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子，向镇子方向去了。远望前方的锯齿形的群峰，在晴朗的黎明中全都变成了黑色。他的马蹄声清脆，还没有等他跑到长着青草的街道拐角处，前方就有蒙面歹徒四散而去。狗在花园围墙背后狂吠；雪山的无色寒光似乎洒在了支离破碎的路面上，洒在了百叶窗紧闭、屋檐被毁的房子上，洒在了房子前面壁柱上灰泥剥落后留下的疤痕上。拂晓的晨光在广场周围的拱廊下与黑暗进行着搏斗。广场上，没有农民把农产品放在市场上叫卖；没有摆放在矮木凳之上、大布伞之下、鲜花点缀的水果堆和蔬菜堆；没有农民、妇女、儿童、载着重物的驴子的快乐喧闹。在巨大的广场上，散布着几小堆革命分子，这些人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全都望着林康的方向，盼望看到新的动静。当查尔斯·古尔德走过其中最大一堆人的时候，那堆人用充满恶意的语调齐声高喊：“自由万岁！”


    查尔斯·古尔德骑马进入了他家的拱门。在院子里，地上到处是稻草，蒙汉姆医生手下的一名年轻助理，坐在地上，背靠着水井的边缘，在认真地弹吉他，两个级别更低的女孩，站在那助理面前，轻移脚步，摇晃着手臂，哼唱着一首流行歌曲。


    大多数在两天的骚乱中受伤的人都被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给接走了，但院里还坐着几个，他们随着音乐不时摇摆着缠着白绷带的脑袋。查尔斯·古尔德下了马。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面包房里出来，接过马缰；那医生助理慌忙想把吉他藏起来；那两个姑娘一点都不害羞，微笑着向后退了退；查尔斯·古尔德向楼梯走去，望见在院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另一伙人，一名妇女跪在一名受致命伤的搬运工身旁；她一边快速低声做着祈祷，一边努力把一片橙子塞入那临死的人逐渐僵硬的嘴唇中间。


    残酷得无法逆转的形势摆在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前，虽然他们苦难深重，却又很轻浮，什么都无法使他们改变这点；他们为能永久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残酷地浪费许多人的生活和生命，但都无济于事。与德科德不同，查尔斯·古尔德无法在这幕悲惨的闹剧中扮演一个轻松的角色。他凭自己的良心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悲惨了，丝毫没有闹剧的成分。他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他实在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欣赏面前这幕可憎的幽默，因为他为人处世太实际、太理想，而马丁·德科德却可以，因为他是个富于幻想的唯物主义者，能够用冷漠的怀疑主义眼光看问题。在失败的时候用良心去做妥协，他觉得这比丑恶更加丑恶，这点我们都有同感。虽然他心里有想法，但由于他沉默寡言，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想法；但古尔德矿暗中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他斜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想到，他本该早就知道里比热党人的政治纲领根本实现不了。矿山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为了矿山的日常运作，他不得不用尽心思去行贿，这让他感到厌恶。他跟他父亲一样，不愿被人劫掠。被劫掠让他恼怒。他确信，除非有更重要的理由，支持何塞先生的改革愿望是有好处的。他跟他的叔父一样投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他叔父的长剑就挂在他书房的墙壁上，他叔父当年参战是为维护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与叔父的武器不同，他的武器是矿山的财富，它的杀伤距离更远，更诡秘，一片装着黄铜护手的普通钢片是无法与之媲美的。


    但挥舞这种武器的人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用财富制成的武器是一把由人类的贪婪和痛苦构成的双刃剑，而且这把剑还被浸泡于各种自我纵欲的恶习中，就如同曾经浸泡过多种毒药混合液的毒剑一样，每次挥舞这把剑都会散发出毒素，随时有可能伤及舞剑者本人。如今他别无选择，只能使用这种武器了。但他下定决心，一旦有人想从他手中夺走它，他就把它打碎。


