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离开太久了，街道都有点陌生了。在纽约北部生活节奏要慢一些，可是不知怎么又有快的感觉；夜晚的热浪里有一种与市南区不同的紧张情绪。我穿过夏天常见的三五人群，不是去区办公室，而是往巴雷尔豪斯的“快乐美元”酒店，一家在第八大道北部的兼营烤肉的酒吧，店堂黑魆魆的像个暗洞。约摸在这个时间，我的一个最优秀的联络人马西欧兄弟常常在那儿喝夜啤酒。


    从橱窗里望进去，我看见穿工作服的男人和几个贪杯的女人斜倚在酒柜上，在酒柜和另外一个柜台之间有一个过道，那儿有几个穿蓝黑格子运动衫的男人在吃烤肉。店堂尽里头有一只自动电唱机，一群男女正在旁边转悠。可是我走进酒店没找到马西欧兄弟。我推推搡搡地挤到酒柜前，决定边喝啤酒边等他。


    “晚上好，兄弟们。”我说。旁边两个人我过去在这儿都见到过；想不到他们只是古里古怪地望着我。那个高个子的两道眉尖上挑，只有喝多了的人才能挑到这个角度；他看了看他的伙伴。


    “屁，”高个子说。


    “这可是你说的，伙计；他是你的亲戚吗？”


    “屁，妈的根本不跟我沾亲！”


    我转身瞅他们，屋子里突然云气腾腾。


    “他一定是喝醉了，”高个子的伙伴说。“也许他以为跟你是亲戚。”


    “那是他威士忌喝够了，在那儿胡说八道。我要是他亲戚啊，我是——嗨，巴雷尔豪斯！”


    我沿着柜台边挪开了身子，一边不安地望着他们。他们听起来不像喝得酩酊大醉，而且我又没有讲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可是十拿九稳他们知道我是谁。怎么回事？兄弟会的招呼不是跟“咱们握握手”或者“和平，妙极了”之类的话一样耳熟吗？


    我看见巴雷尔豪斯从柜台另一头像一只圆桶似的滚了过来。白围裙上面的带子绷得很紧，看上去就像那种齐腰处有条槽的金属啤酒桶；他一看到我，便笑了笑。


    “啊，这要不是那位好兄弟，就算我瞎了眼，”他伸出手说道。“兄弟，这一阵子在哪儿啊？”


    “我在市南区工作，”我回答说，一阵感激的心情涌上心头。


    “好，好！”巴雷尔豪斯说。


    “买卖不错吧？”


    “别提了，兄弟。买卖不行，糟透了。”


    “那太遗憾了。还是给我来杯啤酒吧，”我说，“不过你可以先招待这两位先生。”我注视着镜子里这两个人的影子。


    “行，”巴雷尔豪斯说着，伸手拿只杯子灌满啤酒。“老兄，你哪儿不高兴啊？”他对那高个子说。


    “嗨，巴雷尔，我们正要问你一个问题，”高个子说。“我们正要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儿这个家伙是谁的兄弟？他走了进来对人人都称兄道弟。”


    “他是我的兄弟，”巴雷尔说，他长长的手指握着那杯满是泡沫的酒杯。“那有什么不是呢？”


    “瞧，老兄，”我朝吧台说，“那是我们的称呼方式。我叫你兄弟并没有恶意。我遗憾的是你误会了。”


    “兄弟，这是你的啤酒，”巴雷尔豪斯说。


    “这么说，他是你的兄弟啰，嗯，巴雷尔？”


    巴雷尔豪斯眯起眼睛，巨大的胸部贴紧柜台，突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你快活吗，麦克亚当斯？”他神色阴暗地说。“你喜欢这杯啤酒吗？”


    “那还用说，”麦克亚当斯说。


    “够冰的吧？”


    “当然，可是巴雷尔——”


    “你喜欢那电唱机唱的流行音乐吗？”


    “见鬼，喜欢！可是——”


    “我们这儿大伙儿够热乎的，店堂又干净，这你喜欢不喜欢？”


    “当然喜欢，可是我又不是谈那个，”那个人说。


    “可我是在谈那个问题，”巴雷尔豪斯悲伤地说。“如果你喜欢，就好好喜欢喜欢，别去惹别的主顾。这个人为我们的居民区做了不少好事，你可比不上。”


    “什么居民区？”麦克亚当斯说，他刷地转过眼睛望着我。“我听说他得了亲白病，离开……”


    “你怎么乌七八糟的话都听得进？”巴雷尔豪斯说。“后面男厕所里有些卫生纸，你可以拿来擦擦耳朵。”


    “别管我的耳朵。”


    “啊，算了，麦克，”他的朋友说。“别提了，这个人不是道歉了吗？”


