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

    一


    半夜时分，我被一阵急促的开门声吵醒了，不用问就知道，肯定是喝得烂醉的丈夫回来了，我没有作声，也没有起来。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拉开桌子和书柜的抽屉一通乱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过了不大会儿，只听见咚的一声，像是坐在了榻榻米上，仍然呼哧呼哧地一个劲喘气。他今晚是怎么了，我还是躺着没起来，只说道：“你回来啦。吃饭了吗？橱柜里有饭团。”


    “不吃了，谢谢。”他的回答从未有过的温柔。又问道：“儿子咋样了，还烧不烧？”


    丈夫这般关心孩子也真稀奇。儿子明年就四周岁了，可不知是怀他的时候营养不良，还是夫君嗜酒的影响，或是其他什么疾病，这孩子比别的两岁孩子都要瘦小，连走都走不稳，话也不会说，就会点最简单的“好吃好吃”“不要不要”什么的，我甚至怀疑这孩子脑子发育有问题。我带着他去澡堂子时，脱光衣服后一抱起来，小身子瘦得简直像个猴子，我不禁悲从中来，竟然当着澡堂子里好多人的面哭了出来。而且这孩子动不动就拉肚子、发烧，丈夫几乎整天不着家，也不知他对儿子是怎么想的，我告诉他儿子发烧了，他只是不以为然地说：“哦，是吗？你带他去看医生好了。”说完又匆匆披上外褂出门了。我何尝不想带孩子去看医生啊，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看病，我只能无奈地躺在孩子身边，无言地抚摸儿子的头。


    可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丈夫变得格外温柔，破天荒地问起了儿子的病。我不但高兴不起来，反倒有种不祥的预感，脊梁骨直发凉。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没有再言语，只听见丈夫在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有人在家吗？”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女人尖细的叫门声。我仿佛被人当头泼了盆冷水似的，猛地一哆嗦。


    “您在家吗，大谷先生？”


    这回她提高了些嗓音，同时，哗啦哗啦拽起门来。


    “大谷先生！您在家吧？”


    声音带着怒气。


    “找我什么事？”丈夫终于去开了门，装糊涂似的问道，听声音战战兢兢的。


    “还好意思问什么事？”女人压低声音说，“真没想到你这有家有室的人，竟然会做贼，太不像话了！你不要跟我们耍这种无聊的把戏了，快把东西还给我们，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告你！”


    “你胡说什么呢！不要胡说八道！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还不快走！你们要是不走的话，我就去警察局告你们！”


    这时，响起了男人的说话声。


    “先生，你胆子不小啊！居然说什么这儿不是我们来的地方，我简直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事可非同一般，你是偷窃了他人钱物啊，闹着玩也没有这么过分的呀。迄今为止，我们夫妻因为你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可气的是，你还恩将仇报，居然干出今晚这般伤天害理的勾当，先生，我可真是看错你了！”


    “你们这是敲诈！”丈夫提高嗓门厉声说道，声音却在颤抖，“简直是恐吓，赶快走开！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你还倒打一耙了，真说得出口啊！先生，你现在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大混蛋。看来我们只能去报警了。”


    这句话中充满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般的强烈憎恶。


    “随你们便吧！”丈夫恼羞成怒地吼道，声音却透着心虚。


    我起身在睡衣外披了一件外褂，来到玄关，对两位来客寒暄道：“你们好。”


    “哎呀，这位是夫人吗？”


    男人朝我微微点了点头，圆脸庞上没有一点笑容。他五十多岁的样子，穿着齐膝的短外褂。那女人约莫四十岁，身材瘦小，衣着很是得体。


    “深更半夜的，真是打扰了。”这女人同样没有一丝笑容地摘下披肩，向我欠了欠身说道。


    这时，丈夫突然登上木屐，想要夺路而逃。


    “嗨，想跑可没门儿！”


    男人抓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两个人立刻扭打起来。


    “放手！不然我就捅了你！”


    丈夫的右手里拿着的折叠刀闪闪发亮。这把刀是丈夫的心爱之物，一直放在书桌的抽屉中。怪不得他刚才一回到家就翻抽屉找东西，怕是早就预料到他们会找来，才赶紧找出刀来，藏在怀里的。


    男人闪身一躲，丈夫趁机逃跑了，外褂宽大的袖子随着两臂的摆动，迎风展开，活像一只巨大的乌鸦。


    “抓小偷！”男人大声喊叫起来，想要追出去，我光着脚下到土间，抱住了他，央求道：“请您不要追他了，无论谁受了伤都不好啊，这件事就由我来给您个交代吧！”


    听我这么一说，旁边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也劝阻道：“是啊，孩子他爸，俗话说‘疯子拿刀’[1]，谁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呀。”


    “畜生！一定要报警！我可是再也忍不了啦！”


