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山的雪光

    “听。”女人停下手中旋转的牛毛陀螺，从额上挥去一把汗水。


    对面坐的男人俯身在膝上，没有答话。女人几天来搓下的牛毛线，在他手中编结成拇指粗的长绳，蛇一样盘绕在他脚边的草丛里。


    “雪。”女人又说，同时挺直了赤裸着的上半身。一阵沉雷般的轰响，隐隐横过头顶天空。金花举目四顾，湖蓝色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天空高处若有风，这时就会有鹰隼悬浮，平展开巨大的羽翼。没有鹰隼。阳光直泻在环山积雪的山峰，映射出艳丽的光芒。而山环中盆状的草场上草叶摇动一片刺目的白炽光芒。只有盆地底部的那片湖水沉着而又安详。不断汇入其中的作响的融雪水使她越来越显得丰盈。


    金花舒展腰肢捋动纷披在肩上的长发。这时她觑见麦勒停下手中的活计，紧盯她隐现于乌黑发丝中滚圆的双肩。她把手屈在脑后，她相信，这是一种优美的姿势。那个瘦小的美术老师经常要她摆的就是这个姿势。金花感到男人的目光从肩头灼热地滑向小腹。她知道，这些地方不像被风抽雪打的脸，都显得光滑而又柔韧。她放松自己，粲然一笑，同时发觉他的目光又游移到了别的地方。她用手抚摸一阵自己的脸腮，突然张开小嘴唱了起来：“啦，啦啦啦啦……嗒嗒……”过门没有哼完，她又突然没有了兴致。


    男人那双关节粗大的手灵巧翻动，那不断变长的牛毛绳在绿草中蛇一样扭曲，游动，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缠绕住了一株蒲公英，一株开紫花的黄芪，一丛酥油草，又迅速地伸延向另一丛酥油草。


    她说：“你听，雪崩。你听，雪水冲下山坡的声音。我知道你不在听。你不听我也要说，我憋不住了。在学校时我们可不是这样。老是这样。我，我不敢保证我能在这里和你度过冬天。”“这里冬天气候也会很好。你看周围山峰，没有一个风口对着我们，海拔也才二千九，比麦洼那个军马场还低三百米。”“我知道，二月份我就跟你上山了。”她说，二月份我们就上山了，那时不就是冬天吗？环山的雪光他叹口气说，这些他都懂，都知道。


    她说他不等春天，说春天春雪下来山口就封住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冬天的烈风倒是把山口的雪刮得干干净净，露出青幽幽的冰坡和散乱于其中的灰色碛石。风把人脸、手都吹裂了。她说他们在托钵僧手中瓦盆似的草场上五个月多快六个月了。要是像以前人一样一天划一个道道，恐怕木屋的一面已满是那种叫人恶心的黑炭的道道了。


    说完了，她觉得那个比喻新鲜而又贴切地表达了她的心境，弹弹舌头，又说了一句：“像可怜的托钵僧的瓦盆一样。”“松赞干布统一之前，这里是一个小王国的王族鹿苑。”“那时，山没有这样高吧。”“那时人也不像现在人喜欢牙痛一样哼哼唧唧。”她被他那副不以为然的神态激怒了。她说你说我牙痛，我说你冬天过山扭伤的腰才痛。你不想下山去治治。你装男子汉，你以为我不知道。昨晚，你上去时我都听到你倒抽冷气。我没有点穿你。五个月了，村子里青稞都抽穗了吧，今年的赏花节我们也参加不上了。我说你的腰怎么还没有好利落？


    他们都没有听到那很小面积的雪崩声。只是无意中看到对面两峰之间腾起一片晶莹的雪尘。


    “看吧，麦勒你看多好看啊。”麦勒盘好牛毛绳，拎到手上，拿起锋利的草镰：“一冬天，这群牛该储多少草啊。”那片雪尘在蓝色天幕上，升高，升高。


    金花背倚牧屋的木头墙壁。麦勒的背影在眼中模糊起来。背后的木楞子散发出浓烈的松脂气。正午的阳光中所有牛虻嗡嗡吟唱。乍一听仿佛是阳光发出轰响。几只金龟子从芒草梢上渡到膝上。阳光落进草地上那两只茶碗。一只茶碗空着，一只茶碗中满碗茶水被阳光穿透，阳光在碗底聚集成一块金币。


    这时，麦勒已转入打草的那块凹地，不见了踪迹。


    她走进木屋，把盛满鲜奶的锅架上火塘。锅底新架好的柏树枝劈劈剥剥燃烧起来，吐出带着一圈蓝光的幽幽火苗。青烟和柏树特有的香气一下充满了整个屋子。屋子上首那道齐腰高的土坯台子上，一字排开若干口平底铁锅。熬开的牛奶在锅中慢慢发酵变酸。锅面浮起筷子厚一层凝脂。她用光滑得闪烁着象牙色的木勺把凝脂打起来，盛进洗衣机缸里。然后，发动了那台小小的汽油发电机。发电机的哒哒声和洗衣机的嗡嗡声交织在一起，悬在屋顶那盏灯在黝黑的屋顶下投射出一个黄黄的晕圈。只有门外那片草地青翠而又明丽。


    机器把凝脂中的水分脱出还要一些时候，她呆立在那里陷入回忆。她感到难解的是自己只是十九岁，而不是九十岁，她开始靠回忆来打发许多光阴，许多缓缓流逝的光阴了。


    从屋里可以望见牛群聚在远处安详地饮水，懒懒地啃食生长在嘴边的青青草梢。


    首先，她觉得通过门框望到的一方草地不是真实的草地，而是一块画板上的基色。一个人站在画外什么地方调和颜料，准备把她近乎赤裸的躯体的颜色与轮廓在画布上固定下来。她不禁微笑起来，那时，美术老师总说：以你的纯真，金花，你懂吗？你以全部纯真微笑。那时她不懂，现在她懂了。她以全部残存的纯真向那方阳光明丽的碧绿草地微笑。


    那美术老师矮小又瘦削。


    那个美术老师却给了她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常常感觉自己就固定在某一张画上，张挂在高高的地方，目光达到一个物体之前得首先穿过玻璃，玻璃上面落满灰尘。玻璃以外的人事与物象与己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接连好几个星期，她就这样沉溺于幻想。


    所以，金花的故事是关于她怎样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现实与梦与幻想交接的边缘的故事。


    叙说她的梦情况稍微复杂一点。主要是她耽于幻想但逃避梦境。


    现在，她感到自己成为画中的人物时才敢抓住一些蓝色、紫色的梦境的碎片拼贴起来。母亲的脸是苍白上泛着一层淡蓝的荧光。她听到一个只见背影的人对母亲说：娃娃下地，就叫金花。母亲说：娃娃是在开金色鹿茸花的草地上有的。多年岁月流过母亲耳际时，金花听到某种东西潜移的咝咝声响。母亲死乞白赖地对那个握有权柄的人说：亲亲我。那人说：上山去吧，雪过一阵就要停了。母亲上山非但没有找到生产队的牛群，却在雪中冻饿而死。


    美术老师的笔触像那又冷又硬的雪霰一样刷刷作响。美术老师把一笔油彩涂在膝头上，说：“好了，完了。今天你的眼神中梦幻的气质非常非常的好。”她却轻轻地说：“亲亲我。”“不，不。金花，我是老师。”“亲亲我。”“这样吧，金花。我追求的是一种纯真，你可不可以脱下你的上边衣服。”“衣服？”“我想，想画你脸一样画你的胸脯。”金花一声尖叫，逃出了美术老师的单人房间。这已不是梦境而是过去的现实。过去的梦也只是裁剪了时间更为久远的现实。金花跑进校园里那片傍河的白杨和苹果混生的树林，树下的草地边缘长满了荨麻。她突然一头扎进在树下看书的道嘎的怀中，说：“亲亲我。”他不愿开口打破星期日正午的静寂，只是带着一种厌恶的神情把她推开。


    “道嘎，道嘎，”她说，“我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吗？难道你阿爸没有把我许配给你？”“那是父亲卑鄙。”“那你是我哥哥。”“金花，我知道我爸爸害死了你妈妈。所以他不能不抚养你，养你长大可又不能白养，就把你当成媳妇，不是吗？”他放下书本，眼里闪出一丝温柔的神色，这温柔越来越多，充溢了他的眼眶，“你真可怜，金花。你知道我肯定要考上一所工科大学。我将来要设计一条道路从我们村子前面穿过。在那里设计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车站！”她说：“道嘎，我害怕。老师要我把衣服脱了。”说着，她又一头扎进他怀中。


