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院十分漂亮。古老的建筑物上爬满了常青藤，校园里的道路幽然曲折，两旁是一溜树篱和野玫瑰。夏日骄阳似火，野玫瑰分外耀眼。忍冬和紫藤沉甸甸地从树上垂挂下来，四处蜜蜂嗡鸣，空气中飘溢着玉兰花的芬芳和忍冬、紫藤的清香。我呆在这个洞里常常回忆起学院的情景：春天草地又是一片茵绿，模仿鸟抖动着尾巴啁啾高歌，夜晚一座座建筑物上涂上了一抹月光，小教堂的钟声宣告了宝贵而短暂的时光已经结束；姑娘们穿着鲜艳的夏装在草坪上散步。晚上我呆在这个洞里，闭上了眼睛，一次又一次在想象中回到了学院。我沿着外人不得涉足的便道，绕过女生宿舍，走过耸立着报时钟楼的礼堂，它那一扇扇玻璃窗给灯光照得透亮。我继续往前漫步，迎面就是小巧的白色家政学实习楼，月光之下显得更白。我顺路走去，下坡转弯，路边是那座黑乎乎的发电站，机器有节奏地轰轰作响，连地也给震得微微颤抖，炉火把玻璃窗都染红了。我一直走到横跨在一条枯河上的小桥，桥上长着一丛丛灌木，爬满了枝蔓交错的常青藤。这座用原木造成的小桥，本是个供情人幽会的处所，然而，至今还没有起过作用，因为情人们并不到这儿来。我沿着上坡路继续往前走，经过了一幢幢大楼，那向南的阳台，一个连着一个，足足有城里半个街区那么长。最后我走到一个岔路口，那儿没有房屋，没有小鸟，也没有绿草。顺着这条路再弯过去，就到疯人院了。


    我总是走这么远，而且一到这个地方我就把眼睛睁开。闭目漫游的一刻过去了。我想再看一看在树篱间和大路上乱窜的兔子。这里从来没有人追猎野兔，所以他们像家畜一样不怕人。破碎的玻璃片和晒得发烫的石板缝里长出带刺的蓟属植物，有的紫红，有的银白。蚂蚁排成一行，慌慌张张地往前移动。我又往回走，踏上了弯弯曲曲的便道，经过了医院。这里有几个病房里的实习护士，颇有些轻佻，对那些熟知内情的走运的小伙子们，她们晚上施与的东西远比药丸还要贵重。走到小教堂门前，我止了步。突然，寒冬降临。明月高悬，教堂塔顶传来了和谐的钟声，响亮的长号鸣奏着圣诞颂歌；这大千世界一片寂静，仿佛有点凄凉，叫人感到孤独。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我伫立在月光之中，聆听着音乐。四支长号庄严而柔和地奏出了“上帝——万无一失的安全处所”，风琴接着又送出了同样的曲调。这音乐到处飘荡，清朗得像月夜，像流水，宁静之中有几分孤寂。我独自站在那儿，好似在等待着什么回答，脑海里出现一幅图景：红土大路那边是一间间小屋，周围是一片旷野。另一条路的对面是一条小河，河水流得很缓慢，里面长满了绿不绿、黄不黄的水藻，一动也不动，毫无生气。再走过几片旷野，就到了散落在铁路交叉口、晒得变了形的木屋。退伍的残疾军人常拄着拐杖、手杖，一跛一跛地顺着铁路到这儿来寻花问柳，间或还用红色轮椅把一个截了下肢的老兵推到这儿来。有时我侧耳倾听，试图了解教堂的音乐能不能传到那里，可是我只记得那些悲哀的妓女酒醉之后传出的一阵阵狂笑。我仿佛兀立在一座塑像附近、三条公路会合的圆形场地里。每逢星期天，我们总在这儿排成四路纵队，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进行队列操练，然后走进小教堂祈祷。我们的制服烫得笔挺，鞋子擦得雪亮，思想高度集中，两眼像机器人一样，对那些站在粉刷过的检阅台上的来宾和官员，都视而不见。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现在我作为看不见的人住在这个洞里，对这一切到底发生过没有，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我脑子里却浮现出了学院奠基人的那尊铜像，那尊冷冰冰的创始人的铜像。他平伸出了双手，正激动人心地给一个跪着的奴隶掀起面罩。那用褶皱的金属片做成的面罩仿佛在随风飘动。我困惑不解地兀立着，无法确定那奴隶脸上的面罩是正在被揭开还是被捂得更严实，这是给人们一种启示，还是更巧妙地把人们蒙蔽？就在我凝视的当儿，忽听得一阵扑翅的声音，眼前飞过一群受惊的小鸟。当我视线又回到铜像上时，只见奠基人的两只冷漠的眼睛流出白垩似的液体，俯视着一个我前所未见的世界——这又给我苦思冥想的脑子增添了一个哑谜：为什么鸟粪玷污的铜像竟比干干净净的铜像更具有威仪？


    啊，绿茵茵的开阔校园，啊，黄昏时刻的恬静歌声，啊，亲吻着教堂塔尖的月光，飘散着馨香的夜晚，啊，清晨传来的号角，啊，中午军训的鼓声——这难道是现实吗？是真真实实的现实？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借以消磨时光的美梦？如今我既然成了看不见的人，那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要是真的，为什么我记忆中的那绿洲上只有一处破损、剥蚀、干涸了的喷泉，怎么连一处完好的也没有？为什么我苦思良久，想不起天下过雨？为什么我记忆中没有淅沥的雨声？为什么没有雨水浸透那些新近变得干焦坚硬的土层？为什么我不记得春到人间、种子发芽时的气息，只记得贮水池中的黄水浇灌在草坪枯草上的情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草的确还会生长，绿叶也会在枝头出现，在林荫道上投下树影，给人们提供绿阴，就像北部的百万富翁，每到春天都会在奠基人纪念日这天屈驾光临。且看他们来校时的那副神气吧！他们面带笑容而来，四处巡视，不断勉励，讲起话来细声细语，对着洗耳恭听的黑人和黄种人发表演说——临走之前，每人都赠给学校一笔可观的款项。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魔力——月光炼金术的效果。学校是布满鲜花的荒野，那里岩石深深地陷在地下，狂风悄悄地躲在一边，斗输了的蟋蟀对着黄色蝴蝶唧唧啾鸣。


    哦，哦，哦，那些亿万富翁！


    他们都属于早已消失的另一种生活，所以我都不记得了。（我说的是过去的时间和过去的我，如今那岁月已经消逝，“我”也不复存在了。）但是我却记得这么一个人。那是在我快读完大学</a>三年级的时候，他来到学院，逗留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他开车。他和圣尼古拉一样，脸微微发红，一头银发。态度随和，平易近人，即使对我也是如此。他是波士顿人，抽着雪茄，爱讲无伤大雅的黑人故事。他是位精明的银行家、熟练的科学家、董事和慈善家。四十年来他肩负着白人的职责，六十年来他一直是伟大传统的象征。


    我们驱车在校园里行驶，发动机的哒哒声使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焦虑。轿车里弥漫着一股薄荷和雪茄的气味。当车子徐徐开过时，学生们都抬起头来，微笑着向我们招呼。我刚吃过饭，直想打嗝，我忙伏到驾驶盘上，想把嗝憋下去，不料无意中按了喇叭，结果嗝虽没有打出来，喇叭却送出一声刺耳的长鸣，路上的人都转头凝视着我们。


    “先生，实在抱歉，”我说，心里担心他向校长布莱索博士报告，那校长就不会让我开车了。


    “没关系，一点儿也没有关系。”


    “先生，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让我想想看……”