    “我是说别管我的耳朵，”麦克亚当斯说。“你告诉你的兄弟，得留点神，别见了人就称兄道弟的。我们的人并不把他的那种政治放在眼里。”


    我把两个人轮番看了一眼。我认为我早已不屑打架斗殴了，我一回哈莱姆区就跟别人争吵，那是最糟不过的。我瞅了瞅麦克亚当斯，看到他的朋友把他推到柜台另一头时，不禁有点高兴。


    “那个麦克亚当斯还自以为是，”巴雷尔豪斯说。“他这种人没人喜欢。不过老实说，现在很多人感到憋得慌。”


    我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过去我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敌对情绪。“马西欧兄弟出了什么事？”我说。


    “不知道，兄弟。这些天他不常来。这儿的情况好像在变。大伙儿手里没钱花。”


    “这年头到处都不妙啊。话说回来，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巴雷尔？”


    “哦，你知道的吧，兄弟；大伙儿处境困难，不少人以前亏了你们帮忙找到了工作，现在又丢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吧。”


    “你是说我们组织里的人？”


    “不少人是你们组织里的人。像马西欧兄弟这样的人。”


    “可是为什么呢？不是干得好好的？”


    “原来是不错——那要靠你们为他们斗争。你们一停下来，老板就把大伙儿踢出大门了。”


    我注视着面前这个魁梧、真诚的人。简直不能相信兄弟会竟然停止了工作，可他没撒谎。“再给我来杯啤酒。”我说。这时有人从店堂后面叫他，他灌了啤酒就走了。


    我慢慢喝着，希望马西欧兄弟在我喝完以前出现。他没来，我就挥手向巴雷尔豪斯告别，朝区办公室走去。可能塔普兄弟能够作出解释；至少能告诉我一些克利夫顿的情况。


    我走过一条黑洞洞的街道，到第七大道，就转向南走；情况看来是严重的。路上我没有看见任何兄弟会活动的迹象。在一条闷热的侧街里，我遇到一男一女跪在人行道沿划火柴，似乎在找一块丢了的硬币。火柴暗淡的光突然照亮了他们的脸。这时我发觉我走到了一个熟悉得奇怪的街区，不禁出了身冷汗：我差点儿走到了玛丽的家门口；我急忙转身走开。


    我看到区办公室里那些黑洞洞的窗户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巴雷尔豪斯的话使我心里有了底；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区办公室后，在黑暗中高喊塔普兄弟的时候，竟无人应声。我走到他的寝室，可是他不在；我于是穿过漆黑的过道走进我的办公室，筋疲力尽地倒在办公椅里。一切事物都好像从我身边悄悄溜走，而我却找不到迅速有力的办法吸引住它们，控制住它们。我思索着：区委员会里我可以给谁打个电话，问一问有关克利夫顿的消息，可是此路又不通。因为如果我选中的这个人认为我是由于憎恨我自己的种族而要求调动工作的，那只会使事情复杂化。肯定有人会讨厌我回来，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和大伙儿一起见面，不让他们中间任何人有机会挑动反对我的情绪。最好我能和我所信任的塔普兄弟谈一谈。他来了就能使我了解目前的处境，说不定还能告诉我克利夫顿到底出了什么事。


    可是塔普兄弟没有来。我出去买了一罐咖啡回来。一晚上我都在翻阅区里的各种记录。到凌晨三点他还没有回来，我就到他房间里去看了一看，里面空空的，连床也没有了。我想，只剩下我孤身一个人了。肯定发生了许多事，可是没人告诉我；看来这些事不仅把会员的积极性扼杀了，而且根据记录来看，也把他们成批成批地赶跑了。巴雷尔豪斯说组织已经停止了战斗，这是我所找到的能解释塔普离开的唯一理由。当然，除非是他和克利夫顿或者别的一位领导人有了意见分歧。我回到办公桌边上的时候发现他送给我的道格拉斯像已经不见了。我摸了摸口袋，那段脚镣还在，至少我没忘了把那个带来。我把记录堆在一边：这些记录根本说明不了为什么情况变成这样了。我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克利夫顿的号码，只听到铃声不停地响着。最后我只得挂上电话，在椅子里睡着了。战略会议之前，无事可做。回到区里就像是回到了一座死亡的城市。


