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3个月前 作者： 伍尔芙
太阳正在升起。蓝色的海浪、绿色的海浪呈扇面状快速冲刷着海滩；它绕过海冬青的花穗，在沙滩上留下一片片浅浅的发亮的水坑。海浪退潮时在身后留下一道影影绰绰的边缘。那些一度显得朦胧迷离的礁岩，已经逐渐显示出轮廓，露出一条条红色的裂缝。
一道道格外清新的阴影横在草地上，在花心草尖上跳舞的露珠把花园变成一幅尚未彻底完成的、仅有一些亮斑拼成的镶嵌图案。那些胸脯上点缀着鲜黄及玫瑰红斑点的鸟雀，时而喧闹地鸣唱一两支曲子，就像一些滑冰的人手挽着手相互嬉闹，时而又轰然散去，留下一片阒寂。
太阳洒在房屋上的光斑越来越阔大。光线触到窗户角落里的不知什么绿色的东西，把它照成一块大个的绿宝石，一泓犹如无核水果一样的纯绿。阳光把椅子和桌子的边角轮廓照得格外分明，并且在白色桌布上编织出金色的线条。随着光线的增强，一朵朵蓓蕾在四周绽开，变成怒放的鲜花，带着绿色的脉纹，不停地颤悠，仿佛绽开时的努力导致它们一直在震颤，而且仿佛在它们纤嫩的铃舌撞击它们白色的铃壁时，发出了听不甚清的钟铃叮咚声。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朦胧而没有定形，就像碟盘上的瓷在流动，而做成刀子的钢是液体一样。与此同时那些碎裂的海浪澎湃激荡，发出沉闷的轰鸣，就像倒塌的圆木，砰地落在海岸上。
“现在，”伯纳德说，“时间到了。重要的一天到了。出租马车停在门口。我的巨大的箱子压得乔治的罗圈腿外撇得更加厉害了。令人厌烦的仪式结束了，那些嘱咐，和在前庭里的告别。现在应是强忍着泪水和母亲告别的仪式，是跟我的父亲握手告别的仪式；现在我必须不停地挥手，不停地挥手，直到我们转过那个房角。现在那些仪式结束了。谢天谢地，所有的仪式都结束了。我成了独自一个人；我平生第一次要去上学了。
“所有的人做事情似乎都是为了当下这一刻；而且永远不会重复。永远不重复。当下这一刻的催迫是可怕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要去上学，正要生平第一次去上学。‘那个男孩正要生平第一次去上学了，’女仆一边擦着楼梯台阶一边说。我绝不能哭。我必须没事似的看着他们。现在到了张着大嘴的车站入口了；‘那只圆面的大时钟凝视着我’。我必须不停地说些漂亮的辞藻，以便设置某些坚固的东西使我避开女仆们的注视，隔开时钟的注视，隔开那些注视的面孔，那些漠不关心的面孔，否则我会哭出声来的。那儿是路易斯，那儿是奈维尔，穿着长长的外套，提着手提包，就在售票处的一侧。他们显得镇静自若。然而他们看上去有些特别。”
“伯纳德来了，”路易斯说。“他很镇静；他很从容。他一边走一边摇晃着他的提包。我要紧跟着伯纳德，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觉得怯懦。我们被人流裹拥着走过售票处，来到月台上，就像河水挟带着树枝和草茬围着桥墩打旋。这儿是那只特别强大的、深绿色的火车头，没有脖子，全身只有脊背和大腿，喘着水汽。列车员吹响他的哨子；信号旗手已经打过信号；就像轻轻一推引发的一场雪崩，我们毫不费力，顺着势头，向前开动了。伯纳德铺开一张小毛毯，玩起了摭骨游戏。奈维尔在读书。伦敦渐渐显得零落散乱起来。伦敦渐渐显得起伏不平。出现了鳞次栉比的烟囱和高塔。一座白色的教堂；一根高出塔尖的桅杆。一条运河。现在出现了开阔的空地，上面有柏油路，奇怪的是这会儿那路上竟会有人在行走。出现了一座小山，上面是一排排红色的房子。有个人正在走过一座桥，身后紧跟着一条狗。现在那个穿红色衣服的男孩开始开枪射击一只野鸡，那个穿蓝色衣服的男孩把他推到了一边。‘我叔叔是英国的最佳射手。我表哥是驯养猎狐犬的能手。’吹牛皮开始了。而我却不会吹牛，因为我父亲在布里斯班的银行里工作，我说话带着澳洲口音。”
“经过了这一切喧哗，”奈维尔说，“经过了这一切混乱和喧闹，我们终于到站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这的确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时刻。我来了，就像一位爵爷来到他的讲究的府第。那位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我们学校赫赫有名的创办人，他正抬着一只脚站在院子里。在这个肃穆的四方庭院里浮荡着一股高贵的罗马气派。各年级的教室里都已经亮起了灯光。那些也许就是实验室；那儿是图书馆，我将在那里钻研纯正的拉丁语，熟悉那些编织精美的辞句，朗诵维吉尔、卢克莱修斯写的那些清晰、响亮的六音步诗句；还要阅读那大部头的四开本大书，满怀激情、毫不含糊地吟诵卡图鲁斯写的爱情诗[1]。而且，我还要躺在遍地都是刺得人发痒的绿草的田野上。我要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躺在高耸的榆树下面。
“瞧，那个校长。很遗憾，他不由得引起我的嘲笑。他太圆滑了，而且他也太光亮、太脏污了，就像公园里的那种雕像。在他的背心上，在他的绷得像圆桶似的背心的左侧，挂着一枚十字架。”
“老克兰，”伯纳德说，“现在站起身来对我们讲话了。老克兰，那个校长，长着一个像夕阳下的山峰似的鼻子；他的下巴上面有一道蓝色的裂口，仿佛是被某个游客点火烧过的覆满树木的沟壑。他轻轻地摇晃着身子，装腔作势地喷着夸张洪亮的大话。我喜欢夸张漂亮的辞藻。不过，他的大话讲得太热烈了，所以显得不够真诚。然而这一回，他确信它们是真诚的。而当他非常吃力地摇摇晃晃蹒跚着离开房间，撞开弹簧门走出去的时候，全体教师更为吃力地摇摇晃晃蹒跚着，一样地撞开弹簧门走了出去。这是我们离开姐妹们，在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这是我离开父亲，离开我的家，在学校过的第一个夜晚，”苏珊说，“我的眼睛肿了；泪水使我的双眼发酸。我恨那松树和油毡的气味。我恨那遭受过风吹雨打的灌木和卫生间里的瓷砖。我恨那些令人发笑的玩笑和每个人油光发亮的面孔。我把我的松鼠和我的鸽子留给了男仆去照料。厨房间的门砰的一声响，珀茜向乌鸦开枪的时候，枪声在树叶间嗒嗒地回荡。这儿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都是俗气的。罗达和珍妮穿着棕色哔叽呢衣服坐在远处，望着正坐在一幅亚历山德拉王后肖像下面朗读一本放在面前的书的兰波特小姐。那儿还有一件手工针织物，不知是哪个女人刺绣的。倘若我不是噘着嘴，倘若我不是拧着我的手帕，我保准会哭起来的。”
“兰波特小姐的戒指上的紫色光泽，”罗达说，“在祈祷书皓白的书页上的黑色斑点上面来来回回地闪过。那是一种美酒一般的颜色，那是一种含情脉脉的光泽。由于我们的行李已经在宿舍里安顿好了，我们便聚成一簇坐在世界地图下面。这里有课桌，上面有盛墨水的缸子。我们将用这里的墨水写我们的作业。可是在这里我什么也不是。我没有面孔。这一大群伙伴，全都穿着棕色的哔叽呢，剥夺了我的个性。我们全都是冷漠的，没有友情。我要想方设法扮演出一副面孔来，一副镇静自然的、非同凡响的面孔，我还要赋予它无所不知的神气，并且贴身戴着它，就像贴身戴着护身符一样，然后（我要就此发誓）我要在树林里找一处林荫遮蔽的幽谷，好让我在那儿把我的形形色色的稀世珍宝展示出来。我要对自己发誓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绝不能哭。”
“那个黑黑的女人，”珍妮说，“颊骨高高突出，有一套像贝壳一样带花纹的闪闪放亮的衣服，准备在晚上穿。这在夏天是不错的，可在冬天，我宁愿要一套薄点的衣服，上面镶嵌着红色的丝线，在炉火的光照下会熠熠生辉。这样当灯全部点亮后，我会穿上我的红色衣服，衣服将薄如轻纱，并且会紧裹在我的身上；当我用脚尖旋舞着走进房间里时，它还会飘扬起来。当我在房间的中央坐进一张描金的靠椅里时，我的红色衣服会张开成为一朵鲜花的形状。可是兰波特小姐却身着一套灰暗的衣服，当她坐在王后亚历山德拉的肖像下面，把一只雪白的手指用力地按在书页上时，她的衣服就从她那雪白的花边披肩下面像小瀑布似的垂下来。然后我们做起了祈祷。”
“现在，我们两人一排地向前行进，”路易斯说，“我们步伐整齐地列队走进小教堂。我喜欢当我们进入这座神圣的建筑物时突然降临的这种晦暗的光影。我喜欢步伐整齐地列队行进。我们两人一排地走进来；我们坐了下来。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全都抛弃了各自的个性特点。谁也不突出。现在，当克兰博士略显蹒跚地——但仅只是由于他的势头所致——登上布道坛，照着摊开放置在铜鹰背上的《圣经》诵读出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喜欢这一切。我很喜欢；我的内心为他的高大、他的权威欢欣鼓舞。他平息了萦绕在我的震颤的、不光彩地纷乱的心上的灰暗乌云——那时我们围着圣诞树跳了舞，在分送礼物的时候他们把我给忘了，那个肥胖的女人则说，‘这个小男孩还没有礼物呢，’随后就从树梢上取下一枚熠熠生辉的国旗送给我，而我则因为恼怒哭了起来——因为我被记起来是因为别人怜悯我。现在一切都被他的权威、他的十字架平息了。我感到浑身洋溢着一种感觉，大地就在我的脚下，我的根向下扎呀扎，直到它们缠附在地心深处的一种坚实的东西上。当他诵读《圣经》的时候，我恢复了我的完整，我成了列队行进的行列中的一个人物，正在旋转的巨大轮子上的一根辐条，最后这使我挺起身来，就在此时此地。我一直是存在于黑暗之中；我一直是隐藏着的；可是当这轮子旋转起来（在他诵读经文的时候），我就挺起身来进入这朦胧的光影里。在这里，我刚刚瞥见但不曾看清楚那些跪着的孩子们，那些圆柱和黄铜祭器。在这里，没有粗鲁的言行，没有突然的亲吻。”