    他呼吸急促了一阵，最后还是只用下颏碰碰她头顶就把她推开了。


    金花瞧瞧自己裸露的上半身，悄悄地说：“瞧，老师，你画吧。”她把洗衣机上的定时器一拨到底。抬眼看到门外晾晒的红衬衫在风中舞动像一团鲜红的火苗。


    三个月以后就是暑假。道嘎一天在火塘边突然说：“阿爸，我已接到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你把金花名上该得的牛分出来给她。她考不上学校，该过自己的日子了。”责任制后摇身从支书又变为村长的父亲道嘎搔搔头顶说：“那就让她等你弟弟吧。”金花突然尖叫一声，震得屋顶上的烟尘扑簌簌掉落下来，“你们让我死吧。”她说。她奔下楼梯，奔下树林边缘时，仍哭喊着，“让我像妈妈一样死吧。”那个追求艺术纯真的美术老师叫她这般那般地微笑，唯一的结果是唤醒了一个体格健壮的姑娘的女性的敏感，使她没有考上学校，没有……没有的东西太多。月亮从桦树林后升起时，一个年轻人阴郁地向她注视。她在这目光下拼命把身子蜷缩起来，并最终向这目光屈服了。后来，她把整个这件事情编织成一个梦幻，把那个强暴的场面描摹成一个浪漫的场面。总之，这个细节在真实和幻想的场面中都存在。年轻人胡子拉碴的脸俯向她时，他的目光肯定比树林上空那像一块薄铝片的月亮还要明亮。此时，他刚蹲了六个月监狱出来。因为村长把偷猪的责任转嫁到他身上。露水上来时，草梢上闪烁着月亮的银光。麦勒告诉金花他今夜潜回村里是想杀死村长，可能的话把他一家都杀光。


    她慵懒地倚在他怀中，说：“你不能杀掉道嘎，他要修铁路到村子前边。”麦勒吃力地笑笑，说：“我爱你，我不要用我的命去换狗家伙的命。”第二天他们双双在村中广场上出现。金花坐在那股生锈的拖拉机履带上痛哭，听到人们说“和她母亲一样”时，她哭得更加响亮了，心上和经过最初尝试的部位都横过清晰的痛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麦勒走到村长面前：“我和金花把我们的牛合为一群。我算过了，我三十二只牛你放了半年收入是四百块钱，一百块钱算你的工资，其他你要如数付清。你家六口人一百零三头牛，你要分给金花一十七头，知不知道我在监狱里学了半年法律，是帮你学的，村长。”他又转身对乡亲们说：“听说村长估计他不答应我我就要犯一种被枪毙的法。譬如杀死他，毒死他的牛群。”村长不仅分出了牛群，还付了两百块钱。他说：“但是你们没有草场。”麦勒只是说：“叫你做到这样已不容易了。”“好吧。看吧。”“好，我们看吧。”马头探进山口巉崖的浓重阴影时，他们勒转马头回望。五六列山脉从四方逶迤而来。只有他们走来的那脉山上有一条公路，汽车宛如一只只盛装经文的檀香木匣子。它们仿佛不是在地面行驶，而是凭借某种神力飘浮在蔚蓝的大气中间。穿过冰凌参差的山口，新的景象在眼前展开。那些扭结着舞蹈而来的山脉在这里同时中止，隔着这块草场相互瞩望。砾石在脚下成群地滑动，发出湍急水流那种哗哗的声响。麦勒跌跌撞撞奔下山坡，把滑动的砾石，和随砾石一道下滑的金花与牲口一起甩在了身后。


    “多厚的草啊！”当时麦勒说，人像醉了一般，反复叨念的就是那句话：多厚的草，你看多厚的草啊。金花真的对他动心了，虽然心里仍横过那月夜强暴的场景，她仍吃力地抬起手臂，替他擦去了额上的汗水。


    “他们不能再说我们没有草场。”“他们不能。”“我们，金花。”“是的，我们，麦勒，我们……”他们放起一把烧荒的野火，数百年积下的腐草顷刻间化为灰烬。麦勒翻下马背时，涂满黑灰的脸膛纵横道道汗水。她一次次动情地为他擦拭。


    “嗨！”他说。


    一阵泪水无碍地冲出了她眼眶。


    他们又坐在一起喝中午茶，在牛虻的嗡嗡声和新盖的木屋所散发的松脂香气里，他们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他们面前是两只茶碗，一把铜壶，以及稍远处躺在草中的一把镰刀，再远是那汪静寂的湖水。湖中的太阳闪烁着那把镰刀刃口上一模一样的光芒。


    “该出山一趟了。”金花说。


    “茶缺了？”“不。”“盐？”“不。”“发电的汽油和火药都还有。”“今年赏花节各家的帐篷一定很漂亮。”“可能。”他说，“以后我们做的比所有的都漂亮。”这时，麦勒揩干手上的汗垢，开启了手中小小的计算器。随着一阵细微的嘟嘟声，一列数字跳到显示屏上。同时，他开始不停地叨咕：多少母牛可以产多少奶，提多少奶油，小公牛阉了可以卖给农户做耕畜，等等。这样，到下年底就可收到八千元现款。


    “不错吧？”“不错，你隔三五天就算一次，我都背熟了。”她淡漠地说。


    “不相信？”“不是不相信，我闷得慌。我下山一趟吧，我去看场电影，不然带几本小说回来就够了。”“忍忍吧，金花。”“不，我要回家。”“你哪里有家，你嫁给我了。这里就是你家。忍忍吧。钱凑到一万我们就去旅游，那时由你，先去广州还是先去拉萨。我不像你读过那么多书，但我想叫我妻子幸福，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知道，我可是做梦都在想……”她仿佛被烙铁灼烫了一般，突然噤口不言了。


    又一次小雪崩在环山上爆发，听着那低沉的崩塌声，两人同时抬头仰望那闪着彩虹光芒的轻盈雪尘渐渐飘散，终于只剩下满眼蓝空的寂寞。


    麦勒手扶腰肢慢慢站起身来：“金花，我没有得到你的心，我知道。你在梦中叫他的名字。”“麦勒！”“你要记住他父亲害死了你母亲。”“麦勒……”“我，打草去了。”


    太阳缓缓西移。


    西侧山峰的雪光呈淡蓝色，东侧则渐次显出血样的殷红。南北两侧的雪峰上的闪光依然艳丽而峻洁。几团巨大的云影泊在草场上，浓淡不一。


    麦勒走开已经很久了。


    一股旋风陡然从屋后旋起一柱尘土，发出劈劈啪啪的一阵爆响。旋风又陡然消失，许多草屑和花瓣飘飘而下。


    “梦。”她说，“梦。”刚进入这环山的第四天，她就梦见了。以后又多次梦见和那个梦境一样的场面。那阵放眼四顾，进入眼底的全是放了荒火后裸露出的泥土和石头。风扬起灰烬，黑色灰烬落下又飘起，环山的寒气在薄暮中从四方潜来。一种孤独感涌起，麦勒扶着扭伤的腰站在门外嘶声吼叫，并击发手中的猎枪。她只看到枪口闪射火光，没有留意到击发时的巨大声响。月黑风高。枪声在山环中来回撞荡。那梦便在她不安稳的睡眠中出现了。她，和眼镜道嘎一同被某种物体所运载。窗外缓缓滑过许多奇异的风景。道嘎用眼睛倾诉什么。她问，我们坐的是火车？不，飞船，他说。窗外的风景画片般一张张翻过。金花用手去寻找时，发觉是美术老师把十七岁的她张挂在舱室的墙壁上，那冰凉透明的玻璃紧贴着她的眼睑、鼻尖、耳轮，甚至动人的肩窝。她一挣扎，周身发出纸张的干而脆的刷刷声响。这时飞船陡然加速，一切物体带着蜂鸣声分解为碎片，或者和她一样变成一种又薄又平的东西。她惊叫着醒来，触摸到自己丰腴的冷汗淋漓的血肉之躯。