    最后还有一点，由于他父母是英国人，他又在英国受的教育，他把自己看作来科斯塔瓦那冒险的外国人，或者说是应召去外国冒险的外国军团的后裔，所以他就应该在革命战争中获利，就应该去发动革命，就应该信仰革命。由于他的人品正直，所以有一种冒险者的从容精神世界，在道德评判上比较偏爱那些需要冒险的行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把整个圣托梅山炸上天，把它从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抹掉。他能下如此大的决心，不仅表明他性格中有坚韧的一面，还表明他后悔自己对婚姻不贞，因为妻子不再是他唯一的情人。此外，还能看出来他身上有他父亲的那种喜欢幻想的毛病，以及一种宁可向弹药箱里扔进去一根点燃的火柴，也不愿拱手交出自己的船的海盗精神。


    在楼下的院子里，那个受伤的搬运工断气了，身旁的妇女立即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不仅出乎意料，还非常刺耳，其他伤员都坐立起来。助理医生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手里还抓着吉他，睁大眼睛朝她的那个方向看。那两个守护着自己受伤亲戚的女孩——分别坐在病人的两旁，伸直了腿，嘴里叼着长长的香烟——相互会意地点了点头。


    查尔斯·古尔德从栏杆向下看，看到三个人穿着庄重的黑色长礼服、白衬衣，戴着欧洲式的圆边帽，从街上走进院子里。三人中有一个高个子，他的头和肩膀都比其余两个人高，走在最前面，非常引人注目，此人就是胡斯特·洛佩斯先生，陪着他的是他两个朋友，这两人都是议会的议员。他们大清早就前来拜访圣托梅矿长。此时，他们也看到了矿长，并急忙向他招手，然后像游行一样上了楼梯。


    洛佩斯先生的样子很令人惊讶，因为他把残破的胡子全都剃光了，此举使他的仪表威严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虽然此时仍然不算被占领，但查尔斯·古尔德已经注意到这个男人的举止有不当的地方。他的伙伴显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其中一人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另一个的眼睛迟钝地看着走廊地板上的方砖，而洛佩斯先生站在略靠前的位置上，正在大声训斥圣托梅矿的矿主。他坚决要求必须遵守仪式。新省长来的时候，市政委员会、商会均要派代表去拜访，地方议会按规矩也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议会制度的存在。洛佩斯先生建议卡洛斯·古尔德先生应该加入这个议会代表团，因为他是本地杰出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里有突出的地方，名声也非常好。官场如战场，官场礼节不能不重视。只有接受既成事实，才能给议会制度留一条生路。洛佩斯先生的眼神迟钝；他信仰议会制度——在空旷的大屋子里，他低沉的说话声越来越缺少自信，最后就好像变成了某种笨重昆虫的低沉嗡嗡声。


    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来，手臂靠着栏杆，耐心地听着。虽然他几乎被地方议会主席的焦虑的目光所感动，但他仍然微微摇了摇头，表示拒绝。查尔斯·古尔德的政策不许圣托梅矿参与任何官方活动。


    “先生，我建议你待在屋里等着自己的命运。你没有必要主动把自己交给蒙泰罗。正如胡斯特先生所言，顺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方是佩德里托·蒙泰罗，你没有必要特意表示你全部的顺从。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政治生活缺少分寸。不高声表示赞许就是非法的，就要用残暴的手段进行惩罚——先生，那是不会有稳定和繁荣的前途的。”


    看到面前的这几张脸上的忧郁和迷惑，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惊异和焦虑，查尔斯·古尔德不再继续说了。他很同情面前的这几个对他表示出某种信任的人，但杀戮和掠夺正在这片土地上蔓延，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说辞似乎仅是空泛的饶舌。洛佩斯先生咕哝道——


    “卡洛斯先生，你是想不管我们了……但议会制度……”