“那畜生祈祷的时候，”奈维尔说，“总是对我的自由形成威胁。当那枚闪闪发亮的十字架在他的马甲上一起一伏时，他因为缺乏想象力而让人激动不起来的话语就像铺路的石头一样冷冰冰地向我砸来。那些权威性的话语总是被那些讲说它们的家伙糟蹋得一塌糊涂。我嘲笑这种糟糕透顶的宗教，嘲笑这些浑身颤抖、为悲伤所折磨的人们面若死灰、遍体鳞伤、沿着一条无花果树遮荫的道路行进；在路边上，有一些孩子匍匐在尘埃中——一些赤身裸体的孩子；而那些因为装满酒而鼓胀的羊皮酒囊悬挂在小酒馆的门上。复活节时，我正在罗马跟我父亲一起旅行；满街的人都摇摇晃晃地佩戴着基督圣母的颤巍巍的画像；而且在街上，人们还抬着一个放置在玻璃匣子里的基督受难像走过。
“现在我要斜着身子装出挠挠大腿的样子，这样我就可以看见珀西瓦尔[2]。他坐在那里，笔直地坐在那帮小家伙中间。他通过他那笔挺的鼻子十分沉重地呼吸。他那双古怪的毫无表情的蓝眼睛含着异教徒的冷漠，凝望着对面的圆柱。他可以当一名令人钦佩的教会执事。他应当有一根桦树枝，去责打那些品行恶劣的小男孩，他就像那些黄铜祭器上镌刻着的拉丁文辞句。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他远离我们所有人，独自呆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然而，瞧——他用他的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脑勺。为了这种动作，有的人会身不由己地终生陷入对某个人的爱情之中。达尔顿，琼斯，埃德加，还有贝特曼，都像这样用他们的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咆哮的声音，”伯纳德说，“总算停止了。讲道结束了。他把门口那些白色蝴蝶的飞舞装腔作势地讲成了粉霰。他那粗俗难听的声音就像没有剃须的下巴。现在他像个喝醉的水手一样踉踉跄跄地回到他的座位上。这是一种其他所有教员都竭力想模仿的举止；可是，由于身体孱弱，由于穿着灰色的长裤显得松松垮垮，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自己搞得滑稽可笑。我并不鄙视他们。他们的滑稽举止在我看来十分可怜。我把这事和其他许多事情记在我的笔记本里，供将来参考。等我长大以后，我会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一个有许多页的大厚本子，有条不紊地编排好字母顺序。我将记录下我的警句妙语。在B栏里，将出现‘蝴蝶的粉霰’。若是在我的小说里我要描写投射在窗台上的阳光，我就查一下B栏，找到蝴蝶的齑粉。那将是很有裨益的。树‘用绿茵茵的指头给窗户遮上阴影’。那将是很有裨益的。不过可惜！我这么快就被分散了注意力——被一束像拧成绳的糖果似的头发，被塞里亚那册带象牙色原光纸封面的《塞里亚祈祷书》。路易斯可以眼睛一眨不眨，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观察大自然。我却很快就失败了，除非是跟它交谈。‘我那未经桨橹搅碎的心灵之湖，轻柔地荡漾着，转而就沉入了油腻的困倦。’这一句也有用。”
“现在，我们走出这座冷清的庙宇，进入黄色的运动场，”路易斯说，“而且，由于今天是个半放假的日子（公爵的生日），因此在他们打板球的时候，我们就在长得高高的草地上滞留。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选择打板球；我会套上我的护胸，在击球手的最前面大踏步地走过运动场。现在，瞧，每个人都跟在珀西瓦尔后面。他是个笨重的家伙。他笨手笨脚地走出运动场，穿过高高的草地，走向那些高大的榆树耸立的地方。他所具有的宏大气派是中世纪的指挥官所具有的那种。有一道闪光的印迹遗留在他走过的草地上。望着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他的忠诚的仆人，要像羔羊一样去任人宰割，因为毫无疑问，他将尝试完成某种几乎无望的事业并最终死在战场上。我的心肠变得难受起来；它像一把双刃锉刀，从两方面刺刮着我：一方面是我很羡慕他的宏大派头；另一方面是我鄙视他那懒洋洋的腔调——我实在是比他强很多——而且我实在是嫉妒他。”
“现在，”奈维尔说，“让伯纳德开始吧。让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讲故事，而我们则懒洋洋地躺着不动。让他来描述我们大伙所看到的一切，好使它变得连贯起来。伯纳德说哪里都有故事。我是一个故事。路易斯是一个故事。有关于那个擦鞋侍者的故事，有关于那个独眼龙男人的故事，也有关于那个兜售滨螺的女人的故事。让他喋喋不休地讲他的故事吧，我则要仰面朝天躺着，透过这些微微颤抖的草叶观察那些戴护胸的棒球手两腿僵直地走路的模样。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浮动和卷曲——地上是那些树木，天上是那些云彩。我透过树丛望向天空。竞赛好像就在那上面进行。在那些柔和的白云中间，我隐约听到喊‘跑’的声音，隐约听到‘那是怎么回事？’的呼声。当柔风吹散了那些云彩，它们就会失去那团团白色。如果那片蓝色能够永驻不逝；如果那个空洞能够永久存在；如果此时此刻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可是伯纳德仍在不停地讲着。各式各样的形象化的比喻，它们像水泡似的直往上冒。‘就像一匹骆驼’，……‘一只兀鹰’。那匹骆驼是一只兀鹰；那只兀鹰是一匹骆驼；因为伯纳德是一个不安稳的家伙，散漫无束，却讨人喜欢。是的，因为，当他一谈起话来，当他编造起他那些愚蠢的比喻来，一股轻松的感觉就会传遍你的全身。你还会飘浮起来，好像你就是那泡沫；你会获得解放；你会感到，我摆脱啦。就是那几个胖墩墩的小家伙（达尔敦、拉朋特和贝克）也会感觉到这种无拘无束。他们觉得这比板球运动更令人喜欢。那些词句一冒出来，他们就立刻捕捉住了。他们让羽毛一样的小草刺痒他们的鼻子。而之后我们大家都觉察到珀西瓦尔昏昏欲睡地躺在我们中间。他的稀奇古怪的狂笑似乎是赞许我们的嬉笑。不过现在他已经摇晃着他的身体穿过长长的草地。我猜想，他嘴里正在咀嚼着一根草茎。他感到厌烦；我也觉得厌烦。伯纳德马上就会察觉我们的厌烦。我发现在他的语句中有某种竭尽全力的东西，某种过度夸张的东西，就好像他在竭力说：‘瞧！’而珀西瓦尔总是回答说：‘不。’因为他总是最先发觉别人的虚假；而且又总是不讲情面到了极点。所以一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吞吞吐吐地微弱下去了。是的，令人震惊的时刻终于出现，伯纳德的劲头消失了，说出的话再也没有一点连贯性，他情绪低落，勉强支支吾吾了几声就陷入了沉默，他张着嘴好像要哭出声来的样子。如此看来，在生活的种种磨难和破灭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情形——我们的朋友甚至连讲完他们的故事都没有可能。”
“现在让我来试一试，”路易斯说，“在我们站起身来以前，在我们去喝茶以前，尽力用此时此刻来做一次最大的努力。这是可以行得通的。我们正在分手；有的人去喝茶；有的人去捕鱼；我去把我的作文交给巴克先生看。这总是可以行得通的。经历了不和，经历了怨恨（我蔑视卖弄想象力的人——我厌恶珀西瓦尔那种高涨的热情），我的破碎的心经由某种突然的省悟重新组合成了一体。我要让这些树，这些云朵，来证明我完全心情安定了。我，路易斯，我，这个将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七十年的人，生来就是身心健全的，超越了仇恨，超越了不和。这儿，在这片圆形的草地上，我们曾经在某种内在强制力的巨大驱使下围坐在一起。树枝摇曳，浮云飘荡。这些独白应当被众人分担的时刻终于迫近。我们不能老是只发出一种声音，就像敲锣打鼓似的，敲了一下又一下。孩子们，咱们的生活一直就像是敲锣打鼓似的；吵吵嚷嚷和大吹大擂；为灰心丧气而哭泣垂泪；在花园里往后脖颈上吹热气。
“现在草和树，在蓝天里吹出空荡荡的间隙又使之重合、吹动树叶又使之恢复原状的漂游的空气，还有我们在这儿双手抱膝地围坐成一圈，都在暗示着另外某种不同的、更好的、能够永远体现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这是我在一刹那之间所领悟的，而且我将在今天晚上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把它熔铸成一个铁质的圆环，虽然珀西瓦尔在一群小喽啰的俯首帖耳的追随下，践踏着草地，跌跌撞撞地走开之时，把这个秩序给破坏了。然而我所需要的正是珀西瓦尔；因为正是他启迪了这番诗意。”