    她只告诉他梦见了飞船。


    他的牙齿在暗中闪烁一下，说格萨尔也有过飞船，只是当时没有这种名字罢了。


    “我爱你。”她主动把身子凑过去。


    “我要叫你爱我。”他说。


    “我害怕做梦。”“那就不梦就是了。”但那梦仍频频在睡眠中出现。你想梦。你不想梦。你不知道自己想梦还是不想梦。她端坐在斜射的阳光中间许久，才拖着长长的身影走向那湖边。湖水无端漾动起来，湖水经过太阳整天曝晒，十分温暖。她脱光衣服，涉入水中，一时心中万念俱灰。她想这种境界恐怕就是死亡那种境界，那种纯净，那种安宁。太阳在水中，仿佛一滴溶金在水中来回滚荡。水居然托起了她略略下垂的乳房。只需再往前一步，水就会漫过头顶。她停住脚。水面渐渐平静。她在水中看到自己经过风抽雪打但依然年轻的脸，看到自己滚圆的双肩。水把她的乳房托举起来。她一边涉水上岸，一边拂去水中沾上肌肤的落花。


    她嗅到自己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息。


    环山的雪峰簇拥在湖底，显得美妙而又缥缈。


    她纷披着水淋淋的头发，张目四望。心中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福。只是想到得到幸福的不容易与不幸福的感觉居然总是缠绕在脑海中间。她居然想象到要是刚才再往深处走一步，那水会怎样漫过头顶，发出温柔的鸽子叫一般的咕咕声响。想到一个女人美丽的裸体上将生出一蓬怎样的水草。


    以往，麦勒这时都要从干涸的地方出现，遥遥注视自己像一个水妖一样步上翠绿的大草滩。


    而这次，他没有出现。


    她平静地绾好发髻，悄悄地对湖水说：“再见。”然后微笑着说，“你爱他他不爱你。他爱你你不爱他。”“啦……啦啦啦，嗒，嗒嗒……”她走上山坡时，愉快地歌唱。


    飞鸟急急地横过天顶。牧屋笼罩在一片绯红的霞光中间。金花背倚门框等着他蹒跚着脚步来到面前。


    “金花。”他说，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眼中浮起痛苦而又依恋的神色。许久，金花才发觉，他的两个指头给镰刀拉开了深深的口子，他自己往伤口里撒进一撮火药，伤口掰开时，里面露出白瘆瘆的骨头。


    “麦勒。”“你明天就走吧。”“麦勒，你有心事，你今下午想什么了？”他低头啜饮碗中的奶茶，两个明显瘦削下去的肩头高高耸起：“梦，你的梦。”“你梦见道嘎。”他仰起头，长长叹了一口气，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我也梦见你。”“梦见我时你发出尖叫，像那次一样。”金花膝行到他身边，捂住他的嘴。他把她一双手紧紧捏在自己手中：“你说老实话，金花，你有了吗。没有，那你带上去年卖牛的钱离开我，走吧，上学。我没有上过学，只认得钱上的几个数字。你走吧。”金花俯身哽咽：“那你有多可怜。你和我一样，从小没爹没妈，你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你会叫我幸福，不是吗？那次是我在等你回来，他们把我赶出来了。”“你只是无家可归。”“你从监狱里出来。”“你不是在等我。”“月亮看见了我们。”“月亮什么也不知道。”麦勒把头仰向屋顶。许多次，他都听任金花把那故事篡改得十分美丽在他耳边絮聒。现在他要撕开那虚假的外壳。


    “我撕开你的衣服。”他毫不容情地说。金花绝望地举起双手：“麦勒，是我们脱下衣服在月光中沐浴。”“你诅咒我，踢我。”“我要你的手放在我胸脯上，可是你害怕，你的手打着哆嗦。”“一大片绿草被糟践得不成样子。”“那草地上露水闪烁，花香四溢。”“你嘴撕扯下了我一绺头发。”“我口中喊着你的名字。”麦勒扬手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沉默半晌，金花抬起闪着绿火的眼睛说：“你知道画是怎么画的吗？我给你画了多好的一幅连环画啊！”火塘中的火苗伸伸缩缩，两人投在墙上的影子忽长忽短。麦勒打了一天草，并吐露了最初他们结合的真实情况，就斜倚着墙壁慢慢睡熟了。金花仍跪坐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注视那脸，并听他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


    她起身穿好身上的衣服，用嘴唇碰碰他滚烫的额角。麦勒脸上的肌肉抽动一下，仍然没有醒来。


    她跨出木屋的小门时，晨曦初露。


    金花到外县做了流产手术后，又插入原先的中学学习。一学期后，接到村里捎来的一千元钱，并告诉她麦勒因为破伤风死了。他死得很惨，他从木屋爬到湖边饮水，那只感染过的手臂骨头都变黑了。那群牛已成为野牛，人们只好把它们开枪打死。这钱便是卖牛肉的钱。另有三百元付了那些宰杀牲口人的工资。她把钱塞进书包里，只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就回到灯火辉煌的教学楼中去了。第二天，她敲开美术老师的门，说：“我找你画画来了。”她锁上门，拉上窗帘。自己动手脱去一件件式样考究、质地精良的衣服。


    美术老师激动得搓着双手。


    她脱得一丝不挂。双手屈在脑后，斜倚在墙上，戏谑地说：“老师，你的手不要打抖。”老师迅速钉好画布，一笔笔油彩附着在画布上。画好一半，她穿好衣服说累了，明天再来，推门出去，又回过头来说：“我那次在湖中沐浴，湖水是金色。背后是大片草滩，周围是闪着蓝光的雪山。明白吗，要把我画在这样的景色中间。”老师说：“太美啦，太美啦。”“可你不知道，那次我差点自杀了。”“那时你觉得一切都非常纯净吗？”“是的，非常安宁。”第二天她果然看到自己的没有下半身的画像悬在那片准确再现了的环山的雪光中间。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穿衣镜从柜子上卸下来，倚在昨天倚靠过的墙上。她站在画架旁边，老师从镜子中看到她裸露的修长双腿和阴部那一大片阴影。她就这样看着自己的腿从画布上渐渐伸入金色的湖水中间。画中掩住阴部的是一瓣落花。


    “你害了我。”她把玩着他刮油彩的小刀说。


    “我？”他脸上显出一种非常天真的神情，她微笑着把那把小刀捅向他的腰部。他负痛倒地时，嘴里不停地说着：“为什么？为什么？”她说：“要是没有你，你的笔……”看着画上的油彩被血迹污染。


    一只蜷曲的男人的手绝望地伸向了那汪金色的湖水。永远的嘎洛那阵猝然袭来的疼痛，在耳底带着血腥味的轰鸣中似乎渐渐缓解了，继之而来的是软绵绵的诱人的晕眩。嘎洛舒展开身子，患风湿症的僵硬关节都自如地松开，发出咔吧咔吧一连声的脆响。


    就这样嘎洛倒下了。


    他仰面倒地，在将临收获季节时的某个日子，他独眼中的天空飘满日暮时分的红霞。他要咧嘴笑笑，一溜口涎却淌到脖颈上。嘎洛意识到眼前闪烁的无数金色光斑后那一片绯红不是美丽的霞光，而是溢满眼眶的血，使眼前的蓝色天空濡染成血色，这种颜色使他在五十年前失去了左眼，那时他就谙熟了这种充满锈蚀的铜铁臭气的颜色。


    只是，嘎洛还不明白，这是可怕的起始还是愉悦的终结。


    他的一只手插入温润酥松的黑土，五朵云花断茎口牛奶一样洁白黏稠的浆汁不断滴落在手背，使他毛孔粗大的手腕上的皮肉颤抖。那浆汁一滴滴淅沥不止，他的感觉是一只只野蜂向自己降落。他另一只手攥住了一大把麦子，熟透后爆出壳的麦粒溅落在他脸上，胸脯上，他以为那是金色的蜂群向自己聚集。


    他还看到，山谷中一片不太广阔的丰收的麦地一下子变得浑远无际，风使阳光的波浪阵阵起伏。远处传来驱赶鸟雀的铜锣的哐哐声响，吓不走任何一只寻食的雀鸟的响亮的铜锣无谓轰响。