    在反光镜中，我看见他对着一只薄得像脆饼似的怀表看了一下，随后又放进了方格背心的胸袋里。他穿的是质地柔软的丝质衬衫，配着一只蓝底白色圆点的蝶形领结，他器宇轩昂，温文尔雅</a>，举止潇洒。


    “现在去开会还早点，”他说。“你就随便开吧。上哪儿都行。”


    “我们这个校园您都到过了吧，先生？”


    “对，我想是的。你要知道，我是这所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呀！我还不晓得呢，先生。那我就开到一条公路上去吧。”


    我当然知道他是创始人，可是我也知道恭维有钱的白人是大有好处的。也许他会给我一大笔小费，或者一套西装，或者下一年的奖学金。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这个校园是我的生活</a>的一部分？对于我个人的生活，我是一清二楚的。”


    “是的，先生。”


    他还在微笑着。


    一会儿，绿色的校园，攀附着常青藤的大楼都给我们抛在后面了。车子在公路上颠簸着。我感到纳闷，校园怎么会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人怎么会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


    “年轻人，你是一所了不起的学院的一员，伟大的理想在这里成了现实……”


    “是的，先生，”我说。


    “不用说你会因为跟这所学院有关系而感到幸运，连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觉。多少年前，当你们美丽的校园还是一片不毛之地的时候，我来过这里。那时没有树木，没有花草，没有肥沃的农田，那是在很多年前，你还没有出世呢……”


    我入迷地听着，眼睛紧盯着公路上的白色分道线，脑子竭力想象他刚才描述的那个时光。


    “连你的父母当时也还年轻。奴隶制刚刚废除。你的民族不知道向何处去，而且，我得承认，我的民族中的许多人也不知道该走什么道路。可是你们伟大的奠基人却胸有成竹。他是我的老朋友，对于他的远见卓识我深信不疑，有时我甚至很难判断究竟是他的见解还是我的见解。”


    他抿起嘴轻声地笑了起来，眼角上堆起了皱纹。


    “当然是他的见解；我只是协助而已。我与他一道来到这儿，实地考察这片荒地。而且尽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我每年春天来学院，看看一年年的变化。这确实是我的造化。这比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更加令人愉快，令人满足。这确确实实是造化。”


    他的讲话声音柔和，含义深刻，我不能完全理解。我开着车子，脑际的屏幕上显示出了图书馆展出的建校初期的照片，都是些退色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景象零零星星地重现了当时生活的片断——四轮骡车和牛车上</a>坐着一群男男女女，身上穿着落满灰尘的黑色衣服，似乎都没有什么个性特征。那黑压压的一群在期待，在毫无表情地观望。他们当中总是坐着一群笑眯眯的白人男女，一个个都眉清目秀，引人注目，举止高雅，满怀信心。虽然我辨认得出奠基人和布莱索博士，可是直到目前为止，照片中的人物似乎从来都不是活生生的人，倒像是词典最后几页上的记号和符号……可是现在，汽车随着我脚下排挡的变换，不慌不忙地向前驶去，我感到我参与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我把自己和后排座位上陷入回忆的富翁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了……


    “好造化，”他又重复说。“我也希望你有好运道。”


    “是的，先生。谢谢您，先生，”我答道。他祝我交好运，我心里乐滋滋的。


    然而，我又感到困惑不解：一个人的命运怎么会好？命运对于我总是折磨人的。我的熟人从来没有讲过什么诸事顺遂的好运——就连让我们读希腊戏剧的伍德里奇也没有说过。


    此刻我们的车子开过了学校农田，我突然决定离开公路，转上一条不那么熟悉的大路。四周不见一棵树，但空气却十分清新。沿路而下，只见太阳猛烈地照射在一个谷仓门上的白铁招牌上。山坡上有个人孤零零地在扶锄劳动。他疲乏地直起了腰，挥了挥手，在天空的衬托下看过去，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影子。


    “我们走得有多远了？”我背后传来了问话声。


    “约莫有一英里路了，先生。”


    “这一带我记不清了，”他说。


    我没搭腔，脑子里在想第一个在我面前谈论命运的人——我的祖父。命运总是多磨，我也总是想把它忘却。然而，此刻我和一个对自己命运感到称心如意的白人同乘一辆阔气的轿车，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祖父会说我的这种行为是背叛，但我又不知道怎么会是那么回事。我蓦地产生了一种犯罪感，我意识到这个白人也许会有同样的想法，他还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呢？他可知道像我祖父那样的奴隶是在这所学院成立之前不久才获得解放的吗？


    我们驶上了一条大路支线，看到几头牛套在一辆破车上，衣衫褴褛的赶车人在一丛树的绿阴下靠在座位上打盹。


    “您看见那些了吗？”我转头问道。


    “那是什么？”


    “是几头拉车的牛，先生。”


    “哦，树挡住了，我没有看见，”他说着又向后看。“这木材挺不错。”


    “对不起，先生，我掉头好吗？”


    “不用了，还没走出多远哪，”他说。“朝前开吧。”


    我继续驱车前进，那打盹的赶车人的瘦削而带有饥色的脸仍在我脑子里盘旋。他是我害怕的那种白人。褐色田野一直伸展到天际。一群小鸟，好似给一根无形的线牵连着，忽而俯冲而下，忽而在空中盘旋，又突然展翅高飞，飞得无影无踪。热浪在引擎盖的上方翻腾，轮胎在公路上嚓嚓低吟。我终于克服了畏怯心理，问道：


    “先生，您为什么对这所学校产生兴趣？”


    “我想，”他提高了嗓门，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因为早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感到你的民族和我的命运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你明白吗？”


    “不太明白，先生，”我说。承认这一点我直感到害臊。


    “你学过爱默生的作品吗？”


    “先生，您说爱默生？”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我感到很窘，因为我没有读过。“还没有读过，先生。我们还没有读到他。”


    “没有？”他语气中有几分诧异。“噢，没什么。我和爱默生一样，也是新英格兰人。你应该了解他，对你的民族来说，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关心你的民族的命运，有过一定的影响。是的，这也许就是我的意思。我感觉到你的民族不知怎么和我的命运联系着。就是说你们过去的经历和我未来的命运联系着……”


    我把车子的速度减慢了，想弄懂他这番话的意思。在反光镜里，我看见他细长的手指优雅地夹着一支雪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两眼盯住雪茄上积得长长的一截烟灰。


    “是的，你们是我的命运所在，年轻人。只有你们才能告诉我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了，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多少年来我资助你们学校，究竟有没有结果，就要看你们了。这是我毕生的事业。我毕生从事的并不是开办银行或进行科学研究，而是亲手安排人们的生活。”


    此刻我看他俯身靠在前排座位上，说话的情绪比刚才更为激动，我的视线不由得离开公路转向他。


    “另外还有个原因，一个更为重要、更具感情色彩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更为神圣的原因。”他说着，似乎眼睛也看不见我了，只是在自言自语。“是的，是比所有其他原因都更为神圣的原因。那是一个姑娘，我的女儿。她比诗人狂想中的最美的美人还要罕见，还要俏丽、纯洁，还要完美、纤秀。我怎么也无法相信她是我的亲骨肉。她的美貌是最清澈的生命之水的源泉，你只要一看见，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啜饮，而且饮个不停……她是千载难逢、完美无瑕的创作，是最为地道的艺术杰作。一朵在如水的月光中盛开的娇嫩鲜花。她超然脱俗，犹如《圣经》中的少女。她举止优美，仪态端庄。我很难相信她是我亲生……”


    突然他伸手去掏他背心上的口袋，从座位的靠背上方递过了一件东西，使我吃了一惊。


    “你看，年轻人，你能这么走运，读上这样一所学校，多半是亏了她。”