    他无法摆脱悲伤。他用手蒙住了眼睛。查尔斯·古尔德害怕空泛的饶舌，没有答应对方的要价。他用沉默回敬了对方隆重的鞠躬。他用沉默寡言作保护伞。他知道对方是想把圣托梅矿的影响力拉入自己的阵营。他们想借助古尔德采矿权这把保护伞去向胜利者讨好。其他政治团体——镇政府的官员和外国的领事——也都会来找他，谋求他的支持，他们会把他视为本省有史以来最稳定的、最有效的力量。


    医生一瘸一拐地来到古尔德家，发现主人回自己屋了，留下话不许任何人打扰。蒙汉姆医生不急于见到查尔斯·古尔德。他快速给伤员做了一次检查。他花了些时间给他的伤员做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他俯身察看每位伤员，边看还边用拇指和食指抚摸自己的下巴；伤员默默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而他总是默默地用呆滞的目光作答。伤员的情况都不错；当他来到那个死去的搬运工身旁时，却多花了一点的时间，他所看的不是那个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人，而是身旁跪着的妇女，那妇女静静地沉思着，面色僵硬，手捏着鼻子，半睁半闭的眼睛里闪着白光。她慢慢地抬起头，用单调的声音说——


    “他干搬运工时间不长——就几周。他求监工好几次，监工才答应了他。”


    “那个大监工不归我管。”医生咕哝道，然后走开了。


    医生上了楼，向查尔斯·古尔德的房门走去。可到了门口，他犹豫了；他摸着门把手却没有拧，只是耸了耸自己那高低不平的肩膀，然后转身沿着走廊偷偷地寻找古尔德夫人的闺房去了。


    莱昂纳达告诉他夫人还没有起床。夫人让她照看那两个从意大利客栈来的姑娘。莱昂纳达把她俩带到自己的房间。那个金发的姑娘哭着要自己睡，但那个黑发姑娘——姐姐——还没有闭上眼睛睡着。她坐在床上，把被单拉到下巴底下盯着看，就好像是个小巫婆一样。莱昂纳达不同意让维奥拉家的孩子住在这栋房子里。她用冷漠的腔调说这番话，并询问他俩的母亲是否已经死了。至于夫人的情况，她肯定是睡着了。自从她在夫人房间看到安东尼娅小姐离开后，她就没有听到夫人的房门里再有声音。


    医生从沉思中惊醒，让莱昂纳达立刻去叫醒女主人。他蹒跚地走到客厅去等古尔德夫人。虽然他很疲惫，但兴奋得坐不下来。此时，大客厅里空无一人了，但就是在这间大厅里，他的那颗遭遇了多年的贫乏和不得不默默忍受众人的白眼的心灵获得了新生。他一瘸一拐地在椅子和桌子中间漫步，最后终于把古尔德夫人等来了。她穿着拖鞋，急匆匆地走进了客厅。


    “你知道我从来不同意把银锭运走。”医生一张嘴就这样说。接着，他描绘了他和米切尔船长、总工程师、老维奥拉在索蒂略指挥部的冒险经历。由于医生对这次政治危机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所以他觉得运走银锭似乎是个不理智、不吉祥的举动。这就好像要打仗了，可将军却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最后的部队派遣走了。银锭应该藏在一个好提取的地方，当古尔德矿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能提取出来规避危险。矿主所采取的行动，就好像这座矿山的巨大财富是在依靠廉洁的方法和对社会有用的理念上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实际上只能采用一种方法。古尔德矿多年来一直受敲诈勒索。这是个令人作呕的过程。他知道，查尔斯·古尔德已经厌倦了，所以才放弃老办法转而去支持希望渺茫的改革计划。医生不相信改革能救科斯塔瓦那。如今必须恢复老办法了，但会遇到困难。困难之一是矿山的财富会引发贪婪。困难之二在与腐败划清道德界限时会引发不满。那是失败后的惩罚。他现在心里有一点感到不安，那就是正当坦率地恢复使用老办法是唯一机会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似乎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软弱了。就是因为听信德科德的荒唐计划，所以才落入这种不利的局面里。