    男人呆呆地望着黑暗的街道，愤然说道，其实他身上紧绷着的那股劲儿早已松懈了。


    “对不起。请您二位进屋里来，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说着，我迈上了榻榻米，蹲下来，“说不定我也能解决这个事。请进屋说话吧，请吧。不好意思，家里很寒酸。”


    二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男人正色道：“无论您说什么，我们也不会改变决定的。不过，我们还是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夫人说一下。”


    “啊，请进，请进屋吧，慢慢说吧。”


    “算了吧，我们可没这个闲工夫。”


    男人说着，开始脱外褂。


    “您就穿着外褂进屋来吧。家里很冷，请您还是穿着外褂进来吧。家里没有什么取暖的东西。”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请进。太太也请吧，不要脱外褂了。”


    男人在先，女人跟在他后面，走进了丈夫那间六榻榻米房间。糟朽破烂的席子，四处窟窿的纸拉窗，斑驳剥落的墙壁，裸露骨架的纸隔扇，只在角落里有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而且是个空书柜。看到如此破败不堪的房间，两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把露出棉花的坐垫递给他们，说道：“席子太脏了，不好意思，请二位将就一下，坐在坐垫上吧。”然后，我正式向他们施礼，说了一堆客气话。


    “初次见面。看来我的丈夫以前给两位添了许多麻烦，今晚不知为什么，竟然做出那么可怕的举动，我不知该如何道歉才好。没办法，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人。”


    说到这儿，我说不下去了，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夫人，我冒昧地问一句，今年贵庚？”


    男人大模大样地盘腿坐在破坐垫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拳头撑着下巴，上半身朝我倾斜着问道。


    “您是问我的年纪吗？”


    “是的，您丈夫好像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就是二十六岁喽，哎呀，真是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吗？哎，可不是吗，丈夫三十岁的话，老婆也应该是这个年纪，不过还是让人吃惊啊。”


    “我也是，刚才就这么觉得，”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太惊讶了。有这么好的夫人，为什么大谷先生还干这种事啊，是吧？”


    “有病，他一定是有病。以前还没有这么过分，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的，夫人，”男人口气严肃起来，“我们夫妻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和内人都来自上州[2]，别看我这样子，以前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许由于不那么安分吧，反正是厌倦了以乡下人为食客的抠抠搜搜的小买卖，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就带着内人到东京来了。最初我们夫妻二人包吃包住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帮工，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不少的苦，好容易有了些积蓄后，大概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吧，就在中野站附近租下了现在那个寒酸的小房子，只有一间六榻榻米的房间，外带个狭窄的土间，开了一家惨淡经营的小餐馆，因为来的都是些只消费一两块钱的客人嘛。即便如此，我们夫妻一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经营，因此，我们店的烧酒啦、杜松子酒啦都进了不少货。即便后来酒类越来越难进货了，我们也没有落到像其他餐馆那样不能不转向其他营生的田地，好歹一直经营到现在。再加上，见我们经营有方，那些平时关照我们的客人也更加热心照顾我们的生意了，有的客人还给我们介绍了所谓军官特供的酒和酒菜的路子，得以细水长流地维持下来。即便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空袭渐渐多起来以后，我们也咬牙坚持开这个店。一来我们没有碍手碍脚的孩子，二来不想回老家避难，索性就在东京这么耗着，听天由命，什么时候房子被炸毁了什么时候再说。万幸的是店铺安然无恙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我们才大大松了口气，做起了公然从黑市进酒营业的买卖。


    “长话短说吧，我们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当然，这么三言两语地一说，夫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没有遭遇什么大的坎坷，非常幸运吧。可俗话说，人这辈子就如同地狱，寸善尺魔，真是一点不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不，能有半天，就算是幸福的人了。你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好像是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春天，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形势还没有那么糟糕——不，可能也快要战败了吧，对真实情况，或者说对于真相，我们一概不清楚，只是以为只要撑过这两三年，就能和那些国家以对等的资格议和什么的。记得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和服，披着一件外褂，那时不单是大谷先生，就连在东京，街上还很少看到有人穿着防空服，大家都穿着普通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街，所以我们那时也没觉得大谷先生的打扮有什么不妥当。那时，大谷先生不是一个人来的。虽然在夫人面前说这些不太合适，但还是不要藏着掖着，都说清楚的好。那时，您丈夫是跟着一位半老徐娘从后门偷偷进来的。说出来不怕您笑话，那个时候，临街的店面都是关着门的，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叫做‘关门营业’，我家的店铺也是每天店门紧闭的，只有少数熟客从后门偷偷进来。而且，客人不是坐在土间的椅子上，都是在灯光昏暗的六榻榻米房间里，悄然无声地喝个大醉而归。


