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976年

    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县委书记还继续当，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真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的这些日子，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代笔，真是比差一点要了她的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这样平时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


    再说，就是真是“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坏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是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疼。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


    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来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


    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也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却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


    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了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城造反组织的司令，后来又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几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了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抗拒迫害不屈不晓。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在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在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摇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住。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xixisusu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焐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在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来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太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个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会场水泄不通，人们挤满了走廊、过道。他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浪涌般的人群，她不由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悔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不过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而已。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上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后，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样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地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伶仃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