    医生举起双手，大叫道：“德科德啊！德科德！”他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走着，脸上带着一丝愤怒的微笑。他的脚踝许多年前受过重伤。当时在斯特玛尔塔的一个城堡里，几个军人受命组成一个调查组对他进行调查。对这几个人的任命是夜深人静时突然由古兹曼·本托宣布的，他当时愁眉不展，眼睛里闪着凶光，说话声音像暴风雨。这位老暴君很多疑，有一次他突然变得疯狂起来，把这几个人招来训话，他语无伦次，除了要求这几个人忠诚之外，还诅咒了他们，并发出了可怕的威胁。那城堡在一座小山上，里面已经关了不少囚犯。调查组的任务是发现谁在阴谋对抗他这个国民大救星。


    调查组非常害怕狂乱的暴君，于是调查过程变得既草率又残忍。这位国民大救星不习惯于等待。调查组必须挖出一个阴谋家来。从此，城堡的院子里响起脚镣的叮当声、揍人声、呼喊痛苦声；这一伙人都是高级军官，他们拼命工作，相互隐瞒自己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特别是不想让调查组的书记贝龙神父知道。贝龙是军队的神职人员，当时是国民大救星的密友。神父身材高大，圆肩膀，外表不整洁，平顶脑袋上长着浓密的头发，面色黑黄，浑身软乎乎的肥肉，中尉军服的正面沾满了油渍，左前胸用白布绣着一个小十字。他有个沉重的鼻子，嘴唇向下垂。蒙汉姆医生至今还记得他，而且竭尽全力想把他忘掉，但忘不掉。古兹曼·本托让贝龙神父加入调查组，此举显然有个目的，就是希望贝龙神父能用文雅的热情在工作上帮助调查组的成员。蒙汉姆医生无法忘记贝龙神父的热情，或他的那张脸，或他用无情单调的声音说的那句话“你现在能坦白了吗？”


    回忆过去没有让医生发抖，却让他变成了一个被有社会地位的人看不起的人，一个不讲公共礼仪的人，一个介于聪明的流浪汉与名誉不佳的医生之间的人。但在有社会地位的人中，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足够细腻的感情去理解蒙</a>汉姆医生的内心世界，他们不理解这位圣托梅矿的医务官在回忆军人神父贝龙时，在内心会产生怎样的精神痛苦和多么逼真的画面。虽然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蒙汉姆医生坐在圣托梅峡谷医务室里，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贝龙神父。他总是在晚上想起神父，有时是在睡梦中。在这样的回忆之夜，医生借着蜡烛的灯光等待着天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踱步，眼睛盯着自己的光脚板，双臂紧紧地抱拢着自己的身体。他仿佛看到了贝龙神父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的一端，桌子后面露出一排军事调查组成员的脑袋、肩膀、肩章，他们咬着羽毛笔，满脸轻蔑且不耐烦地听着囚犯呼天唤地般对自己无辜的证词。最后，贝龙神父大叫道：“听这些可怜的废话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让我带他出去走走。”在两个士兵的带领下，贝龙神父跟着脚镣叮当作响的囚犯走出门外。像这样的插曲曾发生在许多囚犯身上，而且不止一次。囚犯回来后，贝龙神父便会宣布，这个囚犯准备好坦白了。他在宣布时，身体向前倾着，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暴饮暴食者刚吃完大餐后的懒洋洋劲儿。


    由于缺乏传统的审问工具，神父的审问天赋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在世界史上，人从来不缺少给同胞制造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办法。调查组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他们的折磨囚犯的热情越来越复杂，能很快地改进早期的独创方法。但原始人肯定不是特意发明了折磨人的方法，他们是懒散的，心地纯洁的，仅在必要时，会丝毫不带恶意地用石斧猛砍邻居的脑袋。最笨的可能是用话去骂人，或是诽谤人。一段绳索和一截木棍，或几支步枪外加一根牛皮绳，甚至用一根硬木棒槌抽打一个靠手指或关节悬挂起来的人体，这些都能给人带来最剧烈的折磨。医生是个很顽固的囚犯，就因为这个“坏脾气”（贝龙神父这么称呼医生），迫使医生屈服的过程不仅非常残酷，而且很全面。这就是他为什么走路那么瘸、肩膀那么歪、脸上的疤痕那么深的原因。最后，他终于坦白了，而且坦白得非常全面。有些晚上，当他在房间里踱步的时候，羞愧和恼怒会使他咬牙切齿，他很奇怪自己在感到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真理、荣誉、自尊、整个人生变得一文不值。