    阳光一片金黄。麦浪一片金黄。


    这样辉煌的麦浪注定只会在他一生重大的转折关头在他眼前汹涌。这是一九八六年。另外两次分别是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五○年。我回到色尔古村后，他儿子对我说：父亲说今年他恐怕要死了。今年庄稼这么好，地还是能生娃娃的婆娘，还是壮实婆娘。他儿子过去是我同学，从部队转业后自己买了汽车从事长途运输。我们谈这番话是在傍着公路的新色尔古村他的家中。这几年，处在闭锁山沟里的老色尔古村的破旧古老的住房正被故乡的人们抛弃，新修房子时都迁到了傍着公路面临大河的开阔地。


    嘎洛却死在老色尔古村的麦地里。永远的嘎洛他儿子在领我参观了我故乡土地上出现的新的富足村庄后对我说：“他枉自走南闯北，参加红军，解放后又当干部，还那么迷信，那么土气，就只晓得巴掌大的泥巴地里长出的庄稼。他要我把车子停了，去收麦子。今年麦子确实好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他就是不管车子停一天少挣上百块钱。我不肯停车，他说要是这么好的庄稼不收，他就要死了。”嘎洛对他儿子说，一九三六年他长征经过此地，看到也是这么好的麦子没人收割，到草地他就负了伤。一九五○年也是，听说解放军进山，人们都逃进了村后的树林，也是这么好的麦子，结果大火烧了头人和他的房子。


    我说：“现在他死了，也就再不操心了。”绛措说：“对。”嘎洛死了，从此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和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使一个人的命运充满回环曲折的起伏，但有时作为人生命的本质竟不能得到丝毫改变。伟人依然是伟人，小民依然是小民，崇高者依然崇高，卑贱者仍旧卑贱。


    眼下这个在我故乡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的流落红军的故事或许也包含着这种道理。


    这个人在记忆中搜寻不出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叫他嘎洛。嘎洛是瞎子的意思。


    关于他瞎眼的原因有两种真实的说法。一种后起的不太真实的说法出自他儿子绛措之口。那时，我们都在城里念中学，都想摆脱色尔古村贫困闭锁的生活。绛措作为红军的儿子，想的当然是参军提干。他说他父亲在长征中，在若尔盖草原和国民党军的一场恶战中被一发八二炮弹掀翻，断了腿，并失去了左眼。那时，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逢人便讲父亲的英雄事迹。


    另一种说法出自嘎洛口中。


    那天他们一排人在雾中和大队失去了联系。接近川甘边界一处回民村落时，心里发憷，打完了枪膛里的子弹。子弹穿过空气，在远处像熄灭的烟头一样坠落在暗夜里。林子空空荡荡，他们是三个人一齐爬上了一家人的热炕。大块的干牛粪饼在炕洞里燃烧。牛胃没能很好分解的草籽散发出粮食被烧焦的味道，使他们从睡眠中醒来，胃被一只毫不容情的手翻搅。他们没有起身搜寻食物。实际上他们经过热炕的烘焐，虚汗淋漓，一切都像梦魇一样，一种无形透明的重物使他们四肢摊开，无神的眼睛大睁，却对土屋顶上铺开的光滑匀称的小杉树干视而不见。


    一枚受热过度的手榴弹爆炸了。


    那两个人当场就死了。嘎洛在两天后醒来，以为自己也死了。他嗅到铁的味道和织物被火烧后的味道。爆炸发生之前，他们被饥饿之手随意搓揉，眼下，要是他自己真还活着，那么以后或许还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像他参加红军后的好长一段日子。在那以前，他也一直生活在饥饿之中。但只有爆炸时的一刹那，强烈的饥饿感随那声巨响穿透了整个身躯，铭心刻骨。


    炕洞里的牛粪火已经熄了。


    他把炕洞里的牛粪灰烬塞进口中。这就决定了他在余生中还将无数次把这种灰烬填进口中，慢慢咀嚼，从中品味生活的种种味道。嘎洛一动作，使身上的伤口挣开，鲜血又淅沥而下。他又将大把火灰填进伤口，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伤口感染，并止了血，但那只眼睛也就永远失去了复明的可能。


    当他颤颤巍巍走出屋门时，当地百姓正准备一把火烧掉这座不祥的房子。他们惊讶地看到一具血迹斑斑的尸身挪动僵硬的腿，颤抖的手在无风的虚空中来回摸索。


    那次爆炸使他的脑子受到了可怕的震荡，嘎洛就此失去了明晰的记忆。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多少有些虚构成分的故事都将起些或隐或现的作用。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点。


    同办公室的人对我说：“山里一个农民来找你，说是你同乡。”“他说什么？”“他让我告诉你嘎洛死了。”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回故乡之路。他在城外的停车场等我，簇新的卡车满载止咳糖浆和其他药品。


    “我觉得你要来。”绛措说。


    “要来的。”我说。


    “老站着干什么？上车吧。”卡车疯狂地疾驰，途中有一两次我们下来对着轮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浆瓶子被震碎了，糖浆渗出了车厢板缝。


    绛措突然笑了，说：“记得你偷过学校医务室的这种东西。”我眺望远处如烟似雾的山峦，没有作声。


    绛措也自觉失言，伸手在车厢板上蘸了一点糖浆，用舌头舔舔：“好甜。”我也蘸了一点，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齿间吱吱作响。卡车启动许久，那些沙尘依然还在齿缝中间。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亲。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盘以及踏在油门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种颜色。我们直入岷山腹地，时间被排挡和心情调节着速度，以好几种不同的节奏向后倒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机器推动我们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种空间状态，时间发出尖利的啸声，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经眺望见这篇东西开始时描绘过的那片庄稼地，绛措才叹了口气。


    “唉，我阿爸。”那些熟透的麦子还没有开镰。阳光金黄，风中满含麦香。见不到人影，只从几团树影下传来驱赶雀鸟的哐哐的铜锣声响。


    这种声响仍像我童年时听到的一样单调而又明亮，周而复始。幸好，刚刚发生过一点事情，嘎洛死在了庄稼地里，才不致叫人产生时间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蚀中兜着圆圈的感觉。


    我们去新垒的坟前凭吊嘎洛。


    “我们赶到地里，他已经睡了大半天了，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老家。可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没告诉过我们。”“我晓得，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那枚手榴弹掀翻了舒适的炕床。嘎洛死里逃生，但记忆却残缺不全了。


    他十分条理地叙述了负伤后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讲到兴头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泪，试图把残缺的记忆拼凑完整。他讲到稻田，稻田里的泥浆，江边的夜行人用竹篾扎成的火把如何饱蘸了桐油……胡言谵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镰刀和一条冰凉的蛇。这使人联想到他少年时替人佣工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然后他还要讲到夜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浮桥，马腿和飞机的肚皮（“白得就像鱼的肚皮，样子也一样。”），死伤者流在地上的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肠子。谁也不曾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至少在我故乡的人们是如此。但是嘎洛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无法说出与之相关的人名、地名与年月，缺乏时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证。嘎洛无法恢复自己作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战士的形象。


    土改时期，工作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红军，找他询问情况，据说这样的询问就像审讯一样。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工作组长说。


    “我坐。”“你真的是红军？”“是。”“几方面军？”“几……方面军？”嘎洛没瞎的右眼大睁开来，瞎眼里也急出了泪水。他的头用劲后仰，后仰，但他确实明白不过来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怎么叫嘎洛，叫藏族名字？”“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我打那炕上醒过来就晓得眼睛要不得了。后来人家说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这腰上，这里就……”“汉名？”“我哥哥知道，他带我参加的。”“你哥哥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手榴弹一炸就想不起来了。不然是想得起的。”邻近某村的一个孤苦女人从墙缝里掏出了苏维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说出了部队番号和营连指挥员的名字，就被接到疗养所去了。


    嘎洛自然还是得到了好处，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又当上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公社化后成为大队长。


    而他的记忆逐渐恢复是在那条宽窄不一的机耕道把各村和公路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不说村民们没有看见机械行驶，不说道路又渐渐被疯长的野草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机耕道进山的是两个汉族木匠。他们给各家各户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后又做木盆、木瓢。正是那个年轻木匠帮他恢复了对一个遥远地方的记忆。事情经过是这样：一个娇纵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气打了六只木桶，她交替用六只木桶背水。用到第六只，第一只已经因干燥出现了罅隙。姑娘把年轻木匠叫来修整：“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看着姑娘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一点也不敢吭声。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传开了。


