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创作谈

    本书包括三十篇短篇小说。每篇长度和体量都类似。第一篇写于1919年，最后一篇写于1931年。我早年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吧，一直忙于写戏剧，就没有写下去了。直到一次南太平洋之行意外地为我提供了一些主题，看起来适合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于是，作为一个四十岁开外的新手，我写下了如今题为《雨》的小说，这篇小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如果我把当时我的笔记抄录下来，本篇序言的读者也许会耐心一读，因为小说就是基于这些素材创作的。笔记里都是些老套潦草的句子，毫无文采。那时候上天没有赋予我那种信手拈来的可喜天赋，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形容某样东西，再用独特而恰当的形容词加以描述。当时，我正在从檀香山去帕果帕果的途中，因为想着以后或许用得上，照旧把给我留下印象的同行旅客随手记了下来。对汤普森小姐我是这样写的：“体态丰满，还算有几分姿色，打扮很不讲究，大概不超过二十七岁。她穿一身白色衣裙，头戴一顶白色大帽子，脚上穿着白色长靴，粗胖的小腿裹在长筒棉袜里鼓出了肉。”我们开船不久前，警方搜查了檀香山的红灯区，闲言碎语在船上流传开来，说她搭船是为了躲避逮捕。我的笔记接着写道：“W. 传教士。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长长的四肢与身体衔接得很不紧凑；两颊深陷，颧骨很高，一对乌黑的大眼珠深陷在眼窝里；双唇丰满而性感，留着很长的头发。他浑身上下一副阴沉沉、半死不活的样子，像压抑着一团火。他有一双大手，手指很长，很好看。天生白皙的皮肤被热带的阳光晒得黝黑。W. 太太，他妻子。身材瘦小，头发精心梳理过，新英格兰人；她戴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后面的蓝眼睛不太醒目，长着一张绵羊似的长脸，不过她的表情丝毫不会让人觉得她愚蠢，反倒显得她极度警觉；她走路时脚步很快，像一只小鸟似的一蹦一跳。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说话声，音调很高，听上去叽叽喳喳的，一个弯儿都不拐，单调僵硬，像一台风钻没完没了地嗡嗡，令人神经不安。她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戴了一条金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她告诉我说，W. 是吉尔伯特群岛的传教士，因为小岛彼此离得很远，所以他经常得坐小划子才能去这些岛上。他出门传教的时候，她就留在大本营处理教会的事务。海上经常波涛汹涌，旅途中不是没有危险的。他是行医的传教士。她扯着嗓子大声数落土著人的粗鄙堕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降低她的声调，她的语气中分明会流露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恐怖，她说那里的婚俗淫乱至极，都没法说给人听。她说，他们刚到岛上的时候，在哪个村子里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好姑娘。她对跳舞深恶痛绝。我和传教士夫妇只说过一次话，和汤普森小姐一次话也没说。”还有一段小说的笔记：“一个妓女，警方搜查之后从檀香山逃走，来到帕果帕果。同来的还有传教士夫妇。还有叙述者。因为麻疹流行，所有人只能留在那儿。传教士知道了她的身份，加以迫害。他让她陷入痛苦、羞耻和悔恨之中，对她毫无怜悯之心。他逼总督命令她返回檀香山。一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而她再次容光焕发、镇定自若。她看着男人，轻蔑地说：臭猪。”


    有一位很有见地的批评家，他博览群书、独具慧眼，又通晓同行中罕有的世故，他从我的短篇小说中看出我受了居伊·德·莫泊桑的影响。这不足为奇。在我年少时，法国人将莫泊桑奉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从十五岁起，我一到巴黎，下午多半就会跑到奥德翁剧院的艺廊去看书。那是最让我陶醉的时光。穿着长罩衫的伙计对晃来晃去翻书看的人不以为意，任你在那儿看几个小时也不赶人。有一排书架上摆满了居伊·德·莫泊桑的书，不过一本要三法郎五十生丁，我不想出这个钱。我只能将就着站在那儿读，窥看没裁边的书页。有时候旁边一个伙计也没有，我就匆忙裁开一页，好读个痛快。幸而有些书出了普及版，只要七十五生丁，我很少有空手离开的时候。就这样，不到十八岁，我就读遍了他最好的短篇。自然而然地，到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把他那些小巧的杰作当成了范本。我完全有可能遇到更差的呢。