    我端详着装在雕花白金框里的一幅着色的小画像，差一点把它从手上跌落。一个眉目清秀、令人喜爱的少女在看着我。她美极了，当时我想，她那么漂亮，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就自己心里所感受的极力加以赞美呢，还是应该装得礼貌一点。然而我似乎对她或者是对一个与她模样差不多的什么人，过去脑子里曾有过一些印象。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那柔软飘拂的衣服使她看起来这般美丽。今天，如果她穿上妇女杂志上常见的那种裁剪得当、机器加工、显露线条的乏味的紧身时装，她就会像一件经机器磨过的高价钻石一样，平淡无奇，缺乏生气。然而，不知怎么的，我当时受到了他情绪的感染，也有些激动。


    “她太纯洁了，无法在这人世间生活，”他伤心地说。“她太纯洁，太善良，太美丽了。我们，就她和我两个人，去周游世界。到达意大利后，她病了。当时我不大在意，还继续旅行，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到了慕尼黑，她就明显地消瘦了。在一次使馆举行的酒会上，她突然晕倒，世界上最好的医术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我只身返回，结束了一次痛苦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一蹶不振。我不能原谅自己。她死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她的怀念，都是为她树立无形的纪念碑。”


    他沉默了，一双蓝蓝的眼睛凝视着伸向远方的洒满阳光的田野。我把小画像还给了他，心里揣摸着为什么他要把这样的隐私向我透露。这样的事我从来没干过；那太危险了。首先，假如你想获得什么，又把内心的活动像他那样告诉了别人，那就太危险了，因为你的希望一定会落空，或者即使得到了，也会给别人抢走，或者由于某种情况得而复失。其次，没有人能理解你，他们甚至会讥笑你，认为你太傻。所以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件危险的事。


    “你看，年轻人，虽然你从前没有见到过我，你却与我的生活休戚相关。你与一个伟大的理想，一座壮丽的纪念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假如你成了一个能干的农场主、厨师、传教士、医生、歌唱家、技师——不管你成为什么，甚至即使你无所成就，你也体现了我的命运。你得给我写信，告诉我结局。”


    我在反光镜里看到他在微笑，倒松了一口气，此刻，我思绪纷乱。他是在和我打趣？他是在模仿书上人物对我说话，来试探我的反应？或者这位富翁是不是——我简直连想也不敢想——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失常？我怎么会告诉他他的命运？他把头抬了起来，我们的视线刹那间在镜子里相遇了，我随即低下了头，看着公路上鲜明的白色分道线。


    沿路的树又粗又高，我们转了个弯。一群群褐色的鹌鹑拍打着翅膀向高空飞去，在田野上空盘旋，忽而又飞了下来，与棕褐色的大地融成了一体。


    “你能答应告诉我我的命运吗？”我听他这样问。


    “先生？”


    “你肯吗？”


    “就现在吗，先生？”我尴尬地问。


    “随你的便，愿意的话，现在就讲。”


    我沉默了，他的语气严肃，似乎非要我回答不可。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发动机哒哒地响着，一只小虫在挡风玻璃上撞得稀烂，留下了黏糊糊的黄色污迹。


    “现在我还不清楚，先生。我才读到三年级……”


    “你知道了就告诉我，行吗？”


    “我一定尽力，先生。”


    “那好。”


    我很快地向反光镜瞥了一眼，发现他又在微笑。我想问他，他既有钱又有名，而且又帮助把学校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还不够吗？可是我心里害怕。


    “你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年轻人？”他问道。


    “我说不上来，先生。我只是想您已经得到了您在寻求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一事无成或中途辍学，我看那也不能说是您的过错。因为是在您的帮助下，学校才有今天。”


    “因此你认为这就够了，是不是？”


    “是的，先生。校长总是这样跟我们说的。您获得了您自己的一切，您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了这一切，我们应像您一样，不断提高自己。”


    “可那仅仅是我企求的一部分，年轻人。我有钱，有名气，有声望——这都是事实。可是你们伟大的奠基人所拥有的还不止于此。他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依靠他的思想，依靠他的行动。他的所作所为影响你们整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他有国王的权力，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有天神的威力。我渐渐相信，这比我的工作重要，因为我得指望你们。你对我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一事无成，我就在一个人身上失败了，生产了一只坏了一个轮牙的齿轮；过去似乎还不太要紧，但是现在我老了，所以……就非常重要了。”


    可是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说这些话算什么呢？我心里感到纳闷。


    “……我看要你了解这一切对我如何至关重要，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在你前进的路程中你要记住，我得依靠你来了解我的命运。通过你和你的同学，我才会成为，比如说，三百个教师、七百个技师、八百个技术熟练的农场主，等等。那样我就可以根据造就出的人才多少看出我投入的金钱、时间收到了多大的成效，我寄予的希望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我也就为我的女儿建立了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懂吗？我可以看见在你们伟大奠基人把荒野改造成的良田上，结出了硕果。”


    他不说话了。我看见一缕缕青烟飘过反光镜，还听到电热引燃器啪的一声又插回到前座背后的管套里。


    “我想我现在对您的话明白一点了，先生，”我说。


    “好极了，我的孩子。”


    “我要继续朝前开吗，先生？”


    “好的，”他应了一声，眼睛看着车外的田野。“这一带我从没来过，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地方。”


    我心不在焉地顺着路上的白线开车，脑子里还在琢磨着他刚才说过的一番话。当我们驶向一个山坡的时候，一阵热风迎面扑来，好像是走近了沙漠。我连气都快透不过来了，于是我欠身向前打开了电扇，霎时听到了呼呼的响声。


    车内有了一阵阵轻风，他说了声“谢谢”。


    我们这时正经过一排木头棚屋，这些木屋由于风吹雨打都发白变形了。长年曝晒的木瓦像一叠叠浸了水、正在摊开来晒干的纸牌。每座木屋两边各有一间四方的房间，中间由共用的顶棚和地面连接起来，正中是个门廊。我们从旁边开过，一眼可以看到木屋那边的田野。他有点激动地命令我把车停在一间孤零零的木屋前面。


    “那是间木屋吗？”


    那间木屋已经陈旧，裂缝里填着灰白的泥土，屋顶上倒也补了些发亮的新木瓦。我心里突然感到后悔，觉得不该莽莽撞撞开到这条路上来。在摇摇晃晃的篱笆附近有一群穿着硬邦邦的新套衫的孩子在游戏。一看到他们，我马上认出了这个地方。


    “是的，先生。那是间木屋，”我回答说。


    这是吉姆·特鲁布拉德的木屋。他是一个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曾使这里的黑人蒙受耻辱。几个月之前，他引起了学校相当大的义愤。现在人们不愿谈他，若提到他的名字，都要把声音压低。在这之前他也很少来到学校附近，可是人们喜欢他。他吃苦耐劳，精心照料家庭，而且讲起故事来，很有幽默感，有一种描述得活灵活现的魅力。他还是一个高音歌手，有时学校在有白人贵宾光临时，他就和一个乡村四重唱小组的其他成员被叫到学校来表演。那往往是在星期天晚上我们在小教堂集会的时候。他们通常演唱那些官员们称作“原始赞歌”的歌曲。我们都为他们粗俗的和声感到难为情，可是既然来宾们都有几分敬畏，我们也就不敢讥笑吉姆·特鲁布拉德了。他领唱时的那种粗犷的高腔，就好似动物悲戚的叫声。自从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以后，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学校的行政人员本来对他抱轻蔑的态度，只是由于宽容而有所收敛；现在由于憎恨，这种轻蔑就变本加厉了。在我成为看不见的人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憎恨以及我的憎恨里面都充满了恐惧。那时候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多么憎恨黑人，憎恨聚居地带的人们，憎恨那些“农民”啊！我们竭力想抬举他们，而他们，比如吉姆·特鲁布拉德，却拼命把我们往下拽。