    他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贝龙神父趁着自己因无法忍受的痛苦而精神恍惚的时候，以令人感到可怕的方式不断重复一句意思非常清晰的话，“你能坦白了吗？”这是他无法忘记的。但这仍然不是最难过的情况。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在街上遇到贝龙神父，蒙汉姆医生肯定仍然会在他面前战栗的。这种可怕的可能性如今不存在了。贝龙神父已经死了；但他的那种令人作呕的不屈不挠，让蒙汉姆医生不敢正视任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蒙汉姆医生变成了一个鬼魂的奴隶。他无法带着贝龙神父的影子回欧洲去。当蒙汉姆医生被迫向军事法庭坦白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找机会免除死刑。他想死。他半裸地躺在监禁室湿漉漉的土地上长达数个小时，而且是一动不动，这使得他的同伴蜘蛛早就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架起了蜘蛛网。为了安慰自己那颗悲伤的心灵，他敏锐地推断到，他所坦白的罪行已经足够被判死刑的了——他们真不该让他活这么长时间把故事讲完。


    就好像是残忍也有文雅之处，蒙汉姆医生被遗弃在那像坟墓般黑暗的监禁室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好让他慢慢地腐烂。无疑，那些人是希望他在执行死刑前自己死掉；但蒙汉姆医生有铁一般的体格。结果古兹曼·本托先死了，不是被反叛者用匕首刺死，而是死于中风。此后，蒙汉姆医生很快就被释放了。借着蜡烛的光亮，他的脚镣被砸开了。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黑暗之后，蜡烛的光亮刺痛了他的双眼，他不得不用手盖住脸。他站了起来。他的心跳得飞快，因为他害怕自由。他想走几步，但脚下轻飘飘的，脑袋发晕，他再次跌倒了。有人塞给他两根木棍，并把他推出了走道。这时已经是黄昏；院子周围办公室的窗户里闪着蜡烛的灯光；仰望黄昏中的天空，他感到头晕目眩，那天空太巨大了，太耀眼了。他骨瘦如柴的肩膀上披着一件薄薄的斗篷；破烂的裤子掩盖不住膝盖；头发长了18个月，颜色呈暗灰，僵硬地下垂着，盖住了他消瘦的面颊骨。当他拖着脚步走过警卫室的时候，一个在门外懒洋洋地站岗的士兵，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爆发出奇怪的大笑，并把一个破草帽罩在他头上。蒙汉姆医生踉跄了几步，继续走自己的路。他先是移动一根拐棍，再移动那条受伤的腿，接着是另一根拐棍；剩下的那只腿只能跟着迈一小步，他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很费力，仿佛是太沉重了难以移动；此外，他披着的斗篷下的那两条瘦腿，不比他手里的拐棍更粗。一阵阵战栗，摇晃着他弯曲的身体，摇晃着他残废的四肢，摇晃着他瘦得只剩下骨头的头颅，摇晃着他戴在头上的那顶破烂墨西哥草帽的圆锥形的帽冠，摇晃着那墨西哥草帽架在他肩膀上的宽大的边缘。