    莫泊桑的声誉已经不如从前了，今天看来，他的作品显然有不少惹人反感的地方。作为时代的产物，莫泊桑强烈地反对浪漫主义，当时这一流派即将淹没在（马修·阿诺德所推崇的）奥克塔夫·弗耶的泪眼迷蒙、多愁善感和乔治·桑的激情澎湃、热泪滚滚之中。他是自然主义作家，为求真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他笔下的真实如今看来稍显浅薄。他对人物不加分析，他几乎不关心动机。人物做了某些事，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在我看来，长篇或者短篇小说中的心理不外如是——通过人的生活表现他的内心。”这话说得不错，这的确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行为并不总能反映动机。莫泊桑的这种做法导致人物简单化，这在短篇小说里足以达到效果，可仔细一想总感到难以信服。你会想，人要复杂得多。还有，他抱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无聊想法，这也是当时法国人的普遍观念：一个男人，只要他遇到的女人不超四十岁，那么和她上床就是应尽的义务。莫泊桑的人物放纵肉欲是为了满足自尊。这就好比有些人吃鱼子酱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鱼子酱贵。在他的人物身上，唯一强烈的人类感情似乎只有贪欲。他能理解贪欲，纵然满心厌恶，却暗暗抱以同情。他有点儿庸俗。不过，由此否认他的杰出却是愚蠢的。评判一个作家的好坏，要看他最好的作品，这是作家的权利。没有一个作家完美无缺，你必须接受他的缺点，缺点和优点通常相辅相成。可以庆幸地说，后辈还是很乐意这样看待前人作品的。后人欣赏作家的优点，并且不在意那些不足，有时还做过了头，把明显的缺陷解释为别有深意，让老实的读者看得云里雾里。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批评家（令人敬畏的后人声音）煞费苦心，把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某一点解释得天花乱坠，其实凡是剧作家都看得出，那些只不过是因为赶时间、无所谓、耍脾气，不需要什么解释。莫泊桑的小说篇篇精彩。抛开叙述，单是情节就饶有趣味，要是在餐桌上讲出来，大家准会听得津津有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点。即便有时候词不达意、叙述淡而无味，只要把《羊脂球》《遗产》或者《项链》的梗概讲出来，大家都会听得入迷。这些故事有开头、发展和结局，不会行迹飘忽，让你看不清方向，而是能让你毫不犹豫地顺着那条清晰有力的弧线，从主题呈示跟随到高潮。也许这些小说谈不上思想上的深度，但莫泊桑志不在此。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庸人，优秀的作家不一定是文学家。他不以哲人自居，这是他的自知之明，因为他思考时总会流于平庸。但是，他将优点发挥到了极致。他塑造的人物活灵活现，这种才能令人赞叹。在有限的篇幅中，他用寥寥数页就将六七个鲜活的人物生动地呈现在你眼前，你想知道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物都轮廓清晰，性格鲜明，充满生活气息。这些人物不够复杂，很奇怪地缺少人类的优柔寡断、出人意料和神秘难解。其实，这些人物是为小说而做了简化。但是，莫泊桑并不是故意要删繁就简，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看得很明白，只是不透彻，好在成就目的所需要的那些他都看到了。他的环境描写也一样，场景准确、简洁、一针见血。但无论他描写的是诺曼底的迷人风光，还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些闷热而拥挤的客厅，他的目的也都是把故事讲下去。我认为莫泊桑的风格基本上是无法超越的。倘若他的成就现在不那么显而易见，那是因为他必须和另一位风格迥异的作家相提并论，那就是以细腻动人著称的契诃夫。


    如今，最好的批评家都把契诃夫奉为圭臬。的确，在他面前，任何小说家都黯然失色。欣赏他证明你品味高雅，不喜欢他等于暴露自己庸俗。年轻作家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范本。这可以理解。表面看来，模仿契诃夫比模仿莫泊桑容易。抛开叙事，要编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难事，这靠的是天赋，冥思苦想是没用的，而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少之又少。契诃夫有很多种天赋，但偏偏缺少这一种。如果你去复述他的故事，会觉得没什么可讲的。剥掉层层修饰，贯穿其中的逸事微不足道，还往往空洞可笑。想写小说却想不出情节时，发现没有情节也照样可以写，这多好啊！只要写两三个人物，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描述一番，这就万事大吉，原来写小说也没那么难嘛。要是你扬扬自得，以为这就是真正的艺术，那何乐不为？