“已经多少月，多少年了？”苏珊说，“不管是在冬天阴郁的日子，还是在春天寒冷的日子，我一直在不停歇地跑上这座楼梯。现在时令已是仲夏。我们上楼去换上白色上衣准备打网球——珍妮和我，还有罗达随后也一起去。当我登上楼梯的时候我数着每一级台阶，把每一级台阶当作某种已经完结的事情。同样地每天晚上我从日历上撕下已经过去的一天，并将它死死地揉成一团。我怀着报复的心情做着这些，当时，贝蒂和克拉拉正跪在那儿做祷告。我不做祷告。我对日子进行报复。我把我的怨恨发泄在它的象征物上。你现在死啦，我说，上学的一天，可憎的一天。它们已经消灭了六月份的所有日子——今天是二十五日——阳光明媚并且有条不紊，打铃，上课，遵照指令洗浴，换衣，做作业，进餐，井井有条。我们听自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们的演讲。我们驾着四轮大马车沿着柏油路开进，到礼堂里去参加音乐会。我们参观美术展览馆，欣赏绘画作品。
“在家里，干草正在牧草地上飘飞。我父亲靠在栅栏上，抽着烟。房子里每当夏日的风吹过空荡的过道，屋门就会一扇接着一扇地砰砰关阖。也许某一幅年代久远的名画正在墙上摇晃呢。一枚花瓣从插在瓶里的玫瑰枝上坠落。农庄上的马车在矮树丛篱墙上蹭下一束束干草。每当我从楼梯平台上的那面镜子前经过时，珍妮走在前面，罗达慢吞吞地走在后面，我就会看见所有这一切，我总是看见。珍妮总是跳舞。珍妮老是在大厅里的难看的彩砖上面跳舞；她经常在草场上翻筋斗；她还经常不顾禁令采摘一些花儿，把花儿插在她的耳朵后面，致使珀瑞小姐乌黑的眼睛里溢满赞慕的神色，是对珍妮的赞慕，不是对我。珀瑞小姐喜欢珍妮；而我也可能曾经喜欢过她，但现在谁也不喜欢了，除了我的父亲，还有我那关在笼子里留在家中让小男佣照管的鸽子和松鼠。”
“我恨楼梯拐弯处的那面小镜子，”珍妮说，“它只能照见我们的头部；它把我们的头给切了下来。再说我的嘴长得太阔，而我的眼睛又靠得太近，当我笑的时候，我的牙床露得太多。苏珊的脑袋把我的脑袋比了下去，用它那凶恶的面孔，还有它那草绿色的眼睛——据伯纳德说，诗人就喜欢这样的眼睛，因为它们能适应做密实的白线针脚；甚至连罗达的痴呆愚蠢的面孔也是完美的，就像那些她习惯放到盆子里漂荡的白色花瓣。所以我总是越过她们匆匆地跑上楼梯，跑到下一个楼梯拐角的地方，那儿挂着一面长方形的镜子，我可以看见我的全身。我现在可以看见我的身子和头部连成了一个整体；因为即使穿着这件哔叽呢外衣，它们也是一个整体，我的身子和我的头部。瞧，当我摇我的头时，我的纤细的身子就从上到下摆动起来；就连我的瘦腿也会像风中的一株花茎开始颤动。我在苏珊的强硬面孔和罗达的痴呆相之间忽隐忽现；我像从大地的裂缝中迸出来的一股火焰一样跳跃；我摇摆；我舞蹈；我从未停止过摇摆和舞蹈。我就像曾经在灌木树篱中如同一个小孩一样晃动的那片树叶那样晃动不已，那片树叶曾经吓了我一跳。我就像炉火光在绕着茶壶跳跃一样，在这些围着黄色壁脚板的、斑驳陆离、杂乱无章的涂了胶画颜料的墙壁上跳舞。我甚至从女人们冷漠的眼神中捕捉到热情的光焰。在我读书的时候，一道紫色的光晕就会绕着课本的黑色页边蔓延。然而我却没法通过那些字词的变化对它们有所理解。我没法理解从古到今的任何思想。我不会像苏珊那样迷惘地站在那里，眼中噙着泪水想着家，或是像罗达那样，胡乱躺倒在羊齿草丛中，梦想着海底茂盛的花草，和鱼儿缓缓游行其中的礁石，而同时却把我那粉色的棉衣染成绿色。我从不做梦。
“现在让我们快一点。现在让我第一次脱下这些粗糙的衣服。这儿是我的洁白的袜子。这儿是我的崭新的鞋子。我用一根白色的丝带系住我的头发，这样当我跳过院子的时候，这根丝带就会一下子飘扬起来，但又绕着我的脖子，完美齐整地系牢在恰当的位置。绝不会有一根头发被吹乱。”
“那就是我的脸，”罗达说，“在镜子里，苏珊的肩膀后面。——那张脸就是我的脸。但是我要躲在她的身后，把脸藏起来，因为我并不在这里。我没有面孔。其他的人都有面孔；苏珊和罗达有面孔；她们在这里。她们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她们提起的东西都是沉重的。她们说‘<b>是的</b>’，她们说‘<b>不</b>’；而我却总是逃避、改口，并且总是一下子就被别人看透。每当她们碰上某个女仆，她看着她们从来不笑。可是她老是嘲笑我。如果有人对她们说话，她们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们真实地笑；她们真实地生气；而我却非得先观察一下，等到别人做了之后再学着别人的样子去做。
“现在你瞧，仅仅为了去打网球，珍妮穿袜子时的神情是多么非凡的镇定自信啊。这个我真羡慕。然而我更喜欢苏珊的做事方式，因为她行事更为果断，而且又比珍妮少那些想出风头的欲望。她们俩都因为我老是模仿她们的一举一动而瞧不起我；不过苏珊有时候也会教教我，比如，怎么打蝴蝶结领带，而珍妮虽然有她自己的见识，却只存为己有，从不与人分享。她们有可以坐在一起的朋友。她们有需要到角角落落去说的悄悄话。而我却只能依附于别的名字和面孔，并且把它们像祛灾避祸的护符一样深藏在心里。我可以在大厅最里面选中一张陌生的面孔，但是当我不知姓名的她走过来坐在我对面时，我却变得简直连茶也喝不成了。我感到窒息。我被自己强烈的激动情绪搞得身体摇摇晃晃。我想象着这些不知姓名的、完美无瑕的人就躲在灌木丛后面观察我。我高高地跃起，想引起她们的赞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我会引起她们无比的好奇。我时常被箭射中而死，以便赢得她们的眼泪。假使她们说过，或是我从她们的行李箱上的一张标签上看出，她们最近是在斯布卡罗度的假日，那么那整个小镇就会金光闪烁，所有街道都会光辉灿烂，所以我恨那些使我看见自己的真实面孔的镜子。独自一人时，我时常会陷入虚无之中。我必须小心谨慎地移动我的脚步，以免我会从世界的边缘失足坠入虚无。我必须用我的头去撞某扇坚硬的门，以便把我自己唤回我的肉体。”
“我们来得晚了，”苏珊说，“我们必须等着轮到我们时再上场去打球。我们要在这儿、这片厚茸茸的草地上掷掷球，并且要装出正在观看珍妮和克拉拉、贝蒂和玛维斯的样子。但是我们绝不会真的看她们。我恨看别人打球，我要找出我所讨厌的每一样东西的象征物，把它们全都埋葬在地底下。这块发亮的鹅卵石是卡洛夫人，我要把她埋得深深的，就因为她那些阿谀奉承的举动，就因为她为了我练习音阶时伸得平手指关节而奖励我的那六便士。我埋葬了她的六个便士。我真想把整个学校都埋葬了：那座健身房；教室；那个总是散发着肉味的餐厅；还有那座小教堂。我真想埋葬那些红褐色的瓷砖以及为了讨好那些老家伙——学校的赞助人、创办者——而画的肖像画。那里有一些我喜欢的树；那棵树皮上凝结着一块块树胶的樱桃树；还有一片从顶楼朝向远山那边的风景。除了这些，我真想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埋葬了，就像我埋葬这些老是散布在有许多码头和游人的海滩上的丑陋石头一样。在家乡，海浪绵延达一英里。在冬天的夜晚我们听得见海浪的轰隆声。去年圣诞节，有个独自坐在自己马车里的男人被海浪淹没了。”
“兰波特小姐跟牧师一边说话一边走过的时候，”罗达说，“别的人都嘲笑起来，并且跟在她身后模仿她驼背的样子；然而所有的事物都发生着变化，而且变得越发灿烂光亮。当兰波特小姐走过去时，珍妮跳得实在是太高了。倘使她看见了那朵雏菊，事情就会不一样了。无论她走到什么地方，事物都在她看见后发生变化；不过，在她走过去之后，事物难道还会回归原样吗？兰波特小姐正在领着牧师穿过边门到她的私家花园里去；当她来到水池边时，她看见一只青蛙停在一片叶子上，而这些也会发生变化的。无论她站在哪儿，就像园林里的一尊雕像那样，一切都会变得肃穆，一切都会显得苍白。她任她那带穗穗的柔软披肩滑下来，只有她那紫色的戒指，她那葡萄酒色的戒指，她那紫水晶色的戒指，仍在闪烁着光泽。每当有人离开我们，他们就会留下这种神秘的东西。每当他们离开我们，我就能伴随着他们走向小水池，并把他们想象成庄严的样子。当兰波特小姐走过去时，她就使得雏菊发生变化；而所有的事物在她切牛肉的时候都会像一股股火焰一样发生变化。事物随着日月的流逝而逐渐失去它们僵硬的特性；就连我的肉体现在也任凭光亮照透；我的脊梁骨变得如同靠近烛火的蜡一样柔软。我总是梦想，总是梦想。”
“我赢了这场比赛，”珍妮说，“现在轮到你了。我要躺在地上喘口气。我因为来回跑动，因为胜利，搞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由于跑动和胜利，简直就像散了架了。我的血一定变得鲜红鲜红的，而且被激发得热血沸腾，砰砰地冲击着我的胸膛。我的鞋底刺得我的脚生痛，好像铁丝圈断开了，刺进了我的脚底。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每一片草叶。但是脉搏在我的前额、眼睛后面跳动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所有的事物都在跳动——球网、草地；你们的面孔像蝴蝶似的飘忽不定；那些树似乎正在上上下下地跳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恒久不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固定的。一切都在波动，一切都在跳荡；一切都显得短暂匆忙，狂欢得意。只是，在我独自一人躺在这块坚硬的地上，观看你们比赛的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被单独挑选出来的愿望；被某个前来寻找我的人召唤、喊走，他是被我吸引过来的，他离不开我，就禁不住来到我的身边；我坐在我的镀金的椅子上，我的披风像一朵鲜花，在我身上飘拂。于是，我们就躲到一个凉亭里，或是单独坐到一个阳台上，交谈起来。