    “说到那位半老徐娘，不久前曾在新宿的酒吧当女招待，她还是女招待的时候，常常带些出手阔绰的客人来我们店喝酒，让他们变成店里的常客——怎么说呢，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我们和她的关系，就属于相互利用吧。那个女人的公寓离我们店很近，所以新宿的酒吧关张后，她不再做女招待了，仍然隔三岔五带着熟悉的男人来喝酒。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酒也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再大方的客人，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欢迎了，反而觉得增加客人是负担。只不过，这四五年来，她带来过好多花钱很大方的客人，碍于情理，这个女人介绍来的客人，我们同样从不怠慢，好酒好菜地尽心招待。所以，您的丈夫被那个女人——她叫阿秋，被她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想什么，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请他们进了里面的房间，拿出烧酒。


    “那晚，大谷先生很斯文地喝完酒，阿秋付了钱后，他们俩又从后门一起回去了。不知为何，我对那一晚大谷先生文静优雅的样子印象很深。魔鬼第一次来到人们家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装出这么一副单纯可爱的假象呢？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店就被大谷先生瞄上了。十天之后，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进来了，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百元的票子，那时的一百元可是一大笔数，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或者还要多些呢。他把那张钞票硬塞进我手里，说，你就收下吧，还不好意思地笑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喝了不少了，不过，夫人也知道的，他的酒量超乎常人。以为他喝醉了吧，突然又一本正经地说起话来，而且不管喝多少，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走路摇摇晃晃的时候。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是血气方刚，能喝酒的年纪，可是像他那么能喝的太少见了。那一晚，他来我们店之前，似乎已经在别处喝了不少了，在我们家又连着喝了十多杯烧酒，从始至终都不怎么说话，我们夫妻俩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腼腆地笑笑，嗯嗯地点点头，最后突然问了句‘几点了’，站起身来，我说‘找你零钱’，可他说‘不用了’，我坚决地说‘这可不行’，于是他嘿嘿笑着说‘那就存你这儿吧，我下次还来喝酒’，说完他就走了。谁料想，夫人，他付给我们酒钱，前前后后都算上，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外再也没有过。后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赖账，三年来，他是一文钱都没给过，却几乎把我们的酒全喝光了，哪有这样的人啊！”


    我听了竟然忍不住笑了，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只觉得特别好笑。我赶忙用手捂住嘴，看了看老板娘，老板娘也笑着低下了头，店主人也很无奈地苦笑着说：


    “哎呀，虽说压根就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可实在太荒唐，让人忍不住想笑。说实在的，他这份能耐，要是用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大臣，还是博士，都不在话下。不只是我们夫妻俩，被您丈夫瞄上后，最后被骗个精光，穷得喝西北风的肯定大有人在呢。就拿那个阿秋来说吧，就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离开了她，她的钱花光了，像样的衣服也典当了，现在只能住在长排房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那个阿秋吧，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简直被他搞昏了头，还跟我们夫妻俩吹嘘大谷先生呢。说他出身名门，是四国的某个大名分支的大谷男爵的次子，眼下因为太浪荡，被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父亲一去世，他就可以和他的哥哥分遗产了。而且，此人聪明绝顶，称得上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了书，比那个叫做石川啄木[3]的大天才写得还要好。后来他又写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已然成了日本第一的大诗人。而且他还是个大学</a>者，从学习院到一高，然后进了帝大[4]，会讲德语、法语什么的——哎呀，反正是个不得了的人物，用阿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神人一个。阿秋说的似乎真有其事，我向其他人一打听，他们也说，大谷先生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是有名的诗人。就连我老婆，都这岁数了，居然和阿秋争风吃醋起来，说什么‘出身高贵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每天盼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简直不知羞耻二字。虽说现在华族没什么身份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追求女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说自己是被华族逐出家门的儿子。可笑的是，女人还就吃这套。其实嘛，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奴性吧。


    “不怕夫人你笑话，像我这样有点阅历的人，也算是老江湖了，他大谷不就是华族吗，还是四国的男爵的分支，又是次子，从身份上来说，这种人和我辈，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可言，我自然不会那么浅薄地被他迷得颠三倒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对那位先生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次我都下定决心，无论他怎么哀求，也不给他上酒了，然而，每当看到他像是被什么人追赶索命似的，冷不防出现在我们店里后，露出一副终于松了口气的神情，我就动摇了，不由自主地拿出酒给他了。他喝醉了也从不大吵大闹，倘若能规规矩矩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呢。他也从不吹嘘自己，从来没有自夸过自己是天才什么的，像阿秋那样的人贴在先生身边，向我们吹嘘他有多了不起时，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需要钱，想把酒钱付清了’，弄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为扫兴。虽说他至今没有给我们付过酒钱，不过那个阿秋时不时会帮他付钱。除了阿秋，还有一个女人，他一直瞒着阿秋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太太，偶尔也会和大谷先生一起来，帮他垫付不少的酒钱。我们毕竟是买卖人，要是没有人帮他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也不会让他总是这么白吃白喝啊。即使有女人不时垫付酒钱，也远远补不上他喝掉的酒钱，我们可是吃大亏了。后来听说先生的家在小金井，还有位夫人，就琢磨着去拜访一次，讨要一下酒钱。于是我就不露声色地询问大谷先生的家在哪里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了我的意图，说了好多难听的话，什么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何必这么小家子气，吵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打探出先生的家在哪里，甚至跟踪过他两三回，可每次都被他甩掉了。