    但话说回来，把一种写作技巧建立在作家的缺点之上，也许说不上不高明。要是契诃夫能想出一个巧妙、新颖、引人入胜的情节，那他一定写得出来，这我并不怀疑。但这不是他的性情。和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不足变成了优点。歌德不是说过吗？艺术家知不足然后才能成就伟大。如果短篇小说只是散文，多多少少地涉及想象出来的人物，那么的确没人比得上契诃夫。但是，也有人认为，短篇小说应该表现某种行动，有始有终，并且有一个长度的限制，按照这种看法，契诃夫就不尽如人意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写一个人登上潜水艇到北极去和世界和解，而此时他的心上人正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从钟楼上纵身一跃？这些东西没有根据，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我们得去写简单的东西，彼得·谢苗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如何结成了婚，仅此而已。”可是，并没有理由说不同寻常的事不能写。有些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不见得就更重要。认出熟悉的事物是一种享受，但这是最低级的审美享受。小说缺乏戏剧性并不是优点。莫泊桑写的也是普通人，而他要表现的是普通人平淡的生活中有什么戏剧性。他选出一件重要的事，从中提炼出所有的戏剧性因素。这种手法同样值得称道，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更吸引人。可信不是唯一的标准；况且可信也在不断变化。曾几何时，“血缘的呼唤”就能让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认，女扮男装就能骗过所有人，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信取决于能不能让你那个时代的读者姑妄听之。契诃夫有他的原则，但除非用得恰当，否则他也不会遵循那套正典。就说他最优美、最动人的短篇小说《主教》吧。小说以极为温柔的笔触描写死之将至，但并没有交代主教的死因，换作更有技巧的作家，死因会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情节。契诃夫给舒金[舒金（1854—1936），俄国艺术收藏家，他在《回忆录》（1911）中记载了“契诃夫之枪”理论]的建议是：“和故事无关的东西都必须毫不留情地舍弃。如果你在第一章里写墙上挂了一杆枪，那么到了第二章或者第三章，就务必要开枪。”那么，主教吃了有毒的鱼，过了几天就得了伤寒而死，我们可以推定是有毒的鱼害死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害死他的就不是伤寒，而是食物中毒，不过症状对不上。当然了，契诃夫并不在意。他打定主意要把和善的主教写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安排一种死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生活的片段，我不明白这是不是在说他的短篇小说呈现了真实典型的生活画面。我看并不是，从来不是。我认为契诃夫的小说真切生动，令人赞叹，这得益于作者独一无二的才华，但我也认为，这些小说是有意迎合一个病态、忧郁、疲惫、灰暗之人的癖好。我并不是说这些态度不好。每个作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将他看到的呈现给读者。模仿生活并不是艺术恰当的目的，而是一种约束。如果生活的风格化过于浮夸，以致公然违背了常识，艺术家就要时不时地加以收敛。在契诃夫眼中，生活就像打台球，你永远做不到红球入袋，救不了母球，打不出双下，就算奇迹般地碰到幸运球，终究还是左支右绌。他唉声叹气，因为朽木不成器，闲人不干活，骗子不说实话，醉鬼不清醒，无知的人没有修养。我想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些面目模糊。他用两行字就能勾勒出一个醒目的人物，短短两行字，就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你面前，但要说细一点，他似乎就拿捏不住人物了。他笔下的男性都是朦胧的影子，莫名有种向善的冲动，但意志薄弱、不求上进、表里不一、爱说漂亮话、常常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但不付诸行动。他笔下的妇人多愁善感、自甘堕落、头脑简单。她们认为通奸是罪，但来者不拒，这不是因为情欲，甚至也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嫌拒绝太麻烦。似乎只有在描写少女时，他才动了怜悯之心。“唉！大难临头，这些可怜的小人儿还在玩闹。”少女的青春迷人、欢快的笑声、天真烂漫和朝气蓬勃触动了他，但一切都是徒然。她们不去努力征服幸福，遇到第一个障碍就乖乖投降了。


