想，在日比谷公园里公开举行“东京集体舞”，会场上大约也会发生什么骚乱吧。我的内心是这样期待着的，但是，集体舞会举办了一周，太平无事地结束了。


    “倒是有点出乎意料嘛。”我看着帚叶翁说道。老先生长着薄须的嘴角含着微笑：


    “这是因为集体舞和交谊舞不是一回事吧。”


    “不过，那么多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当然是一样的。可是，跳集体舞的男女们没穿西服呀。他们穿的是日本式单衣，所以没有问题。只要没有露出肉体就不要紧吧。”


    “是这样。不过，要说露出肉体的话，倒是穿单衣的危险性大些吧。女式西服胸口有些袒露，可是腰部以下就决无问题，可单衣却正好与西服相反濹！”


    “不，像先生你这样硬钻牛角尖就不好说了。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夜巡警察看见一个身穿西服的女子走过，便上前盘问，据说那女子当时说了句什么令他生气的话，于是夜警剥去了女子的西服，有人说进行了全身检查，有的说没有，反正舆论大哗。那个警察也穿着一身西服，可是，据他说见到那女子穿了西服就光火，这能成为他的理由吗！”


    “这么说来，女式西服大概在大地震时还不多见吧。现在，看看这大街上来往的女人，有半数是穿西服的，连咖啡馆、冰淇淋店的不少女招待们好像也都从两三年前起一到夏天就穿上西服。”


    “要是社会变成独裁政治，那么女式西服又会怎么样呢？”


    “倘若跳舞穿单衣才行，那么西服也许就不会流行了。可是，我想即便让现在的女人们别穿西服，她们也不习惯穿日本服装了吧。厌弃了的事物第二次再要喜欢就不大可能。戏剧也好，娱乐也好，都是这样的吧。连写文章都一样，随随便便地敷衍成篇，即便后来想改也无法着手了。”


    “言文一致体的作品，也只有森鸥外先生写的能够上吟诵啊。”帚叶翁取下眼镜，闭上双眸，吟诵起史传《伊泽兰轩》(29)的最后一段，“我不为没有常识忧虑，而为没有渊博的学问忧虑。天底下常识富裕者真是数不胜数！”


    这样交谈着，夜竟然很快变深了，服部的钟楼上传来的十二下钟声在那个时刻听上去总觉得格外清晰。


    偏爱考证的老先生听到钟声，便说大地震之前位于八官町的小林时钟店的钟声，明治时代初期待在新桥八景中也能清楚地听到。我想起在明治四十四五年的时候，每天夜晚待在妓家二楼一边等待妓女回来一边洗耳恭听那大钟的自鸣声。三木爱花(30)所写的小说里的艺伎克勤克俭的事，也是我们俩经常谈</a>论的话题。


    万茶亭前的马路上到了这种时候，许多流动出租汽车都赶来迎候那些女招待和醉客们回家。附近的酒店，我记得名字的就是万茶亭对面的“奥德赛”、“斯卡尔”、“维纳斯”，这一边的“红风车”、“银拖鞋”、“黄金线”等，还有万茶亭和歇业住户之间的巷子里名为“鲁班</a>”、“三姐妹”、“希拉姆莱恩”的店家，它们可能现在还在。


    只要服部的钟声一响起，这些酒馆和咖啡馆纷纷关闭外面的电灯，街巷里一下子暗了下来，涌来的出租汽车载了客仍然一个劲地猛揿喇叭，在车子挤得不能动弹的当儿，司机们的争吵开始了，可是，只要巡警一出现，那些出租汽车便全逃之夭夭。过了一会儿，那一带又像刚才一样弥漫着一股汽油臭味。


    帚叶翁总是穿过巷子，从里面的小街来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和那些成群结队等待末班电车的女招待一起站在路旁，要是看到其中有面熟的，就不顾是否会给对方添麻烦，大声地与她搭话。老先生通过每天晚上的见闻，自然十分清楚哪条电车线路乘车的女招待最多，往近郊的哪个方向去的人最多。他总是以颇为得意的神情同她们闲聊，因此常常误了末班电车，不过，他从不感到意外，反而趁机说：“先生，那就再走走吧，让我送你到那儿。”