    “后来，东京遭到了接连不断的空袭，不知怎么回事，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人帽闯进店里，自行打开酒柜，拿出一瓶白兰地，大口大口地站着喝完，又像一阵风似的走掉了。从来不给钱。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公开进了好多黑市上的酒菜，还挂上了条新门帘，开门迎客。虽说是个寒酸的小店，可为了招揽客人，一咬牙雇了一个女孩子。可没想到，那位魔鬼先生又出现了，现在他不带女人了，每次都带着两三个报社杂志的记者来。那些记者说，今后军人不吃香了，以前穷困潦倒的诗人开始受世人追捧了。大谷先生对那些记者大发奇谈怪论，嘴里不断冒出外国人的名字啦、英语啦，还谈什么哲学，听得人云山雾罩的。而且他经常冷不丁地站起身走出去，一去不复返。那些记者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一脸的扫兴，嘟囔着说‘那家伙去哪儿了啊，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准备离开。我赶忙说：‘请等一下，先生总是用这一招不付账的，那么酒钱就请您几位付一下吧。’有的老老实实一起凑钱付了酒钱，也有的气呼呼地说，‘让大谷付吧，我们只靠五百元过活，哪有钱给你！’对方发火，我也不发火，说：‘不行啊，您知道大谷先生已经欠了小店多少钱吗？如果您几位能帮我向大谷先生把酒钱收一些来，我宁愿把其中的一半送给各位。’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都特别吃惊说，‘什么？真没想到大谷是这么个无赖，今后再也不和他出来喝酒了。我们今天身上的钱不足百元，明日一定给您送来，今天把这个先押在这儿吧。’说着那个人就豪爽地把外褂脱下来给我。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那些记者可算是又老实又爽快了。大谷先生要是男爵的次子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长子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可怕了，还经常说些以前从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还突然撒酒疯，殴打带来的记者，或是吵嘴推搡。不知什么时候，他还把我们店里雇的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骗到了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愁死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劝那个女孩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悄悄把她送回了父母家。我对他说：‘大谷先生，我什么也不说了，只求您以后不要再来了。’可是大谷先生却卑鄙地威胁我说：‘你们卖黑酒赚了这么多钱，还有脸跟我来这套，你们干的勾当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呢。’第二天晚上，他又若无其事地来店里喝酒。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战时卖黑酒，遭了报应，才不得不受这个怪物的欺负吧。可他今晚居然干出这等苟且之事，他还算哪门子诗人、先生啊，纯粹是个小偷，因为他偷走了我们整整五千元啊！


    “由于我们现在进货也要用钱，所以平日家里最多只有五百、一千元左右的现金，说实话，每天的进账都不得不转手用于进货。今晚我们家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是因为快过年了，我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酒钱，才好容易收来这么多。今天晚上不赶紧用这笔钱进货的话，明年正月起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这笔钱就是如此重要，我老婆在里间点清后，就把这笔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了。那个人坐在土间的餐桌前喝酒的时候大概是偷偷看见了，突然站起身冲进里间来，一声不吭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抓起那捆五千元票子塞进外褂口袋里。趁我们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飞快地跳下土间逃走了。我大喊站住，和老婆一起拼命在后面追赶。我本想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索性喊‘抓贼’，引来路人帮我一起抓住他，可大谷先生毕竟是老主顾了，这样做也会让人觉得咱太不顾情面了，于是我们就紧追不舍，铁了心要弄清他的住处，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把那笔钱还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小本生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夫妻合力，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家，强压怒火，低声下气地请他还钱，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拿出刀来，说要捅了我，真是岂有此理</a>！”


    不知怎的，我又感到特别好笑，这回竟然笑出声了。老板娘也红着脸笑了一下。我笑得怎么也停不下来，尽管知道这样笑对老板很失礼，可我觉得可笑得不得了，呵呵地笑个不停，眼泪都笑出来了。我突然想到，丈夫诗中所写的“文明之果的大笑话”，说的大概就是我现在这种感觉吧。


    二


    不言而喻，此事并非这样哈哈大笑一通就能解决的。当时，我想了想，对那两位说道：“好吧，这件事由我来给你们一个交代，报警的事请暂缓一天吧，明日我会去贵店拜访的。”