    如果我冒昧地提出了这些意见，还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对契诃夫只有深深的敬佩。我再次强调，没有一个作家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尽可以欣赏他的优点，但忽略他的瑕疵，非说都是长处，长此以往只会损害他的声誉。契诃夫的作品可读性极强，这是一个作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但往往强调得不够。这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职业作家，要定期发表小说来维持生计。他们写小说，就像医生探视病人，律师会见客户。写作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都得迎合读者。他们并不是有了灵感才写，能创作出一篇杰作只是偶然，但几乎每一篇都能让读者聚精会神地从头读到尾，他们都给报纸杂志写稿。有时候，批评家把一本短篇小说集称为杂志小说，也就是暗暗瞧不起这本小说，这是愚蠢的看法。任何一种艺术都是需求催生而来，如果报纸杂志不刊登短篇小说，那就不会有人去写，短篇小说首先都是杂志报纸小说。作家必须接受一定的（随时变化的）条件。一个优秀的作家，因为作品只能以某种形式发表，所以写不出最好的作品，这根本闻所未闻，这不过是二流作家的托词。据我猜想，契诃夫为人称道的简洁正是由于他常年供稿的报纸给他的版面有限。他说短篇小说不该有开头，也不该有结尾。这句话当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那无异于要求一条鱼不能有头，也不能有尾。没头没尾就不叫鱼了。其实契诃夫的小说开头十分精彩。他寥寥数句就把事实交代完毕，对于不可或缺的叙述，他总能拿捏到位，既直截了当，又细致入微，让你立刻知道故事里有什么人、有哪些背景情况。莫泊桑的小说开篇通常是一段介绍，目的是给读者做好心理铺垫。这是一步险棋，要看成功与否。这样开篇可能很沉闷，读者可能领会错了，你的某些人物吸引了读者的兴趣，可接下来要讲的并不是这些人物，你反而去关注别的情节和别的人物了。契诃夫推崇简练，但在篇幅较长的小说里，他也不是总能做到。有人批评他对道德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他十分苦恼，于是一旦篇幅允许，他就抓住机会，证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不下于任何思想健全之人。他借有些冗长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信念：“不论眼下情况如何，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比如说1934年），俄国人终将获得自由，暴政不复存在，穷人不再挨饿，幸福、和平、博爱将降临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所以有这些格格不入的部分，是因为舆论压力（这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要求小说家同时是预言家、社会改革家兼哲学家。在篇幅较短的小说中，契诃夫就做到了他所希望的简洁，手法可谓炉火纯青。


    论营造某个地方、风景、对话或是（他有限范围内的）人物的亲切感，他的天赋无人可比。大家口中那个模糊的“气氛”一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契诃夫好像轻轻松松就达到了，不用详细地解释、冗长地描写，只是准确地叙述事实。我想这是因为他能用极为天真的眼光看待事物。俄罗斯人是半原始的民族，他们似乎还能够看到事物的本真，就像事物都在真空的状态；我们西方人背负着复杂的文化，看事物总离不开文明千百年来积累的内涵。俄罗斯人简直能看到物自体。近几年里，大部分作家，特别是旅居国外的作家，都接触过俄国难民写的短篇小说，他们幻想着靠写小说赚几个基尼。小说写的是当代的事，读着却像契诃夫的二流作品，小说里都有那种直接、真诚的眼光。这是一项民族天赋，要论至臻至善，谁也比不上契诃夫。