    “看上去很旧了，”诺顿先生说。他看到光秃秃的硬土院子那边，有两个身穿新的蓝白格布衫的妇女正在铁锅边洗衣服。锅乌黑乌黑，微弱的淡红火苗舔着锅边，下面是一片淡红，上面箍着一圈黑边，好似火焰在戴孝。两个妇女都怀孕很久了，挺着大肚子，动作迟缓，显得很疲乏。


    “是的，先生，房子很旧了，”我说。“这一间木屋，还有另外两间跟它差不多，都是蓄奴时期造的。”


    “真的！我可不能相信这些小屋会那么耐久。蓄奴时期就有啦！”


    “是真的，先生，”我说。“这里办大庄园时掌握土地的那家白人现在还住在城里呢。”


    “对，”他说。“我知道那时候的不少人家现在还有人，许多人还活着。虽然衰败了，但这样的家族还在延续。我可没想到这些个木屋居然会没坏！”他似乎感到惊异、迷惘。


    “你看那两个妇女会不会知道一点这地方的历史？那个老的或许会知道一点。”


    “我看不大会，先生。她们，她们脑子似乎并不特别灵活。”


    “灵活？”他随手把雪茄从嘴边拿开。“你是说他们不会跟我谈话？”他心怀疑虑地问。


    “对，先生。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不肯和我谈话呢？”


    我不想加以解释。那将会使我感到丢人。可是他意识到我知道点什么，就老是追问我。


    “那不大合适吧，先生。不过我想她们也不会跟我们谈话。”


    “我们可以向她们解释，说我们是学校的人。那样，她们肯定会谈谈。你可以告诉她们我是什么人。”


    “是的，先生，”我说。“不过他们挺恨我们这些学校的人，他们从来不上学校去。”


    “什么！”


    “他们从不去学校，先生。”


    “就连在篱笆边玩的那些孩子也不去吗？”


    “先生，他们也从来不去。”


    “可是为什么？”


    “我实在也不清楚，先生。不过这一带确有许多人不上学校去。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太没有知识。他们不感兴趣。”


    “这我可不能相信。”


    孩子们停止了玩耍，一声不响地看着汽车，他们两手交叉在背后，把过大的套衫紧绷在隆起的小肚子上，仿佛也怀孕了。


    “她们家的男人怎么样？”


    我迟疑了。为什么他对此感到这么奇怪呢？


    “他恨我们，先生，”我说。


    “你说他；这两个妇女没有都结婚？”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做了件错事。“老的结过婚了，先生，”我踌躇地回答说。


    “那个年轻妇女的丈夫怎么啦？”


    “她没有丈夫——这就是……我……”


    “你说什么，年轻人？你了解这些人吗？”


    “稍稍了解一点。校园里不久前对他们有许多议论。”


    “议论什么？”


    “嗯，那个年轻妇女是那个上岁数的妇女的女儿……”


    “怎么？”


    “嗯，先生，有人说……您了解……我的意思是有人讲那个女儿没有丈夫。”


    “哦，我懂了。但这不该如此大惊小怪啊。我了解你的民族——没关系！就这些吗？”


    “嗯，先生……”


    “那么，还有些什么呢？”


    “他们说那是她父亲干的。”


    “什么！”


    “是的，先生……他们说是他让她怀了孩子。”


    我只听他嘿的一声吸了一口气，像一只玩具气球突然瘪掉了。他两颊通红。我茫然不知所措，心里为这两个妇女感到羞耻，同时又担心言多有失，伤害了他的感情。


    “学校里可有人调查过这件事？”他停了一下之后问道。


    “调查过，先生，”我说。


    “有什么发现？”


    “确有其事——他们说。”


    “那他又怎样解释他干的这样一种——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呢？”


    他倚在靠背上坐着，双手紧抓住膝盖，一个个指节显得苍白。我把头扭向一边，眼睛看着热得发亮的水泥公路。我真巴不得是在白线的另一边，正朝回开，正驶向宁静的绿茵茵的校园。


    “人们说那个男人既占有自己老婆又占有自己女儿，是不是？”


    “是的，先生。”


    “而且他是她们两个人的孩子的爸爸？”


    “是的，先生。”


    “不，不，不会！”


    听起来他仿佛在经受极大的痛苦。我不安地看着他。怎么回事呢？我说了些什么呢？


    “不会是那样！不会……”他说，话音里流露出某种恐怖情绪。


    我看见那个男人从小屋旁边走了出来，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他那新蓝布套衫上。他脚上穿着一双棕褐色的新鞋，不紧不慢地在发烫的土地上走动。他身材矮小，穿过院子的时候，显得对周围十分熟悉，即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也可以蛮有把握地像白天一样走动。他朝自己扇动着一条蓝色印花大手绢，走到两个妇女跟前，跟她们讲了几句话。然而她们阴沉沉地对待他，话也没怎么说，头几乎没有向他扭过来。


    “就是那个人吗？”诺顿先生问道。


    “是的，先生。我想是的。”


    “下车！”他大声说。“我一定要跟他谈谈。”


    一时间我动弹不得。他会跟特鲁布拉德，跟他的女人们说些什么呢？他会问些什么问题呢？我又惊又怕，怏怏不乐。他何必去管这些人呢！


    “快！”


    我下了车，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他从车子里爬了出来，连跑带颠地穿过马路到了院子里面，好似被我无法理解的紧迫感催促着。不一会儿，我突然看到那两个妇女转身没命地往屋后跑，动作笨拙，脚步沉重。我紧跟着诺顿先生，只见他在那男人和孩子身边站住了。他们不吭声了，脸色阴沉了下来，表情显得模糊、冷淡，眼神变得呆滞而难以捉摸。一双双眼睛都成了帷幔，他们就蜷缩在那后面等待，看他会说出些什么话来。我一看到这景象，就也缩到自己的帷幔后面去了，浑身直哆嗦。走近了，我就发现了在车子里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男人好像是给人用雪橇打过似的，右颊上有一块伤痕，鲜红稀湿的，他不时地扇动手绢驱赶蚊虫。


    “我，我——”诺顿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定要跟你谈一谈！”


    “好的，先生，”吉姆·特鲁布拉德说，丝毫不感诧异，等待他发问。


    “真的你……我是说你干过？”


    “先生，您是问……”特鲁布拉德问道。我把脸扭到了一边。


    “你倒熬过来了，你是不是当真……”他脱口而出地问道。


    “先生，您是问……”种田人反问道。他困惑得皱起了眉头。


    “对不起，先生，”我解释说，“恐怕他不懂您的意思。”


    他根本不理我，两眼死死盯住特鲁布拉德的脸，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信息。


    “你干这种事，却安然无恙！”他叫喊起来，两只蓝眼射出幽光，直视那黑黝黝的脸上，像是又羡慕又气愤。特鲁布拉德无可奈何地朝我看。我忙把眼光避开。我并不比他更明白这位先生的用意。


    “你目睹了一片混乱，却平安无事！”


    “是的，先生！我感觉挺好啊。”


    “真的吗？你内心没有感到极度不安，你没有感到要驱赶那令人难受的目光？”


    “先生？”


    “回答我！”


    “我挺好，先生，”特鲁布拉德局促不安地说。“我的眼睛也还不错。肚子难受时，我吃上一点儿苏打就没事了。”