    会计问：“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说：“好，可也还有好的地方……”“你说哪里？”“我们通南巴，穷，也是好地方。”他话没说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抬手两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们的地方。”人们拳脚交加，木匠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但站在旁边的嘎洛却充耳不闻。他举起双手，大张的嘴巴很久才发出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在那里参加红军的。”他叫来大女儿嘉央，让她把这三个字记在一个精致的日记本上。


    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以后他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名字。


    嘎洛的记忆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这主要是依靠政治学习念的报纸和文件上念到的一些人名地名来恢复的。譬如张国焘、徐向前，譬如一、四方面军会师地小金达维。尤其是这后一个地方，和我们村子只相隔一座常年积雪的山峰，并不时有人在夏天穿过山口互相来往。要不是那个和我们村同样偏僻的村子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并被人郑重其事地将其从符号转换成声音，嘎洛绝对不会把这个早已熟知的地名和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联系起来。这样，许多细节的回忆在他脑子中，像空空畜栏里的草一样疯长起来。他清楚记起了会师地周围的山坡、流水的方向和水流上的小桥。这些都和我们在有关长征的展览中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后来，学校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小学生翻遍报纸杂志上正派反派人物的名字，以及正派反派人物同时登场的地方的名字，年代的名字，也无法为嘎洛确凿证明他的红军身份。


    要证明自己是红军，他必须说出连排长之类基层指挥员的名字。但报纸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使他记忆复活。


    他摇摇晃晃走出那土屋。那些准备把房子付之一炬的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一条道路。


    后来他女儿嘉央说这是通往死亡沼泽的道路；那险恶沼泽看起来是个开满金黄花朵的美丽草滩；那堵人墙裂开，是蓄意把一个红色战士导向死亡的险恶阴谋；他们的眼光像野蜂的毒刺；等等。当然这是以后的说法，是嘎洛的女儿想争做工农兵大学生时的说法。


    嘎洛印象中的那些交错晃动的人脸，确实像岩石一样，他们的眼光充满敌意。嘎洛穿过人墙，再没有回头。他伏在河边饱饮清水，然后带着满肚子水响爬上一座小小的山丘。这时，红云万朵，夕阳无比辉煌，那座土屋已被烧光，断墙成为赭红色，烧焦的木柱上升起袅袅的淡蓝轻烟。


    再远处，寺院的金顶闪烁光芒。牛角号长鸣。路上有人往来蹒跚。这是些到泉边取水的姑娘和对着太阳祷告的老人。战火已经平息，人们又回到了村庄。嘎洛贪婪地呼吸空气中炊烟的芬芳。


    他感到饥饿难忍，嘎洛甚至希望伤口疼痛得更为厉害，以便使他忘记饥饿。他睡着了，仍然梦见自己绽开的伤口。


    醒来时，他在身边发现了一袋糌粑、一只木碗、一撮盐和几块奶酪。他注意到草丛中有人来去的踪迹。太阳渐渐升高，把草上的露水蒸发干了。他不再想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了，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奶酪和伤痛。


    又一个黄昏降临，轻柔无声，像落下一块深色的柔软丝绸。


    一个人的身影背衬星光出现在对面一座小山丘上。嘎洛想这好心人给自己送来了食物，他向那人靠近。那人却又攀上另一座丘顶。这时，月亮起来了。那人又到了一片小树林边。后来他才知道，方圆几十里内的草原上唯有这片小树林中那几株巨大的老杉树可以遮雨挡风，而他又必须在野外藏身。嘎洛到达小树林边缘时，只是嗅到淡淡的酒草味道，听到一串远去的马蹄声，看见那人还留在那里一只火镰和许多火绒。


    嘎洛想那人骑一匹白马。


    以后他在饥寒中度日。身上的伤口生了蛆，但终于还是渐渐长出了新肉。


    夏天的草原，许多动物都在草皮上翻掘植物的根茎。嘎洛就靠猎取旱獭和它们翻掘出来的东西为生。中午，吃饱了肚子，他常常被烈日和土腥气弄得头昏脑涨。


    秋天到了，和早降的初雪一起。


    嘎洛后来说那个夜晚他梦见了青草。结果第二天一个人骑马到来。这是一个汉族商人，他说：“有人对我说要我做好事，要我到这小树林来找你，我要带你回家。”而嘎洛对那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他们这些人都不开地，你看这里多肥的土。”（后来他儿子和女儿却说他对那人说他要找党找部队。）


    商人对他说：“跟我走。”“多肥的地。”“冬天一来，你就要冻死了。”就这样，嘎洛跟随驮运货物的马队一起出了草地。那个商人把他寄放在我们村的头人家里。因为他在风雪中冻坏了双脚。


    而那个头人正是我父亲的父亲。


    之所以这样称呼，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副什么模样。你不能对一个于你没有任何情意和恩德的人随便叫爷爷。


    那个商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


    嘎洛不言不语，一个冬天就蜷缩在头人寨子的火塘旁边。春天到了，四处充满腐败树叶和融冻土壤的气息。嘎洛在村子中四处游逛，直到一天晚上，他困倒在火塘边上，在似醒似睡的时候说：“多肥的土地。”头人给他一把锄头和一把弯刀，叫他在河边开垦荒地。从远处人们只看见这个前红军战士挥舞一把银光闪闪的锄头，还有缠在他腰间的红黄相间的氆氇，肢体的其他部分和黑色的泥巴融为一体。


    后来他得到了这块土地。


    那天头人醉了酒，策马来到地头。头人用枪向他的背脊瞄准。随着枪口的晃动，嘎洛感到有一小群蚂蚁在他背上爬行。嘎洛像只已经被枪弹击中的兔子一样一蹦老高。头人把枪扔了，大笑着滚下马鞍。


    头人问他：“听说你吃牛粪？”他低声回道：“是烧过的牛粪。”“我要你吃。”“……”“就是这摊，没烧过的新鲜牛粪。”嘎洛带着哭腔说：“你叫我死好了。”“吃了！”头人提高了声音，“吃了这片地就是你自己的了。”嘎洛挺直身躯，把系在腰间那片氆氇松开又系紧，系紧又松开。头人狞笑着举起了枪，嘎洛先是颤抖，然后双膝一软，跪倒在他亲手开垦的黑色的沃土里。他的那只独眼大睁着，充满愤怒之情。这时，头人走近他，一枪托把嘎洛打翻在地。


    “这地归你了！”嘎洛眨巴着眼睛，浑浊的泪水先是从瞎眼，继而从那只好眼睛中溢流出来。阳光在泪珠上熠熠生辉。围观的妇人们都替他流下了感恩的泪水。一个姑娘也流下了泪水。


    头人又说：“嘎洛要娶下这个为他流泪的姑娘。”那姑娘惊叫一声：“天哪！”就瘫倒在地上。


    最终还是这个姑娘在这片黑土中撒下了最初一把青稞种子。这个女人撒这一把青稞种子时，身上也已经过了嘎洛的点播。这个女人跟随嘎洛一辈子，经历无数磨难，始终像一匹牲口一样忍辱负重。


    后来她女儿嘉央上了大学却因怀孕在学校自杀身亡。她哭诉着说：“我替我不爱的人生了你们，我没有死，你为你爱的人怀了娃娃，你怎么活不下去了？你去的是啥子地方啊？”而后的确实消息是这样：嘉央能上大学并不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招生的人提醒这个并不漂亮但聪明的姑娘，她父亲的红军身份并未得到任何一级组织的确认。这个混血姑娘于是以初夜的欢娱换取丁一纸入学通知书。嘉央离家时十分严肃地对父亲说：“弟弟绛措要去参军，他的娃娃才不是我们这样低贱的农民。”而以嘎洛的心境并不能理会女儿叮嘱中全部意义。


    绛措后来果然参军走了。


    当时我们村子里是我和他一道参加了体检。最后关口是政审，嘎洛在公社院子里给征兵的人讲了一个故事：阿来那娃娃是个好娃娃，但他父亲——头人的儿子可不是个好娃娃。我在他家扛活时每晚起来摇他，他还要不断哭闹，就像他话都不会讲就晓得自己不是一般的娃娃，而是有钱有势的头人娃娃一样。