    不过，我还是没说到契诃夫最大的特点。我不是批评家，不知道确切的术语，所以只好尽量把我的感觉描述出来。契诃夫有一种令人称奇的能力，他能把人物置于一种氛围中，即便这些人物不够立体，又缺少莫泊桑的人物那种粗野的生命力，但他们过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奇怪生活。他们照不到日常生活的强光，而是笼罩着神秘的灰色。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活动，就像灵魂出了窍。你好像看见了他们的灵魂，潜意识浮出水面，彼此直接交流，没有语言的障碍。这些没用的奇怪生物，相貌描写贴在身上，好像博物馆展品的标签。他们的行动神秘莫测，像但丁在地狱中见到的那群饱受折磨的灵魂。你感觉那是一个幽冥世界，数不清的灰色的、迷失的幽灵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你敬畏又不安。我之前说过，契诃夫不具备创造众多人物的才华。同样的人物换了名字，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好比你看过灵魂之后，表面的差别就消失了，每个人都大同小异。他的人物似乎会奇怪地互换身份，就好像他们并不是鲜明的人物，只是暂时虚构出来的，又好像他们其实互为彼此。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终究还是独特性。契诃夫将精神与精神的交流表现得如此深刻，我想这一点无出其右。也是因为这一点，莫泊桑相形之下就显得浅显庸俗。但有一点很奇怪也很可怕，莫泊桑和契诃夫这两位大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人，但观点一致。他们一个满足于观察肉体，另一个高尚而细致地审视灵魂，但两个人都认为，生活乏味无聊、没有价值，人卑劣、愚蠢又可怜。


    我给自己的短篇小说写序言，却滔滔不绝地讨论起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希望读者不要不耐烦。论短篇小说作家，莫泊桑和契诃夫影响至今，我们投身于这种题材的作家，最终都要以他们作为评价的准绳。


    要是我记得没错，本书是按照小说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序的。初期还在摸索，并囿于奇闻逸事，后期相对有了把握，逐渐学会了安排素材，以达到想要的结果，我想读者或许对这个过程感兴趣。除了其中两篇，其余的都发表在杂志上，不过这并非初衷。很幸运，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生活还算宽裕，因为感觉太久忙于一样的工作，所以借此来放松。常听人说短篇小说之所以质量不佳，是因为杂志编辑非要坚持某个模子，我倒没有经历过。除了《雨》和《书袋》，其余的小说都发表在《大都会》杂志上，编辑雷·朗从来没有要求我怎么写，我一向是随心所欲。有时候小说做了删节，这也合情合理，因为编辑给一个投稿人的版面毕竟有限，不过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了迎合所谓的读者喜好而做出一丁点儿改动。雷·朗给我的不仅有丰厚的报酬，还有慷慨的赞美，对此我同样珍视。我们作家都是简单幼稚的家伙，买主的一句称赞就让我们如获至宝。大部分小说都是根据我随手做的笔记一段一段写成的，最难写的自然是留到最后。难写是说动笔时还没有完全想好，其中某些部分只能依靠想象和经验，所以有时候弧线不会即刻呈现出来，我也只能想方设法接上去。


    虽然大半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请读者不要误以为这些就是我的个人经历。这只是贴近真实的手法罢了。这种手法有缺陷，读者可能会想叙述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细节。而如果隔了一层，也就是说讲述听来的故事，那么故事的亲历者，譬如说警察或者船长吧，不可能那么滔滔不绝、面面俱到。每种叙事手法都有不足之处，必须尽可能地加以弥补，实在无法弥补，那就只能接受。第一人称叙述的好处是直接。作者可以略去他不知道的东西，不必声称无所不知，要是他不清楚动机或是情况，那就可以坦白地说不知道，这样小说反而更可信。还有，第一人称容易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莫泊桑和契诃夫都力求客观，但个人情感还是扑面而来，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既然在作品中无法摆脱自我，那倒不如尽量融入其中。这么做也有风险，个人情感太多会惹人厌烦，就像一个人长篇大论，不许别人插嘴。采用任何手法都一定要谨慎，这一种也不例外。读者也许发现了，《雨》最初的笔记里是有叙述者的，但在成稿中省略了。