    就是这副模样，蒙汉姆医生获得了他的自由。他的这副模样，似乎把他冻结在科斯塔瓦那这片土地上，而且永远也不得融化，就好像是一个可怕的新物种产生了，他被深深地植入了国民的生活，无论他曾取得过何种成就、荣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变得不再像个欧洲人；因为蒙汉姆医生为自己的不雅观树立起了一个理念。理念这个东西，非常适合于军官和绅士。蒙汉姆医生在出狱去科斯塔瓦那之前，是步兵团的外科医生。树立理念，不需要生理学规律或合适的理由；但这不意味着理念是愚蠢的。理念是简单的。一种行为规范，如果只包括严格不许做的事，那必然是简单的。蒙汉姆医生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严格的看法；这就是一个理念，虽然其中包含了许多夸张了的希望端正自己的感情成分。他的理念是有力的、有影响的、持久的，所以非常具有忠诚的特征。


    蒙汉姆医生的本性中存有大量的忠诚。他把自己的忠诚都给了古尔德夫人。他觉得她值得拥有自己所有的忠诚。在他内心深处，圣托梅矿的繁荣让他感到一种令人恼怒的不安，因为圣托梅矿的扩张彻底地夺走了她心灵的平静。科斯塔瓦那不适合她那样的女人。真不知道查尔斯·古尔德想什么，竟然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这简直是无耻！医生一直都以阴郁、冷漠的眼光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可悲的历史赐予他的。


    既然忠诚于古尔德夫人，就不能不考虑她丈夫的安危。医生力求在危机关头赶回镇子，因为他不信任查尔斯·古尔德。他认为查尔斯沾染上了革命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他那天早晨一边痛苦地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一瘸一拐地来回走着，一边用既悲伤又气恼的腔调大声呼喊：“德科德啊，德科德！”


    古尔德夫人的面颊微红，眼睛闪着光芒，冷静地思考着眼前突然爆发的巨大灾难。她身旁有一张小桌子，她指尖轻轻地放在桌面上，但她那只胳膊自肩膀以下都在战栗。太阳很晚才光顾苏拉科，那太阳从伊格罗塔山脉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后的高空上，把其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抛洒下来精致的、柔和的、呈珍珠灰色的光线，使镇子在早晨的几个小时里都布满了棱角分明的大块黑影、炽热的、令人目眩的大块亮光。客厅那三个高大的窗户投射下三个长方形的阳光块；但在如此阳光充沛的情况下，仅一街之隔的阿韦兰诺斯家房子的正面，却在自身的阴影下显得非常阴暗。


    这时门口传来说话声，“德科德怎样了？”


    说话的是查尔斯·古尔德。他俩没有听到他从走廊里走过来。他看了看妻子，然后使劲盯着医生。


    “医生，你带来什么新消息吗？”


    蒙汉姆医生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他说完过了好一会儿，圣托梅矿的矿主仍然看着他，一言不发。古尔德夫人坐在一把矮椅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寂静笼罩着这三个一动不动的人。最后，查尔斯·古尔德说道——


    “你肯定想吃点早餐。”


    他站到了一边，让妻子先走。她在走出门口时，抓住丈夫的手，并把手帕举到眼前。看着面前的丈夫，她脑海里想起了安东尼娅，一想起那可怜的姑娘，她就忍不住地落泪。在擦干净泪水后，她重新回到客厅里的两个男人之间。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正对桌子对面的医生说话——


    “似乎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


    医生表示同意。


    “我看不出能怎样质疑那个可怜的赫希讲的故事。我真觉得他讲得再真实不过了。”


    她凄凉地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一会儿看看这个男人，过一会儿又看看那个。两个男人目不斜视，避免看到她的眼光。医生甚至假装饿了；他抓起刀叉，开始使劲地吃起饭来，就好像在舞台上。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像医生那样做作；他直直地抬起双臂胳膊肘，捻着红胡须的尖——由于胡须太长，那只捻胡须的手怎么也遮不住自己的脸。