    我详细询问了中野店铺的地点，恳请两位同意了我的建议，让他们先回去了。然后，我独自坐在寒冷的六榻榻米房间中央思考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好主意。我就站起身脱下外衣，钻进孩子的被窝里，抚摸着孩子的额头，心里想，要是天永远永远都不亮就好了。


    家父以前在浅草公园的葫芦池边经营一个卖关东煮的小吃摊。母亲去世得早，我和父亲两人住在长排房里，小吃摊也是我们父女俩一起打理的。那时，现在的丈夫时常光顾小吃摊，不久，我就开始瞒着父亲与他私下约会，后来由于我怀了孕，经过几番波折，在名义上我好歹成了他的妻子，当然没有正式入籍，儿子也自然成了私生子。丈夫一出门就是三四天不回家，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家，也不知他在哪里，做了何事，每次回家都喝得烂醉，脸色苍白，喘着粗气，有时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眼泪扑簌簌落下；有时会突然钻进我的被中，紧紧抱住我一边说：“啊，我完了。我害怕，我好害怕啊。我好害怕啊！快救救我！”一边瑟瑟发抖。睡着了以后老是说梦话，或是叫唤，到第二天早上，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神情恍惚，没几天，他突然又不见了，然后又是一连三四天不回家。我丈夫的两三位出版社的熟人，担心我和儿子的生活无着，有时送些钱来给我们，多亏他们周济</a>，我们才好歹活到今天，没有饿死。


    我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猛一睁眼，看见朝阳已经从遮雨板缝隙照了进来。我起身穿好衣服，背着儿子出门了——我现在实在无法在家里这么待着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在站前的小卖部买了块糖给儿子吃，然后心血来潮地买了一张去吉祥寺的车票。上了电车，拉着吊环，默然看着电车的天花板上挂着的海报，忽然看见了丈夫的名字。那是一张某杂志的广告，丈夫好像在那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5]的长篇论文。我盯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文章名和丈夫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竟然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泪眼使得海报变得模糊不清。


    在吉祥寺下车之后，我背着儿子向井之头公园走去，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这里了。池畔的杉树都被砍光了，好像要在这里施工的样子，裸露的土地让人感觉心里发冷，和记忆中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


    我把背上的儿子放了下来，两人坐在池边的一张破旧的长椅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白薯喂给儿子吃。


    “儿子，这池塘好看吧。以前这个池塘里有好多好多小鲤鱼和小金鱼呢，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多没意思啊。”


    儿子不知想的什么，张开嘴巴咯咯地笑了，露出满嘴的白薯。虽说是自己的孩子，也觉得他这样子傻得要命。


    老这么坐在池边的长椅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我又背起孩子，慢慢地走回吉祥寺车站，在热闹的露天商铺街转了转，之后在车站买了去中野的车票。我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或是计划，仿佛被恐怖的魔鬼深渊哧溜哧溜吸进去一般，坐上电车来到中野，按照店主昨天告诉我的路线，找到了那家小餐馆。


    餐馆的门关着，我就绕到后面，从后门进了店里。店主人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卫生。一见到老板娘，我竟鬼使神差地非常流利地说起谎来。


    “老板娘，酒钱我有办法还上了。今晚不行的话，就是明天，总之还钱是没问题的，你们不用担心了。”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了！”老板娘说道，虽然面露喜色，但脸上还是略显不安，似乎不太相信。


    “老板娘，是真的，肯定会有人来送钱的。在此之前，我就作为人质，一直待在这里。这样您就能放心了吧？在钱送来之前，请让我在店里帮忙干活吧。”


    我当即把背上的孩子放了下来，让他自己在里间玩耍，四处找活儿干了起来。儿子本来就习惯了一个人玩，一点儿都不碍事。而且可能是脑子笨的关系，也不认生，还冲着老板娘笑。我替老板娘去领取配给品的时候，儿子也乖乖地在屋里鼓捣老板娘给他当玩具玩的美国空罐头盒儿。


    中午，去购买鲜鱼、蔬菜的店老板回来了，我一见到老板，立刻又口齿伶俐地说了一遍对老板娘说过的谎话。


    老板露出吃惊的神色说道：“是吗？可是，夫人，钱这种东西，只要没有拿在自己的手里，就放不了心啊。”老板开导人似的说，语气出乎意料的平静。


    “不，我说的是真的。请您相信我，报警的事情，请再推后一天吧。在还清之前，我会一直在店里帮忙的。”


    “只要能收回酒钱，怎么着都行啊。”店老板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再怎么说，今年就剩下五六天了。”