“现在潮水平息了。现在这些树又来到了地面；激荡我的胸膛的蓬勃浪涛摇荡得越来越轻柔了，我的心也入港抛锚，就像一只帆船的风帆徐徐地降落在白色甲板上。球赛结束了。我们现在得去喝茶了。”
“那些总爱吹嘘的小子们，”路易斯说，“现在已经结成一大帮打板球去了。他们一边齐声合唱，一边驾着他们的大四轮马车离开了。在月桂树丛附近的拐角那里，他们每个人的头都同时转了过来。现在他们正在自吹自擂呢。拉朋特的哥哥是牛津大学</a>的足球运动员；施密斯的父亲在洛茨板球场[3]打出过一百分。阿契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施密斯；然后又是阿契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施密斯——这些名字总是不停地重复；总是这些一模一样的名字。他们是自愿团的成员；他们又是板球队的队员；他们还是自然史学会的理事。他们总是四人组成一组，帽子上戴着徽章，列队前进；每当经过他们的会长身旁时，他们都会动作齐整地致以敬礼。他们有秩序的队列是多么庄严，他们对秩序的遵守是多么令人赞赏啊！如果我能够追随他们，如果我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我宁愿献出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他们也一样掐掉蝴蝶的翅膀，让它们瑟瑟地颤抖；他们把沾上血迹的脏手帕揉成一团丢进旮旯里。他们在昏暗的过道里弄得小孩子哭哭啼啼。他们长着红润的大耳朵，耳朵露在帽子外边。然而这就是我们愿意做的，奈维尔和我。我嫉妒地望着他们去了。我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看到他们步调一致的动作，我心里感到欢欣鼓舞。如果我的腿能够通过他们而增加力量，那我的腿该会怎样地奔跑呀！如果我能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一同赢得比赛，一同划船参加大赛，并且一同整天骑马驰骋，那我该会是怎样在夜深的时候引吭高歌啊！那时，滔滔不绝的话语一定会从我的喉咙里涌泻出来的！”
“珀西瓦尔已经走了，”奈维尔说，“他除了比赛整天什么也不想。当大马车转过月桂树丛附近的拐角时，他从来也不挥挥手。他瞧不起我身体娇弱得连球也打不成（不过他对我的瘦弱总是充满了好意）。他瞧不起我若非他关心我就不关心他们会不会赢得比赛或输掉比赛。他接受我的忠诚；他接受我提供给他的那种事实上掺和着对他的头脑蔑视的、怯生生的、毫无疑问下贱的帮助。因为他不会读书。但是，每当我躺在长长的草地上朗读莎士比亚或卡图鲁斯的著作时，他总能比路易斯理解得更深刻。不是指词语——可什么是词语呢？我不是已经懂了怎样去做诗，怎样模仿蒲伯、德莱顿[4]、甚至莎士比亚吗？然而，我却做不到整天钻在太阳底下专注地看打球；我做不到通过我的身体来感觉球的飞行路线，而且一门心思只想着球。我将终身做一个依恋于词语表面意义的人。但是我做不到跟他生活在一起，忍受他的愚笨。他将会变得越来越粗俗不堪，而且睡觉时还会打呼噜。他会跟人结婚成家，吃早餐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些温情脉脉的场面。但他现在还是个年轻人。当他赤身裸体，浑身燥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在他和太阳之间，在他和雨水之间，在他和月亮之间，不会存在一根线，不会存在一层纸。此刻，当他们坐在他们的大马车上沿着高速公路驰去时，他的脸上泛着红黄相间的斑点。他会丢开他的外衣，双腿叉开站定，手做好准备，眼睛盯着球门。他还会祈祷，‘上帝啊，让我们得胜吧’；他将会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一定会得胜。
“我怎么能够做到和他们一起乘一辆大马车去打板球呢？只有伯纳德做得到跟他们一起去；但是伯纳德错过了时间，没法跟他们去了。他老是错过时间。他的不可救药的喜怒无常妨碍了他跟他们一起去。当他洗手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说：‘在那张蜘蛛网上有一只苍蝇。我是该搭救那只苍蝇呢，还是该让那只蜘蛛吃掉它呢？’他的心情总是被数不清的困惑混乱笼罩上阴影，否则，他一定会跟他们一起去打板球，一定会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而且一定会在击中球的时候激动得跳起来。不过，他们一定会原谅他；因为他会给他们讲故事的。”
“他们驾着车走了，”伯纳德说，“而我却错过了跟他们一块儿去的时间。那些令人讨厌透顶、同时又那么漂亮可爱的小伙子们，那些你和路易斯、奈维尔都非常非常羡慕的小伙子们，已经驾着车走了，他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整齐地转往同一个方向。不过，我对这些大出风头的事情并不在意。我的手指在钢琴的键盘上滑行，没有辨别清楚哪个是黑键哪个是白键。阿契毫不费力就能打出一百分；我偶尔侥幸能够得到五十分。但是，我们俩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可是等一等，奈维尔；让我说下去。那些气泡冒了上来，就像从平底锅里冒上来的银白色气泡；一个比喻叠着另一个比喻。我没法像路易斯那样怀着极度顽强的意志坐到我的课本前面去读书。我得打开那扇小小的天窗，让那些成串的辞藻冒出来，借助这些辞藻，我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从而使这些事情不是支离破碎、互不相关，而是可以看到游动的线条，多多少少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我要给你讲讲那个博士的故事。
“当克莱恩博士做完祷告，蹒蹒跚跚走出弹簧门的时候，看上去他真的相信自己是非常高明的；但是实际上，奈维尔，我们都无法否认他的离去不仅使我们感觉到了轻松，而且还使我们获得一种摆脱了某种负担似的感受，就好像拔掉了一颗牙。现在当他费劲地穿过弹簧门走向他自己的住所时，让我们跟在他的后面。让我想象一下他在马厩那头他的私人房间里脱衣服时的情景吧。他解开他的吊袜带（让咱们讲得琐碎一些，让咱们讲得详尽一点）。然后用一个他所特有的姿势（要避免这些陈腐的字眼真是很难，而且就他来说，这些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贴切的），他从他的裤袋里掏出银币，又掏出铜币，接着把它们放在那儿，那儿，放在他的梳妆台上。他把双臂摊开，搁在椅子的扶手上，陷入沉思（这是他私人独处的时间；我们正是应当在这种地方看清他）：他会走过桃红色的桥去到他的卧室里呢，还是不过桥？这两个房间被克莱恩夫人床头柜上的台灯玫瑰色的光亮所形成的一道桥连接在了一起，克莱恩夫人就躺在那张床上，头发披散在枕头上，正在读一本法文的自传。她一边读着书，一边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沮丧绝望的姿势伸手抹了抹她的前额；她把自己跟某个法国公爵夫人作着对比，叹息地说：‘这就完了吗？’现在，那个博士说，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要在西部某座乡村花园里修剪紫杉树篱。我原本可以当个海军上将；或者当一个法官；而不是一个教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呢，他问道，一边凝视着煤气取暖器，他的双肩耸得比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样子还要厉害（记住，他只穿着衬衫，没穿外衣）。究竟是什么力量？他一边思索，一边回头越过肩膀望着窗户，驰骋着他那些庄严的辞句。那是一个暴风雨之夜；栗子树的树枝波荡起伏。星星在树杈里闪烁。是什么善与恶的巨大力量把我引到了这里？他一边追问，一边伤心地发现他的椅子在紫色地毯的绒面上磨出一个不大的洞。他就这样坐在那里，让他的背带晃来晃去。不过，讲述一个人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是有困难的。我没法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我正在想方设法地掉花腔；我正在我的裤兜里掂弄着四五枚硬币。”