    我醒来时，看见过道里站着一大批会员，不禁有点惊讶。既然我从委员会那儿得不到如何行动的指示，我就组织他们一组一组地分头去找克利夫顿兄弟。没有人能给我任何确实消息。克利夫顿兄弟在失踪前一直正常地在区里露面。他没跟委员会成员争吵过，一直很得人心。也从没跟“规劝者”拉斯发生过冲突——虽然在过去一周里拉斯日益活跃。至于会员减少和影响削弱的问题，那是因为提出了一个新纲领，要求我们放弃过去的一套鼓动群众的办法。使我惊异的是，重点竟然从地方性的问题转到范围属于全国或全世界的问题，这样一来，大家就感到在目前哈莱姆区的利益并不占首要地位了。我真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一点，因为市南区并没有改变纲领啊。克利夫顿不再被提起。我现在无论打算做什么都首先要看委员会是如何解释这一切的，我越来越烦躁不安地等待那个战略会议。


    这种会议一般是在一点钟左右开，而我们总是早就接到通知。可是到了十一点半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不禁有些焦急。到十二点，一种不安的孤独感攫住了我。肯定有事情在酝酿，可是什么事呢？怎么酝酿的？为什么？最后我只得打电话给总部，可是找不到一个领导人。我琢磨着是怎么回事；接着我打电话找其他区的领导，也是同样找不到。于是我肯定会议正在进行。可是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难道他们调查了雷斯特拉姆的指控，而且决定那是真实的？看来我去市南区以后，会员人数确实减少了。难道是跟那个女人有关？不管怎样，目前不是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时候；区里的情况太紧急了。我急忙赶到总部去。


    我到了那儿，会议正在进行，这果然给我料到了。预先他们就给守门的留了话：会议不准任何人干扰。显然，他们不是因为把我忘了才没有通知我。我怒冲冲地离开楼房。好吧，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决定要叫我，那他们得花些时间找找我。首先，原先就不该调动我的工作，现在把我派回来收拾残局，他们理应尽快帮助我。我可不愿意再在市南区东跑西转；如果他们不跟哈莱姆区委商量就下达什么纲领，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这时想到，别的事可以搁一搁，得先买双鞋子，于是我就朝第五大道走去。


    天气炎热，不过人行道上仍然熙熙攘攘，中午时分人们回去上班总带着几分勉强。我紧贴人行道沿走，这样可以少磕头碰脑的，尤其可以避免和那些嘁嘁喳喳、身穿夏装的妇女相撞，同时也不必为了经常变换行走速度而烦恼。最后，我走进了一家鞋店，虽然店里散发出皮革气，却很凉爽，我心里稍稍觉得宽慰些。


    当我回到了酷暑里以后，因为穿了双新凉鞋，脚上感到很松快。我回忆起童年时代刚脱掉冬鞋、换上夏天的帆布轻便鞋时的那股高兴劲，也想起只要一换鞋，不久就有一场邻里竞走赛；比赛时我穿上轻便鞋时那种轻快、敏捷和飘飘然的感受又浮上了心头。好了，我想，你刚经历的也是场竞走比赛，你还是回到区办公室去，说不定他们会叫你的。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走着，一张张阳光直晒的脸迎面拥来，我在他们中间走着，步伐轻快整齐。为了躲开四十二街上的人群，我到了四十三街就转弯，可是就在这儿，情况开始突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一辆放着一排排亮晶晶的桃子和梨子的手推货车停在人行道边。摊主红光满面，鼻子像个小球，一双眼睛像意大利人的那样乌黑闪亮，头上撑了顶白橙两色相间的大阳伞；他从阳伞底下会心地朝我瞟了一眼；然后他的目光往街对面楼房边聚集着的一群人扫去。怎么回事？我想。于是我穿过街道，走过那些背向着我的人群。我听到一个怪声怪气、向人讨好的声音，正在油嘴滑舌地招徕顾客，可是什么字眼我听不清楚。我刚要往前走，忽然看见这个半大小子。他身材瘦长，皮肤棕黑，我一看就认出是克利夫顿的一个好朋友。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向街对面另一头望去，原来越过许多汽车的顶部可以看见沿街那一头对面有家邮局，一个高个子警察正在从那儿走过来。也许这孩子会知道一些消息，我思忖着；这时他眼光转了过来看到了我，不知所措地停在那儿不动了。


    “喂，你！”我喊道，就在这时他忽然转向人群打了个唿哨，我不知道他是要我照样吹呢，还是在跟别人打暗号。我猛一转头，看见他往楼房墙根边踏上一步，那儿放着一只纸板箱，他把箱上的帆布背带往肩上一甩，再一次朝那警察望去，却依然不理睬我。我心里纳闷，就走进人群往前面挤。在我脚头平放着一块方纸板，上面一样东西在疯狂地动着。原来是一样玩具，我向围观人群的着迷的眼神扫了一眼后，又往下看去，这下可看清楚了。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一只咧嘴大笑的娃娃，用橙黑两色的皱纹纸做成，头和脚是马粪纸剪成的小圆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使它上上下下地活动，动的时候关节活络，双肩摇动，如痴如狂；那种舞踏跳起来使身体跟那面具一般的黑脸完全脱了节。这不是我看到过的那种跳娃娃玩具，但是这又是什么呢？我思索着，一面看那纸娃娃乱跳乱动，好像一个在公众面前跳下流舞的人那样肆无忌惮，毫不在乎，仿佛从它自己的动作中能得到一种反常的乐趣。在人群的格格笑声中我听得见皱纹纸的窸窸窣窣声，同时那方才听到的，从嘴角里挤出来的声音继续在招徕生意：