    “您说得是，所以，我才……哎呀，有客人来了。欢迎光临！”我朝着走进店里的三位手艺人模样的客人笑了笑，然后小声对老板娘说，“老板娘，不好意思，请借给我一条围裙吧。”


    “哎呀，老板雇了位美人啊，真够劲呀。”其中一位客人说道。


    “请不要她的打主意噢。”店老板一脸严肃地说道，“她的身子可压着钱呢。”


    “是价值百万美元的名马？”另一位客人下作地调笑道。


    “听说即便是名马，雌马也比雄马便宜一半呢。”我一边热酒，一边回敬了一句。


    “别这么谦虚嘛。据说从今往后，在日本不管是马还是狗，都男女平等了。”最年轻的那位客人大声嚷道，“大姐，我都迷上你了，这叫一见钟情啊！不过，你是不是已经有孩子了？”


    “没有。”老板娘从里间抱着孩子出来了，“这孩子是我们从亲戚那儿抱养的。这下可好，我们也终于有接班的人啦。”


    “还赚了钱。”其中一位客人调笑道。


    店老板却一本正经地说着：“搞了女人，还欠了钱。”然后，提高了声音问客人，“几位想吃些什么？来个什锦火锅吧？”


    这时，我恍然明白了一件事，果不其然啊，我心中思忖，独自点点头，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地给客人送上酒壶。


    那晚正巧是圣诞夜，也许是这个缘故，顾客盈门。我虽然从早到晚几乎没吃什么，可是由于揣着一肚子心事，老板娘劝我吃点东西，我也推说不饿。甚至感觉自己仿佛披上了飘然欲飞的羽衣，干起活来格外轻盈。也许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吧，那晚店里格外热闹，不止两三个客人，问我叫什么名字，还和我握手。


    然而，客人喜欢又有什么用呢。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出一点解决问题的法子，只是强颜欢笑地去附和客人们那些无聊的调笑，而且比客人说的还要过分，不停穿梭于各桌之间，给客人添酒，我只盼着自己能够像冰激凌那样融化掉就好了。


    奇迹果真也会偶尔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


    大概刚过九点的时候吧，店里来了一对男女，男人头上戴着纸做的圣诞节三角帽，还像侠盗罗宾[6]那样，戴了一副遮住上半边脸的黑色面具。身材苗条的漂亮夫人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男人背朝着我们，坐在土间角落的椅子上，其实他一进店，我立刻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我那偷钱的丈夫。


    丈夫好像完全没有发现我，我也装作没看到他的样子，照常和其他客人打情骂俏。接着，那位夫人坐在我丈夫的对面，说了声：“阿姐，过来一下。”


    “来了。”我答应了一声，走到他们坐着的那张桌子跟前，说道，“欢迎光临。您二位要上酒吗？”


    我说话时，戴着面具的丈夫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应该说圣诞快乐吧？还是说别的啊？您好像还能喝下一升酒吧？”


    那位夫人没有接我的话茬，表情严肃地说道：“阿姐，不好意思，我们想和这里的老板谈点私事，你去请店老板过来一下吧。”


    我去厨房找到了正在炸东西的老板，说道：“大谷回来了，请您去见他吧。不过，请您不要把我在这里干活的事告诉和他一起来的女人，不能让大谷丢这个脸。”


    “他总算来了啊！”


    店老板虽然对我说的还钱一事半信半疑，但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他想当然地以为丈夫回到店里，也是我起的作用。


    “千万别把我的事告诉她啊。”我再次提醒道。


    “如果你觉得这样合适的话，我就这么做。”老板爽快地答应了，朝餐桌走去。


    店老板扫视了一圈土间的客人后，径直走到丈夫坐着的那个桌前，和那位漂亮夫人交谈了几句，然后三人一起走出了店门。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知何故，相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心中高兴极了，突然用力抓住一位穿着蓝底碎白点衣服的二十来岁的年轻客人的手腕，说道：“喝酒吧，痛痛快快喝酒吧，今天可是圣诞节啊！”


    三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十分钟——不，也许还不到三十分钟，简直是转眼之间，店主人就独自回来了。他走到我身边说：


    “夫人，太感谢你了，他把钱还给我了！”


    “是吗，太好了，全还了吗？”


    店老板苦笑着说道：“是啊，昨天拿走的钱，都还了。”


    “他一共欠了店里多少钱啊？您说个大概的数吧，尽量少算一些。”


    “两万元。”


    “两万就够了吗？”


    “我已经少算很多了。”


    “我一定还！老板，从明天开始请让我在这儿干活吧？行吗，求你了！让我干活还债吧！”


    “真的吗？夫人，这不是成了阿轻[7]了吗？”