    “不，不，不是讲这个！让我们到阴凉地方去谈，”他说着，激动地朝四下看了看，就拔腿向门廊下面的阴凉处走去。我们跟着走了过去。种田人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但是我把它抖开了，我心里明白我没法向他作任何解释。我们进了门廊，坐在轻便折椅上，围成了半圆。我就坐在佃农和百万富翁之间。门廊周围的土地硬邦邦的，平时洗衣水就倒在这里，日子一久，就给冲刷得变成了白色。


    “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诺顿先生问道。“也许我能帮点什么。”


    “我们日子过得还不坏，先生。在他们听说我们这儿出事之前，我再求，也没人肯帮忙。现在好多人感到新鲜，可肯出力帮忙啦。就连那些神气活现的学校里的人也肯帮忙了，只不过这当中有花招，要把我们统统撵出这个县，说路费之类由他们出，还答应给我们花一百美元安家。我们挺喜欢呆在这儿，我没有答应。后来，他们派来了一个人，也是个大人物，说我如果不走，他们就要叫白人来收拾我。我一听可气炸了，心里又直发慌。学校里的那些人和白人可抱得紧啦，我很怕。他们头一次来，我就琢磨，他们跟过去态度不一样啦。好些日子前，我上学校找几本书看看，想弄清楚几个管庄稼的问题，他们就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我还没有落到这步田地。现在他们肯帮忙，那是因为看到我弄得两个女人要同时生孩子啦。


    “他们要撵我，说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我知道是为了这个，可气坏了。是的，先生，我的的确确气坏了。我就去看了老板巴查南先生。我把事情跟他谈了，他就给我写了个条子，叫我带着去见司法官。我按他的话办了，上监狱把条子交给了司法官巴勃。他问我出了啥事。我就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他又叫了些人来，叫我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他们叫我把姑娘的事谈了好多遍。他们给我吃，给我喝，还给了我烟草。这事我觉得挺怪。我本来心里很怕，哪敢指望他们这样待我。啊，我猜在这个县里的黑人当中，数我占白人的时间多啦。末了，他们叫我不要发愁，他们会给学校去信，让我还呆在这儿。那些黑人大好佬们也就不管我了。这说明不管你黑人多神气，白人总有办法治你。白人护着我了，他们爱上我们这儿来，跟我们谈谈。有的白人还是大人物，是打州里有名的学堂来的。他们问我是怎么想的，问到我家里的人，问到我的孩子，我无论说啥，都统统给他们记到一个小本子上了。最好的是如今我的活儿多了，比过去不知多了多少……”


    此刻他心甘情愿地讲着，还有点洋洋自得。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老人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茫然的表情。细细的手指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


    “现在光景好多了，”种田人说。“我一想到那阵子天那么冷，日子那么苦，我就直哆嗦。”


    他咬了一块口嚼烟草。不知什么丁当一声撞在门廊上。我拣了起来，盯着它看了看，原来是用白铁皮冲压出来的一只硬实的红苹果。


    “先生，那时天很冷，我们又没有怎么生火，只有木头，又没有煤。我到处想办法求人，没有人肯帮忙，我找不到活干，啥活都找不到。天冷极了。我们只好挤在一块儿睡觉；我，老太婆，还有姑娘。事情就是这样出的，先生。”


    他清了清喉咙，眼睛发亮，声音念符咒般的低沉，仿佛这件事他已经讲了很多很多遍了。苍蝇和小虫在他的伤口处打转。


    “事情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睡在一边，老太婆睡在另一边，姑娘睡在当中。房间里黑洞洞的，黑得像呆在柏油桶里，小崽子们都挤在一起，睡在角落里的床上。我一定是最后一个上床，因为我还在琢磨第二天怎么弄点东西糊口。还想到了姑娘，想到一个围着她转的小伙子。我不喜欢这小子。老是想到他。我拿定主意叫他不要缠着我的姑娘。房间里漆黑漆黑，有个孩子在睡梦中呜咽地哭了起来。最后几根树枝烧得劈劈啪啪作响，一根根落到了炉底。肥肉的气味像油脂在冷糖浆盘里凝住了一样，在空气里也变冷，凝住了。我又想到了姑娘和那小伙子。我感觉到她的胳膊在我身边，同时听到老太婆在另一边哼哼地打着鼾。我在为这一家子人发愁，给他们吃什么呢？我想起我这姑娘像角落里的那些小崽子那么大的时候，她跟我真亲，比跟老太婆还要亲。我们这一家人在黑暗中一起呼吸。我眼睛一闭就看到他们了。他们现在的样子我清楚，那时候的模样我也同样记得。我在心里把他们一个一个打量过去。姑娘就像老太婆年轻的时候，就像我初次见到她的时候的样子，只是更加好看。你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越长越好看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听他们在呼吸，我没有睡着，但那呼吸的声音叫我瞌睡。不一会儿，我听到姑娘在睡梦里轻轻地、软绵绵地叫唤‘爹’，我朝她望了望，看她是不是还醒着。可是我只能闻到她的气味，我伸手去摸她的时候只能感觉到她呼在我手上的气息。她的声音那么轻，我有没有听见也拿不准。所以我就躺在那儿听着。仿佛我听到了夜鸱的叫声，我心里就在说：走开，要不找到老威尔我们就抽他3。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学校里的钟冷清地敲了四下。


    “后来我开始想到老远以前的事儿了。我想到我离开了农场，住到牟比尔，想到了跟我相好的一个姑娘。那时候我还年轻，和跟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差不多。我们住在河边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夏天，我们总是躺在床上聊天。她睡着了，我总还是醒着，看着从河上照进来的灯光，听着来往小船开动的声音。小船上常常有乐师。有时候，当小船向我们开来时，我就把她叫醒，让她听听船上传来的音乐。我总是躺在床上，四周静悄悄的，我可以听到打老远老远的地方传来的音乐，就好像抓鹌鹑一样。天黑了，你听到老鹌鹑鸣叫，想把一窝雏儿叫拢。他慢慢向你走了过来，叫得很轻，他知道你带枪躲在附近。可是他总还是得把他们叫叫拢，所以他还是一直走过来。老鹌鹑真像个好人，该做啥他就做啥。


    “啊，那船上的声音听起来就是这个样，打老远的地方慢慢过来了。开头在你快要睡着的时候，声音来了，好像有人举着一只锃亮的铁镐对着你慢悠悠地打过来。你眼看那镐尖直对着你，慢虽慢，可你又没法躲；只是等到镐落到身上，你才发现那根本不是铁镐，而是老远有人把各种颜色的小玻璃瓶摔破了。可是那声音还是不停地冲着你过来。稍停，声音近了。这一刻你好像站在二楼窗口，张眼一看，只见下面有一车西瓜。在一堆有条纹的绿皮西瓜上面有一只新鲜多汁的西瓜剖开了，散放在各处，清凉，蜜甜，好像召唤你去吃。你可以看到鲜红的瓜瓤，又熟汁水又多，就连黑油油的瓜子你都看得见。同时你又听到汽船侧轮打水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愿把人吵醒似的。我和那姑娘躺在床上，感到跟阔佬似的，船上伙计们演奏的音乐像上等桃子酒一样甜滋滋的。不一会儿，船走过去了，窗上的灯光不见了，音乐也跟着消失了。这就像在一条两旁种树的巷子里看到一个头戴宽边草帽，身穿红色衫裙的姑娘打身边走过一样，她丰满，娇嫩，悠悠地扭动着屁股，因为她知道你在注视她，你也知道她心里明白。你就站在那儿盯着看，后来你只能看到她的红帽顶了，再过一会儿连帽顶也看不见了，你知道她打那边下了山——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姑娘。那时候我耳朵里光响着这个牟比尔姑娘的话音——她叫玛格丽特——她躺在我身旁吸气，兴许就在那一刻，她会问：‘老爹，你还没有睡着吗？’我‘唔’了一声又睡着了——先生们，”吉姆·特鲁布拉德说，“我喜欢回忆呆在牟比尔的那些日子。