    动一动来摇一摇！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跳舞的娃娃叫桑博。


    摇一摇，拽拽脖子再放好，


    ——别的你就等着瞧。好啊！


    让你笑来让你恼，恼——


    让你跳了舞以后还想跳——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桑博，


    这是个会跳舞的小娃娃。


    买个给你的小宝宝，买个给你的女朋友，


    她就会爱你爱得更牢靠。


    让你高兴让你笑，


    让你笑得把眼泪掉。


    摇一摇，摇一摇，他可碎不了，


    他是桑博，既会跳舞又会跑，


    迷人的桑博，这个会跳布基伍基24的纸娃娃，


    一个只要两毛五，四个才收你一元钞。


    女士们，先生们，他会使你快乐，走过


    来见见面，桑博——


    我知道我该回区办公室，可是这个咧嘴傻笑的纸娃娃，以及它跳起来像浑身没有骨头的木偶那副模样把我吸引住了。我心中直闹矛盾：又想和大伙儿一起笑，又想两脚跳上去把它踩了。这时它忽然翻倒了，只见那吆喝的人的大脚趾踏在当做脚的马粪纸圆盘上，一只大黑手伸下来灵巧地抓住纸娃娃的头往上拉扯，一直拉到两只头的高度，然后放掉，于是那纸娃娃又跳了起来。突然间那吆喝声跟手的动作脱了节。我呢，好比涉水走进一个浅池，只觉得池底陷了下去，水淹没了我的头部。我抬起头。


    “难道是你……”我说。可是他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眼光朝我的身后望过去。我浑身仿佛瘫了一般，两眼盯住他，明白这不是在做梦；同时耳朵里又听到：


    他为啥高兴，为啥跳，


    这个桑博，这个跳舞大王，这个无忧无虑的少年郎，


    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一般的玩具，


    他是桑博，跳舞的娃娃，二十世纪的奇迹。


    看一看这个桑博，他会跳伦巴，会跳苏齐—丘，会跳布基，


    这个桑博，不用喂，一倒就睡着，还能帮你解忧愁，


    帮你赶穷鬼。你大模大样笑一笑，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只要两毛五，一元钱还不到一小半，因为他要我吃饭，


    我没饭吃他心烦。


    手拿娃娃摇一摇，以后你就等着瞧。


    谢谢，太太……


    这是克利夫顿，他曲着双腿，两膝轻松地来回摇摆，可是脚底并不移动；右肩高耸成一定角度，手臂僵硬地指着那跳动的纸娃娃，一面从嘴角边哼出吆喝声来。


    又一声唿哨，我看到他向那个为他望风的背纸板箱的少年急遽地投了一瞥。


    “我们收场前谁还要小桑博？大声说吧，女士们，先生们，谁要买小……”


    这时又听到一声唿哨。“谁要买小桑博，这个会跳舞的小淘气？快买，快买，女士们，先生们。小桑博能让你开心，可是他没执照。不能为开心纳税吧，要买的快说，女士们，先生们……”


    一刹那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他轻蔑地笑了一笑，接着又吆喝开了。我感到被出卖了。我望着纸娃娃，只觉得咽喉被堵住。一口痰底下就是上蹿的怒火。我脚后跟没动，身体往后一摆，然后往前一弯腰。一样白色的东西一闪，啪嗒一声，就像大雨打在报纸上，只见那娃娃往后一倒，萎缩成一团零零落落的皱纹纸，拉长的脖子上那只可恨的头仍然对着天空咧嘴傻笑。大伙儿发了火，转身对着我。又一声唿哨。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肚皮滚圆的人朝地上看看，又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我，突然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一面用手指指我，又指指纸娃娃。这时围观的人群从我身旁往后退。我又看到克利夫顿往楼房墙根边跨步走去，那个背纸板箱的少年正在那儿站着，在他身旁我看到了有一整行纸娃娃以一种反常的劲头在乱蹦乱跳，人群在歇斯底里地狂笑。


    “你，你！”我还只说了个头，只见他拿起两个纸娃娃，向前走了一步。不过这时那个望风的走了过来。“他来了。”他向正在过来的警察那边点了点头。克利夫顿把纸娃娃一下子集拢，丢在纸板箱里就走开了。