    我们俩一齐笑起来。


    当晚十点多，我离开中野的店铺，背着儿子，回到了小金井的家中。丈夫还是没回来，我却不觉得什么。明天去店里干活的话，说不定还会见到丈夫。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呢。到昨天为止，我受了这么些苦，都怪自己太愚笨，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啊。我以前也在浅草的父亲的小吃摊上帮过忙，应对客人轻车熟路，以后在中野的店里也一定会干得像模像样的。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我挣了近五百元的小费呢。


    听店老板说，丈夫昨晚跑掉后，直接去了一个熟人家里住了一宿。今天一大早，就跑去那位漂亮夫人经营的位于京桥的酒吧，从早上就喝起了威士忌，还塞给店里五个女招待好多钱，说是圣诞礼物。到了中午，他打了辆车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就抱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什么圣诞三角帽啦、面具、蛋糕、火鸡什么的，还四处打电话，招来一群朋友，开起了派对。酒吧的老板娘觉得纳闷，平时他这个人身上从来不带什么钱啊，悄悄一追问，丈夫竟然毫不隐讳地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她。这老板娘和大谷也早已不是一般的关系，她觉得要是这件事闹到了警察局也不名誉，所以就关心地劝他务必还钱。最后，那位老板娘决定替他还钱，让他带路来了店里。中野的店老板对我说：“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不过，夫人，难为你想到这个路子啊。是不是拜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啊？”


    听老板的口气，他仍旧认定我早已料到丈夫会回来还钱，所以先到店里来等着的，我就坡下驴，笑着答道：“那是自然。”


    从翌日起，我的生活</a>一下子变得色彩绚烂起来。我立刻去美发店，烫了个头发，买齐了化妆品，重新缝补了和服，还从老板娘那里得到了两双新的白布袜。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痛苦，仿佛被一扫而光。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和孩子一起吃完早饭，做了便当，然后背着孩子去中野上班。除夕、大年初一，都是店里最上客的日子。椿屋的阿萨，这是我在店里的名字，阿萨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丈夫隔天也会来店喝酒，总是让我付酒钱，之后又悄悄溜走。有时候，到了快打烊时，他又来店里露个面，悄悄问我：“该回家了吧？”


    我也点了点头，开始收拾东西，然后我们三口愉快地一起回家。


    “为什么咱们不早一点这样呢，现在我觉得好幸福啊！”


    “女人，哪有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是这样吗？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男人呢？”


    “男人只有不幸，男人无时无刻不在与恐惧搏斗。”


    “我可搞不懂男人。不过我希望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呢。椿屋的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好人。”


    “那两个家伙都是笨蛋，是乡巴佬，还特别财迷。让我喝酒，到头来还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当然，人家是做生意的嘛。不过，你不光是去喝酒吧？你还勾搭过那个老板娘吧？”


    “那是老早的事了。老头子呢？他觉察了没有？”


    “恐怕早就知道了，他还叹着气说过，‘搞了女人，还欠了钱’呢。”


    “我这个人吧，表面上很风光，其实特别想去死呢，我自打一出生就整天想着去死。为了其他人，我也是死了的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这样，我怎么也死不成。一定有可怕的怪物，就是不让我死。”


    “因为你还有事情要做啊。”


    “我哪里有什么事情可做，既没有杰作，也没有拙作。别人说这个作品好，它就成了好作品；别人说它不好，它就成了不好的作品——这就像呼气和吸气一样。最可怕的就是，这世上的什么地方有神灵存在。一定存在吧？”


    “什么？”


    “神灵一定存在吧？”


    “这种事我可不懂。”


    “是吗？”


    我在店里干了二十天左右时，渐渐发现来椿屋喝酒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罪犯，相比之下我丈夫还算是善良的呢。不仅是店里的客人，就连街道上的行人，也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罪孽。有一位穿着讲究的五十多岁的夫人，到椿屋的后门来卖酒，要价一升三百元，由于比市价要便宜些，老板娘立刻买下了，可打开一看，是掺了水的假酒。就连那样气质优雅的夫人，也不得不做出这种事来，可见现在这个世道，倘若不干亏心事，就无法活下去。这个世上的道德，不可能像打扑克牌那样，收集了所有的差牌就会变成一副好牌。


    神要是真的存在，就请你现身吧！在这个正月底，我被店里的客人玷污了。


    那晚，下起了雨。丈夫没有来店里，不过丈夫在出版社的朋友，就是那位时不时接济我的矢岛先生来了，还带了一位，大概是出版社同行，和他年龄相仿，也是四十多岁。他们一边喝酒，一边高声说笑，还半开玩笑争论大谷的老婆要是在这儿干活是好还是不好什么的。我笑着问道：“他的夫人现在在哪里？”


    矢岛先生说：“我可不知道她在哪里，至少比椿屋的阿萨更漂亮、更有气质吧。”


    “哎呀，我真嫉妒她。哪怕一夜也好，我想和大谷先生这样的人同床共枕啊，我就喜欢他那样滑头的人！”