    “咳，也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我听到马蒂·卢在叫‘爹’，听那声音，我心里嘀咕着，她一定是梦到什么人啦。会不会是梦到那个小子啦，我心里很火。我听她咕哝了一会儿，看她会不会把他名字叫出来。她没有叫。我记得有人说你要是把说梦话的人的手放进温水，他什么都会说出来，可是屋里的水太凉啦。反正我也不想干这件事。我感到她翻了个身，往我这边慢慢紧挨了过来，一条胳膊搂住了我露在被子外面的、冷冰冰的脖子。这当儿我心里晓得她成人了。她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像是个女人在卖弄风骚，讨好男人。我就知道她是个大人了。我真想知道这种事已经有过多少次了。会不会是给那个杀千刀的小子逗的呢？我把她柔软的胳膊推开，这并没有把她弄醒；我叫她，也没有把她叫醒。后来我就翻了个身，把身子挪挪开。可是床上地方太小，我还是感觉得到她身子靠着我，往我身边贴过来。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兴许是做了一场梦。我得把这个梦讲给你们听听。”


    我瞥了诺顿先生一眼，随即站了起来，满以为这是个离开的好时机，不料他全神贯注地听特鲁布拉德讲话，根本没有看到我站起身。我只好又坐了下来，暗中咒骂这个种田人和他的梦一起见鬼去吧！


    “我记不周全了，光记得我想弄点肥肉，上城里找白人，他们叫我去找布罗德纳克斯先生，说他会给我。啊，他住在一个小山上，我得上山去找他。那座山好像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我越爬，布罗德纳克斯先生的家好像就越远。末了，我总算爬到了顶，累极了，又赶忙找他这个人，我就打前门进去了。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没有法子。走到里面，就进了个大房间，到处是点着的蜡烛，家具锃亮，墙上挂着画，地板上还铺着软乎乎的东西。可是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我就叫起他的名字来。可是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应。我看到一扇门，就穿过那扇门，进了一个宽敞雪白的卧室，就像小时候跟我妈在公馆里看到的一个样。房间里什么都是白的。我站在那儿，心里知道自己不该进去，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却已经进去了。原来那是个女人的房间，所以我想跑出去。可我找不到门。我能闻到四下里女人的气味，而且越来越浓。后来在一个角落里，我找了半天，发现了一只落地大座钟。我听它敲了几声，玻璃门就开了，里面走出一位白人贵妇。她只穿了一件柔软的白绸子睡衣。她两只眼睛直瞪着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我想跑掉，可是我只看到钟上的门，可她又站在那儿——反正我走不了。那一阵，钟响个不停，而且越响越快。我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接着她大声叫喊了起来。我想那刻我耳朵许是聋了，我看她嘴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可是我又可以听到钟的闹声。我想跟她说个明白，说我是来找布罗德纳克斯先生的，可是她又不听。而且她冲着我跑了过来，两只手搂住我的脖子紧紧抱住不放，不让我钻到钟里面去。说真的，我不晓得怎么办。我想跟她说话，我想跑开。可是她紧紧地把我抱住，我怕接触她，因为她是白人。我怕得要命，一下就把她掼到了床上，好甩开她，哪晓得那床软绵绵的，那个女人陷进去就不见了，陷得那么深。简直快把我们两个人闷死了。忽然嗖的一声，床上飞出了一群小白鹅，有人说在地上挖宝就会看到这种景象。天哪，白鹅刚刚飞走，我就听到门打开了，只听见布罗德纳克斯先生说：‘都是黑鬼，让他们搞吧！’”


    他怎么能把这事跟白人讲呢？他明知道白人听了都会说黑人全干得出这种事的。我低头看着地板，眼前一片模糊，红殷殷的，心里感到痛苦。


    “一不做，二不休——虽然我感到不对头。后来我挣脱了那个女人，径直向钟跑了过去。开头我打不开门，因为那门上有一团像钢丝绒一样的东西。可是我总算把门打开了，钻了进去。里面又热又黑。我往上进了一个黑洞洞的隧道，一直走到像学校里的那个发电厂，老是在作响发热的机器附近。里面热极了，像是房子着了火。我拔脚就跑，想逃出去。我跑啊跑啊，按理我该累了，可我越跑越觉得轻松。我跑得像飞，飞啊，飘啊，就在市镇的上空飘动，可是我还是在隧道里面。远远的前上方，我看到一点亮光，像坟场上的磷火，越来越亮。我心里知道我得赶上去，要不就不成了。不一会儿我赶上了。哪知道它像一个特大的电灯泡在我眼前爆掉了，把我上上下下都烫伤了。可是又不是烫伤。我好像掉到一个湖里了。湖面上水滚烫，湖底下却是一股股冻得人发僵的冷流。忽然间，事儿完结了，我跑了出来，一看是大白天，挺阴凉，感到一身轻松。


    “我醒来之后打算把这个怪梦告诉我老伴。已经是早上，天快亮了。我两眼直盯着马蒂·卢的脸。她抽疯似的暗淡一边打我、抓我，一边哭，全身哆嗦着，抽搐着。我惊得动也不敢动。她边哭边叫：‘爹，爹，爹啊。’忽然我想起了我老伴。她就在我们身边打鼾。我不敢动，我估摸着一动就是造孽，不动兴许就算不上罪过了，因为这个事是我睡着的时候发生的——虽然有时候有的男人一看到打小辫子的姑娘就以为找到了个妓女——这你们都晓得的吧？不管怎么说吧，我心里清楚：不把身子移开，老太婆会看到我，我可不愿出现这个局面，因为那比造孽还要糟糕。我轻轻地对马蒂·卢说话，劝她安静下来。同时盘算着怎么样既不造孽又能从这种困境里摆脱出来。我差一点儿把她闷死。


    “不过一个男人到了这种地步，就没有法子了，就由不得他了。我拼死想把身子挪开，但是我得一动不动地挪开。我飞也似的暗淡进去，可得一步一步走出来。我得一动不动地移开。我一直在想，想多了我就明白过来了；我的处境向来就是这个样，我的生活差不多一直是这个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动一动刀。可是我身边又没有刀，而且，如果你看到过秋天阉小公猪的情景，你就明白，为了不作孽挨这一刀代价实在太高了。什么事都涌上了心头，七上八下直翻腾，像是在打架。想想我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我倒反而横下心了。


    “情况本来就够糟了，马蒂·卢又按捺不住了。她自己动了起来。开头她想把我推开，我把她按住，这样我就可以不造孽了。后来我慢慢地移开，‘嘘嘘’了两声叫她安静不作声，不要把她妈妈弄醒。这时她一把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原来她并不要我离开。老天在上，说句良心话，我发现自己也不想挪开身子。我当时的感觉——尽管我从那时起一直感到难受——就跟伯明翰的那个家伙一样。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冲警察开枪，最后他们放火烧房子，把他烧死了。我摸不准该怎么办。我们越是扭动，想要分开，越是想呆在一起。于是我就像那个家伙一样，呆着不动了，我得顶到最后。那家伙可能是死了，不过他死之前，一定是心满意足了。我知道我刚经历的事从来没有过，简直没法说。就好像一个爱喝酒的人喝醉了酒，像一个真正圣洁虔诚的妇女被挑逗得一下把衣服脱个精光，或者像一个赌徒输了还要拼命再赌。你被吸住了，即便你想撒手也办不到。”