    我回想起老先生那劫磨的一生，觉得老翁的一生酷似他的这种态度——眼看着末班电车从身边驶过却无所谓。老先生毕业于家乡的师范学校，到了不惑之年才来到东京，在海军部文书科、庆应义塾图书馆、书肆一诚堂编辑部等地方供过职，每一处干的时间都不长，晚年则专门从事创作诗文的文笔活动。即便做这件事，也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老先生倒并不怎么为此深切悲伤，他用自己闲散的生涯观察起大地震以后的市井风俗，自得其乐。与老先生交往的人看见他那悠悠然的模样会觉得他在家乡可能颇有家资，然而，在昭和十年春季老翁突然辞世之时，我才知道他家除了古书、盔甲和盆景之外并无一分钱的积蓄。


    这一年，银座大街的地铁工程进行得十分紧张，夜间店铺打烊之后仍然可以听见极其嘈杂的声响，而且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也开始露面了。所以，我和老先生的漫步，有一次虽然已经走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处，但马上又折回里侧的小街，自然地向芝口方向走去。我们走过土桥或难波桥，从高架电车线路的铁桥下穿过，看到桥墩灰暗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上面写着“释放血盟团(31)成员！”等吓人的语言。这些标语下总是躺着一些乞丐。走出铁桥桥洞，在人行道的一侧，挂有一块写有“营养宝座”的招牌，好多个在方形水桶里放养着鳗鱼、拍卖钓鱼钩的摊位，一直延伸到樱田本乡町的十字路口附近，许多咖啡馆下夜班的女招待和像是住在附近逛街的男人云集在那儿。


    拐进小街后，发现车站剪票口对面有一条巷子，巷子两侧有许多寿司店和小饭馆，其中有一家是我熟悉的店家，这家的店门帘上印有“烤鸡·金兵卫”的标记。二十多年前，我居住在宗十郎町的艺伎家时，那一家饭馆的老板娘曾是对面那户娼家颇有名气的妓女某某。金兵卫开张确实是那一年的春季，生意年年兴隆，如今翻建了店堂，叫人认不出来了。


    这条巷子在大地震之后还是些召妓游乐的酒馆和艺伎住户，不过，从银座大街上咖啡店开始流行的时候起，巷子里饮食店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顾客是深夜乘坐国营高架线电车的人和从咖啡店下班回家的男女，大都到凌晨两点左右还不熄灯打烊。由于寿司店很多，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寿司巷子”。


    每当我看到东京人过了半夜还在饮酒游荡的情景时，总会这样想，这种新风情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除了吉原妓馆区之外，大地震之前东京大街上过了半夜还亮着灯的饮食店只有荞麦面馆。


    帚叶翁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现代人觉得深夜进食有乐趣，无非是因为国营高架线路电车通行延长到次日一时，市内一圆钱的出租汽车降价至五角、三角的缘故吧。老先生像平时一样取下眼镜，眨着他那小小的眼睛又说：“看到这种情景，一部分道德家会大为慨叹吧。我不喝酒，又讨厌荤腥，所以不管他们怎样都没关系，不过，如果要矫正现代风俗的话，其实只要把交通弄得不很方便，回复到明治时代的样子就行，再不然过了半夜将流动出租汽车的车费大大提高也可以。可是，现在是越晚越便宜，半夜以后出租汽车费比白天便宜一半。”


    “但是，如今这世上的事哪，是不能用过去的道德观或其他什么东西去看待的。只要把这一切当成人们精力旺盛的一种现象，那么暗杀也好、奸淫也好，无论发生什么事就不会老皱眉头了吧。精力旺盛其实就是追求欲望的热情之意。体育的流行、跳舞的流行、旅行登山的流行、赛马和其他赌博的流行，都是欲望强烈的表现，这些现象里有着现代固有的特征。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情——都想让人家认为自己比他人强，而且自己也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是一种企望获得优越感的欲望。我是在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我就没有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强烈，这就是大正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人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啊。”