    “我对此不感到吃惊。”他咕哝道，停下了手捻胡子的动作，并把一只手放在椅子背上。虽然他看上去很平静，但脸上僵硬的表情表明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感觉这件事表明自己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其中包含了他有意识的企图和下意识的企图。如今必须放弃以往的沉默和矜持了，他一直靠此维系自己的尊严。这至少是不光彩的掩饰行为，但他是被那个假装文明的社会给逼出来的，这个社会与他的理性、正直性、正义感背道而驰。他很像他的父亲。他缺乏嘲讽的眼光。他无法在面对这个世界各种荒谬现象时仍能保持幽默的心情。世上的荒谬伤害了他内在的庄重。他感到可怜的德科德惨死这件事迫使他必须回到台前。除非他不想继续玩这场游戏，否则他必须有所作为——不作为是不可能的。物质利益要求他放弃高傲的态度——也许自己的安全也必须放弃。他认为，德科德提出的独立建国计划并没有随着银锭一起沉入海底。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霍尔罗伊德先生的态度。这位银矿和铁矿的巨头，是带着一股热情来科斯塔瓦那的。科斯塔瓦那变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品；他从圣托梅矿获得了精神满足，而其他人一般都是从戏剧、艺术、冒险运动中才能获得这样的满足感。这是大人物奢侈的特殊形式，这种奢侈不仅符合道德的要求，还能使他获得足够多的虚荣。虽然他是个怪才，但对世界进步还是有帮助的。查尔斯·古尔德觉得，他不仅能准确地理解自己，还能用他俩有共同的热情来欣赏自己。什么都不会让这个大人物吃惊，更吓不着他。查尔斯·古尔德幻想着要这样写一封信给旧金山：“……执行这项计划的头目已经死了或逃跑了；省政府目前看是完蛋了；苏拉科的布兰科党垮台了，这是不可原谅的，但这符合这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巴里奥斯在凯塔毫发无损，可以加以利用。我被迫在这个省公开发动一场革命，目的就是把巨大的物质利益置于永久安全状态，这是唯一能维护苏拉科的繁荣与和平的方法……”这样写很清楚。他出神地盯着面前的白墙，好像刚才那封火一般的信就印在那白墙上。


    古尔德夫人看到他出神的样子感到害怕。家里发生这样的事很令人害怕，因为家里会变得黑暗和冰冷，就好像乌云遮住了太阳。查尔斯·古尔德不时出现走神的现象，这说明有个固定的想法在不断地折磨着他。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一个想法，肯定会变得不理智。即使那个想法是合理的，这个人也会变得很危险；他会不会有可能无情地把灾难带给他的爱人？古尔德夫人看着丈夫的侧面，眼睛中充满了泪水。她似乎再次看到了那个不幸的安东尼娅，她看到了安东尼娅的绝望。


    “如果我们订了婚，而查尔斯又淹死了，我该怎么办？”她仔细想着，内心充满了恐惧。她的心如同结了冰一样寒冷，但他的面颊却红润起来，好像是在葬礼上的柴火堆烧的是她的真挚的感情。她泪如泉涌。


    “安东尼娅会自杀的。”她叫了出来。


    她的叫声立即就被房间里的寂静给吞没了，只产生了一点点奇怪的效果。只有那个侧着脸正在捻面包屑的医生，抬起了头，有几根长头发飘落在他的眉梢上，他这才皱了皱眉头。蒙汉姆医生坦率地想，德科德根本不值得任何女人去爱。想到这，他又把头低下去了，噘了噘嘴，内心中充满了对古尔德夫人的钦佩。


    “她想着那姑娘，”他暗自说道，“她想着维奥拉的孩子；她想着我；想着伤员；想着矿工；她总是在想穷人和可怜的人！可以说查尔斯是被那个可恨的阿韦兰诺斯拖入到这场地狱混战中来的，如果查尔斯失利的话，她将如何是好呢？似乎没有人在为她着想。”


    查尔斯·古尔德仍然盯着墙看，他继续仔细思考着。


    “我要给霍尔罗伊德写信，告诉他圣托梅矿足够大，足以用来试着去建立一个新国家。这个肯定会让他高兴的。他一定能接受这风险。”