    “诺顿先生，”我憋得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该回学校了，先生，否则你就来不及约定的会了。”


    他连看也不看我，说了声“得了”，厌烦地挥了挥手。


    特鲁布拉德似乎对着我暗笑，看了看那白人又看了看我，又继续讲了下去。


    “我忽听得凯特大喊了一声，可是我松不了手。她那喊声听了真叫你寒心，好像一个做妈妈的眼看一群野马践踏着她的小宝宝，而她又不能过去救他。凯特的头发竖起来了，像是见到了鬼。她身上的睡衣领口松开了，颈子上的青筋快要暴出来了。那双眼睛，天呀，那双眼睛。我还跟马蒂·卢躺在那木床上，眼睛看着凯特。我虚得动也动不了。她一面叫喊，一面顺手抓住一件东西就扔过来。有的打偏了，有的正好打在我身上。大东西小东西都有。不知什么冷冰冰臭烘烘的东西一记打在我头上，弄得我身上湿漉漉的。又不知什么呼隆隆一声炮弹似的暗淡打在墙上，我连忙把头捂起来。凯特跟疯婆子一样，不晓得在说些什么。


    “‘等一等，凯特，’我叫着说。‘别扔了！’


    “后来我听她住手了，跑到了房间那一头。我扭头一看，天哪，她去拿我的双管猎枪了。


    “她嘴里喷着唾沫，一面推扳机，一面迸出句话来。


    “‘爬起来！起来！’


    “‘嗳，不能啊，凯特！’我说。


    “‘该死的，你的灵魂该下地狱！起来，别趴在我孩子身上！’


    “‘可是，凯特，孩子妈，你听着……’


    “‘不要啰嗦，爬起来！’


    “‘把那玩意儿放下吧，凯特。’


    “‘不放下，起来。’


    “‘那里面装着大号铅弹，孩子妈，大号铅弹！’


    “‘是装了弹！’


    “‘我说，把枪放下。’


    “‘我要把你崩了，让你的灵魂进地狱。’


    “‘你会打到马蒂·卢的。’


    “‘不打马蒂·卢，就打你。’


    “‘那铅弹会散开的，凯特，马蒂·卢要紧！’


    她走了过来，对着我瞄准。


    “‘我警告过你，吉姆……’


    “‘凯特，是做了个梦，你听我说吧……’


    “‘该你听我说——从那里起来。’


    “她把枪一转，我闭上了眼睛。可是没有崩我的爆炸和闪光，倒听到马蒂·卢在我耳朵旁边尖叫：


    “‘妈妈，呜呜呜呜，妈妈！’


    “那当儿，我一骨碌滚开了，凯特一时下不了手。她看看枪又看看我们，像发寒热似的暗淡抖了一阵。她突然把枪往地上一丢，刷的一声快得像只猫，扭头一把抓住炉子上的什么东西，随手就往我身上摔了过来，像是一把尖锹打在我腰眼上。我一下子气都透不过来了。她不停地摔，不停地骂。


    “我抬头一看，啊呀，她手里拿着一只烙铁。


    “我大声喊了起来：‘不要流血，凯特，不要伤人流血啊！’


    “‘你这只贱狗，’她说。‘流血总比下流好！’


    “‘不能啊，凯特，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不要因为梦中的罪孽又造孽流血啊！’


    “‘住口，黑鬼。下流坯！’


    “我觉得跟她讲道理是白费劲了。我就打定主意随她拿我怎么办。我只好接受惩罚，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对自己说，吃点苦头兴许更好。说不定我就该让凯特打。我没有罪过，可是她认为我有罪。我不愿意她打我，但是她以为非打我不可。我想爬起来，可是我虚得动弹不了。


    “我像小孩子冬天把嘴唇粘在冰冻的水泵把手上似的，愣在那里动也动不了。我像只给黄蜂叮得半死的鸟——但是还活着，而且眼睁睁地看着黄蜂把自己叮死。


    “这使我似乎躲在脑袋里，缩在眼睛后面暗暗地瞧着，就像在暴风雨中躲到了挡风墙的背后似的。我往外一望，只见凯特向我冲了过来，后面还拖着样什么东西。我想看看清楚，了解个究竟。我看见她的外衫被炉子刮了一下，露出了手，紧紧攥着一样东西。我猜想是个木柄。可是她拿木柄干啥呢？我看到她正冲着我过来，显得挺高大。她像男人抡十磅雪橇一样挥着手臂。我看见她指节擦伤了还在流血，我看见那木柄勾住了她的外衫，把外衫掀了起来，这样我就看到了她露出的大腿。我看见她皮肤冻得乌青发紫。我看见她弯腰又直起，我听到她嘴里还在哼哼。我看见她不停地挥舞着，我闻到她身上一股汗臭。我看清楚了那发亮的木柄的形状，闹明白了她在用什么家伙敲打我。天哪！这一回我看见被子给钩住了，挑得老高，掉到了地上。跟着我看到一把斧头露了出来，明晃晃的，因为我几天前刚刚磨过。我蜷缩着身子好像又躲到挡风墙的背后去了。我喊道：


    “‘不能啊，凯特——天哪，凯特，不能啊！’”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了，我不由得一惊，抬起了头。特鲁布拉德眼睛呆滞，直愣愣地盯着诺顿先生，似乎要把他看透，几个孩子像是做了错事，停止了游戏，朝着他们的爸爸看。


    “求她一点用也没有，还不如去求能调头的火车头。”他接着说，“我看着那斧头下来了，忽闪一亮。我看见凯特凶相毕露，我端起了肩膀，硬着头皮等着——好像苦苦地等了几万年。我好像等了很久，以往的一桩桩过错都记了起来。我睁开眼睛，又闭起，闭了又睁。我看到斧头正往下落，快得像一头六英尺长的公牛噗地倒在地上。在等的那一阵子，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像泡在凉水里。我看见了，天哪，我是看见斧头下来了。我把头一偏，不偏不行啊。不偏就给凯特完全砍中了。我动了一下。我本来不想动，可我还是把头偏了一下。除了耶稣基督，谁都要闪开的。我只觉得半边脸被砍掉了。像是一块热铅打到了脸上，真烫极了，可是并没有把我烧伤，只是使我麻木了。我躺在地上，心里却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一样兜着圈子奔跑，后来又夹起了尾巴，周身里外都麻木了。我感到脸上的皮都没有了，骨头露出来了。我虽然感到疼痛、麻木，可我更感到轻松。这事我弄不懂，但我说的是实话。为了想多得到一点宽慰，我仿佛打挡风墙后面钻了出来，直向手提斧头的凯特奔去，我睁开了眼睛等她再砍。这都是真话。我要她再砍，我等她砍。我看她眼睛朝下瞪着我，一下抡起了斧头。举过了头，我马上憋住气，可是突然斧头停在半空中不动了，像是天花板里钻出一个人一把把它抓住了。我只见她脸一抽，斧头就往下落了，这次却是落在她的背后，掉在地下。凯特这时候呕吐起来了。我又阖上眼睛等着。我听到她呜咽着，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从门廊上摔到了院子里。她还在呕吐，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了。我再往下一看，马蒂·卢四周都是鲜血。那是我的血，我脸上流的血，我得起来，我慢慢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到外面找凯特。她在木棉树的下面，跪在那儿，哭泣着。


    “‘天哪，我做出了什么事啊！我做出了什么事啊！’


    “她嘴边上挂着绿水，又是一阵呕吐。我去扶了扶她，结果她吐得更厉害。我站在她旁边用手捂着脸，想把血止住，心里在估摸着事情会闹成什么样子。我抬头看着早晨的太阳，巴不得马上会打雷。可是天气挺好，太阳已经出来，鸟儿啾啾地叫。那时候，就是天上闪电响雷，我被电击中了，也不会这么害怕。我喊叫道：‘发发慈悲吧，老天爷！老天爷，发发慈悲吧！’后来我就等着，可是天上一点儿云丝也没有，早晨的太阳还是火红火红的。


