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楚

    1966年男32岁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啦啦》。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打！打！打！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