    这样，嘎洛的儿子穿上崭新的棉军装离开了家乡。


    我却因为怨恨父亲的出身而离开了家四处流浪。我确实是怨恨父亲而不是怨恨独眼的嘎洛。流浪中我也从不开口乞讨。凡遇到有人干活的地方我就凑上去帮忙。人们总会赐给我一顿饱饭。许多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借宿在人家的门廊上，就着漏出的灯光，阅读我从一家纸厂弄来的准备化浆的废书。


    我甚至想到过自杀。


    回想起来，嘎洛从来都是寡言少语，而且话题总离不开红军和土地。有好些年，在他女儿和儿子影响下，他经常稀里糊涂地向人讲他的革命经历，直到把听讲的人也弄得稀里糊涂，而真正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依然是一个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可以试想，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他绝不会走上那条他没有走到尽头的道路。他的一生不会经过那么多波折，他不会张着那只独眼看见我，我也不会看见他那只浑浊的独眼。此时我的耳边不会回响他在这个异族山村吐出的第一句由衷的赞语：“多肥的土地。”在大渡河上游的藏族聚居区，也有许多来自中央地区的汉族。他们迫于生计，离开故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森林与河流交接地带土壤肥沃，且易于开垦。这些人或是小贩，或是匠人，或是士卒，都经不起土腥味的诱惑，就像嘎洛一样在异族地方定居下来。


    在头人家养好伤，嘎洛在仲夏季节的某一天举起了开荒的锄头。不远处的磨坊前有人打瞌睡。而他的锄头举起又落下，快意地哼哧着，一锄挖掉一大蔸蕨菜，第一块牛粪一样快渗出油水的泥土出现在他眼前。他喃喃自语着，感动得难以自禁，感到身上没有一丝气力。画眉鸟清脆悠长的鸣声从远处传来，阳光正水一般漫过树梢。嘎洛感到通体畅快，像是和女人交欢。而这个季节草木丰茂，牲畜顺利生产。


    “我哭了。”嘎洛说，“我流下的泪水跟青草上的露水一样，我是说，落在青草上头像露水似的，简直一模一样。”而嘎洛得到的女人也是壮实而又勤勉的女人。


    临解放时，他的家产在我们色尔古村已是首屈一指的了。而当初收留他的头人只是徒有虚名。头人的家产大多都花在鸦片、各式枪械和马匹上面。土改开始时，我父亲的父亲拖了三支枪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工作组刚进村的第二天中午。头人家的房子和嘎洛家的房子同时燃起冲天大火，那是初春时节，大火几乎烧沸了从房子跟前流过的溪水。据说有好几头牛给烫伤了舌头。当时是中午，这些牛都卸了犁伏在溪边潮润的石头上，偶尔探头饮一口溪中的清水。嘎洛闭着眼小寐，听见火苗抖动的呼呼声，但他似睡非睡，还当是在梦中看见当年大队行进时风卷红旗的壮阔场面。他的独眼闭着，瞎眼前依稀泛起一片红光。还是耕牛惊恐地扬起尾巴，跑进地里，绊动了犁头，倚在犁头上的嘎洛立起身来，这才看到火焰从窗洞、门户里穿出，轰轰作响。房子的墙壁正在塌陷，裂缝里冒出滚滚浓烟。


    不到天黑，色尔古村两户最为殷实的两家财产全部化为烟尘，升入了天空，除了放在山上的牛和少许播进地里的种子。


    嘎洛依然是贫农，而尽管以后我父亲出去当兵作战多年，一九五七年回到家乡时等待他的依然是一个头人给他留在那个年代的所有东西。


    嘎洛曾对我父亲说：“你不能想不开，我的财产是辛苦挣来的，而你父亲是靠剥削压迫。他跑了，现在你回来就要替他改造。”我在《旧年的血迹》中写过某个黄昏，嘎洛和刚退伍的父亲共同面对头人房子的废墟有过一场交谈，这话他就是在那时说的。


    父亲对我说，嘎洛死得其所。


    “他只该是那样的死法。”父亲问我谁在临终时能像他那样得以享受那种和土地融为一体，被金黄的麦浪与阳光所抚慰的幸福。


    夜深人静，我躺在铺上不能入睡，思绪在黑暗中联翩起伏。我但愿相信人的灵魂不死，嘎洛的灵魂正在夜雨淋湿的地上漫步。那些黑色泥土在夜里滋生出雾气和冰凉的露水，而眼下还不到霜冻时节，各种鼠类、蚯蚓，各种昆虫在地下穿行，使土层疏松，充满水分和空气。


    嘎洛的灵魂巡视这些土地时恐怕再也无须担心风湿的侵袭。


    黑暗的屋子中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唉，谁能像嘎洛那样。我其实一半头人一半农民，我是说心头那种东西是这个意思。”确实，纵观嘎洛一生，我看到的不是种族的差别，而是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本色，所有弱点与所有优点。不同的脸孔，被土气熏蒸，被烈日暴晒，最终都变为同样的色彩。


    我又看见了嘎洛。


    那时他稀疏的长须变得苍黄，鬓发已经斑白。严重的风湿病使他关节僵硬，膝头积水严重，每走一步都发出牲口蹄子踏进淤泥的那种咕咕的声响，形容得好听一点是泉水涌动一样的声响。就是这样，嘎洛也总是拄着一支山麻柳手杖，在晌午时分准时出现在地头。他就那样倚杖向人们注视。这是盛夏时节，女人们从齐腰深的庄稼中拔除燕麦和苦艾，男人们修理栅栏。轻风过处，麦浪在嘎洛面前汹涌。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在拔草的女人中间。嘎洛站在地头，吸引着女人们怜悯的目光，并没有人产生被监督的感觉。午休时分，嘎洛和乡亲们坐在一起，膝头上放着蚂蟥，乌黑的淤血也像蚂蟥一样垂挂在他肿胀的膝头上。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明朗，只有深陷的瞎眼中有一点阴影。


    等他女儿上了大学，他就奇迹般地能下地干活了。女儿死后，他又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每天，家人在太阳起来后，把他弄到门口，他就在裤腰中翻捉虱子。光滑的门槛上印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绛措参军后，我怀着对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总之是我们家族最初积攒下钱财的那个人的盲目仇恨，走上了流浪的道路。仿佛他们真有不可胜数的罪恶，必须由我来苦赎。年事渐长，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想念家人。一天黄昏，等我明白过来我的双脚早已把我移到了村口，机耕道上仍然没有机械的辙印。当初开路的那台推土机仍然停在路口，我看不见它当年的鲜红颜色，只听见一片片铁锈在黄昏中自行剥落，铮然有声。


    一个军人穿着簇新的大衣，从推土机那边绕了过来，用老师们也说得拗口的叫做北京话的汉语问我：“请问这是通往色尔古村的路吗？”“是。”我说。


    我还看见自己露出拇指的破烂靴子，而那张从立着的大衣领间露出的窄长的脸是绛措的脸。他回来休假了，听说他已当了班长。我看着他消失在暮色深处，又返身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后来绛措突然又退伍回乡，原因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那年春天，我在一个伐木场参加了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举行的庆祝游行。


    冬天，我在一个县城报栏里看到了恢复大中专考试的消息。


    我赶回村里报名。那时绛措已经退伍了，我刚进村子就看见他穿着旧军装，背着他瘫倒的父亲钻出门洞。


    我要他和我一起参加考试。


    他说：“不，现在是你的天下了。”嘎洛也说：“不，我从来就是农民，祖祖辈辈，和你的根子不一样。”只是他的口气中没有儿子那样的怨恨。


    这时，他还无顾忌地把一撮牛粪灰塞进了口中，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不可理喻的是，嘎洛一瘫倒，地里的野草就变得疯狂了。秋天，人们等到温度适宜才下地挑拣麦穗，或者干脆就在太阳下慢慢消化一天的两顿饭食，眺望田野中翻飞的快乐雀鸟。


    其间，民政部门曾再一次甄别嘎洛的身份，但仍然毫无结果。


    他在民政局的档案中的首页上写着：佚名，佚名缘由不详，别名嘎洛，家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色尔古村。此人为身份待鉴别的流落红军。


    我在那里查阅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嘎洛已经死了。同时也希望，碰巧与这件事有关的人碰巧翻看了这篇小说，也不要停止调查工作，因为我盼望得知他的真正姓名，他的儿子绛措想找到父亲的老家以及老家的亲戚。