“伯纳德的故事在开始的时候使我觉得很有趣，”奈维尔说，“可是当故事荒唐可笑地越说越没声，而他张口结舌地捻弄着一截绳子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孤独。他总是看到每个人的阴晦的一面。所以我就不能跟他谈起珀西瓦尔。我不能把我的荒唐而激烈的感情向他富于同情心的理解力敞开。那也一定会变成一个‘故事’的。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他的头脑面对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对他来说，荒唐透顶也是卓越的，一根鞋带也是可爱的。但我能向谁表露我这迫切的热情呢？路易斯太冷淡，太不着边际。没有一个人——在这儿，在这些灰暗的拱门、哀泣的鸽子、令人振奋的运动、传统的活动和竞赛中间，所有这一切全都那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以避免有人感到孤单。然而当我偶尔碰上一些预示着有事情就要发生的意外征兆时，我仍然会感到震惊。昨天，当我经过那个通向那所私人花园的敞开的门扉时，我看见冯维克正举起他的球棍。在草地中央，茶壶正冒着热气。那里还有成簇成簇的蓝色鲜花。那时，一种莫名的、神秘的崇敬心情，一种战胜了混乱的完美感觉突然降临到我的身上。当我站在那个敞开的门口，谁也没有看见我那凝神专注的神态。谁也没有猜想到我当时所怀有的愿望，即：将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某位神祇，然后死去，销踪匿影。他的球棍落了下来；幻影破灭了。
“我应当去寻找某一棵树吗？我应当丢开这些班级教室和图书室，以及我在上面读到卡图鲁斯作品的发黄的大开本书，去换取树林和田野吗？我应当到山毛榉树下面去散散步，或是沿着那树木的倒影像恶人似的在水中相依相拥的河岸，闲步而行吗？可是大自然太呆板单调，太枯燥乏味了。她所拥有的只是崇高和无限，水流和树叶而已。我开始了对火光、独处以及某个人的肢体的渴望。”
“我开始了对即将来临的夜晚的向往。”路易斯说，“当我站在这里，手搁在威克汉姆先生仿橡木的房门上时，我想象自己是黎塞留[5]的朋友，或是正在把鼻烟盒呈送给国王本人的圣西门公爵。这是我特殊的荣幸。我的连珠妙语‘像野火一样在宫廷里传播’。公爵夫人出于赞赏，从她的耳坠上扯下绿宝石——不过这些缤纷的烟火只有当我处在黑暗之中，在夜晚我的小卧室里才会放射得最为精彩。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带有殖民地口音的男孩，正在用指关节敲着威克汉姆先生的带橡木纹的房门。这一天是饱受耻辱而且为了怕人嘲笑而加以掩饰的胜利的一天。我是全学校中最优秀的奖学金获得者。然而当黑夜降临时，我摆脱了这具不值得艳羡的躯体——我的大鼻子，我的薄嘴唇，我的殖民地口音——而栖居遨游于无垠的天地。那时我就成了维吉尔的游伴，成了柏拉图的同行者。那时我就成了法国某个名门望族的最后一代苗裔。不过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可以强制自己舍弃这些虚无缥缈的、犹如月光一样不切实的王国，舍弃这些午夜时分的遐思漫游，勇敢面对这个拥有仿橡木房门人的人。我要在我的一生中做到——愿上帝恩准这一天不会太遥远——在这两种我认为存在着惊人明显的矛盾的事物之间，建立某种巨大的联合。为了我所受的苦难，我要做到这一点。我要敲门。我要进去。”
“我已经撕下了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所有日子，”苏珊说，“还有七月份的头二十天。我把它们撕下来，揉成一团，好让它们已不复存在，只除了是我身边的一个负担。它们全都是萎靡不振的日子，就像翅膀萎缩、无法飞行的蛾子。只剩八天了。八天过后，六点二十五分，我就要走下火车，站在月台上了。那时我的自由将展开翅膀，而所有这些让人皱眉蹙额、束手无策的限制——钟点、秩序和纪律，以及在规定时间准时到这儿到那儿——都将土崩瓦解。当我打开马车的门，看见我的父亲戴着他的旧帽子，穿着有绑腿的高统靴子时，那样的日子就会终于到来了。我会发抖。我会流泪。然后次日早晨我会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起床。我会让自己通过厨房的门走出去。我会到荒野上去走一走。那些影子骑士们的尊贵骏马的蹄声将在我的身后响起，并随后突然停止。我会看见燕子掠过草地。我会匍匐在河岸上，观察鱼儿在芦丛中游来游去。我的手心里将会留下松针刺的印痕。在那里我要掏出并扔掉所有我在这里得到的东西；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冬去夏来，在楼梯上，在卧室里，有某种东西已经在我的体内长成。我并不想别的人在我走进去的时候都带着爱慕的神情抬起头来。我想要献身，被人献身；我需要孤身独处，从而解脱掉我所具有的东西。
“那时，我将穿过在胡桃树叶搭成的拱篷下光影摇曳的通道走回家去。我会遇见一位推着一辆装满柴枝的童车走路的老妇人；还有一个牧羊人。但是我们不会交谈。我会穿过厨房外的花园走回家来，看见沾满露珠的卷心菜卷曲的叶子，看见花园里那间每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的屋子。我将上楼走进我的房间，翻翻我自己的那些被小心爱护地锁在衣橱里的物件：我的贝壳呀；我的鸟蛋呀；我的奇花异草呀。我要喂一喂我的鸽子和松鼠。我要到我的狗舍那儿，给我的长毛狗梳梳毛。就这样我会逐渐把在这里生长在我体内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全部祛除。但是这会儿铃声响了；又得没完没了地拖着脚走了。”
“我恨黑暗、睡觉和夜晚，”珍妮说，“我恨躺在那儿盼着白天来临。我渴望一个星期能够成为没有分割的一个整天。当我一早醒来——当鸟鸣弄醒我的时候——我躺在那儿，望着碗柜上的铜把手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接着是水盆；然后是毛巾架。随着卧室里的每一样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脏也跳动得愈来愈快了。我感到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了，而且变成了桃红色，变成了黄色，变成了茶褐色。我的手掌滑过我的双腿和身子。我感觉着它的曲线，它的纤弱。我喜欢听铃声响彻整个房间，接着骚动开始——这儿砰嚓一声，那儿叭嗒一声。房间的门砰砰地响；水哗哗地流。又是一天来了，又是一天来了，我一边双脚落地，一边大喊大叫。这可能是倒霉的一天，不完美的一天。我经常受到责骂。我经常因为懒惰、因为爱笑而丢人现眼；然而，即使在马修小姐嘟嘟囔囔地抱怨我轻率粗心的时候，我也会一眼望见有什么东西在动——也许是一幅画上的一抹阳光，抑或是一头驴子正在拉着割草机穿过草地；抑或是在月桂树叶丛中穿过的一片风帆，因此我从来没有垂头丧气过。谁也阻挡不了我一边跟在马修小姐身后去祈祷，一边用脚尖跳旋转舞。
“现在，我们将要离开学校，可以穿长裙子的日子就要到了。我要在晚上戴着项链，身上穿一套白色的无袖礼服。在明亮的屋子里将会举行晚会；一个男人会选中我，向我讲述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情。他会喜欢我胜过喜欢苏珊或罗达。他会在我身上发现某种品质，某种特殊的东西。但是我不会让我自己只跟一个人缠乎在一起。我不希望被固定起来，受到约束。随着新的一天即将到来，我双腿垂着，坐在床沿上，那时，我会颤抖，哆嗦，就像树篱上的那片树叶。我有五十年要过，我有六十年要过。我还没有打开我的宝库。现在正是开始。”
“还得熬好几个钟头，”罗达说，“那时我才能熄灯，躺在我的床上，就像悬浮在世界的上空；那时我才能让这一天结束，那时我才能抚育我的树成长，让它在我头顶上空的碧蓝穹隆下颤巍巍地生长。可是在这儿我却无法抚育它生长。老是有人把它碰倒。他们总是问这问那，他们总是打搅，他们总是把它碰倒。
“现在我要去浴室，然后脱掉我的鞋子，去洗一洗；但是在我洗浴的时候，在我低头俯在洗脸盆上的时候，我要让俄国女皇的面纱落在我的肩上。皇冠上的钻石在我的额头前熠熠闪耀。当我漫步走到阳台上时，我听见那些满怀敌意的暴民们的大声鼓噪。现在，我用劲擦干我的手，以便那个我忘记了她的姓名的小姐不至于怀疑我是在向一群狂怒的暴民挥舞拳头。‘我是你们的女王，你们这些老百姓。’我的态度充满了蔑视。我无所畏惧。我要征服。
“然而这只是一种脆弱的梦想。这只是一棵纸做的树。兰波特小姐吹口气就能把它吹倒。甚至她那走过走廊时的身影也能将它吹成齑粉。它不是牢固的；它没有使我获得满足——这做女皇的梦。既然它已然破灭了，它就把我遗弃在这儿，在这个过道里，更确切地说是丢下我在这里浑身打着冷颤。一切都显得苍白黯淡。现在我要到图书馆里，去取出一本书，翻翻，读读；然后再翻翻，读读。在这儿有一首关于一道篱墙的诗。我要沿着它去漫步，采摘一些鲜花，绿色的牵牛花和月光色的山楂花，野玫瑰和蜿蜒曲折的常春藤。我要用我的手把它们紧紧握住，把它们放到课桌的发光的桌面上。我会坐在颤悠悠的河岸上，望着那些舒展而明朗的睡莲；它们身上犹如月光一般清冷的光辉，把垂覆在树篱上的橡树映照得熠熠闪光。我要采摘花朵；我要将花儿扎成一顶花冠，紧紧抓住它，把它献给——哦！献给谁呢？在我生命的流淌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阻碍；一股深沉的潜流拥塞在某种障碍前面；它痉挛；它挣扎；在它的中心似乎有一个顽冥不化的结。唉，这真是痛苦，这真是苦恼！我晕倒了，我失败了。现在我的身体消融了；我获得了解脱；我浑身散发出炽热的白光。现在那股潜流犹如汹涌的暗潮泻出，冲开闸门，冲退阻力，畅通无阻地奔腾起来。所有这些正从我那温暖的、松软的躯体中涌泻而出的东西，我应当献给谁？我要采集我的花儿，把它们扎成一束，献给——哦！献给谁呢？