    “女士们，先生们，跟着小桑博转个弯，”克利夫顿叫道，“接下来还有场好戏看……”


    事情发生得好快，仅仅一秒钟之后，只有我和一位穿圆点花纹蓝衣裙的老太太还没走。她含笑望了我一眼，又朝人行道上瞟。我这才看到还有一只纸娃娃。我望了望她。她还是笑眯眯的。我抬脚准备踩，只听到她叫了一声，“哦，别踩！”警察就在街对面，我低身把纸娃娃捡了起来，随即走去。我仔细端详这个纸娃娃，这玩意儿拿在手里分量轻得简直有点怪，因为原先我还以为它是有生命的呢。现在却成了一团静止不动的皱纹纸。我把它放进藏有塔普兄弟脚镣的口袋，忙去追那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群。可是我再也不能与克利夫顿面对面了。我不愿见他。我也许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动手打他。我回身走过警察身旁，朝另一方向走去，那头是第六大道。怎么会在这种场合下找到他的！我想。克利夫顿出了什么事？这太不对头了，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他怎么一离开兄弟会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堕落成这副样子？如果他要退缩，为什么他要让整个组织都跟着他退？那些认识他的非会员会怎么说呢？好像他心甘情愿——他跟拉斯斗的那天晚上说什么来着——退出历史。想到这里，我不禁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一头栽下去，”他是这么说的。可是他原来很清楚：只有加入了兄弟会以后，我们才不再是默默无闻，我们才不会成为那空头空脑的桑博纸娃娃。那个人样的玩意儿跳跳蹦蹦多下流！天哪！我竟然为了不让我参加一次会议而发愁！即使一千次不参加我也不在乎，我也不管以什么理由不让我参加。我得忘掉这一切，用全部精力拼命抓住兄弟会组织。因为一放手就会栽下去……栽下去！这些纸娃娃，他们打哪儿找到的？为什么为了赚两毛五去卖那个玩意儿？干吗不卖苹果、歌篇，甚至擦皮鞋？


    我漫无目的地走过了地铁入口，拐了弯就向四十二街走去，脑子里拼命想找到一个答案。我刚拐了弯，走上阳光照射下拥挤的人行道，就看到他们手搭在额前，沿着人行道边站着看。我看到换了绿灯后车辆在动，街对面有几个行人回过头望着，过半条街那儿有两个人站着，布赖恩特公园里的树木在他们头上伸展着。我看到一群鸽子从树木中旋风似的飞出，这件事就在它们盘旋的短短几秒钟内发生。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当时街上来往车辆噪声很闹——可是在我脑中，这一切就像是一连串没录音的电影慢动作镜头。


    起初我以为是一个警察和一个擦皮鞋小孩；这时车流中出现一个空隙，在迎着阳光闪烁的有轨电车轨道上望过去，我认出原来是克利夫顿。这时他的同伴不见了，克利夫顿左肩挎着纸板箱在走，那警察在他旁边偏后一点慢慢跟着。他们经过一个报摊，向我这边走来。我看到了柏油路上的电车轨道，人行道上的消防龙头和正在飞的鸽子，心想：你只好跟他去付罚款……警察推推搡搡，克利夫顿抓住了纸板箱，不让它在臀部荡来荡去；接着他回身说了几句话，又往前走去。这时，一只鸽子往下俯冲到街心后立即升起，身上掉了一根羽毛，它在炫目的阳光反射下，亮晃晃地在空中飘荡。我看到警察又推了克利夫顿一下：穿黑色衬衫的警察，迈着沉甸甸的步子，挥出直挺挺的胳膊，把克利夫顿一推好几步远，他急匆匆打了几步踉跄才勉强站住。他回过头又对后面说了几句话。这种两个人的走路方式我已经见过好几回了，不过两个人中间可从来没有像克利夫顿的。我又看到警察厉声吆喝，冲了上去，猛挥胳膊，可是扑了个空，因为这时克利夫顿犹如跳舞一般蓦地用脚趾转了一圈，同时挥动左臂，划上一个短促而跳动的弧形，他的躯体则往前一伸，往左一撇，就把纸板箱卸了下来，接着他伸出右脚，左臂随即跟上，飘忽忽地曲臂往上一击，那警察的帽子就向街心飞去，脚也腾了空，重重地跌倒在地，在人行道上左右翻滚。克利夫顿把箱子砰的一声踢在一旁，猫着腰，左脚向前，高举双拳等着。在疾驰的汽车间隙里，我看到那警察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就像个醉汉挣扎着想抬起头来，左右摇了几下头，又往前一冲——在来往车辆的沉闷的轰隆声和地铁在地下的震动声之间，我听到了急促的爆炸声，看到了一只只鸽子，仿佛被那响声震慑住，疯狂地向下俯冲；这时那警察坐直了身体，接着跪在地上，两眼死死地瞪着克利夫顿。鸽子疾迅地笔直冲进树林，克利夫顿仍然面对那警察，突然他瘫倒在地。


