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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作者: 雷蒙德·卡佛
    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身,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来人停顿了一下,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留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找你谈谈,尤其是你没装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不管站在那里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什么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嘴笑了笑,放下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说了起来,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下帽子,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在说就这样了,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给你看看,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您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脱掉雨衣,在外面抖了抖,把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出生于英国。]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有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一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再次把门关上。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在发烧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着。你有阿司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了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司匹林。


    这儿,我说,吃完你就该走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吗?他有点生气了,低声说。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台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就算买,也不会去买一台吸尘器。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一次免费吸尘和地毯清洗的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甚至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夜,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里。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把你送走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条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的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座椅。当你发现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东西,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攒下来那么多东西,你会大吃一惊的。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这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尽头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响声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代表作《杜伊诺哀歌》《马尔特手记》等。]成年后,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伏尔泰(Voltaire,1694—178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是文化史家,被尊称为“文化史之父”。晚年为躲避法国政府,曾在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堡居住了十五年。]。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还用余光瞄了我一眼。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儿,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下一个手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拈了一撮上面的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取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的。很便宜。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枕头里,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响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旁边。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灭鼠灵。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靠近前门的地毯上那封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一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衬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者盆栽植物之类的?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到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简直像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似的,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现在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付不起,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你只能为我白干了,到此为止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清楚,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附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附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放松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变黑。他关掉吸尘器,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捡起了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咖啡我就不喝了。我还是别从地毯上走过去了。我刚洗过。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还在下雨。他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台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我说,算了吧。我很快就要走了。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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