“水手们成群结队地游来逛去，还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公共汽车沿着海滨大道轰鸣着驶向城里。我要奉献；我要充实；我要把这种美还给世界。我要把我的花束扎成一个花环，我要双手伸出，跨步向前，把花环献给——哦！献给谁呢？”
“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路易斯说，“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奈维尔的、伯纳德的和我的最后一天——不管我们的老师们曾经非得教给我们什么东西。已经作过了介绍；世界也已被描述过。他们留下；我们离去。那位了不起的博士，所有人当中我最崇敬的人，步履蹒跚地走过每一张课桌，向每一个人分发装订好了的贺拉斯诗集，丁尼生诗集，以及济慈全集和马修·阿诺德全集[6]，上面都写着措辞贴切的题辞。我尊敬赠送这些书的这只手。他怀着绝对的自信讲话。对他来说，他的话是真实的，虽然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他讲话时满腔激动，用粗哑的声音，既激烈又温柔地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走了。他祝愿我们‘行动要像大丈夫’[7]（不管是引自《圣经》上的话，还是引自《泰晤士报》上的话，只要到了他嘴里，似乎全都显得铿锵有力）。有些人将要干这个；还有些人将要干那个。有的人将不会再见面。奈维尔、伯纳德和我，将不会再在这里见面了。生活会把我们分开。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联系。我们孩子气的、无忧无虑的时光结束了。但是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纽带。首先，我已经继承了传统的东西。这些铺路的石板已经经历了六百年的磨损。在这里的墙上刻写着一些军人、政治家的名字，和一些不幸诗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一定会列在他们中间）。愿上帝保佑所有的传统，保佑一切安全规定和限制吧！我十分感激你们这些身着黑色长袍的人，也十分感激你们这些已故的人，感激你们的引导，感激你们的守护；但是归根结底，问题依然存在。那些分歧依然没有解决。鲜花在窗户外面摇曳它们的身姿。我看见野生的鸟儿以及比最野的鸟儿更为狂野的冲动，正从我的野性未驯的心中冲出来。我的眼神是野的；我的嘴唇紧闭着。鸟儿在飞翔；花儿在舞蹈；而我却总是听到海浪沉闷的轰鸣；还有带着锁链的野兽在海滩上蹬脚的声音。它在蹬呀，蹬呀，不停地蹬着。”
“这是最后的仪式，”伯纳德说。“这是我们所有仪式中的最后一次。我们被心里各种奇异的感觉征服了。举着旗子的列车员就要吹响他的哨子；喷着水汽的列车过一会儿就要开动。有的人想要说几句与这种场合正好相宜的话，体验一下在这种场合才会有的感受。有的人脑子里塞满了东西；有的人嘴唇噘了起来，快要张开了。就在这时候一只蜜蜂闯了进来，绕着那位将军的太太——汉普顿夫人嗡嗡地打转；汉普顿夫人为表示她对献花道贺的人的感谢，不停地闻那束鲜花。这只蜜蜂会叮她的鼻子吗？我们刚才全都被深深感动了，然而有些不敬；然而有些懊悔；然而有些急于结束；然而有些恋恋不舍。这只蜜蜂分散了我们的心思；它漫不经心的飞翔似乎是在有意嘲弄我们的强烈情感。它捉摸不定地嗡嗡飞来飞去，忽而掠向这边，忽而掠向那边，最后栖落在一朵康乃馨上面。我们中的许多人将再也不会见面了。当我们以后可以随意地上床睡觉，或是多坐一会儿，当我再也不需要偷偷地藏起一截蜡烛头来读淫秽作品，那时，我们就再也享受不到某些乐趣了。现在，这只蜜蜂绕着那位了不起的博士的脑袋嗡嗡地旋转。拉朋特、约翰、阿契、珀西瓦尔、巴克以及施密斯——他们我都曾极</a>度喜欢过。我只认识过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子。我只厌恨过一个小气刻薄的家伙。我很喜欢回想我在校长的餐桌上吃过的那几顿别扭死了的早餐，吃的是吐司和果酱。只有他没有去注意那只蜜蜂。即便它落在了他的鼻子上，他也会用优雅的姿势轻轻地将它拂去。现在他已经讲完他的空话；现在他的声音差不多已若断若续，可也没有完全停止。现在我们——路易斯、奈维尔和我——已经永远地放学了。我们拿到了我们那几本非常精美的书，上面全都有用细小难辨的草体字写的玄奥的题辞。我们起身，我们散去；压力已经消除。那只蜜蜂已经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无人理睬的小昆虫，它穿过敞开的窗户，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明天我们也要离开了。”
“我们就要离去了，”奈维尔说，“行李箱就在这里；出租汽车就在这里。戴着宽边毡帽的珀西瓦尔就在那边。他准会忘了我。他准会把我写的信随便丢在猎枪和猎狗当中，一个字也不回复。我将来会写诗赠送给他，而他也许会回赠我一张带风景的明信片。但是正是为此我才爱他。我将提出一些会面计划——在某座钟表下面，划着十字；而且我将等候，而他却不会来临。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爱他。由于他是那么的健忘，由于他差不多是完全的无知无觉，他一定会从我的生活</a>中消失的。而我，虽然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却一定会走向另外的生活；这也许只不过是一场儿戏、一段序曲而已。尽管我忍受不了博士那套浮夸做作的表演和装腔作势的激动，我却已经感觉到，那些我们曾经只是隐隐约约地预见到的东西已经临近了。我将会自由地进入冯维克举起他的球棍的那个小花园。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将会承认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凭着我生命中某些不可思议的法则，仅仅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拥有权力还是不够的；我要永远推开帷幕，闯入秘境，我要独自偷听别人的窃窃私语。因此我要向前走，虽然犹豫不决，但却意满志得；虽然对难以忍受的痛苦顾虑重重；然而我却感到，在历险的道路上，我一定会在经过巨大磨难之后战胜一切；毫无疑问，最后，我一定能够找到我所渴望的目标。在那儿，最后一次，我看见我们那位道貌岸然的建校者的雕像矗立在那里，鸽子在他的脑袋周围飞旋。它们会伴随着小教堂里风琴的呜咽，永远在他的脑袋周围盘旋，使它呈现为一片雪白。喏，我也去找找我的座位吧；等我在我们预订好了的列车隔间的角落找到我的座位，我要用一本书遮住我的眼睛，掩饰住淌出来的一珠泪滴；我要遮住我的眼睛，好去观察别人；偷偷地看看别人的面孔。今天是暑假第一天。”
“今天是暑假第一天，”苏珊说，“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展开。在我晚上走下列车、踏上月台之前，我不会去考察它。甚至在我闻到从田野送来的冷飕飕、绿阴阴的气息之前，我将不会去嗅闻它。不过，这里已不再是学校的田野；这里已不再是学校的篱墙；在这里的田野上，那些人正在干着真正的劳动；他们的大车装着真正的干草；这里的奶牛也是真正的奶牛，而不是学校里的牛。然而，走廊上的碳酸味和教室里的粉笔味，仍然滞留在我的鼻孔里。那些企口板[8]闪烁、发亮的模样，仍然在我的眼前萦绕。我必须等待着那一片片的田野和灌木树篱，那一片片树林和田地，那一道道点缀着荆豆丛的铁路边陡峭的路堑和停在旁轨上的一节节货车车厢，还有一道道隧道以及一座座女人们正在晾洗衣服的城郊小花园，接着又是田野和孩子们扒在门上悠来荡去的情景，等待着这些景象把那些东西掩盖，把它们深深地掩埋，——这个我已经恨透了的学校。
“将来，我绝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里，也绝不想在我的一生当中再在伦敦过上哪怕一夜。现在，在这个空旷的车站上，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空洞的轰鸣和回声。灯光如同遮凉棚里的光，黄澄澄的。珍妮住在这里。珍妮常带着她的狗在这里的人行道上散步。这里的人都是默不作声地在街道上匆匆穿过。他们的眼睛除了盯着商店的橱窗看看，别的什么也不看。他们的头扬起和低下时差不多总是一样高。这里的街道都被电线连接在了一起。这里的房子全都安装着玻璃门窗，全都安装着花彩窗帘，全都是圆柱和洁白的台阶。但是现在我继续往前走，又到了伦敦城外；又开始看到田野、房屋、晾洗衣服的妇女，以及树木和农田。伦敦这会儿变得模糊不清了，消隐了，支离破碎了，完全看不见了。石碳酸和油松的气味开始渐渐淡去。我闻到了谷物和芜菁的气息。我打开一个用白色棉线系着的纸袋。鸡蛋壳从我的两膝之间滑落到地板上。现在我们停过了一个车站又一个车站，打开了一瓶又一瓶罐装牛奶。现在妇女们互相吻一吻，然后就拿出篮子来吃东西。现在我要把身子探出车窗。风立刻灌进我的鼻子和喉咙——凉飕飕的风，带着咸味的风，其中还混杂着来自芜菁的气息。啊，我的父亲已经在那儿了，他正转过背去，跟一个农夫谈话。我浑身颤抖。我哭了起来。我那穿着带绑腿的高统靴子的父亲就在那里。我的父亲就在那儿呢。”