    他向前一冲，两膝一屈，就跪了下来，好像在做祷告。这时恰好有一个头戴下垂帽檐帽子的胖子从报摊那边走出来，一边大声抗议。我的身体好像被钉住了。太阳好像就在我头顶上一寸的地方尖叫。有人喊了起来。有几个人冲到了街上。警察已站了起来，手持手枪，望着克利夫顿的尸体似乎在发愣。我走上几步，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想，只是把一切都铭记在心头。穿过马路，一只脚刚抬在人行道上面，我看到克利夫顿就躺在面前——他还是斜躺着，衬衣上一大块湿痕越渗越大——这一只脚我却放不下去。汽车就在我身后缓缓擦过，可是我没法踩下去，本来只要一踩就踏在人行道上了。我站在那儿，一只脚在街上，另一只脚悬在人行道沿上，耳边警笛尖声惨鸣。我朝图书馆那儿望去，看见两个腆着大肚子的警察蹒跚跑了过来。我回头看看克利夫顿，那警察挥舞着手枪要我走开，他的嗓音也走了样了，活像个在变声期的少年。


    “回到那边去，”他说。他就是几分钟前我在四十三街上遇到的警察。我的嘴巴发干。


    “他是我的朋友，我想帮下忙……”我说，终于把另一只脚踏上了人行道。


    “他不用帮忙，年轻人，到街那头去！”


    警察的头发散落在脸颊上，制服也弄脏了。我木然地望着他，心中在犹豫，耳旁只听得脚步声越来越近。一切动作都放慢了。人行道上慢慢出现了一汪血。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抬起头。警察好奇地瞧我。我听到在公园上空有鸟翼的猛烈拍击声；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到目光的压力。我转过身。一个男孩趴在公园墙上的铁栅上，圆圆的脑袋，苹果色的腮帮子，一鼻子雀斑，一双斯拉夫民族的眼睛。他一看到我转身就对身后的一个人尖叫起来，脸上闪现出狂喜的神色……我心中嘀咕：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转身去面对我不愿意面对的景象。


    在场的警察已经有三个：一个瞪着围观的人群，两个在端详克利夫顿。那个开枪的警察又戴上了帽子。


    “嗨，年轻人，”他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你究竟去不去街对面？”


    我张开嘴，可是说不出话来。一个警察跪下来一面检查克利夫顿的尸体，一面在拍纸簿上记下几行字。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那个写字的警察抬头望我。


    “这个人完蛋了，麦克，”他说。“你再没有任何朋友啦。”


    我看着他。


    “嗨，米基，”爬在上面的男孩叫道，“那家伙冰冷了。”


    我低头看。“不错，”跪着的警察说。“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在警车来之前，我尽我所知回答了他提的有关克利夫顿的问题。这次，警车总算来得很快。我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把他抬进车子，又把那一箱纸娃娃也放进去。街对面人群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警车开走了，我转身朝地铁入口处走去。


    “嗨，先生，”男孩的尖叫声从身后传来。“你朋友肯定会几手。哔，嘣！一、二，那警察就屁股落地了！”


    这几句赞辞使我低下了头；阳光下我低着头走了开去，总想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从我心头抹去。


    我缓步走下地铁入口处的梯道，什么也没有看见，心直往下坠。下面很凉爽，我倚在一根柱子旁，听到火车在月台另一头隆隆驶过，也感到空气冲击的啸叫。一个人怎么会自愿退出历史而去卖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我想出了神。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放弃讲话的机会，从而脱离唯一能使他有机会“确定”自己的组织？月台颤动着，我俯视下面，看见片片碎纸在气流中飞舞，列车驶过后就很快往下沉。他为什么走了？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跳下月台，扑到火车下面去？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虚无之中，那没有脸的脸，没有声音的声音所构成的空虚，结果置身于历史之外了？我设法后退一步，用我所依稀记得的书中读过的词句来构成一段距离，而我则在这段距离之外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过历史记</a>录了人们一生的模式：谁跟谁睡了觉，结果如何；谁打过仗，谁胜了，谁活下来了并且得以对这场战争信口雌黄。据说，什么事都恰如其分地记载了下来——当然指的是大事。可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只是了解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事，只是那些记载者认为是大事的事被记载下来了，还有记载者的后台们赖以维持权力的谎言被记载下来了。那警察就将是记载克利夫顿情况的历史学家、法官、证人和刽子手；而我则是围观人群中他唯一的兄弟。我是能为他辩护的唯一证人；可是我既不知道他的罪行的轻重，也不知道他罪行的性质。今天，那些历史学家上哪儿去了？他们将如何记载这件事？