    流动出租汽车停在路边揿着喇叭，我们不能作长时间的深谈，老先生和我正好看到三四个女招待和男客一起走进了对面的寿司店，我们也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店堂。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下，当代人是如何拼命显示出自己优势的，这在深巷的寿司店里就能领略一二。


    这些人看到店堂拥挤不堪，目光立刻变得锐利起来，只要一发现空座位，就拨开人群猛冲过去，报菜单时总是抢先大声叫嚷，敲击桌子，用拐杖杵地面，吆喝跑堂。其中有的人嫌这样做还等不及，就跑到厨房间去窥望，直接对厨师发号施令。星期天外出游览为了争夺列车中的空座位，在月台上即使撞倒了姑娘家也毫无顾忌。在战场上最最居功自傲的也是这种人。在乘客较少的电车中，这些人像五月人偶(32)一样叉开两条腿坐着，他们要尽可能地多占一些地方。


    无论干什么都需要训练，他们和我们这些徒步上学的人不同，上小学时起就飞身悬吊拥挤的电车，在人头济济的百货店和小电影院的楼梯上争先恐后地拥上挤下，对此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为了自己能够显名扬姓，便主动代表整个年级的学生，向当今的部长或达官要人写信，从不以为然。小孩子嘛，天真无邪干什么都行，干什么我们都不应该斥责他们，这就是这些人的解释。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比别人先获得学位，会比别人先找到工作，还会比别人先致富。他们的一生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除此之外，毫无其他东西可言。


    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当代人中的一个代表，因此，每当末班电车驶走后，要考虑雇出租汽车回家时，我不能不产生一种漠然的恐怖感，我必须去寻找那些看上去现代优越感稍微少一些的司机，去寻找那种看上去缺少无缘无故超越前车的冲动的司机。倘若对这一点稍有忽略，那么，我的名字马上就会赫然出现在次日报纸上，会成为交通事故的牺牲者的吧。


    窗外的说话声和扫地声使我比平时醒得更早。我从床上伸出手去把窗帘撩到一旁，朝阳从遮蔽屋檐的茂密的柯树叶间照进屋来。围墙根的一株柿子树上，摘剩的柿子在阳光下色泽显得更加浓艳。扫地声和说话声传来，我家的女佣和隔壁的女佣隔着院墙一边打扫着各自庭院里的落叶一边闲聊。干枯了的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之所以听得比往日真切，是因为布满两家庭院的落叶被双方同时扫拢来的缘故。


    每年冬季一觉醒来，听到这扫落叶的声响，我就会像往年一样想起馆柳湾(33)的诗句：“老愁如枯叶，日日扫不尽，簌簌叶声中，又送一年秋。”这天早晨，我再次默诵了这几句诗文，穿着睡衣倚窗一望，只见山崖上朴树枯黄的树叶多落尽，从树梢上传来尖尖的伯劳鸟的鸣叫声，庭院的一角盛开的黄色橐吾花上停着红蜻蜓，无数只红蜻蜓光闪闪地展开透明的翅膀，高高地飞向一碧如洗的晴空。


    十一月经常阴霾密布的天气由于两三天前的风吹雨打而变得晴朗，苏东坡</a>所说的“一年好景君须记”的小阳春好时节就要出现。不知怎么搞的，宛如一两根细线那样残留的、昆虫孱弱的鸣叫声也全绝迹，传入耳中的声响都不同于昨天。一想到今年的秋天又将悄然离去，顿时感到那难于入眠的酷暑之夜的梦幻以及凉爽月夜所见到的景色都成了遥远的过去……每年映入眼帘的景物依然如故，面对年年一成不变的景物，心中的感怀一如既往。如同花凋叶落一样，我所熟悉的人都相继逝去了，我知道自己和他们一样，也将紧跟在他们之后离去，这时间已不久远。在晴日灿灿的今日，让我去祭扫一下逝者的坟茔吧。或许那儿的落叶也会像家中庭院里的一样，早已覆盖了他们的长眠之地吧。