“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的角落里，乘着这列轰隆轰隆的快车，向北而去，”珍妮说，“它虽然开得还不够平稳，却使那些灌木树篱显得像是平坦的一片片，使得那些小山丘在连绵不绝地向前延伸。我们使那些信号塔一闪而过；我们使大地轻微地震颤晃动。远处的景物不停地汇聚过来，成为一个点；而我们又不断地使远方的开阔地铺展开来。那些电线杆连绵不断地突然冒出来；一棵刚刚隐没，另一棵又随即冒出来。现在我们呼啸着晃晃悠悠驶入一条隧道。这位先生拉开了窗子。我从镶嵌在隧道墙壁上的闪光的镜子里看到我的影子。我看见他放下他的报纸。他冲着我的映照在隧道墙壁上的影子笑了笑。在他的注视下，我的身体立刻自动地摆出一副臭架子。我的身体过着它自己的生活。现在黑黢黢的车窗又变得发绿了。我们驶出了隧道。他读起了他的报纸。不过我们已经交流了对彼此身体的欣赏。这会儿这里聚集着大群的身体，而我的身体已经向大伙介绍过了；我的身体刚才走进了这间摆着描金坐椅的车厢。瞧——所有城郊别墅的窗户和它们那白色纱帐似的窗帘全都在舞蹈；那些头上扎着蓝色头巾、坐在麦田里的树篱底下的人们也都像我一样，感觉到了暑热和兴奋，有个人在我们经过时挥了挥手。在这些城郊别墅的花园里都有树荫和凉亭，而且一些只穿着衬衣的年轻人正爬在扶梯上修剪玫瑰。一个男人骑着一匹马慢步跑过田野。他的马在我们经过时猛地往前冲了起来。而骑马的人转过头来望了望我们。我又一次呼啸着在黑暗中穿行。我仰身躺在椅子上；我让自己沉浸在兴奋和欢乐之中；我想象到了隧道的尽头，我会进入一间灯火通明、摆着坐椅的房间，我会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受到众人深深的钦慕，我的礼服绕着我的身体飘动。然而瞧，我一抬头竟遇上一个愠怒女人的目光，她猜到了我的兴高采烈的心情。我的身体傲慢地在她面前合拢起来，就像一把阳伞似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敞开或是合拢我的身体。生活开始了。现在，我正在打开我的生活的宝藏。”
“今天是暑假第一天，”罗达说，“现在。当火车驶过这些红色的岩石，驶过这片蓝色的大海时，已经结束了的这个学期才在我身后以一个完整的具体形象呈现出来。我看见它的颜色。六月是白色的。我看见田野上到处都是白灿灿的雏菊和白颜色的衣裳，网球场上也画着一道道白色的线条。而且有过一阵风，响过一阵猛烈的雷。一天夜里，有一颗星星划过天空，我对那颗星星说：‘毁灭我吧。’那是在仲夏，在那次游园会之后，在我于那次游园会上蒙受了耻辱之后。大风和暴雨渲染着七月的色彩。还有，当我手里拿着一只信封去给别人送信的时候，那个死气沉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灰楚楚的烂泥坑，就横卧在院子的正当中。我走到那个烂泥坑跟前。我没法走过去。我不知所措。我们真是不中用，我这么说，然后就倒了下去。我就像一根被狂风舞荡的羽毛，我被吹送进了坑道。之后，非常小心谨慎地，我迈步跨了过去。我一只手扶在砖墙上面。我提心吊胆地跨过那个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大泥坑，十分艰难地返回我的房间。这就是我那时注定要过的生活。
“因此，我特别把那个学期分离出来。生活翻腾着阴暗的浪涛从大海中浮现，断断续续发生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像猛虎的腾跃一样突如其来。我们没法摆脱这种境遇；我们为这种境遇所束缚，就像身体被困在野性的马背上一样。不过我们还是发明了一些方法来弥补这些裂纹，掩饰这些缝隙。检票员走过来了。这儿是两位男人，三个女人；篮子里有一只猫；还有我自己，胳膊正放在窗沿上——这就是此时在这儿的一切。我们穿过沙沙低语的金色的麦田，驶近一个地方，又驶离一个地方。田野里的妇女们惊奇地被我们丢在了身后，在那里锄着草。现在火车笨重地蹬着腿，呼噜呼噜地喘着气，不停地向上爬坡。终于，我们抵达荒原的最高处。这里只生活着寥寥几头野山羊，寥寥几匹毛发蓬乱的矮种马；然而让生活舒适的东西，我们应有尽有，有桌子可以放报纸，有杯套可以把玻璃杯放稳。我们随车携带着这些设备，来到荒原的最高处。现在我们来到了顶峰。寂静将在我们身后汇聚。只要越过那顶秃脑袋回头望望，我就会看见寂静已经笼罩在那里了，云彩的阴影也正在荒原上空彼此追逐；寂静笼罩着我们已经走过的短暂旅程。我此时所说的就是眼前的时刻；这是暑假的第一天。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那个正在浮现的怪物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出发了，”路易斯说，“现在我悬浮在空中，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正乘坐一列火车穿过英格兰。英格兰的景物在车窗外面飞逝而过，那些景色不停地变换，从山丘变换成树林，又从河流、垂柳变换成城镇。而我并没有稳固的立足之地可以前往。伯纳德和奈维尔，珀西瓦尔、阿契、拉朋特和巴克要去牛津或者剑桥，要去爱丁堡、罗马、巴黎、柏林，或是美国的某所大学。而我却没有明确的方向，生财之道也模糊渺茫。因此有一种令人心碎的阴影，一种强烈的色调，笼罩着这些金色麦芒，笼罩着这些芙蓉红的原野，这片此起彼伏的麦浪——波纹涌至田边，却永远不会溢出麦地的界埂。今天是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是正在旋转的车轮上的又一根轮辐。可是我的身体却像一只飞鸟的阴影一样飘忽不定。我必定如同草地上的光影一样倏忽变化，快速消退，快速变暗，消失在那边草地与树林毗连的地方，倘若不是我的头脑清醒的话；我强制自己，即使只用一行未曾写出来的诗句，也要把眼前这一刻记录下来；把自从埃及、自从妇女们带着红色的水罐到尼罗河畔取水的法老时代就已开始的漫长、漫长历史当中的这一小段，记录下来。我好像已经生活了数千年。然而如果我此时闭上我的双眼，如果我没能认识到，我所乘坐的这节坐满回家度假的孩子们的三等车厢乃是过去与现时的交汇之所，人类的历史必定会被漏掉一个阶段的景象。它那能够看透我的眼睛就会合上——假如我现在由于马虎懒散，或者怯懦，让自己沉浸在过去，沉浸在黑暗之中，长眠不醒；或者像随波逐流的伯纳德讲故事那样，去随波逐流地讲讲故事；或者像珀西瓦尔、阿契、约翰、华尔特、拉多姆、拉朋特、罗玻、施密斯总是吹牛皮那样吹吹牛皮——这些人名永远也不会改变，永远都是这几个爱说大话的孩子的名字。他们全都会吹嘘，全都爱夸夸其谈；只有奈维尔例外，他时不时会悄悄地看两眼法文小说，并总是因此溜进那些炉膛里有火、椅子上有坐垫的房间，与许多书籍和某个朋友呆在一起；而那时，我却正在一个柜台后面，歪斜着身子，坐在一把办公椅里。所以我会变得满腹怨言，对他们冷嘲热讽。我会妒忌他们能够在老紫杉树的树荫里继续沿着那安闲自在的旧路逗留，而那时我却不得不跟那些伦敦佬和小伙计们一起相处，在那座城市的街头没完没了地奔波。
“不过，现在我正六神无主、无所羁绊地穿行在茫茫原野上——（这儿是一条河；一个男人正在钓鱼；这儿是一座尖塔，这儿是一条乡村街道，街上有装着凸肚窗户的小旅馆。）——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迷梦一般的，晦暗朦胧的。这些苦涩的念头，这种妒忌，这种满腹怨言，全都和我格格不入。我是路易斯的魂影，是短暂的过客，内心只有幻梦，只有清晨花瓣飘浮于无底深渊上和鸟儿鸣啭啾啁时分花园里飘浮着的各种气息。我要用清澈的童年之水喷淋我自己。它的稀薄的面纱起了微澜。但是，那头戴着锁链的野兽正在海滩上不停地蹬呀，蹬呀。”
“路易斯和奈维尔两个都默不作声地坐着，”伯纳德说。“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两个人都觉得其他人的在场就像一道将他们分开的墙。但是，如果我发现自己是跟他人在一起的话，辞藻就会立刻像吐烟圈一样喷涌而出。——瞧，一串串妙语是如何立刻从我嘴里流泻出来的。那就像划燃一根火柴；就像某种东西在燃烧。现在，一个上了年纪的、显然很富裕的男人，一位旅行者，上了车。我立刻就渴望去跟他结交；我本能地不喜欢那种由他一个人冷淡地、不与他人融合地置身于我们中间的感觉。我不喜欢离群索居。我们都不是独自一人生活在世界上。而且我希望给我对人生真谛的宝贵观察的积累增加内容。我的著作一定会卷册浩瀚，含括所知的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男人和女人。我把我在一个房间或者一节火车车厢里碰巧遇上的各式各样的人和事，统统塞进我的脑子，就像从墨水瓶里灌满一支自来水笔一样。我有一种不可改变的永不餍足的渴望。现在，凭着种种我现在尚难以解释、但以后必定会讲得清楚的细微的迹象，我感觉出他的抵抗就要消解了。他的沉默独处显示出就要爆发的征兆。他送过来一句议论乡村房屋的谈话。一缕烟圈从我嘴里吐出来（谈论庄稼的话），在他的身边缭绕，把他带入交往接触之中。人的声音有一种消除隔阂警戒的力量——（我们都不是独自生活在世界上，我们都是世间的一分子）。随着我们交换了这么几句虽然简短、但却亲切的关于乡村房屋的议论，我使他焕发起了精神，并且变得踏实起来。他是一个待人宽厚但并不见得忠实的丈夫；是一个使唤着几个雇工的小建筑商。在当地社会，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已经当上了地方参议员，而且兴许有朝一日还会当上市长。他身上佩戴着一件硕大的装饰品，样子像一对连根拔起的牙齿，用珊瑚制作，挂在他的表链上。华尔特·丁·特伦勃尔之类的名字倒是挺适合他。他在美国呆过，带着他的太太为办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旅行，在一家小小的旅店开了一套房就花去他整整一个月的薪水。他的门齿处镶着一颗金牙。