    但巴里奥斯真能用得上吗？也许能。但他是远水不解近渴。派船去凯塔行不通，因为索蒂略控制着港口，而且他手里还握有一艘轮船。如今省内到处是民运分子，大草原上的镇子都处于混乱之中，到哪里去找一个能为他成功地把信送到凯塔的人呢？路上骑马要走至少10天的时间；这个人要有勇气和决心，能躲避追捕和谋杀，如果被捕，能忠诚地吞下文件。那个搬运工监工是个合适的人选，但他如今已经不在了。


    查尔斯·古尔德把视线从墙上移开，轻轻地说：“那个赫希可以！他真是个奇妙的人！抱着锚链救了自己一命。真的吗？我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在苏拉科。我以为他一周前已经从陆路回埃斯梅拉达去了。他曾经来找我谈论他的牛皮等生意。我清楚地告诉他不行。”


    “他害怕回家路上遇到赫尔南德斯，所以才没敢走。”医生插嘴说。


    “但有关他的事，我们了解得可能还不全面。”查尔斯·古尔德好奇地说。古尔德夫人突然叫道——


    “不能让安东尼娅知道！不许告诉她。现在不行。”


    “没有人会去通风报信，”医生评论道，“没有人感兴趣。不过，这里的人害怕赫尔南德斯，觉得他是个魔鬼。”他转向查尔斯·古尔德：“还有一件难事，如果你要送信给那个逃犯，你是找不到信使的。赫尔南德斯的地盘离苏拉科有数百英里，这里的人群一听说他活生生烧死俘虏的故事，就浑身战栗。”


    “是的，”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米切尔船长的监工是这个镇子上唯一面对面见过赫尔南德斯的人。考比兰神父雇用了他。他能先打通渠道。很遗憾……”


    他的声音被大教堂的钟声给淹没了。一共三声，一声接着一声，像爆炸一样，然后在深沉、美妙的颤音中消失了。接着镇子上所有教堂钟楼里的钟、修道院里的钟、小礼拜堂的钟，包括沉寂了几年的钟，都一起发出爆炸声。在这可怕的金属吼叫的潮流中，给人一种暴力冲突的暗示，古尔德夫人的面颊都被吓白了。巴西利奥坐在桌子旁边等候着，吓得龟缩起来，抱着餐具柜，牙齿打着寒战。此时根本听不见别人的说话声。


    “把窗户关上！”查尔斯·古尔德生气地对巴西利奥大叫道。所有的仆人，害怕这意味着大屠杀就要来临了，无论男女，包括那些平素在院子里看不见的人，都争先恐后跑到楼上去了。女人们尖叫着“老天爷救命啊！”她们直接跑进客厅，撞在墙上摔倒，跪在地上，战栗着向前爬行。大门口立即就挤满了目瞪口呆的人头——这个慷慨的大院子里的苦工都跑来了，有马厩工，有园丁，有临时工——查尔斯·古尔德凝视着他家里的这些人，甚至包括看门人。这位老看门人此时已经几乎瘫痪，他那长长的银丝白发垂到了肩膀上：他是查尔斯·古尔德家族的老臣。他还记得亨利·古尔德，那个英国人是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的第二代，曾经担任过省长一职；他曾经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为亨利·古尔德做过多年的贴身男仆；他曾被获准陪亨利·古尔德蹲监狱；他在那个不幸的早晨跟在行刑队的后面；他躲在方济会修道院墙边的一棵柏树后面偷看，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恩里克先生伸出双臂，脸朝下栽在地上。查尔斯·古尔德在几个仆人后面也看到了族长的大脑袋。这时，他又吃惊地看到了几个口中念念有词忏悔着的老太婆，她们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他竟然丝毫不知。她们肯定是什么人的母亲和奶奶了。还有几个小孩，几乎是裸着身体，哭泣着，抓着大人的腿或拉着大人的手。此前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小孩。甚至古尔德夫人的贴身女仆莱奥娜达，也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过去那种做贴身女仆的娇气也不见了，手里拉着维奥拉的两个女孩。桌子上和壁橱里的锅碗瓢盆发出了咔嗒咔嗒声，整栋房子似乎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中摇晃着。