    我站在那儿，看着火车进站出站时蓝色火花四下飞溅。他们究竟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匆匆而去的过客？在我没找到兄弟会之前，我就是这种过客——像一掠而过的鸟，因为看不清它们的模样而无法在学科上加以分类；它们没有鸣叫，因此最灵敏的录音机也无法录到声音；属性模糊不清，因此连最含糊的词句也不恰当；离开决定历史命运的中心太远，因此轮不上签署历史性文件，甚至连为那些签署文件的人喝彩都不配。我们这些不写小说，不写历史，什么书也不写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思考着；就在这时，克利夫顿又在脑海中出现，地道里有一阵凉风滚滚而过，我走到长凳旁坐了下来。


    一群人走上了月台，其中有些是黑人。是啊，我想，我们这些从南方乍来的人怎么样了？我们来到这繁华的城市，就像玩偶盒里的弹簧断了的玩偶——变化太突然，我们就像一个深海潜水员，由于上岸之后，压力突然降低，步子踉跄，行走困难。那几个在月台上静静候车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可是正因为他们不动，在人群中他们被冲来撞去；正因为他们不吭声，他们显得闹嚷嚷的；正因为他们文文静静，他们的叫喊才像恐怖惨叫那样刺耳。那三个沿着月台走过来的青年又怎么样呢？他们都是细长个儿，走路的时候双肩摇晃，可是手脚僵直；那身西装熨得笔挺，可是夏天穿嫌太热；高高的衬衫领子紧扣在脖子上，头顶上一色的廉价黑呢帽压在硬鬃般的头发上，显得太一本正经而带有几分严峻。我简直以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走路慢腾腾的，双肩一摇一摆，腿则从臀部起就开始摇动，裤脚在脚踝处倒还舒适合式，可是往上就肥大得像气球似的。外衣长长的，下摆稍紧，可是肩部做得太宽，不像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这些人的身体像是——我的一位教师对我怎么说来着？——“你就像一件为了迎合设计而被歪曲了的非洲雕塑。”可是什么设计？谁设计的？


    我瞪着眼睛端详着，他们走起路来就像某种葬礼上跳舞的人那样摇来晃去，黑脸上神秘莫测，沿着地铁月台慢腾腾地移动，走的时候，沉重的、后跟打上铁片的皮鞋发出有节奏的的笃的笃声。别人肯定都看到他们了，或者听到他们轻轻的笑声，或者闻到了他们头发上强烈的发油气——也可能根本没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是超于历史时间之外的人，他们没跟外界接触，他们不信仰兄弟会，可以肯定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也可能像克利夫顿一样，已经令人不解地排斥了这个组织的费解之处；处于转变时期之中的人，脸上都是莫衷一是的。


    我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他们走过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上街购物的妇女，走过等得心焦的、头戴草帽、身穿薄纱西装的男人——这些人都沿月台站着。突然间我发觉自己在思考：他们为了埋葬别人而来，还是为了让自己被埋葬掉？是献身，还是接生？别人，甚至那些近在咫尺、可以和他们交谈的人，看得见他们吗？思索有关他们的问题吗？如果他们答话了，那些穿普通服装的、等得心焦的商人和手里拿着战利品的、神色疲倦的家庭主妇听得懂吗？他们会说些什么？别看那些青年讲的话花里胡哨，充满了乡间的魅力，可是让人听了就忘；思想也转瞬即逝，尽管他们做的梦可能还是那些古老的梦。他们是些时间以外的人——除非他们能找到兄弟会。时间以外的人，马上消失，被遗忘……但是谁知道呢（想到这儿，我浑身颤抖得好厉害，只好倚在一只垃圾桶边）——谁知道呢，他们也许是救世主，是真正的领袖，某种珍贵的东西可能就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手中掌握的东西会令人不舒服，感到是个累赘，对这一点他们很恼怒，因为他们置身于历史领域之外，既没有人赞赏他们的价值，而他们自己也看不到那价值。如果杰克兄弟错了怎么办？如果历史不是实验室实验中的一种力量，而是一个赌徒，那些青年只是他得了负点的一张爱司牌，那又怎么办？如果历史不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公民，而是一个满脑子狂妄诡计的疯子，而这些青年是他的下手，是他的法宝，是他用来为自己报仇的工具，那又该怎么办？因为他们是局外人，他们跟跳舞的纸娃娃桑博一起躲在黑暗里；跟我倒下的兄弟托德·克利夫顿（托德，托德）一起失踪，东奔西跑，想躲避历史的力量，却不知道应该站稳脚跟，巍然挺立。