    “可是一切照常，什么变化都没有。那会儿我心里很清楚，最倒霉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在那儿愣了半个小时。凯特站了起来，走进屋子，我还呆呆地站在那儿，衣服上沾满了血，苍蝇老叮着我。我也走了进去，想把血止住。


    “我看马蒂·卢摊手摊脚地躺在床上，我还当她死掉了。她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苍白得发灰，呼吸几乎也停了。我要想法帮她，可是我帮不了忙。凯特不跟我说话，甚至连看也不看我，我想她又在盘算着怎么把我弄死呢，可是她没有。她在给一个个小崽子穿上衣服，把他们送到威尔·尼科尔斯家去了。我只好干坐着看，啥也干不了。


    “等她领了几个妇女回来看马蒂·卢，我还坐在那里没有动。没有人理睬我，只是打量打量我，好像我是台新式摘棉机。我难受极了，向她们说明事情是在梦里出的，可是她们斜着眼看我。我一下冲出了屋子，去找传教士，连他也不相信我。他把我赶了出来，说我是他见到过的最坏的人，叫我忏悔自己的罪，求上帝宽恕。我就从他家里出来了，想祈祷，又祈祷不了。我想啊想啊，想得脑子都快炸了。我想我怎么算有罪，又怎么算没有罪。我不吃不喝，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有一天夜里，天还没有亮，我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我开始唱起歌来。我并没有要唱，连想也没有想唱，可就这么唱了起来。我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歌，我猜大概是教堂里唱的什么歌吧。我只知道末了我唱起了伤感的布鲁斯，那天夜里我唱的都是我从没有唱过的布鲁斯，我一边唱着这些布鲁斯，一边认定了一个事实：我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我没法可想，该怎么就怎么吧。我决定回去见凯特，还要见马蒂·卢。


    “我回来之前，人们都以为我逃走了。家里有一群妇女和凯特呆在一块儿，我把她们统统赶了出去，后来又叫小的出去玩，随即把门锁上，向凯特和马蒂·卢讲了我的梦，告诉她们我心里很难过。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啦。


    “‘你怎么不走掉，不离开我们？’这是凯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难道你对我，对这孩子，还没把坏事做够吗？’


    “‘我不能离开你们。’我说。‘我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不该丢开他的家的。’


    “她说：‘不对，你不算男子汉。没有男子汉干你这种事。’


    “‘我还是个男人嘛，’我说。


    “‘出了这种事之后，你准备怎么办？’凯特问。


    “‘出了什么事？’我反问。


    “‘你那可憎的黑子女出世之后，会在上帝面前哭诉你的罪孽。’（她一定是向传教士学会了这句话。）


    “‘出生？’我问道。‘谁生？’


    “‘我们两个。我要生，马蒂·卢也要生。我们两人都要生。你这个卑鄙龌龊的畜生！’


    “这话真使我急死了。我这才懂得为啥马蒂·卢看也不看我，跟谁都不说话。


    “‘如果你还要在家里呆下去，那我就去找克洛大婶来，’凯特说。她说：‘我不愿生个坏种，一辈子让人耻笑；我也不要马蒂·卢遭这个罪。’


    “克洛大婶是个接生婆。虽然听到这个消息我人都发软了，可我还明白我不能让她糊弄我家的女人。那样会罪上加罪。所以我就对凯特说，克洛大婶如果走近这个屋子，管她老不老，我就要她的命。我只能这么干。事情就这样定了。我跑出了屋子，让她们两个呆在一块哭个够。我又想一个人出走，但是这种事情逃是没法逃脱的。你上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再说，事实上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麻烦接着就来了。学校里的黑人跑来撵我，我气死了。我去找白人，他们倒肯帮我忙。这件事儿我弄不懂。我做了一个人在家里能做出来的最坏的事，他们非但不赶我，反而帮助我。他们给我的帮助超过了给其他任何一个黑人的，再好的黑人也没有我得到的多。除了我老婆和女儿不理我以外，我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凯特虽不跟我说话，我打城里给她买回来的衣服她倒也肯要。现在她正在配一副她多年来需要的眼镜。我弄不懂的是：我在家里干出了坏得不能再坏的事，可是日子过得非但没有更糟，反而更好了。学校里的黑人讨厌我，白人倒待我不错。”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种田人。我听着听着，一会儿感到耻辱，一会儿又听得出神。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羞愧，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张紧张的面孔。这样，我就可以不去看诺顿先生。此刻他沉默了，我坐在那儿低头看着诺顿先生的一双脚。院子里，一个嘶哑的女低音在吟诵赞美诗。孩子们的声音在嬉笑的谈话中更响了。我弯着身子坐着，闻到了炎热的阳光中木头燃烧的焦枯味。我盯着眼前的两双鞋。诺顿先生的是一双白鞋，沿了黑边，一看就知道是定做的，和种田人的那双粗皮厚底靴一比，他那双就像高级手套一样雅观、精致。后来，不知谁清了清嗓子，我抬头一看，发现诺顿先生一声不响，两眼直瞪瞪地凝视着吉姆·特鲁布拉德的眼睛，我吃了一惊，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神色可怕，那双发亮的眼睛像火似的暗淡审视着特鲁布拉德的黑脸。特鲁布拉德不解地看着我。


    “听，这些小崽子，”他局促不安地说，“在玩‘伦敦桥倒塌’的游戏呢。”


    有什么我捉摸不透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得请诺顿先生起身。


    “您感觉可好，先生？”我问他。


    他视而不见地看着我，说：“好？”


    “是的，先生。我是说，我想是下午开会的时间了。”我赶紧补充说。


    他茫然地看着我。


    我又问他：“您的身体真的还好吗，先生？”


    “也许是天太热吧？”特鲁布拉德说。“只有土生土长的人才能受得了这样的炎热。”


    “也许是天热的关系，”诺顿先生说。“我们还是走吧。”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眼睛还是牢牢瞪着特鲁布拉德。他打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摩洛哥皮夹，镶有铂金边的小画像也一齐掏了出来，不过，这次他没有去看。


    “给，”说着，他递上一张钞票。“请收下，替我给孩子们买点玩具。”


    特鲁布拉德目瞪口呆，伸出颤巍巍的手接过了钱，眼睛都湿了。那是一张一百美元的大钞。


    “走吧，年轻人，”诺顿先生的声音低得跟耳语似的。


    我走在他前面，替他打开了车门。他踉踉跄跄地爬进了汽车，我还扶了他一把。他仍然面如死灰。


    “开车，离开这儿，”他突然一阵狂怒。“马上走！”


    “是，先生。”


    我赶紧发动汽车，看见吉姆·特鲁布拉德还在频频挥手。“你这个杂种，”我低声骂道。“你这个孬杂种！你倒是捞到了一百美元大钞！”


    我把车子掉了头，准备往回走了，我看到他还站在原处。


    突然，诺顿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得喝一点酒，年轻人，喝一点儿威士忌。”


    “好，先生。您现在感觉可好，先生？”


    “有点发晕，不过，喝点儿酒……”


    他的声音渐渐低得听不到了。我觉得胸口发凉。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布莱索博士一定要责怪我。我连忙踩油门，心里在琢磨什么地方可以给他弄到威士忌。去镇上不行，那得走好长时间。只有一个地方，金日酒家。


    “几分钟就可以给您弄到了，先生，”我说。


    “尽快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