    本书中有三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所做的只是让情节可信、连贯，具有戏剧色彩。这三篇小说是《情信》《丛林中的足迹》和《书袋》。其余几篇都是杜撰的，比如《雨》，灵感都来自我偶然认识的一些人，我从他们本人身上或者别人口中发现了某个主题，感觉适合写成短篇小说。这就涉及一个话题，作家始终为此担忧，公众，也就是作家的原始素材也偶尔为此感到不安。有些作家声称创作人物时脑海中从来没有原型，我认为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细致地审视人物构思基于哪些经历和印象，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凭空创造的。只要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要么人物取材于某本书，这种做法也绝不稀奇，要么就是基于自己认识的或者遇见的人，或许只是一个，或许不止一个。从前的大作家并不讳言笔下的人物都基于真人真事。我们知道，伟大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恪守崇高的原则，对于父亲，他最初笔触犀利，被岁月磨平了脾气后，又报之以宽容。亨利·贝尔[司汤达的本名]在至少一部小说的草稿边缘写上了人物原型的名字。屠格涅夫这样说过：“就我而言，我该坦白承认，我构思某一类人物时，不是基于一个想法，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各种各样的元素融合在他身上。我始终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福楼拜也是一样，狄更斯毫无顾忌地把亲戚朋友写进小说，这是出了名的。要是你读过儒勒·列纳尔[儒勒·列纳尔（1864—1910），法国作家，代表作为小说《胡萝卜须》]的《日记》（要是想了解作家如何创作，这本书会令你受益匪浅），就会看到他是如何细致入微地记录周围人的习惯、语言和相貌。创作小说时，他就会打开这座细心收集的信息库。阅读契诃夫的日记就会看到有些段落显然是预备日后创作用的，他的朋友在回忆录中也经常提到某某就是某些人物的原型。看来这是普遍做法。我要说，这种做法少不得、免不了。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方便。有了原型，就更容易塑造一个性格鲜明的可信人物。想象不能无中生有，而是需要感官的刺激。一个人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也许只有作家觉得与众不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但如果不去据实描述，就偏离了初衷。性格要能自圆其说，如果糊弄读者，比如说把矮子写成高个子（就好像身材不影响性格似的），或者综合种种特点，人物明明性情平和，却说他脾气暴躁，这就破坏了似真之和谐（这是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作家、哲学家，著有《智慧书》]的绝妙之语）。要是不用顾忌人物原型的感受，那么小说创作就简单了。但作家不得不考虑人类的虚荣，还有最普遍也是最可恶的幸灾乐祸心理。有人在某部作品中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会很高兴，并指出这活脱脱的就是他本人，特别是关于此人的缺点，虽然作者可能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也经常有人认出小说里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特征，或者是自己居住的地方，马上信以为真，断定书里写的就是自己。《驻地行署》中的行政长官就是一例。这个形象来自我在西班牙认识的一位英国领事，我写这篇小说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我听说沙捞越某区的行政长官异常恼怒，因为他以为我写的是他。我在小说里描述了沙捞越，但这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会原封不动地照搬，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放到虚构作品中，这是最不明智的。这样的人物价值观完全不对，并且很奇怪，其他人物不会显得假，假的只有这一个人。这个人不能叫人信服。已故的诺思克利夫勋爵[诺思克利夫勋爵（1865—1922），英国现代报业奠基人]个与众不同的厉害角色，许多作家为之着迷，却始终呈现不出一个可信的人物形象，就是这个原因。作家是以自己的性情来观察和选择的，只要有一点创见，那么他所观察到的就不必符合事实。他可能把高个子看成矮个子，把慷慨的人看成吝啬鬼。我要再说一遍，要是他看到的是高个子，那就要写高个子。作家只把原型中他所需要的保留下来。就好比是一个衣钩，挂上去的是自己的想象。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很难凭自然产生的似真之和谐），作家会把原型所没有的特征赋予人物。要让人物逻辑连贯、饱满充实。创造出来的人物，是想象之于事实的结果，是艺术，而现实生活只不过是素材。奇怪的是，每当有人指出一个作家照搬了生活中的某个人，他们强调的总是不那么光鲜的品格。要是你说一个人孝顺母亲，但是打老婆，大家就异口同声：哎呀，这不是布朗吗，打老婆太可恶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琼斯和罗宾逊这两个出了名的孝子。由此我得出了一个有些惊人的结论，我们了解的是朋友的恶习，而不是美德。我曾说过，我和《雨》中的汤普森小姐甚至都没说过话。不过普遍认为这个人物鲜活生动。在众多作家中，我的做法无疑十分普遍，所以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应约去和一对夫妇吃饭，他们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读者一会儿一读便知。我好像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总之，要是在路上遇见，我肯定认不出来。下面是我当时的笔记：“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结实，颇爱摆架子，戴着夹鼻眼镜，头发灰白，面色红润，蓝眼睛，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言谈间充满自信。他是偏远地区的行政长官，不知怎的自认为身居要职。他瞧不起有些人在那种气候和条件下放任自流。他利用在东方的短暂假期走了很多地方，去过爪哇、菲律宾、中国沿海和马来半岛。他十分英国化，十分爱国，经常锻炼。他原先喝酒喝得厉害，总是带一瓶威士忌上床。他太太把他彻底治好了，如今他除了水什么都不喝。他太太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轮廓鲜明，瘦，皮肤像泥土一样发黄，平胸。穿着很糟糕。大家对英国女人的偏见她一应俱全。她家里几代人都出身二流军团。要是不知道她帮丈夫戒了酒瘾，准会认为她平庸乏味，不值一提。”《赴宴之前》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创作出来的。我想，任何一个坦诚的人都不会因为这对夫妻被平白利用而为他们鸣不平。不错，要是没见过他们，我就写不出这篇小说，但是只要耐心读过就知道，激发小说创作的细节（带一瓶威士忌上床）根本微不足道，相比对原型的简短描述，两个主要人物的最终形象也截然不同。