“其实，我只是略微有些爱好思索。我要求一切都实实在在。就是全凭这一点，我才能够抓住这个世界。不过，对我来说，一句绝妙的辞藻似乎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可是我想，最妙的辞句很可能是在离群索居的时候造出来的。它们需要某种最后的冷却处理，这是我所难以做到的，因为我总是在温暖的言辞化成的热水里趟着玩耍。不过，我的方法比起他们的，却是自有其长处。奈维尔厌恶这位特伦勃尔的粗里粗气。路易斯呢，则像一只高傲的仙鹤，眼睛斜视，抬高了脚步走路，仿佛用方糖夹钳夹糖似的挑拣着字眼儿。的确，他的眼神——粗野，含着微笑，然而绝望得孤注一掷的眼神，却表达了某种我们所不曾估量到的东西。奈维尔和路易斯，他们俩每人身上都有一种精确细密、一丝不苟的东西，那是我所钦慕但永远不会具有的品质。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正驶近一个铁路交会站。我要乘坐一列开往爱丁堡的车。我没法精确无误地弄清这件事——他就像一枚钮扣、一枚小小的硬币一样，模糊不清地夹杂在我的各种思绪里。那位兴高采烈的查票的老兄过来了。我有一张票——我当然有一张票啦。但是这不要紧。问题是我要么能把它找出来，要么找不出来。我仔细翻过了我的皮夹子。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经常发生这类事情，总是阻挠我设法按照我一直竭力想做的那样，找到一些恰当的、十分切合当下这种场合的辞藻。”
“伯纳德走了，”奈维尔说，“连一张票都没有。他一边说着漂亮的辞句，一边挥着手，撇下我们走了。他跟那个饲马员或是那个管道工谈起话来，就像跟我们谈话一样毫不费力。那个管道工对他极为热心中意。‘要是他有那么个儿子，’他准在想，‘他会想方设法把他送进牛津大学。’但是，伯纳德对那个管道工又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他唯一所想的，不就是把他自己从来没有讲完的那个故事，继续不断地讲下去吗？在他还是一个经常把面包揉搓成小弹丸的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这个小弹丸是一个男人，那个小圆球是一个女人。我们全都是小圆球。我们全都是伯纳德讲的故事里的漂亮辞藻，全都是他记在笔记本里的事情，有的记在了A栏，有的记在了B栏。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地讲着关于我们的故事，只除了不知道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他从来不受我们支配。他就在那儿，在月台上挥着手。火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弄丢了他的车票。但那没关系。他会去跟那个酒吧间的女招待大谈所谓人类命运的本质问题。我们离开了；他已经忘了我们；我们渐渐走出了他的视野；我们继续赶路，心里充满萦绕不去的感触，一半苦涩，一半甘甜，因为他真有点让人同情，弄丢了车票，他只好去凭着他那半吊子的漂亮辞藻闯荡世界了；当然，他也是讨人们喜爱的。
“现在，我又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我举起我的书，让它差不多遮住我的眼睛。但在这些饲马员和管子</a>工们面前，我根本没法读书。我不具备欺骗自己的本领。我不欣赏那个人；他对我也不欣赏。让我至少做个诚实的人吧。让我谴责这个废话连篇、无聊懒散、洋洋自得的世界吧；谴责这些用马鬃制作的座椅，这些拍自各式码头和各式广场的彩色照片吧。我简直想要大声疾呼地谴责这种沾沾自喜的自满情绪，谴责这个世界的平庸无聊，这个世界会繁殖出这些表链上挂着珊瑚饰物的马贩子。在我心里，有那么一种东西简直可以将他们彻底消灭。我的笑声会使他们瑟缩在他们的座位上，会逼得他们在我面前号哭。哦，不；他们是不变的。他们永远是胜利者。他们会让我无法做到永远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朗读卡图鲁斯的诗歌。他们会在十月份逼迫我躲进一所大学，我将在那里当一名教师；还要跟着学校里的男教师一起去希腊；还要作关于巴泰农神殿遗址[9]的报告。住在那些红色的城郊小屋当中的一所里面，养养马，这样总是胜过老像一条蛆虫似的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10]的颅骨里钻来钻去，娶一位品格高尚的夫人，那些大学女士当中的一位。然而，这样的话，我的命运将会如此被注定。我将会吃苦头。在八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愤世嫉俗，以至于那些马贩子们都会恨透我。那就是我的胜利；我绝不让步妥协。我并非缺乏自信心；我并不带口音。我并不像路易斯那样吹毛求疵，总是担忧有人会想到‘我父亲是布里斯班的一个银行职员’。
“现在，我们正驶近文明世界的中心。那儿是那些熟悉的煤气罐。那儿是那座公园，有一条沥青小路横穿其中。那儿是那些不知羞耻地嘴贴着嘴、躺在枯萎的草地上的情侣。珀西瓦尔现在差不多已经到达苏格兰了；他乘坐的火车正穿过那红色的荒原；他看到了那道由边界小山丘形成的连绵不断的边界线，和那道罗马式的城墙。他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而又了解所有的事情。
“当我们接近伦敦这个中心时，列车慢了下来，缓缓地向前爬行，而我的心也因为惶恐、因为狂喜而膨胀起来。我将要遭遇的——会是什么呢？在这些邮车、搬运工和密密麻麻的招呼出租车的人群当中，会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奇迹等着我？我感到有些微不足道，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又有些欢欣鼓舞。我们的车轻轻地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我要让别人先下车。我要先安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投身到那一片混乱的人流中。我不会去预测将会遭遇什么。巨大的喧闹声充斥着我的耳朵。它在这玻璃屋顶底下像汹涌的浪潮，轰鸣，击荡。我们带着自己的旅行包给卸在了站台上。我们被挤散。我的自尊心差不多变得无影无踪；还有我的羞耻感。我被卷进了人流，一会儿被挤倒在地，一会儿又被举到了半空。我下了车，到了月台上，手里紧紧地抓着我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一只提包。”
[1]维吉尔（70—19BC），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农事诗》、《埃涅阿斯记》等；卢克莱修斯（约94—55BC），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著作有《物性论》；卡图鲁斯（84？—55？BC），古罗马抒情诗人，最有名的作品是献给情人莉丝比亚的爱情诗。
[2]这个名字与十五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爵士编写的《亚瑟王之死》中寻找圣杯的骑士珀西瓦尔的名字相同。
[3]在伦敦的摄政王公园附近。
[4]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和讽刺作家；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5]法国历史人物，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兼御前会议主席（1624—1642），枢机主教，擅权巩固专制统治，剥夺胡格诺派政治特权，镇压贵族叛乱与农民起义，对外参加三十年战争，扩张法国势力。
[6]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
[7]语出《旧约》中的《撒母耳记》（上篇，第四章）。
[8]企口板是一种建筑材料，一侧有凹槽，另一侧有凸榫，可用作地板等；使用时，根据需要，平行、垂直或以一定的角度把预制好的一块企口板的凸榫对合另一块的凹槽，即可连接成为整体。
[9]在雅典卫城的最高处。
[10]索福克勒斯（496—406BC）和欧里庇得斯（480—406BC）是古希腊的两大悲剧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