    金风酣畅。


    成熟的麦粒抖落在嘎洛脸上，胸脯上，他感到那是金色的蜂群向自己翔舞而来，射在身上的阳光像是这些亲爱的生灵尾部伸出的锋利的小针，使他麻木的肌肉恢复了感觉。


    屋里的塘火渐渐灭了。


    父亲对我说：嘎洛死得其所。而他儿子为了一笔能带来八百元进项的运输又走了，还是来不及收割地里丰收的麦子。幽暗使庇护我们房子的四壁消失了。我在睡梦中又舒展开身子，享受清新空气与成熟的谷物芬芳，啊，我又在梦中见到了嘎洛。


    我梦见嘎洛在弥留之际看到时光倒流。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一种轻盈透明的东西溢出了身体。躯体沉重，更为实在牢靠地和泥土融合在一起，而那东西却像蜻蜓一样被风、被阳光穿透……嘎洛伸出了骨节粗大的手，四处摸索，终于捞住了几根光滑坚韧的麦茎。他以此作为支撑，试图抬起沉重的身躯，看看自己的灵魂怎样穿透时光之流。这时，他感到轰然一声，脑子里又有一枚手榴弹炸开了。那光芒照亮了一切，过去生活中他熟知的一切，以及被他遗忘的一切。一切都记起来了，一切都复活了。他惊喜地注视着过去的生活和上面的光亮，但是，暖热肥沃的土地已经张开怀抱接纳他了，我确确实实在梦中看到他的躯体往他亲手开垦的土地中沉落，像是往水里沉落一样。


    直到这时，我才肯相信，嘎洛是真的死了。奔马似的白色群山在山前岷江峡口，听说前面山口发生了一次雪崩，一辆卡车被埋葬，而且不知道车内有几个，几人中的某一个能否侥幸生还。


    倒车镜中，马路像一条带子飘飘摇摇。镜面深处，林场转运站的瓦顶渐渐缩小，水波一样闪闪地堆叠到一起。那一道律动在背线上的亮光，不知是镜子本身，抑或是夜雨后那瓦楞上湿润的光泽。雨后的土路像涂了一层油黑的胶泥，十分光滑。坚硬的岩石路坎，坎上深绿浅绿的植被滑过镜面，柔润而无声。


    倒车镜是长方形，中央部分凸起。这样，映入镜中的一切自然都不会再是原来的形状。镜子改变一切，镜子伟大。从镜子里看身外物象的人不消说是充满多么的骄傲与自信了。


    雍宗刚撮口吹出一支流行歌曲的引子，就扬扬手，大声说：“不行，不行。”曲子的速度跟不上疾驰的卡车的速度，脚下的油门不觉就松了。车拐过一道拱桥，现在白沫翻腾的河水映入镜中，车厢板咔咔作响。他很高兴，满师后第一次单独出车，他决心一脚把油门轰到底，疯了似的空车跑上五百公里，一直驶入草原深处。这是跟那破老头一起开车时要磨蹭上两天的路程。今天不能不发发疯，因为解放了。到上次出差为止，那怕死的老头还不断要在弯道上伸过手来帮着打动方向盘，叫人心里一个劲地骂他，但还得恭恭敬敬叫他师傅，给他点燃一根又一根纸烟。


    到那林场时，路从两排木板房中间穿过。也就是说，所谓林场就是一些排列在汽车道边的简陋的木头棚子。这些棚子墙上溅满了来往车辆激起的泥浆。车子突然停了。他检查一遍车子没有故障，刚才不过是不自觉地把脚从油门移向了刹车。立刻就有许多人从房子中出来。他并不回头，只从倒车镜中窥视。一扇扇木板房门在镜中洞开，一切都无声，木门中的柴烟和水蒸气猛地涌出。这时，响起急躁的人声，几张脸歪歪斜斜地探在镜中，好像几块发酵过的面团。


    “师傅，搭个车，师傅。”“下来吃了开水走。”“师傅，我们不坐驾驶台，坐车厢就是，师傅。”奔马似的白色群山“好商量嘛，师傅，一回生二回熟，老师傅。”听着一声长一声短的师傅，他玩味着镜中那些摞成一叠并被镜子凸面夸张了的男人们乞求的表情，脸上的表情极具高傲冷漠。雍宗摆手的时候，镜片更深处闪出一红一绿两个光点，他摆动的手就放下了。


    “呸！”红衣女子的声音。


    “这些都是男人。”绿衣女子的声音。


    那些男人的脸部都滑向镜子边缘，一下就消失了。每每出现于梦中的面孔才是这个样子。幸而今天雍宗心情很好，才不至于相信这真是一种梦幻。他看看身旁的两个座位，想那一红一绿两种颜色总要在这驾驶室里燃烧起来……他敢百分之百地断定：这两个嘴硬的女子肯定刚从什么学校里出来，学校里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她们全然不知山里车轮的重要。多少漂亮女子还不都投进了驾驶员的怀中，好福气的做了守窝的老婆，其余的只不过都落得相好一阵子罢了。


    他哼了一声，启动了卡车。倒车镜里仍是一味的深绿浅绿向后流淌。


    强烈的日光使谷中雾气蒸腾。现在卡车顺着岷江的支流之一驶向深山。这里植被丰茂而人烟稀少。春五月，蓬蓬松松的黑土解冻不久，草、树正在伸展最初的新叶，新叶的气味芬芳而辛涩。鹧鸪山口已经遥遥在望。夜晚下半山的雨使河水显得无比清澈又无比鲜亮。上半山，大概是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新积的白雪在阳光下晶莹夺目。日光强烈，雾很快就散尽了。拥积了许多沟壑和林木群落的宽阔山谷一时显得十分落寞。那几乎无所变化的路，跟谷中的河流一样，给人一种不知其何来，也不知其何止的感觉。


    雍宗摁下录音机的按钮，美国歌曲《山鹰》的吉他声像一些零乱的雨滴。继而，一个男子低沉的嗓音响起，因动情而略显沙哑。而他心中那角空洞不但没有被填充，反而被歌声扩展得更深更广。


    汽车终于驶上了盘山道。积雪在车轮下发出咕咕的声响，像有一群觅食的鸽子在叫唤。清冽的冷气和汽油味混合在一起，扑入鼻腔，他的兴致一下又提高了许多。


    盘山道上有两个人踽踽而行。从下面向上仰望，他们上身短小而又臃肿，双腿又细又长。他们的身影横倒在路基下面的斜坡上，随着地面的起伏，伸长又缩短，缩短了又渐渐伸长。半小时后，他赶上他们，并放慢了车速，跟在那两个穿牛仔裤、羽绒服，背尼龙口袋的两个人身后。那两人十分吃力地踏雪前进，一步一滑的样子使他开心死了。车子和那两人并行，他们没有举手要求搭车。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背负东西的人都会站在路中央强行搭车。但两人只懒懒地看了他一眼。现在，他又从倒车镜里看那两人住了脚，抓下头上的绒线帽，口中、头顶许多白烟缭绕起来。那两人的手在镜中抬起，变得很长很长。他们指点一列列绵延不止的白色群山。


    他感到又一次无端地受到人们的蔑视。


    卡车停下。他把着方向盘莫名其妙地怔忡一阵。那两人反而放下背包。支起三角架，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春冬两季并存的山坡。群山逶迤往西南方向，天上一长溜鱼鳞状的云彩也取与山脉相同的走向，并绵延得比山脉更为深远。最后，是蓝空、白云与雪峰的色彩融汇到一起，化为迷蒙中透出淡紫的山岚，成为一种难以把握的东西。它已经不满于物质世界，而只是凝聚着人的万千意绪。在司机雍宗看来，这意绪就是一种弄得自己一片茫然的困惑。他趴在方向盘上，眯缝着双眼望着远方。那两人收拾好家伙又往前移动脚步了。他随手捞了把扳手跳下车，伏在车头上装出一副在鼓捣什么的样子。


    脚踏积雪的咕吱声渐渐迫近。


    “这车抛锚了。”“山里司机也挺苦。”那人大喘一口气又说，“也挺寂寞。”“这些人素养太差，没这种感觉。”“要站在他的角度，以你的标准不能衡量人家……”雍宗撅着屁股侧耳倾听，这时那人提高了嗓门，“司机，要帮忙吗？”“谢谢你。”他本想骂一句去你妈的。