    契诃夫说：“批评家就像马蝇，害得马没法犁地。我读了二十多年的批评，不记得有一句评论、一个建议有价值。只有斯卡比切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俄国文学批评家，曾为普希金等名家作传]的一句话让我记住了。他说我会死在水沟里，醉死的。”在契诃夫二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不断受到抨击。不知道是不是当今的批评家天性没那么凶狠，我得承认，本书中的故事时不时地成书出版，获得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肯定的。不过，有一句评语让我大惑不解，“合格”这个词频繁出现，令我着实不安。表面看来像是赞美，因为合格当然比不合格值得称赞，可这个形容词带着贬义，我一心向学，也有意进步，所以苦苦思索这么说的批评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当然了，谁都不是人见人爱，既然作品揭示的是作者的内心，那么讨厌他的人自然也会仇视他的作品。对此作者可以泰然处之。但是，如果普遍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有种令人反感的东西，那么就应该注意了。显然，我的短篇小说中有什么让一部分人不喜欢，所以用似是而非的称赞来表达这种情绪。我的想法是小说结构固定。我冒昧地提出这个看法（也许是我高看自己了），是因为法国的批评家从来没有这个说法，相比英国，法国的评论家和公众更加认可我的短篇小说。古典美学和严谨思维让法国人要求明确的结构，他们受不了结尾不了了之，主题出现却不清不楚，高潮做了铺垫却戛然而止。但英国人总有点反感这种精确。我们伟大的小说总是无形无状，读者对此非但不觉失落，反而觉得安全。他们想，这才像真实的生活，充满偶然和矛盾。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恼人的东西，还是别去想了。要是我猜得不错，那么我就无能为力，只能接受一辈子被人评价为合格了。我的艺术品位偏向于律法严明，我喜欢故事滴水不漏。我开始认真地创作短篇小说时，已经积累了很多写话剧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凡是和戏剧性价值无关的都要舍弃，并且一桩桩事件串联起来是要把故事推向高潮。这种手法也有不足，我不是不知道。环环相扣的效果有时令人不安。你会觉得生活不会这样规规矩矩、严丝合缝。现实生活中，故事千头万绪，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终。这大概就是契诃夫所说的小说应该无头无尾吧。诚然，人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性格，每件事都发生得恰到好处，有时候你会觉得憋闷。这一类作家不仅要表达他对生活的感悟，也要呈现一种形式之美。他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安排生活。他遵循心中的设计，做出舍弃和变动；他衡量优劣、按照计划扭曲事实；他达到了目的，也创造出一件艺术品。也许他没有把握住生活，他失败了；也许他有时候显得太做作，让你无法相信，而要是你不相信一个小说家，那么他就完了。要是他成功了，那么他就让你暂时认可了他的宇宙观，让你沿着他在混沌上描绘的图样走到最后，并收获了乐趣。但他并不想证明什么，就好像他画了一幅画，然后摆在你面前，要不要都随你。


    ---（王林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