    “你听听，你听听！”矢岛先生扭头冲着他的同伴撇了下嘴。


    那时，我是诗人大谷的老婆这件事，和丈夫一同来店的记者们都已知晓，还有好些好事者从记者那儿听说了此事，为了跟我找乐特地来店喝酒，于是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的心情也好得不得了。


    那晚，矢岛先生二人一直在谈论纸张的黑市交易，离开店时已经十点过了。那晚下雨，我估计丈夫也不会来了，虽然店里还有一位客人没有走，我还是收拾了东西，背起在里间睡觉的孩子，小声向老板娘说：“老板娘，我还得借一下伞。”


    “雨伞，我带了，我送您回家吧。”


    店里的那位客人起身恭敬地说道。此人约莫二十五六岁，身体瘦小，工人模样，那晚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客人。


    “那怎么可以，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走着回去了。”


    “没关系，您家挺远的，我知道。我也住在小金井那边，让我送您回去吧。老板娘，结账！”


    他在店里只喝了三瓶酒，看样子并没有喝醉。


    我们一同坐电车，在小金井下了车，合打一把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并排走着。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的年轻人，这时跟我说起话来。


    “我知道您是谁，我是大谷先生的诗迷。我也在写诗，一直期望什么时候请大谷先生帮我看看，可是总觉得害怕大谷先生。”


    到家了。


    “谢谢您，店里再见吧。”


    “好的，再见。”


    年轻人在雨中走了。


    夜深了，我被哗啦哗啦拉门的响声吵醒，以为又是喝得烂醉的丈夫回来了，就没有理会。却听见一个男人喊道：“有人吗？大谷先生，您在家吗？”


    我起身打开灯，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位年轻人，他晃晃悠悠的，站都站不稳似的。


    “夫人，对不起，我回去的路上又在小吃摊上喝了一杯。其实，我家在立川，到了车站，才知道已经没车了。夫人，求您了，留我住一宿吧。不用给我拿被子什么的，让我睡在门口这个台子上就行。就让我凑合一晚上吧，明天一早我就坐头班车走。要是不下雨，我就在谁家的房檐下对付一夜了，可是这么大的雨，也不行啊。求您了！”


    “我丈夫不在家，要是门口可以的话，请自便吧。”


    我说道，拿了两个破坐垫，给他放在台子上。


    “对不起。啊，喝多了……”


    他难受地小声说道，躺倒在台子上。我回到床铺的时候，已听见他打起了响亮的鼾声。


    可是，第二天凌晨，我很轻易地被他玷污了。


    那天早上，我仍然若无其事地背着孩子去了店里。


    在中野的店里，丈夫正坐在餐桌前看报，桌上放着一杯酒，上午的阳光照在酒杯上，色彩纷呈，看上去很美。


    “就你一个人吗？”丈夫回头看着我，问道.


    “嗯。老板去进货还没回来，老板娘刚才还在后门呢，你进来没有看见吗？”


    “昨晚你没过来？”


    “来了啊。最近不看一眼椿屋的阿萨，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呢。十点多的时候我来了一趟，说你刚刚回去。”


    “然后呢？”


    “就在这儿将就了一宿，雨太大了。”


    “干脆我以后也住在店里得了。”


    “那也行啊。”


    “那就这么定了，再说那个房子老那么租着也没什么必要了。”


    丈夫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看报纸，突然说道：“哎呀，又在说我的坏话了，说我是享乐主义的冒牌贵族。这可说错了，说是畏惧神明的享乐主义者还差不多！阿萨，你瞧瞧，这报纸上居然说我不是人，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去年年底，我之所以拿了店里的五千元钱，是想用这些钱让你和儿子能过个好年啊。就因为我是个人，才会做出这种事来啊！”


    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欣喜，对他说道：“不是人也无所谓啊，我们只要能活着就行了。”


    [1] 日本谚语。寓意非常危险之事。


    [2] 日本古代地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群马县。


    [3]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诗人，评论家，擅长传统短歌，特别是用现代口语写短歌，打破了三十一个音一行的传统形式，创造出二十一个音三行的独特格式。开创了日本短歌的新时代。代表作《一把沙子》。


    [4] 学习院、一高（第一高等学校）、帝大（东京帝国大学），都是贵族、有钱人子弟云集的学校。


    [5] 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扫贵族骑士抒情诗的典雅趣味，是市民抒情诗的主要代表。


    [6] 亚森·罗宾，是法国作家莫理斯·卢布朗笔下创作的一个侠盗。他头脑聪慧、心思缜密、风流倜傥、家资巨富，常常盗窃非法敛财富人的财产来救济穷人，也博得了当时无数纯情女子的倾慕。


    [7] 阿轻是《忠臣藏》里卖身为妓，替夫还债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