    “也是，换个角度也太不容易……”“思维模式。”那人只说了这么四个字就又踏着积雪回来。雍宗不禁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落寞的脸上又浮起自负的神情。


    “请问你到山口还远吗？”“三十里。”“有小路吗？”他踏下车来，用雪白的棉纱擦去手上的油污。


    “小路？”他拉长声问。


    “常在山里跑，很辛苦是吧。”“你们倒来可怜我了啊。”他把脏棉纱扔在干净的雪地上。


    那两人对视一眼，笑笑，神情显得高深莫测：“我们想从小路上去，近便一点。”两人又问他这条小道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一个家伙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又问什么时候有了这条小道，这条小道有关的传说故事你知道不知道，他都回答不上来。


    “许多东西都湮灭殆尽了。”“我只晓得有了公路就没人肯走那条小道了。”他气冲冲地扔下那句话，砰一声关上车门，发动了机器。他尽力不往镜中窥探。终于还是看见那两人向他挥手道别。他骂了一声：“笨蛋！”加大油门，一股强大的废气掀起一阵雪尘，把那两只手从镜中抹去了。


    那条小路隐约在雪中，依他目测，通到山口也不过七八里路程。镜中映出他歪扭的面孔，不知是光学原理还是自己的愤怒使然。


    现在，他已经跑了一百八十公里，还要在山中跑同样的路程才能进入草原。眼下是十一点四十分，也就是说，走走停停，无意中他已耽误了一个小时，按计划，这时，他应该越过这山到了山脚那有三家加油站和四家饭馆的小镇了。饭馆中一个姑娘和他师傅相好一阵就嫁给了本地一个农民。那个人用她的钱酗酒，却又为以前的事情把她揍得很惨。那次，师傅把车开过镇口才停下，掏出五十块钱要他去交给银花。银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


    他把钱塞到银花手中时，那汉子背倚门框狞笑起来：“哈，哈哈！”银花一松手，那几张纸币被风扬起，越过了屋顶。风在空旷的河流上空尖啸。银花几乎是毫无知觉地接受了男人的两记耳光。


    雍宗咬牙切齿骂了一声：“杂种。”“你骂我杂种。”那汉子的拳头砰一声落在他脸上。他不敢还手。那汉子的面孔太狰狞了。


    “你骂我是杂种？”“杂种。”他吐出一口血水说。


    他坐进驾驶台时，摸着青肿的半边脸腮，又骂了一声：“杂种。”“你骂谁？”师傅停下车，问。


    “你。”“再骂一句。”“杂种，狗杂种。”师傅和他恶狠狠对视一阵。掀开车门，在水箱上忙活一阵，上车时把一张滚烫的毛巾扔在他手上说：“敷住伤处。”


    车子穿过滚滚尘土。


    雍宗把车速降到一挡，不断摁动喇叭，穿行在一大群一步一长跪的朝圣者中间。他们身上沾满泥水，那些老者的面孔更像一段段糟朽的木头。使人难以理喻的是：他们的眼中却闪烁着如此坚定如此明亮的光芒。


    那两人抄他所指引的小路已先他赶到山口，正和一个中年汉子坐在雪地上攀谈。雍宗打开车门，一只脚落在踏板上，探身车外缓缓向前行驶。


    “上车吧！老乡们乡亲们，现在朝佛的人都坐汽车去拉萨！”一个老太婆拉住了车：“魔鬼也不能诱惑我们，而你不是魔鬼。连魔鬼你都不是，小伙子。你走吧。我们去我们的东方海螺神山。”她脸上出现似笑非笑的难解神情，“我看你也是藏族人，那雪峰上呈现过的金色海螺也属于你，属于你。”“东方海螺神山？那你们往日落方向走？”“你是白痴，孩子，你有你的东方，我们有我们的东方。你怎么知道这样就不能到达东方。”他答不上话，启动了车再往前走。不几步又停了下来。紧紧注视一个姑娘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直到她尖叫起来：“滚开，别像条饿狗。”她把手掌合在胸前，“求求你赶紧走开，不然我会诅咒你滚下山谷。”倒是她被自己吐出的恶毒惊呆了。


    雍宗却嘻嘻地笑了。


    他说：“喜欢我吗？”姑娘赶紧合拢双目，长跪下地。


    长长跪拜的人们从他身边一一超前而去。每人脸上的神情却凝固了，恍若泥塑石刻。一时间，使他觉得世界显得奥义繁杂，难分难解。积雪反射的阳光异常强烈。男人们大多都戴着墨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驻部队带布罩的绿色风镜，到最新潮的港式太阳镜和变色镜，仿佛是一次墨镜历史回顾展览。女人们没有眼镜，脸腮上挂满被强光刺激后不尽的泪水。


    积雪融化后露出下面脏污的陈年积雪，融雪水混浊无比。


    汽车发动不起来了。


    鼓捣许久，车子仍然发动不起来。刺鼻的汽油味弥漫开去。经过车旁的人们，有的用皮袍袖掩住口鼻，有的却贪婪地呼吸这奇异的芬芳。


    朝拜队伍中的那中年汉子和刚才那两人一齐向他走来。


    “你说那山崖上真的出现过海螺的形状？”“还有声音。”“老辈人这样说。”“你见过吗？”“我第一次去，这不还在半道上。”“你去拉萨吗？”“太大的愿可不敢随便许下。”这汉子拍拍雍宗的肩膀，“看看你的火花塞吧。”果然，火花塞被汽油闷住了。这都是他时时停车，发动机转速太低燃烧不好的缘故。他用棉纱把多余的油吸干，车子果然就发动了。


    “汽油标号太低，高山上不要有事无事老停车熄火，伙计。”那汉子说。


    他规规矩矩地答应了，随口说道：“你们搭我的车吧，不然今天你们到不了山下。”“山上山下都有天有地。”那汉子又转身对那两人说：“我以前在部队开了六年汽车。我们河北人连长凶得很。后来我翻车死人，在军事法庭上判了刑。”他吃力地吭哧一笑。


    “那你还信佛？”“一部落人都信，我能不信？我们到那山下还有二十三天，刚赶上六月六的庙会。那里就可以喝酒，女人们也可以打扮漂亮了。”汉子把墨镜从额头上拉下来，返身加入了朝圣者的行列。


    剩下三人站在空荡荡的路上吸烟。


    “盲从。”一人扔掉烟蒂说。


    “不那么简单。”“你总那么冷静。”“以往我的诗作中就太少这种冷静了。你看这莽莽群山的缄默。”雍宗真诚地说：“请上车我们一起走吧。”“谢谢，我们不能坐车。”“晕车？”“不，我们徒步旅行考察。考察民情风俗，研究文化。”“我不懂。”“我们是作家。”“我们想当作家。”“哦……”两人同时和他握手。


    再见。再见。


    再见。


    卡车又往前行驶了。并越过了那些朝圣者，那些人在镜中变成细细的一长串黑点。一抹阳光闪烁一阵，那些人就从镜底消失了。


    他感到心中茫然若失。


    前面一列列无尽头的白色群峰，像一群群昂首奋蹄的奔马，扑面而来。又从倒车镜中飞速地向后堆叠，堆叠，又复消失。


    他的内心也如这镜子一样，许多感触交融其中，又落入一个无底的空洞。那些白色群山成为活的奔马，奔涌而来，奔涌而来。他加大油门迎向那些奔马，结果触发了一次小小的雪崩。他的感觉是那些奔马的铁蹄发出金属特有的声响，它们白色的鬃毛遮住了他的眼睑。


    年年五月，在峡口都可以听到山里传来雪崩和车祸的消息。这次的消息是说一个年轻司机搭乘了两位女客，一位还是城里的暗娼，路上过于张狂，致使卡车撞上雪墙，因而触发了那次雪崩。也有人说，驾驶室里闷死的只有司机而没有什么女人。因为驾驶员是一个拼命捞钱的六十岁的老头。传说中只有一点一致：卡车上原装的收录机能自动翻带，所以，三天后人们还听到雪地里传出歌曲的声音。那盘磁带也很特殊，两面十四支歌，每支都是美国歌名叫《山鹰》，只是演唱者不同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