    (1)　原文为《濹東綺譚》，“濹”是杜撰的字，专指隅田川，参见第174页的“作后赘言”。


    (2)　Patrick Lafcadio Hearn（1850—1904），英国文学家，一八九〇年与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改名小泉八云，致力于日本民俗和传统文学的研究。


    (3)　尾上菊五郎是日本歌舞伎演员的世袭姓名，其第五代传人原名寺岛清（1844—1903），活跃于明治时代。


    (4)　神代种亮（1883—1935），担任过各种刊物的编辑，人称“校对之神”。


    (5)　依田学海（1833—1909），原名依田百川，日本汉学家、戏剧评论家，曾参</a>与日本戏剧改革，著有剧本《吉野拾遗名歌誉》等。


    (6)　隅田川的异称。


    (7)　一种用于习字、写信的日本纸。


    (8)　法国剧作家萨尔德创作的五幕悲剧，描写托斯卡的恋爱。


    (9)　河竹默阿弥创作的《天衣纷上野初花》中的主人公片冈直次郎的情妇。


    (10)　鹤屋南北（1755—1829），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歌舞伎和狂言剧作者，擅长以实人实事为题材写新剧和鬼怪故事。


    (11)　井上哑哑子（1878—1923），原名井上精一，是永井荷风中学时代的同学，写过随笔和小说。


    (12)　指与高级住宅区相对的平民住宅区，在东京指隅田川、江户川沿岸地区。


    (13)　指公娼借用妓楼的客厅营业，日本明治时代用此名称。


    (14)　指可供游客叫来艺伎玩乐的茶馆</a>，始见于江户时代。


    (15)　指玉井地区。


    (16)　指那些把市内乘客带往娼家的非法出租汽车，这种车不问距离远近，一律收费一圆。


    (17)　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擅写以海外风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菊子夫人》发表于一八八七年。


    (18)　林述斋（1768—1841），日本江户后期幕府的儒官，通晓日汉典籍，一生致力于培养弟子和编辑日本国史方面的书籍。


    (19)　日本年号名，指江户幕府的文政、文化时期（1804—1831），亦称化政时代。


    (20)　成岛柳北（1837—1884），日本江户后期幕臣、文人，精通朱子学，著有《柳桥新志》、《明治新撰泉谱》、《柳北诗抄》等。


    (21)　物徂徕（1666—1728），原名荻生徂徕，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者，他从政治立场上解释儒教，开辟了日本古文献解释的新境地，著有《论语</a>证》、《徂徕集</a>》等。


    (22)　天明（1781—1788），日本年号名。


    (23)　小野湖山（1814—1910），日本江户后期的儒学者、汉诗诗人，著有《湖山楼诗抄》、《湖山楼十种》等。


    (24)　日本净瑠璃剧流派名，演唱时用琵琶和三弦伴奏。


    (25)　日本的一种简化佛教经文的规诫性通俗歌谣，为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民间曲艺。


    (26)　即五·一五事件。


    (27)　赌徒、手艺人、摊档小贩初次见面时打招呼。


    (28)　小山内熏（1881—1928），日本剧作家、导演。


    (29)　为森鸥外所作，描写了江户末期的医师和教育家伊泽兰轩的一生。


    (30)　三木爱花（1861—1933），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记者，精通相扑，著有《相扑大观》等。


    (31)　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日本右翼团体，自称宗旨是革新国家，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三月先后枪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理事长团琢磨。


    (32)　日本端午节时装饰的人偶，戴盔穿甲，扮成武士模样。


    (33)　馆柳湾（1762—1844），日本江户时代的官吏、文人，人称小山雄次郎，经常作诗，有《柳湾渔唱》、《桂园月令》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