    一列火车到站。我跟着他们上了车。座位很多，这三个人就坐在一起。我抓住中间扶手站着，向车里看去。在一边，我看见一位身穿黑衣服的白人修女在数念珠，过道那边的车门前站着另一位修女，她全身素衣，外表跟前一个修女一模一样，只是她是黑人，黑脚上没穿鞋。两个修女，谁也不瞧谁一眼，只顾盯着自己的十字架。突然间我笑了起来，许久前我在金日酒家听到的一首歪诗在我脑海中出现：


    面包和酒


    面包和酒


    你的十字架


    根本没有我的重……


    在前进的火车上，两位修女一直把头低着。


    我注视那三个青年。他们坐的姿势也像走路那样端端正正。其中一个过一阵子就看看车窗里自己的影子，用手指弹弹帽檐，另外两个不声不响地瞧着他，互相交换一下含讥带讽的眼神，然后又正视着前方。我随着火车的震动而前仰后合，只觉得头上的风扇把热空气直向我吹过来。我琢磨，我和这几个青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可能跟道格拉斯在历史上出现一样，只是一种偶然。可能每过一百来年，就有像他们，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出现，四处飘零，了此一生；然而根据一切历史的逻辑，我们，我，在十九世纪前叶就应从历史上消失，这才合情合理。可能跟他们一样，我也是个返祖现象，一块几百年前早已死去的、从远方来的小陨石，现在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光穿越空间的速度太快，我还来不及意识到我的根源就早已变成了铅……这种想法太蠢了。我又注视这几个青年；一个青年拍了拍另一个的膝盖，只见他从里口袋掏出三本卷起的杂志，递出两本，一本留给自己看。那两个拿起杂志一言不发，接着就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一个人把杂志举得高高的，笔直对着自己的脸。一刹那间我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景象：发亮的栅栏、火警龙头、倒在地上的警察、俯冲的鸽群，而在中间的地面上，克利夫顿正朝地上瘫了下来。接着我又看到一本滑稽书的封面，心想，如果克利夫顿还活着，他对他们的了解比起我来要深得多。他一直了解他们。在他们下车前，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们一番。下车时，他们双肩摇动，皮鞋后跟上的铁片在车站的短暂寂静中格橐格橐地发出遥远而神秘的信息。


    我从地铁里走了出来，因为感到身体虚弱，在大热天里走动好像身背重石，肩上压了一座大山，现在，我感到新鞋子夹脚。在一百二十五街上穿越人群的时候，我难受地注意到有些人也穿得像那几个青年一样，女孩子们脚套着异国色彩的深色长袜，衣服是各种超现实风格的时髦式样。他们一直就是那样打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从没注意到他们。甚至当我工作最顺利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他们。他们置身于历史的轨道之外，我的任务是把他们吸引进来，统统吸引进来。我仔细端详他们的脸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跟我在南方认识的这个人或那个人相似，犹如遗忘了的梦中景象，这些遗忘了的名字又拨动了我的心弦。我随着人群移动，身上汗水淋淋；一面倾听街上车辆的刺耳轰隆声；一家唱片店的喇叭正在播放一首缠绵忧悒的黑人民歌，音量越放越大。我停了步。唱片里难道尽是这种调子？难道这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真实写照？一种用小号、长号、萨克斯管、鼓所演奏的忧伤的情调，而这首歌的歌词既含混不清又不确切。我心潮起伏，仿佛过去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条短短的马路上出现了，我被迫走过他们，可是谁也不愿意对我笑一笑或者叫一声我的名字。没有人盯住我看。我孤孤单单地走着，感到身上在发烧。快到拐角，两个孩子从一家廉价杂货店里奔出来，手里抓着大把糖果，一个人在后面追。那两个孩子一面逃，一面把糖散落在人行道上。他们朝我奔来，气喘吁吁地过去了。我忽然起了个念头，想把那个人绊倒，可是忍住了。过去不远，一个站在那儿的老太太蓦地一伸腿，一挥她那沉甸甸的提包，那个人脚底一滑，在人行道上滑了几步就倒下了。她得意洋洋地摇了摇头，却把我搞得更糊涂了。我感到身上有一种内疚的压力。我站在人行道沿上，看到一群人正跃跃欲试地想揍那个人一顿，刚好一个警察出现，把那群人驱散了。虽然我知道一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可是，我仍然觉得我是有责任的。我们做的工作太少了，没有出现大变化。这都是我的过错。这件事使我看出了神，我忘了应该估量一下它的后果。我一直在沉睡未醒，一直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